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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回忆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针上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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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大力纠“左”

  1971 年发生“ 9.13 事件” , 林彪机毁人亡以后 , 中国政局面临一个转折点 , 形势十分微妙。

   “文革”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打倒刘少奇 , 确立林彪作为毛主席的副手的地位,这在当时被宣传为保证中国不变色的伟大措施。刘少奇被指责为中国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刘少奇则反对毛主席,他们都是“修正主义者”。林彪是一贯拥护和紧跟毛主席的,他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把毛泽东的红旗举得“最高最高”,对毛泽东著作学得“最好最好”,把毛泽东思想用得“最活最活”。这样的人当然是最值得毛主席信任的。 1969 年的九大,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毛泽东可以放心了。“文革”接近尾声了。

   正在这时,“ 9.13 ”事件象晴天霹雳,把林彪的神圣形象击得粉碎 ; 不但如此,它还对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提出了质疑。刘少奇千不好万不好,还没有发展到要谋害毛主席的地步啊 ! 如果“文革”折腾了这么多年,只是为了让林彪这样的大坏蛋当权,那么“文革”是不是失败了 ?

   群众在震惊之余,普遍觉得,毛主席挑选林彪作接班人是错了,当初挑选周总理就好了,虽然他们嘴上不敢这样明说。

   深居中南海的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

   林彪叛党叛国的第一个结果是九大正式确立的毛林体制的解体。

   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的是林彪。本来,按照惯例还应该有一个修改党章报告 ; 如果要作这个报告的话,这个人理应是周恩来。然而九大的议程中只有“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却没有修改党章的报告。九大党章草案对早先的党章的修改是很大的,但有关修改党章的一些问题,只是在讨论时由康生作一个发言来加以解释。可是到 1973 年的十大时,又恢复了修改党章报告的议程 ; 这一回是由王洪文来作这个报告了。可见,九大没有修改党章报告只是不想突出周恩来。表明这一点的另一件事是 : 在九届一中公报的政治局名单中,周恩来排名第四,在陈伯达之后 ; 这是因为在毛泽东和林彪之后,就按姓名笔划为序了。这种做法以前是没有的。

  1970 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被清除后,周恩来排名第三了。 9.13 事件以后,第二号人物林彪的名字消失了,周恩来上升到第二位。毛泽东会感到他过去认错了人,转而让周恩来作他的接班人吗?  

   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过去的一些做法似乎有悔悟之意。 1971 年 11 月 14 日,他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 1972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追悼会,并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6 月 8 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说 : 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8 月 14 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语,说邓小平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为邓小平的复出开了绿灯。年底,毛泽东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的来信作了批示,要求“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

   毛泽东也显得很信任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转机。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一直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极左的 ; 现在,以陈伯达和林彪集团的垮台为契机,他加大了纠左的力度。 9.13 事件后不久,周恩来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对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毋右思想提出严肃的批评。他抓住毛泽东作了批示的机会,采取有力措施,使相当一批老同志恢复了自由,得到医疗照顾和妥善安置。 71 年底到 1972 年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个会议的《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其中提出要整顿企业管理,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接着,中央又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农村存在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要求各地不要照搬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 ; 强调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等等。 71 年 12 月 26 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问题的汇报,明确提出质量问题的重要性,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 1972 年 4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并指出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4 、 5 月间,周恩来又批评出口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质量问题,指出 : “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针对高等教育中的左的倾向,周恩来批评说:“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周恩来还把纠左的精神贯彻到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指出过去林彪只搞“突出政治”,不搞业务和训练是错的。他说 : “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文艺质量的提高。”“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 72 年 7 月 14 日,周恩来接受扬振宁的建议,当面叮嘱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把综合大学理科办好。他说 : “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这一系列的措施和讲话,显示了周恩来的决心。

   然而,周恩来的努力,却受到了张春桥等人的抵制。我这里不能详述,只举一个例子 : 那个反对“空头政治”的《 1972 年全国计划会议文件》,就是被张春桥否定的。以后,国家计委将这个文件改写成一个关于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拿到 1973 年的全国计划会议去讨论,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都赞成,唯独上海反对。张春桥还说这是“光荣的孤立”。

争夺《人民日报》的阵地

   林彪集团的覆灭使周恩来的工作负担大大加重了,可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代管《人民日报》。这些繁重的工作,是足以把一个最强壮的人压垮的。本来,《人民日报》是由姚文元管的。我对毛泽东为甚么要这样做没有想过,不过我是很高兴的。

   那时《人民日报》面临两个问题 : 一个组织问题,一个宣传问题。

   先谈组织问题。当时《人民日报》没有正式的领导班子,只有一个管业务的“宣传小组”,召集人是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鲁英。他原是“文革”初期中央派到《人民日报》的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成员,排名最后。但他前面的成员都一个一个倒台了,或回原单位了。鲁英的上海原单位群众组织也曾一度要“揪”他回去,但张春桥不同意。这样,只留下他一个,于是他就自然地成了报社第一号人物。现在看来,张春桥留下鲁英显然是有打算的。

   最初报社的人员对他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偏见。可他成了负责人以后,就要上台讲话 ; 一讲话,就闹笑话,大家这才看出他的水平之低。张春桥姚文元却把他当做报社的唯一依靠对象,只跟他一个人联系。对于张姚来说,能力弱并不重要 ; 他们重视的是他们的政治标准。这种做法,引起了报社相当多的同志的不满。

   周恩来从 72 年开始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以后,姚文元虽然还继续管一些报社的事情,但上面不能不受周恩来的牵制,这肯定是江青集团不高兴的。他们不能容忍周恩来做接班人,当然也不能容忍《人民日报》这样一个重要宣传阵地落到周恩来手里。那个时期,周恩来就象一架超负荷运转的机器,担子不能再重了,可是张姚毫无协助之意,反而事无巨细都往周恩来身上推。 ____ 那意思好象是 : 不是你领导吗?那你就来管吧 !

   我们下面的人都为周恩来的身体担忧。有些文理不通的社论稿子,也直接送到周恩来那里去了。周恩来一面改稿子,一面摇头,叹息地对鲁英说 : “你们以后不要我当小学教员好不好?”

   周恩来决心改变报社领导的现状。 1972 年夏,周恩来提出,《人民日报》在正式建立领导班子之前,“要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统管全局”。周恩来还说 : “干部还是老、中、青 ; 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要鲁英提出一个名单。几天之后,未见动静,周恩来来电话催询。鲁英回答说因病未办。周恩来斥责说 : “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

   一向温和的周恩来,在这里显出了他的严厉的一面。显然,他对鲁英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他不喜欢这样的人来担任《人民日报》的领导。他是不是要把鲁英当做一个钉子而拔掉呢?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报社成立了临时“看大样小组”,成员有七人 ; 除鲁英外,还有新“解放”的前总编辑吴冷西和一些老干部 ; 我的名字也在其中,算是中年干部。显然,这是未来《人民日报》领导班子的基础。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其他人,都要比鲁英强。根据预定计划,报社党的核心小组要在年内成立。鲁英的地位摇摇欲坠了。

批“左”还是批右?

   另一个问题是宣传问题。“批林整风”开始时,最初是批判“ 571 工程”。这属于林彪的阴谋,主要是申讨揭发,理论上没有什么好批的。接着中央发下来文件,批林彪在解放战争期间的“辽沈战役”的军事路线。那属于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联系,很快就结束了。下一步批什么,不清楚了。我们本想好好批判一下林彪,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什么指示。批林显得冷冷清清,和“文革”初期批刘少奇的那种雷霆万钧之势相比,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那一年,少数报刊批极“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毛有过“深挖 516 反革命集团,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而现在说林彪是 516 的总后台,那么批林当然要批极左了。

  1972 年 8 月 1 日,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对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讲话,再次强调批左。他批评了外交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 ( 这几个单位都是周恩来主管的 ) 。他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 ! ”“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的还会抬头。”

   这个精神传达到报社以后,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这个指示非常正确,应该很好地讨论和贯彻。

   然而奇怪的是,在宣传问题上具体管事的姚文元,却没有做出任何部署。我感到纳闷 : 当年他们批判刘少奇的那股劲头到哪里去了呢?

  8 月 8 日,   在周恩来提出批左一个星期后,张春桥、姚文元来到报社,同报社军宣队和看大样小组的几个人谈话 ( 那次我因病未参加 ) 。在谈到领导班子的时候,张春桥装模作样地说 : “鲁英同志作为报社的领导,我说他弱得很 ! 在《解放日报》,他也不是最强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调来北京,不是要他来当领导的。”接着话锋一转 : “现在成了这个局面,目前只能如此。”“在目前情况下,对鲁英要支持。”接着他向大家拱拱手,表示拜托之意。

   谈到批林问题,张春桥说 : “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 .... 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犯过去批刘时的错误。”他又说 : 现在有些地方批“精神万能论”,可是毛主席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人说林彪是“唯意志论”,不对,他是“唯武器论”。

   “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都是左的东西,是林彪大肆宣扬过的。批林刚开始,还没有怎么批起来,张姚就说批左不要过头,这不能批,那不能批,这当然是给批极左思潮浇了一盆冷水,和周恩来的观点形成对立。这种不一致,编辑部的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了,并对张姚的说法很不满意。

   编辑部同志的另一个不满意之处是觉得《人民日报》这么多有能力的人,张姚都不依靠,只信任一个草包,这明明是“任人唯亲”。 11 月间,在讨论建立党的核心小组时,同志们纷纷提出 : 鲁英不能当第一把手。有人激动地说 : “报社有很多老干部、好干部都没有使用,鲁英这样的人却当上了主要负责人。鲁英这样的水平,放在领导岗位上,与其说是爱护他,不如说是坑害他。这对党不利,对他也不利。这件事,讲起来实在令人痛心 ! ”

  9 月,周恩来再次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时快到国庆节了。报社准备了一篇社论,吴冷西根据周恩来的精神,在其中加了一句话 : “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评极左思潮。”送审时,姚文元把这句话删去了,说,全国形势如何,还要再看一看。

一块版引起的风波

  1972 年 3 月 21 日,国务院业务组的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接见黑龙江的同志,听取他们汇报哈尔滨三个“老大难”工厂的问题。那时,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生产没有人管,工厂没有纪律,工人不上班。因此,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省委写作组写了一篇文章,署名龙岩,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 ; 理论部认为可用,又送给我。我做了很大修改,改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此外又加了两篇文章 : 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 ; 一篇是书评,介绍一本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书。这三篇文章组成了一个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这个机会,就在 10 月 14 日把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发出去了。

   这块版马上受到各方面的注意。法新社记者当天就发了一条电讯,说这篇文章是为老干部讲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与此同时,上海方面来了电话,是市委常委,张姚的红人朱永嘉打给鲁英的,询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谁组织的,是否送给什么人看过,等等 ; 还说了一句 : “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

   不久,《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 312 期 (11 月 4 日 ) 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这篇文章的报道。的确是“反应强烈”,说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到了群众头上,等等,一大堆罪名。奇怪的是,《文汇报》过去也曾大力批判过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这次却来个大转变,而所有发言人的观点都是一面倒的。

   姚文元从上海叫新华社把法新社的电讯稿送来,叫我们看一看 ; 接着又把 11 月 4 日的《文汇情况》转给我们,要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讨论,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他自己却不表态,推说对那篇文章还没有看。

   玩这种拙劣的把戏,是没有几个人愿意上当的。理论部首先拒绝讨论,说要讨论也要由看大样小组先讨论。当时胡绩伟是理论部党支部书记,他私下对我说 : “怎么讨论啊?你说同意吧,它是错的 ; 你说不同意吧,它又是工人意见。对工人意见,我们怎么好去反驳?”确实如此。那时是工人阶级领导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两难局面。姚文元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其实是同意不同意都不可以。

   看大样小组先后讨论了四次,也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开会就讨论不起来。多数同志心里不服,嘴上不敢说,怕又是“引蛇出洞”。姚文元看到我们讨论不积极,又要我们好好学习中央文件。这一次我倒是认真学了。不学也罢,越学越觉得自己有理。毛泽东批发的关于批林整风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反对无政府主义。 72 年以前的且不说,单是 72 年当年就有 26 号文件、 31 号文件、 38 号文件、 42 号文件,都提到反无政府主义。最后这个文件是 11 月 1 日印发的,时间还在 10 月 14 日我编发那块版之后。即使是姚文元主持的《红旗》第 11 期 (11 月出版 ) ,也还有批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其中说 : 刘少奇一类骗子 ( 指林彪,当时还没有在报刊上点林彪的名字 ) 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此外, 10 月 14 日那篇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曾经列入理论部拟定的“批林整风选题计划”,并送姚文元审阅过的。姚文元没有表示不同意。为甚么出尔反尔呢?

   事情的变化,看来是发生在张春桥姚文元去上海前夕。我知道,张姚每次去上海,下车伊始,就要找《文汇报》《解放日报》的负责人去,滔滔不绝地讲一通。不久,“新精神”就从这两家报纸上透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去注意《文汇报》。

   “新精神”果然出来了。 11 月 6 日,《文汇报》的一篇评论说 : “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这种提法在报社编辑部一些同志中引起议论纷纷,因为中央文件上不曾有过。  

  11 月 24 日,《文汇情况》第 335 期再次批评《人民日报》。这一期的内容是《人民日报》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文章对各地报纸的影响,说全国有九个省市的报纸转载了,有八家报纸“虽未转载,但也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报道、文章或评论文章”。意思就是流毒全国。它还举出了报纸上的若干论点,包括“刘少奇一类骗子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反对无政府主义是批修整风的一项内容” ( 当时报纸上只提“批修”而没有公开提“批林” ) 。虽然《文汇情况》并没有对这些论点加以评论,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是把这些作为反面观点拿出来加以示众。我看了很激动,心想 : 难道这也错了?难道林彪没有煽动无政府主义?难道批林整风不能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这不是一篇文章或几篇文章的问题,是批林整风的方针问题,是要不要和能不能反“左”的问题。

我的一封信

   当时批林方针上的混乱情况还可以从下面几件事看出 :

  ( 一 )11 月份刚发下的中央关于河南省批林整风问题的文件,还在提要反对无政府主义。

  ( 二 )12 月 1 日出版的《红旗》的提法变了,说“刘少奇一类骗子象游蛇一样,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左’的方面,来干扰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这和第 11 期只提“左”不同,但也不完全和《文汇报》一致。看来,它既想要转弯,又要照顾和上一期提法的衔接。

  ( 三 )12 月 1 日《安徽日报》登了头版头条消息,报道安徽省农业学大寨会议,李德生出席并讲了话。消息说 : 要排除“左”右干扰,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同时注意和防止右的倾向。

  ( 四 ) 北京军区党委举行第 23 次全体扩大会议,会上批评了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国防工办党委书记张照远,认为他在所在的单位“不是把批林当做头等大事,而是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当做头等大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当时纪登奎是政委,他在 12 月 11 日的讲话中说 : 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线 ; 林彪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叛国投修,这是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他还说 : “有一些提法值得考虑,如空头政治、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

   姚文元得知我思想有抵触,就派我去旁听这个会议,让我体会一下“新精神”。但我当时听到纪登奎的讲话时,却禁不住想 : 真有意思,司令员 ( 李德生 ) 在安徽强调反“左”,政委在北京强调反右 ..... 。

   这种方针上的分歧,外国记者也注意到了,并且作出了自己的判断。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从北京发了一条消息,题为《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其中说 : “《人民日报》是攻击下层的党员,并且要严厉镇压 ; 《红旗》是提倡下层抵制。按照中国的习惯,在清一色的内部,正在进行着争权斗争。”

   当时已经有些报社的同志上书中央,反映鲁英的无能,表示他们不赞成鲁英当总编辑。理论部的同志也在酝酿写这样的信。我却想,最重要的是解决对反“左”的干扰。问题还不仅是谁人来当总编辑,问题是张姚两人在推行一条什么样的方针。“左”的根子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写信给政治局或周恩来是没有用的,于是,我索性直接给毛泽东写信。

   我的信是 12 月 5 日发出的。信的底稿我后来烧掉了,因为追查得紧。但信的主要内容,我曾多次交代。现在复述如下 :

   开始我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 8 月 1 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 ; 但张春桥姚文元在 8 月 8 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 到底批“左”是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为周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

   我报告了《文汇情况》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我说这种情况有些象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文汇报》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但如果是,《人民日报》为甚么不知道?我说,我不相信《文汇报》的提法是中央精神,因为如果是中央精神,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能这样快。

   我在信里表示我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我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 ; 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

   我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 ( 我想,在写给党中央主席的信中,我用不着隐瞒自己的观点 ) 。姚文元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说,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发表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 57 年右派进攻是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 ; 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是从“左”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我还摘引《红旗》杂志第 11 期上的话 ( “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 ) ,说姚文元的话和《红旗》杂志上的话不一致。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说 : 我不懂为甚么因为毛主席讲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论也是唯意志论 ; 这两种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

   以上是我写给毛泽东的信的主要内容。我估计,我这样一封信,由于涉及高层领导人,毛泽东不大可能会有直接的反应。我想,他知道就行了。不过,这是重要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即使不批示,也会放在心上的。我也考虑到,这封信是冒风险的,为了避免连累别人,我没有给任何人看,写好后就发出了。

   信刚发出两天,就听到一个不利的消息 :12 月 6 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姚文元说 : “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在教育问题上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 : “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 ..... 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什么了不起。 ..... 停止党的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

   这些话应当说已经很明确了,但在当时,我仍然不为所动。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毛泽东会在那样的时刻,把反右作为重点。 1959 年的庐山会议把纠“左”变为反右,给当时“左”的作法火上加油,接着而来的是三年灾难。这个教训太惨重了,毛泽东怎么能不接受呢? !

周恩来的讲话

  12 月 19 日晚,我还在北京军区开会,一个电话把我叫回报社。随后,鲁英、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吴冷西和我坐着一辆小轿车,直奔人民大会堂。谁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就身份说,四个人之中,唯有我的被召有些特殊。鲁英也许作了某种猜想,在车上拍拍我的肩膀说 : “若水同志呀,以后报纸的工作你要多发挥作用啊 ! ”

   到了人民大会堂,汪东兴先招呼我们在江西厅坐下等待。原定八点开会,推迟了。到八点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隔壁房间走出来了。看样子他们是刚刚商量完毕。握手时,周恩来是很亲切从容的样子,江、张、姚三人却面带愠色。但此刻我还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汪东兴虽然也是政治局委员,却不时跑出跑进,做些照料,自始至终很少讲话。

   沙发摆成一圈。坐在周恩来左边是江、张、姚三人,我坐在周恩来右侧。当时我没有想这种坐法有什么意义 ; 后来才悟到,这三个“左派”永远是要坐在周恩来左边的,而这意味着坐在周右边的人是右派。

   正式开会前,周恩来和我交谈了几句。他问我是从哪个大学出来的,什么时候参加革命,有没有去解放区,去那个解放区,等等。我虽然是第一次和这个我所敬仰的伟人谈话,却毫无紧张之感。周面色红润,看上去很健康。 ____ 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时他已身患癌症了。

   会议开始。周恩来作为主持人,第一个讲话。他说 : “收到了你的信,主席批给我们办。”还有理论部和其他人的,“都联系到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

   这时我才注意到,江青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一叠信。我仿佛看到我的信就摊开在那里。张春桥、姚文元也拿着几封信翻来翻去。糟糕 ! 我的信怎么落到了他们手里 !

   接着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是 :

   王若水同志听到 8 月 1 日我的讲话。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 11 期也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当然群众有极“左”思潮,他来利用,到后期就右得很。

   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否则敌人就利用,把党报和党刊,《人民日报》和《红旗》对立起来。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马上抓住。这次是美国记者,说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指的是《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从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也是不对的 ; 林彪也是有他自己的政府嘛 ! 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个别的。当然在有些文章中有这样的提法,我们没有注意,中央有一定的责任。如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我们批判的主要矛头。当然我们个别文章也有毛病,各省的更多。中央对这方面的理论工作,没有好好研究,务虚不够,这是有缺点的。

   《红旗》和《人民日报》相互之间,交换意见,互相切磋勉励,只有好处。

   现在《人民日报》好象有几个对垒似的。国际部、理论部,都给我写信,又不是原则争论,都集中力量攻鲁英同志,我们觉得不妥当。鲁英同志是上海《解放日报》来的,当时唐平铸倒了,他在困难条件下主持报纸,上面还有陈伯达干涉。如说鲁英同志弱一些,可以这样说,但还是好同志嘛。《人民日报》遭遇也复杂。现在要建立一个领导小组,议论很多,表现有些争权。

   兄弟报纸要互相帮助。《文汇报》提点意见,是在内部情况嘛 ! 《文汇报》反映情况是应该的。彼此应该互相切磋,双方可以交换意见。

   以上是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我摘的都是他的原话,只是略去了不重要的或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在五十年代,我曾有机会直接听到周恩来作报告,当时他的讲话的逻辑力量和有魅力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就在十个月以前,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和周恩来作了长时间的会谈。后来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对周恩来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讲话逻辑性很强,并且热切和具有说服力。”然而,这一次我对周恩来的讲话却没有这种印象。他讲得很长,至少一个钟头,内容有些散乱。我想,他可能是有意铺得很开,冲淡主题。我还感到有时句子不完整,有时语气不连贯。刚刚批评龙岩的文章是错误的,接下去又说“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这又似乎说这篇文章只是有缺点而不是有错误。为甚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可以理解,总理是在说违心的话。许多话显然不是他的意思。他不能不批评,但他仍想保护我。他说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这是主动承担了责任。其实,他本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是正确的 ; 如果有责任的话,也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毛泽东说过要反“左”,中央文件说过要反“左”。即使张春桥姚文元在 8 月 8 日的讲话中也说 : 不能“把批林、批陈同批极‘左’思潮和抓‘   五 . 一六   ’对立起来”,“批林批够了,极‘左’思潮也解决了”。然而江、张、姚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自我批评的话,反而装出一副“一贯正确”的样子。

   周恩来讲完,说“我开个头,你们三位讲吧”。江、张、姚三人都不讲,张春桥要报社的人讲。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先汇报。接着鲁英汇报,他的话几次被周恩来打断。当鲁英说到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遇到“左”的字样就删时,周恩来打断说 : “那也不是办法,如果实际上是极‘左’也不能删。”

   轮到我讲了。我说,今天中央首长的讲话明确了要反右,这一点是我过去不明确的。林彪叛国投敌,实质是右的,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龙岩文章上也有这样的话。但林彪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极“左”,也就是形“左”实右。这个“左”的表现形式欺骗性很大,流毒很广。从实际工作来说,“左”右两方面的干扰都有,这是大家承认的,问题是哪个方面是主要的。我想“左”是主要的,所以总理在“八 . 一讲话”中讲到要批“左”,我就按自己的意思来理解了。总理本来是讲几个单位的内部问题,还有外交方面的问题,我却认为,这个精神也应该适用于批林整风的宣传。实际上,我的想法并不是在听到总理讲话以后才产生的。早在 1967 年,王力、关锋垮台和清查“五 . 一六”时,就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口号,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毛主席也作过这样的指示。一直到这次批林整风的文件中,也多次强调这一点。

   我翻开了笔记本,念了 1972 年第 31 号中央文件 ( 关于四川的批林整风问题 ) 上的一句话 : “‘五 . 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我说,就实质说,“五 . 一六”反革命团体和林彪没有区别,都是极右,但他们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既然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我就以为这样批是可以的。我还再次提到《红旗》第 11 期上说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从“左”的方面否定党的路线的话。最后我说,对于这些问题,我还要好好想通。

江青放炮

   接着江青讲话。她一开口,就放炮了 :

   “你组织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群众。《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了。我也勉强看完了。 ( 下面她提高了嗓门 ) 这不是对着林彪,是对着群众 ! 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他在某一时间,某一事情上,利用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好象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分了。全篇不是很讲理的。都在中央工作,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对立起来呢?还提到现在形势好象《海瑞罢官》,会是《海瑞罢官》那种形势吗?   我今天还收到一封信,是理论部部分同志写的。我还突然收到几个口袋,都是对鲁英进行人身攻击。我当然不是说你这个同志 ( 指鲁英 ) 没有缺点。我也有官僚主义,没有看。”

   姚文元插话 : “有些信那样写,把一个人的缺点收罗在一起,简直少有,只有黄色小报才那样写。我有次在主席面前说过,论战可以,但这种手法我不欣赏。”

   这时,周恩来也作了插话。由于我再次提到《红旗》 11 期的文章,他叫秘书把这一期《红旗》拿来翻阅了一下,说 : “无政府主义那篇文章,矛头不是对着林彪的本质问题。《红旗》 11 期有篇文章,提到刘少奇提倡奴隶主义,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 . 那样说可以。当然不一定这样分类,好象一个代表‘左’,一个代表右,但总的观点是对的。”

   这里周恩来作了一点巧妙的反击。他引用了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说的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主义的话,说这是可以的。这是肯定了《红旗》,但在肯定《红旗》的同时实际上也肯定了《人民日报》 ( 《红旗》可以这样说,别人就不行吗? ) 。周恩来接着说,不一定要把林彪作为“左”的代表 ; 这又是对《红旗》的纠正。但这里周恩来是用姚文元批评《人民日报》的标准,转过来用到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就算江张姚对别人的批评是正确的吧,难道他们自己就是“一贯正确”吗?周恩来这样说,叫姚文元哑口无言。

   然而,周恩来所能做的仅此而已。在毛泽东表态以后,他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江青的讲话突然提高了调子,这显然使周恩来感到意外。周恩来讲话的调子是温和的,江青却提高了嗓门。周恩来说我的错误是认识问题,江青却断定我心怀叵测。江青说那篇文章是矛头对着群众,说我挑拨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的关系,说理论部同志的信是对鲁英进行人身攻击,这些都是周恩来没有提到的。本来,这次接见怎样对我们谈,在接见我们之前的小会上应该是商量好的,统一了口径的 ; 江青这样一讲,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了。她批评我把中央领导人对立起来,可是她又用自己的发言显示了和周恩来的不一致。这显然出乎周恩来的意料。在以后的发言中,周恩来为了掩盖这种分歧,不得不用插话来弥补这一点,把调子提上去了。然而如果加以注意,就会发现其间仍有微妙的区别。

   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在我写信的第二天 (12 月 6 日 ) ,毛泽东就约见江青,要她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张、姚等,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当日,江青就将我的信转交了。关于找王若水谈话的事,江青提出 : “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 12 月 15 日、 16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 12 月 5 日的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 12 月 17 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说 :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说 : “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 参看《周恩来年谱》 ) 这样看来,“统一口径”的会,不但开过,而且不止一次。可是江青还是蓄意在会上造成“各说各的”局面,陷周恩来于被动。

张姚的表演

   江青讲完,张春桥、姚文元就好办了。他们都表示 : “同意总理意见,同意江青同志意见。”好象周恩来和江青的意见是相同的,实际上他们只是同意江青的意见。

   姚文元讲了一些话,都是即兴式的插话。他把身子埋在沙发里,一条腿跷得高高的,搁在沙发扶手上,一副得意忘形的神情,好象说 : “你们拥护周恩来,告我们的状啊 ! 好吧,看谁胜利了?”

   张春桥则接过江青的话加以发挥,他的语调很严厉 :

   “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了,觉得受了侮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 .... ”

   张春桥在撒谎。粉碎“四人帮”后,据揭发,参加座谈的工人本来不觉得龙岩的文章有什么问题,但他们被告知 : “春桥同志看了这篇文章,觉得不好,认为‘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的都是定论,这一篇就可以讨论。’”发言者是根据事先定的调子讲的。这证实了当时我们的猜想。

   “一方面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方面怎么能说群众搞无政府主义?我说非要反面教员教育不成。叫敌人抓住了 ! 怎么能说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是无政府主义?怎么能说他们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这是极右的思想 ! ”

   今天看来,我所编发的龙岩文章是有缺点的,但并不是如张春桥批评的那样。龙岩文章并没有说工农群众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而是说无政府主义是这样的工具。张春桥说被“敌人”抓住了,指的是外电。他是把西方记者都当做敌人的。这种事本来是常有的,不足为奇。即使要追究,也不能怪《人民日报》,而应当怪张姚自己。《人民日报》的文章发表于前,《红旗》的文章发表于后。张姚对《人民日报》文章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明说,叫《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文章,进行纠正就是了。他们不这样做,却通过《红旗》来公开唱对台戏,这才被“敌人”抓住的。周恩来说党报党刊要通气,正是指这一点。

   张春桥试图对我的两个论据加以反驳,一是林彪路线的表现形式,一是中央文件的提法。关于前一个文章,张春桥说 : “林彪的反党叛国不仅是实质,而且表现形式也是如此。他的极右有行动 .... 我认为只是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上表现为极左,但主要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右的。”

   张春桥以为,既然有行动,那就是表现在外面的形式了。殊不知行动也有公开的行动和秘密的行动。林彪的阴谋行动是见不得人的,和他公开宣传的一套是完全相反的。只是到最后无可奈何之时才投奔“苏修”,这当然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但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叛国,不是通常的党内路线斗争了。而且,如果成功地逃到了苏联,他还会宣称这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结束“文革”,用这些好听的词句来掩盖他的权力斗争的实质。

   关于我提到的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文件,张春桥这样回答 : “四川文件主要是纠正梁兴初批极左,转移大方向。为了照顾批极左的同志,才说了那样几句。如同你在总理和文元同志之间找空子是不行的一样,在中央文件中找也是不行的。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从总理找根据。”

   在周恩来讲话时,我已意识到,我在信中引用周恩来的话,是捅了漏子了。因此,我在汇报时,就多次援引中央文件。我没有想到,张春桥会说出这样的话。从总理找根据不行 ; 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也不行吗?批“左”还是批右既然是大方向问题,当然也是原则问题,原则问题能够“照顾”吗?中央文件能够为了“照顾”一些人而牺牲原则吗?况且,我怎么知道那几句话是“照顾”性的呢?既然可以照顾别人,那么为甚么对我又如此不能容忍呢?

   后来我才悟到,张春桥是有一个最高权威做根据的,和这个最高权威相比,周恩来和中央文件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我跟冷西、鲁英有次交换意见,说批‘精神万能论’值得研究。我是当做一个问题提出来的。还有‘唯意志论’,是苏联骂我们的,我们为甚么用这个词?‘空头政治’也值得研究 ; ‘五七一工程’是反革命政治嘛 ! 用什么概括,值得研究。我在政治局也提过。 .... ”    

   张春桥的这些论点,正是我在信中批评的,但张春桥下面的话使我的心打鼓了 :

   “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话,好象我反对批极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

   那么,这些话还能是谁的意思呢?糟糕 ! 我批到谁头上了 ! ?

   姚文元接着说 : “主席说,旧的心理学分知、情、意,其实是一个东西。我觉得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最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苏修骂我们唯意志论,为何要用敌人的语言?主席还说,坐在这里讲话,难道我们只有思想,没有意志感情?”

   从张姚的这个话里,我推测,毛泽东有一次谈话,时间应该在 8 月 8 日张姚在《人民日报》社谈话之前,内容涉及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还可以推测,张姚是在获知毛泽东表示要批林彪的极右路线之后,才赶到上海去作布置的。用在“文革”中流行的语言来说,这叫做“抢旗帜”。这个精神并非中央讨论后做出的正式决定,它只是江张姚的“独家新闻”,不但《人民日报》不知道,也没有向周恩来透露。这一点可以解释为甚么 11 月初发出的中央文件还在提反对无政府主义,而 11 月份的《红旗》杂志也保留了同样的内容。张姚 12 月 6 日的那次谈话,其实就是对我的信的答复。江青说要先统一一下认识再找我谈,不要“各说各的”,但张姚已经知道了毛泽东的看法,所以就抢先说出来了,以表示他们的高明。

   下面的谈话比较零碎和重复,我只得概括地转述一下。

    江青 ( 看出我对这次批评有保留,就穷追不舍 ): “王若水同志,你要在中央面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你还有什么话,都讲完,不要把时间浪费了。”“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批林。”“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人民日报》一潭死水,搞活一些。我看王若水同志起个好作用。你敢不敢引火烧身?”

   张春桥 : “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这究竟是什么问题,需要研究。”“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容不得外面的人。”“他们报社不但利用总理和我们之间,而且还利用中央、国务院各部看稿提的意见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这种挑拨,你们各位要注意。”

   姚文元 : “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 ( 这句话意味深长,使我一惊。 ) “还有一种讲法,说鲁英是上海来的。不应该这么讲。这种说法是没有原则性的。这是林彪的宗派主义的说法。”“理论部来了两次信没署名,不署名不好。国际部还署了名。理论部的支部书记是胡绩伟。”“理论部我提了好几次,叫他们讨论,为甚么不讨论?”

   周恩来 : “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主席认为你这封信是不好的。这篇文章不对,这封信超过了这篇文章。当然你写过《桌子的哲学》,学了一点马列主义,你是不是都读进去了?”“王若水同志这封信,一个是把报社形势看得漆黑一团,象《海瑞罢官》那时的形势一样 ; 一个是从中央找空子。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对上海的好事不赞成。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在宣传上,王若水同志是研究哲学的,应当在这方面表现出来。”

   批“左”还是批右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至于《人民日报》正式领导班子问题,会上是这样决定的 : 暂缓成立。鲁英也诉说了一番他的苦衷,说他实在干不下去了,建议让吴冷西来干。张春桥批评了他,说 : “现在叫吴冷西同志出来主管,这是不切实际的。他身体不好,又脱离了一段,这样子叫他去,非犯错误不行。总理和我们都是支持你的,你为甚么打退堂鼓?”我提出我不适宜继续担任看大样工作,也没有得到同意。会上还提出这样一个原则 : 多让青年人出来工作。江青说 : “要发现新的力量,要让他们讲话,不要怕。”张春桥说 : “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是非。通过这一场,领导班子可能出来。”还说到《人民日报》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要解决。江青说 : “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块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

   会议足足开了五个半钟头 . 从 19 日晚八点半开始,到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二时了。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

   我能够理解,在这种场合,周恩来是绝不会、也不能流露他的真实情感的。但是,向来是表情丰富的他的脸变成这样没有表情,也传达出某种信息。

   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能够从近距离观察这几个高层领导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以前,我是把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分开的,只是觉得张、姚不好,而江青大概是受他们包围。我还以为,毛泽东是信任周恩来的,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从这次会后,我才知道我过去错了。

   这次会议“端正”了《人民日报》社的斗争大方向 : 不批林了,批“一股邪气,一股势力”。首当其冲的是我和胡绩伟,还有理论部。一场暴风雨到来了 ...

一颗新星升起

   这次会后,我除了参加整理会议的记录,做检讨,接受批判以外,暂时还回到北京军区开会,因为那里的会议还没有开完。

  12 月 28 日凌晨二时,我在睡梦中被叫醒了。是纪登奎要找我谈话。他似乎也习惯于夜间工作,刚刚吃完夜餐。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对我很客气。他说 19 日那次政治局会议他没有参加,因为他有个外事活动。他对我的谈话,有几句我是记下来了的 :

   “我读过你的文章《桌子的哲学》,向部队推荐过。主席 17 日接见我们,还谈到了你,说‘我认识这个同志’。你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就不对你说了,因为中央也没有叫我同你谈。不过主席是很器重你的。”

   实际上,纪登奎已经在前一天的会上透露了毛泽东 17 日对政治局成员谈话的精神了。现在许多书上叙述毛泽东说 :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还说 : 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是根据姚文元当时作的笔记,比较简单。我听到的纪登奎的传达要多一些,讲了两个问题,大意是 : 一是形势问题。林彪事件后,部队有些灰溜溜。当前形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另一个是批林问题,林彪路线是极右。在这里说到,收到王若水同志一封信,我知道他,他写过《桌子的哲学》。他在信中提出批极左思潮,我看也并不高明嘛 !

   “并不高明”这个话,同“器重”显然是不一致的。我知道毛泽东对我有好评,但那是过去的事了。纪登奎大概不知道 19 日那晚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具体情况,否则也许他不会对我这样说话。

   后来外面传说,毛泽东对我的信有一段批示,大意说,《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据我所知,这就是毛泽东 17 日讲话的内容,并不是批示。毛泽东在我的信上大概只批了“请政治局办”几个字,这就是周恩来说的“收到你的一封信,主席批给我们办”。毛泽东已经肯定了要批右这条原则,但“并不高明”这个批评,并不是那么严厉的。政治局如何办,是有颇大机动余地的。周恩来显然是想严格按照“并不高明”四个字的字面意义,说我是认识问题。然而江、张、姚却想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他们这样做也不是毫无根据。我在信中批极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总理的指示。毛泽东直接批评的是我,间接批评的谁呢?

   这件事的含义,在纪登奎和我谈话的第二天就看出来了。

  12 月 28 日,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结束,中央首长接见。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去了。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多了一个王洪文。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到接班人问题,说 : “主席从 64 年起就讲接班人。在座的王洪文同志,贫农出身,参加抗美援朝,又当过工人,三十多岁 ; 主席早就注意了,要培养。”

   周恩来的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他说 : “毛主席说,外国人说我们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其实老的中间也有‘修’的。我 ( 毛 ) 的意见,是要搞些年轻人当军委副主席、党的副主席。”接着周恩来说 : “我讲一讲,让你们有个精神准备,让你们震动一下,看你们受得了受不了。年老的容易保守、自满,也会摔跤。主席讲年龄要在三十到四十之间,工人农民。”这时,全场的眼睛都注视着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

    本来已经很左了,却仍要反右。这样的事建国后发生过多次了。从大的说,这次事件以前有批彭德怀的例子,在这次事件之后有“批邓”的例子。为什么会这样呢?

   后来我才省悟,批左会产生一连串问题 : 如果林彪路线是极左,那么有没有一条与之对立的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呢?这两条路线是如何斗争的呢?“九大”是哪条路线的胜利呢?这样一来,不仅会批到江、张、姚头上,甚至难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会有损毛泽东这面旗帜。即使主张批左的人 ( 如我们 ) 主观上丝毫没有这种企图,但是事情的发展会有它本身的逻辑,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批“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空头政治”,这些错误难道只属于林彪吗?张春桥说“大乱”、“红卫兵造反”,“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些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是毛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他要这样辩护,正因为害怕有人会说这是无政府主义 ; 而他之所以害怕,正因为这些事情确实是无政府主义。如果说毛泽东也有这样的担忧,是不奇怪的。

毛泽东讲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

   从这次事件后,周恩来就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接着, 1973 年,《人民日报》社展开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和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的运动,其声势之大,时间之长,是报社历史上空前的,即使在“文革”初期也不曾有过。我想,区区我这样的干部,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吗?他们明地是批我,暗地是批谁呢?

   从那时开始,我已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次毛泽东在听取姚文元汇报《人民日报》情况时,追述了他在 1957 年对《人民日报》编委会的一次谈话,说他当时讲过汉宣帝批评太子刘    的故事。毛泽东说 : 看来他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听懂。

   姚文元叫《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把毛泽东 1957 年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给他。当年聆听过那次谈话并仍然健在的人有四个 : 胡绩伟、王揖、袁水拍、王若水。我们在一起回忆谈话的内容。

   那是在 1957 年 4 月 10 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 ( 当时我不是编委,因毛泽东点名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 ) ,当众批评邓拓。那是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宣传的事。毛泽东在那次接见中发了很大的脾气,批评邓拓“专唱反调”,“死人办报”。在狠狠批评了一通邓拓以后 . 他又对着几个副总编辑说 :

   “难道你们都同意他 ( 指邓拓 ) 吗?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象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 ! 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为甚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写信给中央报告情况?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大概邓拓有德,你们不忍心反对他。 ..... ”

   毛泽东说到西汉后期的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 ; 说到这里,他转过脸对邓拓说 :

   “我看你很象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 ”

    当时我们都很惊讶,不知毛怎么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我看他满屋都是线装书,床上也是一大堆,大概是读得入迷了,看到邓拓一付温文尔雅的样子,就想起刘奭。

   虽然时隔十五年,但因为是毛泽东的谈话,印象还很深。毛在这次确实讲到了汉元帝 ( 即刘奭  ); 但我们四人都不记得毛泽东当年讲过汉宣帝批评他的故事。看来是毛泽东自己记错了 * 。

   * 近日看到有的出版物引用了据说是毛泽东在 1957 年 4 月 10 日对《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说 : “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他说他父亲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 :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说 : ‘乱我家者,太子也 ! ’到了哀 ( 帝 ) 平 ( 帝 ) ,更是腐败。”我要说明的是,这个讲话记录是我在 1973 年根据在场的人的回忆整理的。整理稿上本来没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是后来有的同志建议 : 索性顺着毛主席的意思,把这个故事加上去。这才在定稿时添上。稿子的另一处修改是删去了毛泽东当时表扬我的话。

   汉元帝即刘奭,史称他“柔仁好儒”。毛泽东讲的那个故事见之于《汉书 . 元帝纪》。刘奭   作太子时,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叽辞语为罪而诛”,有一次吃饭时说他父亲“持刑太深”,建议宣帝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 ”宣帝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 : “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 ”。说完叹了口气 : “乱我家者,太子也 ! ”  

   毛泽东有没有在 1957 年讲过这个故事,并不重要,反正他两次提到了汉元帝 ; 重要的是他自己从这个故事中悟到了什么,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

   刘奭的立场是儒家,而宣帝对他的批评是法家观点。刑名之学属于法家。刘奭认为他父亲“持刑太深”是因为采用了法家的“以刑名绳下”的办法,所以建议他用儒生。在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上,儒家和法家是争论很激烈的。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争论点是 : 儒家讲“王道”,强调仁义教化,而法家讲“霸道”,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主张用严刑重罚治国。

   据史书载,汉宣帝对太子刘奭这一次讲的话如此老大不高兴和忧心忡忡,以至于从此对太子疏远而喜欢好法律的次子刘钦,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刘钦为太子。毛泽东讲这个故事,是意味深长的。

   然而刘奭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建议的呢?

   宣帝在晚期滥杀好人。被杀的或是能臣,或是贤人,不过是讲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惨遭杀身之祸 ; 其中震动最大的杀大臣盖宽饶和杨恽。

   盖宽饶是司隶校尉,此人是清官,生活朴素,只因性情耿直,得罪了许多人,又多次冒犯皇帝。当时宣帝正用刑法,信任宦官。盖宽饶上书反对,讲了一套儒家的道理。宣帝恼火了,下令逮捕。盖宽饶用佩刀自刎。百姓无不痛惜。

   杨恽的父亲当过宰相,他本人是个廉洁无私的人,但也接了不少怨仇。有人向皇帝打小报告,说杨曾经说过“正派的人未必有好下场”等对皇帝不敬的话。杨恽被贬为平民。杨恽回到家乡后,没有闭门思过,做出一副惶恐可怜的样子,反而大兴土木,广交宾客,毫不收敛。这就犯了忌。朋友写信劝他,杨恽回信说 : “我自问罪过很大,行为也有欠缺,决心当一辈子农夫,所以带着妻子儿女种田。现在我受到惩罚满三年了,自己过过快活日子,也不图富贵了,不知道有何不可?”有人上书,说杨恽不知悔改。宣帝交廷尉查办。搜家时,查到了这封信稿。于是杨恽被判大逆不道,腰斩。

   这两件事,前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 60 年,刘奭十八岁 ; 后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 54 年,刘奭二十四岁 : 显然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刘奭是在杨恽被杀的第二年对宣帝提意见的,这就是他说话的背景。盖宽饶、杨恽都是有德的人,不过是小小地冒犯了皇帝的尊严,宣帝就容纳不下,非要置于死地,也难怪刘奭要说一句“持刑太深”了。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是宣帝告诉儿子的统治秘诀。其实,这不仅是“汉家制度”,以后各个朝代,莫不如此 ; 口头上是尊儒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实际上使用严刑峻法,所谓“阳儒阴法”是也。专制君主并不在乎哪一家,他只拣其中对他有用和他所喜欢的来实行。平心而论,法家并不是只要刑罚,而是要有赏有罚 ; 刑罚也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要公平。所谓刑名,就是循名责实,而定赏罚。刑罚的目的是消灭犯罪,“以刑去刑”,而不是“残民以逞”。所以,不当罪而诛,是违反法家精神的。儒家希望君主行仁义,法家希望君主依法办事,都是不那么容易的。在专制制度下,儒家和法家的理想都是不能实现的,只不过成了王朝统治的两种互相补充的工具而已。

   毛泽东对宣帝批评太子的话很欣赏,可是对汉宣帝的枉杀良臣,他却没有任何批评的表示。在他眼中,谁不满意“文化大革命”,谁就是“是古非今” ; 谁不赞成“阶级斗争为纲”,谁就是纯粹讲“王道”。 1972 年批评我的信,矛头直指周恩来 ; 这和 1957 年骂邓拓,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欣赏法家,只是因为他认为法家讲专政,他自己却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他不但不从秦始皇的暴政接受教训,反而自夸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如他。 1972 年的这件事,可以说是 1974 年“评法批儒”的先声。毛泽东不让周恩来作继承人,固然可以说是因为周恩来已患恶疾,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担心周恩来将会纠正“文革”的错误。周恩来不是儒家,他也不是象汉元帝那样无决断力的人,但他内心深处倾向温和路线,这样,他不为毛泽东所喜欢就是自然的了。

    1988 年 3 月周恩来九十诞辰前夕脱稿

    1998 年 4 月修改补充,纪念周恩来诞辰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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