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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与首本英文版毛泽东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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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首本英文版毛泽东传记问世



林语堂敦促萧瑜写一部「毛泽东早年的传记,尊重事实,不带偏见」,并为书作序。萧瑜在引言中写道:「这是第一本真实介绍毛泽东早年思想生活、以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的书」,并致谢林语堂「坚持不懈」的敦促,保留事实,以鑑后世。




抗战爆发后,他和许多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一样来到延安。后来因写了一篇文章〈野百合〉,批评共产党干部伙食标准为什么也分等级,延安整风期间被拎出来批斗。一九四四年,新闻记者被允许访问延安,要求见见王实味,中共当局便安排他出来见记者,要求他对记者的提问必须「正确」回答。王实味照做了,但期间有位记者问他现在在做什么?王实味回答说,现在忙着贴火柴盒子。林语堂评道:「他们允许他为国家生产。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共产主义和保持人的尊严独立思考实乃水火不相容也。」


一寸不让捍卫人权


林语堂的《匿名》写于一九五七年,他当时还不知道,其实王实味已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被秘密处决,是当时中共保安局头目康生下的令,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留着他碍事。假如王实味地下有知,他肯定会同意林语堂的观点:像保护人权这类观念,是人类文明史上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成果,必须小心谨慎地呵护,一寸不让地捍卫。


或许他更能体会到林语堂名言的分量:「所有儒家经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张人身保护令状的价值。」


共产主义是场国际运动,自由世界必须形成统一战线才能有效抵抗其渗透。林语堂的《匿名》对四十年的共产主义实践进行了「一个人的审判」。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成了国际共运一个重要堡垒。虽然林语堂抨击的是整个铁幕,但对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当然尤为关注。林语堂对红色中国的批评挑战为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提供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一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澳门和香港出了一本书,书名叫《我是毛泽东的女秘书》,作者是萧英。抗战爆发后,她和丈夫谢启华逃过日本人的追捕,投奔延安。


两人都是理想主义爱国青年,但来到中共控制的「解放区」后,所见所闻远远超出他们所料。


中共搞红色恐怖,靠庞大的监视机制控制解放区,人民生活极为贫乏。每个人都生活在纪律严明的监控之下,根本没什么自由可言。延安整风期间,每一个人都必须向党交心,随时受到他人的攻击。他们俩幸运地通过了整风的考验,多半是靠丁玲和朱英(朱德女儿)的庇护。但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整风过后,他们被派往一偏远小镇工作,由于工作勤奋努力,受到嘉奖。


萧英突然被调到中央政治局秘书处工作,因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看上了她。萧英坚决拒绝,其结果是她丈夫遭到诬陷迫害致死。内战中解放军长驱南下,萧英乘机逃脱。


保留事实以鑑后世


作者在「编后」表示:「我写这书的主要目的是代表整个『解放区』被压迫的人民将毛泽东极权统治的真相暴露出来,唤醒真正爱好自由和爱国分子来反抗极权主义。另一目的是,由于共产党巧妙的粉饰与宣传,许多有热血的青年自动或被动地奔向『解放区』,凡是真正了解共产党铁幕的人都知道,这是自取灭亡之道。」


当时毛泽东在大陆刚建立政权,这本书以个人经歷第一手史料揭露新政权的极权性质,立刻引起林语堂的注意。他当时住在瑞士,立刻致信华尔西,探讨出版该书的英译本。华尔西的回覆也很正面,建议他先开始翻译。但林语堂还没译完,便看到美国报纸已刊登该书书评。因为时间敏感,他建议庄台公司先登一个广告,表明庄台会出林语堂的英译本。不久,庄台公司收到劳动人权联盟(美国劳工联合会下属机构)秘书长的一封信,说他们已经得到该书的全译文本,是由乔志高翻译。林语堂和乔志高是好朋友,两人很快协商了解决办法。麻烦出在版税上。因为该书在澳门出版,受国际版税保护,必须先找到作者签订版税协定。但林语堂发现该书的出版社已经关门,作者可能也躲起来了。林语堂告诉华尔西,他自己要做点「侦探」工作,花了好几个月,通过各种私人关系,终于在香港和萧英联繫上了。但萧英请了个经纪公司处理英文出版事宜,并要求先预支一大笔稿费。华尔西认为不可能,因而林语堂第一次尝试揭露毛泽东政权之极权性质的努力没有成功。


但是,林语堂对第一本英文版毛泽东传记的问世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萧瑜着《我和毛泽东行乞》于一九五九年出版。林语堂当时住法国坎城,和萧瑜交往甚熟。萧瑜(一八九四─一九七六)早年上大学期间和毛泽东是好朋友,曾和毛泽东、蔡和森一起被誉为湖南第一师大三才子,积极参与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并和毛泽东一道组织中共湖南分会的活动。萧瑜留学法国,回国后曾任国民政府要职,和毛泽东分道扬镳。林语堂在三○年代便鼓励萧瑜写出早年毛泽东的生活,现在两人都在欧洲,交谈甚欢。林语堂敦促萧瑜写一部「毛泽东早年的传记,尊重事实,不带偏见」,并为书作序。萧瑜在引言中写道:「这是第一本真实介绍毛泽东早年思想生活、以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的书」,并致谢林语堂「坚持不懈」的敦促,保留事实,以鑑后世。


一九六○年,林语堂为另一本书作序:《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真面貌》,由周鲸文着。该书中文原版在香港出版,后由林语堂的女婿黎明译成英文出版。这是中共执政十年来第一本从内部传达出来的资讯。周鲸文(一九○八─一九八五)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作为「民主党派」领导人,一九四九年受邀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任政协委员,之后长达八年时间一直担任政府高官。这段经歷使周鲸文看清中共政权之极权本质,所谓「民主党派」不过是其工具,于是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时藉故逃到香港。(待续)



林语堂敦促萧瑜写一部「毛泽东早年的传记,尊重事实,不带偏见」,并为书作序。萧瑜在引言中写道:「这是第一本真实介绍毛泽东早年思想生活、以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的书」,并致谢林语堂「坚持不懈」的敦促,保留事实,以鑑后世。




抗战爆发后,他和许多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一样来到延安。后来因写了一篇文章〈野百合〉,批评共产党干部伙食标准为什么也分等级,延安整风期间被拎出来批斗。一九四四年,新闻记者被允许访问延安,要求见见王实味,中共当局便安排他出来见记者,要求他对记者的提问必须「正确」回答。王实味照做了,但期间有位记者问他现在在做什么?王实味回答说,现在忙着贴火柴盒子。林语堂评道:「他们允许他为国家生产。这就是我要说的意思,共产主义和保持人的尊严独立思考实乃水火不相容也。」


一寸不让捍卫人权


林语堂的《匿名》写于一九五七年,他当时还不知道,其实王实味已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被秘密处决,是当时中共保安局头目康生下的令,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留着他碍事。假如王实味地下有知,他肯定会同意林语堂的观点:像保护人权这类观念,是人类文明史上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成果,必须小心谨慎地呵护,一寸不让地捍卫。


或许他更能体会到林语堂名言的分量:「所有儒家经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张人身保护令状的价值。」


共产主义是场国际运动,自由世界必须形成统一战线才能有效抵抗其渗透。林语堂的《匿名》对四十年的共产主义实践进行了「一个人的审判」。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成了国际共运一个重要堡垒。虽然林语堂抨击的是整个铁幕,但对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当然尤为关注。林语堂对红色中国的批评挑战为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提供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一九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澳门和香港出了一本书,书名叫《我是毛泽东的女秘书》,作者是萧英。抗战爆发后,她和丈夫谢启华逃过日本人的追捕,投奔延安。


两人都是理想主义爱国青年,但来到中共控制的「解放区」后,所见所闻远远超出他们所料。


中共搞红色恐怖,靠庞大的监视机制控制解放区,人民生活极为贫乏。每个人都生活在纪律严明的监控之下,根本没什么自由可言。延安整风期间,每一个人都必须向党交心,随时受到他人的攻击。他们俩幸运地通过了整风的考验,多半是靠丁玲和朱英(朱德女儿)的庇护。但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整风过后,他们被派往一偏远小镇工作,由于工作勤奋努力,受到嘉奖。


萧英突然被调到中央政治局秘书处工作,因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看上了她。萧英坚决拒绝,其结果是她丈夫遭到诬陷迫害致死。内战中解放军长驱南下,萧英乘机逃脱。


保留事实以鑑后世


作者在「编后」表示:「我写这书的主要目的是代表整个『解放区』被压迫的人民将毛泽东极权统治的真相暴露出来,唤醒真正爱好自由和爱国分子来反抗极权主义。另一目的是,由于共产党巧妙的粉饰与宣传,许多有热血的青年自动或被动地奔向『解放区』,凡是真正了解共产党铁幕的人都知道,这是自取灭亡之道。」


当时毛泽东在大陆刚建立政权,这本书以个人经歷第一手史料揭露新政权的极权性质,立刻引起林语堂的注意。他当时住在瑞士,立刻致信华尔西,探讨出版该书的英译本。华尔西的回覆也很正面,建议他先开始翻译。但林语堂还没译完,便看到美国报纸已刊登该书书评。因为时间敏感,他建议庄台公司先登一个广告,表明庄台会出林语堂的英译本。不久,庄台公司收到劳动人权联盟(美国劳工联合会下属机构)秘书长的一封信,说他们已经得到该书的全译文本,是由乔志高翻译。林语堂和乔志高是好朋友,两人很快协商了解决办法。麻烦出在版税上。因为该书在澳门出版,受国际版税保护,必须先找到作者签订版税协定。但林语堂发现该书的出版社已经关门,作者可能也躲起来了。林语堂告诉华尔西,他自己要做点「侦探」工作,花了好几个月,通过各种私人关系,终于在香港和萧英联繫上了。但萧英请了个经纪公司处理英文出版事宜,并要求先预支一大笔稿费。华尔西认为不可能,因而林语堂第一次尝试揭露毛泽东政权之极权性质的努力没有成功。


但是,林语堂对第一本英文版毛泽东传记的问世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萧瑜着《我和毛泽东行乞》于一九五九年出版。林语堂当时住法国坎城,和萧瑜交往甚熟。萧瑜(一八九四─一九七六)早年上大学期间和毛泽东是好朋友,曾和毛泽东、蔡和森一起被誉为湖南第一师大三才子,积极参与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并和毛泽东一道组织中共湖南分会的活动。萧瑜留学法国,回国后曾任国民政府要职,和毛泽东分道扬镳。林语堂在三○年代便鼓励萧瑜写出早年毛泽东的生活,现在两人都在欧洲,交谈甚欢。林语堂敦促萧瑜写一部「毛泽东早年的传记,尊重事实,不带偏见」,并为书作序。萧瑜在引言中写道:「这是第一本真实介绍毛泽东早年思想生活、以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的书」,并致谢林语堂「坚持不懈」的敦促,保留事实,以鑑后世。


一九六○年,林语堂为另一本书作序:《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真面貌》,由周鲸文着。该书中文原版在香港出版,后由林语堂的女婿黎明译成英文出版。这是中共执政十年来第一本从内部传达出来的资讯。周鲸文(一九○八─一九八五)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作为「民主党派」领导人,一九四九年受邀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任政协委员,之后长达八年时间一直担任政府高官。这段经歷使周鲸文看清中共政权之极权本质,所谓「民主党派」不过是其工具,于是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时藉故逃到香港。(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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