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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孝信:周总理为什么把1970年代的“保钓”称为海外“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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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保马今日推送台湾知名保钓人士林孝信先生《保钓历史的渊源及其对海峡两岸社会的意义》一文。作为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保钓运动”亲历者,林孝信先生回溯“保钓”波澜壮阔的进程,当年参与华府游行的台湾留美学生如何一步步挣脱战后国民党既定的政治教育框架,美国的冷漠放任与台湾的怯懦回避令他们感到双重幻灭,进而对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有了全新的思考,深入浅出地展现“保钓运动”与台湾左翼精神的历史承续关系。林先生尤其指出“保钓运动”中展现出的理想主义光芒,是今日海峡两岸最为重要的精神遗产:倘若试图在当下的两岸局势中重焕“保钓”的政治能量,离不开对七十年代台湾爱国抗争历史的梳理与肯定,也必须将“钓鱼岛问题”置于“第三世界”的脉络之下进行思考。

● 本文系林孝信先生2009年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举办保钓国际论坛的发言补充改写而成;原载于公众号“人民食物主权论坛”,感谢“人民食物主权论坛”授权保马转载!

保钓历史的渊源及其对海峡两岸社会的意义

文 | 林孝信

主席、两位馆长【编者按:指两岸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谢小芩(新竹)与薛芳渝(北京)】、在座的来宾、各位老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我站在这里觉得很荣幸。我了解其实不是我站在这里,而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站在这里。我们站在这里,希望能尽量为我们这一代发出我们共同的声音,能够把我们共同关心的东西,把我们那一代人所经历过的,以及所思、所为再现出来。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那一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今天站在台上的荣耀,是一代人共同努力,或是共同生活的自然结果。我能够站在这里,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所思所为与台湾社会对话,这是我深觉荣幸的地方。

我的报告也同时算是这场保钓论坛的前言。

因此,首先我将先简单回顾保钓运动的历史。这是因为考虑到在座有一些没有参加过保钓运动的年轻朋友,这个前言可以帮助她/他们了解保钓运动的背景;也同时让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我们回到当时的情境。然后从保钓运动的历史回顾,设法归纳出保钓运动的一些可贵的经验与教训,归结出保钓运动的意义。这些经验教训,以及这些意义,应该是台湾社会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特殊、比较值得参考的部分。当然,这些归纳难免掺有我个人主观的成分。我自觉地力求减低个人的片面性以及成见,但是我也知道不可能做到彻底的客观与公正。希望以后还有更多人提出各自的归纳与分析。

作为前言,在介绍保钓运动之前,我还要先感谢这个收藏计划的工作人员。收藏保钓史料,在当前台湾的氛围,需要有些眼光,有些理想性格,甚至需要一点勇气。因此,作为参加当年保钓运动的我们,要藉此感谢谢馆长等人的努力。

记得三年前左右,谢小芩馆长就来跟我谈,希望我把我所收藏的钓鱼台【编者注:大陆称作“钓鱼岛”,日本称作“尖阁诸岛”】运动相关文献与史料捐赠给清华大学图书馆。最初,我很犹豫。这批资料跟随了我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来,我曾经搬了很多次家,每次保留这几十箱的资料都要费不少心血与体力。这样患难相共,我已经跟这批资料有了感情,忽然说要捐出去,就好像嫁女儿一样的心情。女儿要怎么嫁出去,如果嫁错地方的话,女儿或我本人都会觉得遗憾。

当然,犹疑的原因还有很多。对于参与过钓运的人,那是生命的一部分,是呕心沥血、全心投入的一番经历;同时还是内心不断反思,不断与自己过去的无知与成见告别的过程。
每当有机会翻阅这些文献,就好像看到过去苍白的自我,如何在不断的工作、欢笑、吶喊、挣扎中逐渐长大、成熟的痕迹。那真是我们一代人用生命写的历史文献,捐献出去,有如告别自己的过去,总有几分难舍,真是犹豫再三啊。当然,最后还是捐了,就好像女儿终究要嫁出去那样。但是,捐出去之后,我发现我的“亲家”——清华大学图书馆非常善待她、重视她,并且费尽心力整理她,还举办这个论坛,现在我觉得嫁对了。所以各位如果还有女儿要嫁的,赶快嫁啊。

总之,我们非常谢谢清华大学,他们在这一方面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血,真的是很努力在照顾这批资料。

其次,我还想跟大家谈一谈,近代博物馆或图书馆典藏文物或史料的一些新概念。这些概念主张图书馆或博物馆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收藏书籍或文物,要“再现历史”,主动把收藏物展现给社会,并且与社会互动,把收藏物化为民众的共同记忆,最后能够成为社会的文化滋养;而不是把东西存在那里,从此藏诸名山,仅供有心人自己去查阅。就这一点来看,这次活动的主要意义不应该在于老保钓朋友们缅怀过去,而是透过这样的活动与台湾社会对话,从而达到再现历史的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有理由相信,大家来这里都不是为了要缅怀我们自己的事情。因为,很多老保钓在各自领域都很有成就,保钓的“伟大往事”不是老保钓们介意的问题。所以缅怀过去不是大家来这里的最主要动机,更不在于自我表扬;而是期望保钓历史的真实面目能够被台湾社会所了解,终于能够把保钓的火种延续下去,我相信这段历史相当重要。不幸的是,由于各种因素,这段历史以及她呈现的理念与精神,在台湾社会被忽略了。再现这段历史以及其蕴含的精神,对当今台湾社会应有参考价值,甚至对两岸社会进一步发展也可能产生一些贡献。这应该是大家今天来这里共同的心愿。

回到正题,以下简单的叙述保钓运动的历史。

事情要从1970年的暑假开始。台湾的渔民长年在钓鱼台的海域捕鱼,当时忽然受到日本军舰的驱离。渔民回来申诉,引起台湾媒体的注意与报导。最早的报道是(台湾)《中国时报》。他们特别派出记者出海到钓鱼台实地采访,然后做出报导。这则最早的报导,主办本次论坛的清华大学图书馆特别费功夫挖掘出来,并且复印放大陈列在图书馆的保钓特展。清华大学图书馆还特别联系并邀请报道的记者专程赶来参加这场盛会。刚才开幕时,谢馆长介绍这件事情,但是当时他们还没到达。现在他们已经赶来了。还有,刊出这个特别报道的《中国时报》的发行人余纪忠先生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的大女儿余范英女士现在也来了,大家请给她以及采访记者鼓掌,表示我们的敬意。余纪忠先生当时敢于派遣记者实地专门采访,是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的。他做出这个有担当的工作,为保钓运动发挥催生作用,所有保钓朋友都不会忘记余先生的贡献。

经由这些报导,日本军舰驱赶钓鱼台事件开始引起海内外的注意,留美学生开始酝酿保钓运动。

先是在普林斯顿、纽约、波斯顿、威斯康辛州麦迪森、加州柏克莱等地的大学(差不多同时)分别自发地在少数留学生圈子讨论,这种讨论很快蔓延开来,并开始成立保钓团体,进行横向联系。保钓运动迅速蔓延开来,得助于当时留学生已经存在的一些跨校组织,包括中国同学会联合会、大风社、科学月刊联络网,等等。事情发展得很快,不到半年,一个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运动已经隐然成形。到了1970年年底,就有人提议示威游行,很快就获得各地保钓团体的支持。

1971年的1月29日到30日,美国的华人与留学生就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等六个城市,举行第一次的保钓示威游行。

这对台湾学生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因为从前戒严时期,民众自发的政治性游行是一种巨大的禁忌。这个巨大的禁忌这么快就被冲破,其原因很值得深入分析。

首先,它说明大家对日本企图占领钓鱼台列屿的愤怒程度是很强大的;

其次,大家觉得这不是狭义的、以争取个人权益或遂行政治斗争的政治活动,也不是批评台湾的活动,而是一个单纯的爱国运动,矛头向外。因此,大家觉得理直气壮, 甚至认为台湾应该褒扬我们;

第三,那时期美国的校园常有反越战游行,美国学生上街头示威是家常便饭,台湾留学生在此氛围中耳濡目染也逐渐解除内心对游行示威的恐惧。

还有一个可能更根本的因素。

当时台湾的社会价值观比较推崇理想主义,比较不那么现实。如此熏陶出来的留学生,对于大是大非比较重视,比较坚持,比较勇于表达立场。这和今天的社会价值观差别很大。

这个因素的作用是间接的、潜在的,你也许很难找出具体的案例证明它的因果关系,也许很难量化它的影响,但却是根本的。保钓运动能够迅速发展,波澜壮观,持久存在,我个人认为这是根本的原因。冲破这个禁忌,影响深远。

保钓运动的爆发,引起台湾当局很大的震撼。诚然,我们这些学生在台湾都是只知道读书的乖学生,怎么到了美国就变得“不乖”了?要知道台湾当时在戒严时期,学生几乎不曾见到自发性的游行示威,更不要说参加。社会氛围无形中阻碍了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我们也都识相地躲避政治活动。当时出来参加示威游行也受到一些亲国民党学生的规劝或压力,然而并不管用,这使得台湾当局大为意外。

由于参加保钓人数众多,而且多属于乖学生,很难把这么多留学生都打成阴谋分子,或是被阴谋分子所利用,于是设法派专人来疏通。最有名的就是派遣国际文教处长姚舜,可是他并没有平息保钓的热潮。因为大家觉得我们并没有做错事,我们是爱国啊,我们从前在学校里不是被如此教诲的吗?

接着在3月间,又发生旅美五百位华裔学人上书蒋总统事件。

这封公开信提出四点主张,要求保卫钓鱼台,并且强烈反对在主权未定前与日本洽商联合开发附近海域的石油。这个上书的意见正好呼应了留学生保钓运动的主张。

这五百位署名的华裔学者很多都是国际级的大师,包括数学家陈省身等多位院士在内,是台湾十分重视的知名学者。即使台湾当局怀疑参加保钓运动留学生别具目的或受人利用,但这份怀疑却很难加在这些学者身上。事实上,情形正好倒过来:有些留学生本来还有点儿顾忌,如今看到这些著名学者都站出来保钓,原有的一点顾忌也都消失了。因此,这五百学人上书对保钓运动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次示威游行当然不可能达到目的。但是大家士气很高,认为不达到保钓目的决不罢休,于是相约4月10日再来一次。为了造成较大的声势以达到最大的效果,大家约定美国东岸与美国中西部(其实是在美国的中间偏东各州,从东岸到美国密西西比河)都集中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纽约与中西部的芝加哥便不再举办游行。

1971年4月10日,在华盛顿、西雅图、旧金山跟洛杉矶等城市举行第二次大示威,这一次示威的声势非常浩大,单单在纽约那一场估计至少有(约)二千五百人参加,有人估计到四千人。美国西岸的三个城市也各有数百人参加。当时台湾出国留学生每年大约在二千人左右,以平均在学三年计(占多数的硕士生平均两年毕业),估计每两位留学生就有一位出来示威游行。如果考虑到美国南部与中部地区距离东西两岸太远的因素,参加的占比率应该更高。

数量之外,游行的对象与诉求的主张也有所扩大。一月底的第一次示威对象主要是日本政府的驻外机构;但是一连串的事件让留学生担心台湾当局会不会为了保留联合国的席次而放弃对钓鱼台列屿主权的坚持。此外,大家也注意到美国政府偏袒日方。因此这次大游行的对象便包括美国国务院以及中华民国大使馆。

游行第一站是美国国务院,他们的回应不仅明显地偏袒日本,而且态度相当傲慢。面对几千人的游行队伍以及保钓人士用心收集的各种证据,并指出之前美国政府过去偏袒日本的错误言论,如此精心拟定的抗议信,美国国务院的回复只是重复事前已经表明过的立场:“美国过去只是暂时管理钓鱼台列屿,将把它连同琉球群岛交还给日本。”完全不理会保钓人士在抗议信中陈述的反对理由。游行队伍一些人听到了这样的回应,忍不住哭了。因为这和以前对美国的理解不同。以前被灌输美国是最重证据,并且一向在国际上主持正义,因而不少人事前带有不小期待。这下子落空了,而且发现过去的信念原来很有问题。

美国的回应令游行人深受刺激,但是美国终究不是我们的国家。因此,第二站的中华民国大使馆就令许多游行人滋生出额外的期待,期待自己的政府能够坚强地保卫国土,也期待政府能够理解我们受美国欺负的心情,那种心情犹如小孩在外头被欺负了,回到家寻求母亲的理解与安慰。游行队伍蜿蜒经过漫长的路途,才从美国国务院走到国府大使馆,长途跋涉示威人都有点累了。

在心身俱乏下,大家期待自己政府能够表达振奋人心的作为,结果完全落空了。国府大使馆官员不但没有表现坚决的保钓立场,没有理解学生爱国感情受到美国国务院的打击,连大使本人都没有出来与游行队伍讲话。在美国国务院所受到的挫折就转化为对政府彻底的失望。保钓学生蓦然发现,钓鱼台事件的根源,不只是外侮,还有内贼。自己政府如果立场不坚定,保钓是很难成功的。

队伍离开了国府大使馆,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经过了那一幕,很多人意识到,保钓的关键在于自己政府是否决心保卫钓鱼台。从这个过程中,保钓人士感觉到政府并不重视保钓。大家担心,在联合国席次风雨飘摇之际,钓鱼台主权可能成为牺牲品。体会到这些,对于下一站日本大使馆的抗议,示威人士已经不带任何期望。大家心中在想的是,如果政府不重视保钓,怎么办?

游行的各地积极分子,当天晚上在马里兰大学召开检讨会。对台湾当局的失望以及对保钓运动的出路成了会议的主轴,批评国民党政府成了主要内容。这样的会议自然不可能有具体的结果。由于大家感觉到政府不重视保钓,继续组织游行向日本示威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会议原来想要讨论下一个行动步骤也得不到共识。会议草草结束,留下很多人的失望与徬徨。

失望与徬徨也不是全然负面。至少大家开始探索:

为什么国民党不热衷保钓?甚至有些国民党忠贞党员还暗中打击保钓运动?

台湾教科书告诉我们,日本战后洗心革面,特别在蒋总统宽大为怀,以德报怨的政策下,声称永不对外侵略。怎么现在又要侵占钓鱼台?

台湾学校与社会舆论一再说,美国是我们的友邦,而且是主持正义的世界领袖,怎么在这次事件偏袒日本?

这许多疑问涌上心头。大家开始怀疑过去在台湾所接受的教育内容,特别是近代史的部分。

记忆拉回来了,许多人回想起在台湾中学的中国近代史课程,内容往往语焉不详。有些论述明显不合理,但是好像是禁忌,不能追根究底。然而,心里总是有些疑问。这些疑问本来深藏内心,而且已经渐渐淡忘了。但是保钓游行的挫折又唤起大家内心深处的这些疑问。于是在4月10日游行后,许多留学生开始探讨近代史。

刚好美国一些大学收藏了丰富的中文图书,留学生可以看到许多此前不知道的事情。于是在游行示威后,保钓运动进入探索近代史的阶段。此外,以前在台湾的禁忌也不能再限制我们。于是从保钓运动发展出一个近代史的研究运动。

不久,5月4日来临,由于保钓运动有些地方与五四运动相似,于是许多保钓团体办五四纪念会,把近代史的研究带到高潮。在这样研究活动下,大家才逐步解开埋在心中长期的疑问:为什么日本又开始来欺负我们,为什么美国会偏袒日本,为什么国民政府不愿意认真的保钓,等等。保钓运动因此从本土爱国开始深化到对历史发展脉络的认识。

对近代史的研究,回答了疑问。但是,出路何在,却依然没有答案。

正在这时候,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他已经派遣特使季辛吉秘密访问过北京,计划在次年正式访问北京,打开中美两国敌对二十多年的局面。这个宣布像是一个炸弹,震撼了全世界。二十多年高度敌对,从不公开接触的两个大国,忽然要开始来往了。这个宣布开启了国际局势的新时代。

这个宣布对保钓运动也产生巨大的冲击。台湾留学生猛然发现,还有一个中国政府,她已经强大到美国总统都必须登门拜访的程度。“说不定北京政府能够保钓?”徬徨中的保钓人士像是在迷雾里看到一盏灯。

逐渐地,保钓分子把希望寄托在对岸。当时美国社会燃起一阵中国热,不少保钓人士也积极去了解中国。因为以前在台湾念书的时候,对中共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因此从7月尼克松宣布将要访华之后,许多保钓运动人士积极设法了解中国的情形以及社会主义的理念。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中国的报导与书籍,逐渐把保钓运动转化为认识新中国的运动,甚至成为认同新中国的运动。由于中国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这个转化的运动也常常被看作左派运动。

就在许多保钓积极分子转向认同新中国之际,一些坚定的国民党籍保钓分子也在谋求出路。受到大量留学生不满国民党政府对保钓态度,以及尼克孙宣布访华后国际局势大转型的压力,这批国民党坚定分子也积极凝聚起来,逐渐形成保钓运动的右派。

除了这两个派别之外,还有相当一些保钓分子在这个局势大动荡的过程,并没有忘记对台湾的关怀。他们多数也热衷于认识新中国,不少人也开始了解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是他们坚持把关怀台湾作为重点。他们认为,即使中共要统一台湾,也需要以台湾人民的认同为前提。因此,如果要促进统一,就应该回台湾,而不是到北京。他们又说,主张社会主义就应该支持台湾劳工、农民以及其他弱势者的抗争,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换言之,保钓运动应该以关怀与支援台湾内部人民的奋斗为方向。

于是从尼克松的宣布开始,保钓运动就逐渐形成三个不同发展方向。

这个量变不久就成熟而且产生质变,这个质变的契机就发生在安娜堡国是大会。1971年9月,保钓运动人士召开了一个大规模的重要会议,是保钓运动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这就是有名的Ann Arbor国是大会。会议结果,保钓运动分裂。一般说法是左右分裂,其实不止分成两条路线,应该是分成三条路线:第一条左派路线,或是统一运动路线。很多保钓组织就改名称叫做中国统一运动组织(或是XX同盟或者XX促进会)。第二条右派路线,主要是一些非常支持国民党、支持国民政府的人组成。他们后来成立了一个反共爱国联盟。

前两条路线区分的标准一般采用左与右,但是比较贴切的标准也许应该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一者持高度批判乃至否定的态度,一者基本上肯定认同,即使也有些内部的批评。所谓左派或统一派,虽然多数接受社会主义的理念,但是更多的是基于民族主义;而当时的右派多数也是赞同中国统一,甚至也有人思想上赞同社会主义。因此采用统一派,或是左派右派,并不十分贴切。他们主要的差别,毋宁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第三条路线呢?持这条路线的人,基本上也是高度批评台湾当局,但是他们强调关心台湾,支持台湾内部追求正义的斗争。他们认为,即使追求中国的统一,也应该基于台湾人民的利益与认同为基础,真正的统一运动应该以台湾内部人民的要求为主力。有采用这条路线的人吗?当然。一些保钓朋友从运动中重新认识了台湾。他们发现台湾还在戒严的体制下,还有很多台湾内部的问题。他们认为保钓运动需要去关心台湾社会,去做启蒙工作,去支持台湾内部的社会运动与民主运动。

第三条路线的保钓人士声援台湾在戒严体制下受到打压的各方人士,这些受打压人士或是因为乡土文学的创作与论述,或者因为政治见解,或者为了追求合理公平的社会体制,等等而受到迫害。譬如说陈明忠、施明德、余登发、许信良等人,以及从事劳工、农民、原住民、环保等等运动人士。当时我们都在声援这些受到迫害的事件。

第三条路线过去没有人提及,主要是因为在当时台湾的氛围,不允许第三条路线公开自己的活动与主张,否则会危害到台湾的社会运动与民主运动,如此就违背了关怀与支持台湾的初衷。但是,这条路线确实存在,而且有不少人投入。

今天,时过境迁,已经没有造成危害的顾虑。这个论坛有几位引言人和与谈人就是属于这条路线。这里,我先借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这个被忽略的第三条路线。走第三条路线的人也不在乎他们的奉献是否得到Credit,甚至不在乎是否被知道。我们今天在座有很多是这样的人。今天公开提出来,也不是走第三条路线者的要求,而是希望还原历史真相。

再回到历史发展的脉络。国是大会以后,有一个比较大的事件,就是五位保钓人士访问中国大陆,并且受到周总理的接见。这是台湾出去美国的留学生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所谓第一次,就是说1949年以后的第一次,我们在座的陈治利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亲自见到周恩来总理的人。

再下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就是第二年,即1972年7月,美国正式把琉球群岛主权奉送给日本,并且将钓鱼台当作琉球的一部分一起交给日本。日本当时就借用这个机会说,钓鱼台是属于琉球的一部分,当琉球被日本并吞时,钓鱼台就自然属于日本的了。从这样的因缘才爆发出来的运动。对于美国把琉球交给日本,保钓运动很多人都觉得也应该要讲话,因为正是琉球被美国送给日本,又把钓鱼台当作琉球的一部分(这点是日本特别强调的),才有保卫钓鱼台的必要。如果琉球独立了,也就不会有日本企图占领钓鱼台的问题了。

因此,运动一开始,就有些保钓人士主张起来反对美国将琉球交给日本,应该支持琉球独立。这样的运动策略,还具有更高的正义性质:我们不只是保土爱国,我们还捍卫国际正义。

琉球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本来不属于日本的。战后根据波兹坦宣言跟开罗会议的精神,应该让琉球独立,只是因为当时亚洲形势一个复杂的状况,终究没有办法独立,甚至最后被美国送给日本。

但是这种主张并未得到多数保钓人士的重视与采纳。这可能由于,这种高调不容易获得广泛的响应,不利于保钓运动的发展。此外,还有一种考虑,认为琉球问题应该由琉球人来讲话,外人不宜过分越俎代庖。后来,笔者听说琉球一直有琉球独立运动,琉球人民不愿意当日本人。另外,还有一种担心的情况:如果琉球人也主张钓鱼台属于琉球,问题就复杂化了。

总之,1972年7月,当美国要把钓鱼台连同琉球奉送给日本时,留学生又举行了最后一次的保钓示威游行。这次游行由前两种路线分别办理,第三条路线人士由于不便公开,也不希望产生更多的分裂或混乱,并未单独举办,而是参加其中场次。

以上简单回顾了钓鱼台运动的大致历程,挂一漏万是难免的。主要目的是把大家拉回到四十年前的情境,也让未参加过保钓的年轻朋友理解一下运动脉络。接下来谈谈保钓运动产生历史的渊源。我把它分为外因跟内因来介绍。

外因方面,首先是美国正在改变亚洲战略布局。1965年美国开始打越战。以美国军力之强大,美国统治阶级以为击垮北越是轻而易举的事。没料到事与愿违,越战不仅未顺利结束,反而遭遇巨大的抵抗,迫使美国不断增兵,美国政府也就不断征兵,最后征兵到大学生。由于在越战战场上,美军死伤累累,引起大量美国大学生的反战示威。同时,为了取胜,美国使用各种新发展的武器,其中有些十分残忍。

这些残忍的屠杀镜头有些被记者捕捉到,经过国际媒体报导,美军的残暴受到全世界的批评,反战运动就此扩展到世界各地,人们甚至开始反省越战的本质——美国打越战是在捍卫自由民主呢?或是进行帝国主义侵略?

越战不顺利,反越战运动压力大,美国被迫考虑从战争抽身,但是又不愿意直接承认失败。于是,“光荣结束越战”,就成了美国追求的目标。美国深知北越受到中国的支持,因此要“光荣结束越战”,就必须与中国谈判。越战的发展,促使美国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需要与中国打交道。

其实,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已经是不得不做的事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一直拒绝承认,甚至在国际外交、经济、军事等等方面封锁中国。为了合理化封锁中国的政策,美国制造各种不承认中国的借口,包括说,中共统治不得民心,即将垮台,因此不必给予外交承认,等等。但是这些借口,经过了一二十年后,已经站不住脚。因此,美国内部主张与中国建交的要求越来越强。

另外,出于与苏联对抗的需要,美国考虑联华制苏的策略,与中国建交可以分化中苏关系。

以上种种因素,使得美国政府开始要与中共打交道。但是,美国并非真心地与中国友好。在与中国逐步友好的同时,美国更加强扶植日本。前者导致中美两国最后建交,后者则答应日本的要求,将琉球交给日本,包括钓鱼台。

正是在美国国际关系大变动的背景下,爆发了钓鱼台风波。日本政府也利用美国在越战的困境而再度占领了琉球,中共也藉此机会打破了被封锁、被包围的孤立局面,只有台湾陷入困境。台湾的渔民被驱赶,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更是急速滑落。留学生声援渔民,保卫领土主权的完整;国民党政府则唯恐得罪日本,担心进一步恶化外交关系,更担心联合国席次不保。在此背景下,保钓运动的发生以及与国民政府的冲突,都注定会发生了。

美国扶植日本并非从那时才开始。1949年国共内战以中共胜利结束,美国就开始转向扶植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战略伙伴,并作为遏阻社会主义力量扩散的桥头堡。在美国的积极扶植下,日本迅速从战争破坏中复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国。经济一旦快速复兴,日本又要对外扩充,重演明治维新后的路线。正如1870年代的历史显示,占领琉球是第一步。于是藉着美国受困于越战,需要日本支持之际,同时看准美国不愿意琉球独立(以免独立的琉球国外交上倾向北京),但是又不能无限期占领下去的尴尬局面,便向美国索取琉球。于是这个违背开罗宣言,违背联合国处置被法西斯侵占国家原则,更违背琉球人民意愿的勾当,就这样发生了。

但是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比较,这次日本的胃口更大。不仅要琉球,还要钓鱼台!

钓鱼台是无人小岛,附近海域虽然有丰富渔场,倒还不是日本如此重视的理由。日本特别指定要把钓鱼台当作琉球的一部分,随同琉球交给日本,主要因为钓鱼台附近海底可能蕴藏丰富的石油。

日本太需要石油了。战后日本与世界各国经济的成长,主要建立在大量廉价石油的使用。但是,日本却是唯一不产石油的经济大国。

过去从国外(主要从中东国家)购买石油,倒也没有问题。但是自从中东以色列-阿拉伯之间冲突加剧,特别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阿拉伯国家为主的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就威胁说,如果再爆发以色列-阿拉伯战争,将实施石油禁运,以制裁在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国家。支持以色列者当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在内。日本在外交上一向唯美国马首是瞻。因此,势必受到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禁运的制裁;而所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之中,就数日本最缺石油,石油禁运所造成的打击也会最严重。日本人蓦然发现,他们虽然是经济大国,却是资源小国。后来,阿拉伯国家的威胁果然发生了,1973年第四次以色列-埃及战争爆发后石油禁运也跟着出现。

这些威胁使日本积极寻找油源。根据当时已经相当成熟的石油地质理论,靠近大陆的近海大陆架下很可能蕴藏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而当时的科技已经发达到足以开采大陆架下的海底资源。亚洲是世界最大的大陆,太平洋是世界最大的海洋。东亚大陆的长江黄河经年累月携带大量泥沙与生物残骸沉积到海底,产生东亚-太平洋的大陆架,这个巨大的海相沉积很可能蕴藏异常丰富的石油资源。备受缺油之苦的日本早就想开采这个大陆架下的海底石油了。

但是还缺临门一脚。这个大陆架的石油资源主权不属于日本!根据1960年联合国国际海洋公约法的规定,大陆架的资源属于与这个大陆架自然相连的陆地国家与大陆架上岛屿国家所拥有。东亚-太平洋大陆架的主要拥有者当然是中国。日本与这个大陆架并不自然相连,甚至琉球也不是(琉球与这个大陆架之间隔着一条很深的琉球海沟)。如果日本想要拥有亚洲-太平洋大陆架的开采权利,至少就得占有大陆架上的一个岛屿。

这就是日本要占领钓鱼台的主要理由。因为,钓鱼台列屿就在这个大陆架上。日本只要拥有钓鱼台,他就可以拥有大陆架下矿产资源的部分主权,就可以开采这里的海底石油。日本想要开采这里的石油,而且早就把这层关系搞清楚,因此他要占领钓鱼台。

总之,东亚的国际局势在保钓运动发生前,已经处在巨大变动前夕。这是发生保钓运动的历史背景,这是发生保钓运动外因的第一项。

另外一个重要的外因,美国校园的反战运动帮助台湾留学生克服了对示威游行的畏惧感,并且促使留学生想法的改变。留学生出国前,台湾处于戒严时期,参加自发式的示威游行是被严厉禁止的。台湾学生不仅没有参加过自发性示威游行的经验,甚至带有恐惧感与排斥感。如果没有美国校园经常发生的反越战示威游行作为榜样,很难想象台湾留学生有那么多人敢于出来参加游行。

美国那个时候校园的反战浪潮不仅帮助台湾留学生克服了对游行示威的恐惧感,而且还激发了留学生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理想主义。因为当时的反战运动也引发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对现存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些反思运动,从而西方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盛行。留学生感染到美国校园的理想主义气氛与思想,不但鼓舞了留学生勇敢站出来,而且促使大家开始反思许多问题,例如:越战的性质,台湾当局与媒体对越战报导与诠释的可靠性,对美国的认识是否片面,甚至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本质,等等。这些反思是后来保钓运动能够深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上这些是发生保钓运动的重要外因。

内在因素呢,也可以分析出不少源头。时间的限制,我只举几个比较重要的。

首先,是自觉运动。1962年台湾发生一个自发性的学生运动——自觉运动,这在戒严时期是个意外。也正因为在戒严时期,这个学生运动无论就规模、激烈程度、直接影响等等各方面与后来美国反战学生运动比较,都无法相比。虽然如此,却为参与者埋下了种子。

其次,是《科学月刊》的创办。《科学月刊》对保钓运动的作用,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创办《科学月刊》具有一个潜在的理念:留学生应该关心自己的社会。这样的关心很容易延伸到其他领域,包括关心台湾渔民的权益,关心国家的领土完整,等等。从热心支持科学月刊到投入保钓运动,在理念上是一脉相通的。

其次,《科学月刊》当时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比较有系统的联络网,这个联络网对保钓运动的兴起与迅速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科学月刊》在创办时,美国各地留学生都很热烈的支持,很多人常常来信。大家的支持是科学月刊珍贵的资源,需要有效的维护。要维持大家的支持与热情并不容易,先决条件是得与大家保持经常的联络,不然的话,热心朋友来跟我们谈,谈了一次,相见甚欢,谈完以后几个月都不跟他回应,当然早就忘掉了,热忱也就冷却了。可是,要保持经常联络并非易事。在那个没有e-mail、没有传真机、连复印机都没有的时代,要跟一群人保持联系是很不容易的。怎么办?我们就用小时候办刊物印刷的土方法:刻钢板!就是在钢板上,把通讯内容用手写的方式,刻在蜡纸上,然后用滚筒沾油墨,就可以把通讯印刷出来。这是在当时条件困难下,为了建立联络网,采用的办法。我们就用这种土法炼钢的方式,出了一份工作通报,就叫做《科学月刊工作通报》。最频繁的时候,每个礼拜出一期,等于说我们同时办两份刊物,一个是《科学月刊》本身,一个月出一期;第二个是《工作通报》,一个礼拜出一期。

《科学月刊》就这样建立了一个很有效率的联络网,留学生透过这个联络网保持密切联络。这个很有效率的联络网,意外地在一年后的保钓运动发挥重大的作用,这是始料未及的。

这个《科学月刊》联络网,除了迅速传递信息与意见讨论之外,间接地还为彼此之间建立了信任感。这种信任感在保钓运动时很重要,因为保钓运动含有政治性质,如果彼此缺乏起码的互信,很容易被中伤,被分化,更多的参与者也会因为担心受人利用而不愿意站出来。如此,运动就不容易蓬勃开展。科学月刊联络网正好提供这个互信的基础。没有人怀疑参加科学月刊者的理想性,这无形中增加了对保钓运动的信任。有了这个信任做基础,保钓运动才容易蔓延开来。

《科学月刊》对保钓运动的影响还有一个层面——《科学月刊》的理念影响了日后保钓运动的演变,这就是前面所说第三条路线的产生。属于第三条路线的人,基本上可以说受到《科学月刊》的影响。本来,科学月刊的创办,是以服务自己成长社会为号召。许多科学月刊朋友参加保钓运动,并没有取消大家为自己社会服务的信念,反而更加坚定,更加认识到关怀自己社会的重要性,甚至还要扩大关怀与服务的范围。

这些内因都属于形式部分。接着分析内因中的实质部分,这需要考察保钓一代人的思想背景。

保钓一代人成长于五、六十年代,当时台湾社会思潮比较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刚才曾志朗也提到了一些例子。这当然反映当时台湾社会的情况。当时台湾社会比较朴实,也相对贫穷些,这些都是孕育理想主义的土壤。理想主义是促成轰轰烈烈保钓运动的根本因素。如果留学生缺乏高度的理想性格,很难想象会有那么多人出钱出力,牺牲学业,不畏被列入黑名单,积极而充满创意投入与个人功成名就无关的保钓运动。

随着年岁的长大,年轻时的理想激情难免转化。因此,常有人反思这样的理想激情是否必要,是否值得,特别在今日理想主义大退潮时代,常常听到有人质疑理想主义的价值,并进一步质疑参加保钓运动的意义。

要比较深入回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理想主义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这是一个大问题,不是这个简短的报告所能涵盖的,这里只能扼要叙述总体的看法。

我认为,理想与现实都不能偏废。理想主义常常被人嘲笑为天真、不切实、堂吉诃德、等等,认为只是少数人的梦想。然而,历史上理想主义屡屡发挥重大的作用。影响欧洲近代史至巨的法国大革命,并不是发生天灾歉收,百姓饿肚子而造反的;而是受了启蒙运动,理性高涨,人们为追求合理社会而引发的。又如在鸦片战争后多少人投入改革或革命活动,甚至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这些改变历史的活动,背后都可以看到理想主义的力量。

当然,过分的理想化固然于事无补,甚至还会带来灾难;但是,过度的现实化也同样有问题。过度理想主义固然曾经带来巨大的伤害,例如法国大革命中的贾可宾党专政,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等;但是由于过度现实而产生的危害或灾难,也是史不绝书。远的不说,就以去年金融海啸为例。这场经济危机所带来的伤害,其严重性已经不待多言。但是导致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正是社会过分现实。连美国前联邦储备局主席Greenspan都承认说,他没有料到美国的华尔街那些人是那么的贪婪。Greenspan讲这些话真是白痴,资本主义本来就是建筑在追求私利的基础之上。要华尔街不贪婪,那就不是华尔街了。

但是不管怎样,这里反映出一点,就是说现在大家认识到过度贪婪会带来伤害。然而,过度贪婪的根源就是过分现实,缺乏起码的理想性。可见,过于现实一样会带来灾难。理想与现实都不能完全偏废。

当年台湾留学生基本上比较带有理想主义的理念,我认为这是促成当时保钓运动蓬勃兴起的潜在原因。从这里我来谈一下保钓运动的一些可贵的精神资产。

第一个精神资产是爱国爱民、关怀世事,这点无需多说。

第二个精神资产是热情,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敢于为正义的事情站出来。这些正是理想主义者具有的质量。今日,我们看到太多人过分计较个人得失,对一些是非、正义的事情常常都不敢站出来。对这点,相信所有在这里的保钓朋友都有同感。保钓的这个精神资产,值得今日台湾社会参考。

第三个精神资产是重视历史,善于学习。

一方面,保钓人士很重视历史。首先,对于钓鱼台的归属问题,就是从历史找证据;其次,保钓人士把钓鱼台问题联系到近代史,从历史的视野定位保钓运动的意义,而历史的定位与意义反过来又有助于运动的持久与深化;再次,重视历史的态度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大陆的重新认识,有助于对台湾的深入了解。这些认识了解,是保钓运动能够延伸到关怀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基础。

另一方面,保钓运动人士善于学习,善于在运动中不断的学习。保钓运动不只是站在街头喊口号而已,在喊口号的过程中也在思考、也在动脑筋,也在觉得“我这样喊得对不对?”、“我是不是只是为喊口号而喊口号?还是我觉得喊口号喊得真的是有内容?真的也是我相信的?”因此很多保钓人士在运动过程中不断成长,这就是谢馆长刚才在一开始提到,保钓运动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自我启蒙、自我洗礼的一个过程。

第四个精神资产是注意国际大局的演变,并且善于从世界大格局的眼光,来分析跟了解台湾的问题,以及两岸的问题。

保钓运动关心台湾或整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且不是站在个人的成见或个人利益的角度去关心,而是站在整个台湾社会最大的利益,站在两岸最大的利益,站在长期发展的利益,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我回到台湾,看到很多有关台湾前途问题的言论,常常都只考虑个人或一个党派的利益,比较少从整体、长期、多数人的利益来考虑这个问题。诚然,这种不谋私利的态度,或许是保钓运动终究变弱的原因之一。设想,保钓运动如果采用一般民主政治做法,以政治运动获取权力,以政治权力谋取财富,再以财富支持运动,如此循环生生不息,保钓运动或许可以延续更久。当然,这样的运作必然会抛弃理想主义;失去了理想主义,保钓运动本身是否能够存在就有问题。

其实几乎所有参加保钓运动的人并没有个人私利的动机,都无所求。几乎所有保钓运动的人回到台湾或到任何地方,都不是要求官或做什么事情,甚至个人如果说被列入黑名单,也并不是认为要得到什么赔偿;哪怕是受到委屈或有所牺牲,大家都觉得这不是关心的重点。重点是,从参加保钓运动,是否学到东西,是否能够从学习到的观点、视野、格局、知识,继续为整体中国发展,为台湾社会做出一些有意义的贡献。

最后谈谈保钓运动的意义。

第一,它可以被视为“新的五四运动”,很多人都提过这点。

听说保钓一团见到周恩来总理时,周总理就说,保钓运动是“海外的五四运动”。这个传说流传很广,不知是否属实。在座的陈治利当年参加了这场会谈,是不是可以验证一下。当然,这种说法只是就它的意义而言。就规模与影响来看,它跟五四运动是不能比的。五四运动在更广泛的整个中国大陆发生,保钓运动则只是在海外的一部分留学生;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大革命,保钓运动当然没有这么巨大的作用。但是对于沟通两岸的了解,对促进中美相互的交流,对支持台湾的思想启蒙,社会运动与民主运动,保钓运动也作出了难得的贡献。把保钓运动视为新的五四运动,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不论如何,保钓运动的贡献跟五四运动相比还是小很多。为什么会这样?在大家都理解的差别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因素:因为保钓运动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生,是在美国;而五四运动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生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保钓的诉求无法直接传递给台湾渔民以及一般人民。不仅如此,保钓人士还被隔绝在海外,无法回台湾宣扬我们的诉求。甚至,保钓后出国的留学生都被打了预防针,不敢参加保钓运动,不敢接触保钓人士,因为保钓人士都被列入黑名单,都被宣传成反政府人士、附匪分子。如此,保钓运动就与台湾社会脱节,保钓运动所发展出来的精神资产也就无法贡献给台湾社会。这是保钓运动与五四运动的一个巨大差别,这也导致保钓运动无法发挥它可以产生的贡献。

参加保钓运动的人开始都没有警觉,结果一不小心,一大堆人就变成黑名单,甚至还有一些人根本就回不了台湾。其实当时很多参加保钓运动的人开始都没有什么与政府对抗的意识,甚至对政治毫无兴趣。而且,许多留学生并没有打算常居美国,曾志朗讲的,没有什么自己将来要准备留在美国的,所以很多人也没有去拿什么绿卡,什么通通都没有。忽然稀里糊涂变成黑名单,甚至回不成台湾,在这种状况下,很多人就被隔绝在海外,使得保钓运动这些人没有办法回到台湾贡献。

保钓运动很多人都很优秀,参加保钓运动像我们在座好几位都是院士,在座的还有一些杰出的已经到了院士的阶段,或是在很多各个领域都有非常杰出的贡献,可是这么优秀的人不能为台湾这个社会发挥应有的贡献,我要说,这是台湾社会非常大的损失。

因此反过来我也是在想,如果能够把保钓运动的真正面貌,重新让台湾社会了解,保钓运动的精神能够注入台湾这个社会,成为一个新的元素,我相信对台湾社会会产生贡献。就我个人来讲,典藏保钓文物最重要的意义也在这个地方,希望透过这样的典藏,再现历史,保钓运动的精神资产能够贡献给台湾社会,从而让保钓运动变成变成真正的“新五四运动”。

总之,保钓运动在理念上、精神上,很多方面都是非常接近五四运动。遗憾的就是保钓运动并没有产生对于自己成长社会的应有的贡献,这是我觉得最可惜的。甚至到今天,保钓运动的真正面貌、它的理念与精神,还没有得到台湾社会完整的了解,保钓有价值的精神资产也就无法贡献给台湾社会。

最后,还应该谈谈保钓运动对海峡两岸的意义。

保钓运动发生的时候,两岸隔绝(而且是敌对式的隔绝)已经超过20年。台湾多数人不了解大陆的情形,大陆也同样不了解台湾。如果再考虑台湾曾经被日本占领50年此一事实,两岸人民相互了解的困难度更是不可低估的。尼克松打开与中国交往之门,也同时开启了两岸交流的契机。但是,当时双方都低估了长期隔绝造成的相互误解,以及发展两岸关系的复杂程度。记得当时周恩来总理有次在回答西方媒体记者说,只要美国与台湾当局“废约、撤军、断交”,台湾与中国的统一就没有问题。后来邓小平复出后,多次强调统一台湾是1980年代中国政府要完成的三大任务之一。言下之意,在中美建交以后,解决台湾问题已经水到渠成。这些都表示中共的领导人低估了台湾问题的困难度。

因此,保钓运动对两岸的意义,最主要的就是促进两岸相互了解。许多保钓人士访问北京,成为中共了解台湾的一个重要窗口。

另一方面,保钓人士积极认识中共,也带动台湾留学生对大陆认识的兴趣与动力。当时很多保钓人士自动介绍或宣传大陆的情况,包括演讲、电影放映、书籍推销,等等,也提供了台湾留美学生认识大陆的机会。总之,保钓人士在这个历史交汇点,发挥了桥梁的作用。

今天,海峡两岸都在鼓励交流,推动交流是光明正大的好事;但是在1970年代初,两岸交流在台湾是禁忌,主张交流被认为是“附匪”。保钓人士冒着台湾亲人受迫害的压力推动交流,走在时代前端,功不可没。

如果进一步考察交流内容,可以看到保钓推行的交流活动,不只是游山玩水, 更不只是经商赚钱。当时的交流更多的是去了解中国大陆,了解中国大陆二十年来做了什么,了解中国的制度以及制度背后的理念、思想等等。

当然,受到当时中国激烈政治运动的影响,一些认识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那种交流比较深刻。相比来看,今日两岸交流的量很大,质却不深。两岸未来进一步的交流,很需要量与质兼顾。总之,双方认识对方的努力,认识对方六十年来做了什么事,遇到什么困难,犯了什么过错,等等,这才是深度的交流,这应该是交流的重点。就这点来看,早期保钓人士进行的两岸交流方式,很值得参考。

尽管保钓人士发挥了桥梁的作用,但是也有需要检讨的地方。不少到北京交流的保钓人士,对台湾的认识也很片面,这可能误导了北京对台湾的正确认识。前述北京领导人对台湾问题保持过分简单化的看法,有可能受了这种片面认识的影响。

事实上,当时许多保钓人士对台湾也不是很了解。留学生多出身中上家庭,台湾以前的教育只要学生读书,不鼓励接触社会,对台湾社会的了解机会本来就不多,对台湾认识不够深刻,是相当自然的。当然,也有比较注意台湾社会的保钓人士,但是他们往往也比较关心台湾,因而选择走第三条路线,也因此比较少到北京交流。

总之,两岸的交流还需要大量发展,特别在质的深刻相互认识方面。保钓人士在这方面还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

最后,我将谈谈三十几年前保钓对今天两岸社会的意义。

首先,前面提过保钓运动的精神资产对台湾今日依然很有参考价值。这里我愿意补充一句:这些精神资产对中国大陆同样有参考价值。且看前面列举的保钓精神资产:
爱国爱民、关怀世事;

热情,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敢于为正义的事情站出来;

重视历史,善于学习;

注意国际大局的演变,并且善于从世界大格局的眼光,来分析问题。

这四点对两岸当今社会,都很值得提倡。其中第4项,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经济和平崛起的时期,特别值得重视。

中国的崛起,可以一扫过去受欺负的悲惨命运,或许可以因此保卫钓鱼台。然而,在中国崛起后,不要忘记还有广大第三世界仍处在受欺负的状态。他们还存在贫穷,教育与卫生条件差,常常被强权干预,等等诸种问题。他们在国际上多无发言权。中国应该要有世界大格局的眼光,继续与第三世界并肩奋斗。

事实上,中国今日能够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受到重视,第三世界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原因。保钓人士都还记得,当年正是第三世界的支持,中国才能冲破美国长期的阻扰而进入联合国。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大国,可千万不能抛弃第三世界的立场。

期待中国继续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建设一个比较民主,平等的国际关系。在这方面,当年保钓运动的精神资产还很值得参考。这也是今天我们纪念保钓运动的意义所在。

说明:本文根据大陆的书写与阅读习惯,对文中表述有些许调整,并将文中的“台湾政府”改成了台湾或台湾当局。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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