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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军:“建政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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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政三”的故事

发表于 2014 年 05 月 11 日 由 钱文军

        1968年10月24日,大概中午时分,五次特快抵达南宁站。我家就在车站北面不算远的地方,却没有回家的感觉,也回不了家。看见站台东半截布满戴着黄袖套的大兵,还有戴着红袖章的平民,全都荷枪实弹,一副杀气腾腾的阵势。

       在北京被抓起来关了两个月出头,我们这些“422坏头头”终于押送回南宁,算是叶落归根了吧!不知道加挂了几节软卧车厢,总之每节包厢关二至四人,戴着手铐,门口守着一个持枪大兵。没想到他们怎么就把我安排和廖胡子在一起,照理说该配一个南宁422或桂林造反大军的坏头头才是,以免串供。见到老廖,跟他打了个招呼,顺便说句风凉话:“嘿,不愧是坏头头,还得享受处级以上干部待遇。”没等老廖搭腔,门口的大兵一拉枪栓,吼道:“不许说话!再说老子毙了你!”看他那一副小人初次得志的张狂样,我丝毫不怀疑没有他做不出来的事。闭嘴为妙。开车前来了两三个军官,告诉说不准睡下,只准坐着。等等。好几条戒律,记不清了。我问能不能打开手铐?其中一个皮笑肉不笑地反诘道:“想逃跑?!”走了。

        火车在路上走了两天,一路秋高气爽风光依旧,只是想到曾经不断做梦要为这块神奇美丽的大地做贡献,黄粱一枕尚未闻鼾声却已先破灭了,无限惆怅不断涌上心头。跟廖胡子轻声聊过几次,得趁那大兵坐出包厢之时。盛夏时节在北京的监狱里蹲了两个多月,只洗过一次澡,身上的汗臭味连我们自己都闻得到,他们肯定更无法忍受。列车上“南铁金刚钻”的列车员来送饭,他们原本就跟我们对立,这会儿敲盘子打碗学猫叫,给“老鼠(“广西422”被称作“鼠派”)头头”们的饭盒里,糊锅巴夹生饭混杂,几根萝卜干烂菜帮摆在上面,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竹篾充当筷条。

        忽然想到,没准那饭里吐了痰撒了尿都有可能。自己别去想便罢!在北京的号子里,某日,等到晌午时分还没得饭吃,1号囚徒大约饿得发慌,就念叨陈毅的《赣南游击词》,曰:“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念完就要我和一首。本某傻乎乎凑了个热闹:“饥如虎,窝头并不苦。残汤加水尽入肚,糠粃石砾皆不吐。据说都有补。”岂料被举报给狱卒了,提溜出去狠狠训了一通,说俺篡改诬蔑革命诗篇,罚站起码两个多小时,那一餐的两个窝窝头也没得吃:“你不是说‘都有补’吗?给你吃饱了还怎么改造反动思想?”

        双脚踏上站台,好歹都算落地家门口了,未来的命运不敢细想,只有听天由命一条路。谁知刚要进入车站大楼的门,围观的人群中突然冲出个人来,对着我剃光的脑袋就是一掌:“哈哈,钱大头,你也有今天!”扭头一看是初中同学姜某某。反正双手被手铐箍着,也没法回敬一掌的。给自己一个安慰:人被狗咬了,千万别咬回狗一口。瞪他一眼算是比阿Q更优雅的反击姿态!

        穿过火车站大楼,紧接着上了解放牌军车,篷布遮蔽得严严实实,只准蹲在车厢里啥也看不见,不知会运到哪里去,但知道绝对不会运到明园宾馆的。车停下之后,我们被吆喝下车,全都跪在炽烈的阳光下,沐浴红太阳火辣辣的光辉。一个穿着军用翻毛大皮鞋的兵哥挎着略显陈旧的AK47在我们前面走来走去,俺寻思:这鸟破枪,真不如老子的队伍当初挎的伞兵枪。

        他走着走着忽然停在我面前,用“夹壮”的普通话问我:“你穿的军装是从哪里抢来的?”我从鼻孔里哼了声:“不是抢的。”本来如此,它是俺老妈在303医院买的回收处理的正规军服,只是旧得略显白了而已。他又带着嘲笑说:“是你们那个左派军长孙凤章给的吧?啊?他现在去哪里啦?”我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回答与否,猝不防他飞起一脚猛踢在我左胸上,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连喊一声“共产党万岁”的机会都没有。或许幸好没喊,还能回魂醒来,却不知道我怎会趴倒在地上。白老眯在我旁边跪着,低声说:“你昏倒了。”那个大兵不知走到哪里去了,远端站着的是另一个大兵,直勾勾地盯着我。我老老实实爬起来,继续跪着,左胸隐隐灼痛,好在还不算很厉害。

        又晒了一阵,我们被叫了起来,排着队,提着自己的小包袱,一个接着一个走过去取掉手铐换成脚镣。然后又一个接着一个被吆喝着押解进了牢房。这辈子第一次被戴上脚镣,当时乃是享受死囚待遇了,忽然想起李玉和那个唱段:“狱警唤,似狼嚎。我迈步出监……”。可惜我没有阿Q那种胆色,兼之胸口还痛,那么高的调门,唱不出口。

        我和王反修被关在同一栋监舍里,他在后面那间小号,只关四五个人;我在前面这间大号,关着十几个。牢房是红砖红瓦砌的平房,两栋之间距大约六七米,平着屋山头还砌了红砖墙,起码有四五米高吧,围成一个院落。囚室的门是用粗钢筋和角钢焊成的,足够结实但通风透气。那位公安人员把我带进号子时,里面爆发出一片抗议声,于是知道这间房已经关了17个犯人,我再进去就是第18个了。那公安既不理会也不出声,等我进门他就锁上门走了。进了号子才知道这间房很长,比北京的牢房睡地铺好些的是,用杉木板做成一溜长长的通铺,从屋子这头到那头,前面留着一米多宽的路。

        号子里的十几个囚犯都靠着墙坐在铺上,对着门口这位满脸络腮胡子的壮汉,约摸三十来岁吧,一脸横肉。他冲着我用白话说:“你悃(睡)最里头!”我看过去那正是一个马桶所在,跟床铺一样高,标准水桶一样粗,有盖。于是想起小说里描写的“牢头”,不敢造次只能按照他的吩咐朝那马桶走去,只是有脚镣牵扯着,相当于碎步走。

        岂料他喝住我,问道:“你系由宾低(哪里)捉入来喀?”我能听懂白话,但不会说,只能答以普通话:“从北京押送回来的。”他又问:“为乜嘢(什么)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冷场不到一分钟,他似乎想起什么,接着问:“系422昵帮头头?”我道:“是的。”谁知他呼腾一下挪过床边来,像是电影里那些找到组织的地下党员,只差没说:“我可找到你们啦!”接着让我坐在他旁边,告知:“我嘀(我们)都系支持你嘀喀!”我以为这些都是“南宁422”的人马,反问道:“你们为什么被抓进来?”他嘿嘿一笑:“我嘀,偷嘢又有,屌嘿(性犯罪)又有,撞死人又有,打跤又有。样样都有!”哦!原来都是“南宁422”的基本群众,堡垒户,还不在组织的。

        他很兴奋,跟着就喊:“阿三!过来帮他除开介脚镣。”我吓了一跳,太胆大包天了吧?等会大兵过来,岂不是拿我撒气?赶紧拒绝。他笑了,告诉我说没事的,然后叫一个唤作阿欢的到门口去望风,那小伙子大约十六七岁,精瘦,应了一声就到门口去了。这个叫做阿三的,也不过十六七岁,这小伙子胖墩墩的,一副憨厚模样。只见他拿了根竹筷子,把方的那头折断,分出竹青那一片,极其麻利地在我脚下一插一抽,那脚镣就打开了。解下的脚镣跟手铐一样,只是连接两个锁环的铁链长些(后来知道这是轻铐,重铐是锻打加铆的,休想打开)。仔细一琢磨原来阿三是把那竹片顺着铐齿推进去,就把两边卡齿隔开了,铐子也就随之打开。阿三叫我收好那片竹青皮,以后自己开锁。再以后我也很老练,不需要竹青,只需火柴盒的木皮分一片出来就能开手铐。

        我问牢头“贵姓?”他自我介绍说:“喊我胡须佬就得啦!”又叫阿三端来一个小木盆的水,这时我才注意到门外边有一口缸,可以从钢筋门空隙伸手出去舀水,这个木盆是囚犯公用的,洗脸洗澡都是它。然后阿三乖乖地按照胡须佬的吩咐帮我洗脚,也没谁表示不满。胡须佬解释说那缸里是囚犯们洗脸刷牙用的水,是自来水,干净的。唠叨了一通废话,他改变决定了,命令离他三四位一个六十来岁老者往那头挪,以下全都挪一位,腾出一个人的位置告诉我:“你就悃昵度(睡这儿)。”然后解释说如果我挨着他,正对门口,万一军管大兵过来我会来不及扣上脚镣。想得真周到。

        接下去就要我讲北京的牢房是怎样的,吃的咋样,等等。我老老实实告诉他们,比这里差,小小一间闷房,挤着四五个囚犯,屋子里尽是汗馊味,刚进去差点被熏昏倒。阿欢笑道:“你一落来我嘀都差嘀昏倒。”那老者便趁机叫我洗澡,说我身上太臭馊了,大概睡在他身边会熏死他。阿三不用胡须佬吩咐,伸手出去舀了一木盆水,我也顾不得啥,脱衣服就在门口边洗,阿欢把自己的香皂拿来给我用。这时我才发现左边胸口疼痛处,似乎肿了。那肋骨也许骨折了,只是我没往那方面想,只认为是那个翻毛皮鞋踢的瘀伤。多年以后直至现在,那两根肋骨长得更突出了些,顶得左边胸口丰满得简直会令许多“太平公主”嫉妒。

        近黄昏时,在囚犯们嗷嗷叫唤声中,下午那餐饭送来了,送饭的女工把一罐一罐蒸饭摆在门口水泥地板上,饭上头盖着没一星点油色的豆芽菜。囚犯们戏称她们为“拜山”,那两位女工啥也不理,摆完拉着板车走了。囚犯们按顺序一个接一个从栏杆间拿饭,先拿的有选择权,秩序井然,似乎比现在挤公交车、开轿车的还要文明许多!就连拿饭的顺序也每餐自觉轮换,这餐第一个,下餐就变末尾,余类推。不过胡须佬永远排在第一个前面,享受牢头待遇。确实,这里的菜饭要比北京监狱强得多,那里每餐两个窝窝头,一碗咸得发苦的黄瓜片儿汤,同样是一颗油花也看不到,而且从8月18日进去直到离开,始终不变都是那种黄瓜片儿汤。而在这里不过月余就换过好几种青菜。

        牢房外不远处不时就有火车隆隆驶过,我问胡须佬,这里是啥地方?他道:“建政三。”我弄不懂,阿欢告诉我说是南宁市建政路三号,市公安局看守所的简称,那时还属于荒郊,如今已成闹市。94年我曾到南宁市财政局去办事,见到那里的门牌恰是建政路3号。打探得知看守所早已拆迁,只有后围墙还是原来的遗留,特地寻至大院最后面,看见那幅高高的围墙上还清晰地留着当年牢房屋山头的痕迹。

        住下几天后,就逐渐知道各位的业绩:胡须佬是沙井农民,趁武斗乱时偷着卖掉了生产队里的两头牛;阿三是因为私藏两颗手榴弹想留着以后炸鱼;阿欢是投机倒把,在青岛买火石到乌鲁木齐去卖。两分钱一粒买进,到那能卖一角一,一个行军壶能装两万粒;我旁边老者乃重机厂附近的菜农,儿子是南宁市联指的中层头目。生产队里几个小孩玩泥巴堆坟墓,他那个四五岁的孙子不知从哪里捡来一块木牌牌当墓碑,然后几个小屁孩烧纸磕头。岂料那漆成红色的木牌牌上还有黄字,上书“毛主席万岁”的,于是被抓了。经查老者乃富农成分,办案人员一唬:“是不是你爷爷教的?”吓傻了的孙子说是,于是他就被关进来了。幸亏还有儿子护着,没怎么吃苦。里边还有一个强奸犯;两个斗殴伤人的;一个抢得汽车开车撞死人的;一个卖了支手枪的。数偷东西的最多,好几个。还有几个闷声不吭的就不知道为啥被关进来了,不肯说。其中有个30多岁的河北人,一口唐山话,只说是临时关押在这的。

         这帮“阶级弟兄”跟我说了许多解放军帮着联指打展览馆、解放路的惨烈故事,更讲述了那些屠杀场面,老实说我是没想到的,心头一阵一阵紧缩。柳州的情况会怎样?当初我使劲鼓吹拿下柳南,在火车上跟廖胡子交流时他说他也是这个想法,即不打出一片地盘来一定被屠杀。但结果会如何?会不会也是部队参战?都不得而知。

        “建政三”比北京的监狱管得松,军管了以后公安成了打杂的,乐得清闲。大兵们耀武扬威像是天已降大任于他们了,头两天还有些兵豆子来看坏头头长成啥样,大概没发现青面獠牙也就没啥兴趣了。接下去就没人进过这院子,只在院外巡视。阿欢很活泼开朗,跟我特别近乎。他告诉我他姓何,老爸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起义成解放军后担任某航校教官,老妈是某医院的医生。58年老爹当了右派遣送劳改了,老妈划清界线离婚改嫁。他被送回南宁,跟着爷爷住在西关路一带。武斗时那里成了战场,爷爷带着家人逃到老家乡下,他自己跑回来跟两位街坊大哥搞投机倒把。据他说北方许多地方他都去过,每赚得钱就吃香喝辣。没想到几个月前在新疆被抓获,押送回来还不到一个月。

        他那两位同伙被关在后面,哪栋哪间他都知道。某日忽然后面的牢房里有人喊阿欢,他上床抓住后窗的铁栏杆,引体向上把头伸到对方看得见的所在,问:“宾个(谁)喊我?”后面那牢房里有人告诉他,再后面一排的某某叫告诉他,那个什么事情他们已经知道了,不要再瞒了。阿欢答应之后那人又向后传话过去了,他下来后有些郁闷,自言自语说他们怎么会知道了呢?啥事他不说,也没人追问。似这样的传话串供在建政三好像常有,我在里面见识过两三次。

        阿欢带进来一本《外国民歌200首》,是64开的小本。我问他怎么带进来的?他笑笑说塞进内裤里就带进来了,然后告诉我说这些人没人能欣赏外国歌,其实好听过我们中国歌。这小子的音乐知识很丰富,教我如何熟识简谱,然后我们选取其中的歌来唱。现在还记得《鸽子》、《西波涅》、、《西班牙女郎》、《小鸟》、《河里青蛙》什么的,少说也有三四十首吧,都是在号子里跟阿欢学的。那首《含苞欲放的花》,我们俩还能用两个声部合唱。又如美国歌曲G.马塞伊的《囚徒之歌》:“啊,但愿会有人真心爱我,有人亲切地呼唤我。但愿有人和我一同生活,只因为我已厌倦寂寞。/明天我将搬去新的牢房,留下我亲爱的人多凄凉。四周里围着冰冷的铁栅,我的头枕在硬石头上。/梦幻之我乘上一艘大船,航行在辽阔的海洋上。我要飞到我爱人的身旁,奥,这船儿给我带来希望。”至今没忘。如此放肆地唱,居然从来没有人来管过。后来下乡时,郑州插友焦宙问我咋会那么多外国歌,我跟他说多数是在牢房里学的。他打趣说看来没坐牢是一种遗憾。

        每天早上都会有放风时间,我到这时就自己铐上脚镣,出去走动,到点回来自己再解开它。有两个人要抬马桶到粪坑去倒,他们都抢着去。我有些奇怪,阿三告诉我出去得看风景,弄不好还能捡到烟屁股,不抽烟的话能换饭吃。没几天就亲眼瞧见了。那个卖枪佬捡了两个烟屁股回来,还挺长,跟另一个讨价还价许久,换得一盅饭。这里的规矩是:三个一公分以上的“红灯”烟头换一盅饭,要是“漓江”烟头就要四个。“红灯”烟卖0.24元,“漓江”烟0.21元,其他牌子比照价钱换算。这回卖枪佬捡的是“黄金叶”,比一公分长一点,所以要两个换一盅。至于是上午那盅还是下午那盅,协商解决。

       那个得了烟屁股的打架佬乐呵极了,不知从哪儿弄的报纸,把那两个烟屁股掰开卷成一个喇叭筒,用白话哼哼:“人穷志不穷,卷烟大大筒。”怎么点燃它呢?号子里几个人都忙活起来,主持的竟然是阿三。不知他们是从破棉衣还是被子里扯了点棉花,然后摊薄它,拉扯成十来公分长、两三公分宽的薄棉条;再抽了根草席上的草,把它分剥成很细的丝丝,对折成大约三四公分长一束,垂直交叉放在棉条正中间;再用拖板鞋从墙上刮石灰粉,小心地均匀撒到草席丝束中部。这时阿三把棉条对折包裹住草席束,再使劲卷成一个“春卷”,然后用一双平拖板鞋压在床板上,阿三出力地来回狠搓,没几下就汗流浹背了。另一个家伙头贴着床板凑近闻那来回搓的棉草卷,十几分钟后只听他喊:“得啦!”阿三把拖板鞋一丢,赶紧拿起棉草卷,那中间已经焦黑,折断就吹气,火苗就从中窜起来了。打架佬接过去点着喇叭筒,大口吸着,一副陶醉的模样,旁边几个围着的流着哈喇子看。抽到最后,参与搓火的两个各获赏吸一口。而卖枪佬换得的饭,得分四分之一给不抽烟的胡须佬,这是牢头的权利。而得烟抽的那位就坐在床里闭目养神,以免看见别人吃饭辘辘饥肠受刺激。

         “建政三”的牢饭算是货币,可以交换的东西很多。我旁边这位老富农,坐牢居然坐成“富豪”了。几乎每天的两盅饭他只吃下午那一盅,上午那盅我们吃饭他打坐,只是不面壁罢了。有位从外地抓回来的年轻人,用一条质地很好的全新毛哔叽裤子,跟他换了八盅饭,算是最高价;另一位用一件同样很好的宽纹灯芯绒夹克衫,换得他五盅饭;一套天津产“红梅牌”长袖运动衫,只能换两盅饭。还有别人的小件换的,衣裤之类差火一点他都不肯要的。胡须佬说他身后那个包袱里全是换来的衣裤之类。只是他从不会换烟抽。

        我们前面哪栋是女监,据说主要关的是性犯罪的女犯,政治犯经济犯很少,夜里不时能听见她们中有人哼哼凄婉调子,听得人都要神经。一天这个河北佬脱光了在铁门里冲凉,没想到对面高窗里竟然露了女人面孔。胡须佬最先发现,喊:“河北佬!对面嘀女人看你冲凉呢。”河北佬无动于衷,只抬头瞧瞧便继续冲他的凉,似乎越来越暴露得起劲。阿三他们一起涌过去看,那边窗口里轮换了几张年轻女人的面孔,还有一个在嗤嗤笑。阿欢说都是做鸡挨抓的,脸皮厚。但很快就不见了。那幅后窗很高,手能抓到窗栅,但要把脸提升到窗口还是很吃力的,坚持不了多久。河北佬仍旧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冲凉。其实每个人都是那样冲凉,多数人套一个裤衩,少数就这样光屁股冲,也没见过前面会有人围观。

         牢房里的伙食据说每天八两粮食,实际上恐怕吃不到,菜里根本无油,饥肠辘辘是每天的常态。于是乎尽管牢里关的几乎都是血气方刚的汉子,却没人还有性欲,也从未听说谁会谈女人。最具共识的话题就是吃。一旦讨论起这话题,大家都来了精神。尤其是河北佬,他吹起他们河北的吃喝简直旁若无人出神入化,但说来说去也就是饺子面条烙饼,肉食也不过酱驴肉和扒鸡。真有料的还数阿欢,他走南闯北搞投机倒把,一定没轻饶他的肠胃。从新疆的烤羊肉串、卤羊蹄,内蒙的烤全羊、炖羊杂、酱骨头,济南的翡翠面条,武汉的豆皮,一直说到广东五花八门的粤式大菜。某日讨论猪身上哪一部分最好吃,众人各执一词争论得不可开交。谁知他忽然冒出一句:“猪大肠要是洗得太干净,没一点猪屎味就没有生炒大肠的好味道!”大伙一个个听得目瞪口呆,然后哈哈大笑。我后来又听到南宁市宋福民市长同样的说法,知道阿欢不是瞎掰。

        那个强奸犯也是郊区农民,生的颇有些猥琐,黄里透黑的脸色眼圈还有一层淡淡的乌黛色,总感觉像个病人,生理和心理都有病。谁都可以欺负他,尤其是阿三。胡须佬吩咐啥事他一准行动最快,欺负强奸佬也最出格。有一天阿三跟这小子打赌,说他那个牛甘果叶子的枕头,强奸佬若是能绑在“麻雕”(生殖器)上在号子里走五个来回,他愿意输掉两盅饭。强奸佬顿时兴奋起来,他从未有任何可以换得饭吃的物件,这是个好机会。他们在马桶边折腾了一会儿,那家伙光着屁股前面吊着个大枕头开始走,谁知走了一半那枕头掉地了。吵了一阵说不算,再次绑的时候他们连蛋蛋后面的根一起绑上了。这货走到三圈半,突然倒地面色铁青,口吐白沫浑身直抽抽。胡须佬赶紧下床掐他的人中,气是喘过来了但神志仍然不清。

        胡须佬赶紧冲着外面大声喊:“报告政府!出人命啦!”大概被外面巡视的大兵听见了,没多大会儿就冲过来几个大兵和公安,打开牢门责令胡须佬把他背了出去,仍旧光着屁股。过了一阵胡须佬被公安带着回来了。阿三脸色也极难看,这货惹出来的事情,可能会有大麻烦。好几个人问胡须佬,他只是简单说“死不了”就再不肯多说。果然,没多大会儿,一个军官领着几个大兵过来,打开牢门把阿欢、阿三带了出去,刚出院子大门我们就听见抽打声,还有阿欢与阿三的惨叫。再过一会儿他俩都被押送回来了,看样子阿欢挨得更厉害,脸上还留着血印子。那个公安跟进门来搜阿欢的东西,歌书被搜走了。

        这事儿就这样不再有声响。第二天放风时阿欢告诉我,说胡须佬包庇阿三,硬说他是主谋,害得他挨打得很惨。还有歌书也是胡须佬告密才被搜走的。阿三似乎也觉得有点对不起阿欢,讨好似的总跟阿欢说好话。谁知事情还没完,当天下午来了个被唤作“班长”的兵哥,点了阿欢的大名叫他到门口,问了几句歌书的事就要他把双手伸出铁栏栅门,阿欢照做了。他双手抓住阿欢的双手,一只脚蹬住铁门使劲往外拽,阿欢的胳膊被铁栏栅挤压着,只听见他惨叫不已我们却看不出有何大动作。直到阿欢哭着求饶,那大兵才肯松手。然后教训他,说他是这个号子里最调皮的,国民党反动军官的狗崽子,骨子里的坏水最多,等等。

        本以为他该走了,岂知他用食指指着我,说你这个坏头头,在这里面还不老实,还唱黄歌。我们不会整治你,但会把你的表现写进档案,等你回到柳州你就知道厉害了,被你蒙蔽的群众现在都觉悟了,到时候看他们会怎样收拾你!然后才走了。我明白胡须佬把我同阿欢唱歌的事揭发了,不过想想那也算不得啥,只是阿欢的胳膊外侧有些青瘀,也磨破了些少,看不出有多大伤害。但两天多他那双手都绵软无力,连饭盅都端不动。这种阴狠的整治真厉害!

        牢房里安静了两三天,大家都闷声无语。那个强奸佬被公安押解着回来收拾东西,然后就带走了,胡须佬说是换到另一个号子去了。这时大家似乎明白,胡须佬的牢头地位也是军管认可了的,但号子里的囚犯对他却不那么尊重了。等阿欢的手完全恢复正常,这小子的活泼禀性又逐日显现。其实也不过闷了两三天而已。号子里又进出两三个,每一个新进来的人都会被打探外面的消息,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出奇的动向。

        好像是每个星期三吧,记不准了。外面可以给里边的人送东西,大抵是牙膏肥皂衣衫药品之类。牢里也可以写信给家里要东西,但只能由监狱方审视批准才寄得出去。每到“拜山”那天,公安会来到牢门口,点一两个名字,丢下几件东西在门口,被点到姓名的就会欢天喜地奔过去拿自己的物件。胡须佬说食品是不能送的,说我还没进来之前老富农曾经有一次被儿子送过康乐饼干,惹得其他人吵吵着也要家里送吃的。以后就告知不准送食品,也不见再有送吃的了。但胡须佬说老富农曾经被叫出去吃东西,而且还把牢里换得的衣衫送走过一次,说他儿子现在官挺大,能耐也大,不知是真是假。只是我在时没见过他被叫出去过。

       某日突然来了个军官,跟着的公安打开门,叫我出去。我问公安是否要收拾东西,他说不用。出门后那军官核实过我的姓名,叫公安把脚镣卸了。那公安拿钥匙打开了,然后问军官脚镣是否留在这回来再铐上。那军官笑笑说:“拿走吧,他每天进去就自己打开了,铐着还不是哄我们自己!”我跟着这位军官,出了院门,走着走着知道我们这栋在第二排。到了看守所的办公室,里边有好几个人,军人平民都有,后来关在党校旧址时认识了其中的何福然,那个戴眼镜的女的叫陈薇,其余不认识。唠叨了些啥全然记不得了,只知道我给他们的印象是态度不好。然后他们到隔壁房间去商量什么,我瞧见桌面上放着一包开过的“大前门”香烟,好像是某个军官的。环顾四下房间里确实没人,赶紧上前从里边掏了三支,再多恐怕会被发现。他们商量回来,唠叨几句,就说我可以回去了。

        公安押送我回到监舍,我则乐不可支,问阿欢,一整支“大前门”可以换几盅饭?一伙人讨论了一会儿,结论是,如果完整的一支可以换三盅饭。我从兜里掏出那三支烟,拿两支换六盅饭,剩下一支自己享用。至于他们几个人分,怎么分,都不关我的事。点火方法依旧。当天下午餐,吃了两盅饭,好久没有这种吃饱了的感觉了,真爽。次日早上餐又是两盅。想着还有四次吃饱饭的感觉,不由得哼起《沙家浜》里的唱段:“一日三餐有鱼虾……”岂料还没等到下午开饭,那公安来开门,叫我收拾行李出监。NND,我还有四盅饭没得到哩!早知道不换饭自己抽烟多好!忽然想起来,大声说:“阿欢,剩下的那四盅饭归你!”出监后直接被押送回柳州了。

        光阴似箭。1998年夏末,一天下午四点多,区信托老胡来电话拉我当晚参加一个宴会。我不假思索就说不想去,这类宴会浪费时间太多。但经不住老胡的劝说,大抵是还有好几个熟人都会去,大家好久没聊聊了,借此机会叙叙。只好答应去了。到六点多,我们一起到了明园饭店一号楼旁边的餐厅。是一次自助餐晚宴,看请柬得知,主办公司是澳洲来推销葡萄酒的,看样子像是产品推介会。但得知他们还要投资建厂,在南宁市搞分装。

        百多位各界嘉宾济济一堂,果然有许多熟人朋友,见面总得聊几句。未几,澳洲方面和南宁市政府相关机构的主宾进入餐厅,一通例行废话之后,主持人请澳洲公司亚洲区总裁何先生致辞。听见那名字我就吃了一惊,再看清楚了,就是阿欢!似乎长高了一些,西装革履仪表堂堂,但音容笑貌显示就是他。根本没听清他那夹白的普通话说些什么,然后开餐,主宾到各处向来宾敬酒,我躲开了,不愿意在忙乱中跟他相认。今晚全是这牌子的葡萄酒,可惜我认不到英文,也就记不住。等到一轮应酬过去,我看见他得了些空,遂迎上前去,到他面前时他似乎有一迅间惊愕,又迅即返回常态。我说:“阿欢,不认识我了?”他定了定神,接着说白话:“大佬,真系你?”握手的感觉还有点颤抖,我也用白话回答他:“我走阵时,肿留低几盅饭俾你介。”他立即会心地哈哈大笑,说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我。

        紧接着他拉着我走出餐厅,到门前的花园旁边,给了一个熊抱。然后告诉我他所在乃是马来西亚的公司,这是他们公司与澳洲公司的合作项目,想开拓中国红酒市场,不过他认为可能不太乐观,因为中国尚无红酒文化。他很惊奇我能说白话了,接着告诉我,今晚最好不要说“建政三”的事。之所以不要说这事,是因为今晚有区市两级政府的官员在场,他不想引起他们的尴尬,或者要做不必要的解释,不如不提。何况他也没被判刑,不说也不算隐瞒什么。我答应了。

        说着话,那个澳洲洋人出来找他,他们用英语交谈了几句,然后阿欢介绍我与那个洋人认识,握握手。我们回到宴会厅,晚宴很快就进入尾声,阿欢又登台说话,说着话他忽然说今晚很惊喜地遇到30年前的老朋友、大哥,算是跟南宁的一种缘分。接着就招呼我上台,我摆摆手表示不必了。谁知他硬是过来拉我,只得上去应酬几句。宴会散席以后,他们外资方一伙人被政府机构接走,临行前他特地告诉我:明早八点以前,一定要来,在新都酒店一楼西餐厅我们聊聊。我和老胡走去停车场。老胡问:“你他妈的,30年前你不是在坐牢吗?是牢里的患难兄弟?”我记得阿欢的嘱托,撒谎说:“坐牢之前的朋友。”回家的路上,一路思绪难平。都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真的很奇妙。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新都酒店西餐厅边吃边聊,这里很安静,食客不多。说起“建政三”那些往事,也说了些各自后来的经历。他告诉我,我走后没几天他也走了,因为未满18岁,释放了,但没逃过上山下乡,他爷爷全家连人带户口都被驱赶去了百色地区。改革开放以后才搬回来,他老爸也平反回到南宁,然后他全家都去了马来西亚,他们家族在那里有很多亲戚。他出去后才真的得机会读了些书,混到大学毕业,等等。忽然,他低声跟我说:“唱《含苞欲放》,你还是唱低音部,我唱高音部。还记得吧?”我说:“你神经啊?在这里唱?”他说:“没关系,小声点。看,一个客人也没有了。”拗不过他,于是无伴奏小声合唱开始,我们仍像当年在“建政三”那样默契,只是惹得餐厅那些工作人员都不知所措地望着我们,这两个疯子!

         回味“建政三”的那段日子,不过个把月吧,我更愿意认为那是我的第一次大学生活,还是值得回味的。(2013.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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