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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玉振:西安文革狂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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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文革狂潮 (一): 返校见闻

【本文系作者整理当年日记所成,首发于《田玉振的博客》,感谢作者“田玉振”的分享。本文仅代表作者立场,不代表INXIAN同意此看法。】

1966年3月,西北工业大学的师生到陕西洛南县参加第二批社教即“四清”运动。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我们工作队只是传达学习一些有关文件,听听有关报告、念念报纸上的有关文章等,然后讨论并提高对文化革命的认识。

7月下旬,正当我们热火朝天地开展“四清”工作时,从西安回洛南县的师生把我们大学生召集在一起搞文化大革命,传达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北京、清华等大学的学生赶走工作组,成立红卫兵组织,并起来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以及毛主席亲自给红卫兵写回信支持他们造反等消息。同学们都激动得跃跃欲试,当晚立即组织游行示威,并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口号,弄得其他工作队员和农村干部群众莫名其妙。

紧接着,我们给工作队领导写大字报,批判他们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我们还批判斗争工作队的领导,捆绑撕我们大字报的工作队员史占虎给他戴高帽子斗争,逼迫杨育英脱去军衣、摘掉军帽斗争他。我们所谓的革命行动把社教运动的秩序打乱了,引起各级领导的不满。他们把我们定性为反革命行为,是以带队老师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斗争我们的老师,围攻批判我们学生。

8月中旬,西安的文化革命进入高潮,以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矿冶学院(简称冶院)为首的少数革命造反派把斗争矛头直指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提出“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的口号,把揭发批判他们问题的大字报、大标语往大街和省委门口张贴,遭到许多不明真相群众的指责、围攻、谩骂和殴打。在我们学校的强烈要求下,省委下发通知,要求我们这些在农村搞社教的全体师生立即返校搞文化大革命。

8月24日,全体师生乘汽车离开洛南县返校。汽车一进入西安市和平门,我们便看到一派战斗气氛,大街两旁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人潮涌动、车辆如织。大标语和大字报的内容大部分是支持西交大、西工大和冶院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的,还有揭发省委问题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谣可耻、传谣可悲、信谣可恶、辟谣可敬”的大标语、大字报随处可见,也有少量“坚决抗议西交大、西工大、冶院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罪行”的标语。

汽车开得越来越慢,不时停车或急刹车。进入东大街往鼓楼行驶时,只见前面一片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口号声不断,毛主席像、语录牌、红旗和各种横幅在人海中林立,汽车和电车拥堵不堪。原来,今天市里召开了由十四个单位发起的“西安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五六万人。我们西工大也是发起单位之一,大部分师生都来参加大会了。现在大会刚刚结束,他们正在大街上游行示威。我们的汽车只好掉头寻找偏僻的小巷回校。

我们学校的规模在西安市排第二(西安交通大学排第一),在校学生有一万多,地址在西南郊的边家村。学校的南大门(正门)对着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简称西军电),东门斜对着西北大学。汽车到校门口时,因为大部分师生员工到市里参加大会了,只有一百多人夹道欢迎我们。学校的战斗气氛很浓,从校门口到新饭厅的马路两旁尽是大字报栏,吸引了众多人在观看,大部分人是外面来的。大字报内容大部分是针对省委的,也有一些针对本校。马路边有一堆一堆的人群,正在激烈地辩论着什么。我和同学们一样都急着想看大字报。下车后回到宿舍,我把背包往床上一扔,草草铺好床、洗把脸就匆匆下楼到外面看大字报去了。

我走出宿舍楼,站在路口向四下望望,看到操场上围着许多人,走近观看,只见学校大轿车的玻璃被砸得破烂不堪,车周围挂着宣传牌,其中一个牌子上用大字写着“八.一四”“八.一五”“八.一六”流血惨案写照,并有许多学生被打伤、衣服被撕破的照片,还有人在校车上采访。我很关心这三次流血事件的情况,便挤在人群中从头仔细看起来。

原来,8月14日至16日,一些大学生到省委门前贴揭发省委问题的大字报,许多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高呼“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坚信西北局、陕西省委的正确领导”等口号,阻止、围攻、殴打贴大字报的学生。我校的宣传车在大街上因散发揭发省委问题的稿件,同样遭到许多不明真相群众的围攻和打、砸、抢。16日下午两点左右,西交大、冶院和其他院校的师生得知同学们被殴打的消息后,按捺不住怒火,冲出校门来到省委门前,并向省委提出八项要求。然而,省委一直没有人出来答复并解决问题。他们便在省委门前的建国路上静坐示威。西工大和许多院校的师生及单位群众陆续来支援参加静坐,最多时达六七万人。同时,还派学生代表冲破层层封锁到北京找中央领导反映西安的严重事态。一直到8月18日,刚从北京参加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来的西北局书记刘兰涛出来讲话,基本答应了学生们的要求,各校学生才停止静坐撤离回校。

刘兰涛在讲话中强调:有极少数人说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完全烂掉了”、是“黑帮”等,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师生员工是不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了“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口号是不对的,不利于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揭发和批评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说法同我们的要求和愿望是不一致的。还有人提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的”的口号,必须指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是绝对正确的。每个革命者,对那些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我们一定要将他们统统打倒,彻底粉碎。但是,把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同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联系在一起,平列起来的提法则是错误的。任何一个地方党组织,包括中央代表机关,如中央局都不能同党中央相提并论。最近,由于“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的口号引起了许多争论,我们必须加以澄清。

我想,党中央毛主席是支持学生们的革命行动的,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师生的一切革命行动”,可能就是针对西安的。该社论大长了革命师生的士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我听同学们议论说,而今省委仍暗中指示不让群众和学生接触,怕他们了解事实真相而转变立场和革命师生站在一起,说明他们心中有鬼,还要继续抵制革命造反派的揭发和批判。

我们高中的同班同学考到西安7个,其中西交大3个,西工大包括我两个,那个叫璩金生,在八系,我在五系,西安石油学院和西安公路学院各一个。我和璩金生脾气相投,很合得来。第二天上午,我想邀璩金生一起去西交大看望他们三个,就到八系的宿舍找他。但是他们系下去搞社教还没返校,我很遗憾,只好一个人去西交大了。

西交大在西安市的东南,距我们学校大概有20多里地,没有直达公共汽车。我扭头走出东校门,穿过边家村,顺着南城墙的马路直奔西交大。

一路上看到许多大字报,走到和平门时,我看到一张大字报前围一大群人,便也走过去观看。原来是8月21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接见来京的西交大等院校同学的讲话,一下吸引了我,我便驻足观看。大字报的谈话内容如下(西交大指西交大学生代表):

西交大:十六日下午两点左右,我校革命师生和其他兄弟学校的革命师生,一起在省委门口静坐示威,这是他们逼出来。我认为这是革命行动,不知道中央首长怎样看?

陶铸:这当然不能说是反革命行动!(鼓掌)省委问题没有检查好,你们去省委是对的。他们打伤了多少同学?

西交大:不太清楚,听说打伤了三百多。

陶铸:今天西北局来电话,承认打伤了人,我们正在调查。

西交大:我们静坐是十分有秩序的,我们让他们从队伍中通过,要让受害者和目睹者认出凶手。凶手中间有些是省委、西北局的机关干部,如西北局基建委员会副主任李广仁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骂我们是以西交大为首的一小撮右派闹事,说我们的校徽就是反革命的标志。我们认为这一系列严重的打人事件是省委一手策划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迫害。

陶铸:你们来时还遇到什么困难没有?

西交大:他们在西安车站楼上安两个喇叭,骂我们是以西交大为首的狗崽子,还有盯梢、跟踪。



陶铸:地方不欢迎你们,中央欢迎你们。(鼓掌)李世英同志来没有?

西交大:没有。

陶铸:李世英是一个好同志,不是革命的写不出那样的信件。他的信我看过了。

西交大:我们根本不相信省委了。我看省委应该改组。

陶铸:这由你们自己决定。(长时间热烈鼓掌)

西交大:同学们对打人造成重伤流血十分愤怒!到省委门口静坐表示抗议。有五十多个单位,五、六万人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静坐。

陶铸:省委楼那么大,坐坐怕什么!(热烈鼓掌)你们的静坐示威不仅是革命行动,而且是伟大的创举。来北京的同志们是通过层层封锁才来的。你们是人民的好儿子,不是反革命,给同学们戴的反革命分子帽子一笔勾销,来北京是革命的需要。你们要革西北局的命、革省委的命,他们怎么能不反抗呢?什么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有人感觉奇怪。你们要有革命的韧性,不要一碰钉子就灰心丧气。

西交大:有些人贴大字报,并高呼“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

陶铸:我们现在只能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长时间热烈鼓掌)谁如果不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当然应该打倒。打人就不对了,真是反革命还有法制嘛!自己不革命还不要别人革命,这不是如赫鲁晓夫一样了吗?怕革命的就是自己心中有鬼。(鼓掌)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关心你们,正在想办法解决。同志们,相信你们是革命的,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来,毛主席知道你们的情况。西北局打来电话,西安现在不准在街上搞辩论、贴标语、贴大字报,(大家问:这样可以吗?)这有什么不可以呢?这算你们的创举嘛!这样可以向工农兵宣传毛泽东思想嘛!闹革命怎么能在屋子里闹呢?革命不能只限制在屋子里,辩论可以上街,大字报可以上街。外国人究竟是少数,北京不是照样也有外国人,大字报不是也照样贴在街上了吗?

西交大:十五日我们接到伪造的党中央电报,说这两句口号“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是错误的。大家听到后十分兴奋。我们刚要游行宣传,就觉察到是假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阴谋。他们组织人来打我们,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绝不是一般性问题。

陶铸:中央没有打过此类电报,以后你们写一个报告,详细一些,送到中南海秘书局转我收。你们不用着急回去,在这里看一看。你们不要怕,有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你们闹革命,碰钉子不要紧。林彪同志那天不是讲了吗?要反对压制革命的形形色色的行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竟然有工人镇压学生,奇怪吗?斗争不要灰心,要坚持下去,有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还有十六条,你们什么都不要怕,党的领导就是十六条。省委虽然是一个很高的领导机关,但是违背十六条,我们就不听。谁贯彻毛泽东思想好,贯彻十六条好,谁就可以当我们的领导。党的领导,不光是组织领导,更重要的是政策领导。



看后我才明白,正是党中央的支持,我们西安学生的革命行动才取得了胜利。我坚信我们学校的行动是正确的、是革命的,而省委有严重错误。“八.一四”“八.一五”“八.一六”流血惨案就是省委中的一些黑帮一手策划的。


http://www.inxian.com/20121127/4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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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文革狂潮(二): 陕西日报社前静坐

过去和平门,便看到一队一队打着红卫兵或革命造反队旗帜、举着毛主席像或毛主席语录牌的人流涌向西交大,大部分是去串联的,也有带着慰问信或贺喜大字报,敲锣打鼓去走访慰问的。西交大的校门口人更多,热闹非凡。学校周围的篱笆上尽是大字报,看的人也很多。我走进大门,校内更是拥挤不堪,在体育馆门前,参观的队伍排好长,里面正在展览“八.一四”“八.一五”“八.一六”流血惨案的照片和实物。

我辗转找到高中同学李丰有的宿舍,但他不在。他原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聪明好学,待人热情,考入该校工程物理系。听他们同宿舍的同学介绍,他还是系学生会的什么干部,可能接待来访群众去了。同宿舍的同学热情地让我坐下等,但干急等不到。快吃午饭时,刚好碰到高中的另一个同学谷玉海来宿舍找李丰有。他个头短粗,黑乎乎的胖脸盘,大大咧咧不善言谈,但很聪明,虽然没怎么用功却考入西交大无线电元件系。我们好久不见了,见了面分外亲热,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双手紧紧握着嘻嘻哈哈互致问候。他拉着我到饭厅吃完饭后,又带我到动力系找到高中的第三个同学王玉申。他个头瘦小,不爱说话,但记性非常好。我们交谈了一会便一起去找李丰有。他刚好回宿舍拿什么东西,看到我非常亲热地拉着我的手,但他太忙,只跟我说几句话,交代他们俩陪我玩就匆匆走了。他俩陪我在校园里边浏览边交谈,路两旁都是大字报,看的人熙熙攘攘、摩肩擦踵。他们俩干脆把我领到一块人不太多的草坪上盘腿坐下来交谈。我把在洛南县搞“四清”和文化革命的情况简单谈了谈,主要听他们介绍他们学校和近段西安市的文化革命情况。他们着重给我介绍了他们学校发生的所谓“六·六”事件。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北大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时,西交大广播台打破惯例没有转播,同学们认为校党委是有意不转播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大字报。第二天上午,行政楼前贴出许多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当晚11时许,陕西省委紧急抽调500余名县团级以上干部组成工作团,由严克伦率领进驻西交大,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并向全校发表广播讲话,要求全校同学辩论“校党委究竟是红线还是黑线”。同时,校长彭康宣布停课3天,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学生会主席唐素等一批学生干部很快贴出“誓死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但是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却越来越多,并怀疑工作团包庇校党委。

6月6日,以李世英、杨克剑、刘维娜为首的众多激进学生到工作组的办公地点贴大字报,提出要赶走工作组,并怀疑省委有黑帮、黑线等。接着,他们又分别到西北局、陕西省委、新华分社和陕西日报社反映学校工作团包庇校党委的情况。他们态度激昂、言辞激烈,强烈要求撤走工作团。中共西北局严词拒绝,并把他们的行为定性为牛鬼蛇神“闹事”,是反革命事件。当晚,他们指示工作团组织队伍镇压、反击、追根子。

第二天,工作团在全校开展排查和批判参与“六·六事件”的学生,并采取逐个登记、照象、电话录音等措施。各系召开大小斗争会围攻、批斗被查出的“闹事”学生,不少同学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被逼自杀。8日,学校工作组把李世英、杨克剑、刘维娜等人戴上高帽子批斗后游校。当天,王永婷跳楼身亡,第二天中午李世英自杀时被及时抢救未遂。他在给父母亲的遗书中说,虽然他受了打击,但他不埋怨党,也不要父母亲埋怨党。后来,工作组又在全校大搞“查上当、放包袱”活动,逐个追查、人人过关,批斗了许多同学,白色恐怖笼罩校园长达40余天。听他们俩介绍,我不住惊叹他们学校的文化革命比我们在洛南的斗争激烈多了。

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许多心里话还没怎么说就吃晚饭了。晚饭后,王玉申有事忙去了。谷玉海把我送到校门口,我和他告别后往回走。走到东大街陕西日报社门口时,看到许多人挤在门口旁边的橱窗前吵吵嚷嚷,过去一看,报栏里挂着一份当天的《陕西日报》,透过灯光清楚地看到头版印的毛主席像后不偏不斜地印有“纸老虎”三个大字。许多人气愤地涌进报社要找总编和排版人辩论,我也随着跟了进去。门卫的军人让众人在院子里等他们去叫,但迟迟叫不来总编和排版人,却让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席来搪塞群众。群众不答应,吵嚷着要他们的总编出来答话。我看时间晚了就离开报社走了。

走到钟楼西边的一个糕点门市部前时,看到许多人围在门口和门市部的人激烈地辩论着。我走近一听,原来是门市部的那个女店员把门口贴的“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标语撕掉后换上“坚决支持西北局第一书记刘兰涛同志的讲话”的标语了。那些人质问门市部的人为什么撕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标语,那个女店员的态度稍微好些,耐心地解释着,但另一个好像是门市部的头头,态度很蛮横,说什么“刘兰涛的讲话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并威胁说:“谁敢反对刘兰涛同志的讲话?”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越来越激烈,嗓门一个比一个大,都想压住对方。

我看看门市部的表,时针已接近12点,立即离开他们蹬登上电车。乘车的人不太多,我掏出四分钱买好到西城门的票后就找空位坐下,有几个人正在旁若无人地大声议论着,说现在最顽固的保皇派就是西安医科大学和西北政法学院啦…我一听就明白他们是造反派,说明目前大专院校中造反派已经是大多数了,心中倍感欣慰。电车很快到西城门停下,我下车后快步往学校赶。

回到房间,同学们都已经熄灯睡了。我们宿舍住了7位同学,放着5张下铺的床,靠窗放一张共用的三斗桌。我在桌子东面的下铺,上铺是江苏启东县来的黄炳球;对面的上铺是四川自贡市来的王人武,下铺是黑龙江伊春市来的谷成义;和他们紧邻对着门口的上铺是南京市来的林瑞生,下铺是浙江绍兴来的陈美绍;门口靠前墙的下铺是陕西韩城县来的张希俊,上铺是我们7人存放东西的,靠我的床头处放着脸盆架。我们7人来自7个省市,语言难以沟通,尤其是江苏、浙江的家乡话我们几个一点也听不懂。但是,我们都能听懂谷成义的东北话,大家都尽量说带有当地口音的普通话,不懂时就让谷成义翻译。

我轻手轻脚地走到床前把被子打开、从盆架上取出脸盆到卫生间洗漱。回到房间刚躺下没几分钟,突然,学校的广播响了:“通知—通知—,同学们马上起床,同学们马上起床,立即集合到陕西日报社造反,立即集合到陕西日报社造反!”反复播送几遍后又播放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一听到学校通知,我立即拉开电灯叫他们几个快起床,然后先跑出宿舍到外边的马路上集合。人还未齐,稀稀拉拉的队伍已经往东校门方向出发了,我借助路灯赶快跟上。出校门后,同学们几乎是连走带跑,队形熙熙攘攘穿过西城门后,直奔东大街陕西日报社。刚过钟楼50米左右就停下了,放眼望去,整个东大街影影绰绰飘扬着红旗、校旗及毛主席像、语录牌。辩论会已经开始,喇叭里正传出各单位代表的声讨发言,我们便就地坐下来听。代表的发言个个义愤填膺,说报社有意侮辱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天快亮时,我听到大会提出六项要求让省委立即答复:一是陕西日报立即停刊;二是揪出报社总编斗争;三是要求刘兰涛和霍士廉必须参加斗争会,但不能发言;四是此事立即电告党中央毛主席;五是马上举行游行示威,声讨陕西日报社的滔天罪行。后来不知怎么搞的,一直到天大亮了也没游行,估计省委可能不同意正在交涉,大会主持人让我们大家继续静坐示威。

已经半晌了,我们一直坐在大街上没有饭吃、又饿又困。广播里不时播放着声讨陕西日报社的滔天罪行、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歌曲。我和刘瑞池正在无精打采地互相小声议论着,忽然有人喊“我们西工大的要撤走”,我们都暗自高兴,立即站起来跟着队伍往西拥。但走到钟楼,又有人喊:“同志们!同学们!不要走,一走,我们奋战到现在就白费啦!”前边的同学立即掉头拐了回来,好像没人指挥,一窝蜂似地又回到原地乱七八糟地坐下。

将近中午12点时,许多同学受不了太阳晒,坐到路边的树荫下,马路上的同学们三五成群稀稀拉拉地围坐着谈天说地,有的同学已悄悄溜走,学校也没人管。我们班的刘瑞池等3人在树荫下不时发着牢骚。“我们学校的头头干啥去了?”“说不定他们在哪儿吃饭哪,叫我们在这儿受洋罪…”连天的奔波,我实在疲惫不堪,也无心和他们说话,独自坐在马路边打起瞌睡来。正在我迷迷糊糊时,刘瑞池走到身边推了我一下。我抬头睁眼一看,他们几个正一个接一个地悄悄离开。我也站起来跟着他们往西大街走。走到鼓楼时,马路上没有静坐的同学了,我们便聚集一起互相开着玩笑、发着牢骚有气无力地走回学校。饭堂已经关门,我们也顾不得饿,回到宿舍往床上一躺便呼呼入睡了。

第二天上午,根据学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安排,从社教地区回来的各班推选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我们65届52专业是一个大班,下面又分5251和5252两个小班。上午,两个小班先开会推选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我们5252班采取投票的办法推选一个组长两个副组长。结果,李世文得全票为组长,张云忠和我都是14票为副组长。我很歉疚,害怕干不好对不起大家对我的信任,但想到,既然大家选我了,也不好推辞,只有尽自己的能力去干了。在讨论时有人提出,现在的任务应该是组织人下去宣传发动群众。但我认为,我们刚从洛南回来,对西安的情况还不熟悉,目前的任务应该是学习了解熟悉情况,如果出去一问三不知怎么给别人宣传?大部分同学赞成我的意见,最后,组长李世文宣布我们近段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大字报,了解学校和西安市近来的文化革命情况,并强调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要看,以便全面了解情况、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晚上,我们大班选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最后选出两人,一个是我们的老师盛希福,另一个是5251班的谭玉兴。开完会,我听说到宝鸡社教的八系同学回来了,马上跑到21舍找高中同班同学璩金生。他刚吃过饭回到宿舍,看见我非常兴奋地拉着我的手说:“我正想去找你哩,没想到你已经来了。”我们俩交谈了好一会,互相介绍了近段的情况。我还给他介绍了去西交大见到我们班的三个同学和他们学校的文化革命情况等,看同宿舍的同学要休息了,我就和他告别回去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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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文革狂潮(三): 市儿童剧院的武斗

和我们一起搞社教的西安市儿童剧院的年轻演员们,思想单纯变化快。在洛南时,有些人开始支持我们学生造反,后来跟工作队领导一个鼻孔出气,成为批斗、围攻、打击我们的急先锋,但一回到西安又立马变成革命造反派了。28日这天,他们专门到我们学校慰问演出两场,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但是,和我在一个生产队搞社教的路林和赵国芬没有来,这让我很遗憾。路林和我关系很好,亲如兄弟。工作中,他总像大哥哥一样关心我,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就和我谈心,开导、安慰并鼓励我。我们俩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为知心朋友。

陕西日报社变化也很快,8月29日,他们在头版刊登出标题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社论。社论中谈到,省委对西交大的所谓“六·六”事件彻底给予平反,并肯定他们是革命行动。同时,省委还检讨说:“这个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打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另外,《陕西日报》还在头版刊登了“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出现新的高潮”的文章。但是,同学们的大字报里却说:“省委只是迫于压力才假惺惺地在口头上承认错误做检查的,从他们的许多行动看,骨子里仍然不甘心失败。目前,西安的文化大革命只是暂时处于平静状态,预料省委的那些黑帮可能还会来一个大反扑。”

9月1日,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登出周总理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内容是让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去一次,到毛主席身旁学习革命知识。这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令我们高兴极了,个个奔走相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口号声不时在校园里回荡。

但是近来,陕西日报社抓住西交大中个别坏人的“打、砸、抢”行为,肆意歪曲和捏造,扩大事实真相,攻一点不及其余,企图歪曲抹杀西交大的革命主流。他们不仅印刷出大量传单,开着汽车在全市散发,而且还把传单夹在报纸里送到全省各地各订户手上。同学们纷纷贴出大字报 “省委假检讨真对抗的丑恶嘴脸”、“省委何其毒也”…

许多同学想去西交大了解他们学校的情况,看他们有何反应,我也有这个想法。9月2日上午,我和李建亭、黄炳球、高景崇同学结伴一起去西交大,走到雁塔路口时,李建亭提议先到儿童剧院看望一下和我们一起搞社教的同志。我想也好,于是,我们改变方向顺着雁塔路去儿童剧院。

来到儿童剧院,已近中午,和我们共过事的王文堂、刘金萍、孟庆侠、高金铭等非常热情地把我们让进他们的宿舍,又是沏茶倒水,又是张罗着到食堂给我们打饭,煞是热情。但奇怪的是,原来对我一直很亲近的路林却冷冰冰的,只打了个招呼“老田来了”,就借故溜走了。和我很熟的范文焕连句话也没说就躲起来了。我问怎么没见赵国芬?孟庆侠指了指一间锁着门的房间说,她有病回家休息了。看他们几个人都在亲热地交谈着,我有一种失落感,闷闷不乐地踱出房间看院子里的大字报。看了几篇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路林和范文焕曾经是保皇派,正遭到一些人的批判,怪不得他们俩灰溜溜地不愿意和我接触。为了避免尴尬,我就打消了再去找路林交谈的念头。

吃过午饭,他们几个正在亲热地交谈着,我独自来到院子里继续看他们的大字报。这时,一个戴着北京音乐学院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正在鼓动几个年轻人斗争他们揪出来的反党分子陈振纪。他们把陈振纪拉到院子中触地跪住,然后那个年轻人指挥那几个年轻人用树枝抽打他的屁股。陈振纪狼狈不堪地趴在地上不敢吱声,污秽的脸紧绷着,每打一下全身抽搐一下。我觉得他们的树枝好像抽在了我身上,心里禁不住一颤一颤的。我不忍心再看下去,赶快把头扭向大字报,但那噼噼啪啪的抽打声搅得我也看不进去大字报。

过了一会,他们好像打累停下来了。我扭回头看时,却见一个年轻人上去踹陈振纪一脚骂道:“滚你妈的蛋!”当陈振纪慢慢支起身子往屋里爬时,他们几个人又紧跟在后面用脚踢。院子西面是五六间专供被揪出的黑帮住的没有窗户的小屋,屋门的上部被大字报封着,下面只留四五十公分高的一段空隙可以让他们爬进爬出,大字报上用黑色大字写着黑帮分子×××。我还听到那个北京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对那几个年轻人说:“我看你们西安光讲什么文斗、文斗,我看就得武斗…”我认为,这个红卫兵的说法不符合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公开号召打人肯定是错误的,但我不能制止,那样他们一定说我是同情、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说不定还会斗争我。

我默默走回房间,他们正要送李建亭他们走。我问:“那个北京的红卫兵公开打人,怎么不按党中央的十六条的规定搞啊?”王文堂神秘兮兮地小声道:“他说他们北京比我们这儿更厉害,谁敢管啊。”高金铭接着说:“每天早上,他们让这些黑帮们围着院子跑圈,谁被后边的人追上就要被后边的人打,跑完还要互相打脸。你没看到,陈振纪的脸都被打肿了?”我惊诧道:“我还真没注意到。”王文堂又悄悄插话道:“昨天晚上12点,陈振纪已经睡了,他们跑去说他睡的早了,把他叫起来要他围着院子跑20圈,但陈振纪没跑够就气喘吁吁跑不动了,他们就命令他自己搧自己的脸20下。”我暗想,这帮年轻人太残酷无情了。

李建亭拉着我道:“这不关咱们的事,咱们快走吧。”我们刚走到院里,就看到范文焕哭丧着脸推着一辆小车从我们眼前过去,车上堆着一些衣物、书籍、化妆品等乱七八糟东西。我以为她在搬家,一问刘金萍,原来是从她屋里搜出的资产阶级用品,让她亲自推去展览。看到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我们几个人都感到很尴尬,和他们道别后便匆匆离去。

9月5日这天上午,学校组织同学们到西安市体育场参加全市什么“红五类”子弟辩论会。我们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红五类”子弟,因此好多同学都去参加会了。我本来打算给家里和几个高中同学写回信,然后再看校园的大字报,可刘瑞池拉着我说:“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只当是去玩玩散散心吧,有些人想参加还没资格呢。”盛情难却,我就和他一起去了。大会主要辩论两个问题:一是目前西安市的斗争焦点是什么?二是对8月30日市体育场召开的“全市红卫兵大会”的看法。我们没有参加那天的红卫兵大会,因此对他们的辩论不感兴趣,坐在后边闲扯。可能许多同学也和我们一样不感兴趣,一个一个提前溜走了,会场上逐渐变得稀稀拉拉。下午3点左右,我和刘瑞池看我们班走的只剩我们四个人了,就招呼一声也一起回校了。

当晚,学校放映了当时被称为大毒草的喜剧电影《球迷》。因为是供批判的内部片,看的人很多,整个电影场都坐满了。这部电影描写了一些工人球迷为观看一场明星足球赛而争抢入场劵。报纸上刊登的文章批判该电影把工人描绘得分文不值,流氓、阿飞充满了银幕,损坏、侮辱了工人阶级的高大形象。其实,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根本看不出什么问题。在观看时,那些演员的滑稽表演有时逗得人想笑,但是,没有人敢放声大笑,有些人实在忍不住了只好用手捂着嘴哧哧哧地偷笑。

像这样风平浪静的日子仅过了十来天,西安市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静坐绝食斗争,惊动了党中央和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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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文革狂潮(四): 省委门前静坐绝食

9月6日上午9点左右,我们学校的广播突然通知全校师生员工紧急集合,然后浩浩荡荡地开到省委门前的建国路上参加静坐绝食斗争。我们到那里后,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快中午时,高音喇叭才播出原因。

前些时候,西安工业学院一直是受校党委控制的“誓死保卫陕西省委”“誓死保卫西北局”的保皇派,铁板一块,没有人敢站出来揭发批判校领导的问题。后来,由于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不断煽风点火,该校逐渐分化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造反队”,由130多名学生成立,他们贴出了揭发校领导和省委问题的大字报。这下触怒了校领导(可能还有省委),学校称他们是反革命组织,下令让他们解散,并批判斗争这些学生,甚至围攻、殴打一些态度坚决、不肯屈服的学生。一个学生受不了他残酷批斗偷偷逃出学校,至今下落不明。

更严重的是,校领导竟然宣布,从9月3日晚起不给这些同学饭吃。为此,外地串联的学生一直与学校领导交涉,但问题一直解决不了。眼看这130多名学生已经饿了三天,不能再拖下去了。昨天,几十个外地串联的学生来到省委,要求省委出面解决,提出了六条要求,省委却把他们拒之门外,一直没人出头接见。今天早上,省委看到陆续有学生和群众来声援,门前的人越聚越多,只好让一个叫李康的干部出来答复学生和群众,他的回答却是让工业学院的130多名学生通过学习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解决。

外地来串联的学生们非常气愤,和他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李康辨不过学生,灰溜溜地走了,不管学生和群众怎么呼喊,再也没人出来答复。学生们经过商议,向省委发出最后通牒,警告省委领导,若不答复他们的六条要求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省委领导一直置之不理,于是学生们宣布从8点开始静坐绝食斗争,直到答应要求解决问题为止。

这个消息传开后,我们西工大和西交大、冶院、陕西工业大学、西北农业大学、西北大学临时革命委员会、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临时革命委员会等200多所大专院校(其中包括外地160个)立即响应,陆续赶来支援他们,和他们一起参加静坐绝食斗争,人数达到5万多,坐满了省委门前的整条建国路。

天气非常炎热,我们坐在马路上确实不好受。想到130多个阶级弟兄已经3天没吃饭了,勇气就上来了。我们共同朗诵毛主席语录:“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受,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同时,还高唱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等,气氛活跃,慷慨激昂。

为了把我们为什么要静坐绝食的事实真相广播出去,让西安市的广大群众同情支持我们,临时成立的组织者要求使用省委的广播站,但省委的人说什么也不给用,把大门关了起来。后来,红卫兵采革命取行动,夺取了广播站,但播音设备已被破坏,经过很长时间修理才能用。于是,高音喇叭开始播出静坐绝食斗争的真相和鼓舞斗志的革命歌曲。

下午,省委书记处书记章泽被学生们拉了出来。他在马路上转了一圈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回去后,仍不答复学生们提出的要求,推说他已经答复过了。后来,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临时革命委员会的红卫兵带上章泽一起乘火车去北京告状。这就是后来有人造谣说的,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临时革命委员会的红卫兵绑架了章泽。

晚上,儿童剧院的刘金萍、赵国芬、孟庆侠、高金铭等二十多人来支援我们。我们班和他们共过事的同学都很兴奋,热情地让他们和我们围坐在一起,快活地谈论着在一起搞社教的事。看着满天的星斗,想起“红军想念毛泽东”这首革命歌曲,因为他们都能歌善舞,便请他们带领我们共同唱这首歌。他们也毫不客气地唱起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毛泽东。困难时想您有力量,迷路时想您心里明,心里明…”歌声感染了周围的学生,纷纷跟着唱起来,有的同学唱着唱着禁不住淌下了泪水,气氛热烈而悲壮。就这样,我们不是唱歌就是交谈,实在瞌睡了,就趴在膝盖上迷糊一会儿,终于熬过了漫长的黑夜,迎来了东方红。

第二天仍然很炎热,热辣辣的太阳如火上浇油,我们个个饥渴难耐。一些身体虚弱的同学开始晕倒,晕倒的人越来越多,几个担架不停地往外抬人,估计抬出去几百人。为了保存体力,我们不再唱歌和谈话,默默地抱膝而坐打瞌睡。午后,附近街道上一些好心的老大娘同情我们,可能知道我们是在绝食,提着一桶桶咸开水带着碗来给我们喝,同学们无不感激涕零,连声道谢。

下午六点左右,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临时革命委员会的红卫兵把省委书记霍士廉拉到门口和他辩论。这时,天下小雨了,学生们依然斗志昂扬,秩序井然地坐在马路上静候省委答复。最后,霍士廉基本答应了学生们的六条要求。我们的绝食斗争胜利了,大家纷纷站起来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但是,在我们撤出时,周围有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在道路两边围攻我们。我们学校的队伍走到建国路口时,那些群众把路堵得只有50公分左右宽,他们向我们挥舞着拳头高呼什么“反对绝食!”“绝食有罪!饿死活该!”拳头几乎兑到脸上,队伍被挤得稀稀拉拉的,同学们气得一边跑着紧跟队伍一边高呼“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好不容易回到学校。

我们学校是一个战斗集体,当我们经过校门口时,留校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尤其是一些老人和小孩站在门口热烈欢迎我们的胜利归来。饭堂的师傅们有经验,人饿得很时,如果吃硬实饭就会伤胃,他们专门给我们做了好多可口的杂烩汤。我们的心情无比温暖和激动,好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省委门前静坐绝食
1966年 学生在陕西省委门前的建国路上静坐绝食

没想到,省委书记霍士廉看参加静坐绝食的各大院校学生和群众撤离得差不多了,就否认答应了学生的六条要求走了。还未撤离的学生非常气愤,到省委接待室继续绝食。由于多日未进饮食,不时有学生晕倒被省委机关的人抬走抢救。后来,只剩下24个学生,他们意识到这是省委的阴谋,再有昏倒的学生也坚决不让他们抬走。他们表示,我们这24人就是死也要一起死在这里,除非立即答应六条要求。第二天上午,我们学校得知这一情况后,又有许多同学到省委去支持那24名学生的绝食斗争。

西安市的斗争态势也逆转了,大街上谣言四起,满城风雨。许多人把我们的绝食斗争污蔑得一塌糊涂,说什么“参加绝食斗争的大多数是黑七类”、“他们是假绝食,口袋里装有馍”、“有人到厕所里偷偷吃馍”、“他们绑架了霍士廉和章泽”等等,无奇不有。我们学校也分裂出一部分反对派和社会上的保皇派遥相呼应。因为我们学校目前的组织叫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分裂出的反对派就要成立西北工业大学临时革命委员会。边家村的另外两个大学也分别成立有保皇派组织,即西电筹委会和西大临委会。上午9点,他们带着宣传车,从我们学校东门进入学校灯光球场,车上的高音喇叭播送着“热烈祝贺西工大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向西工大临时革命委员会学习!”“向西工大临时革命委员致敬!”等口号。

听到宣传车的口号声,同学们都很愕然,没想到我们学校也分裂出反对派了,纷纷到灯光球场看个究竟。我赶到时,西电筹委会和西大临委会的学生刚进入会场。去了不少红卫兵,只见他们正在封锁球场的四个门,然后冲进会场检查那些出头露面要成立临委会同学的出身。后来,他们查出15个是“黑七类”(指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子弟,大部分是女同学。他们一个个被红卫兵押出门外,接着红卫兵用理发推子把他们的头发从中间一推,就成为一分为二发型的牛鬼蛇神头,然后他们被拉到门口的台阶上示众。西电筹委会和西大临委会的宣传车看到这个场景,立刻傻眼了,不敢再支持他们,马上改变口气广播道:“我们是来宣传十六条的,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要文斗、不要武斗!”那15位同学个个被红卫兵扭着胳膊,低着头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狼狈不堪。

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又把北边的大操场布置成辩论会会场,“邀请”西大临委会和西电筹委会来的学生到那里辩论,但被他们拒绝了。他们要走时,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有意羞辱他们,把那15个“黑七类”学生戴上高帽子拉到校门口,站在汽车上“欢送”他们离校,并高呼“欢迎再来!欢迎再来!”他们灰溜溜地很快撤走了。

9月9日下午,到省委支持24位学生绝食的同学们回来了。他们说,毛主席非常关心他们的生命安全,一夜没有睡觉守候在电话机旁等消息,周总理已经派飞机把他们接到了北京,要亲自接见他们。我们听到后非常激动,不住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但刘兰涛和霍士廉吓坏了,马上发出三条规定的通知,反复在全市广播。据从市里回来的同学说,刘兰涛、霍士廉和章泽坐在宣传车里用高音喇叭在市里转着高喊“绝食是革命行动!”。

附:周恩来总理给二十四位同学的电话

“我整整一夜等待着你们。”
“我一直坐在办公桌前。”
“你们可以问刘澜涛同志。”
“你们有什么要求,打电话,我可以命令,让所有军事电话停止…”
“你们这是革命的行动。”
“你们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要吃饭,在毛泽东主义的新中国,怎么能够绝食呢?结果是怎么样?它的后果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后果。”
“我不是责怪你们,我是劝导你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如果倒下一个同学,影响多么不好。”
“我给刘澜涛同志打电话,让工农群众不要围攻你们,要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做大量的解说工作。”
“你们有权提出罢郭××的官,但现在我情况不了解,我一个人不能回答。我要打电话给刘澜涛同志,要和党中央商量,你们要给我时间…”
“我们干革命要把自己的命保住,除非是刀架在脖子上,象刘胡兰那样。在新中国怎么能不吃饭?毛主席才刚刚睡下,我不能再惊动他了。”
“现在全国每天都发生许多事要解决…我们那些人怎么能支得开呢?赶快治病。你们不吃饭,我怎么能安心啊!我怎么能把电话挂断。”
“你们少数人要到北京来,可派飞机把你们接来。”

https://www.inxian.com/20121207/44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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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文革狂潮(五): 造反派与保守派之争

当晚,我们学校到街上张贴许多标语,其中有“保皇、保皇、再保皇,破产、破产、再破产,直至自身难保”。街上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替省委说话的保皇派很少了,没人敢公开说“绝食有罪!饿死活该!”和那些污蔑我们的谣言了。

我和我们班同学张宝宇在街上张贴标语时,看到一份大字报,名曰“绝食病历”,内容是讽刺、挖苦参加绝食的学生和群众的,落款是西医二院(即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我们俩看后非常气愤,就把落款抄下来,准备找写大字报的人辩论,问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写的?是何居心?

第二天下午,我们班其他同学到西北大学参加筹委会成立大会,我和张宝宇来到西医二院。该院有两个组织,一个是临委会,一个是筹委会。临委会是造反派,我们就找到临委会办公室。办公室有几个同志正在忙碌着写大字报,一听说我们是西工大学生非常热情。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们说写“绝食病历”大字报的那个人叫陈澄。他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他是地主兼资本家出身,表现也不好,可能挨过批,仇恨造反派。他贴出大字报后自知惹了祸心虚,筹委会又怕招惹麻烦已经让他跑了。后来,他们把学院的党委秘书苏永年叫来跟我们谈话。他非常害怕,不敢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说什么“属于外调的问题,你们拿党中央统一的介绍信来,属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你们问筹委会”,还一再强调“我只对这两句话负责”。

临走时,我们把随身带的一些大字报送给学院。由于该学院的保皇派势力大,当我俩贴大字报时,看的人都非常惊讶。一个学生还给我俩念了一份传单,什么“相信西北局,相信陕西省委”“刘兰涛、霍士廉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等。他看我们俩在偷偷地笑,便知趣地不再念了。

9月11日上午,我和张宝宇又来到西安铁路局找一些工人座谈,想了解一下工人们对学生的看法和态度。通过交谈,我们了解到,目前工人中和我们观点一致的人不少,反对的人很少,但不明真相采取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少。其中一个工人拿出许多传单,我发现其中有一张是省女子中学揭发省委和陕西日报社问题的。这个学校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省、市领导的子女,是有名的保爸、保妈学校,怎么会有这样的传单呢?我拿过来仔细一看,确实是省女子中学的,是从省女子中学分化出来的一个“星星之火造反队”印发的。从这份大字报中可以看出,省委为使省女子中学为他们作反宣传,竟然采用登报表扬、请他们吃饭等卑劣手段。我们认为,如果情况属实,这就是省委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又一罪证。临走时,我们向这个工人要了一份这样的传单,准备调查落实一下。

第二天上午,天下着小雨,我急于落实省女子中学传单中的问题,就叫上同宿舍的黄炳球去省女子中学调查。到了一打听,才知道“星星之火”造反队只有3个人,之前有两人家庭出身不好退出了。但还有一个造反队有4个人,她们不敢在校内活动,只在校外活动。据她们讲,8月19日她们在火车站做反对西交大革命行动的宣传时,市委接待站一个干部用车把她们接到饭店吃饭,并说“这是党对你们的关怀”。她们自己印不了那么多反对西交大、西工大和冶院的传单,市委就让印刷厂帮助印。

碰巧的是,这天下午女子中学请我校反对派临委会的申中梅同学给她们作报告。我和黄炳球到会场听了听,许多内容是污蔑、歪曲我们学校革命大方向的,极具煽动性,会场上的学生不断高呼“声讨西工大的反革命罪行”的口号。当我们离开会场时,一群女孩借口我们没有一起呼口号围攻我们,我们和她们辩论,她们根本不听我们的话,一个劲乱吵乱闹。我们觉得和她们一直纠缠下去毫无意义,就甩开她们的纠缠冒雨回校了。

回学校后,才知道市体育场在开“炮打司令部”大会,大部分同学到市里参加大会去了。没想到省委乘虚而入,开着宣传车来我校进行反宣传。当在校师生揭穿他们的丑恶嘴脸时,他们想溜走,同学们围上去不让他们走,要和他们辩论。他们急了,开着车硬冲,几乎轧着人。同学们非常气愤,把他们的宣传车扣下了。

炮打司令部
西安市革命造反派“炮打司令部”大会

9月15日出现了一个可笑的事,西交大、西工大等400多个院校和单位在陕师大(陕西师范大学)召开斗争大会,斗争原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锡奎。那些保皇派学校为了证明他们并不保皇,也匆忙在体育场召开了一个所谓斗争原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大会。赵守一是文化革命一开始就被陕西省委定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黑线的所谓“西北三家村”(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黑帮之一,早被打倒斗臭了。而且赵守一又不在场,只是声讨一下而已,我校的临委会也参加了。我们学校讥笑他们是在打死老虎、装怯作勇。

省委、西北局决定9月17日召开“西安市炮打司令部”大会,我们造反派为了争得主动权,立即决定16日下午5点先召开“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参加大会的有560多个单位,47000多人。会上,同志们揭发了省委和西北局阻挠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打击迫害革命造反派的大量丑行。有几个同学声泪俱下地控诉了打击、迫害他们的暴行,还有几个工人和农民揭发了省委是如何蒙蔽欺骗他们到大街上围攻、殴打学生的。会场上的人们不时高呼“炮轰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口号。回校时,已经半夜一点了,学校又放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毛主席和千百万红卫兵在一起》,同学们仍然兴致勃勃地看完后才意犹未尽地休息。

17日早上,周总理派飞机把继续坚持绝食的24位学生送回西安,让他们参加省委召开的“炮打司令部”大会。他们中有我校的一位同学叫柳安,据他讲,周总理三次接见他们,与他们长谈,安排他们见到了毛主席。他们已经把西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报告给了党中央毛主席,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革命造反派非常关心和支持。这就更坚定了西安革命造反派的决心和信心。

省委召开的“炮打司令部”大会实际上是在做样子,故意转移目标,把文化大革命引向歧途。主持大会的人和安排的大会发言人没有我们造反派的人。省委书记霍士廉首先发言做检查,他在讲话中说: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陕西省委在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代表陕西省委向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作检讨,向大家请罪。

…省委所犯的错误中,最严重的是把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师生六月六日的革命行动,错误地判断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康策划的‘反革命事件’,以后又在革命师生中进行‘查上当,放包袱’,错整错斗了一批革命同学。这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打击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受打击、受迫害的是革命同学,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姐妹。我们想到这个错误,就感到十分痛心!我们一定永远记住这个沉痛的教训!在这里,我代表陕西省委再一次向在所谓‘六·六事件’中受到打击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向大家请罪。

…尤其严重的是,我们没有及时地发动群众‘炮打司令部’,炮打混入省委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坚决地引火烧身,号召大家揭露省委领导工作上的错误,又出现了一些问题,使运动又受到阻碍。

…有些十分重大的问题,处理得很不及时,特别是静坐绝食事件发生后,我们积极主动地和革命同学共同商量处理的不够,拖延了时间,直到周总理直接出面才得到解决,使许多革命同学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了折磨和摧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陕西省委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这些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霍士廉只是笼统地给自己扣了许多不痛不痒的空帽子,根本没有检查自己如何对抗党中央毛主席,镇压、批斗和迫害革命群众尤其是起来造他们反的革命师生的。在其他人的发言中,虽然都慷慨激昂地说什么要发扬“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却一直在炮打死老虎,一直在早被揪出的胡锡奎、赵守一上大做文章,不敢真正地“炮打司令部”,揭发批判省委和西北局的问题。大专院校的革命造反派看不下去了,跑到舞台上和大会主持人辩论,揭露省委的阴谋诡计,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斗争,终于夺得了大会的主持权,打破了他们的计划,让大会以揭发批判省委、西北局的问题为主,真正成为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大会。每个造反派代表的发言都击中了省委、西北局某些领导人的要害,特别是刘兰涛和霍士廉,他们在主席台上如坐针毯、狼狈不堪。

9月18日上午,西安市各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中分化出来的造反派冲破层层阻力联合成立了一个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总部。他们在成立大会的宣言中说:“我们是为了炮打陕西省委,火烧西北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而走到一起来的。”市委书记彭天出席了会议。他们认为,彭天是谣言的制造者、挑起群众斗群众的煽动者,把他赶下了主席台。接着,在学生们的“打倒镇压学生运动的侩子手彭天”的口号声中,他灰溜溜地退出了会场。

无独有偶,当天下午,在省委和西北局的策划下,西安市的保守派们也在市体育场召开大会,成立所谓的“西安市红卫兵司令部”,斗争矛头对准革命造反派。这充分暴露了省委和西北局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卑劣伎俩。

9月19日晚,造反派中有人发现17日的《陕西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竟然出现了“我们永远作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好教师”的语句。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各大专院校,广大师生无不为他们屡犯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原则性错误而愤怒,是可忍孰不可忍。各大专院校迅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特意从陕西日报社门前路过,不断高呼“强烈抗议陕西日报社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侮辱!”“坚决揪出侮辱毛主席的黑帮分子!”“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陕西日报社自知闯了大祸,罪不可恕,紧闭大门,没有人敢出来为自己辩护。

第二天上午,我们学校推选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反对派“临委会”为使他们的组织成为唯一领导学校文化革命的机构,倾巢出动,百般阻挠,想阻止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但是,他们毕竟人少,闹腾半天也无济于事。下午,西安市的造反派和西北局、陕西省委针锋相对,在市体育场召开大会,成立“西安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司令部”,有190多个单位的红卫兵参加。我校也组织红卫兵参加了,回到学校时,广播站播出一个“紧急号外”,内容如下:

紧急号外

经过几万革命群众长期的艰苦斗争,通过9月21日14点零7分到22日凌晨5点35分与刘兰涛、肖纯的辩论斗争,迫使西北局、陕西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令镇压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侩子手—西安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郭韫停职反省,已请示党中央,周总理立即同意。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充分证明了,革命的真理在我们革命群众手里。我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西安工业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队 1966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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