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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术风云]徐庆全:两个“右派”成就《聂绀弩旧体诗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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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论诗六绝句》中,论及晚清倡变法维新之先进、创“新派诗”的著名诗人黄遵宪时,用“时流竞说黄公度”一语,盛赞其诗。

所谓“新派诗”,是较晚清弥漫诗坛皆仿古之气、无关社会现实之言。有感于此,黄遵宪“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遂摒旧时文人叹老嗟卑之小我,国事、天下事,事事入诗,并自命“新派诗”。

黄公开诗风,而影者乏人;其入土殆一甲子后,始有聂绀弩者踵其尘。由此,“新派诗”承续香火,苒苒烛照。聂绀弩在世时有《散宜生诗》出版,去世后,有《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三卷本)行世。聂诗也由友朋而诗界,影响不断扩大,可谓“暮年诗赋动江关”,至今竟也有“时流竞说聂绀弩”之盛。

说起来,《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最终能够成书,是两个“右派”共同完成的。一个是作诗者聂绀弩,一个是“注解集评”者侯井天。

聂绀弩,少时以文闻名,有“聂贤人”之雅号;及长,投笔从戎入黄埔军校二期,授“国军”少将军衔。本应戎马疆场,出将入相,却弃戎从笔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革命洗礼。归国后,任国民党中宣部总干事、南京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之职却“暗渡陈仓”,向往中共。1934年加入中共,先后在上海、桂林、香港作编辑,并以杂文之犀利闻名于世。1949年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遭审查,有惊无险;1957年“反右”无处可逃,沦为“北大荒民”,始以“诗言志”;1974年获“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其诗被“达诂”成罪状。1976年,聂绀弩戏剧性地走出监狱——这个1932年加入“左联”,1934年参加中共的老作家,竟然被混在特赦国民党战犯中予以宽大释放。1979年获得平反后,长期卧床,几近废人,终日以诗为伴。

聂绀弩自云,1959年某月,正值“大跃进”之间,毛泽东倡导新民歌运动,国人被要求人人为诗人,“北大荒民”不例外。聂绀弩响应号召,“却忽然想起做起旧诗来了”,“于是这一夜,第一次写劳动,也第一次正式写旧诗,大概半夜,我交了一首七言古体长诗。……我就是这样开始做旧诗的。”。待1960年从北大荒返京之后,“买了一些名家诗集读、抄、背,请朋友指导后才正式做,……弄假成真,从玩票到下海(其实又何偿下海),年已六十,倒真学起做诗来了”(《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P9,下同)。聂绀弩的朋友钟敬文挽聂绀弩联上句云:“晚年竟以旧诗称,恐非初意”(P873),可谓事实。

聂绀弩每有新诗,都要出示于人或寄赠好友。而这些诗作,在“文革”中竟然都进入了司法机关,并被懂者作了“反意”的解释,成为聂绀弩被捕的罪状(《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聂绀弩刑事档案》一文揭示了聂绀弩以诗罹罪的过程后,由此引发了关于“告密”的探讨。这场讨论在当年可谓一个轰动的“文化事件”。我也有一文《聂绀弩也是告密者》,参与讨论。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轫,学界多认为,为舒芜交出胡风的“密信”所致,舒芜被认为是告密者。身受连累的聂绀弩后来却为舒芜辩解:“一个卅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因此我说‘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聂认为,人们恨犹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是一大怪事(《聂绀弩全集》第9卷,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页)。聂绀弩洞察历史,深知告密非告密者个人之罪,乃体制裹挟之下的屈从。

我并不赞同把胡风案简单归结于舒芜告密所致,但很赞成聂绀弩对此事的看法。我的《聂绀弩也是告密者》一文,举发生在聂氏身上的一件关于告密的之事,阐释聂氏观点。但在2009年对“告密”义愤填膺者眼中,正义话语盎然,史实倒被忽略。所以,这篇小文当时很不受待见,我不以为意。我认为,即使历史让你伤感、流泪,但书写时你还得冷静地尊重事实。当然,这是题外的话了。

聂绀弩诗作先在香港以《三草》结集出版。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改题为《散宜生诗》出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掌意识形态领域的胡乔木,看到《三草》后“大为叹赏”;后得知《散宜生诗》正准备出版,自报奋勇作序,并要到聂家探望。聂绀弩颇感意外,“自是异数”,以为诗中“有非所宜言”,胡乔木“欲加面戒”(P4)。

聂绀弩担忧不无道理。胡乔木懂诗,却位高权重。此前一年,胡乔木倡导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曾有历次政治运动少些或不写为好之言,聂绀弩诗作,不论写人、况物,都属于胡乔木所框定的少些或不写为好之列。时过一年,言犹在耳,胡乔木岂会“顾左右而言他”?

然,胡乔木真作序了,说聂诗“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对革命前途始终抱有信心”,并将聂诗誉为“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P3—4)。胡乔木后一句,足见其才识及眼光;而前一句对聂诗的解读却遭人质疑。当年胡乔木部下王梦奎认为,聂诗实为“逆境中的辛酸、无奈和强为笑颜”,何以被胡解读成如此“正能量”了?并当面问胡。胡沉默不语(《百年潮》2008年第9期)。聂绀弩对此也不买账,曾对友人说:“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3期)。

第二个“右派”是侯井天,作为“聂粉”,穷23年之功为聂诗“注解集评”。

胡乔木序言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在注中呼吁,此书再版时加上一些必要的注解,以助青年读者理解。后伴随着着聂诗的流传,注家助兴,尤以侯井天者费力最大。

侯井天少年时参加革命,后供职于党政机关,1957年反右运动,侯氏被划为“中右分子”,同样戴罪北大荒。他与聂氏在改造之地有一面之缘,但并不相识、相知。1980年代平反后供职于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央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属于胡乔木领导。所以,胡乔木为《散宜生诗选》所作序言,自然为侯氏所关注。由胡序再读聂诗,侯氏觉得“在心灵上与他(聂绀弩)熟识起来”,即成为聂氏的铁杆“粉丝”。

侯氏“想更深地了解他,并发愿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便从注诗入手。从1986年至2009年,23年间,侯氏“上穷碧落下黄泉”,费心搜集聂氏诗稿,多方联系与聂氏相关、相交的朋友,为诗“注解集评”。为更多征求意见,侯氏先后自费印刷过5个版本,令圈内圈外交口称奇。

其实,自读到《散宜生诗选》后,我也是“聂粉”一枚,对聂绀弩的有关资料一向关注。大概在2001年,侯井天不知从何处得知我藏有聂绀弩信札和资料,直接打电话给我索求。电话中谈及他对聂诗关注的历程,我才知道他居然一直关注聂诗。我大为惊讶、感动。

23年弹指,侯井天垂垂老矣,2009年,换得一部《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行世。仿佛侯井天后半生就是为聂诗活着一样,2010年,他带着欣慰赴归道山。

当代人注当代诗家,无出其右。论者姚锡佩曰:“被人称为‘诗史’的聂绀弩诗一经编注,活脱脱一部‘人物志’,如一部‘中国现代史’,如一部‘社会风情史’,更是一部‘诗论’。”

这,也是《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成为我的“案头书”的理由。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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