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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步机: 毛泽东运用调查研究成果指导工作的又一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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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1930年5月4日,毛泽东在会昌县进行“仁风山调查”基础上,以红军前委名义致信中共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就党应如何对待流氓、钨矿工会对待英美公司策略、边界特区委召集特委扩大会或全区代表大会、边区土地分配、如何发展扩大边区革命武装、边界特区委与红四军四纵队行动配合等问题提出详尽意见,作出具体指示,给四县边区工作以正确及时的指导。这份尘封至今的珍贵文献充分彰显了毛泽东求真务实思想作风,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2016年刊发的《新发现的毛泽东调查报告〈仁风山及其附近〉考析》一文,首次披露了毛泽东1930年4月21日在会昌县城作“仁风山调查”及整理写作《仁风山及其附近》调查报告的相关史实。【兴国县课题组:《新发现的毛泽东调查报告〈仁风山及其附近〉考析》,《苏区研究》2016年第6期。】其实,与毛泽东作“仁风山调查”紧密相关的另一珍贵文献,即1930年5月4日毛泽东以红军前委名义写作的《前委给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的信》(以下简称指示信),却至今尘封于博物馆内,不为世人所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上卷曾记载:1930年“5月2日同朱德率部攻克寻乌。四日,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致信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界特委,提出对流氓的方针和策略:既要积极争取他们,把他们的力量用于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又要防止他们的消极因素,在红军赤卫队及苏维埃中不能占多数、居于领导地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306页。】。但年谱对该文献的其他内容未作披露。迄今为止,也未有学者撰文对该文献进行专题研究。

该文献原收藏于中共盘古山钨矿党委宣传部,于都县博物馆存有该文献抄录件。笔者在30多年前从原赣州地区博物馆一同志处获得了该文献打印稿(最后部分缺失),并请于都县博物馆的同志帮助将缺失部分补齐。本文拟全面阐述、细致解读该指示信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具体内容及其重要价值,以进一步彰显毛泽东求真务实思想作风,为新时期学习弘扬苏区精神、夺取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生动范本。

一、历史背景:安、于、会、赣四县边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1928年春至1930年春,以盘古山(1930年4月毛泽东将其改名为“仁风山”)矿山为中心的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区在中共安远、于都、赣县地方组织和中共盘古山特委领导下,先后爆发了安远县茶梓(茶梓今属于都县辖)、赣县大埠农民武装暴动,安远县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十九纵队。盘古山钨矿的采矿工人也先后爆发过多次反抗外国资本家和山霸压迫、剥削的斗争。

1929年6月,为加强对以盘古山钨矿山为中心的于南边区工农运动的领导,中共赣南特委决定建立中共盘古山特委,指派在上海参加过工人运动的刘义顺(原名徐复祖)担任特委书记。中共赣南特委要求刘义顺利用美、英两家公司在收购钨砂垄断价格方面存在的矛盾开展工会工作。刘义顺到了盘古山矿区后,深入矿工和矿区附近农村调查情况,宣传发动群众,组建工会、农协,发展党的组织。1930年4月,刘义顺和乱石共产党员钟元璋、钟元徽等人领导乱石农民开展了反对王坑土豪劣绅的斗争,并组织部分矿工积极展开支援。但是,乱石农民暴动先胜后败,一批参加暴动的革命农民惨遭杀戮,财物被洗劫一空,乱石圩的房屋被焚毁殆尽。

就在乱石农民斗争遭受挫折之时,红四军在赣南开展分兵游击活动。1930年4月16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军部和第一、二纵队从安远县进入会昌县,17日进占会昌县城。毛泽东、朱德和军部机关驻会昌县城孔圣殿等处,一部分部队向寻乌县推进,沿途开展群众工作。中共盘古山特委书记刘义顺闻讯,当晚即和盘古山其他革命领导人谢海波、钟元璋、刘世炯、钟元徽等一起,率领盘古山、乱石地区300多名工农(主要是乱石农民)前往会昌县城,要求加入红军,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亲切接见。毛泽东听取了中共盘古山特委书记刘义顺等的情况汇报,根据于都南部边区的实际情况,果断决定将原中共盘古山特委扩大为中共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界特区委,仍以刘义顺为书记。毛泽东代表红军前委对四县边区特委工作明确作出四点指示:(一)边区工作要以矿山为基点,各级组织要以工人为骨干,各项工作象水波一样向四周扩展开来,巩固发展;(二)边区的工作暂时由红四军前委直接领导,但也要向中共赣南特委汇报;(三)以盘古山矿工为骨干,成立工农红军第二十二纵队,扩大工农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四)边区当前的工作主要是分田,必须在割禾前全部分完。

根据红军前委的指示,以盘古山矿工为骨干的红二十二纵队于1930年4月20日在会昌县城正式组建,谢海波任纵队长,刘义顺任纵队政治委员。红四军前委将周益庭、朱日敏、文正林、张春二等4名军事干部和1名司号员抽调给该纵队,并拔给48条枪、960发子弹。在红二十二纵队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和朱德都作了重要讲话,要求边界特区委立即率纵队回到边界地区,迅速发动群众,领导武装暴动,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党的组织,组建地方工农赤卫队,成立苏维埃,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开创斗争新局面。

为深入了解盘古山钨矿工人生产生活及矿区革命斗争开展情况,更好地指导以盘古山矿区为中心的安、于、会、赣四县边区开展革命斗争,使赣南梅花式红色区域更快连成一片,4月22日,红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昌城召开调查会,详细调查了解盘古山矿区及附近农村情况。参加座谈会的共有7人,他们是:中共盘古山特委书记刘义顺、盘古山矿工钟亮照、茶梓圩农民钟文亮、乱石知识分子钟元璋、乱石小学教员刘大训、赣县爆竹工人潘云宾、乱石农会委员王海中。刘义顺等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盘古山、丰田两个钨矿地理位置及交通状况、建矿开采历史、矿工情况、美英公司压迫剥削矿工情况、矿工们的自发反抗斗争、矿区附近农民土地占有状况和农民斗争情况、矿区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开展斗争情况。毛泽东认真地听取了刘义顺等的汇报并作了详细记录。在调查会上,毛泽东说,盘古山这个名字太古老,还是将盘古山改称仁风山好。他将所获得的资料整理形成了调查报告《仁风山及其附近》,全文约有1万字。这份调查报告很快由红四军政治部门印发给有关人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也于1930年6月4日将这份调查报告内部印发。【以上均据徐复祖回忆录:《一九三○年的艰苦斗争》,于都县博物馆保存件,未刊稿。】

中共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和红二十二纵队的成立,打开了四县边区革命斗争新局面。1930年4月21日,红二十二纵队和地方党组织在会昌城召开联席会议,制定和作出发动盘古山工农武装暴动的计划和部署。当日,刘义顺、谢海波等率队伍返回盘古山矿区。4月22日深夜,盘古山工农武装暴动开始。红二十二纵队一部迅速包围了仁风赖兆占和赖屋面的杨春赞部靖卫团,一部进攻矿区。在矿工们的配合和支持下,红二十二纵队迅速包围了矿警队和英美收砂公司。经过短时战斗,敌人被打得四处溃逃。一股企图窜逃小溪的敌人也被预先埋伏的暴动队截获,全部当了俘虏。战斗取得了胜利,打死8名靖卫团丁和数名矿警,活捉了山霸吴子光、杨生利、谢老三、钟一古,缴获长短枪80多支和一批弹药。4月23日上午10时,边区群众在矿区山上竹山坪河坝举行隆重的庆祝胜利大会,正式宣告中共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黄祥皋任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同时成立四县边界特区总工会、赤卫队、妇女会和儿童团等组织。大会后,四县边界特区委领导红二十二纵队乘胜出击,不断扩大红色区域。

1930年5月1日,中共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书记刘义顺给红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写信,汇报了边界特区委和红二十二纵队成立后的工作情况及今后工作打算。毛泽东接到刘义顺的信后,结合他通过“仁风山调查”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即于5月4日以红军前委名义给刘义顺并四县边界特区委回信,对特区委今后的工作作出具体指示。

二、主要内容:毛泽东对四县边界特区委及红军工作的意见及指示

指示信全文约3000字,就党应如何对待流氓、钨矿工会对待英美公司策略、边界特区委召集特委扩大会或全区代表大会、边区土地分配、如何发展扩大边区革命武装、边界特区委与红四军四纵队行动配合等六个问题,分别提出了详尽意见,作出了具体指示。

第一,关于如何对待流氓问题

所谓“流氓”,实际为流落城乡无家可归、无业可事的流氓无产者。毛泽东在会昌县城召开的“仁风山调查”会上,曾通过刘义顺的汇报了解到安、于、会、赣四县边区游民(赌博为生一事不做的)约占总人口的10%,盘古山矿工中甚至党内队伍中,存在很严重的流氓意识,有一名党员竟然谎称组织交给他前往赣州兑换现金的黄金手镯“被抢劫”而私吞公款。为了减少流氓对革命队伍的危害,四县边界特区委积极动员钨矿工人加入红二十二纵队以调换流氓。四县边界特区委在5月1日给红军前委的汇报信中曾报告了这一做法,毛泽东代表前委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示信开头就说:“五月一日来信照收。二十二纵队以工人调换流氓的政策是对的。四军派去的人要加紧训练,要特别对他们中间有希望的份子多与谈话,使那些坏分子孤立不敢公然作坏事。”接着,毛泽东告诫边界特区委:“你们那些地方的党,不仅要防止富农侵入还要防止流氓侵入。”指示信还强调:“我们不是站在资产阶级地位反对流氓,那些富农得权的地方他们是反对流氓的,他们是把打流氓如同打土豪一样地打的。我们的观点完全与富农相反,我们是同情于流氓的阶级地位的,我们是承认流氓有革命性的,在农村斗争初期时,流氓还是革命的先驱者。”

既然流氓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为什么还要反流氓呢?指示信从理论上阐述道:“我们所反对的是流氓的思想——流氓的政治主张,他们是大烧大杀大抢的,他们是个人享乐主义——大嫖大赌大吃大喝的,他们是流寇主义的游击政策,他们忙的不是建设政权和分配土地,而是扯起红旗子到处乱跑。这些主张和行动,都是与我们的主张和行动不对的,所以我们要坚决的反对这些主张和行动。”既要动员和准许流氓参加革命,又要反对流氓的思想,那么对流氓应当采取怎样的政策呢?指示信提出:“我们要准许流氓分得田地,要准许流氓参加适当的工作,要准许他们有苏维埃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要给他们以戒脱鸦片和赌博的犹豫期间。”“我们对于流氓的策略是积极的争取他们,把他们的力量用于对统治阶级的斗争,但同时知道他们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失业)所产生的政治主张是错误的,不要他们在红军赤卫队及苏维埃中占多数;不要他们在一切地方居领导地位,除非他们在斗争中洗刷了错误观点的人。至于党内要坚决防止流氓成分的增加如同坚决的防止富农一样。因为富农多了就成了国民党,……流氓多了就成了‘土匪党’。边界特区(流氓占人口百分之一的地方)要引以为戒。”指示信还批评了一些地方党组织对待流氓的错误做法:“那些不给以流氓的政治权利(许多地方),或不分田地与流氓(许多地方),或于做娱乐会时,除装一个土豪,于他身上贴个‘打倒土豪劣绅’的条子之外,又装一个流氓,于他身上贴个‘打倒流氓地痞’的条子(吉安之陂头),这些都是表示资产阶级思想,我们是不赞成的。”【毛泽东:《前委给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的信》,原赣州地区博物馆内部资料打印件。以下引自该文的内容均出自于此,不另注释。】

第二,关于钨矿工会对英商和商人小贩的政策与策略

毛泽东在作“仁风山调查”时了解到,仁风山和大余西华山的钨矿开采权和钨砂收购权均由美国公司垄断。但英国公司也要分一杯羹,他们在广东和平、平远两县设有分公司,派人到仁风山收购钨砂。只不过英国公司不敢公开与美国公司争抢钨砂,只有在美国公司不能来到山上收购时,才上山来收购些钨砂,而且收购价格比美国公司高出许多。英国公司的收购活动有利于增加矿工收入,因此安于会赣四县边界总工会成立后,发布了一个对英商的宣言,倾向于支持英商提出的“自由营业”要求。刘义顺在5月1日给红军前委的信中汇报了这方面的情况。对此,毛泽东在指示信中答复说:“钨矿工会对英商的宣言,在政略的大体上,没有什么错误,只有两点小一点的是那宣言的缺点。一是在这个宣言中还是要说:‘英美两公司同样是剥削工人的’,并且要举出英商因为没有得到包办权,表现的罪恶不如美商之大。而英商主张‘自由营业’是于工人有利的,所以工会也同样主张(不是‘赞成’);二是对于商人和小贩【原文注:“实际是小买办”。】的策略从前虽然有些错误,我们却不能对着他们在文书上‘承认错误’,因为他们是资本家,我们要提防他们拿了这句话下回进攻我们。我们的措词应该是:‘从前本会对付商人和小贩的策略措施,有些与实际情况不甚切合,在商人小贩承认从前错误,服从本会主张的条件之下,本会可以酌予修正’。这与有时我们对工农群众承认错误(如曾经大烧大杀过的地方)完全不同。因为工人是我们自己阶级,农民是我们自己朋友阶级,商人小贩则是敌人阶级。我们对工人和农民公开承认错误,不是唯心的‘改过’,而是为了争取那些脱离我们的群众,使他们重复回来,只有好影响,没有坏影响的。你们对于黄沙的农民就应该这样做。对于资本家的商人和小贩,甚至帝国主义的英商,则时时刻刻要占着地位,时时刻刻防他们反攻。”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完全切合仁风山矿区工人斗争实际情况,是正确的指导意见。

第三,关于召集中共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扩大会或特区党代表大会问题

毛泽东通过“仁风山调查”了解到,在四县边区,党组织仅在山上有点基础;在乱石、茶梓还是党与农会分不清楚,乱石有钟元璋一类的地主在党内,茶梓听说颇有些流氓;党的指导机关不能领导党员,党员与农会会员没有区别。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因而在指示信中要求:“特区委要即速召集扩大会或全区代表大会,这个会的任务是:(1)检阅从前工作,纠正从前错误;(2)改造指导机关;(3)布置全区工作——怎样分配土地,怎样建设苏维埃,怎样组织赤卫队和扩大二十二纵队;那些没有暴动的区域,怎样去发展党与群众的组织,怎样派游击队去收缴反动武装,发展群众武装。以上这些,都要在这个会议里头讨论决定的。”为帮助特区委开好这次会,指示信中还具体要求:“这次会至少要开一天,事先特区委要有准备,对于改造特区委及各区区委要准备名单。这种全特区的会议,在你们那种斗争紧张的区域,至少每两个月要开一次。此外凡属重要些的问题,都要经特区委讨论决定,把决议案报告南路行委;各区由各区委讨论决定,把决议案报告特区委;各支部由支委讨论决定,把决议案报告区委(不会写字的口头报告),以建立一贯的‘集体指导’精神,极力减少个人领导。”特区委“要以仁风山有训练的工人党员派往区内各地,去创造支部,领导农民”。指示信中的这些要求对于加强边区党的建设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第四,关于边区土地分配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

毛泽东通过“仁风山调查”,了解到四县边区各阶级占有土地情况如下:在乱石,地主占50%,公田占30%,农民占20%,农民苦得很;在禾丰,地主占60%,公田占10%,农民占30%,农民生活亦是苦得很;在大江头,田地很集中,地主占70%,除去公田,农民占有土地非常之少;在丰田圩,田地70%是地主的,公田又占10%,农民的不过20%;在仁风圩,地主占60%,公田与农民各占20%;在庄埠,公田占30%,农民占20%,其余50%都是地主的。总括各处,地主和公田占80%,农民占20%。因为农民占有土地很少,所以贫苦阶级(不够食的)占75%,中等阶级(够食的)占20%,富裕阶级(有余的包括地主富农)占5%。因此,毛泽东深感四县边界特区委面临的任务十分紧迫,应该尽快建立苏维埃政权,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在指示信中,毛泽东明确要求:“仁风、乱石、茶子应该限令他们数天之内分完田地,组织成苏维埃,建立起‘赤卫队’网(所有十六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男女壮丁一概编入,由乡到特区各级指挥机关,隶属于各级苏维埃的军事部)。仁风附近几十里内是原有斗争历史的,要使工作很快深入。这些地方一深入,四围的地方就飞快受到影响,扩大也飞快。分配土地是农村斗争的中心问题,特别要快。那些群众很快的起来,反动势力很快的消灭,而没有组织农会的地方,应该一起始就组织苏维埃,不必经过农会阶段。”毛泽东提出的这些要求,与同年2月7日至9日在吉安陂头召开的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上提出土地革命“一要分,二要快”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第五,关于发展群众武装与扩大红军问题

毛泽东在会昌县作“仁风山调查”时,了解到安、于、会、赣四县边区此前虽然开展了工农革命斗争,但没有建立革命武装,致使斗争不能取得胜利。在会昌城,红四军帮助中共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建立了红二十二纵队,但红军来不及帮助各地建立群众武装。5月4日,毛泽东从边区所辖桂林江一位革命群众口中得知,四县边界特区委要将桂林江革命群众手中的几支枪收缴去,充实二十二纵队。毛泽东认为这种做法不妥,不符合前委3月18日第三号通告的要求,因而他在指示信中再次重申了扩大群众革命武装的重要意义和扩大正规红军的正确途径。信的最后说:红四军第四纵队5月8日从禾丰分为两路去安远,一路走唐村、长沙堡、金沙、金石;一路走桂林江、水东天心、黄坑、上下坛去安远城。两路都沿途工作前进,5月13日到达安远城。前委要求四县边界特区委与红四军第四纵队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共同讨论研究红军应该去攻打哪些地方的反动派,开展群众工作,以使特区委领导群众的动作与红四军第四纵队的动作合拍。

三、重要价值:彰显毛泽东求真务实思想作风的又一珍贵文献

在指示信中,毛泽东代表红军前委对中共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及红军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做出了具体部署,为边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依据。该文献还对红色区域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坚持实事求是、改进工作作风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是彰显毛泽东求真务实思想作风的又一珍贵文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首先,对中共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各项工作的开展帮助巨大

根据前委指示信精神,特区委在加强边区党、政和革命武装建设、土地分配工作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安、于、会、赣四县边界苏区迅速扩大发展。

1930年5月间,边界特区苏维埃政府从仁风山迁驻茶梓圩。此时边界特区除辖有乱石、茶梓两个区外,还建设有一些乡村苏维埃政权。乱石区的中共区委书记钟楚三、区苏维埃主席黄田胜,管辖南坑山、樟梨树下、围上、田东、杨梅、渔翁、古寮、中坑、背坑、畔田、河迳等11个乡。茶梓区的中共区委书记钟文亮、区苏维埃主席蒙祥海,管辖茶梓、河石、浮槎、大江头、桂林江、人和、仁风、长龙、茶山冈、水口等10个乡。各个乡均成立了党支部和乡苏政府。

特区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根据红四军前委“必须在割禾前分完田”的指示,把分田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区、乡各级抽调出近100名贫苦农民参加分田培训班,然后分赴各乡村开展分田。乱石区于5月进行了分青苗,每人分得田地14.4担;茶梓区于6月分完了青苗,每人分得田地9担。

在加强边区党、政建设的同时,边区武装建设也有较大的发展,先后组建了乱石、茶梓、矿山等几个赤卫队,计1200多人。其中乱石农民赤卫队达700人,队长黄田福,副队长钟元徽,下设3个分队,有少量的枪支,大部分是土枪、鸟铳和梭标。茶梓农民赤卫队有300多人,20多支枪,下辖石窖窝、仁风嶂、廖家山、竹山坪4个分队。红二十二纵队也由原来的1个中队发展到3个中队。红二十二纵队和各地革命武装先后打败茶梓、黄沙、长赖、龙布、桂林江、河石、丰田、庄埠、禾丰、小溪、畚岭等地的地主靖卫团。

1930年9月,根据红四军前委和中共南路行委指示,战斗于四县边界特区的红二十二纵队开赴于都县,奉命加入主力红军第二十二军,一批地方干部也随部队调入红军工作。此时,会昌县欧阳江靖卫团和于都小溪靖卫团等反动势力乘机联合起来发动反扑,进攻茶梓、仁风、乱石等红色区域。因边界地区来不及组建新的革命武装,无法打退靖卫团的进攻,红色区域很快失守,四县边界特区委和边界苏维埃政府被迫解体,边界革命斗争一时又遭到挫折。但时隔不久,赣南行委又在赣县韩坊成立了中共安于信会赣五县边界特区委。从此,于都南部边区的人民群众又在中共五县边界特区委的领导下,高举斗争的旗帜,继续投身于创建与保卫苏区的伟大斗争中。

第二,为此后党和红军制定对待流氓的正确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流氓”是中国社会阶级结构中的一个阶层。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分析说:“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这是毛泽东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流氓阶层所作的正确分析和认识。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环境,虽然毛泽东提出了要采用正确方式方法,引导流氓群众加入革命,使他们成为一种革命力量,但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毛泽东本人,在当时都未能将其真正付诸实践。

毛泽东领导开辟创建井冈山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为党和红军正确解决中国流氓问题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和条件。闽粤地区的“三合会”(亦称“三点会”或“洪家三点会”)是中国流氓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正确地处理和解决了对待“三合会”等绿林组织和绿林武装的问题。而如何正确对待和解决整个流氓问题,却还没有较完整、系统的理论和政策、策略,也缺少成功的经验。此次毛泽东在会昌作“仁风山调查”及指导中共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工作中,遇到了这个新问题,促使毛泽东对此进行深入思考,并初步提出了对待和解决流氓问题的政策、策略。但是,毛泽东对此并不满足,他认为对流氓的认识和对待流氓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原则还不够深刻、全面。毛泽东本想在随后进行的寻乌调查中解决这一问题,然而限于时间等原因最终未能实现。他曾遗憾地说,寻乌“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

1930年6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和红六军二纵队从寻乌、会昌东进福建。6月中旬,毛泽东在上杭县南阳主持召开红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并通过了《富农问题》《流氓问题》两个决议案。《流氓问题》决议案共分3个部分:(一)流氓问题成了斗争中一个严重问题;(二)流氓的社会地位及其作用;(三)党对流氓的策略。《流氓问题》决议案对于流氓的社会来源、社会职业及其特点、流氓的党派意识、流氓的特性和流氓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了全面分析。如对流氓的来源,决议案分析说:“半殖民地中国因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使得农民手工业者大为破产,造成巨大的失业群众,又不能有大规模民族工业吸收他们,这个失业群众没有出路,因此造成大批的流氓。”这一分析可谓一针见血,指明了彻底解决流氓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建立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新社会和新生活。对流氓的社会职业,决议案依据当时的社会环境,例举有30种之多:“1土匪,2盗贼,3娼妓,4兵痞,5戏子,6差人,7赌棍,8乞丐,(以上八种都是大群众,以下人数较少)9讼棍,10地保,11中人(一部除外);12开烟馆的,13装水烟的,14卜卦的,15算命的,16看相的,17地理先生(一部除外),18耍把戏的,19卖假膏药的,20卖武的(一小部除外),21游学的,22包打听,23拐子,24拆白党,25做烂媒的,26人贩子,27和尚(一部除外),28道士(一部除外),29师娘(巫),30教徒(一部除外)。”【《流氓问题——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案》(1930年6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12页。】对于流氓的社会组织结构,决议案指出:流氓群众为了争取他们的社会生存地位,有各种秘密结社,如青红帮、三点会、哥老会、致公堂、符子会、大刀会、在理会等等。对于流氓阶层所具有的特性,决议案分析指出:“第一是反组织的(反纪律的反团结的,个人自由的),第二是个人享乐主义(大嫖、大赌、大吃、大着),第三是雇佣性重,第四是破坏性重,第五是阶级意识模糊,第六反群众的,第七反社会主义的,第八是盲动主义(大烧、大杀、大抢),第九是流寇主义(没有政权观念)。”并指出“上列九点流氓的特性,不是各个独立,而是互相关联的,都依据于流氓的阶级地位社会职业而产生”。【《流氓问题——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案》(1930年6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512—513页。】

《流氓问题》决议案还深刻指出了流氓对革命的影响和危害:“基于红军中的流氓成分,产生出许多错误的政治观念和组织观念,如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政策、惩办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非常之不利于革命。特别是在革命高潮飞快到来加紧布置全国总暴动争取全国胜利的时候,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流氓意识如不克服,流氓成分如不洗刷,斗争的前途是要发生许多危险的。”【《流氓问题——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案》(1930年6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511页。】

党对流氓应取何种策略?《流氓问题》决议案说:“党对流氓的总策略应该是: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鉴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历来的指示和中共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的经验做法,决议案特别强调要坚决洗刷红军和赤卫队等革命武装中的流氓成分,强调“虽然不是说要把现在红军中的流氓成分在二十四小时内扫数开除出去,但必须有计划的以工农斗争分子代替流氓,坚决的反对党内庇护流氓。对于流氓存着‘还有革命希望’的幻想,主张‘三教九流的人都可进红军’,‘游击战争时不要打流氓,总暴动时方可打流氓’,‘只要官长领导得好,士兵的组织成分是不要紧的’,以及什么‘现在不要流氓,将来也不要农民了,将来也不要工人了,剩下一个共产党’等等错误的怪异的观念”,应给予严肃批评。【《流氓问题——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案》(1930年6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512—514页。】

将1930年6月中旬通过的《流氓问题》决议案与红军前委5月4日指示信中对流氓问题的认识和方针政策相比较,可以看出:无论是对流氓问题认识的深刻性、全面性和方针政策的系统性、可操作性等方面,《流氓问题》决议案都较之以前有很大的发展与提高。当然,在对待流氓的策略问题上,《流氓问题》决议案也或多或少受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可以说,如果毛泽东没有作“仁风山调查”和5月4日指示信,1930年6月中旬召开的红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就不可能那么快作出《流氓问题》决议案。

第三,再次明确和重申了发展群众武装的重要性和扩大红军的正确途径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地方革命武装的建立与发展。在井冈山时,毛泽东提出“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主张“作战缴获的枪,则尽量武装地方。赤卫队的指挥官,由各县派人进红军所办的教导队受训后充当。由红军派远地人到地方去当队长,必须逐渐减少。朱培德、吴尚亦在武装保安队和挨户团,边界各县豪绅武装的数量和战斗力,颇为可观。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6—67页。】党应当正确处理发展地方群众武装与发展红军的关系,“红军与赤卫队之武装应该同等重视,在群众有觉悟毫无武装的时候,红军应设法多发枪械给他们,在有几县以上的赤卫队,群众武器多的地方应该成立红军一营至一团,打破群众自私自利的地域界限,创造强有力的超地方性的红军。但不是朱毛改编赤卫队,把他们带着走”【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9页。】。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总结了三年多来扩大红军的经验与政策:“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并且认为这“无疑义地是正确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页。】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领导下,无论是在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在新开辟的赣南、闽西红色区域,按照这一套办法,地方群众武装和红四军部队都得到迅速扩大。

1930年春,在红四军游击赣南分兵发动群众过程中,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前委进一步提出了正确处理好发展地方革命武装与发展红军关系的要求和办法。1930年3月18日,红军前委在赣州城郊楼梯岭发出通告,明确要求:“扩大红色区域主要条件就是农民武装,若不能创造农民武装,则所谓深入工作只是一句空话,游击队所到之处,凡属做有深入工作希望的地区,不但不能把原群众武装收缴了去扩大红军(要在广大赤色区域的腹地部分土地斗争业已深入,武装作用减少了的时候,才能有计划地集中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红军)。在红军斗争力不大、感觉损失的条件之下,还一定要由红军拨枪支去武装群众,不但要出枪,有时还出子弹,不但拨出子弹,有时还要拨出军事工作人。在红军力量不强、事实上无法拨出枪弹及人员的时候,就要尽可能的努力去收缴豪绅及小部队敌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总之,游击部队对于地方武装是与他的工作同始终的,谁不把武装地方看做十分迫切的工作,谁不看重地方武装,如同看重他自己的部队一样,谁就是抛弃群众的机会主义者。”【《前委通告第三号——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1930年3月1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255页。】

在指示信中,毛泽东再一次明确和重申了建立发展群众武装的重要性和扩大红军的正确途径,强调:“我们的意见,凡属有群众起来和豪绅斗争的地方,那地方群众手里的少数枪枝不但不要消极的缴了去集中于一处,而且要积极的指导他们组织赤卫队,多多收缴反动派的枪枝,使斗争很快扩大。只有使接近白色区域的群众手里有少数枪枝,才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帮助‘主力游击队’(如你们的二十二纵队)收缴所有地主武装。因为他们有几根枪,他们才喜欢去缴(更)多的枪,若把他们那几根枪提走了,他们就没有劲了,同时这正是反动派的要求,因为反动派最怕的不是远地的大游击队,而是他们村前村后的几根神出鬼没的枪,这才要了他们的命阿(啊)!”同时,毛泽东在指示信中重申前委关于收编群众武装扩大红军的正确政策:“只有在两种时候是应该收缴的:一种是枪枝拿在靠不住的群众手里,一种是那一地方的斗争业已深入。前一种情形,若不收缴就有把枪送给敌人的危险。后一种则不是‘收缴’而是‘收编’,即为了扩大主力游击队,扩大红军去开展大的局面的需要,把斗争业已深入了的地方的赤卫队或小游击队收编起来集中一处是应该的。因为斗争业已深入,那地方的武装需要减少了,或者完全没有了,就可以把那些地方的武装收编起来,但仍要注意看明白那地方的需要程度才好决定全数收编。在所谓‘红色腹地’的那个地方,离白色反动区域很远那些地方就完全没有洋枪赤卫队的需要了(梭标赤卫队还是要的),应该全数集中大游击队去。在靠近白色反动区域的地方,虽然当地的斗争已经深入了(田地分了,苏维埃建立了,AB团也消灭了),但群众时常怀着邻近反动派侵入的恐惧,这些地方的群众武装就不应该一下子全数收编了去,要留一部分放在当地,应付斗争的需要,以待第二次的收编。必须这样才既有了扩大红军(红军的扩大是一定要走赤卫队这条路线的)的利益,又不发生脱离群众的危险。”

毛泽东和红军前委上述关于发展群众武装与发展红军关系的主张和做法,无疑是正确的。正因为党和红军坚持采用这些正确政策和做法,赣西南、闽西苏维埃区域才得以迅速建立和巩固,地方武装和主力红军也得到迅速发展壮大。

第四,为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对待外商的原则和策略提供了借鉴

毛泽东以前委名义给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的指示信中,首次遇到如何处理外国列强商人在中国经商的问题。毛泽东在指示信中指出,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在中国设立的公司,“同样是剥削工人的”,这是必须明确的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但与外国通商又是红色区域所需要的,因此党和红色政权对有利于苏区民众利益的外国公司应给予支持,对严重损害苏区民众利益的外国公司应给予打击。这一指导原则和策略为党和红色政权制订对待外国资本的原则和策略提供了有益借鉴。一年半以后,在瑞金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中,就明确宣布:在苏维埃区域内,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在不违犯苏维埃一切法令的条件之下,可以有经营工商业的自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1931年11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6)》,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同样在这次大会上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中亦宣布苏维埃政府“在目前允许外国某些企业重新另订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8小时工作制及其他各种条例”【《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1931年1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6)》,第71页。】。前委指示信中对英商的原则与策略,与一苏大会颁布的法律文件所提出原则与政策,是完全一致的。

第五,对于红色区域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坚持实事求是、改进工作作风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指示信中提及如何正确处理发展群众武装与扩大红军关系时,谆谆告诫边界特区委书记刘义顺和各级党组织:“农民的地方主义有他的政治经济的根源,不是‘一下子’可以打破的,也不应该是命令主义、唯心精神去打破他的。命令主义和唯心精神决不能打破农民的地方主义,他们所得没有别的;另有一个‘脱离群众’,希望你们不犯这种错误。”在工作中不搞命令主义,反对唯心精神和脱离群众,这是毛泽东一贯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毛泽东在此告诫边界特区委各级干部,必须坚决反对命令主义和唯心精神,不要犯“脱离群众”的错误,不仅对边界特区委各级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红军和红色区域的所有党员干部,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不久,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之后,写作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喊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强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9—112页。】在之后领导苏维埃中央政府动员群众开展苏区经济建设工作时,毛泽东再次强调:“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4页。】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讨论总结时,毛泽东更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作了极为精辟的阐述,强调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并深刻地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138页。】

从告诫中共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在工作中不要犯命令主义、唯心精神和脱离群众的错误,到二苏大会上要求苏区干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的这些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思想理论是一以贯之的。

该文献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的生动体现。透过这一文献,不仅可以进一步了解1930年安、于、会、赣四县边区革命斗争情况,深化毛泽东作“仁风山调查”的相关问题研究,更能深刻感悟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以指导革命斗争实践的伟大历程,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和弘扬苏区精神,在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征程中奉献力量。

原题为《毛泽东运用调查研究成果指导工作的又一典范 ——解析<前委给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的信>》,载于《苏区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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