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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术风云]陈为人:《小二黑结婚》悲剧变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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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赵树理家乡文化局副局长的刘长安,“循着赵树理的足迹”走访了《小二黑结婚》故事的发生地左权县横岭村,讲述了故事中两个主要角色的原型:


“生活中的岳东至和智英贤是两个悲剧人物。大约在十七岁的时候,父母给岳东至买了个不足十二岁的童养媳。按照地方习俗,不管岳东至满意不满意,都得遵从父母之命,再过几年,等小媳妇长大一点,就该正式完婚。而智英贤更是年幼时就被父亲以二百块大洋的身价,许给祖籍河北(横岭村往东几十里就是河北省的武安和涉县)武安的一户人家,订了‘娃娃亲’。那家男人大她三十多岁,一再催着完婚。两个都被视为已经成家的人还经常在一搭‘鬼混’,这不能不引起恪守乡村道德的乡人们的非议和嫉恨。于是,在村里为所欲为又醋意十足的村干部,将民兵队长活活打死了。而沦为孤雁、万念俱灰的智英贤,由于受不了可怕的世俗眼光和令她生畏的人言,远走他乡,不知所终。”


刘长安说:“《小二黑结婚》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基本符合原型,只是结局做了较大的改动——小二黑没有死,而是最终冲破传统和家庭束缚,与小芹幸福地结合了,使一出乡村爱情悲剧演变成一出理想与现实统一的人间喜剧。”


这是赵树理亲眼目睹的当年农村现实。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发生的地点辽县,是共产党八路军最早的老根据地。后为了纪念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将辽县更名为左权县。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历史尘埃落定,越来越显露出了当年的事实真相。1943年6月5日辽县政府刑庭的判决书,记载了对岳东至和智英贤一案的审理和判决情况:


那夜,横岭村抗日民主政权的村干部们,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党支部书记石洋锁(25岁)、新任村长石银锁(石洋锁亲叔伯兄弟,22岁)、党支部副书记王天宝(22岁)、治安员岳冬至(21岁)、民兵连长史虎山(20岁)、妇联主任智英贤(19岁)。会上,石洋锁传达了上级对敌斗争的布置,安排了春耕生产。另外,由于岳冬至和史虎山,同时喜欢上了年轻俊美的智英贤,但是智英贤的爹早在她幼年时,就将她与祖籍河北武安县的一户人家订了“娃娃亲”。遂将他们告到了石洋锁那里。于是,石洋锁对到会的岳、史、智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他们破坏他人婚姻,败坏了村里的风气。第二天一早,岳冬至的三哥起来给牛喂草,忽见牛棚的横梁上吊着一个人,翻过来一看,竟是自己的弟弟岳冬至。案件发生后,岳冬至的三哥和村支书一起赶到县政府所在地南漳村汇报,县政府派公安局长亲自前去调查。调查中发现,岳冬至的小腹部黑青,显然是遭人陷害。凶手是谁?一时查无实据,那晚的会议就成了惟一的线索。公安局长于是将怀疑对象——王天宝、石洋锁、石银锁和史虎山四人一齐抓回县政府,关了起来。四人异常恐惧,于是,他们商议了一个办法,把责任都推到嫌疑最大的史虎山身上,因为他才16岁,还不到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定年龄。要他承认是他杀了情敌,一人顶罪,解救大家。其他五人对史虎山作出承诺:只要他把打死人的罪顶下来,他家里的事大家都会照应。最终判决“史虎山踢死岳东至,因其未成年,减处有期徒刑5年”,其他人判决一到一年半徒刑。一年之后,县政府以证据不足,年龄太小为由,给他们发了释放证,将四人一并放回了村。回村后,史虎山连气带病,一年后病故。其余三人皆因有了案底,也没再参与村里的工作。直到2005年,他们中的最后一人石银锁故去。  案情中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智英贤,因事情闹大,无法在村里待下去,便由父亲送回祖籍,与未婚夫成亲。随后夫妻双双去往东北。如今,这位“小芹”也已去世。这桩无头命案,随着当事人的全部去世,从此沉入历史的枯井深处。直到今天,村里人仍有许多议论:可能冤枉了好人,放跑了真凶。


无论是从村民记忆中的史实,还是最新披露的司法档案,通过赵树理之笔流传甚广的“小二黑”与“小芹”的这起“命案”,从此至终都充满着悲剧意味,丝毫没有一点喜剧的影子。


也许换一个人换一种写法,完全会变成另一幅模样,从中可挖掘出的,是更为深刻更为富有社会内涵的有关“人权”、“法制”的主题。

如今的文学史上,这一血淋淋的现实,成为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结婚》。赵树理对生活中的“悲剧原型”,进行了“艺术典型化”的创作,写成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喜剧结局。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已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娜拉出走”;也不同于鲁迅《伤逝》中的子君、涓生,它删除了“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内容,而“升华”“提炼”或曰“改造”为一个大团圆的喜剧结局。


作为一代理论权威的周扬,在几十年前写成的《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中,对赵树理改造后的“大团圆”结局做出这样的论断:“作者是在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吗?不是的!他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力)。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中开朗、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最关重要,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


这么多的“胜利”只是出自于笔下的虚幻。墨写的谎言毕竟掩饰不了血写的历史。这种观念对现实的“升华”和“改造”,仅仅成为创作方法上“虚饰”和“图解”的败笔。几千年在这块黄土地上的封建文化积淀,是绝不会因政权的骤然更迭而一朝改变。于是回顾这段史实,把周扬的理论剖析和严酷的生活真实对照着读,倒真让人读出了其中的嘲讽意味。

共和国文学史给予《小二黑结婚》极高评价,认为它是“五四”以来,继鲁迅《伤逝》之后最为成功地描写爱情的一部作品。认为,鲁迅笔下的子君、涓生这一对城市知识青年,为了自由结合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归于失败;而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和小芹这一对农村青年,经过顽强的反抗和斗争,最终却赢得了胜利。从这中间,“可以看出中国革命在二十年间所迈出的巨大步伐”。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良而又有些懦弱的民族。这种“大团圆”的喜剧化处理,是一种复杂的民族文化意识的折光反射。这种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观与“大团圆心理”,本质上讲是中国人“寰道状”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潜意识的自然流露。其中有着历史文化和现实心理多方面的深层原因。

赵树理的作品中极少哭天抢地的悲剧,多为大团圆的喜剧结局。赵树理是明显地迁就中国农民的审美情趣,表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


赵树理说:“有人说中国人不懂悲剧,我说中国人也许是不懂悲剧,可是外国人也不懂得团圆。假如团圆是中国的规律的话,为什么外国人不来懂懂团圆?我们应该懂得悲剧,我们也应该懂得团圆。”


赵树理还说:“要把《小二黑结婚》写死,我不忍。在抗日战争中解放区的艰苦环境里,要鼓舞人民的斗志,也不应把小二黑写死。”


赵树理下笔有分寸,他以对革命高度负责任的自觉,极力去把握“歌颂与暴露”、“光明面与阴暗面”的度。


“团圆主义”作为封建文艺的一个模式,在二三十年代曾遭到新文学阵营的猛烈抨击。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这‘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做书的人明知道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写天下的颠倒残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文学。”


胡适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粉饰太平的团圆结局实质是一种“说谎文学”。是对当政者的一种迎合。


按照鲁迅先生的著名论断,对苦难采取喜剧的态度是不负责任的,这甚至会有“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的嫌疑。忘记苦难的民族注定是无可救药的民族。那种大团圆的结局是对苦难的歪曲表述。


鲁迅还说:“喜剧把人生无价值的撕开给人看;悲剧把人生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悲剧比喜剧有着更为深刻的哲学内涵。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陈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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