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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群口述:一个道县大屠杀幸存者母亲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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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群口述 陈秉安整理 苍天无泪:一个道县大屠杀幸存者母亲的口述



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把你们嬴过来…… ——(美)马丁,路德金


大屠杀幸存者自述
口述:周群
记录整理:陈秉安
口述地点:道县蚣坝区冲子口村
口述时间: 2011年11月25日





上图:被凶手扔到天坑里7天后死里逃生的周群,第一次自述坎坷的一生


我一生有过两次婚姻,一次是同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蒋汉镇;一次是同中共党员、道县蚣坝大队党支部书记李自贵。


一、我和我的父母弟妹


我叫周群,今年79岁了。曾是湖南省道县蚣坝乡中心学校的教师。
我是道县兴桥公社人,祖父是个普通的农民,靠着十几亩田省吃俭用送我父亲上学。我的父亲叫周谟,抗日的时候,号召青年人上前线,他报名参加了国民党的青年军,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抗战胜利后,留在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宪兵科里当科长。


我于1936年出生在江苏省的镇江市。1949年,我已经13岁,这时,到处传说解放军要打过江来了,远方“隆隆”的炮声都听得见了。有一天,父亲突然神色慌张地从南京赶回来,对我和母亲说:“共产党的军队马上要渡江了,政府里乱作一团,我们得赶快跑。”母亲说:“往哪儿逃啊?”父亲说:“还能去哪里呢?去台湾的船票就是十根金条也换不上一张,只有回老家道县了。”又说:“道县那么偏,我想共产党总不会打到那里去吧。”


母亲叹了一口气,点点头。


就这样,我们一家辗转奔波,回到了老家湖南省道县,在县城租了一间小房住下。


一开始,道县还平静,炮火还在远远的长江那一边。父亲对我说,要是仗能不打就好了,咱们开个杂货店,你还是去读你的书。


哪知道,解放军过了长江后,战火很快到了湖南。不久就听说湖南省长程潜“和平起义”了,接着,湘南行署主任欧冠也准备“和平起义”。


欧冠与我的父亲周谟在南京有一面之交,为了拉更多的“统战力量”,把我父亲也叫去了零陵“共商”。11月5日,欧冠通電湘南27縣市起義,表示“接受人民政府領導”。


这样,我的父亲便作为“起义人员”,受到了“礼遇”。1949年11月15日,解放军进入道县县城的时候,我的父亲还摇着彩旗欢迎解放军入城,道县人民政府举行“共商道县和平建设”会议,还把我父亲请去参加。


谁知道事情说变就变,有一天,父亲突然接到县政府的通知,要他去衡山集训。


我们都很紧张,他都“起义”啦,怎么还要找他呢?


不久父亲就从衡山来信,说每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要坦白交代自己对共产党做过的错事。他在信中说:“我要努力改造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


1952年的5月2日,我还清清楚楚记得这个日子。那时我正在道县的省立七师读书,早上学校突然通知,全体学生去参加全县的“宣判大会”。宣判什么人啊?猛然,我看见我的父亲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上。不久就听见审判员宣判了他和另外五个人“死刑”!


父亲由几条枪押着,从台上推下来,台下的人群立刻象潮水一样,分开两道。高喊口号:“镇压反革命”!


父亲的眼光还在人群中看来看去,显然,他是在找亲人有没有来。可是我让人群隔得那么远,可怜的父亲怎能看见我呢?不久,就听见远远传来的枪声。……


父亲死了之后,有两大问题压抑着我们,第一是生活。母亲手不能提,肩不能扛,4个弟妹,加我5张口吃饭,怎么养活?第二是精神压抑。父亲是被枪毙的,按公安条例,母亲和我们姐弟都成了‘被关管杀亲属’,属于21种人,亲戚都怕惹祸上身,看见我们都绕着道走。


晚上,弟妹们睡了,我看到母亲站在窗前发愣,窗下就是潇水河,我真害怕她轻生。母亲满脸泪水,摇头说,我不会的,我一看到床上躺着的你们,就不会死了,没有我,你们怎么活……


真是雪上加霜,不久,又传来消息,说我上中学的大弟弟周元正搞“反革命组织”被抓了。那是什么“反革命组织”啊?弟弟与同班一些“出身不好”的子弟成立了一个篮球队,他们常用纸条通知在哪里练球?在哪里比赛?而且总是用文言文,他们穿的背心上,印有一个蓝色的队徽。


举报他们的人说那背心上的图案很象国民党党徽,他们串联纸条上的文字看不懂,是反革命接头的“暗语”。


大弟弟周元正就这样被无辜判了20年刑,一直到70年代才出来。一个十几岁的翩翩少年,“改造”成了一个唯唯诺诺,见了谁都害怕点头的小老头。


二、我组成的第一个家庭


好在这时,我中师毕业了,总算能挣钱,帮助母亲减轻一点负担了。我找到县教育科,请求安排个工作。那时候农村缺教师,教育科总算是开了恩,答应安排。但是要求我去最艰苦的洪塘营。


洪塘营是一个远离县城几十公里的瑶族山区,上山下山有几十华里。学校几乎与世隔绝。让一个17岁的女孩子进到深山峻岭中去教书,简直就同发配边疆差不多了。


但我能有什么可选择的呢?像我们这样的人,能给一份工作就算是不错了。


唉,世上的事情难预料,谁知道在偏僻的瑶山中,我会碰上他,我的第一个丈夫蒋汉镇呢?


蒋汉镇是个高大、英俊,很有文体才华的青年人。那时在道县一中时,打球、演戏都很出名,我也在舞台见过他,很有些好感。蒋汉镇出身地主


家庭。父亲是在淮海战死的。本来,他已被选拔到部队文工团了,但就是因为家庭的历史问题,被“打”下来,也分配到偏僻的瑶山中来教书。


那时候,洪塘营小学的老师不多,有些还是在当地有家的,所以一到放学后,学校里就剩下了我们两个。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大山中,可谓“同是天


涯沦落人”,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依靠感,很快,我们就恋爱了。


那时,我对谈恋爱有种隐隐的“负罪”感,为什么呢?父亲才死,弟妹又小,我怎么能贪图享乐呢?蒋汉镇就开导我说,人总不能一辈子生活在阴影里,应该抬起头来生活。他的思想很进步,他说,我们都年轻,党指引的未来是光明的。


1959年,我与蒋汉镇结婚了。1960年,我们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当时有一本流行小说,叫《林海雪原》,我那时正耽迷在小说的情境中,便给第


一个男孩取了个名字叫:林海。


1962年,我们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取名叫雪原,当然是接了“林海”的意思。她还有个小名叫:小妹子。


1964年,我们又生下了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叫蒋林松。为什么取名“林松”呢?我知道苏联莫斯科大学的门前,有两排高大挺拔的雪松。我一生最美好的理想,就是去一次共产主义的故乡,如果我去不了,但愿我的儿子能去莫斯科上大学!


那一段时间,我们家庭的生活和睦、幸福。社会上的政治斗争,镇反、反右也还没搞到我们年轻的一代人身上来。我和汉镇还经常在学区大会上讲“公开课”,每年都被评为“优秀人民教师”,发一支钢笔、领一张奖状什么的,心里很满足。对党对毛主席很热爱。


没想到,到1965年全国搞“四清”,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了,情况就变了。


三、清退小路窝


本来,我们以为解放的时候都不到18岁,都不是地主分子,即使是父辈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也不是我们的罪,怎么都没想到运动会搞我们。


1965年的下半年,我们洪塘营学区的一百多名教师都被召集到区里集中,然后是学习文件,搞“自我革命”。什么叫“自我革命”呢?就是向党交心。每个人回顾检查自己,把“辜负了党”的事情说出来,“与昨天一刀两断”。


为了让教师们能大胆“交代问题”,党支部书记宣布了三项纪律,“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骗我们的。


那时,汉镇在学校管了一点伙食账,除了“交代”了自己的对学生不够耐心外,还把账本交给领导,交代了“私自炒菜用油”的问题。我则把读师范时的一本日记本交给了领导。


没想到,交了“心”后的第三天,学区的墙上就贴满了大字报:“地主分子蒋汉镇还在吸血”、“奇文共欣赏: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周群反动日记摘抄”……


很快,全学区掀起了一场批判我们夫妻的风暴。汉镇记的“油盐柴米”账,被说成是“变天账”,我用铅笔抄写毛主席语录,被说成“对伟大领袖不恭”。我日记本上抄的普希金的名诗、名句,被说成要搞“资产阶级复辟”、“盼望帝修反回来”。我们两口子被押到台上,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反动思想”……


后来,在我俩被清退出学校校门时,我曾问蒋汉镇:“我们这些人不合适,清退便算了,干嘛还要开那么多会,批判、斗争、污辱我们呢?”汉镇的一句话让我茅塞大开:“光把我们清退怎么够呢?要利用批判我们,教育其他人啊!”


1965年12月,我们两口子被学区“清退”回蒋汉镇的老家:瑶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名叫小路窝。


我还记得那是个凄冷的早晨,蒋汉镇挑着一担行李,我一手挽着装杂物的篮子,一手牵着4岁的雪原。7岁的林海背着2岁的林松。一个教师,被迫离开他的学校、他的学生,心中有多难受啊。而我们一家人走出校门时,我看不到有一个人来送我们。


回到老家,蒋汉镇家原来的房子已经倒塌了,我们借了人家的一间房子住。那房子是堆稻草的,瓦缝里都能看见光,一下雨,到处都漏。我们就拿稻草把房顶漏的地方堵了,把稻草杂物清理了一番,勉强住了下来。村里增加了人口,村里人就少分口粮,群众当然是不欢迎我们的,时时要看人的脸色。好在按规定,还能吃一年的国家粮,并且发了一点安家费。所以一开始,生活还过得下去。


转眼到了1967年“双抢”大忙的季节。我们一家人,都投入到插田割禾的大忙之中。为了“表现好”,让妻子儿女少受歧视,白皮细肉的汉镇打着赤膊,在火热的日头下踩打谷机。我也挽起裤子,下田学割禾;3个孩子,也都作了安排: 6岁的小妹子,到田里拾谷穗;8岁的林海看了队里的几头牛,再牵上4岁的小弟弟林松。


我们就像牛,低着头,俯首贴耳,听凭“改造”。汉镇总是安慰我:“我们是运动中出来的,照共产党的政策,运动结束后,就会要纠偏,那时,我们就能回去了。”


可是,我们的命运,哪能由我们来掌握啊?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了,我们非但没能回去,一家5口,最后留下了我一个!


(四)生死七日


1967年的8月,道县的农村刮起了一股杀“地富反坏”的杀人风。我们附近的蚣坝河里都丢满了尸首,河水一片血红。田埂上,路边上,到处可以看到被杀人的尸体……





上图:2013年本文整理者与永州市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小组负责人谢承年(左)采访后留影。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7年的8月26日,已经是半夜了,我和三个孩子被叫起来,押到队里的禾场上去。我的丈夫蒋汉镇已先捆绑在那里了。禾场上火把通明,几十个民兵拿着马刀、鸟铳,把村里的地富和子女押着朝山上走。


小妹子牵着我的裤脚,林海背着林松。林松才4岁,好懂事啊,也不哭,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地被押到一个天坑(溶洞)边。


这时,我看见治保主任唐兴浩跳到一块大石头上喊话:“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们死刑!”


就看到有人拿着一张纸,读名字。叫一个,民兵就从人群中拖一个人出来,押到天坑边,挥起一刀,朝脑壳砍去。或者拿铁棍朝脑袋打一棍子,惨叫一声,血就喷出来了,再一脚踹到天坑下面去。


我的丈夫蒋汉镇被第三个点到名,一个民兵在他头上打了一棍,推下洞去。


我是第八个!


可怜的是我那三个孩子,知道妈妈要去执刑了,撕肝裂胆地叫“妈妈——”,我哄他们:“乖,你们别动,妈妈过一会儿就回来。”


我那时还心存一丝幻想,想着他们杀大人,孩子是来陪看的,不会杀孩子。所以我不能反抗,做什么都配合他们。


我走到天坑边,等着死的到来。只觉得脑后一阵冷风,一根硬硬的东西打在我的头顶上,没有痛,一阵天旋地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被救出来以后,有人告诉我才知道,打我的东西是开山打炮眼用的钢杆。





上图:周群撩起白发,头顶正中头骨明显下陷,显示为重物击打过的旧痕。



后来,听人说,我被丢进去之后,他们又来抓我的三个孩子,可怜三个无辜的孩子,吓得像一群被追的小鸡,满坪跑……孩子当然跑不过大人,三个孩子都被抓起来,丢进了天坑。


这个天坑真是个“吃人”的天坑啊,光这次就扔下了25个人!


真是老天有眼,我们全家5人丢下去后,竟然都没死,爬到一起来,在黑洞洞的天坑里又相见了!


我碰碰旁边,冷冰冰的,好多具被杀的人的尸体。奇怪啊,平时,我晚上听见猫头鹰叫都怕,这时候,同冷冰冰的尸体睡在一起,也不知道怕。


几天中,没有吃的,尤其是没有水喝,我们就这样一步步等待着死亡来临……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怕的死前症候出现了。第一个是4岁的林松,他叫着、拼命叫着:“妈妈,我要喝水,我要喝水!”没有水,就用小拳头打我,抓我的头发。我对他说:“睡吧,孩子,睡着了就好了——”


汉镇先已昏迷过去了的,这时候,突然站起来,口里念:“高梁,高梁,好多高梁……”原来他已经疯了。他在尸体上走来走去,跌跌撞撞,突然“扑通”一声倒下,就再没有声音了。


林松,也不动了。我摸摸他的鼻孔,已经没有了气,奇怪,我竟然啥悲伤都没有。也许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快也要死的。


这时,我听见林海在嘟哝:“妈妈,我为什么还不死啊,我想早点死,妈妈……”


听到他的话,我的五腑六脏都碎了!可怜的孩子,你才8岁啊!
小妹子死得慢些,她也要水喝,我就在洞里四处乱摸,摸到一个小水凼,就用嘴含着水去喂她。谁知她喝了水,头一歪,倒在她爸爸身边,也没气了。


我知道,马上要轮到我了。







上图:周群手中唯一一张遇难者照片:当时林海5岁,林松1岁(遇难时,林海7岁,林松3岁)


我很平静,我把丈夫、两个儿子和女儿都拉过来,四个亲人并排躺下。静静地等待死。黄泉路上,我们一家人同行……


没想到,头顶的洞口上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47军下来制止杀人了,我被人从天坑中救了上去!


救上我后,他们问,周老师,你去哪里?一句话让我眼泪哗哗地流。丈夫死了,三个孩子死了,家,没了。我孤单单一个人,能去哪里啊?


想来想去,想起蚣坝墟上,有我的一个伯母,我叹了一口气,只能是去投奔她了。


真是世事难料啊,没想到,在伯母家里,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婚姻:与大队支书李自贵建立家庭。


(五)、我为什么要嫁给李自贵


很多关心我的人都问,我得救后为什么要嫁一个大队支书?是不是为了让贫下中农来保我的命?我说又是,又不是。


李自贵是个苦人,他的老家是蚣坝公社冲子口村。解放前,他家很穷。母亲在病中瞎了眼睛,怕拖累儿子,上吊死了。李自贵十岁就带着两个弟


弟讨饭。是共产党来了,他家才翻了身。分了地主的田,又分了房子,对共产党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1953年,朝鲜战争爆发,李自贵抱着一股保卫胜利果实的决心,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他多次杀敌立功。还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李自贵从朝鲜回国后,先被分派在零陵的一个矿山工作,但是,他当惯了农民,自己向领导打报告。要求回乡务农。

1962年,李自贵回到了老家蚣坝公社冲子口村,不久被选为蚣坝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很快,搞文化大革命了,道县到处杀人。上面指示说蚣坝大队要杀多少多少“地富反坏”。李自贵是个非常忠诚的共产党员,没有文化,就是在部队才认识几个字。党的路线出了什么错,他是不会去想的,只知道要听“党”的话。


我后来听他说,接到杀人的指示,他也很矛盾。一直不忍下手。但是上面的命令一个接一个压下来,你要是不杀人,你就是站在地富反坏一边,自己都有危险。后来,我在一份材料中,看到了道县处遗小组关于他的记录:


“1967年8月25日,蚣坝大队支书李自贵、大队长周时珪、贫协主席蒋绍黄、治保主任朱贤儒、民兵营长蒋学金、大队“红联”头头蒋启念等人,以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名义召开宣判大会,当即宣布了涂宏光等22人的死刑,并立即拖到圩场边上的两口废红薯窖边执行。”


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就在他执行上面指示的同时,自己家中却出了事:他的老婆上吊了!原因是他老婆的父亲,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过兵。她在与邻居吵架时,人家骂她父亲是“国民党兵痞”,丈夫李自贵不配当大队支书。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耻辱”了,他的老婆一气之下,羞辱难当,竟上吊自杀了。留下了一个两岁的男孩叫李玉新。


唉,谁的“阶级”就那么纯洁啊!这件事对李自贵的教育很大。


当时正在文化大革命,李自贵无法带孩子,就把孩子放在蚣坝墟上交给我伯母带。就是这个原因,我到伯母家里不久,就认识了李自贵。


李自贵每次看到我抱着他的孩子,都心有愧疚。他想同我结婚,请我的伯母为他做媒。

一听伯母这样说,我坚决不同意。我原来的丈夫、孩子的尸骨都还在溶洞里呢,我怎能嫁给他?伯母说,外面还在杀人,嫁个贫下中农,你的成分就改了,有他保护,你死活可以留下条性命。我的弟弟也这样劝我。


但你们知道,最后让我下决心跟了李自贵的是什么原因吗?,是他的这个孩子:就是那时才两岁的玉新。他是个无辜失母的孩子,多可怜!而我呢,当时也刚失去了三个心头肉,就像一头失了崽的母狼,差不多快疯了!精神上玉新就是我的寄托。抱着玉新就像抱着我的林松,没有玉新我就只有死。所以当他们说,如果你不同意,就要抱走玉新时,我软了。





上图:谁说阶级之间“你死我活”?一对苦难中建立感情的“敌对阶级”母子――周群和李玉新2013年在蚣坝学校留影。



(六)  冲子口穷人苦岁月


这样,我同意跟李自贵去了冲子口村。从此,我由一个教师,变成了一个道道地地的农妇。


每天,我上山看牛。用一块蓝布把玉新捆在背上。有一次,我经过小学校,听见一位女老师讲课,说苏联有三个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阿尔巴尼亚。我在窗外干着急;阿尔巴尼亚是国家,怎么是革命导师呢?但是看看自己这个样子,一个衣衫褴褛的放牛农妇,想想自己的身份,哪有我说话的余地。


有两件农活是我最难忘的,一件是挑牛栏粪,赤脚站到又臭又潮湿的牛粪尿里。有时,还要用手去抓牛粪。一开始我怎么也做不下,我一辈子都爱干净,脚一踩到软软潮潮的牛粪上就恶心。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时间长了,也习惯了,就如同踩在潮湿的棉絮上一样。


还有一件难事是砍柴。大炼钢铁,把冲子口村后山上的树都砍光了,烧火成了大问题,要跑到很远的山上去砍柴。我带着个孩子,怎么办呢?我就在地上摊开一块蓝布,把玉新放在蓝布里坐着,旁边放一个红薯。挑柴路远,是很难的事。有一次,柴担到半路,“噗——”藤绳断了,柴散了一地。这时天又黑了,肚子又空了,力气也没了,我哭,孩子也哭。远远地听到“周群—周群----”的喊声,原来是李自贵来接我们母子了,那是多么的亲切难忘的回忆啊!


相依为命的生活,慢慢化解了我们之间的冤结。劳动中,困苦中,相互照应,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点。


这时,外面有了风言风语,说:“冲子口村出奇事了,共产党员讨(娶)了个地主婆。”“大队支书中了美人计了!”


有一次支部会议上,批评他:“阶级立场出了问题”。为了我,他受了处分。他,没有怨我,依然爱我。这一点使我很感动。我决心好好撑起这个穷苦的家!


几年后,我们添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取名玉东,女孩取名媛媛。穷屋里一下有了5个人,那是5张嗷嗷待哺的口啊,我们家更穷了,但穷人却有穷人的快乐。


孩子虽并非我一人所生,但手掌手背都是肉啊!大女儿来媛要出嫁了,没有钱做嫁妆,怎么办?以前李自贵还可以到瑶山去砍竹子,卖几个做衣服的钱。但那时正批“资本主义尾巴”,谁都不敢搞副业。这嫁女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我结扎了自己,拿回了20块钱,把女儿嫁出去的。


那那时,计划生育结扎男人只能补10元。结扎女方就能补到20元。我就代替李自贵结扎了自己。


来媛出嫁离门的时候,紧紧地抱着我不肯走,哭成了个泪人儿。


1980年,道县的大屠杀事件“平反”了,一些杀人的凶手受到了法律的惩办,李自贵也没有再当大队支书了。我呢,又回到了蚣坝的教师队伍中。县里的群众还强烈要求,让我这个“九死一生”的人当县政协委员。我同李自贵的位置,正好倒了过来。


80年代中期,教育局要把我调到县里去。临走的时候,我发现自贵很不安,我知道,他有顾虑,他怕我一去不回了。那段时间,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嫁人的,都离婚了。我们蚣坝一个从广西来的女医生,“平反”后,把老公孩子都抛弃了,又回了桂林。我就对自贵说:“你放心,我们是从那个苦难的岁月中走过来的。你对我好,我记得的。不管我以后做什么,都不会抛弃你。”



(七)最后的抉择


不久,我们把家搬到了道县县城,我教书,自贵在家做点家务。这时,玉新已经成家,玉东学了机电,媛媛进了纺织厂,不久又添了孙子和外孙女,一家人的生活和睦、幸福。


照说,搭帮邓小平,生活一天天好了,他应该开心了。但是,我发现,他成天总是闷闷不乐的。晚上睡在床上,老是叹气。有时候还丢三挪四的。我知道他老记着的是那件事,就总让他忘记,开心、快乐。我说,老头子,过去的就过去了,何必老背着这个包袱啊?他也不回答,只是闷着头,抽他的烟,一支又一支……


他总是竭尽一切地对我好,对儿孙们好。该吃的舍不得吃,该穿的舍不得穿。让着儿孙,让着我。似乎要偿回他心中的“亏欠”。


2000年以后,我发现,老头子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他老是咳嗽,痰中带着血丝,有时咳得整夜都不能入睡。终于,2008年的冬天,他病倒了。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雪天的黄昏,屋里还生着火,他可能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向我招手,又用手敲敲床,让我坐下。我说:“你要说什么,我都清楚,不说了,不说了。”他却硬是要我听他说,眼里都快流泪了,我只好坐过去。他断断续续地说:“我这辈子,对不起很多人,也对不起你!”


李自贵一生很坚强,从不流泪的,这回,他流泪了,泪水分成两道,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我也忍不住,抱着他哭。


他在床上又躺了3天,无声地走了。


我和儿女把他葬在家乡冲子口背后的山上。伏在坟上,我哭了一场。


2011年11月,我在记者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了枫木山,找到了我第一个丈夫和三个孩子死去的天坑。洞口已被人用大石块盖上,旁边建了一座“枫木山小学”。


44年了,这里已灌木丛生,难以辨认。但44年前,一家人“阴间相会”的情景犹在眼前。我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小妹子、林松……妈妈来看你们了!”(哽噎的哭声)





上图:2011年11月,周群再来到丈夫和三个孩子丧生的地方,44年了,这里已经是灌木丛生,难以辨认。周老师的学生用柴刀砍开荆棘,才找到洞口



后来,我在天坑口上为他们立了一块碑,碑上写着:“蒋汉镇老大人及子女林海、林松、林雪原之墓。”落款是:“贤妻、慈母周群立”。


有很多人问我,你一生有过两个家庭,百年之后,你打算葬在什么地方?是枫木山,还是冲子口呢?


我说:“冲子口,同老李在一起——”


在我心中,什么都放下了。


活到今天,我算什么都活明白了。老李,他也许明白,也许不明白:他也是个受害者!




尾铭:
      我们嫁娶与我们战斗过的人
                ——加纳 :泰伦西(TELLEESI)族人谚语



【作者简介】陈秉安:中国著名纪实文学作家,著有《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大逃港》等。)




----转自《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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