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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春:西南边疆民族生存策略的历史人类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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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春:西南边疆民族生存策略的历史人类学解读——以纳村回族为例

摘 要:在应对生存危机和政治矛盾时,民族村寨可利用的自身社会和文化资源极为有限。处于地理和文化边缘的云南纳村回族在众多的生存危机和政治矛盾中屡次顺利化解矛盾,避免了民族矛盾和社会动荡的发生。这不是机缘巧合,侥幸躲过冲突危机,而是民族地方性知识作用的发挥,展现了纳村回族的生存策略与智慧,以及对人生哲学的独特理解。
关键词:纳村回族 生存策略 地方性知识  
  
       中国西南边疆有着独特的自然环境,并有着生物多样性与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历史岁月中伴随着民族大迁移的不断推进与深入,西南边疆各民族地区不断演绎着不同文化之间交融、互动、整合的过程,从而塑造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多元文化与宗教的生动画面。在纷繁复杂的民族文化资源中与地理环境密切相连,积极适应的社会机制揭示了不同地域民族社会的传统生态知识、民族经济形态、社会运作模式、民俗文化等层面与民族社会、文化之间彼此对应与制衡协调的关系。对外部生态环境的积极适应成为众多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但是随着西南边疆与中央、内地,甚是邻近外邦之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的不断亲密与拉近,决定民族自身生存的关系链已经远远超越地理环境因素制约。社会文化机制的动态调适是各西南民族历史中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理念,打破传统对地理环境的完全依赖,将民族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提升为一种标识为意识文化的发生、策略,最后演化为传统并积极运用到现实生活之中,这一变迁正是对生存环境变化的调适。透过对西南边疆民族生存策略的认知,我们能够看到民族文化中地方性知识的神奇魅力与功效,这一阐释既是对传统社会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同时对于现实中民族村寨的现代化建设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在应对生存危机和政治矛盾时,民族村寨可利用的自身社会和文化资源极为有限,结果也往往导致不同程度的矛盾或冲突。处于地理和文化边缘的云南纳村回族自近代以来先后遭遇一系列的历史危机和政治矛盾,但是却在极为紧张之时纳村回族群体却屡次转危为安,这样的案例中民族社会中确属罕见。应该认识到,这不是机缘巧合,侥幸躲过冲突危机,而是民族地方性知识作用的发挥,突出体现了纳村回族的生存策略与智慧,以及对人生哲学的独到理解。由此,引出了本文对纳村回族生存策略的一些思考。

一、纳村概况
            纳古镇[1]位于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西北部,背靠狮子山,面临杞麓湖,南距县城14公里,北至昆明110公里,平均海拔1800米,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总面积12平方公里,由纳家营、古城、三家村3个自然村组成,2005年末常住人口8029人,外来流动人口12000余人,[2]是一个以回族为主体民族的建制镇,达6541人,占81.5%,此外,还有汉族、彝族、哈尼族、傣族、壮族、拉祜族等多种民族。是著名的“侨乡”和“手工业之乡”。纳家营村回族人口众多,民族文化历史悠久,历史至今成为滇南主要的回族聚居地及伊斯兰教文化重地。
        纳古素有“有一石二斗芝麻尔林(学者)”的地方,历史上文化教育发达,人才辈出,知名阿訇达400余人,武略将军文举、武举和进士及儒学训导30余人,享誉中外的阿拉伯文化泰斗、中阿文化交流的使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拉伯文化沙迦国际奖”获得者纳忠教授,以及《一千零一夜》的翻译者纳训先生即是纳古人。同时,纳古是远近闻名的“手工业之乡”和“侨乡”。七百余年来,纳古人农工商多业并举,除农耕外,90%以上的农户从事手工业,其手工技艺代代相传,产品精巧美观,远销各地;到了近现代,许多人“赶马帮,走夷方”,奔走于中国与缅、泰等东南亚国家之间,发展国际贸易,使纳古成了著名的“华侨之乡”。

二、生存危机与化解策略
        中国近现代外受西方列强奴役,于内屡遭各类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严重影响。纳村虽地处西南边疆地区,但是自近代以来各类政治运动的影响亦然难免。然而庆幸的是,纳村回族总是在政治危机紧张之时,能够及时化险为夷,成功避过政治风波,免于民族损失,充分显现了纳村回族生存策略与智慧。
(一)咸同滇变——“联合东乡三十六营,回保汉汉保回”
      “咸同事件”起因于云南双柏县石羊矿回汉民众之争,事件发端为民族生活小摩擦,但是却因为清政府地方官员处理不当,迅速激化为回汉民族大规模的冲突。清政府对云南的回汉民族矛盾一味持“汉强则助汉,回强则助回”的民族离间和挑拨政策,丙辰年(1856年)四月十六日至十九日,云南巡抚舒兴阿制造了屠杀省城回民两万余众的大惨案。此时河西县(今通海县)回民纷纷起而自卫,讹言四起,回汉互相存疑,河西各地弥漫着回汉等民族仇杀的乌云。在这危急关头,东乡回汉双方乡绅和长者集议调解,倡导互保,联络东乡36营(今通海县四街镇辖11乡,其中9个汉族乡,1个彝族乡和1个回族乡),达成互保协议。在河西汉回民族互相猜疑,仇杀不断之时,纳凤春和公孙烁相互协议保证“回族绝不杀东乡任何一个汉人”,“东乡汉人绝不杀任何一个回子”,从而消除了疑虑。在云南回民起义的不断坚持的过程中建水马如龙起义军领导阶层没有进行坚决的抗清斗争,反而被清廷招安转向协助清军剿灭云南各地“回乱”。1862年,马如龙以改旗背叛义军,成为清军镇压回民起义的先锋,马如龙所率之部所到之地不分缘由地大肆杀戮百姓,汉族、回族、彝族等众多民族均遭杀害,顿时滇中、滇南又处于腥风血雨之中,各地汉、回及其他民族倍感恐慌。因为河西东乡回汉等民族的“回汉互保”协议的存在,使得东乡长期免受战乱之苦,而在河西的大小东沟回民却历经了回汉仇杀及清军、马如龙军队镇压的罹难,战乱数年后此村仅剩数十回民,今天无数万人坑在村长依然历历在目。[3]东乡回汉群众为纪念“回汉互保”的历史价值,战乱后东乡36营汉、彝等民众赠送纳凤春、纳太寿、纳海等回族带头人“护卫河东”、“屏藩东里”(现村于清真寺)等匾额,而回族回赠给公孙烁“和气致祥”石刻字匾和一副清代著名书法家钱南园的《瘦马图》。[4]咸同滇变给云南回族留下惨重的历史记忆,之前云南回族人口大约有80万,一百五十余年后的今天云南回族人口才恢复为60万。在此大灾难背景下纳村回族,充分利用长期建立的密切民族关系资源,实行“回汉互保”,使纳村回族免受此灾,确实来之不易,难能可贵。
(二)文革派系斗争——“谁来谁万岁,谁来欢迎谁”
        历史至今在回族传统文化氛围浓厚下的纳村,回族村民除注重团结、互助的伦理道德,商品经济意识强烈的民族性格外,还有着较强的革命性,思想觉悟较高。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文革期间国家建设的路线和方针认识不断出现错误,全国上下充满了阶级、派系斗争。纳村当时有“823炮兵团”和“民造兵团”两个派系,两个派系斗争不断,但是其参与者几乎都是外村人,而非纳村人。纳村对派系斗争持中立态度,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来支持,也不反对攻击任何一派,而是“谁来谁万岁,谁来欢迎谁”,这成为纳村处理外来派系运动的一贯态度。例如,玉溪一中的某一位教师曾经组织学生成立了思想宣讲团来纳村进行宣传,到了邻近的四街时被另外派系的人阻拦不给进纳村,纳村知道后组织村民积极迎接宣讲团进村。此外对其他的外来思想宣讲人员也一律积极支持、保护和配合,提供必要的帮助,为其宣传搭建舞台,配合好其组织的一切活动。文革派系斗争时期的纳村回族生活并未发生较大变化,生产和生活,人际关系几乎维持原有的局面,在一场浩荡全国的政治风暴中纳村回族又一次以其智慧而免于受较大影响。
(三)三五命令——“我们不轻易讨‘舍西德’”
        如果说无派系之争是纳村回族侥幸躲避了一场政治风波,那么文革末期,四人帮的疯狂政治运动则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1974年是文革运动达到巅峰的一个时期,当时云南许多回族农村因为民族宗教政策未得到很好的落实,积累了一些矛盾。期间滇南S村回族群众组织人员上京请愿,回乡后组织滇中、滇南回族群众到省城请愿。请愿人员已经发展到上千人,到了纳村时也动员纳村群众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请愿的相关负责人与纳村几个代表商讨,要求纳村为其提供粮食、钱及一些物资,并要求纳村大力发动村民同他们上昆明请愿。纳村代表表示仅给予物资等的帮助,而不愿组织请愿人员,其原因是纳村民族矛盾、群众和地方政府的矛盾还尚未恶化到不可收拾。S村代表要求纳村另外选派几个代表进行商讨,但新的代表也持相同的态度,说明纳村与S村情况不同。其中部分群众总结了四个方面的不同,第一,纳村政府与群众上下关系很好,没有什么严重矛盾;第二,周围群众与纳村长期结成了较友好的关系,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矛盾也很少;第三,虽然一直有着派系之争,但是大部分的群众都没有被卷入到此斗争之中(S村回民系因派系斗争而群众与政府有矛盾);第四,纳村物产还算丰富,加上一直有着手工业、副业生产,所以生活还相对较殷实,所以不希望打破现有的生活。因为不能说服纳村,请愿群众在纳村住了两天后就继续上昆明,纳村群众仅有少量群众随其上访。这期间因为发生了建水馆驿因为宗教问题而组织村民到昆明进行请愿,3月3日途经纳村时准备组织村民“二次上访”,邻近华宁县的几个回族此时到纳村进行鼓动纳村组织人员进行请愿,结果未能动员纳村上访便离开了纳村而北上请愿。3月4日到玉溪时,上访人员情绪激昂,认为此次上访不可能改变局势,有人提议还是进行武力反抗为上策,所以当天对玉溪、峨山、通海三个县市(地区)的武装部进行抢劫,之后各自散跑回家乡。次日,昆明军区早晨便开赴玉溪、峨山、通海等地回族村以控制事态,当时军队驻扎纳村村外公路沿线,当时形势十分紧张,纳村村民将此次事件称为“三五命令”(3月 5日)。被围之后,纳村群众在了解情况后清真寺教长、管事、阿訇、村中能人等部分村民聚集商量应对之策,大家认为事态突然,事出有因,决定全村老少都集中起来,与部队进行正面的解释,并表态纳村不与军队抵抗的态度。很快全村男女老幼都集中到清真寺广场,随后组织了30余村代表与军队负责人面谈,澄清事实。军队了解事实后提出缉拿抢枪者的要求,代表表示同意,此外军队还对80余村民进行集中(其中还有部分是其他外乡在纳村人)思想政治学习教育,第二天进行挨家挨户地搜查,将一些枪支、刀具等收缴,部队驻扎纳村四月,期间村民和部队和睦相处,相互照顾,四月后全部部队撤离纳村。这样一个十分紧张、惊险、混乱的危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如若稍微处理不当,后果则不堪设想。
        在纳村的历史中遇到了无数次的民族生存危机,然而都能够一次次顺利化解。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纳村回族的生存策略是有着历史传承特点的,他们一贯的生活态度就是即使在民族存亡之际“我们也不轻易讨‘舍西德’(为民族宗教牺牲)”。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运动、民族矛盾、宗教事件、政治变动,纳村回族并未慌张失措,轻言放弃,相反沉重冷静、审时度势地缓和矛盾,澄清事实,趋利避害,不意气用事与政府正面对抗,在十分混乱的时局中依然能够保全民族利益,安定社会秩序,充分展现了纳村回族非凡的人生智慧。

三、纳村回族生存策略的地方性知识解析
       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源自于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对土著人理性思维的承认和尊重,对地方性知识的把握,就是注重研究“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运用地方性知识分析也成为人类学对“他者”社会文化进行“深描”的必经之地,从而获得接近事实的一种捷径。由此,接下来笔者借用地方性知识的理论视角来对纳村生存策略与人生理念进行深层次的解析,进而寻找出纳村回族群众能够呈现另外一种危机处理方式的原因所在。
       首先,从族源追溯来论,纳村回族主要分为纳、合、马几大家族,而几乎纳、合、马三大家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为他们在族源的原点都认同为是赛典赤·思丁的后裔。祖先的显耀历史成为纳村回族自信和奋进的动力,直至今日纳村回族强烈表示出对祖先出身圣裔和贵族而引以自豪。[5]无论是家族,宗族,还是民族、村社,往往通过血缘基础拓展到社会组织与控制、宗教仪式、经济生产、亲属制度等建构。在民族村寨中,对村内外事务的组织与控制往往呈现为一种“认同性调控”,即在一个几乎都有血缘关联和地缘传统文化构建的村社空间,成员在历史、文化、血缘的认同一致的基础之上而实现对自身的社会调控。纳村回族因为有着共同的祖先,加之浓厚的伊斯兰教传统以及十分突出的地域内婚特征[6],使得纳村回族社会几乎是一个均质社会,进而在社会组织与控制过程中也呈现出村民易于达成共识,便于协调的特点。另外,历史至今纳村一直只有一个清真寺,实际生活中清真寺对村民的宗教信仰、日常宗教生活及社会事务等方面都有所规范、协调和控制。因为没有多个清真寺的分立而使得纳村在宗教仪式、教义、教派、民俗等呈现高度的统一,这不得不成为纳村回族社会事务高度协调一致的重要原因。正因为传承了这一地方传统,及拥有均质的社会文化外部条件,纳村回族群众的日常生活及社会事务都明显地表征为以清真寺、家族、村(地域观念)为一体,相互交织的社会运作模式来处理包括政治危机在内的种种社会事务。通婚集团、地缘结构、生产、生活以及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五大因素交互作用,构筑了纳古回族各大姓氏集团之间非同寻常的社会关系基础;在这一基础上不断抵御了民族杀戮、匪乱等危机,并不断强化为回族内部强大的凝聚力。[7]由此可以看到在政治危机的处理方面纳村的社会文化结构特征决定了其能够达到协调内部各种意见,并迅速汇集成为“集体意识”,从而提高了解决政治危机的可能性。
        其次,审时度势,正确谋求历史与现实,民族与自我的契合点,积极建立民族互助关系成为纳村回族地方性知识的另一内容。具体可以解析为在云南回民大起义遭致满清政府残酷镇压之时,纳村回族能够着眼于民族大局和长远利益,认清形势制定自我发展图景。当时,云南全省各地回族都纷纷举旗反清,除了举旗起义的回族地区外,全省其他的回族也都积极配合义军,提供粮草和装备,巩固起义军阵地,与清政府斗争的决心犹如磬石,纷纷做好“舍西德”的决心。当清军和马如龙率领军队不断逼近之时,纳村回族并未放弃斗争,更不轻易讨“舍西德”,而是积极反抗,制定出科学客观的“回汉互保”作战策略,从而主动争取民族生存机会。之所以采取这一斗争策略是依赖于纳村回族对自身状况的合理评估。纳村地理状况、物产、气候、资源都不优越,“天时、地理”均未有优势,所以特别注重“人和”。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七街汉族公孙锐和纳家营村回族纳成家先辈(名字不清)上省城考举人时相识结拜为兄弟,纳家境好于公孙家,纳拿出300两银子给公孙锐,公孙锐文才好,便同纳商量在文章落款时相互交换署名,后两人均取得功名,成为两乡中的名望之人,两个家族后人不断往来,互结金兰。每逢纳家营回族做圣节(纪念穆罕默德诞辰)时都会邀请公孙家及村人来做客,公孙家乡里有事也会邀约纳村等回族一同参加。在混乱的时局里,回民和汉人都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只有实现民族联合才能对抗杀戮和防止民族仇杀。至此以纳凤春和公孙烁等为代表实行地区各村各族大联合的“回汉互保”协定,联合了东乡三十六营的回汉群众。同时因为当时纳村未爆发回民起义,所以马如龙的军队也并没有轻易进入。因为有这一协议,确保了东乡地区汉回等民族在整个咸同年间(咸丰六年至同治五年)11年里未发生一桩回汉仇杀事件和免于战乱之苦。[8]追究其原因,能够实行“回汉互保”与公孙烁和纳凤春二人的积极推动,在日常的生活中有着较深的友谊是分不开的,然而应该看到在此次动乱之前,纳家营与周围的汉族等邻近民族村落一直结成相互帮助、平和交往的关系和友谊基础,所以当社会较大变动来临之时,回族和汉族能够轻易达成共识,采取相互保护,连成一家的阵营。文革时期纳村和睦邻村、团结本村民众、积极配合各地思想宣讲人员活动,不盲目参加政治运动,化解政府与民族误解,不分化自身力量等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处理方式归结为纳村回族对“人和”的深刻理解和践行。同时也透视出纳村回族面对政治压力时沉着冷静,积极寻求解决途径成熟而奋进的生活态度和民族性格。伊斯兰教提倡坚韧和奋斗,简单的教义之下却因为理解差异而影响到实际的履行情况,纳村不放弃生存权,积极谋求可行性的斗争方式,即为坚韧与奋斗的完美整合。
       另外,具备良好的政治意识也是纳村地方性知识的重要内容之一。历史上出现过清中期满清政府对回民起义反扑危及民族存亡,文革长期的派系斗争也严重地摧毁了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对传统民族村寨的传统文化和人际关系格局给予大肆破坏。[9]纳村处于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其文化也处于华夏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边缘地带,但是并不因为地理、政治、文化的边缘状态而影响村民地方性知识中政治意识的培养。除去其生存智慧作用外,应该看到纳村回族群众有着较强和敏锐的政治意识,所以对交织在一起的政治、局势、冲突众多关系能够逐一梳理,客观分析。文化教育历史至今纳村回族都呈现为突出民族文化教育(宗教传统),而国民教育长期滞后,村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大多仅为能够看书识字,数数算账。但是,纳村回族男女村民却对国家政策、方针、路线和法规极为关注,其原因主要是很多村民长期经商,无论是历史上的马帮,还是邻村集市商品交易都为他们获取外界信息,与不同人群进行交流提供了平台。对国家大政方针、经济政策的关注,不断培养了纳村回族的政治意识,这从历史故事和现今生活中随处能够找寻。例如,咸同滇变,广大回族村寨遭清军及马如龙兵罹,纳村却涌现出了纳凤春为首的智识义士联合“东乡三十六营,回保汉汉保回”,固守一方的政治斗争谋略,令清军和马如龙不敢轻易踏入一步;解放前夕,纳村回族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地下党组织,入党开展革命工作,1947年,河西县第一个党支部成立于纳古,纳光显、纳家壁、纳云楼等一批青年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同时纳家营小学校长纳子厚、纳本慈(清真寺教长),古城小学李永生老师等纷纷加入地下党;1975年三月五日四人帮调集军队将纳村围了个水泄不通,如若纳村群众沉不住气,将误会激化,那么后果不堪设想,相反一些群众主动商量对策,主张与部队正面交涉,解除误解,最后部队驻村观察四月,未发生村民伤亡事件;文革期间,民族宗教政策得不到落实,一些纳村回族群众因为长期较关注政治学习,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较为熟悉,充分利用这些思想、文选中有关民族宗教政策的内容,通过贴大字报的形成来保护清真寺及村民的正常宗教活动,[10]从而成功地打开了清真寺的门锁(之前被关闭),恢复了村民的宗教活动;1956年农业合作化,1958年集体公社时期全国一直严禁私自进行商品交易,实现统购统销,而纳村回族群众则私下贩卖蔬菜、粮食、刀具,1961年中央调整了政策,给农民一些自由,纳村回族充分利用政策开展传统手工艺生产,进行小五金产品买卖;改革开放后,中央实现新的土地制度和经济政策,1981年,玉溪地区地委工作对进驻纳村,工作对领导纳村比其他地区提前一年搞生产责任制;1981年纳村14户回族组建了第一个联户办的工厂“纳家营钢窗厂”,较周围其他民族和地区较先响应中央的经济政策;今天的纳村回族,无论是寻常百姓,还是企业家都喜欢读报,听收音,看“新闻联播”,以及“经济半小时”等栏目。由此可见,纳村回族群众一直保留了关心政治的良好传统,政治意识和觉悟相对较高。
        最后,纳村回族群众与政府的关系历史上一直较为平缓,其中一个案例可以窥探出这一历史特点。文革期间,中央路线和方针的严重偏离事实,越来越严重的派系和阶级斗争事态使得政府与人民,人民与人民之间对立起来。很多民族地区在民族宗教政策得不到正确落实的情况下,政府与人民的矛盾更加激化,当时任纳村书记的一位同志日益感到事态越发不可收拾,而又不堪激化政府与村民的矛盾,无奈之下出逃离职,并使得后继的乡领导也慎重处理政府与村民的关系。于政府与人民之间建立平和的关系,大大缓解了因为上层路线错误,基层人民误解两者的对撞,直接避免了一系列政治冲突事件和民族矛盾的发生。
        关于纳村回族生存策略的地方性知识分析是一个复杂但有机相连的过程,对于民族历史的记忆,对村寨历史中民族危机化解而形成的生存策略通过族群(纳村)历史记忆、口述等方式不断强化出集体感、地方性知识、族群性格的特征,从而将历史与现实中对生活、民族、传统的认知汇集为对人生哲学的一种惯性理解和传承。

四、启示
       面对历史上一次次危及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纳村却利用自身智慧消解危机,保存民族实力,顺利地渡过历史上的每一次风暴席卷。无疑,这种生存理念之中所蕴藏的智慧对于任何民族村寨而言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通过对这一地方性知识的解析之后,我们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一)   务实生活,保存历史与现实的努力成果,积极开拓美好未来
       民族村寨有着稳固的传统社会组织与控制机构和力量,但是其自身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往往囿于地域和民族文化狭小空间,缺乏政治资本、社会资源和发展规划。国家政治强制力在介入到民族村寨时通常引发民族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即发生文化涵化,民族传统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在政治力量面前相对表现得苍白无力和疲软。与其他回族村社不同的是,纳村回族分析局势,明晰自身力量极为有限,[11]无暇顾及其他,唯有自保来稳固实力,保存民族火种,再图后进。从自身角度分析,是对长期奋斗努力成果的珍惜,不轻易冒险牺牲眼前来之不易的生活,立于整个民族考虑,全省回族大有亡族之势,如若纳村这一星星之火也湮灭,那么回族历史完全被鲜血掩盖。务实是伊斯兰教信仰中重要教义,[12]纳村回族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民族的保护进行了有机统摄,为未来美好生活奠定基础。
(二)   关注社会,具有政治意识是较好进行民族自我保护的重要途径
      无数次顺利化解政治矛盾和生存危机,归因于纳村回族群众平常对社会的关注,尤其有着较好的政治意识,从而巧妙利用政治手段实现了民族自我的保护。这一特性在其他民族地区是十分稀缺的,关注社会,学习政治乃是对民族自身认知、定位和反思的重要途径,也是对自身地域、传统和文化阈限的突破。
(三)   化解纠纷,建立和谐民族关系是巩固民族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
        地方与中央、外界的政治冲突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常态关系,如果民族自身不主动寻求消解彼此误会和矛盾的途径,甚至进行正面不合作地抵制或斗争等过激行为则极不利于纠纷的解除,反之将激化矛盾,引发冲突。纳村回族在历次的误会或矛盾的处理中,主动与政府接触,努力消除之间的误会,同时处理好同周围其他民族的关系,夯实自身力量,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和生活现状,这对于其他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也值得借鉴。
       作为中国人口迁移和文化交往最为频繁的地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长期处于自身地缘-民族传统与外界主流-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汇互动空间中,所以这一地域的民族社会生活较多地表现为两者的共同影像。然而,作为在政治、经济及文化都处于边缘状态的西南各民族面对外界主流社会的政治、文化压力都亦然表现得十分脆弱。纳村回族近现代屡次发生的政治危机在西南各民族社会中具有普遍性,表现出了地方与中央、外界“他者”之间关系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状态,但是纳村回族依靠自身地方传统文化和社会资源成功地解决了一次次的生存危机。这一地方性知识成功运用在民族村寨社会内部组织与控制的过程中,同时更向外辐射到与其他人群-社会之间的政治、文化交往现实中,消逝彼此内心的偏见与猜疑,互助互信,务实奋进的生存理念由此而生,这样对地方性知识功能的解读在今天的建设和谐社会主义西南边疆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民族研究院2008年度课题“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云南回族农村变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红春(1981-1)男,回族,云南漾濞县人,民族学硕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人类学及回族研究。
[1]纳古镇的纳家营与古城两村相连,回族占绝大多数,而且两村在人口、经济、生产、生活关系密切,几乎成为一体,所以笔者在此文中纳村指涉为两村,以便叙述。
[2]近年来,纳古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吸引了云南各地及西南多个省份的外来务工人员。
[3]张开寿《东沟惨案纪实》,引自于姚继德、肖芒主编:《云南民族村寨调查之回族:通海纳古镇》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5-171页。
[4] 田应昌、纳家瑞《纳古乡史通讯》1993年1月第2期,引自姚继德、肖芒主编:《云南民族村寨调查之回族:通海纳古镇》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3-147页。
[5] 赛典赤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第二十六世孙,赛典赤及子孙都身肩要职。
[6]回族内部主要实现族内婚和教内婚,而在纳村回族内部还更突出村民内部相互通婚的要求,这一特点与其他回族农村较为突出,这一特点在今天的纳村一直存在。
[7]姚继德、肖芒主编:《云南民族村寨调查之回族:通海纳古镇》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9-130页。
[8]杨文权《纳古回族史通讯》第三期第11-13页,引自姚继德、肖芒主编:《云南民族村寨调查之回族:通海纳古镇》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9-141页。
[9]派系斗争对民族村寨的人际关系也往往因为传统文化被政治意识置换而受到影响,很多村民代表了不同的派系利益而视亲情、民族、文化不顾。
[10]如一些村民将《毛泽东文选》第三卷“论联合政府”中的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写成大字报四处粘贴。
[11]纳村人口少,邻近没有回族村,北省城还处于清政府统辖范围,南则是马如龙不断逼近,处于不能北上亦难以南下的两难境地。
[12]在伊斯兰教教义中将信仰与生活整合在一起,特别倡导生活的务实,如圣训:“信仰真主,同时拴好你的骆驼。”;“今生是后世的牧场”。甚至各教派都肯定的“塔基亚”原则,即在危机生命,遭到迫害时,可以掩饰自己信仰,以求保全生命。

原载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七辑2010年,云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代丽)
来源/作者:民族学所

http://www.sky.yn.gov.cn/ztzl/yq30zn/zgwj/mzxyjs/1079351223438219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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