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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贤:九大前夕的张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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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贤  
  
   一九六九年,我自始至终积极参与了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的全过程。

   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首先得从八届十二中全会说起: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

   这次全会是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八届中央委员原共九十七人,除十人去世外,还有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了”、“反党分子”等等,纷纷被靠边或打倒,因此,实际到会的中央委员只有四十人,表决时连过半数的人数都达不到。为了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査报告》,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为了通过准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几个文件,只能临时把十名候补中委提为中央委员,使他们具有表决权,这样才使中委的到会人数达到五十名,表决时可以符合法定人数。

   这次全会,把不是八届中委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扩大了进来,还把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等扩大了进来,连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造反派的代表,也被请进了会场。扩大参加者共达七十四人。

   毛泽东说,陈毅“有右的方面的资格”

   毛主持了全会。在开幕式上他提出了几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否必要?是否正确?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要求大家讨论。毛自己强调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全会就对参加所谓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进行了批判,斗争,当时谭震林已经被打倒,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资格,其它到会的六位老同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被分隔编入各个小组,受到围攻,听取别人对他们的揭发批判。主要批了他们三个“反对”:“反对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揭发的结果说,这几个人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分成两个摊子互相串连,反对文革,其中的“联络员”就是陈毅,他来往于两摊之间传话。按照党内斗争的惯例,一个人在倒霉的时候,他在历史上的老账就会被翻出来加以清算。这样,陈毅早已作过检查的关于在井冈山时期不支持毛泽东,犯了路线错误的事,就被作为今天犯新的错误的历史根源,联系起来,刨根问底,进行严厉批判。全会并把批判发言印成演示文稿分发。

   十月二十六日,林彪在全会上作了一次讲话,他说“二月逆流”是一次“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它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为王明翻案。”

   林彪的讲话给所谓的“二月逆流”定了性。全会在讨论召开党的“九大”的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还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见。陈毅则表示自已当代表不够格。

   在十月三十一日的全会闭幕会议上,毛出来讲话了:“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毛吩咐:对一些细枝末节,不要去追究了。毛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资格”。

   事情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张春桥说,陈毅“不会打仗,只会下棋”

   张春桥回到上海,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张,姚和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组成。接着,他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委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

   张在会上作了布置,他说:陈毅,叶剑英、李冨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收集起来,供“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

   张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我直接抓。

   于是,由王洪文指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李某,由我指定市委党刊的朱某,分别担任这个“九大”材料小组的具体负责人。材料小组开会商量,决定从三个方面着手收集材料:一是把这些被称作“黑干将”的老同志过去在各个场合,各种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起来、摘录其中“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二是把历届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办等机关的档案,来一个翻箱倒柜,从中搞取有关的材料;三是动员过去和这些老同志共过事的人,或是在他们领导底下工作过的干部,起来“反戈一击”,写出书面的揭发材料,即使关在“牛棚”里的审查对象,也不要放过,动员他们“检举揭发,带罪立功”。

   陈毅当过新四军代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今员,上海的干部中有许多人是新四军和“三野”转下来的,对老首长陈老总十分爱戴。

   陈毅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亲率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歼敌十五万三千余人,接着出任解放后的上海首届市长兼军管会主任,为人光明磊落,坦诚豪爽,与上海人民忧乐与共,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因此,现在张想要在上海站住脚跟,取陈毅而代之,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就必须千方百计削弱陈毅在上海群众中的影响。有一天,张看到康平路市革委会办公室编的一份情况演示文稿,内中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毅捱整的消息以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过仗等等,还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听说陈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落下了眼泪,张看了以后,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亲自主持并作讲话。

   这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参加者有市革委会全体委员,各组办负责人、各区县局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以及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约四百人,连宴会厅旁边的走廊里里都挤满了人,张亲自出马,在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精神,直接点名批判了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判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他们都是党内一些“资格老、地位高、名气大”的人。这伙人实际上就是第二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执行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

   说到这里,张用冷峻的目光,从眼镜的镜片后面扫了一下静静的会场,略略停顿一下,又说:……主要是七个人,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以李富春的家为“裴多菲俱乐部”的中心,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参加,多次开黑会;另一个是以京西宾馆和西山为黑据点的中心,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三个副缌理,三个军委副主席,一文一武。在这两个中心之间穿针引线的就是副总理兼军委副主席陈毅,他实际上是“二月逆流“的总聨络员,两面跑,一下到国务院,一下到军委,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两个中心,是一股势力,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中心,他们一文一武,互相配合,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张慢悠悠地,一字一句,把重点转到陈毅身上。

   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陈毅的老底,他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

   讲话完毕,张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怀念和爱戴。

   徐景贤给陈毅写信:“选你作右的代表”

   过了几天,张和姚到北京参加“九大”筹备工作,起草“九大”文件去了,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收集材料的节奏,也加快起来,不久,张通知王洪文,我和王少庸:中央决定上海的“九大”代表名额为八十名,另外,张、姚两人以及陈毅,都由上海选出,但不占上海的代表名额。至于陈毅,应当由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出面,将代表履历表寄给他自己填写,同时可以写一封信给他,告诉他上海打算选他为“右的代表”,看看他的态度如何。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我就起草了一封致陈毅的信:

   陈毅同志:

   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我们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作为“九大”代表将由上海选举产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万共产党员同意推选你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

   现将“九大”代表履历表寄去,请填写后寄回,同时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敬祝

   毛主席万寿无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

   这封信的后面盖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红色大印,信发出以后不到一个星期,陈就把履历表填好后寄回,并附了一封简短的信,无奈地对上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选他作为右的代表参加“九大”,表示感愧。

   我赶紧把陈的回信寄给张阅,张看了以后催促我们要加紧材料淮备,因为在“九大”会议上,肯定有一场面对面的“遭遇战”了。王洪文和我都着急起来,要求“九大”材料小组在最短时期内拿出材料来。

   “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地寻找陈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馆反映了一个情况,说陈当市长时批示过要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史馆馆员。“九大”材料小组马上跟踪追击,发现有一个国民党的旧人员,戴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对金石篆刻颇有造诣。他把陈写的诗词收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陈爱才惜才,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上海市文史馆,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按月发给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可是一条尖端材料!“包庇反革命分子”,马上成为材料小组收集到的重要内容之一。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一本三十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六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以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记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九个部分,都是上纲上线的,标题如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否定历次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

   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轮。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封社会主义革命。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卑命。

   ……

   小册子编成后,送王洪文,我和王少庸审定,我觉得上纲上得不够,便把小册子的标题改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最后送张、姚过目后,一共印了八十多本,准备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一九六九年一月,上海召开了一次区、县、局的党员代表会议,会上王洪文宣读了“九大”代表的预选名单,还专门宣读了陈毅的来信,大家举手通过,上海参加“九大”的代表就算正式选出来了。

   根据张的“指示”,八十名上海出席“九大”的代表集中到延安西路二○○号文艺会堂,举办“九大”代表学习班。学习班由王洪文介绍“安亭事件”和“打‘上柴联同’”的经过,由我介绍“一月夺*权”的基本经验,由马*天水介绍上海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基本情况,由王少庸介绍项目工作情况、等等,使代表们做到心中有数。学习班结束之前,又把铅印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小册子,分发给毎个上海的“九大”代表人手一册,要他们预作准备,以便到“九大”会议上去和陈“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除了收集陈的材料以外,张还指名要收集“‘二月逆流’黑干将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等人的材料。上海“九大”材料小组当然也不遗余力地收集到了。有些材料已经印成了淸样,还有些关于陈毅,叶剑英等的内部絶密材料,是手写的,仅供领导参考。这批材料,共计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九六九年三月初,中央通知王洪文和我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交给我们拎到北京去。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上海收集到的全部材料;王还把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演示文稿全部带上,因为那里面刊载着揭发陈从井冈山时期起反对毛的多篇发言稿。这些都是我们准备在“九大”会议上向陈等人猛烈开火的“重磅炮弹”!

   王洪文对陈毅说,“送你一本《言论集》”

   “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我和王秀珍率领的上海代表团住在京西宾馆,张、姚等“中央文革”成员住在钓鱼台。大会开幕之前,张、姚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表团。张春桥穿了一身军装,洋洋得意,气色很好,他对王洪文、我和王秀珍说:陈是上海选的代表,他应当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嘛。你们可以通过大会秘书处通知他,什么时候开会,就让他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

   姚也穿起了军装,但衣服看起来总是不太合身,绉巴巴的,袖子过长,样子显得有些滑稽。他接过张的话头:“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这是姚的习惯用语,一开口往往先来这一句,而且他往往重复他所要强调的话,“你们可以事先分一分工……分一分工,按照陈那本言论集的几个部分,要上海的代表们分头准备一下……准备一下,从不同的角度发言,进行批判。”

   “我们想把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一册给陈本人,让他自己看看。”王洪文出了一个点子。

   “可──以。”张拖长了声音回答,“应该是肃清陈在上海的流毒的时候了。”

   一切部署就绪,就等陈出场。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晚上,北京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里灯火辉煌。上海的八十名“九大”代表整齐地坐在会场里。张和姚故意不到场,王洪文和我以及上海警备区的一位副司令,坐在铺着白桌布的主席台前,旁边给陈留了一个空位子。

   王秀珍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会场门口,一看陈进场,就带领大家喊口号。当时,“九大”秘书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他听说上海小组要批陈,特地派了两名联络员来,坐在后排,一面作记录,一面观察动向。

   会场里的空气,一时显得有些紧张。开会时间到了,代表们都齐刷刷地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陈进场。

   忽然,听见王秀珍的尖嗓子高声喊将起来:“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

   “陈毅必须老实交代!”

   “陈毅必须低头认罪!”

   代表们也跟着齐声叫喊起来。

   陈来了。他的额顶已经几乎全秃了,头部两边出现了许多花白头发,过去红润丰满的脸显得瘦削了许多,脸颊边原来鼓起的腮帮子,现在也松弛地垂了下来。他穿着一身半旧的暗靑色呢军服,没有戴军帽,也没有佩领章、帽徽。见过的人,觉得他和过去那种戴着法兰西小帽,风流调傥的模样比较起来,简直判若两人。

   会议由我主持。我示意陈在主席台的边座上坐下,接着便来了一段开场白:

   今天,我们“九大”上海小组的八十一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同志作为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今天也来参加会议。遵照毛的指示,我们上海市的党员,选举陈为右的代表。陈过去去在上海工作期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卷进了“二月逆流“。对这些问题,我们上海的代表们必须进行清算。

   我说到这里,王洪文从档案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过去在上海等地发表过的讲话,编了一本集子……今天,我们要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己!

   说罢,王洪文把小册子递给陈。

   陈一下子懵掉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会收到道样一份见面礼。他欠起身子,双手接过小册子,讷讷地说:“应该清算……应该清算……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我很惭愧,我一定要……”

   “什么上海党,北京党的,我们的党只有一个。你陈毅这种说法是制造分裂!”主席台下面飞出一条大嗓子,打断了陈的话。

   “是的……是的……”陈更加惶恐不安,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主持会议的我见到一上来就让陈威风扫地,很满意,就宣布批判发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就是王洪文,发言的题目,是《彻底揭露陈毅同志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接着,嘉定县农民代表周某的发言题目是《批判陈毅同志反对工农兵、大搞阶级投降的反动本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唐某的发言题目是《看陈毅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拙劣表演》……代表们事先都作了准备,他们的批判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像连珠炮似地向陈毅射去;陈忙不迭地在桌子上做着记录。批判会足足开了两个多小时才暂告结束。

   午夜,代表们聚集到京西宾馆底层大餐厅去吃夜宵,王洪文、我和秀珍都兴高采烈,以为声名显赫的元帅,如今被我们批得晕头转向。初战告捷,使我们的情绪处在兴奋的状态之中,几个人胃口大开,多吃了几根炸油条,多喝了几碗酒酿蛋。在餐桌上,我们商定要趁热打铁,继续再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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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徐景贤《十年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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