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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鼎盛讲述“文革”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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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1976] “推翻‘四人帮’,我不是高兴是震动”
发布时间:2007-04-16 00:00:00
红线女之子马鼎盛讲述“文革”经历,称其‘文革’结束后才发现是‘不由自主地被运动了’

  讲述背景


马鼎盛的家庭照(右起马鼎盛、马鼎盛的外婆、母亲红线女、马鼎盛的哥哥)


文革中马鼎盛和同学在颐和园的合照


  三十年后,研究历史的马鼎盛对母亲红线女在“文革”中的遭遇这么评价:“文化人嘛,很容易被利用。你站错了线,就拿出来斗一下,折腾完了,该干嘛干嘛。”


  1955年,6岁的马鼎盛随父母--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马师曾、红线女从香港来到广州。


  作为文化名人之后,马鼎盛在“文革”十年中,也随着母亲的命运起落而起落。


  母亲被斗成“黑线女”,他在北京没资格当红卫兵,在“知青办”连一本《毛主席语录》也领不到;


  母亲被发配到干校劳动,没戏唱时,他在东莞农村排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


  母亲重新恢复演出的权利,却不主张在粤北山区当工人的儿子回城,叫他好好建设共产主义。


  “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再次受到审查,他因此在高考政审时,差点上不了大学。


  一直到1978年,他才回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


马鼎盛说,在“文革”中他是个热血青年,思想比较“革命”。直到“文革”结束了,他才发现自己是“不由自主地被运动了”。


讲述人:马鼎盛


  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马师曾、红线女之子。1949年出生在香港,1955年随父母从香港回到广州。1957年到1968年在北京读小学、中学。1968年到1972年在东莞农村插队当知青。1972年到1977年在韶关山区当工人。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1982年进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到1989年。1989年后返港定居。现为凤凰卫视军事评论员、主持人,也是多年的报刊专栏作家。




  有人觉得,到了1976年,“文革”的氛围淡了很多。我不这么看。1976年,革命还是很火热的,那一年发生了那么多大事,是够折腾的,折腾得人不知所措,甚至是有点麻木。


  我活了20多年,哪听说领袖是可以变的。主席就一个姓毛的,总理就一个姓周的。小农经济基本是停滞不变的。国内邮票一张就8分钱,布料一人一年能分到的就一丈三尺六。我在北京读了12年书,从北京到广州,火车票学生半价一直就是14.9元。


  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我在韶关的省煤矿机械厂,当时参加工人阶级理论队伍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没想到,这篇文章,再加上“文革”结束后,全国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我母亲红线女也受到审查,我还差点上不了大学。


  哥们义气闹武斗


  “我是莫名其妙挨了打,带着去报仇的那种心态。”


  1966年,文革开始,我在北京钢铁学院附中读高二。我们本来就是书生,忽然停课闹革命,全国兴起斗老师,红卫兵学生打人杀人。


  在北京王府井的一个天主堂里,有几个修女被说成是“美蒋特务”。革命小将就把她们活活斗死。这种行为很残忍,但是在当时,却是被认可的、被鼓励的。这是我第一次看红卫兵杀人,不是亲眼所见,是当时看到教堂外的照片。


  学校的“黑帮”斗得差不多了,革命小将打得还不过瘾,跑到社会上去找,到处嚷着:“你们这有没有黑帮,有没有牛鬼蛇神,拉我们那斗去。”城里斗完了,他们又到农村去找地主斗。天天就干这种事。


  文化大革命是把人最卑劣、残暴,最不人性的东西激发出来,而且告诉你:这是革命的,这是好的东西。


  学校武斗的时候分为两派,有一派是学校排球队的,我也在排球队,出于哥们义气加入这个派。这不是说什么观点相同,那个年纪哪有什么观点。武斗时,我是莫名其妙挨了打,带着去报仇的那种心态,并不是说我有“捍卫毛主席路线”这样的觉悟。


  母亲被剃“阴阳头”


  “我妈取下帽子让我看她的头发,从前额用理发剪一直推光到头顶。我愕然,说不出话来。”


  我母亲红线女“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我也成了“黑五类”,当时根本没资格当红卫兵。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逍遥派”。


  1966年秋天,母亲是广东重点批斗对象,在省粤剧院被监督劳动。我获准去探望,她看上去还健康,精神还好。


  我听说她被剃了个“阴阳头”。我妈取下帽子让我看她的头发,从前额用理发剪一直推光到头顶。我愕然,说不出话来。


  我妈平静地说:“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我没有事。你不用老是跑回家来看我。在学校,要好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家在华侨新村,大门是日夜敞开着。粤剧院的红卫兵搬走戏服戏箱,包括毛主席写给我母亲的亲笔信。批斗“牛鬼蛇神黑线女”的大字报,贴满了每个房间。斗大的黑字、红字标语刷在墙上,连厕所都不放过。


  回到广州,我天天看大字报,从省粤剧院,看到省委大院,专挑有关我母亲的看,赤裸裸的人身攻击,无所不用其极。


  揭发人包括朝夕相处的同事、学生、甚至亲生女儿。我一份一份看过去,脖子仰酸了,眼睛看痛了,脑子也看木了。我顺便看了一些省、市委领导干部,文化战线的社会名流的大字报,写得好像一个比一个坏。我当时的想法是:既然有这么多妖魔鬼怪窃取了国家领导权,文化大革命真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全国各地串联的红卫兵络绎不绝到我家。北京101中学红卫兵到我家找不到我妈,就拿我外婆出气。那些高干子弟,一口咬定我家有金银珠宝,我外婆本来就听不懂几句普通话,凶神恶煞似的革命小将,将皮带抡起来,瘦小的老人两下子就给抽蒙了,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革命小将们却哄堂大笑。


  红卫兵还从我家翻出一块黄油,胡乱涂在我外婆头上,划着火柴,一根一根的朝我外婆头上扔去,把我外婆吓得心惊胆战。这些是听我外婆说的。


  我在破碎的家里睡了一夜,外婆在我窗前站了一夜。她不停地合十念叨:“毛主席,求求您,救救我女儿。”


  投亲靠友到东莞插队


  东莞是个“鱼米之乡”,吃饱饭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日子也挺苦。


  我妈后来就被发配到干校,去养鸡养鸭。1968年底,我灰溜溜地离开了呆了12年的北京。走之前一天,去“知青办”领路费,人人都能领到一本《毛主席语录》,偏偏我没份,这可是关系到政治待遇问题。我自己心里明白,我是“受群众专政”的对象。


  我同校的哥们被分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当知青。1967年,我大串联时去过那,天寒地冻的。我不愿意再去,所以选择“投亲靠友”,跟着我哥到东莞县长安公社去插队,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东莞是个“鱼米之乡”,吃饱饭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日子也挺苦。我身体还不错,插秧,除草,收割,农活能弄得下来。那时号召要过“革命化春节”,冬天也要干水利。水都淹到裤腰带了,小腿完全扎在泥泞里边,我一天干几个小时,晚上在水库旁边搭个小铺,漏雨,垫子又湿,到天亮浑身还是冰凉的。我苦熬了一礼拜,结果发烧40℃。


  贫农诉苦大骂“大跃进”


  “插秧的时候还让我们唱革命歌,我们在干活呢,弯着腰怎么唱?”


  在东莞插队的很多知青都偷渡到香港去了。我非常好的朋友也走了。我虽然是香港出生的永久居民,但那时我的思想还是很“革命”,根本没想走。偷渡香港,叫“叛国投敌”,是有罪的,要坐牢。


  记得1972年初,有一个文件,凡是珠江三角洲水边的地方都不能再留知青,就是为了防知青偷渡。在东莞农村,文化也是极其匮乏,生活很枯燥。有一回,一个知青不知从哪借到一本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单行本,大家都当成是“宝贝”。我们六个人,把那书拆开,分为6份。你看这几页,我看那几页,看完了就换。没头没尾的,还是看得还津津有味。


  后来,我被挑上来当公社宣传员。别人干活,我在那采访,到处问产量,回来写稿,吹牛瞎扯呗,照报纸抄,也是大放政治卫星。


  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农跟我们诉苦,说着说着就骂起“大跃进”。他们还骂上级工作队的,“插秧的时候还让我们唱革命歌,我们在干活呢,弯着腰怎么唱?”老百姓对那种瞎指挥很反感。


  各生产大队要排演革命样板戏,因为我在北京呆过,普通话没问题,就教他们唱京剧。一天到太平镇看八场电影《红灯记》,回去还要教大伙上台表演,这都是记工分的,总比干活好玩。


  我们到各公社去巡演,我演李玉和,我哥演日本兵。这是我唯一一次上台演戏经历。别人还说我演得好(笑)。


  总理让母亲恢复演出


  “组织上马上找裁缝,赶工给她做一件衣服,让她上台清唱。”


  1970年4月,周总理到广州,祝贺在广州举行的三国四方(越南、越南南方、柬埔寨、老挝)首脑会议成功,并举行盛大宴会。


  总理听说我母亲从五七干校回来,剧团仍不让她演出,在团里干杂务。他便提出,让我母亲在文艺晚会上演出节目。我知道,周总理是借这个由头,让我母亲重新出来演出。通知发得很突然,跨过好几级、连下了好几条指示。我母亲很多年没唱粤剧了,忽然接到任务,她身上一件见人的衣服、一双好鞋也没有,家里的衣服都被抄光了。组织上马上找裁缝,赶工给她做一件衣服,让她上台清唱。从此,我母亲恢复了演出的权利。


  一篇广播稿差点惹祸


  “他们说我有‘天线’,不然在‘四人帮’倒台前,怎么就会知道‘有人搞分裂’。”


  在东莞当了四年农民,之后我到韶关一个煤矿机械厂当工人。那个厂距离韶关市区非常远,从“河边厂”火车站再往山里走一公里才能到厂区。在粤北的生活,确实非常清苦。一个月从头到尾,吃的不是苦麦菜,就是萝卜、椰菜,吃几片肉就两三回。


  我到韶关第一天起,就希望回广州。我跟母亲说了,她却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你都当上领导阶级了,还想怎样?”身为广东省文化局副局长的她却叫我呆在韶关,好好建设共产主义。一听这话,我绝望了。


  那时户口是死的,想把一个边远地方的户口转成广州市户口,那比登天还难。农村那四年,我有过女朋友。在工厂那6年,我不敢交女朋友。一看别人成家了,完了,一辈子就在这了。我始终抱着一线希望,试一试有什么办法能脱离这里。


  我在车间当统计员,还参加了工厂工人阶级理论队伍,主要是组织工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常要写些理论文章在广播上读。1976年,一会儿批林批孔,一会儿批水浒、反投降派,后来又是批邓。事情还真不少。 


  我是厂篮球队的专职裁判,还是女子篮球队的教练,跟着球队到处去比赛。1976年全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阵,正好全国有个青年篮球大赛在韶关举行分区赛,我还作为裁判组的发言人上台批邓。写批判稿不就是抄吗?我从报纸上抄得像模象样的。(笑)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我写了很多广播稿,其中有一篇差点惹祸。我是这么写的:“现在全国全党全军面临一个重大的时刻,那就是主席去世了。我们得防止有人搞分裂。如果不警惕的话,国家可能会陷入一个动荡的状态。”没过几天,“四人帮”倒台。1977年初,全国开始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


  厂里保卫组政工组下令我不准上班,亮出我写的那篇广播稿的照片,叫我老实交代与“四人帮”有何关系。他们说我有“天线”,不然在“四人帮”倒台前,怎么就会知道“主席去世,有人搞分裂”这么机密的事情。


  我赶紧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这两报一刊找来,把那原话翻出来。给保卫组的一看,我那话基本是中央的意思。这事才不了了之。


  学历史才开始质疑“文革”


  “我想从历史中去找答案,为什么要革命斗争、为什么要搞知青上山下乡。”


  可能是觉得冤枉我了,后来1977年第一次恢复全国高考的时候,厂里对我特殊照顾,让我可以只上半天班,其他时间都用来复习,准备考试。


  我们厂里有60多人报考。那一年高考,地理、历史合算一门,语文、数学、政治合算一门、物理、化学算一门。满分是400分,280分上线,就能去参加体检了。我报了两志愿,中山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专业都是历史系和中文系。


  体检回来后,我们厂里陆续有两个人接到录取通知书。我一看急了。我一直觉得自己考得还不错啊。我赶紧给我母亲写信说这事。她给我回信,叫我去查查分数。


  拿着厂里开的介绍信,我到韶关考试中心一查,334分。当年中大录取分是325分。我上中大,肯定是没有问题。再一看,我的名字前面有个红色的符号。我想,这符号八成是和我母亲有关系,因为她那时卷入了“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还挂着呢,不能恢复工作。我因此也受到了“株连”。


  1977年底、1978年初,“四人帮”倒台后,政治气氛还是很浓厚,高考还要政审。让一个和江青随时能见面的人的孩子上大学,可能上头有人觉得这样不妥。


  但我不服气,决心要讨个说法。我当了十年农民、工人,想争取的就是两样东西:一是读书的权利,第二是做回城里人的权利。考上大学,我才能争取回这些权利。


  那时候已经是1978年春节后,考上大学的已经开始上学了。我母亲给我出了个主意,叫我找杨康华。


  杨老是个老革命,当年是管文教的副省长,和我们家交情不错。他给中大和华师都写了封信,说我是“粤剧名演员马师曾的儿子”,不说是红线女的。呵,这还挺有政治斗争艺术的。


  如果不是杨康华的信,我肯定就上不了大学。去报到的时候,已经晚了三个月,因祸得福,不用军训了。我进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历史是一个很热门的学科。我想从历史中去找答案,为什么要革命斗争、为什么要搞知青上山下乡。


  在那十年的革命风暴中,我看到一些跟我们家交情还不错的领导被批斗,比如陶铸,心里也觉得莫名其妙、不可理解。但是当时对毛主席的那种崇敬,是绝对的,谁反他,都不行。再说,“文革”时也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的思考。那时流行一个口号叫“狠斗私自一闪念”。我还没到质疑这场革命的超前境界。


  “文革”时,我读“毛选”,是怀着一种近乎读圣经、读神话的崇拜心态。从我懂事开始,毛主席就是一个神,神怎么会错?毛主席死后,把“四人帮”揪出来,我说不上是高兴,应该说是震动。我是下了工夫去学习文化革命的文章,推翻他们那是把原来的那套理论给否定了。


  一直到1979年,我才开始思考。我在大学里写了一篇论文,谈太平天国的“天京事变”。从这个时候起,我对个人崇拜心态才开始转变。


  有人说文革是“群众运动”,其实呢,就是“运动群众”。我们这些人就是被运动的,不由自主地卷进去了。


  记录人:本报记者 许黎娜 实习生刘美婷 程建兰

http://www.gzlib.gov.cn/gzkss/152333.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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