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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维尔·霍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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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步思考(上)

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同志

本文摘录自《霍查文集第四卷》(Enver Hoxha selected works IV) 1966年10月14日, pp. 94-113

按语:
这是恩维尔·霍查于1966年10月14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八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的一篇内部演说,这一年斯大林已经去世13年了。

在这篇内部报告里,我们看到了对于文化大革命,阿党与表面的致中共九大的官方文辞可谓截然相反的真实观点,在这篇文章里,霍查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和对中国盟友古怪行为的疑惑,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1.1961年的中共八大中央委员会第九次第三次全体会议(第八次即我们俗称的”庐山会议)之后,政治局再也没有进行任何会议,截至文本写就的时间节点,在这整整四年里,中国的党政系统实际陷入瘫痪状态之中,这八年里中国的列宁式国家是如何运作的?霍查表达了极大的不可思议。一个没有五年计划的国家,它的经济该如何运作?当然,事实实际上更让霍查震惊,在这没有任何中央委员会成员碰头的十年里,第三个五年计划,居然在1965年9月被制定出来了,是谁制定的,是谁批准的,是谁暗示的?我们不得而知,一切似乎都隐藏在迷雾里。

2.霍查不能理解,为何党内会长期存在一个”反革命集团“,为什么党没有发现他?霍查隐约的猜测,这和中国共产党自身混乱的组织结构有关系,在这里霍查还表达了对周恩来的不信任,他颇有怨词的指出,作为毛泽东副手的周恩来总是不愿意第一时间告诉阿尔巴尼亚中国发生的事,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朋友心中已有答案,在此我也不再赘述。

3.霍查用非常含蓄的语言,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担忧,事实上,因为抛弃了各地民主集中制的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基本上靠毛个人的威望推广,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在很多地方都有个人崇拜的色彩,在推广的形式上,也具有相当粗野的蛮干风格,霍查就指出,红卫兵创建新文化的过程,往往完全依赖于破坏古迹和重复毛的语录,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引出了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里认为“毛主义是一种马列主义装饰起来的传统思想,而邓主义是毛主义的延续”的观点,直接导致了霍查主义和毛主义的分裂,当然,作为中国人,我们知道,《红色娘子军》在中国脍炙人口,“破四旧”也和第一点,即党自身不可言说的组织混乱有关系。当然,霍查并没有这个主观条件,这一点,请各位结合第二点想一想。

在毛死后,中阿最终决裂,各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也分裂为毛派和霍查派,这一分裂对革命事业是一场沉重的打击。但是,客观的人类历史本身乃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尊重的最高权威,这四十年发生的一切,既说明了缺乏制度,而纯凭靠激情的革命无法长久,也说明了霍查对毛身后事的理解是不充分的,但是在这种不充分背后,却有着更微妙的东西存在,而我们正是它的见证者。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初步思考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
恩维尔·霍查


同志们,我想就这几个月中国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谈一些初步的看法。之所以我说是初步想法,因为这场革命是一个重大而严肃的问题需要基于更完整的事实的更进一步考虑和更详细的分析,这可能需要中国同志去澄清,所有这些事情我们应该仔细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分析。许多事情我们并不清楚——当然,我们可以,并且确实作出了假设,但它们只是一些需要从事实和生活中得到证实的假设。

红卫兵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前朗诵《毛主席语录》

尽管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但中央还是要根据我们掌握的事实作出判断,形成一个或多或少明确的内部意见。当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由于我上面提到的原因,我们在某些判断或定义上可能不是很准确。

尝试性的初步简要分析(因为这个问题并不在这次解放军中央军委全会的议程上),以及我们对这些原则的批评是必要且急迫的,不但是因为我们两党迫切需要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更是因为这场革命可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影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中国领导人提出并正在进行的那样,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国家方面和国际方面。我们党,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他党,还有全世界的人民,不但关心这个问题的某一面,也关心这个问题本身。

固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从许多不同的立场去看、去分析、去解释、去赞美、去批判,可以产生很多推论,但是我们可以说,对它的解释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对资产阶级立场的解释,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立场的解释,对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建设性的立场的解释。

如果中国同志们在对前两个问题的解释和对第三个问题的解释产生明确的冲突的时候,却他们混在一起,就会产生严重的错误。这样一来,他们就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客观性了。

同志们,在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复杂的情况下,对中国同志进行正确的、公开的、同志式的批评,或者,对我接下来要讲的事情,尤其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不受约束的个人崇拜的批评,都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党将一如既往地勇敢地、正确地、无畏地捍卫这些原则,我们不仅要运用我们在过去的艰苦斗争中从未缺少的勇气,而且要运用在过去的艰苦斗争中所获得的智慧和冷静,向中国共产党表达自己的意见,同中国同志耐心、同志式地讨论,为我们的共同的利益,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利益。向中国共产党发表我们的意见,与同中国同志耐心地、同志地进行讨论,着不但是为了我们两个党之间共同的利益,更是为了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利益。

我们在这里发表意见,是基于以下大家都了解的事实,从我们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联系已建立多年,从中国共产党对重大国际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问题的看法,到双方还通过书信、代表团交换意见,通过党和国家渠道交流经验,等等。大家还通过我们党的报刊,更准确地的说,是通过你们每天收到的大量的阿尔巴尼亚通讯社材料,清楚的了解到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的基本情况,因此,我不打算把它的历史再唠叨一遍,而只是准备简单地回忆一下我认为特别重要的一些时刻:

第一,十年前,在他们的代表大会上,中国的同志们不仅没有搞清楚铁托的背叛行为,而且还把斯大林同志定为罪犯,来为铁托开脱罪名。这是要实事求是的说的,因为这是他们同我们谈话的要点。后来,正如大家所知,中国同志们纠正了这一立场,虽然了解到了赫鲁晓夫份子的巨大危险,他们仍然低估了铁托主义的危险。

第二,中国同志没有充分、正确地认识到赫鲁晓夫主义的危险。他们没有公开肯定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指责和诽谤,但他们相信其中很大一部分,并在共产国际讨论时期加强了自己对斯大林的这些看法,后来又加强了自己对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所谓错误的看法,这些“错误”在周恩来上次来这里为“说服”我们时而特别而提出的,尽管他其实无法说服我们。我们暂时接受了周对我们讲的关于斯大林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看来,它们并不构成严重的错误或原则错误,因为那最多是在各种政治和军事情况下采取的战术立场,如果不比较文件,尤其是在这些事件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对我们来说没有文件的情况下,很容易被片面地解释。

后来,中国同志们虽然认识到赫鲁晓夫分子的危险性,但他们的策略还是温和的,特别是一开始——甚至是在苏共二十二届代表大会上,后来,当我们受到公开的攻击,修正主义的火力全部对准我们党时,中国共产党还试图制止这种论战。

然而,赫鲁晓夫倒台后,中国同志们多少有些动摇,产生了一些错误的幻想,采取了一些错误的行动。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周恩来和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发生的那些事情上,大家也知道我们党对此的立场。

中国的另一种错误立场,即主张“建立包括修正主义在内的反帝国主义阵线”,对朝鲜和日本的共产主义政党在某些方面产生了立场错误。我们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而中国同志们则同意了。朝鲜和日本的共产主义政党已经举起了这错误立场的旗帜。你在阅读的材料中已经了解了这些。

第三,你们知道,我们和中国同志在原则问题上有过争论,主要不是在阶级斗争上,而是“官僚资本主义”(原文为feud-bourgeois,即封建资产阶级,笔者怀疑霍查混淆了毛泽东定义下党内产生的“走资派”和国民党残留下来的“官僚资产阶级”,这里采用了意译)作为一个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依旧长期存在,他们不但作为一个阶级存在,而且还在阴谋夺权”的的观点。大家知道我们的观点是什么,这是不但基于我们革命斗争,也是基于事实,更是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

中国同志却持相反的主张。你们知道,我们已经告诉他们:在他们的国家可能是这样,但在我们的国家却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国家的阶级斗争从民族解放战争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一直在持续的反对官僚资产阶级和它的残余势力。因此,在我们国家没有资产阶级。中国同志要求我们采纳他们的意见,这种意见可能是在分析了中国的情况之后形成的。但是这是徒劳的,因为面对我们的分析,他们被迫降低他们的语气;然而,我们怀疑他们并不相信,并继续认为“阿尔巴尼亚人的分析是错误的。”你看,当我们代表团访问中国时,他们甚至在联合声明中最后一次试图把他们的结论强加给我们。但是他们又失败了。

第四,我们认为,中国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的重大问题——修正主义在苏联出现并夺取政权的原因所作的分析并不完全客观的。因为他们把责任都推到斯大林身上。这一点特别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这是有意图的。我们党则持有另一种观点,当然,在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分析,我们在某些方面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分析是一致的,不过在其他方面则是不一致和反对的。相互交换意见、批评和建议是自然的,但是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来进行,这些意见、批评和建议才会是建设性的。

我提这些问题,不是因为它们成为我们同中国同志关系上的障碍,更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尽可能地更清楚地了解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因为除了我所指出的事情之外,可能还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我们仅仅只能通过中国媒体和新华了解和关注中国最近的事态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没有向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提供任何给“革命同志”的特别信息。我们认为,作为一个与我们联系如此密切的党,它本应以一种国际主义的方式使我们更了解情况,特别是在最近的几个月。

大家都了解周恩来给我们透露的情况。他只告诉我们中国媒体到那时为止所说的话,至于从那时起已经做了什么,以后还会做什么,除了中国媒体上所说的,我们一无所知。同志们,你们要明白,我们必须谨慎地得出有根据、全面的结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党内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仅仅在某种程度上知道事件的外在表现:它们的外在发展,以及事件发展的方向,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它们的原因,尤其它们的根本原因。当然,我们可以估摸,可以猜测,也可以假设,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和我们党的严肃性是不容我们这样轻率冒失的。

如果我们没有搞弄错这件事发生的顺序,它是从林彪的一篇关于军队的文章开始的,我们可以说,这篇文章除了加强和推广军队建设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这在当今国际形势下是很自然的。接着是对一些小说和文章的批评,在北京的大学里,在校长和教授中间,攻击逐渐升级,并转移到北京党委(不过直到现在都没有提到彭真的名字),转移到了局里的一些人,包括林彪的副手陆定一,进而又转移到了“红卫兵”的创建和活动上。与此同时,林彪的第二篇文章也发表了,这篇文章鼓动了对毛的崇拜,并再次推荐大家去阅读他的作品。不管如何,我们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对这次行动的号召。

在这里,一件事情引起我们的注意。据中国媒体报道,北京党委——当然包括彭真,但没有提及他的名字(周恩来告诉我们的),凌云,罗瑞卿等人都是“修正主义者、反党分子、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支持大学中的资产阶级分子,支持作家中的资产阶级分子等,报纸也发表了对其他许多文学作品的批评。因此,党内认为这是基于文化界和学界的一种攻击行为。但上述三人及其他人士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难道他们背叛的仅仅是这个部门吗?我们不能对此发表任何意见,因为中国人一个字也没有说。他们所谓的“大阴谋”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对领导的全部工作、全部路线、全部集体行动和个人行动,都作了分析,这要么发生在正常的时候,要么发生在非常不正常的时候。对此我们无话可说,因为这是他们的内部问题;我们不知道,但只能说:这种实际上已公开表现出来的敌对工作,怎么可能没有更早被发现呢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上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十年了,新的五年规划还没有经过大会审议。这是不正常的,没有遵循程序上的次序,而且违反了宪法,并且,就我们从外部所能判断的,没有任何客观的理由来阻止大会的召开。这不仅是一个组织问题,而且首先是一个原则问题:党的最高领导不作决定,没有人对它负责,也就是说,它被无视了。为什么?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一点,但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严重的违规行为,可能会产生非常危险的后果。

代表大会很重要,那么,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呢?他们已经四年没见面了!这怎么可能呢?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党的最主要会议居然被忽视了。那么问题是如何判断的,观点统一与否?是否被以一种扭曲或正确的方式解决?对此我们无话可说,因为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说,这一切都是不正常的、非法的、不允许的、应受谴责的,并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和危险的后果。这样的做法,在任何马列主义政党中是找不到的。

是什么促使中国同志违反党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规定的?我们可以想象很多事情。

根据我们党的经验和规范,我们将严厉谴责这些敌对行为,并把它们扼杀在萌芽状态,决不允许它们成为约定俗成的行为,因为领导层的所树立的榜样将会反映到基层。

(未完待续)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永恒火炬”

https://mp.weixin.qq.com/s/d7d6RRNcDn92BHnMbMRD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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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7-02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步思考(下)

按语:
这是恩维尔·霍查于1966年10月14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十八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的一篇内部演说,这一年斯大林已经去世13年了。

在这篇内部报告里,我们看到了对于文化大革命,阿党与表面的致中共九大的官方文辞可谓截然相反的真实观点,在这篇文章里,霍查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和对中国盟友古怪行为的疑惑,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1.1961年的中共八大中央委员会第九会议的第三次全体会议(第八次即我们俗称的“庐山会议”)之后,政治局再也没有进行任何会议,截至文本写就的时间节点,在这整整四年里,中国的党政系统实际陷入瘫痪状态之中,这八年里中国的列宁式国家是如何运作的?霍查表达了极大的不可思议。一个没有五年计划的国家,它的经济该如何运作?当然,事实实际上更让霍查震惊,在这没有任何中央委员会成员碰头的十年里,第三个五年计划,居然在1965年9月被制定出来了,是谁制定的,是谁批准的,是谁暗示的?我们不得而知,一切似乎都隐藏在迷雾里。

2.霍查不能理解,为何党内会长期存在一个“反革命集团”,为什么党没有发现他?霍查隐约的猜测,这和中国共产党自身混乱的组织结构有关系,在这里霍查还表达了对周恩来的不信任,他颇有怨词的指出,作为毛泽东副手的周恩来总是不愿意第一时间告诉阿尔巴尼亚中国发生的事,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朋友心中已有答案,在此我也不再赘述。

3.霍查用非常含蓄的语言,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担忧,事实上,因为抛弃了各地民主集中制的委员会,文化大革命基本上靠毛个人的威望推广,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在很多地方都有个人崇拜的色彩,在推广的形式上,也具有相当粗野的蛮干风格,霍查就指出,红卫兵创建新文化的过程,往往完全依赖于破坏古迹和重复毛的语录,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引出了霍查《帝国主义与革命》里认为“毛主义是一种马列主义装饰起来的传统思想,而邓主义是毛主义的延续”的观点,直接导致了霍查主义和毛主义的分裂,当然,作为中国人,我们知道,《红色娘子军》在中国脍炙人口,“破四旧”也和第一点,即党自身不可言说的组织混乱有关系。当然,霍查并没有这个主观条件,这一点,请各位结合第二点想一想。

在毛死后,中阿最终决裂,各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也分裂为毛派和霍查派,这一分裂对革命事业是一场沉重的打击。但是,客观的人类历史本身乃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尊重的最高权威,这四十年发生的一切,既说明了缺乏制度,而纯凭靠激情的革命无法长久,也说明了霍查对毛身后事的理解是不充分的,但是在这种不充分背后,却有着更微妙的东西存在,而我们正是它的见证者。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初步思考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四日
恩维尔·霍查


我们可以想象,拥有庞大的党员、被划分为委员会和地区、并且存在许多复杂问题的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如何进行领导的。

让我们来回答几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时隔四年举行。除《反对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联合公报》(译者认为这指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下面我将要提到的一些事情中,我们对在那里做了什么,讨论了什么,决定了什么一无所知。但是,他们是否分析了党的路线,指出了好的方面和错误的方面,犯了错误的人是否要承担个人和集体的责任,准备采取了什么措施来整顿局面,等等,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是他们的内部事务,他们什么也没说。他们也没有宣布下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将于何时召开,这意味着没有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仍将继续进行,这意味着问题仍未得到内部解决。或许我们错了,但领导层内部也可能有派系;如果是这样,那么分歧一定是很大的,而且在我们党的意见和实践中,用中国同志至今所使用的方法和形式是难以消除的,因为不仅在党内,而且在中央,甚至在政治局中,都继续保持着党的派性分子,承认了党的敌人。

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正式结果是什么?大家知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出现了,林彪排在毛之后,成为第二位,中国主要领导人的新排名公布了,一些新同志脱颖而出,刘少奇、朱德等人下降到第八位、第九位以下。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采取了措施,但我们不知道具体情况。

我们所知道的是,“红卫兵”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并付诸行动了,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与此同时,对毛泽东同志的崇拜以一种造作和肉麻的方式到达了顶峰。一切都与毛有关;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很少被提及,而且很清楚地显现出“党靠毛主席而存在,靠毛主席而斗争,人民靠毛主席而生存,靠毛主席而斗争,靠毛主席而呼吸”。最糟糕的是,毛泽东本人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遏制这种对他的崇拜。难道他们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的党已经从内部衰败,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权威才能挽救这种局面吗?当然,毛泽东同志的权威是重要的,但是,中国同志的任何行动都要用正确的,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来进行。

实际上,这件事使我们非常担心,我们有理由担心它,因为它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的命运,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关系到我们两党两国之间的基于马列主义的关系。

中国同志对这场“革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在“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之外,我们还没有看到这场“革命”的明确方向。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十六条》,就会发现一些关于党的政治和组织问题的简明的方向和一般的情况,这些问题必须要在全会上讨论过,并且要交给人民群众牢记。根据这对共产党人或委员会的分类,林彪在“红卫兵”面前说,“中央领有一群走资派”等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发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至少对我们来说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们把它概括为“破四旧”,用“四新”来代替既不全面也不明确的“四旧”。好吧,即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破四旧”这件事上,你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思想不是很正确;你有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和世界文化中的一切旧的东西都应该被毫无歧视地拒绝,而一种新的文化,即他们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应该被创造出来。为了建立一个崭新的文化,也是因为它是属于过去的,甚至笛卡尔的理论也被抹去了,这种对新文化的建设只有通过“毛的思想”,通过阅读他的作品和语录来实现,这些语录现在已经取代了中国的一切事物。

让我将给大家读一段列宁的话,我建议大家重新研究一下他十年前在阿尔巴尼亚出版的《论文化和艺术》一书。我们应该继续钻研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研究他们是如何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的。

列宁是这样评价社会主义文化的:

“除非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对人类整个发展所创造的文化进行精确的认识和改造,我们才能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否则我们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后者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不是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的发明。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必须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封建和官僚社会的枷锁下积累起来的知识宝库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所有这些道路一直在前进,并将继续通向无产阶级文化,就像马克思重新塑造的政治经济学一样,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必须到达的东西,向我们展示了阶级斗争的道路, 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

当我们经常听到年轻人的代表和一些拥护新教育制度的人攻击旧学校,声称他们使用了填鸭式教育制度时,我们对他们说,我们必须接受旧学校的优点。我们决不能借用那种用大量的知识使年轻人的头脑变得迟钝的体制,因为其中十分之九是无用的,十分之一是歪曲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局限于共产主义的结论,只学习共产主义的口号。你不会以这种方式建立共产主义。只有当你对人类所有的知识财富丰富了你的头脑,你才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我们不需要死记硬背,但我们需要培养和完善每一个学生的头脑,使之掌握基本的知识。如果他所获得的知识没有在他的头脑中消化,那么,世俗主义就会变成一个空话、一个招牌、一个共产主义者就会变成一个吹牛的人。我们不仅应该吸收这些知识,而且应该批判地吸收它们,这样就不会用无用的木材填塞你的大脑,而是用那些对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说不可或缺的事实来充实它。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因为他所得到的结论而自吹自擂他的共产主义,而没有投入大量的严肃和艰苦的工作,也不理解他应该批判地审视的事实,那么他确实是一个可悲的共产主义者。这种肤浅无疑是致命的。我知道我知道的很少,但我会努力学习更多;但是,如果一个人说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因此他完全不需要了解任何事情,他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列宁在同一篇著作中还说: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在两千多年的人类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否定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果,反而吸收和改造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斗争的最后阶段的实践经验的启发下,在此基础上并朝着这一方向做进一步的工作,才能被视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

这写的很清楚的,而中国的路线,正如它所宣传的那样,不是很清楚,至少对我们来说是不清楚的。

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到底包括哪些内容?

“红卫兵”正在改变街道和饭店的名称,因为他们含有反动的内容,他们写大字报,随心所欲地批判任何人,洗劫房屋进行抄家,还把愚蠢的高帽子戴在富农和反动派身上,在街道和广场上游行;据说他们还正在毁坏被视为帝国主义者的外国人的坟墓,更危险的是,他们还在冲击党委,烧毁图书馆和绘画,毁坏古老的纪念碑,等等。

我们很难把“红卫兵”正在进行的革命叫做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标志可以由市级机关撤除,敌人可以而且应该依法被专政机关抓走,如果敌人进入党委,可以通过党的渠道予以清除。或者这么说,即使我们的中国同志必须武装工人,攻击各地的党委,但是这也不应该由孩子来做。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耸人听闻而且其政治意义大于文化意义的行动?对于所有这些被动员起来进行这项工作的孩子而言,学校已经关闭,他们在一年之内不能上学,也不能学习文化。他们被允许的是,在手中拿着一本写有毛语录的红皮书,在手臂上绑着一条红色的带子,并大声呼喊口号。

谁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驱者?大专院校的学生和小学生(原文如此),当然,中国的公报都说他们得到了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支持。在我们看来,也许是这样,但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有原则的方针。这是危险的,而且不是严肃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形式,中国人民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这样进行的。

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同志知道(或者说口头上知道),党必须最认真地指导一切,必须高度警惕,随时检查自己的路线,检查执行它的情况并纠正错误,预防在这样一个漫长且微妙的时代中容易出现的左、右倾向。

于是,他们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他们发现了“文学上的一股严重的敌对思潮”(为什么不早发现,早采取措施呢?),发现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不早发现,早采取措施呢?),他们突然惊醒并且发现富农和资产阶级已经恢复了力量,他们仍然掌权(为什么这会被允许呢?)因此,中国的同志们可能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所有这些罪恶都将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青年组成的“红卫兵”的行动以及将对毛泽东的崇拜提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来解决。

这是一个我们不太清楚的问题。表面上,这场运动建立在“群众路线”的正确口号的基础上。但实际上,这是超越规范和原则的群众路线,是建立在对个人的崇拜之上的,是建立在对非无产阶级青年的颂扬之上的。这一路线不恰当地利用了党和人民在各方面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其不但可能导致无政府状态,而且可能削弱群众对党的信心。

我们认为,这次文化大革命也许的确是对党的整个路线的整顿,但这是在党的列宁主义规范和无产阶级政权的法律之外进行的整顿,是通过对毛的崇拜,把最容易被冲昏头脑的、最喧闹的、最微妙的、最具流动性的那一层人民群众作为一个阶层投入行动的,他们不但缺乏成熟,还缺乏对艰苦生活的经验。

如果中国同志不改正这些可见的错误,严重的后果可能会在当下或将来显现。斯大林死后苏联的经历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

大家都明白,我上面提到的许多事情,以及我作出的许多评价,都可能由于我们不掌握事实而是错误的,这些都是中国的内部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如果不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无权干涉,也无权发表意见。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对总路线没有我们自己的内部意见,即使是临时的意见,即使有些观点并不清楚,并可能有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对于这样一个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不能缺乏慎重和谨慎。

我们党奋斗的伟大目标和在这件事上所关心的问题都是,而且必须是:一方面避免我们自己犯错误,努力更清楚地了解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以同志的方式与中国同志交换意见,以到达伟大的共同利益。

无论如何,发生在中国的一切又不仅仅是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这既是他们的事务,同时又具有国际性和国际主义性质。

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宣传机构说,“文化大革命震动了整个世界。”毫无疑问,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的确是事实。

在10月1日,周恩来大概如此说过:“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世界已经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与我们作战的敌人,另一派是支持我们、保卫我们的朋友。”

而在谈过国家方面后,我现在要谈的正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国际和国际主义方面。

今天,中国的同志和中国的宣传,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现在的时代是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世界科学的所有经典的继承者,他是红太阳,凡此种种。因此,毛泽东的思想应该领导全世界,而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

中国同志提出这个大问题的方式上是不正确的,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态度离谦虚也太远了。更为严重和危险的是,他们想在国外使用在自己的国家里使用的那些形式和方法,也就是说,他们想要别人用教条主义的形式,不经过讨论就来接受和应用这些错误的论点。否则,对中国同志来说,你就到了街垒的另一边,到了敌人那里。

现在我来给我们提一点建议:

1.党的立场、共产党的立场、干部的立场,必须服从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中央电视台的指示。这些事情在我们的文件和日常新闻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应该加以吸收,以之为指导。

2.我们党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必须坚定地走这条道路,因为这是决定性的。

3.我们同中国的经济和友好关系只有在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上才能维持和发展。

4.对毛泽东和其他任何人的崇拜都要坚决反对,一切事情都要像我们在马列主义道路上所做的那样。在这一点上没有丝毫让步或机会主义。我们党的正确立场是,中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要讲清楚。即使他们不清楚或不接受,我们也不能改变,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会以马列主义的方式和马列主义所拥有的规范来尊重毛泽东。关于毛泽东,我们只使用党应有的的官方描述。

5.正如大家注意到的那样,我们的媒体并没有像中国的宣传那样,用相同的术语和方式来谈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们避免以同志的方式来谈论文化大革命,也避免了事情的恶化,原因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事实上毫无疑问,这并没有使中国同志们高兴,但是,我们不得不这样做,除非一切都变得清楚,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6.我们对中国的宣传,尤其是对其在各方面成绩的宣传,包括文化、毛泽东的工作等,都要在正确的规范内进行,中国同志的任何不当要求,都要巧妙回避。我们应该避免妥协主义和宗派主义,因为这两者都不符合我们的伟大事业,我们有责任为了共产主义而在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上加强这一事业。

我认为,在即将到来的大会的报告中就许多问题捍卫我方立场时,我们也是在间接地确认我们对中国同志的一些观点的立场——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些观点当作我们的反对意见,特别是对我们所理解的个人迷信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意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即将到我们的代表大会来,我们希望我们像同志们一样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这就是我要说的。中央委员会必须告诉我们,我们是否正确地看待问题。我认为所有这些事情都应该放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处理,因为它们非常微妙。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永恒火炬”

https://mp.weixin.qq.com/s/lDYJ15h62C_UgeJZUkRe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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