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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璞:阿兰.巴迪欧与詹明信的“断代”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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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編按

1968年,五十年前,美國深陷越戰泥沼,馬丁·路德·金與甘迺迪相繼遇刺身亡。那一年,捷克斯洛伐克大搞「布拉格之春」,一直搞到蘇聯坦克開進布拉格。那一年,全球崇拜已成革命符號的切·格瓦拉。那一年,「六日戰爭」慘敗,馬克思主義的阿拉伯左翼武裝反殖民。那時,全世界青年學生走上街頭,高呼造反有理的口號。

本文關注點不在「五月風暴」事件,而是它帶來的一系列變化。在法國,有兩種「五月之後」,一是簡稱為68後的左翼時期,一種是遺產/遺忘的後現代功業,後者總想埋葬前者。無論如何,五月風暴都不是一段陳年往事,它總在提供著教益。


「現在是前夜」(Cependant c’est veille)。又是蘭波的詩,這一句,來自《地獄一季》中的《永別》,出現在了法國當代哲學家、68分子阿蘭·巴迪歐的《主體理論》(Théorie du sujet)的最後一頁。08年初冬,我和同學一起啃讀這本1982年著作的法文原版,因為那時候連英文譯本都沒有。直到巴迪歐的後期哲學論述尤其是《存在與事件》產生巨大理論影響之後,人們才重新發現了作為早期著作的《主體理論》。和《邏輯的反抗》一樣,這又是一部經歷過遺忘又重新得到重視的「五月之後」思想試驗之作。《主體理論》以巴迪歐的講座為展開形式,第一講是1975年一月,最後一講是1979年六月,而前言則寫於1981年七月。時間跨度正好和《邏輯的反抗》相重合。我曾在《主體理論》的中文書評(〈 七十年代:政治消逝的時刻〉,《書城》2010年八月)中強調,那是一個「政治消逝的時刻」;從上篇文章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七十年代末是五月的真正終結。是的,根據巴迪歐的哲學,真正的政治必然有其消逝,「所有的主體都是政治性的,因此只有很少的主體,很少的政治」(法文版46頁)。

「現在是前夜」。當巴迪歐引用蘭波作結的時候,他針對「五月」的消逝所要表達的並非絕望和虛無,而是一種歷史的沉重,「身處前夜的耐心」。法國重要出版人Eric Hazan在2008年採訪巴迪歐時就請他回憶七十年代法國毛派的錯綜歷史及其消散。當被問到為甚麼當年的許多激進分子今天都變成了支持薩科齊的極端保守派時,巴迪歐有力地回答,因為有許多「毛派」在七十年代初認為革命很快就會成功,自己很快就會掌權,他回憶起一位左翼領袖在退出之前對他說,「這個國家很平靜」。他對這些「雄心勃勃的人」的「叛教行為」以及「叛變」之後的不甘寂寞一點都不意外。但對巴迪歐來說,忠實於「五月」意味著「萬里長征」和繁重的工作,有信心、不自欺,對抗各種去政治化的虛無,而又不把自己變成時代的激情「質料」。這種對主體性的要求,和洪席耶以激進平等為基礎的主體性理論相比,顯出不同的質地,有別樣的歷史感。因此,我在此不再重複在當年書評中已有的介紹和概述,而想聚焦在這本五月之後著作中的一個概念:斷代。

對於巴迪歐,斷代絕非歷史編纂的一般操作,而是內在於主—客觀歷史的「力量」(la force),內在於革命主體性的湧現、構造和延續。質言之,斷代就是主體的歷史充實,對抗著時間的空洞(vide)結構。同時,它意味著一種一分為二的辯證運動,在其中,「進程—主體」(processus-sujet,63頁)。巴黎公社就是這樣一個斷代時刻,它總結了十九世紀的抗爭傳統,這一無產階級對抗國家的主體性又開啟一個新的、尚無答案的歷史過程。到了列寧所領導的十月革命,這一始於巴黎公社的歷史過程得到了「結算的第二次時間」(同上),新的主體性——列寧黨——既是完成,又是新開始。那麼,哪一個事件/時間又會是革命政黨政治這一進程—主體的「結算」(bilan)斷代呢?每一次斷代都打開辯證的雙重時間,既是第二次譜寫,又是臨時性決算(64頁)。

在這一視野下,巴迪歐又是如何回憶「五月」的呢?五月風暴是否就是十月革命之後的又一次斷代?關於五月風暴,親歷者巴迪歐看到了「獨一無二的強化,全新的激進化」,「成千知識青年在工廠的紮根」,以及「這種強化的最起碼的組織形態(appareillage)」。但同時他也看到了「這種強化和這種組織的虛弱的標幟,反抗之中不可克服的稀釋性」(60頁)。顯然,巴迪歐是立足於「五月之後」法國乃至全球現實來表達他對自身歷史的體會的:一面是探索的繼續,一面是政治的消亡。而正如前文提到的,很多人在轉向。是的,政治主體從來是稀少的。

斷代即主體的堅持和忠誠。對甚麼的忠誠?對「事件」。顯然,「五月之後」塑造了巴迪歐的斷代概念,而這一概念又預備了他後來的「事件」理論和「忠誠」倫理學。「事件—主體」是不可估量的時間。巴迪歐對主體性斷代的持續激情來自於他對五月的忠誠和反思。有了這重背景,他在2005年所完成的對「世紀」的另類斷代就不難理解了。他所斷代出的「世紀」是一個短世紀,但也不同於霍布斯邦等歷史學家對短二十世紀的斷代。這個世紀始於十月革命。在一次講座中,巴迪歐曾通俗地說,在他所定義的短二十世紀中,不僅存在著不同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存在著不同的對世界的想像。它的終點劃在哪裡呢?恰是《主體理論》所面對的那個歷史時刻。在《世紀》中他明確表示:「可以肯定,文革(的結束)標誌著一個完整過程的關閉,這個過程的中心物是黨,它的主要政治理念是階級的概念」(《世紀》法文版,93頁)。階級政黨的終結,在他看來,就是「革命世紀」的終結。所以巴迪歐對「短二十世紀」的「斷代」是以「七十年代」作為終點。但回到他最初的斷代概念及其「一分為二」,我們自然會明白,這一終點也意味著一個新的進程:我們必須探索、尋覓、開啟新的「進程—主體」。對有些人來說,「五月之後」是幾個月或幾年,對巴迪歐來說,「五月之後」還在繼續,可能是幾十年甚至幾世紀。

巴迪歐和洪席耶對主體性的不斷闡發說明他們分享並堅持著五月風暴的遺產,但兩人的思想面向又明顯不同。一面是打破分工和感知差別的平等,一面是對事件—進程的忠誠。在2008年,我有幸親自向洪席耶請教他和巴迪歐哲學進路上的異同。洪席耶表示,雖然他研究工人史和審美史,但對「斷代」問題並無興趣。他對「事件」和「忠誠」也表達了謹慎態度,因為一旦有這樣的設定,我們就不得不追問:誰可以認定「事件」?又如何來確認「忠誠」?在洪席耶看來,「事件」無法擺脫事後追認的時間差,因而也暗示了一個有特權的追認(「忠誠」)主體,這個主體很可能是哲人—革命家的翻版,他同樣不感興趣。而反過來看,洪席耶的理論激進性則不免讓人聯想到無政府主義。巴迪歐也在不同場合強調過,真正的政治終究是需要具體的組織工作,因此政治的主體也必有其歷史形態。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代表了五月風暴所開啟的思想能量在當代發展出的兩種不同模式。當巴迪歐和洪席耶的理論成為重要理論資源的今日,我們更應細緻地辨認它們在五月之後的軌跡。而如何在兩者之間進行辯證,產生對話,則將是當代理論的持續挑戰。


並非結語:詹明信的斷代和我們

在談到巴迪歐的斷代觀時,美國學者Eleanor Kaufman曾把他的「短世紀」和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的「漫長二十世紀」加以對比。阿銳基的斷代以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週期為依據,在Kaufman看來更接近傳統「馬克思主義模式」,而巴迪歐的斷代來自對新主體性的「欲望」,幾乎是以「拉康式」的「真實」為意旨。通過這一對照,巴迪歐的斷代與歷史唯物主義的不同昭然若揭。那麼,基於馬克思主義辯證史觀的六十年代斷代,又會來自於誰呢?

Kaufman的文章中也對比了巴迪歐和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因為作為文化馬克思主義的代表,詹明信繼承了盧卡奇等人所開創的文化總體批評的「斷代思想」。詹明信的豐贍著述中充溢著斷代的能量。比如,詹明信最著名的後現代主義文化論,就建立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斷代之上。再比如,他曾提出假說,認為一切現代主義文藝都誕生在現代化已然開始但尚未完成的過渡階段。更具體舉例的話,在這一假說之下,蘭波(又是蘭波!)的爆發性寫作則是資本主義進入全球帝國主義的過渡階段的詩歌—語言表徵。在「歷史終結」的後冷戰語境之中,這種總體性斷代飽受非議,而詹明信在《單一的現代性》(A Singular Modernity)中回應:「我們不可能不斷代」。這裡的「不可能不」看似說的是一個方法論技術問題,但其實還是指向辯證史觀的內在必要性。要把我們自身的存在歷史化,就必須斷代。而正是這位文化斷代的批評家,寫作了〈 六十年代斷代〉(Periodizing the 60s)一文。

〈六十年代斷代〉發表於1984年,這又是一篇六十年代文化政治落幕之時的臨淵回眸之作。該文收入於一份當年的特刊專輯之中,總題為《六十年代,不辯解》(The 60s Without Apology),後也出版成書(部分章節,包括詹明信的文章,已譯為中文,在1999年出版為《六十年代》一書)。「不辯解」的標題本身就說明了「六十年代」的文化政治遺產在當時已經遭到改寫、誤解乃至污名化。這一專輯當然以美國的六十年代為中心,但也涵蓋了全世界範圍內同期的各類左翼運動。所涉及的題目有美國左翼傳統、民權運動、女性主義運動、黑人武裝鬥爭、法國68、理論變革、學生反叛、流行文藝、反殖民鬥爭、第三世界等等,也有親歷者的回憶文章和論爭。作為專輯的總序言之一,詹明信的「斷代」文章既不願成為「懷舊的紀念」,當然也拒斥 「慘兮兮的公共懺悔」(Periodizing the 60s,見The Ideology of Theory: Essays 1971-1986, Volume 2. Syntax of History, 178頁),而尤其彰顯一種總體性的反思視野:對+六十年代的斷代,也正是因為六十年代本身內在地提出了斷代的難題性。我想以這一斷代來結束本文,並不是視其為指歸,而是希望為「五月之後」的討論提供又一個宏闊、複雜又有待爭議的參照系。

我以為,詹明信的斷代的第一個特點是其全球性。今天「全球六十年代」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廣為接受的斷代說法,而且成為了西方學界中政治史和文化研究的一門不大不小的「顯學」。六十年代的全球性這一問題的提出,正可以回溯到詹明信1984年的這一次介入。這裡的所謂的「全球性」絕不能和資本主義的「全球性」(世界資本體系)相混淆。六十年代之所以是全球的,是因為它的「諸多開端」都來自於「第三世界」的崛起(180頁),這一點也是詹明信首先強調的,當然也會立刻讓我們聯想到上篇文章中談到的五月風暴的第三世界主義。而隨著「第三世界」的崛起,全球各地的激進社會運動產生了以往不可思議的聯動性和組合性。在資本主義中心的運動(比如詹明信所討論的法國、美國情況)和在亞非拉的鬥爭(他特別提到越南戰爭、古巴輸出革命和非洲解放運動)是息息相關的,這也就是詹明信所謂的「他者的政治」。當然「他者」不僅包括第三世界人民,也包括一切被壓抑、在鬥爭的主體:女性、少數族裔、非傳統性向、「文明」之外的「瘋癲」等等。

因此,六十年代的全球性並不是指某種整齊劃一,而是各自具有異質性的運動之間的對視、「經驗學習」和互相交流。這就引發出詹明信斷代的第二大特點——「境遇」。他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沙特的戲劇、文學和哲學風格,他的辯證史觀中也始終包含著寶貴的沙特式境遇之維。詹明信明白,斷代這一概念之所以不受歡迎,是因為它總給人以大而化之、一刀切的印象。但他的斷代卻以六十年代的「境遇」為前提。這一「境遇」內在地提出「何為時期」「何以斷代」的問題。對於境遇和分期,詹明信的簡要回答是:「這裡的『時期』並不是指無所不在、整齊劃一的思考和行動的共同風格或方式,而是指一種客觀境遇的分享,針對這一境遇,一整套不同的創造性回應和創新得以成為可能,但又時時處於這一境遇的結構性限制的內部」(179頁)。不論是政治動盪、青年反文化、法國理論大爆炸、媒介革命與「符號」生產、新美學,還是中蘇爭議、毛派的擴散、美國民權成就和越南遊擊戰法,都是境遇的一部分。詹明信暗示,後結構主義,作為六十年代的成果之一,重視「互文」現象中「隨機的、來到手頭的各種聚陣」所「形成和瓦解的新文本」(193頁),而六十年代的歷史實踐也具有這樣「形成和瓦解」、「重構和錯位」的境遇感。那麼,六十年代之為境遇又是如何閉合的呢?

由此我們就進入到詹明信斷代的第三個、也是最有爭議性的特點:多元決定論和最終決定論的辯證關係。正如他所強調的,多元決定論正是六十年代的核心理論成就,來自於阿圖塞的馬克思主義探索。針對簡單、粗暴乃至庸俗的經濟決定論,阿圖塞所闡發的多元決定論以為,歷史是由許多「半自律」領域或環節互相制約、互相影響又不平衡發展的複雜結構,絕不是經濟這一場域(生產力、生產關係)決定一切。事實上,哪怕是再簡單不過的社會現象都會涉及到幾乎難以窮盡的多元決定。因此,在某些情境和行動中,「政治優先」,「文化起決定作用」,「邊緣反制中心」都是大有可能的。五月風暴發生在資本主義的穩定核心區,落後殖民地爆發社會主義運動,這樣的新境遇都應從多元決定論來理解。可以說,多元決定論是思想和實踐的雙重解放。

但是,這是否意味著最終決定因素並不存在呢?在談到六十年代的「逝去」和「失敗」時,詹明信不動聲色地恢復了恩格斯晚年的一個概念:「最終決定因素」(ultimately determining instance)。詹明信認為,要清醒理解六十年代的遠去,我們必須回到「最終決定因素」,承認經濟就是「最終決定因素」。他對六十年代的斷代,以「最終決定因素的回歸」為結點。資本主義及其世界體系的「長波浪」發展週期在此被用來解釋一個創造性革命爆發「短週期」的結束。在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開始上升,跨國資本主義消化了第一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第三世界的底層反抗。「他者的政治」變為身份政治。詹明信提到美國大眾在美軍撤離越南後的心態內轉,不再關心世界,沉入個人主義日常生活(詹明信所說的當代個人主義是指「佔有式個人主義」)。而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也提到第三世界在法國話語中的消失,亞非拉淪為了「苦難」的鏡頭能值和「慈善」的資助物件,不再具有及物性和相關性。回到斷代,詹明信認為反思六十年代的境遇,必須有「客觀必然性」的維度:「六十年代只能這樣發生,它的機遇和失敗不可分解地糾纏在一起,帶有一個特定歷史境遇的客觀局限和客觀敞開的印記」(178頁)。

當詹明信近乎冷血而又異常堅決地祭出「歷史是必然的」(History is Necessity)這一大寫命題時,他就和洪席耶、巴迪歐形成了看似不可調和的對照。然而,在本文結束時,不論洪席耶的拒絕斷代、巴迪歐的主體性斷代、詹明信的決定論斷代,都應被看作「五月之後」留給我們的思想財富,都構成了我們和六十年代的最終聯繫。這就又回到了戈達爾電影的臺詞:「每個人必須成為自身境遇的歷史學家」。我們要成為自己的歷史學家,也必須穿越遺忘和改寫的迷霧,必須重新置身於同那一境遇的歷史聯繫之中。當代社會的命運是否還是「五月之後」的某種結果?我們和「五月之後」的最終聯繫,不管多麼稀薄和脆弱,是否具有開啟新主體性的可能?我們是否有能力、有條件重新斷代?

原標題|五月之後:六十年代「再斷代」

轉載自|保馬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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