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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正芒 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粮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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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损失。周恩来殚精竭虑,采取种种措施,稳定粮食局势。他劝说红卫兵和造反派不能冲击农业生产,坚持抓南粮北调局面的改变,用“以出养进”的办法开展粮食外贸,努力解决“三个突破”中的粮食“窟窿”问题,认真贯彻藏粮于 民的思想,常抓节约粮食。周恩来高度重视粮食问题的思想和为民谋利的风范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周恩来“文化大革命” 粮食 人民


中国是人口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极其重要。建国伊始,周恩来就曾深刻指出:“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 [1]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严重冲击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粮食工作也同样受到严重干扰,潜在的粮食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为了尽量减少粮食损失,周恩来努力排除干扰,多方采取措施,基本稳定了粮食局势,使七八亿人口在吃饭问题上没有酿成大的危机和混乱。


阻止冲击农业 强调不违农时


周恩来在“文革”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处理所谓“革命”即造反与生产的关系问题。“革命”关系到“执行毛主席的路线”,“生产”关系到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生存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大力宣传和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极力劝说红卫兵和造反派不能冲击生产,尤其是不能冲击农业生产,不能延误农时。


1966年6月“文革”兴起之时,正是繁忙紧张的“三夏”季节,对一年的粮食收成非常关键。而这时北京市各县的领导机构已瘫痪,各种批判会、斗争会的调子不断升级,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人心惶惶。周恩来此时正要去一再推迟的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访问。形势使即将出访的周恩来实在放心不下,他与李先念、谭震林及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商量,从国务院农业口和财贸口的各部中各抽出一名副部长和30名干部组成“三夏”工作队。周恩来指示“每部、委都应参加一部分人,这也是一种考验”。周恩来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一个从各部委抽调人员支援北京市郊麦收的通知。通知规定:“人数、时间和地区的分配,由国务院、总参与北京市切实商定”。 [2] 此举减少了动乱之初首都地区的粮食损失。


8月中旬,由北京发起的“红卫兵运动”把“文革”迅速推向社会,从而对工农业生产造成了冲击,生产秩序被严重打乱,农业生产也受到影响和干扰。面对这种局面,周恩来指示中宣部部长陶铸主持起草了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在9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又在9月8日起草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即“农村五条”)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即“工业六条”),并于9月1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 [3] “农村五条”明确规定,红卫兵不要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农村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在“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城市师生和红卫兵应“有组织地到农村参加劳动,帮助秋收”。 [4] 这两个文件受到生产第一战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


周恩来还苦口婆心地向红卫兵和青少年学生做说服解释工作,强调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以免影响正常生产。他又针对有人说抓革命、促生产提得太早了而毫不含糊地指出:“农村‘三秋'到了,不抓怎么能行。”“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针对农业生产季节性强的情况,他强调,“一定要抓季节,要不误农时。讲‘关心国家大事',搞好秋收秋种也是‘大事'之一,从季节上说,是目前最大的事情”。 [3](p.935) 9月10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对即将前往各地串连的红卫兵讲话,“告诫他们去工厂、农村参观,不要妨碍当地的生产”。他指出,“农村,现在是三秋季节,我们应该注意积极支持生产,不要妨碍三秋工作。”10月3日,他同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红卫兵代表谈话时又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误农时”。 [2](pp.61~62、73)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串连,对运输影响很大,造成粮食调运困难。周恩来于10~12月及次年3月多次同有关负责人商量并主持制订控制和停止串连、保证运输畅通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文件。 [2](pp.76、85、91、96、138) 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努力,一旦造成粮食停运断销,后果将不堪设想。周恩来曾对协助他抓工业的余秋里、谷牧吐露对混乱局面加剧的极度忧虑。他说:“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决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5]


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接见农业部、农垦部等农口的造反派代表时,郑重要求他们打好春耕第一炮。他强调说:“农业生产季节性很强……要全力抓。各单位抓生产的班子要好好研究。农口要准备搞一个对全国的呼吁书,号召抓革命、促生产。” [2](p.126) 2月20日,他在山西夺权情况介绍会上批评乱夺权的作法,要各省注意抓工农业生产。他尤其忧虑农业,说:“现在比较紧急的是农业,有季节问题,要好好抓。”23日,他同各大军区负责人讲话时又要求各省立即行动起来,领导春耕生产,而且“要快一点,季节逼人”。同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2](pp.131、132) 此外,2月20日中央发出迅速抓好春耕生产的《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3月7日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 [4](pp.865、867) 等。这些浸透着周恩来心血的中央文件的下发,对稳定农村局势、保证农业生产不违农时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于因派性斗争导致运粮受阻的问题,周恩来也特别重视予以解决。如1967年11月他对黑龙江造反派代表强调:“东北三省是全国粮食、煤炭、石油的重要生产基地,对国民经济影响很大。现在煤炭生产下降,粮食、石油运不出来。”他要求两派在一个星期内搞好联合,尽早回去抓革命、促生产。 [2](p.202) 对于粮食部的工作,周恩来更是特别关注。在夺权之风四起时,他告诫造反派,粮食部的业务大权是中央的,不能夺。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坚持下,粮食部的领导白天受批斗,晚上回来仍然抓业务,保证主要的粮食业务工作不中断。他还亲自指定粮食部由赵发生抓业务。 [6]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部门都建起抓业务的班子,粮食部也组织了二十多人的小班子处理日常工作,保证按时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保证了国家粮食机构必不可少的运转。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绝对必须而又难能可贵的。在“文革”的头几年,每当粮食收购季节,周恩来和国务院抓粮食工作的副总理,都要安排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组织有关部局,派出若干粮食工作组,深入重点地区了解情况,帮助粮食部门按计划完成粮食收购入库任务。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对粮食工作也敢抓敢管了。“文革”时期许多业务会议都无法召开,但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由于周恩来的高度重视,每年仍照常进行,年度粮食计划和政策都经会议讨论后及时作出安排。十年动乱时期粮食能保持基本稳定,与周恩来苦心孤诣的精心筹划是密不可分的。



坚持不懈努力 扭转南粮北调


“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年初,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在致力于解决南粮北调问题。北方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等省区及北京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但这些地区无一例外地都要调入粮食。国家长期实行南粮北调政策,进口的粮食也主要是接济这些地区。尽管如此,这里农民的口粮和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北方最严重的问题是灾害频发,其中尤以旱灾最为严重。周恩来抓住这个关键问题,1966年新年刚过就开始抓北方的抗旱。他指示国务院召开北方抗旱会议,自己则去旱情最严重的河北省指导工作。中央为此专门成立中央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周恩来担任组长,并兼任河北、北京组组长。然而,正当周恩来以很大精力投入领导北方八省抗旱工作的时候,“文革”开始了,这一努力受到严重冲击。但周恩来并未放弃,继续亲自抓这项工作。经过兴修水利和开展农田基本建设,这些省份的粮食产量明显增加,南粮北调的状况得以改变。正如1967年10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代表时所说:“主席要我们逐步做到南粮不北调。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初步实现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自给有余。这是好事,这是一大转折。东北已经自给了,辽宁不够可以从黑龙江、吉林调剂。我们还要求东北调出一些,调进关内供应北京。南粮不北调,就是东北三省,加上晋、冀、鲁、豫、陕,再加上内蒙,九个省内部调剂的话,搞得好,七年可以完全自给。如果把长江以北都算北边,那就可以更早实现。”10月30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在《关于粮食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也提到,1967年度在征购计划完成的基础上,将会初步摆脱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并指出,“南粮北调局面所以能够较快地得到改变,是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总理又亲自抓了几年,广大群众艰苦奋斗,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得到了连年增产”。同时又强调,如“再紧紧抓上几年,把生产继续搞上去,只要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就可能做到北方地区不仅粮食自给,并且解决京、津两市的粮食需要”。 [7] 此后进一步加紧了兴修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工作。如河北省治理大清河工程,使天津、保定、沧州等地的14个县免受洪涝灾害; [8] 特别是大搞以打机井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使全省水浇地面积达到4000多万亩,平均每人一亩。 [9] 陕西省1970年完成4万眼机井配套设备生产任务,投入使用后可灌溉约200万亩农田。 [10] 河南省建成红旗渠,使林县水浇地面积由1万亩扩大到60万亩。 [11] 上述水利设施初步改善了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了抵御灾害的能力。


1970年,全国的动乱局势稍趋平稳,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重又开始抓改变南粮北调工作。8月25日至10月5日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讨论北方十省、市、区的农业生产问题,促进粮食生产上“纲要”,以彻底改变南粮北调局面。会后发出的《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指出,要加快北方缺粮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尽快扭转南粮北调的状况。 [12] 会议实际上对包括改变南粮北调局面在内的整个粮食生产直至农业发展,都有重要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改变南粮北调局面的具体工作一直在继续,如东北辽河治理成绩巨大,有力地控制了洪涝灾害,使农田灌溉面积由63万亩增加到1100多万亩。 [13] 根治海河取得巨大进展。10年来对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南运河等五大水系和骨干河道普遍进行治理,使海河下游形成河渠纵横、排灌结合的水利网,大中型水库达到80多座,小型水库1500多座,万亩以上的灌区271处。海河流域基本上实现每人一亩水浇地。 [14] 仅1972年10月到1973年3月底,北方14个省、市、区新打机井就有18.4万眼,完成配套11万眼。至此,北方投入灌溉的机井已超过百万眼,大大提高了抗旱能力。 [15] 这些水利设施为从根本上扭转南粮北调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1974年度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天津、北京、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等省市区都超额完成了本年度的粮食征购计划。 [16] 辽宁、山东等省还在1975年粮食亩产跨过了“纲要”。 [17] 正是由于周恩来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改变南粮北调局面成绩斐然。 巧用外贸良策 实行“以出养进”


“文革”期间,批判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因此人们把从国外进口粮食当作一个禁区。1967年10月周恩来在接见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代表时就谈了不吃进口粮的问题。他说,毛主席的第一个号召,就是不吃进口粮。 [7](p.499) 然而客观现实是:当国内粮食收支出现大的缺口时,不考虑增加进口粮食,就得增加农民粮食负担和大大压缩社会各项用粮水平。这样做,势必影响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引起社会不安定,加剧经济生活的混乱,这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但当时国家财政又有困难,过多地动用外汇进口粮食,对国民经济的全局也很不利,而且在当时政治影响也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苦苦思索,提出粮食“以出养进” ① 的做法。10月周恩来接见全国粮食会议代表和1969年8月接见全国农机工作会议代表时都谈到,通过进出口,可以调剂粮食品种,增加储备。出口好大米、好大豆,差不多可以换回两倍的小麦。 [7](p.499) 粮食部门和外贸部门通力合作,执行周恩来“以出养进”的指示,结果多得了粮食,又赚了外汇,一举两得。据统计,1971~1976年进口粮食514.42亿斤(其中玉米67.4亿斤),按这几年进口粮食平均价格计算,需支出外汇32.22亿美元。出口粮食327.09亿斤,按这几年出口粮食的平均价格计算,换回外汇39.49亿美元。进出口粮食相抵,国内增加粮源187.33亿斤,还给国家增加外汇收入7.27亿美元。 [18] 这种“以出养进”的决策,虽因挤出大米出口而使粮食品种供求有些小的矛盾,但在当时国家财力、物力都有困难的情况下,对于解决粮食问题,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失为一笔利大于弊的好买卖。



贯切备战备荒 致力藏粮于民
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危机后,毛泽东对藏粮于民感慨系之,认为农民的“瞒产私分”是保卫自己的果实,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周恩来认真贯彻毛泽东的藏粮于民思想。他对老百姓家里没粮食感到忧虑和不安。“文革”前夕的1966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就表露了这一思想。他说:“如果一旦有战事,粮食供应可能比解放战争时期还差”。那时,家家都有几缸小米余粮可供应部队,“现在,老区尤其是山区,连余粮都没有了。对这一点我很不安心。”一旦有事,“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备战、备荒,具体到华北来说,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在粮食方面要“做到队有余粮、国有储备”。 [2](p.21) “文革”中他不但多次阐述藏粮于民的思想,而且将其付诸实践。
1967年5月3日,周恩来在接见14省市夏季粮油收购工作会议代表时,就农民中存在的土地和粮食以多报少、人口和灾情以少报多的问题进行分析,鲜明地阐述了藏粮于民的思想。他指出:“毛主席说过,农民以多报少是藏富于民,粮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处,农民不会乱吃掉的,藏在农民家里比国家收购起来还好。”这不是提倡不老实,这是整官僚主义。“一九六一年以前实行高指标、高征购,整了农民,现在他们就以多报少。城市也是这样,多报人口,口粮就多算了。”如果我们实事求是,他们就会说真话。要相信农民。我们“粮食工作也有错误。以前有过大进大出,征购多了,必须返销,造成假象,徒劳往返。毛主席主张能少购就少购一点,藏富于民是好事。战争打起来还是藏富于民好。”他还就收购农副产品给农民以奖励的问题指出:“过去实行奖励政策是需要的。对产棉花地区要给些化肥和粮食,使他们的生产恢复得快些。”“必要的奖励政策不能叫物质刺激”。 [1](p.459) 不难理解,给农民以粮食等物质奖励,实际上也起到了藏粮于民的作用。
10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代表时又强调了藏粮于民的问题。他说,毛主席要求不要多征购,要藏粮于民,备战、备荒为人民。主席在订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告诉我们,不要多征购,要藏富于民。好处是一旦有事,农村中到处有粮食。关于藏富于民,他还指出:完全靠国家的仓库藏粮,没有那么多仓库,也不利搬运,一旦有事就被动。要分到一个一个生产队,由他们自己去藏,甚至社员也能替集体藏粮,那就好办了。这样容易转移,容易保存。他们会注意保管,会注意新粮换旧粮,一旦有事,很有利。所以藏富于民,是很重要的。尽管国家一时收购不上来,将来还会补上来的。周恩来强调,藏富于民,现在是个重点,现在征购的数目不要多增长。采取少征购、藏富于民的办法。这样,备战、备荒都有准备了。 [7](p.613)
1968年12月14日,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对河北省万全县安家堡公社贫下中农管理商业的批示后,又联系藏粮于民的问题指出:粮食可以分一部分给农民管。他感慨地提到陕北在三年解放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曾在农民家里看到有3缸粮食、1缸酸菜时感到宽慰,“不然怎么能打三年半”。他召集供销总社、商业部、粮食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订出了五条,其中规定,要积极开展贫下中农参加管理农村粮食商业、工农兵参加管理城镇粮食商业的讨论和试点;逐步做到队队有储备、户户有余粮,藏粮于民;逐步做到队队有仓库,除为自己保管储备粮外,还为国家保管部分粮食等。 [19] 后来,这种队有储备、户有余粮、藏粮于民的思想,作为执行毛泽东的“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的指示精神,而写进了1969年粮食部召开的全国粮食工作改革会议的纪要中。纪要还充分肯定了一些县和公社集体储备粮已够半年吃用、不少社员家里也有了一定的余粮的作法。 [7](p.613) 周恩来在审阅这个纪要时,“改了一个字,并每句划了标点,表示同意。” [6](p.241) 1969年3月,在全国计划座谈会闭幕会上的总结讲话中,他又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出发,强调“要以增产粮食来备战、备荒,要增加粮食储备,藏粮于民”。 [2](p.287)
为了能使社队和社员有一定的储备粮,使农民在粮食征购问题上吃定心丸,以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国家早在1965~1967年就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三年的政策。1968年国务院又发出《关于稳定农民负担一定三年政策在一九六八年继续延用一年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藏粮于民”的伟大战备方针,对原一定三年的粮食征购基数,“一九六八年继续延用一年,不予变动”。 [7](p.530) 根据各地丰歉情况,对丰收地区实行超产超购超奖,对重灾地区则适当调减任务。1971年中央再次执行粮食征购任务不变的政策,并由三年改为五年。为此,中央在1971年8月21日发出《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通知认为从1965年开始的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三年的政策已连续实行了六年。实践证明,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工业建设,增加集体和社员的粮食储备,起了积极作用,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为此决定从1971年起粮食征购基数改为一定五年不变的政策,强调要“在增产的基础上,做到国家征购数量适当增加,集体储备逐步增多,社员生活有所改善”,“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 [7](p.531) 在丰收的地区可经协商后,继续实行适当超购而加价奖励的办法。并强调在经济作物集中产区,要“坚决保证这些地区的社员口粮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标准。” [18](p.158) 1973年3月,周恩来就广东宝安、珠海等地部分居民外逃香港、澳门的问题进行调查时,了解到这里一些社队征购任务逐年增加,甚至强行征购社员口粮,便在公安部关于此事的材料中给予严厉批评:“这如何能行?交了过头粮,减了口粮,交了库存粮,这笔帐怎么算”,“这如何持久,不跑何待”。 [2](p.584) 可见周恩来对购过头粮、挖空农民粮食是极为不满的,体现了他对藏粮于民的高度重视。
周恩来的藏粮于民思想,既是执行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更多的却是接受“大跃进”时把农民的粮食挖空、挖苦的沉痛教训而提出的正确思想、采取的正确措施。藏粮于民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吃上定心丸,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从而能在粮食问题上产生良性循环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使国家的粮食储备直至粮食安全建起了一道新的防线。
解决“三个突破” 力保粮食稳定


1971年是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编制第四个五年计划时,由于对国际形势、战争危险的估计过于严重,突出地强调“备战”,“要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促进国民经济“新飞跃”,所以这个计划追求高速度,高指标,急于求成,片面强调提高积累,过分突出重工业建设,忽视了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脱离了当时实际。为了使已安排得过急过猛的“四五计划”得到实施,1971年的年度计划指标也过高过大,规定了工农业总产值要比上年增长12%,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7%,工业总产值增长13%,粮食产量达到4900~5100亿斤,基建投资270亿元,比上年增加15亿元,大中型项目1168个,新增职工140~156万人,职工人数达到4850万人,工资总额达到296亿元,等等。而实际情况又大大超过了计划,这就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问题,如1970、1971年原计划全民所有制单位增加职工306万人,实际增加了983万人,超过计划2倍多。到1971年底,职工总数达到5318万人;由于职工人数增长过快,使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也大大超过计划。 ① 工矿企业新增的900多万职工中约有600多万人来自农村,这一方面过多地抽掉了农业劳动力,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加重了商品粮的供需矛盾。1971年粮食销量比1970年增加了53亿斤,而粮食征购量却减少了30亿斤。 [20] 粮食销量的激增已超出了商品粮的供应能力。此外,职工的过快增长还给商品、货币、市场供应等方面带来问题,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危险的信号。


周恩来首先发现了“三个突破”问题。在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指出:“‘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但由于当时批林整风运动和“左”的干扰,未能及时采取措施,致使“三个突破”在1972年又有所发展。这一年比上年的职工人数又增加292万人,其中超计划增加了183万人,工资总额增加38亿元,粮食销量达到927亿斤。 [20](pp.384、385)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净增进口粮食30亿斤外,还挖了国家的粮食库存106亿斤,形成当时所说的“一个窟窿” [21] 。


针对这种情况,1973年2月,周恩来再次严历批评:“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三项都突破了计划数字。去年讲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抓,确实没有‘王法'了”。他强调要注意“货币发行到了最大警戒线,要求狠抓一下‘三个突破'、‘一个窟窿'问题”。 [20](p.385) 正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先后采取了各种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解决粮食购销差额的问题,1972年商业部召开粮食工作会议,确定采取如下措施: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认真整顿城镇粮食统销,压缩一切不合理供应;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的人口,超计划招工的地区和部门立即停止招工,自行招收的及早减下来,走后门进来的必须退回去,不合规定迁入城镇的要动员回农村;在丰收地区多购一点粮食,以丰补歉;核减农村不合理的销量,压缩民工过高的粮食补助。 [20](p.386) 此外,周恩来还指示公安部门参加粮食会议,研究联合把关问题,共同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 [6](p.239)


这些措施的实行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精简职工方面,不但将1972年超计划自行招收的职工减下来,还动员了一部分1970年以来招收的临时工、动员绝大部分基本建设占用的常年民工和不合国家规定进入城市的人口回乡务农。另外还决定1973年不再招收新职工。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后,1973年全社会粮食收购968亿斤,粮食销售近956亿斤,做到了国内粮食收支平衡。 [20](p.387)


这种以减少城镇人口和减少职工的做法来解决粮食平衡问题,依今天的加速城市化进程的观点来看是一个近乎于削足适履的不可取的办法。但在当时,为了解决8亿人口吃饭这个第一位的大问题,也不失为一个实事求是的举措和不得不采取的办法。
重视节约用粮 反对粮食浪费


“文革”的整个十年中,缺粮的阴影始终在人们头上挥之不去。在这种情况下,节约粮食自然成为粮食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众所周知,毛泽东历来重视节约粮食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提出“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 [22] 。他还身体力行,带头节约粮食。


周恩来也高度重视节约粮食问题,他不但大力宣传节约粮食,还躬身实践。1967年10月28日,周恩来接见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代表,在谈到藏粮于民问题时,他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节约粮食的思想。他说,丰收年景,一定要注意节约用粮。这是中国农民的老传统,劳动人民的传统,贫下中农的传统。他们有粮食的时候,会想到没有粮食的困难。“常将有日思无日”。这实际上是劳动人民的习惯,好的习惯。讲话严肃批评了红卫兵和青年学生中的浪费粮食现象。他举例说,北京去年接待1200万红卫兵就看出来了。大概到北京来的学生,大学生比中学生浪费,大城市学生比小城市学生浪费。他表扬农村学生有节约粮食的好习惯,夸奖他们“注意得很!剩下一点馒头屑子、一颗米粒都拾起来吃了”。 [7](pp.600~601)


为了抓紧节约粮食问题,1968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粮食部关于部分地区的生产队浪费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反映了一些地方浪费粮食的严重情况。如有的生产队和社员借庆丰收、办喜事、修房子、修戏台等种种名义,请客送礼、煮酒熬糖、集体会餐,大量地浪费粮食。浙江省平阳县有三个生产大队演旧戏,共办酒席218桌,开支现金12000多元,浪费粮食65500斤,在接受的礼物中,最大的一个年糕重120斤。江西省乐平县有三个村修戏台,共办酒席500桌,有4000多人参加;阳县一个区共造龙船102条,办酒席350桌;有个村集体修建房子,办酒席200桌,等等。不少生产队由于浪费粮食,由余变缺,社员生活安排不能落实;有的队收入减少,影响扩大再生产;有的队国家征购任务不能完成。根据这种情况,国务院在批语中强调:目前农村中浪费粮食的现象,各级领导机关应当引起重视,应当教育干部和群众,时刻注意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丰收不忘歉收、增产不忘节约。这一点在丰收增产的情况下尤为重要。 [7](p.601)


1970年1月17日,国务院又转发了辽宁省革委会《关于开展节约粮食的通知》,要求各级严格控制粮食销量,反对铺张浪费,工业用粮要搞节约代用,要在人民群众中广泛进行勤俭节约的教育,反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后来又在全国倡导了“顿抓一把米”(即每餐做饭前节省一把米)、粮菜混吃的节约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1974年3月22日,国务院在《关于认真做好1974年度粮食工作的通知》中再一次要求积极开展工业用粮的节约代用,强调要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精打细算过日子;强调节约粮食的问题一定要十分抓紧。1975年1月26日,国务院在《关于继续抓紧粮食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要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补助粮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标准。城镇售粮也要严格控制,防止年度末突击销售粮食的错误做法。 [7](pp.602、606、609)


周恩来自己在节约粮食方面更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堪称楷模。他的“饮食简单清淡,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一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 [23] 。1967年4月,周恩来第二次去大寨时,和陈毅在社员家里,大口大口地吃玉米面烤饼和窝窝头,对自己吃剩下的半个窝窝头,还用手帕包起来,装在衣兜里,准备回去吃。 [24] 1973年6月初,周恩来陪外宾到西安。在西安宾馆,“每顿饭总理只吃两个菜,而且总是把自己动过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连一颗饭粒也不剩” [25] 。周恩来节约粮食的举动感人至深,举不胜举。


由于周恩来及其由他主持的国务院一再倡导节约粮食,所以在全社会形成了节约粮食的良好风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几乎成为每位父母亲教会孩子的第一首古诗。当时的报刊舆论也经常宣传节约用粮。如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1972年第12期发表《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1973年第10期发表《丰收不忘储备,粮多坚持节约》、1975年第12期又发表了《丰收了也要注意节俭》等文章,宣传节约粮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总之,在当年,“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已成为人们的基本行为准则。直至周恩来逝世后,国务院仍在有关粮食工作的通知中强调:在丰收地区尤其要注意节约粮食。要向广大群众深入进行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坚持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省吃俭用,杂以瓜菜,节约粮食,增加储备,备战备荒。从新粮收获开始,就要抓紧节约用粮,防止前吃后空,等等。 [7](p.611)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每年人均节约粮食10斤,全国就可节约上百亿斤。相反如果每人浪费一点,损失的粮食也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文革”期间粮食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乱子,与周恩来力行节约粮食、反对铺张浪费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唐正芒,教授,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参引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3]《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34页。 [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61页。[5]余秋里:《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6]杨少桥、赵发生:《周恩来与我国的粮食工作》,见《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7]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上卷,1989年内部发行本,第500页。[8]《人民日报》1970年6月17日,第4版。[9]《人民日报》1970年8月31日,第1版。[10]《人民日报》1971年1月21日,第4版。[11]《人民日报》1969年7月9日,第1版。 [12]程振声:《李先念在“文化大革命”中稳定农村政策的努力》,《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4期。[13]《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1日,第1版。[14]《人民日报》1973年11月17日,第1版。 [15]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第3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页。[16]《人民日报》1975年2月27日,第1版。[17]《人民日报》1975年12月30日,第1版。 [18]《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页。 [19]杨少桥、赵发生:《周恩来与我国的粮食工作》,见《不尽的思念》第24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9~270页。 [20]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2~384页。 [21]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版,第501页。[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23]钟修文主编《周恩来精神与风范研究文集》,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页。[24]《人民日报》1977年1月4日,第1版。 [25]《音容在眼前 教诲刻心中》,《陕西日报》1977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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