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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武汉市委大院内活埋戴鹏案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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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高按: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但是经历过“文革”的人,还会记得,“六一”是1966年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的日子——那是毛泽东称誉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这一天,就是“文革”从党内高层权斗转向社会群众蜂起投入的转折点。

  有武汉故交给我转来署名为“商欣仁、彭祖龙”的“文革”回忆录《六渡桥的黄昏》中的一章。彭祖龙这个名字很熟,是四十年前武汉“文革”造反组织的活跃人物之一,而“商欣仁”这个名字,很像笔名——“伤心人”的谐音。我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看来不错,“商欣仁”看来很可能就是彭祖龙本人。

  这篇回忆录所写的事情——“文革”中的造反派戴鹏,被保守派在中共武汉市委大院内活埋,此前我也有耳闻,但了解不细,更不太知道后来还有涉嫌杀害他的凶手落网时拒捕而被枪杀,而后又被追认为“烈士”的种种曲折。虽然本文文字并不是很顺畅,但是对“文革”后成长的年轻读者了解“文革”中种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具有参考价值。承蒙武汉故交帮我征得“商欣仁”认可,转贴于此,原文甚长,我略做了一点点删改。
  “文革”中的造反派,年龄轻的如今也都已经年过花甲甚至古稀,都是退休老人了。当年的战友后来思想变化也是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当年彭祖龙的战友、“工造总司”一号勤务员吴焱金,对彭祖龙及其所写的《六渡桥的黄昏》就相当不以为然。这里我也附上吴焱金所写的《彭祖龙其人》一文的摘录,供读者更全面地反思“文革”经验教训。
  我重申一点:转载文章,并不意味着我完全认同其观点和认定其所述的事实;而只是认为它能够提供给我们研究的资料,或者开拓讨论的思路。



中共武汉市委大院内活埋戴鹏案件始末

商欣仁、彭祖龙,选自《六渡桥的黄昏》书稿第25章

  提要:戴鹏:三十岁,共青团员,汉口青岛路人民仓会计,文革时任“工造总司”二号勤务员,被“百万雄师”抓进设在武汉市委的“百万雄师”总部,未死就活埋在市委大院内树林中。
  汤忠云:共产党员,武汉渔猎公司干部,文革时任“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部长,戴鹏案主凶,1967年“720”事件后,因戴鹏案被公安机关抓捕时被击毙,毛泽东死后,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其平反,追认为烈士。

一,案情简介

  文革期间,1967年6月12日,武汉市发生了一件活埋人的刑事案件,这一真实无误的案件,由于介入文化大革命这个政治主题,其处理结果却让人百思不能其解。
  不能其解之一的是:
  戴鹏被活埋一案,人证、物证具在,当事人都一一承认。法院却以疑犯是受人指使杀人为由,将凶手一一无罪释放。那么,既是受人指使,那指使人应为凶手也应治罪,法院又认为指使的具体人无法确定,也就是说:“戴鹏确实是被人活埋,却没有凶手”。
  不能其解之二是:
  当年奉命侦破此案和抓捕凶手的三名公安人员,共产党员彭海如、刘祖清、王振友三人,却以非法拘捕他人罪被判三年、六年、八年徒刑。
  不能其解之三是:
  毛泽东死后,他指定的接班人,坚持二个凡是,被当局称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主席,却为活埋戴鹏的主犯,主凶汤忠云平反昭雪,追认为烈士。
  这一奇怪的案件,在现在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很平常。
  这一案件,三人均不服,经二十几年上诉。从中央到地方法院,人人都认为是冤案,但个个都不能解决。
  湖北中院一位老资格法官×××(隐其名),说了实话,“经我手办的这样冤案多得很,一个都没法解决,劝你们不要跑了,任何案件一旦沾上“政治”的边,就只有等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中央有人说话才能解决,例如右派、又如胡风案件、又如芦山会议案件,政治案件如此,刑事案件一样如此。碰上“政治”需要,或者“杀头”,或者“升官”。历来如此”。
  那么,这是一桩什么样的和政治沾边的刑事案件呢?

二、政治背景

  1966年,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以刘少奇为首的当局首先提出了打倒彭、罗、陆、杨四个党内反革命。武汉马上响应,由王任重和湖北省委提出打倒李达、武克仁、何定华(武汉大学正副校长),说他们是武汉三家村,一时间从上至下,每个单位都有三家村,武汉市一下子成千上万的人被批斗,游街,抄家。支持当局的红卫兵们大扫四旧,武汉市陷入了“红色恐怖”之中。
  按党内规定,任何一个运动必需是由党来领导,由上而下进行,这种方法本来是党的一贯做法,但此时;却有人把这种方法称为刘少奇的“反动路线”,那么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毛主席路线党内外从未听说过,原来在文革中制定了“十六条”,要自下而上地搞运动,群众可以不通过党组织,自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揭发、这一来麻烦了,全市大乱。乱的原因是前阵子以党的工作组,专案组整人的当权派(时称走资派)骨干份子,反过来被他们整过的或正在挨整的人批斗、抄家、游过街。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时间全市大乱,工厂停产,学生停课。
  为了保住自己,当权派们又找一些曾经得到好处的人来保护自己,这就在群众中形成了两派。挨过整的人一般叫“造反派”,专门整人的又去保护当官的人叫“保皇派”。“保皇派”在当时是不合法的,他们不可能公开自已是“保皇派”,因为运动中明确规定要整“党内当权派”,所以他们也要找一个当权派来斗,例如在湖北省造反派要斗省长张体学,说前段整人是他叫搞的。保皇派要斗孟夫唐(主管教育的副省长),各单位也一样,保皇派也斗当权派——他们当时也自称“造反派”,只是专捡一些不起眼,出身不好,职务不高,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来斗,而造反派尽找些有实权的、显赫一时的人来斗,因为这些人曾整过自己材料,所以有一种报复心里。
  这样一来,全市上下各单位都形成了二派,当权派也形成了二派支持造反派干部和支持保皇派干部,公安局、法院、检查院也不例外。全部成了两派。
  问题就出在这里。
  从1966年保皇派和支保、当权派要红卫兵扫四旧时,就撞上了大祸,66年底到67年初,全市停产,全国大乱。此时,中央老干部谭震林等对毛的这种运动方法不满,觉得这样做不妥,于是上报毛主席,要求停止这种由下而上、不在党委领导下运动的(方法)路线。
  毛让步了,为了及早纠偏,毛让部队党委介入,全国实行军管。军人当权,可想而知,这是以农民为主的队伍,只认阶级成份,其它什么都不管,一下子将斗党内走资派又改成斗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落后分子,这即是所称“二月逆流”。
  此时,前段受到前所未有的羞辱的当权派(走资派)及其骨干们马上又神气起来。
  戴鹏案件就发生在“二月逆流”之后。
  此时,武汉市已宣布军管,湖北省军区在3月21日,发出了通告(即3.21通告),要求工厂复工,学生复课,撒消群众组织山头,并对武汉最大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宣布为非法组织,将其第一号负责人朱鸿霞逮捕法办,对其它群众组织做思想工作要求解散,将当时所强占办公地点归还原单位。对参与斗当权派的群众只做教育不追究责任。
  军方没想到的是,武汉群众组织都自称“造反派”组织,连保皇派也称自己是造反组织,例如保皇派“红武兵造反大队”等。军方一时拿不准,又不能都像对待“工人总部”那样对待这些群众组织,这样一来,群众山头一个也撤不了,不但撤不了,这时有这些山头群众组织还要为“工总”翻案。
  武汉市政府人武部负责人牛怀龙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了解武汉“职工联合会”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由于军人都是农民出身,他只认一个理,凡贫下中农出身的人占多数的组织就是好组织,职工联合会符合这一标准)运动中这个组织被“工总”打垮,所以他要依靠这个组织来支持军方,协助军方将这些乱七八槽的社会残渣赶回工厂。此时,武汉机械局武装干部俞文斌(一作喻文斌——高注),正好不谋而合,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党中央,毛主席要大家积极参加运动,人人都应积极参加“工人总部”凭什么说自已是“保守组织”,要把职工联合会砸掉?该组织共产党员都是贫下中农出身,都是党的依靠对象,历次运动的积极份子(其它群众组织头头中党员很少)。看看“工人总部”是些什么东西?出身不好还不说,都是各单位掉儿郎当,不务正业,流氓阿飞,五类份子,资产阶级意识较强的人组成,运动能依靠这些人吗?所以,俞文斌、牛怀龙想以准军事组织 “民兵”名义参加文化大革命,协助政府和军方将生产搞上去,业余闹革命,这个组织命名为“红武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红武兵将市委作为自己办公总部,协助军方整治社会,武汉市社会情况开始好转,工厂开始开工(学生未上课),每个单位“红武兵”在厂门口值班清点人数,生产基本恢复。
  但问题又来了,那些曾砸过保皇组织的“造反派“打手”们,砸过文革领导小组,抢过“黑材料”的人,冲击党委办公室的人,斗过当权派又抄过当权派的家,抓当权派游过街的人。一上班就被“隔离反省”不准回家,有的被保皇打得鼻青脸肿,有的写检讨,此时军方并不干涉红武兵,红武兵代替了党委和工作组,这样一来,自然有一些人不上班,四处躲藏,上京告状,逃向农村。工厂表面开工,实为半开工——牛怀龙也只需要这表面现象。
  此时,武汉另有一些单位造反派人数众多,控制着工厂,红武兵头头和打手不敢回到造反派占多数的工厂去上班。
  社会上还有一些群众组织,前期是军方承认的合法组织如“工造总司”、“红教工”、“红侨兵”,“红工兵”、“二司”、“三司”等,为了拨掉这些据点,牛怀龙认为红武兵以准军方组织名义不合适——不能使用武力,便要求他们改名。而俞文兵认为,这些据点就像国民党蒋介石王朝的南京,必须以“百万雄师”之势而攻之。1967年3月底,群众组织“红武兵”改名“百万雄师”,杀入社会。
  百万雄师在8201部队的帮助下,制定了拔掉全市八大据点的方法和步骤,江岸区“百万雄师”总部决定将攻占当时最大的工人群众组织“工造总司”(总部在汉口友益街16号,现武汉市文化局内)的任务,交由二七区(即江岸区,“文革”中的改名高潮中改为“二七区”——高注)自行解决,火线指挥部设在第30中学内,汽车运输由第30中对面的汽车运转二站担任。
  此前,为了不打无准备的仗,先派人了解工造内部“文攻武卫”防卫布署,一是设法抓到工造主要头头,并由市公安局消防处,以消防总队检查消防设施为由进入工造总部内实地勘查,据武汉市儿童医院“百万雄师”武斗干将董继斗后来介绍,8201部队派专人在30中讲解攻战、退战术,并决定在工造旁边韩家巷留一空口,让工造人员好逃亡——可惜工造内部,无人知道这一信息,只是死守,最后被杀死23人。8201部队只是想逼工造退出,也并未想到最后会死那么多人。
  1967年6月4日,省军区发表6.4公告,百万雄师加紧了拔据点步伐。
  6月11日,百万雄师作战部得到情报,一个叫胡崇远的武汉邮局工人,“四清”挨过整,所以参加了造反派,并在工造总司担任主要头目,但他和该组织二号头目戴鹏关系不好,退出了工造,组成新工造,愿投向“百万雄师”保皇派一方。胡被请到百万雄师总部,介绍工造内部情况,汤忠云(百万雄师作战部副部长)对他说:“你离开工造已近二个月,这二个月内部情况一定有变,你不一定都了解,你能不能想办法搞个头头出来,或者你找,或者我们抓”(以上为胡在7.20后交待材料)。当时胡就想到了对头戴鹏,说戴鹏人很忠厚老实,每天离不开老婆,按时上下班,抓他最方便,但胡不能出面。至于其它头头,像吴焱金,彭祖龙、龙梅生、潘洪斌,周围警卫人员很多,难得下手。
  戴鹏的命就这样完了。
  6月12日,在胡崇远的指引下,汤忠云派江岸区红五兵头头王明荣、陈昌录为首7人等在青岛路人民仓库,将戴鹏抓住。戴拼命反抗,并大声喊叫,司机非常紧张,加上吉普车并不隔音,路上行人中造反派又多,他们很害怕,此时,司机×××将一毛巾丢给王明荣、陈昌录,将戴鹏口堵住,二十几分钟后,车到市委,当时戴鹏已不醒人事,昏迷过去,他们将他放在长椅上,交给另一组专门审讯的班子,抓捕组人员就离开了。后来,戴醒了,又反抗,大骂百万雄师“保皇派”,于是打手们大打出手,将戴鹏打伤,戴鹏仍不服,继续大骂“保皇派”你们没有好下场,随便抓人是违法的,我又不是走资派,又不是反革命,你们有什么资格抓我——都是学的电影中革命者不怕死的英雄场面,也都是党一贯教导的结果。
  头头们无法,一个叫王明荣的头头担心戴鹏叫声“影响不好”,仍然叫人将口堵上,让送到一楼办公大楼地下室,等汤忠云(作战副部长)回来再说,这样戴又堵上口,拖到市场地下室。
  当晚,汤忠云回来,陈昌义向他汇报情况,汤想找戴谈一谈,但此时问题发生了:地下室看管人员说,戴已经没气了!这一下大家都害怕担当责任,七嘴八舌乱成一套,有人提议在市委大院后树林中挖一土坑埋了算了,称所有在场人员一律不准外传。最后,汤忠云说:“那只好这样办”。
  夜晚,坑挖好,众人将戴抬进市委左侧小树林内土坑前——突然戴鹏又出气了!此时马上报告汤忠云,是否送医院,或丢在马路上?经研究,当时医院都被造反派控制,(当时凡文化高,知识份子多的单位,造反派就多),觉得去医院怕不行,丢到街上也不行,六月份满街都是人,若运到郊区去的话路上人多,要叫造反派抓住就没命了,后来又来消息,说戴鹏又没出气了。
  这样折腾了几小时,最后听说没气了,有人提议:干脆埋了算了!最后也谁没点头,却七手八脚地埋了。(以上为7.20后,对百万雄师头头审讯材料)。
  可怜的戴鹏,就这样被不明不白地埋了!

三、追捕凶手

  6月24日,“百万雄师”按计划血洗工造总司,当场杀死23人、伤200余人。工造总司被百万雄师三千余手持铁矛的武斗人员围攻时,工造总司曾向武汉部队、省军区、人武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支左办公室连连呼救,无一响应,武汉工造总司后面是市无线电厂,驻厂军代表将工厂大门打开,让百万雄师战斗人员持械汽车从厂中进入,从后面攻打工造总部,工厂军代表站在高处看血腥战斗场面。被造反派称为“亲人”的解放军的行为,伤透了造反派们的心。
  血洗工造后,下午2时半,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办公室宣传车开过来,开始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
  戴鹏失踪后,工造总司总部,及戴鹏妻子陈景莲(他们有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到处寻找,向武汉军区、省军区,武汉市公安局军管会报案。当时,武汉公安局由保守派组织“武汉公安”控制,军管会由人武部牛怀龙将军控制,报案当然石沉大海。
  1967年“720”事件后,牛怀龙一派受到毛泽东的打击,8201部队解散。百万雄师涉案人员纷纷投案自首,戴鹏被活埋一案浮出水面。有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为了立功赎罪,将责任推给别人,甚至描绘说,戴鹏活埋前还在与人说话!后经深入调查,反复论证,互相印证,有些话并不可靠,但有一点是众口一词:决定抓人、打人、埋人的主犯为汤忠云。
  “720”后,公安局已由造反组织“公安联司”接管——保九处处长彭海如是其头头。
  8201撤出后,8199部队百忙中急于上阵,全权委托“公安联司”负责武汉治安和刑事案件侦察,并临时成立军警联合七人领导小组,军方三人、警方四人。
  戴鹏一案自然是故意杀人重案之一。
  (未完待续)




武汉三镇日新月异,有多少人还记得,林立的高楼下面埋藏了什么样的往事?


附:吴焱金《彭祖龙其人》(摘录)
(吴焱金,原武汉工造总司一号勤务员)

  彭祖龙的书《六渡桥的黄昏》部分在网上发表后,有许多网友发表十分中肯的批评,为此我有必要谈谈彭祖龙这个人,试析他的思想变化过程及其缘由。
  彭祖龙,1937年生,文革中是武汉橡胶厂技术员,曾在“四清”工作队干过一段时间,后参加《工造总司》,为勤务员和宣传部长。
  实事求是地说,在投身文革的过程中,彭祖龙是坚定地拥护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造反派。在粉碎“二月逆流”的抗暴斗争中,在“工造总司”被陈再道之流指挥的“百万雄师”包围并血腥屠杀时,他义无反顾地充当现场总指挥,与“百万雄师”的刽子手殊死搏斗并负伤。
  “720”事件后,他主办的《工造总司》报和《不忘六·二四》战报及时详尽地揭露了陈再道之流杀害无辜造反派群众的血腥暴行。《工造总司》有一支青年人组成的《铁军》,血气方刚,容易冲动,唯恐他们出事,又是彭祖龙自告奋勇出任《铁军》政委,并为此遭到曾思玉、刘丰打压,在武汉警备区被关近一年。毛主席逝世后,彭祖龙作为“四人帮”的骨干分子被投进监牢,最后被判刑六年。当局原本对彭“免于起诉”,但彭竟索要“毕业证”,后因“态度恶劣和坚持反动立场”,发了“毕业证”——判有期徒刑六年。
  吃够了苦头,走出牢门的彭祖龙一无所有,凭借刻苦钻研技术,拿到工程师职称,在武汉市科委编外的一个摊子里办搜集科技情报的杂志。以后跑遍湖北农村去支援乡办企业,以此糊口。1987年回汉碰到我,我当时正办民办科研所(后破产)。彭听说也想办,我就告诉他如何申办明详细情况,彭祖龙立即办起了民办科研所(后发展为公司) ,并以此为平台开始了他的小康之路。
  他跑到内蒙古,找到时任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的王群(从武汉调去的),王群见到“家乡人”,又是工程师,热情接待。彭祖龙果然不负王群所愿,在内蒙古改革开放中帮许多化工厂走出困境,并为他们打开销路。
  有此契机,彭祖龙一步步走上小康之路,思想上也就逐渐起了变化。
  ……彭认为毛主席没选好接班人,致使造反派被打到永劫不复的地步,故自嘲为“伤心人”(商欣仁)。
  尝到改革开放甜头的彭祖龙,政治态度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也逐渐在变化,“邓小平好,胡锦涛好,温家宝好”,这是他经常对我说的话。
  由于彭祖龙当了老板,接触的精英们也多起来,先富起来的老板们多是挺邓反毛的,本不反毛的他在那个圈子里也逐渐在思想上和老板们打成一片。
  再后来,彭祖龙能自由出入香港,成了香港摄影记者。后游历了欧盟十一国,欣赏西方的繁华和民主自由,思想上逐渐“与时俱进”,和国际接轨。
  造反派的同志和网友都认为彭祖龙文章杂乱,思想混乱,这与他不断接受各种思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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