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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逊 上海“一月革命”:文革全面夺权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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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月革命”:文革全面奪權的開端
(原文载于《中外学者谈文革》,
熊景明、宋永毅、余国良编辑,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
毛澤東生日家宴對上海文革高度評價

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73歲生日。從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横掃一切牛鬼蛇神》宣布文革全面開展,到此時已經半年。各級黨委——從省市委到基层党支部——普遍遭沖擊,大字報鋪天蓋地,幹部們被批判揪鬥。毛澤東讓江青请中央文革小成员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和姚文元,在他生日那天到中南海游泳池吃飯。席間毛澤東高度評價上海的文革:“上海的革命學生起來了,革命的工人起來了,革命的機關幹部起來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毛澤東向大家祝酒:“祝全國全面的階級鬥争!”


毛澤東所說的上海“革命的工人”、“革命的機關幹部”以及“革命的學生”,實際就是上海正在崛起的造反派們。“革命的工人”主要是指上海工人造反派組織“工總司”(全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全國最早也是上海第一個全市性职工組織,负责人是當時上海國营第十七棉紡織廠的保衛幹事王洪文。中共掌握政權後從來不允許民間自行成立組織,所以1966年11月9日開成立大會那天,中共上海市委虽然被筹备大会的王洪文等邀请,但拒不出席。這意味着市委不承认这个組织。參加大會的工人造反派于是涌向上海火車站,擠上去北京的火車北上告状,集體上訪。但載着他們的火車還沒開出上海,鐵道部就打电话到上海指示列车不能赴京,上海铁路局只能马上将列车就近停在安亭。列车上的造反派们下车后见赴京无望,于是攔截火車,造成滬寧、滬杭鐵路線大面積停摆。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安亭事件”。


中央當即開會討論,决定派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立即飛赴上海處理。中央的意見是對“工總司”不予承認。但張春橋到上海後,經與王洪文等人的談判,簽字同意了“工總司”的要求,承認“工總司”是“革命的合法組織”。之後,毛澤東引用憲法,支持張春橋,說工人有結社自由。


在此之前,只有學生紅衛兵可以成立全市性組織。即使如此,紅衛兵剛開始成立時也不被允許,是毛澤東支持了他們,毛澤東在写给他們的回信中說“對反動派造反有理”。全國各地紅衛兵組織于是一哄而起。在紅衛兵的榜样带动下,工人也成立組織。上海的“安亭事件”就是因工人要求成立全市性組織遭压制而起。毛澤東從來認為工人應該是政治運動的主力軍,所以上海的工人造反派組织起来,他十分支持。“安亭事件”突破了執政黨不允許職工自行成立組織尤其是全市性跨行业組织的規則,從此上海乃至全國的工人群眾組織興起。毛澤東發動工人參加文革的目的達到。


毛澤東所說的“革命的機關幹部”,就是以徐景賢為首的機關造反派。徐景賢文革前是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的普通幹部,還是文革前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的黨支部書記。市委成立寫作班是為了配合當時的“批判修正主義”,實際就是對文化領域開展整肃。當時上海市委分管宣傳的書記是張春橋,寫作班的工作属于宣傳領域,所以與張春橋的聯系較多。寫作班的成員與姚文元也有較多工作上的接觸,所以與姚文元的關系也較熟。姚文元文革前是上海《解放日報》社編委兼文藝部主任。江青組織批判北京市长吴晗撰寫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罢官》,在北京找不到愿意撰寫者,到上海找到姚文元。姚文元寫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罢官〉》,于1965年11月10日發表在上海《文匯報》。批判《海瑞罢官》被认為是文革的序幕。姚文元文革前夕被調往中央文革小組,而张春桥则成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长。


“安亭事件”後,盡管造反派組織迅速興起,但文革在底層仍呈拉鋸状态:各級幹部打而不倒,仍然影响或操纵保衛他們的保守派組織,與造反派組織對立并頻頻沖突,明里暗里地抵制文革。保守派在人數上仍大大多與造反派。1966年11月底和12月初,姚文元两次從北京打電話给徐景賢,催促徐景賢带領市委寫作班造上海市委的反。12月18日,以徐景賢為首的“機關聯絡站”(全稱“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成立。“機關聯絡站”的成立,為正在猶豫的底層幹部和群眾樹立了造反榜樣。更重要的是,打破了科層抵制文革的防線。市委的工作原來都是靠各級普通幹部去具體執行的,他們也知道許多“黨内機密”。這些幹部造反,造成市委工作的瘫痪。


毛澤東所說的“革命學生”,是指上海的造反派紅衛兵。當時上海最有影响的造反派紅衛兵組織是“紅革會”(全稱“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和“炮司”(全稱“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聯合兵團”)。後者曾參與“工總司”的籌建,前者曾于1966年11月29日至12月9日制造了轟動上海的“《解放日報》事件”。


整個生日家宴上,毛澤東對文革非常樂觀,完全是運籌帷幄的自信。不料,幾天後,康平路事件爆發:1966年12月28日,上海上萬保守派工人前往中共上海市委辦公處所在地康平路大院请愿。因為市委為跟上文革形势,改變了他們原先支持保守派組織的策略。保守派不甘被文革拋棄,也喊出“打倒上海市委”的口號。在北京的張春橋得知上海發生的情况後,要造反派不能坐視,說不能讓保守派搶了造反的勝利成果。12月30日凌晨,“工總司”的幾萬工人造反派,對正在康平路大院内向市委請愿的工人保守派發起沖擊,强行解散了他們的組織“赤衛隊”(全稱“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這就是震驚全國的“康平路事件”。一個多月前剛争取到結社權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就這樣首開以革命名義取缔另一派群眾組織的結社權的行為,日後两派沖突性武鬥源头都可以溯源于此。


上海局勢一片混亂。這個中國最大工業城市的經濟生產瘫痪或半瘫痪。“康平路事件”的两派沖突,造成上海及周邊鐵路運输又一次瘫痪。文革對經濟的巨大破壞終于開始凸現。
上海兩張傳單為毛澤東的文革找到出路


“康平路事件”中,保守派學著當初“安亭事件”工人造反派赴京告狀之舉,也北上告狀。尤其上海鐵路局是“赤衛隊”的大本營,大批保守派離開生產崗位,上海及周邊鐵路運輸又一次癱瘓。1967年1月1日凌晨,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從北京打電話給因病在家休養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要他出來工作,盡快平息事態,暢通鐵路。周恩來并要陳丕顯“與革命左派商量商量”。


陳丕顯接到電話後馬上通知“工總司”等工人的造反派和紅衛兵組織,到市委召開聯席會議。但造反派們不相信中央會讓陳丕顯出來主持工作,所以會議實際由造反派主持。會上大家同意出一個傳單,標題是《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急告上海全市人民書》,號召全市群眾把斗爭矛頭對準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歡迎赤衛隊反戈一擊,回廠抓革命促生產。陳丕顯簽字同意印20萬份。抓革命、促生产


就在上海的造反派組織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時,上海《文匯報》社也發生一件大事。上海當時主要的報紙有兩家:《文匯報》和《解放日報》。文革開始後,兩張報紙不敢彰顯風格,辦得越來越相似。上海市委于是打算將兩張報紙合并。加上局勢越來越亂,紅衛兵也屢屢沖擊報社要求進駐。《文匯報》報社的造反派商量:與其合并,與其被紅衛兵進驻,不如我們自己接管。1967年1月3日,《文匯報》社的造反派接管了報社的辦報業務。1月4日,被接管後的第一期《文匯報》的第一版刊登《告讀者書》,宣布報社已被造反派接管;1月5日被接管后的第二期《文匯報》第一版又刊登了《告上海人民書》。


《文匯報》的被造反派接管,拉開了不久全國奪權的序幕。


此時,張春橋已經回上海,毛澤東派他回上海就地觀察和掌握上海的形勢。張春橋1月4日回上海,1月5日便看到《文匯報》上刊登的《急告上海人民書》。但張春橋對《文匯報》的被接管以及刊登的這份傳單都沒有重視。此時上海的一部分造反派組織正在籌備聯合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張春橋全力支持。大會發出不承認上海市委、要求中央对上海市委彻底改組等三項通令。會後張春橋將這些通令上報毛澤東。


與此同時,張春橋還大力支持“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這是一個由“工總司”的工人造反派與紅衛兵造反派聯合組成的機構。與之前的各類造反派組織不同的是,這個組織的目標不再只是“革命”,而是恢復生產秩序。“火線”成立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疏通交通運輸尤其是鐵路運輸,以及疏散港口積壓的六十萬噸物資,恢復碼頭吞吐。為此動員和組織了幾萬學生紅衛兵去碼頭幫助裝卸。發電廠急需的煤也是“火線”想方設法解決的,1月9日五列火車載著一萬多噸煤直達電廠。而此時上海最大的楊樹浦發電廠存煤已經幾乎告罄。張春橋評價說“火線”是“經濟蘇維埃”,可以替代市政府的職能。“火線”是1月7日成立的,張春橋1月9日便上報中央。


但是,毛澤東不表態,他沒有讓中共中央的權威報紙《人民日報》刊登上海“打倒市委大會”的消息或轉載大會通令,也沒有對“火線指揮部”作出回應。這種以少數幾個造反組織代替整個政府職能的做法,似乎不合毛澤東心意。毛澤東還在尋找他認為合適的文革政權形式。


《文汇报》的被接管给了毛泽东启示。1967年1月8日,毛澤東對此作出強烈回應。毛澤東將造反派對《文匯報》的接管定性為“奪權”:“《文匯報》現在左派奪了權……這個方向是好的”,“兩張報紙奪權是全國性的問題,要支持他們造反”。毛澤東還評價《文匯報》1月5日刊登的《急告上海人民書》是“又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是“少有的好文章”。他要《人民日報》轉載,電臺廣播;還吩咐馬上起草一個編者按,表明中央的支持態度。這篇《編者按》,幾乎由毛澤東親自口授,中央文革小組王力記錄後執筆。1月9日,《人民日報》轉載《告上海人民書》,并發表了《編者按》。


“奪權”口號文革前便已出現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工總司”的成立宣言中也用了“奪權”二字。但只是一句政治口號。人們理解的奪權,是群眾批判幹部,中央撤换和委派幹部式的奪權,也即文革初期改組北京市委式的奪權。可以稱之為“改組式奪權”。在打倒上海市委大會之前,所有的“打倒”口號,内涵是“批判”,而不是罢免。是在承认權力的前提之下對權力的批判,實際還是承认上海市委的權威。“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第一次以群眾組織的名義,提出不承认市委的權力。但是,張春橋虽然想以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罢免上海市委權力,但思路仍是“改組”式的,即请求中央改組上海市委,由中央委派幹部。


而《文匯報》的“接管”,虽然造反派没有意識到自己的行動就是奪權,但从上到下地替代原有的報社領導系统,行使業務和文革運動的領導權力,却是實際意義上的真正奪權行動。這個奪權行動,显出“奪權”在群眾運動層面的操作意義。這是置换式的奪權,是讓當權派靠邊,由造反派群眾接替和行使權力。毛澤東抓住了這個方式,高度評價說“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大革命”。


1月8日,陳丕顯又一次召開由“工總司”等參加的造反派組織聯席會議。會議撰寫了又一份傳單《緊急通告》。因為此時的上海,一股被稱為“經濟主義風”的風潮正在迅速蔓延。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體制身份和經濟分配不平等的不满日益增长。


文革前的中国,除了以阶级斗争理念划分出的各种政治等级身份,还有因所有制、城乡、地区差别划分的体制等级身份。個人對職業的選擇權很小甚至幾乎沒有,一切都是被分配的。但分配去的工作單位經濟收入差別很大:全民所有制企業工資和獎金都比集體所有制企業高,大城市比中小城市收入高;而且工作一旦被分配,要再改變體制身份非常困難。城市和農村的經濟差別更大,而且農村戶口不能進城市工作,除了機會極少的招工,只能一輩子待在農村,“農民”是貧困的代名詞。所以文革中許多人要求改變自己的體制身份:因1958年“大跃進”經濟衰退被動員回鄉的職工要求回上海并重新分配工作;文革前夕被動員去外省市支援建設的職工,以及被動員去新疆等邊緣地區“上山下鄉”的青年也要求回滬。這些曾經的上海人都要求討回自己的上海戶口,遷回上海。而體制外的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等,則要求穩定的工作,日薪改月薪,不得隨意解雇他們。至于體制內的工人,集體所有制的工人要求工資和福利待遇向全民所有制看齐,全民所有制的工人則想方設法要求補發工資、增加各種勞保福利待遇。許多人如愿拿到了現錢,最多的上千元,而當時一般工人的月工資是40-80元。


這股當時被稱為“經濟主義妖風”的風潮幾乎刮遍所有的工廠企業。工人們無心幹活,找盡各種理由逼著幹部簽字同意他們的要求;幹部們為避免簽字,東躲西藏。工廠車間無人管理,少人上班,一片蕭條。上海生產連續大幅度下降。而且由于鐵路停擺,沒有火車運煤,上海的發電廠用煤只夠兩天存量。電力和需要電力的自來水供應面臨隨時可能停頓,甚至供應上海居民燒飯的煤球也幾乎脫銷。而在上海港口,因碼頭無人裝卸,積壓物資幾十萬噸。上海港幾乎癱瘓。前面提及的“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的成立就是為了解決這些困境的。与此同時,拿到干部签字的人们都马上去银行提现: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1月上旬,上海所有银行门前都挤满了提款人群。由于提款人数多、数量大,上海各银行现钞几乎被挤兑一空。


《緊急通告》就是面对这样的局势。1月9日,《緊急通告》在《文匯報》上刊登,呼吁剎住正在蔓延的經濟主義風。


此時的張春橋正全力以赴地貫徹毛澤東肯定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對于經濟主義風并沒有重視。相反,1月9日這天他看到《文匯報》刊登的《緊急通告》時,不滿意地說:怎么搞的,剛發表了個《告上海人民書》,又來了個《緊急通告》。現在是執行的問題,那么多文告,光發號召怎么行?
毛澤東公開表态支持上海造反派


張春橋認為自己正在完全按照毛澤東的思路指導上海文革運動,卻不料毛澤東又出了另外一張牌。1967年1月10日,江青向毛澤東報送了兩篇新華社電訊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以及刊登在1月9日上海《文匯報》上的《紧急通告》。江青不愧毛澤東的妻子和助手,捕捉各地信息敏感及時,而且非常准确地符合毛澤東的政治需要。毛澤東抓住了上海的局勢,要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以及中央文革小組聯名給上海的工人和紅衛兵造反派組織發賀電。1月11日下午,四個中央最高機構聯合署名的賀電發到上海,上海立即赶印紅色號外散發全市,整個上海沸腾。


中央最高權力機構聯合發賀電,而且是向造反派組織發賀電,還加上中央文革小組,連身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王力都深感不解。事後,他问毛澤東:中央文革小組同中共中央并列,合适吗?毛澤東笑而不答,說:“就是要這樣好”。事實上,正是从這次賀電後,中央文革小組完全成為事實上的政治指揮中心。毛澤東就這样不動声色,又一次大大提升了中央文革小組這個最忠于自己的工作班子的地位,更提高了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长的自己妻子江青的地位。


這是文革以来,毛澤東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義公開表态支持造反派,舉國震動。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以最權威的地位和態勢,向以“工總司”為代表的上海造反派組織發去賀電,高度評價他們的造反行為,表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旗帜鲜明毫無保留地站在造反派一邊。


毛澤東的這個動作是對保守派最大最致命的冲擊波,彻底打碎保守派心底的最後防線。毛澤東的巨大威望,使他們不得不否定自己。賀電發到上海第二天,就有“赤衛隊”員在《人民日報》驻沪記者站门前贴出大字報:《向毛主席请罪!》,批判說自己過去反對造反派是错误的。而就在幾天前,還有不少“赤衛隊”員到《人民日報》驻沪記者站门前示威,抗議作為黨中央機关報的《人民日報》轉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不但保守派纷纷轉變立場,就連保守派最顽固的核心——幹部們,也因毛澤東的賀電而動摇了心中的原則。各級幹部對文革的抵制,正是文革深入開展的最大障礙,而人數眾多的保守派正是他們用以對抗造反派的屏障。中央賀電使幹部們不得不强迫自己向昨天還看不惯的造反派們归顺。許多幹部就是在這一天才開始真正怀疑自己過去對文革的抵制是否错了。這些幹部們的交代、揭發和批判,比造反派的任何批判都更强烈地冲擊着保守派。如果說紅衛兵在青年学生中成為多数派是從1966年10月以後;那么到這時,工人造反派也開始在工人群眾中成為多数派。文化大革命终于在幹部和群眾中赢得了多数。在工廠基層,越来越多工人加入了造反隊。

上海两张普通傳单,讓毛澤東如此看重,不但要《人民日報》轉载,而且還史無前例地讓中央三個最高權力機構,再加上他所信任的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给上海的造反派組織發賀電。這在當時和以後都讓許多人费解。究其原因,正是這两张傳单,為毛澤東解决了文革在1967年初陷入的巨大困境。一方面,幹部們因被逼着在各種要求上签字,盡量四处躲避,科層管理人員因普遍遭受造反派冲擊,有意無意消極怠工,造成各級监督管理的缺位。于是大批工人以革命名義偷闲甚至离岗。另一方面,体制外的民眾要求改變体制身份造成的經济不平等,體制內職工要求提高工資及福利,刮起經济主義風潮,造成銀根緊缺。這是两個無法绕過的瓶颈,因為這两個瓶颈造成嚴重的生產和經济危機。不解决這两個瓶颈,文革無法继續開展。

上海两個傳单的倡議和起草者們,加上張春橋和姚文元,谁都没有料到這两张傳单解决了這個困扰着毛澤東的大难题。上海的《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前者呼吁工人返回生產岗位,後者呼吁制止經济主義風潮,正是完全针對两個瓶颈。更重要的是,這两個呼吁恢复社會和生產秩序的傳单,都是造反派自己提出,而不是由中央發文提出,這符合毛澤東“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一贯思路。两张傳单将社會和生產的失序责任统统算在“走資派”頭上,既號召恢复生產、打擊經济主義風,又開脱造反派的责任,解决了毛既不想打擊造反派又必須收拾亂局的困境。原来為經济和生產所困的文革運動,一下峰回路轉。
从“接管”到“奪權”
《文匯報》被接管之後,上海的接管還只限于報社和電台等傳媒機構。1月11日中央賀電下達後,上海立即掀起接管热潮,上海所有的區、縣、局被纷纷接管。這種自下而上的接管風,是1949年共產黨执政以来所从未有過的。从1967年1月11日起,整個上海的接管進入高潮。三天之内,市區、縣、局級黨政機構中,四十九個被接管。


當所有組織都忙着接管區、縣、局一級黨政機構時,有人已經想到去接管省市委。1月14日,山西省的造反派組織“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發出第一號通告,宣布他們已經于1月12日晚上,接管了山西省委“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領導權”。這是全國文革中最早的省一級黨委被接管。


而在上海,這個行動的最早發起者是紅衛兵造反派組织“上三司”。1月15日,“上三司”宣布接管中共上海市委和華東局,參加者主要是工人造反派組织“二兵團”,還有另外幾個造反派組織。他們發了四個“通令”,宣布對中共上海市委和中共中央華東局實行接管,成立临時督管委員會,由張春橋和姚文元担任主任和副主任。


用民眾接管這样非程序形式的更替,而不是中央任命改組或重組上海市委的正式程序,這样的行動是一件大事,這種權力更替形式是1949年後从未有過的。張春橋馬上向毛澤東匯報。


張春橋自己并不贊成造反派直接处理大量具体事務,他一再告诫造反派,一定不要把一切矛盾拉到自己身上,而是要邊批判上海市委,邊讓市委幹部去抓具体工作。張春橋的思路就是:造反派不要做具体操作性的管理工作,還是要讓幹部們去解决矛盾,這是幹部們本来的责任。造反派的任務是大批判。换句話說就是幹部工作,群眾监督。


張春橋的這些想法,正是當時中央决策層中許多人的共識。周恩來和陳伯達等也都是這樣的思路。1967年1月15日,北京工人体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陳伯達在會上呼吁“一般不用接管的辦法,采取派群眾代表监督的方式”。參加會議的周恩來馬上表示同意。同一天,周恩来在另一個會上,也表達了這個意思,他提出“督管”,保持工作的延續性。周恩來和陳伯達的思路,與張春橋的“幹部工作,造反派监督”的思路基本相同。


但是,毛澤東不同意他們的思路。大會剛結束,毛澤東馬上召開小范圍常委扩大會,討論上海的接管風。毛澤東講了一大段話,說:“就是要奪他們的黨權”,“掌握在走資派手里的部分政權也要奪”。毛并要中央文革小組王力和关锋為《紅旗》雜志撰写一篇关于奪權的評論員文章。于是,毛澤東講的那些关于奪權的主要内容,被写這篇題為《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来》的文章,當晚就按毛澤東要求通過電台向全國广播,并登在1967年1月16日《紅旗》雜志上。這篇《紅旗》雜志評論員文章,是文革中代表毛澤東、黨中央號召奪權的第一篇公開的正式文字。毛澤東觉得只是這篇號召奪權的評論員文章還不够,又要《紅旗》雜志再写一篇纲領性的关于奪權的社論。2月2日,《紅旗》雜志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斗争》广播。文章的思想完全是毛澤東的,許多句子是毛澤東的原話。


自从《文匯報》被接管後,毛澤東一直在寻找新的政權替代形式。上海从《文匯報》社開始的接管報社業務的行動以及山西的接管省市委行動,给毛澤東以新的思路,不再是過去的那種自上而下的奪權,即撤换幹部,上級重新委派;而是全新的自下而上的奪權,即由造反派接替原来的幹部們的權力。


本来,造反派只是将“接管”作為撤换和罢免幹部的過渡性临時舉措,只是在幹部被打倒的權力真空時期临時代管權力,待中央或上級另派幹部後,便移交權力。所以“上三司”的“督管”,提出中央任命張春橋、姚文元接任上海市委之职,并没有想到自己取而代之。而在全國的其他省市,也有将此種罢免行動稱之為“查封”,即在上級另行委派幹部之前,先行终止幹部們的權力。


而1月16日毛澤東表态支持上海造反派奪權行為後,“奪權”代替了“接管”。《紅旗》雜志的評論員文章,一下使造反派過去幾個月的造反行為,终于有了最终指向;也使造反派過去的不安全感,有了最终保障。那句政治口號式的“奪權”两字,現在终于具有了真正與造反派切身关聯的實際意義,成為最有效的對底層的社會動員,赢得了最广泛的社會呼應。所有積極參與奪權的組織,不會不預感到,參與奪權行動愈多愈深,對于提升自己的組織在文革中的地位越有利。那些在文革前一階段對運動介入不深的組織,這次都认准方向,一定要積極投入奪權,再也不能掉隊。各造反組織纷纷想方設法參與各種奪權,召開各種大會,盡量為自己的組織在政權重組中增加砝碼。
毛泽东提出“三结合”


1月16日毛澤東表态支持上海造反派奪權行為後,“奪權”代替了“接管”。不過造反派們都是底層民眾,没有對上層機構的管理概念。他們眼里權力的物化体現就是各種公章。因為只要盖上了公章,許多事便一通百通。文革前夕,有部重點上映的電影《奪印》,其中奪公章的畫面给人們印象很深。于是許多造反派組織的奪權行動,就是到奪權单位發個宣言或通令,将图章拿到手,就算奪權了。上海有个红卫兵組织“红革会”,一天之内就收缴了几十枚市级部门的公章。當時號召奪權的宣傳畫上,都是畫着穿着工作服的工人造反派和穿着軍装的紅衛兵一起,手里高舉着剛奪過来的辦公圖章。由于没有奪權程序、奪權資格等操作層面的規則,于是谁都可以奪權,谁都希望将權奪到自己手里。許多单位今天這批造反組織去宣布接管,明天另一拨造反組織又去宣布奪權,經常發生幾方争奪的冲突。


1月19日晚上,張春橋接见上海各路造反派,提出建立造反派聯络站。張春橋明确地指出,奪權必须聯合,并告訴大家,這是毛主席的思想。


當日各造反派組織即召開聯席會議。首先討論聯络總站叫什么名字?有的建議叫“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總聯络站”,有的建議叫“上海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華東师范大学的一個紅衛兵說,“政治聯络總站”這类名字不响亮,容易和一般群眾組織混淆,全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叫巴黎公社,我們這個組織是不是叫“上海公社”。大家一致叫好。一位北京紅衛兵提出再加一個“新”字。于是定名“新上海公社”。有人提出,應该给目前的形势定個名稱,我們現在的情况,跟蘇聯十月革命時期差不多,可稱為“一月革命”。又博得大家贊同,把准备起草的宣言定為《一月革命萬歲——新上海公社宣言》。


1月30日,《紅旗》雜志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斗争》傳達了毛澤東對新權力機構設想:“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馬列主義大字報稱為20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這時,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預见到我們的國家機構,将出現崭新的形式”。社論未發表前,陳伯達便在電話里将内容逐字逐句告訴張春橋。又告訴他,毛澤東正在考虑建立北京人民公社的名单。毛澤東要成立北京公社,擬名单後通知上海,要上海也成立公社。張春橋接電話後,即向造反派建議,将“新上海公社”改稱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大家都同意。


但是,就在上海人民公社緊鑼密鼓筹备成立的同時,毛澤東的思路又變了。這次,他是从黑龍江省奪權後建立的文革政權受到的啟發。2月2日,《人民日報》報道了黑龍江省造反派聯合奪權的消息,還配發了社論《東北的新曙光》,高度評價黑龍江省奪權。在全國上下對各級幹部一片打倒和奪權声中,這篇社論用了相當篇幅講述幹部问题,肯定黑龍江省建立的三結合奪權機構。“三結合”的三方是:群眾、幹部、軍隊的軍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讓那些被打倒的幹部重新進入政權機構。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在此之前,山東的青島市、山西省、貴州省宣布奪權,報上發消息時,《紅旗》雜志或《人民日報》所配社論的重點,都是强调造反派的大聯合以及要求幹部站出来支持造反派。《人民日報》為黑龍江省奪權所配社論,則不僅要求幹部支持造反派,而且要求奪權機構中必须有原来的幹部參加。黑龍江省是全國省級奪權中第一個在奪權機構中有幹部參加的省份,讓一些在群眾中仍有威信的領導幹部站出来工作。毛澤東抓住了黑龍江的做法。


幾天前,1月22日王力给張春橋的電話記錄中,毛澤東已經提出“要一點舊的人,黎元洪也好”。現在毛澤東从要求造反派聯合奪權,進而要求在新的權力機構中一定要有幹部參加。看来毛澤東并不想打倒所有幹部,否則政權将失去持續性;但如果讓幹部們毫無約束地重新上台,又會使他好不容易發動起来的群眾運動受到打擊。他支持从上海發起的群眾性接管,是對幹部們的嚴正警告:不支持文革,就交出權力。但真的讓造反派全部接管權力,他也不放心,他在以後多次講過类似的話。


黑龍江的“三結合”式奪權,既制約幹部權力,又讓幹部继續工作。鉴于幹部被批斗後權威大大下降,毛澤東支持了黑龍江結合軍人進入新權力機構以增强新機構威信的做法。随着以後造反派的弱點逐步显現,毛澤東更将“三結合“确定為奪權的基本形式。

毛澤東的這個思路,是張春橋等之前没有想到的。
上海奪權不得不推遲。張春橋要上海警备區領導作為軍隊一方參加上海的奪權,他和姚文元則作為“革命幹部”的代表。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
奪權機構統一稱“革命委員會”


但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北京方面却遲遲不表态。文革以来,毛澤東對上海幾乎每一個重大行都反應迅速,高度價。但一次,如此重大的行,而且事先經過毛澤東认可,却不见毛澤東回應。《人民日報》一直不刊登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消息,因為毛的思路又有變化。

1967
26日下午,毛召集周恩来、陳伯達、江青、葉劍英等開會。上海的奪權批評說:你們這摊子有错误。所有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國就叫中華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國務院啦?而事實上,将奪權機構命名公社是执行毛的指示。只是毛思路變化太快,這次他又改變主张。可陳伯達没有及時将毛的變化轉告上海,造成上海一時未能跟上。

毛澤東發覺了隨便改變政體稱呼可能引發的麻煩。毛澤東通知張春橋、姚
文元回北京。2月12日,張春橋、姚文元到北京,下了飞機就直奔毛澤東住处。毛澤東穿着睡衣等着他俩。毛澤東和他們商量,上海人民公社是否能够改名,和别的省市一样都叫“革命委員會?”因為這涉及到政体、國家体制、國號问题,還涉及到外國承认问题。224日张對毛講話的傳達:如果都叫公社,那么黨怎么辦呢?黨放在哪里呢?他說,總得要有一個黨嘛,要有個核心嘛,他說,你不管叫什么,叫共產黨也好,叫社會民主黨也好,叫社會民主工黨也好,叫國民黨也好,叫一贯道也好,總得有個黨,一贯道也是個黨嘛,公社總要有一個黨,公社能不能代替了黨呢?毛澤東最关心的是黨放在哪里?而所有的群眾組織,此時最關心最起勁的是打倒中共上海市委,以群眾組織聯席會議代替市委,根本沒有想到再給市委一席之地。但是,毛澤東已經清楚地意識到,這樣擯棄了市委的政權形式,實質就是擯棄了共產黨的領導權。這當然是毛澤東所不愿的結果。


張春橋、姚文元當場做检討,說自己考虑欠周到妥當,還是主席高瞻远瞩。


2月24日下午,文化广場召開萬人大會,會議由姚文元主持,張春橋傳達毛澤東指示。徐景賢宣读一项决議,是关于當前上海任務和形势的。這個决議不再以上海人民公社名義發布,而是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名義發布。就這样,虽然没有正式宣布改名,但事實改名。會後,一輛彩車開到外滩,将“上海人民公社”牌子换成“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人民公社”与“革命委员会”,看上去只是名称的改变,但实际上,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政权结构。“人民公社”式的“公社”政体,源头是西方的市民自治,负责人由民众直选或选举产生。“革命委员会”的源头是列宁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负责人可以不必由民众选举产生,而由“先锋队”决定。事实上,改名后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员,以后始终不是由选举产生。


1967年1月从上海造反派開始的“接管”,就這样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發展為對整個政權的“奪權”行為。这个从上海发端的奪權運動當時被稱為“一月革命”。到1968年8月下旬,除台湾省,全國所有的省、市、自治區政府都被奪權,成立了文革新政權“革命委員會”。

毛澤東肯定了在一個强權國家,处于弱势的底層民眾监督和撤换權力强势集團的合理性,但却没有从操作層面,使之制度化尤其是規則化和法律化。毛澤東出于對權力機構的监督設想,在文革初期支持對幹部冲擊。但是奪權却使那些冲擊幹部的造反派進入權力機構,成為幹部權力的替換者。就這样,權力的监督者成為權力的拥有者。毛澤東希望讓底層民眾监督權力的初衷,最终卻降低成為一場權力置换,一場權力再分配。而且如此事關全局的重大決策,不經決策層慎重討論,更不經局部地區試行,就這樣急匆匆輕飄飄地由《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形式發出,一下將之推向全,整個社會一片混亂。


奪權是毛澤東最失败的文革舉措之一,文革開始脱离毛澤東的掌控,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奪權使得國家从中央各部,到各省市,到工廠企業的管理階層,全部陷于瘫痪或半瘫痪,更引發群眾組織之間的恶性內戰。于是,自从一月奪權開始,文革已經不再是造反派與“走資派“的较量,而是造反派之間争奪權力的较量,最後發展到動枪動炮的全面內戰。


作者簡介
李遜,獨立歷史學者。1979 年至1992 年間,先後在上海市總工會、上海市總工會工運研究所工作。主要著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上下冊,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與(美國)裴宜理教授合著《無產階A級的力量》(Proletarian Power – Shanghai in the CulturalRevolutio),美國,Westview Press 出版社,[font=&amp]​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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