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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术风云]陈为人:钱理群为《胡正传》写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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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先生是我发自内心敬重的学者。因为听说他对我《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给予颇高的评价,所以冒昧请他给我《赵树理》一书写一则简短封底推荐语。他如愿所请。之后,我得川望陇,当胡正一书出版之际,又请钱理群先生再写一则封底推荐语。


谁曾想,钱理群先生兀然问我:“此书之序,你可已有人选?”我未明其意。钱先生进而言:“如果尚未有人选,不知你是否愿意让我来写一篇?”钱理群先生还说:“我已看过你的赵树理、马烽两书,此次看了你胡正一书,我是否可以把这三本书看作是你的‘山药蛋派’三部曲?我正在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读后颇有感触,愿意写一篇读此三书后的综合性文章。”听之,我真是喜出望外:“理群先生,我请您写封底推荐语已属非份之想,我知道你写作计划安排很紧,不敢打扰您更多时间。您能自己提出为我的书作序,对我来说真是‘求之不得’。”


于是,有了钱理群先生近万言的长序——《“来自营垒的反思”的意义和评价——读陈为人〈让思想冲破牢笼——胡正晚年的超越与局限〉》。我觉得这篇序尤其难能可贵且具有价值的是,钱理群先生对我书中的观点提出商榷及争议:

“……胡正还要坚持自己的反思的限度。他一再表示:“我们要承认历史而不是否定它”,“我是反思,但是不反共”,“我反思我们的体制,并不反对我们的制度”,“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否定”,“我是在四堵墙内的反思,对四项基本原则还是要坚持的”。他还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明天有太多的憧憬和向往”,“明天是清明”。他因此提醒本书的作者:不要对自己的反思“引申”过度。应该如何看待胡正,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那一代人,为自己的反思所设置的这条底线?本书作者认为,这是“一种深刻的思维在恐惧前止步”,构成了一种“局限”,而所谓“引申”则是研究者的“评价与作者原意不符的现象”,这在文学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我可以部分地同意作者的这一分析,我也认为,胡正最终不能越过“四项基本原则”,确实是一个局限,那一代和中国共产党休戚与共的老革命党人,是很难越过“党的领导”这一条线的。但我又认为,如果把他们坚守反思的限度,简单地视为“局限”,可能有些简单化,我们对胡正这一代人的反思,应该有更复杂的分析,更多的理解和同情。胡正对本书作者说了一番很动情的话:“我们这一代人和你们不一样。我们是在《讲话》精神下培养成长起来的作家。从思想感情上说,我们就不可能反对《讲话》。这是个感情的问题,更是个立场问题。你们这一代人,年龄比我们小,就不可能对《讲话》有我们这样深的感情”。胡正这里说到了反思中的“感情”,使我联想起了鲁迅。鲁迅也是一个“来自营垒的反思”者,他说过:“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易制强敌的死命”(《写在《坟》后面》。这些话是完全可以用来评价胡正的反思的意义的;不同之处,是鲁迅反思的是封建传统,而胡正们的反思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传统。鲁迅说过,这样的“来自营垒的反思”的最大特点,是所要反思的对象,是和自己的生命纠缠为一体的,“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狂人日记》)。胡正说他自己不仅是党的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更是执行者,说的也是对历史的谬误自身的责任,而且这样的历史已经渗入自己的血肉之中,构成了自我生命的有机组成。因此,对历史的反思,其实就是对蕴含了全部青春理想和热情的自我生命历程的反思,对历史的谬误的否定,必然是一种挖心裂肺的自我否定,这绝不可能是轻松的,也绝不可能彻底,但却是刻骨铭心的,不能不牵动爱爱仇仇的最复杂的感情,由此而发出的反思的声音,必然是如鲁迅笔下的那位“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的老女人那样,“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恋与绝决,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颓败线的颤动》)。这样的带有复调式情感的反思,确实不如没有经历那段历史的旁观者的我们今天的批判那样鲜明而绝决,却有着难以企及的历史深度和厚度,是不能以“局限”二字轻轻了结的。


而且,从另一角度看,这样的对反思的限定,也是一种坚守。对胡正那一代老革命者来说,有一些从年轻时代就开始的理想与追求,是必须坚守的。他说自己“反思而不反共”,其实就是要批判、否定在他看来已经异化的党,而要坚守他当年入党时所追求的党的宗旨和信念:要为天下穷人谋解放。胡风也曾提出要区分“现实的党”和“理念的党”,批判前者而坚守后者。我们可以不同意胡风(也许还有胡正)这样的区分,但对他们区分背后的坚守,还是应该怀有尊重与尊敬。胡正说他“反思体制而不反思制度”,也是强调要批判现实的“封建社会主义”,而坚持“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理想。胡正表示要坚持《讲话》的立场,并不是说他对《讲话》没有反思,相反,按照本书的转述,他对《讲话》的批判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但他仍然要坚守《讲话》最初吸引他的那些观念,如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作“群众忠实的代言人”,要重视普及,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民间形式等等,我们可以批评这样的文艺观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也必须承认这样的选择与坚守的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胡正坚信“明天是清明”,也表示了对他们那一代人的乌托邦理想的坚守,我们可以批判将“彼岸乌托邦理想此岸化、现实化”的失误,这确实是造成毛泽东时代灾难的重要原因,这里有深刻的历史教训;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否定乌托邦理想本身的意义与价值,没有超越现实的乌托邦理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比如胡正那一代人坚信的“消灭一切人压迫人、奴役人的现象”,就是这样的可以趋近,却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乌托邦理想,今天坚守这一理想就有极强的现实批判力量。在我看来,胡正所要坚守的,无论是共产党的最初宗旨,社会主义理想,还是《讲话》的某些原则,我们可以有不同看法,却必须承认,它们在今天的中国,都可以作为批判性资源,仍然具有生命力,是不能简单视为“局限性”的。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当我们谈到“局限性”时,其实是以我们今天经过反思以后所建立起来的新的价值观念和立场作为依据的。这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思想、文化的发展,正是要仰赖于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并由此引起新、旧观念之间的相互辩驳,以至批判。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一切反思得出的新结论,新观念,新立场,即使是合理的,也只具有历史的相对的合理性,是认识长河中所达到的某个阶段,何况其本身也还有可能隐蔽着我们今天尚未意识到的谬误。因此,对一切反思所得出的新观念,新立场,在坚持的同时,也还需要有必要的怀疑和反思,即所谓“反思的反思”。对一切未加反思的思想和立场,其实都应该保持某种警戒的。这也是胡正那一代人的历史教训:当年他们以“文学新人”的姿态与身份出现时,未尝不是对前人的选择进行反思的结果,他们的集中体现在《讲话》里的新观念、新立场当然有它的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问题是,他们当时没有对自己的新观念、新立场进行必要的反思与质疑,将其绝对化,自以为真理在手,不但以此否定了一切异己的选择,并且将自身的合理性也推向极端,最终走到了反面。这样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应该认真吸取的,这也是胡正的反思对我们的启示的一个重要方面。”


钱理群的序,使我加深了对胡正一代人的认识。


每个人一生的经历中,既有历史机遇也要面对历史局限,我们的传记文学,总是充分揭示着传主如何把握历史机遇,中流击水如鱼得水,而又总极力回避历史的局限。历史机遇只能写出一个人的形似,只有刻画一个人面对历史局限时灵魂的超越,才能写出神似。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陈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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