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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焕椿:“文革”中舆论导向的扭曲

楼层直达
级别: 新手上路
       “6·1社论”:“横扫”的灾难
       1966年5月31日晚,人民日报部门以上干部在三楼会议室已坐等多时,大家相对无言,默默地静候中央工作组的到来。10时左右,工作组组长陈伯达带领王力、关锋、穆欣来到人民日报社,总政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解放军报》记者处处长朱悦鹏、军事宣传处副主编尚力科已先期到达,随后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胡痴也赶到报社同他们汇合。
       当天下午,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新闻界宣布人民日报工作组名单中,有王力、关锋、穆欣、杨丁、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和上海解放日报的两个名额,人选当时还未定,后来才知是鲁瑛和邵以华。名单中并无唐平铸和胡痴的名字,他们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两个“特殊人物”的到来,立刻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相信这是陈伯达的刻意安排,他需要有懂得办报又与军方保持密切联系的人来协助他接管人民日报。从5月31日起,唐、胡二人天天夜里来人民日报上班,深得陈伯达的赏识和器重。
       后来唐平铸当上人民日报代总编,胡痴当上新华社代社长都仰赖于陈伯达的举荐。唐平铸当上人民日报代总编后,他办公室里贴过两张陈伯达亲笔书赠的条幅:“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高名之家,鬼干其室”。据说陈伯达也送过一张条幅给胡痴,上曰:“伯达不达,胡痴不痴”。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陈伯达慢吞吞地走进会议室,对吴冷西和他的部下说:“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原来的社领导不得插手。”吴冷西要发言,刚讲两句,就被陈伯达打断了。
       报社夜班工作主要在二楼,总编辑办公室、总编室、评论组、值班室都集中在那里。事前,报社已为工作组人员腾出了两间大办公室,一间四十多平米的是总编辑吴冷西的,另一间小一点的是副总编辑胡绩伟的。会后,陈伯达走进为他准备的吴冷西那间,说“这么大,我不要”,转身又走了出来,进了胡绩伟那间小的。参与“6·1社论”起草、修改、定稿的人扎在一起,显得有些拥挤。工作组另一些人,则在大办公室里审阅第二天见报的新闻、文章和版面。
       从表面看,人民日报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内部反而显得异常平静,除二楼走廊上多了几个陌生人影,工作气氛比往日紧张、压抑外,并无什么特别变化。
       “6·1社论”是5月31日上午,陈伯达在钓鱼台授意钱抵千、尚力科和朱悦鹏起草的。起草过程中,钱抵千特地加进了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中关于政权、政变的一段话。钱抵千说,“林总这个讲话,陈伯达和康生参加修改过,可以写上”。于是,社论关于政权问题的论述,几乎全是林彪的讲话。
       王力、关锋、唐平铸和胡痴参加了修改,陈伯达最后定稿。社论内容大都是陈伯达和林彪的话,无需作大的改动,只在题目上下功夫。社论原题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认为题目过于一般化,没有震憾力和号召力,他在纸上写了好几个题目,最后大笔一挥,圈定了其中的一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陈伯达特别吩咐,社论要排楷体字,题目要做通栏,位置要放在头版最上方。这是陈伯达夺了吴冷西权之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他称之为“旗帜鲜明”的社论。但是,使他始料不及的是,社论刚一发表,编辑部就接到无数抗议和批判的电话,直斥炮制社论的人是牛鬼蛇神,惟恐天下不乱。有一封长达数千字的信,逐段批驳,称社论是株真正的大毒草。此信不是来自别的地方,恰恰来自陈伯达要亲自控制的舆论机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使他警觉起来,感到舆论机关内部不稳。于是,他带着工作组的人,到新华社,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召开大会,鼓动人们起来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从军队中调干部,以记者名义到中央三大新闻单位去掌握情况,以便牢牢控制。
       人民日报在“文革”中算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单位,从未发生过武斗。社论发表后,人民日报突然掀起了一阵揪斗“牛鬼蛇神”的狂风恶浪,吴冷西等一批“走资派”被造反派揪到五楼礼堂,强迫他们跪在台上,围着他们拳打脚踢,吐唾沫,抽皮鞭。此时已被调到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原文艺部主任陈笑雨,也名列其中。随后“笑雨满身污秽、一脸愤懑、双目炯炯、双唇紧闭,到了办公室取了手提包,疾步下楼。他回到三里河华北局宿舍,但是并未回家,只是悄悄将手提包塞进宿舍铁门,就回身到玉渊潭,让清澈的河水陪伴他离开那个混乱污浊的人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起草和修改社论的人,后来几乎无一例外都成了“牛鬼蛇神”,包括陈伯达自己。陈伯达后来很感叹地说:“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审判员问:“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你组织人写的吗?”陈伯达回答说:“我写的,是我写的。我写的不在于我拿笔写不拿笔写,我口述,我口述的。”“这篇文章的全部责任,全部,不是一部的责任,我都要负担起来。”甚至说:“就凭这篇文章,也可以判我死罪了。”

       极具“号召力”的一张大字报
       “6·1社论”后,连续五天,陈伯达主持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等一系列评论,将“文化大革命”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
       在这些评论中,《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具有特殊的地位,它虽然只是评论员文章,在新闻评论规格上比社论低一级,但它的权威性、号召力和影响所及,都超过上述几篇社论。
       1966年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的大字报,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是1957年反右以来北大第一次出现大字报,并且矛头直指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成为当时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北大校园大字报铺天盖地,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最初支持者居多,但是维护校领导、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很快占了上风。有的大字报甚至指责聂元梓等人是“反党大阴谋家”。按观点不同逐渐形成了两派——造反派和保皇派,双方各不相让,辩论到激烈时推推搡搡,局面相当混乱。前来观看大字报的人参与其间,刹时间北大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当北大这把火烧起来的时候,本是玩火者的“中央文革”两大头目——康生、陈伯达却慌了手脚。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为避免火烧到自己身上,他们决定先灭火,再伺机而动。
       当晚,陈伯达打电话给刚刚改组的北京市委新领导李雪峰,说北大“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联。现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怕人们上街游行”,要他前去制止。李雪峰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隔一会,陈伯达又打电话:“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做工作,不要上街。”李雪峰还是没有答应,认为此刻非中央说话不可。
       中央改组北京市委虽已定局,但尚未正式公布(正式公布是6月3日),李雪峰不能以华北局第一书记身份前往北大,推辞是有充分理由的。陈伯达急了,第三次打电话对李雪峰说:“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李还是不肯答应,陈说:“我们一块去。”陈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话说到这等程度,李雪峰再也无法推辞了。
       这时,康生也通过国务院外事办给李雪峰打电话,要他和蒋南翔一起去北大,说大字报可以贴,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接着又亲自给李雪峰打电话,要他去北大。
       临出发前,李雪峰与陈伯达联系,陈伯达变挂,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李雪峰心里窝火,事已至此,也不好倒退了。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已经先到,党团员干部会议也已开过了。李雪峰坐下听汇报,说“会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南翔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再开一次。”于是,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李只好将大字报要内外有别,要有领导,有步骤,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等再讲一遍。
       正当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等人陷入被动的时候,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情况,并呈送了大字报底稿。6月1日,毛泽东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求当晚在电台广播,并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下午4时,批示从杭州传达到康生、陈伯达手中。
       毛泽东给予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如此之高的评价,是康生、陈伯达当初没有想到的。他们原先担心大字报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心急如焚,逼着李雪峰去灭火,现在看到毛泽东支持,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摇身一变,争做支持大字报的“功臣”。
       康生情不自禁地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陈伯达也兴奋起来,这天傍晚,他早早来到人民日报,向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等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布置起草评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评论,随即又带几个人到北大看大字报去了。回报社后陈伯达一面看已经写好的评论草稿,一面向起草评论的人盛赞北大大字报有点“革命火药味”。他对内容和文字未作大的修改。只作标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定署名:本报评论员。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联播节目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称,“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攻击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文章号召,要“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大字报全文公布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使许多人感到意外。北大学生愤怒地说,“不要盲从!”“把中央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气焰压下去!”校园内又贴出一批新大字报。不仅北大学生感到意外,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也感到惊愕。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周总理说,他也是在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通知。刘少奇、邓小平事前同样不知道。从此,全国高等院校纷纷仿效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党组织,混乱局面,一发不可收。

       乱军行动:“揪军内一小撮”
       进入1967年,“文革”形势更加严峻。年初,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被作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在没有文件和手续的情况下被打倒。接着,上海造反派夺了市委、市政府的权,这个被称为“一月革命”的夺权行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地纷纷效法。2月,国务院副总理和元帅们为阻止动乱蔓延,与林、江集团进行面对面抗争,结果被诬为“二月逆流”。年中,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8月,王力煽动外交夺权,外交工作失控,外交纠纷增多,终于22日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严重事件。
       在这一系列非同寻常事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发生在武汉的“7·20事件”,因为它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亲临武汉,坐镇武汉解决问题。
       1967年上半年,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百万雄师”两大派群众组织在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否正确问题上发生分歧:“百万雄师”拥护军区,认为“支左”正确;“工人总部”则要揪出武汉地区的“武老谭”(武汉的谭震林),矛头指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双方矛盾日趋激烈,经常发生武斗。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挑动下,“工人总部”公开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冲击军区,绑架钟汉华,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到武汉,解决武汉问题。当日,谢富治、王力也被周恩来从重庆召至武汉。一直随同谢富治、王力出巡云南、成都、重庆的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小组吴某也一同到达。
       15日、16日,毛泽东、周恩来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确定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毛泽东说,要给“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做好他们的工作。建议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做好两派组织工作,协商解决问题。
       但是,谢富治、王力另有打算。7月18日,他们在送走周恩来后,马上驱车前往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发表演说,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王力说: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19日,“造反派”四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为自己造势。这就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周恩来商定的方针。
       王力的讲话,激化了矛盾,引起武汉军民和“百万雄师”的极大愤慨。20日凌晨,他们抓走王力,举行游行,武汉局势急转直下。已回北京的周恩来知道后,要求军区保证王力的安全,避免事态恶化。这便是震惊全国的“7·20事件”。
       林彪、江青等却借此大做文章,把“7·2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案件”,“百万雄师”被诬为“反革命组织”,武汉军区独立师被打成“叛军”予以解散。
       7月22日,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组织了数万人到西郊机场迎接。关锋当场布置人民日报写社论,将“揪军内一小撮”作为当时的宣传口径,新闻、言论、文章都要明确写上“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人民日报》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等社论,都是王力、关锋亲自出题目、修改、签发,关锋亲笔在多处加上“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字样。7月25日,北京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林彪等出席,公开支持武汉“造反派”,声讨“7·20事件”,高呼“打倒陈再道”,对武汉军区施加巨大压力。
       7月26日,《人民日报》以《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的通栏大标题,报道了这次大会,副题则由一系列极左口号组成: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揪军内一小撮”在“7·20事件”中喊得最响,乱军也达到了顶点。这个乱军口号是怎样提出来,并从军内喊到全国的呢?
       1967年1月10日,王力、关锋借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机会,以研究报纸宣传的名义,找解放军报的唐平铸、胡痴开会,对军队高级领导干部思想“分析排队”,在此基础上起草了一份《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首次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当晚,江青将这个文件送林彪批阅。林彪第二天批示“完全同意”,使这一口号合法化。
       1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经过王力、关锋审改批发的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社论说:“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1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把这一口号从全军推向了全国。
       军中对林彪构成威胁的,都是些掌握实权而又不愿听命于他的将帅级人物。林彪将他们视为心腹之患。即便是已无实权,但得人心者,也不放过。早在“文革”前夕,他就同江青一伙勾结,开始了乱军行动。第一个受害者就是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1965年12月,在上海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策动对罗瑞卿的所谓“反党篡军的罪行”的揭发、批判,并宣布撤销罗瑞卿党政军一切职务。
       之后,他们又编造种种莫须有罪名陷害贺龙元帅。说他是罗瑞卿的后台,参与了所谓的“二月兵变”,等等,将这位久经沙场、身患重病的老帅搞得家破人亡。
       在遭遇所谓“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两次惊心动魄的面对面的斗争之后,林、江集团感受到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威胁,将这两场斗争诬为“二月逆流”,对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元帅批斗了半个多月,对军委各大机关、国防部和各大军区不断进行冲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更是无限上纲,说“二月逆流”“是党的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
       现在,他们抓住“7·20事件”大做文章,目的就是把“二月逆流”那几位元帅,作为“军内一小撮”,“靠红卫兵除之”(林彪语)。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已无军职,而且远离北京,在西南“负责”三线建设。1966年底,“中央文革”唆使红卫兵将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让北京卫戍区“监护”,伺机除去这个“障碍”。1967年7月12日,江青、陈伯达、康生、戚本禹下令批斗彭德怀,北京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便轮番揪斗,报刊也一哄而上,大造舆论。
       7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林立果的文章《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署名“空军司令部红尖兵”)。文章把“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精神作了尽情发挥,矛头直指对林彪构成威胁的将帅。文章说:从组织上夺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绝不是斗争的结束”。“要把组织上的胜利,扩大到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胜利,还需要继续作艰苦的斗争。”“因为组织是人建立的,是受人的思想和意识支配的。‘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各报紧跟其后,都发表了一系列打“死老虎”的文章,既为打倒刘少奇制造舆论,又为批判彭德怀、罗瑞卿鸣锣开道。
       7月31日,建军40周年前夕,《人民日报》用1、2、3整整三个版的篇幅,刊登4篇社论:《红旗》杂志第12期的两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和《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强的支柱》;《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这些社论罗织大量“罪名”,把彭德怀、罗瑞卿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军队里的代理人,进行公开、正式批判。社论诬蔑“彭德怀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几十年来,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在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罗瑞卿作为仅次于彭德怀的军内最大的走资派。
       8月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巨幅照片,第二、三版刊登了《毛主席论人民战争》的语录,第4、5、6、7、8版,整整5个版的篇幅,重新刊登了林彪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写的文章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第9版还破天荒刊登毛泽东与林彪两幅巨大照片。这一切安排,都是刻意突出林彪,用以说明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伙伴是林彪而不是别人。
       8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公开发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发表时,有意删去决议中原有的“同志”二字,并配以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同日,还转载《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和《解放军报》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两报一刊”合力而动,齐声为批判彭德怀摇旗呐喊。
       8月17日,《人民日报》以《展开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斗争,坚决清算彭德怀及其后台篡党篡军罪行》为题,宣传军民欢呼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公开发表的情况;报道“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驻京机关院校革命派狠揭狠批大野心家彭德怀”的活动;发表《彻底清算彭德怀篡军反党滔天罪行》的文章。
       8月27日,《人民日报》不放过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又以批判影片《怒潮》为题,对彭德怀进行批判。至此,《人民日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总共刊登与“7·20事件”有关的“揪军内一小撮”新闻34条,评论22篇,文章11篇,为林、江一伙篡党乱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期间(8月10日),人民日报造反派还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与北京航空学院、地质学院、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小组的造反派,联合将彭德怀揪到报社进行批斗。会上,彭德怀正气凛然,即使受尽凌辱,也拒绝回答有关中央高层斗争的一些问题。这场所谓“彻底揭开人民日报阶级斗争盖子”的批斗大会,纯粹是虚张声势,是对彭德怀精神与肉体的折磨。
       正当“揪军内一小撮”之声甚嚣尘上,舆论还没有来得及从已经失去权力的彭德怀、罗瑞卿转到仍在掌权的将帅身上,1967年8月12日,毛泽东为扭转乱军局面,维护军队的稳定,对《红旗》杂志第12期的两篇纪念建军节,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批了三个大字:“大毒草。”并针对社论说:“还我长城!”毛泽东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报告中删去多处“揪军内一小撮”字句,批示:“不用。退林彪。”
       毛泽东对“揪军内一小撮”的不满,使林彪、江青一伙陷入一片混乱。他们互相埋怨,互相推脱。叶群叫林立果写信给江青,说明“红尖兵”文章中“揪军内一小撮”,原先是没有的,是后来别人加进去的。康生、江青等在迎接王力从武汉回来时,都在天安门城楼带头喊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都不认账,把责任推给陈伯达,说社论是陈伯达签发的。内讧之后,江青担心一损俱损,忙说不能错误人人有份,不能怪陈伯达,而把责任全推到次要人物、起草社论的王力、关锋身上,将他俩作为替罪羊。从此,王、关便从“中央文革小组”消失了。而那位在报社声称“同王力出去走了一趟,世界观有了根本转变”的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小组负责人吴某,尚未来得及用他改变了的世界观来改造人民日报,也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民日报。

       “批林批孔”批“周公”
       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有两次关于批孔的讲话。一次是7月4日,毛泽东对王洪文、张春桥说,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他是人本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尊孔,而且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是这样,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不能大骂秦始皇。另一次是8月5日,毛泽东对江青说,《十批判书》是尊孔的,还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再次批判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
       9月23日,毛泽东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谈到秦始皇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江青集团在“十大”后势力急剧膨胀,王洪文、康生当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张春桥当了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进了政治局。此后,王、张、江、姚在中央政治局中结成“四人帮”,加紧进行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王洪文虽然已经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但由于威望低,能力差,难担重托,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仍是周恩来。因此,周恩来就被江青一伙看做夺权道路上最后一道障碍,蓄意将他打倒。
       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谈话,使江青一伙大受鼓舞,反周恩来又有了借题发挥的机会。1974年1月15日,“四人帮”向鲁瑛交底。江青说:“批林批孔没人抓,总理不抓,叶帅不抓,他们不抓我们抓。”张春桥说:“你叫部队那些老家伙抓,他们也不抓,部队的问题靠他们解决不了,非得派人去不行。”这时,江青直接插手人民日报,批给鲁瑛几个材料──批中庸之道,批无标题音乐,批影片《中国》,批走后门,要《人民日报》照登。
       1974年1月24日和25日,江青未经中央同意,突然召开驻京部队和中央机关、国家机关两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派她的两个助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在会上以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编辑经过和毛泽东的指示为名,发表煽动性的演说,吹捧江青,攻击诬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人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
       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大量刊载“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唐晓文等的文章。以批“周公”、批“宰相”、“评法批儒”影射攻击周恩来。鲁瑛对此心领神会,布置报社按“1·25大会”精神写“批林批孔”社论。写评论的人感到纳闷,嗅觉并不灵敏的鲁瑛怎么突然灵敏起来了?原来是江青、张春桥向他交了底。
       社论初稿送给了姚文元,经他几次修改,将题目定为《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于2月2日见报。社论说:“在批林批孔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是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要害问题是批不批”,“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1·25大会”和《人民日报》社论,使许多人意识到,“四人帮”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不点名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的攻击,纷纷起来抵制。
       姚文元嗅出了味道,2月6日给鲁瑛打电话,说:“运动有阻力,目前提出的思想问题,较多的是批林批孔要不要及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联系实际就是要联系路线斗争的实际,你们可以写些短的社论,问题要抓准,多写些,以促进运动的发展。”
       评论部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起草了一篇社论,讲到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姚文元看了认为“问题没有抓准”,被否定了。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才算“抓准”了呢?2月14日凌晨两点,姚文元对鲁瑛说:“刚才和江青、春桥同志研究,当前的评论可写批判‘克己复礼’,内容要写‘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意思是批周恩来,不过没有明说。
       在“四人帮”一伙看来,粉碎林彪集团以后的1972年、1973年,由周恩来具体执行的批林整风所带来的生机勃勃的局面,是“复辟回潮”,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克己复礼”,要批判。2月20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经“四人帮”反复修改后刊出的。
       社论列举的“联系现实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中,有什么“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恶毒咒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等等,这一大堆罪名并不是指林彪的,而是姚文元2月14日修改时,强加在“有那么一些人”身上的。在社论中他还塞进了批“走后门”,说这是“孔老二‘学而优则仕’的反动观点”,妄图搞乱阵线,打倒一切。
       可是,他们没有料到,2月15日毛泽东尖锐批评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搞“三箭齐发”。毛泽东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姚文元为了掩饰他们转移批林批孔大方向的阴谋,2月16日急忙将稿中的“有那么一些人”改为“林彪反党集团”,将“走后门”的话删除,并煞有介事地批了一句话:“此处不提‘走后门’,防止冲淡批林批孔。”这是姚文元修改稿子时经常用的政客手段,明明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东西,在受到批评时,还要给自己脸上贴金,以示“一贯正确”。
       过了几天,姚文元又布置鲁瑛再写一篇《再批“克己复礼”》的社论,并说上篇社论中没有批“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可在社论中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社论经姚文元多次修改,于3月15日发表。社论提出了对攻击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敌人,“要给予有力的回击”。一时间,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之风四起,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残酷迫害。
       《再批“克己复礼”》社论发表的当天,姚文元提出了写系列社论的计划,说“不能光批‘克己复礼’,还要批别的。这样,每个月有二三篇社论,就比较好。”张春桥说:“可先写批中庸之道。还可以考虑写一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勤俭建国办一切事业的社论。在写社论时,请注意总结群众的经验和领导经验。”他们点这些题目到底要干什么呢?
       所谓写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论,就是指这件事:为了发展我国电子工业,1973年有关部门向中央报告,准备引进生产彩电显像管的成套设备,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批准,连江青也是同意的。为此有关单位组织了技术考察团赴国外。一家美国公司送给考察团成员每人一件工艺品玻璃蜗牛。这本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在“批林批孔”中一些好事之徒却打小报告给江青,诬告考察团受礼。江青正需要攻击周恩来及国务院的材料,立刻抓住此事,作为炮弹,硬说送蜗牛是侮辱我们,说我们是爬行,大骂有关部门是“卖国主义”、“洋奴”,一时气氛十分紧张。写这样的社论就是直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所谓写总结经验的社论,就是要宣扬江青抓的几个点,让“四人帮”另搞一套的经验扩散到全国各地。所谓写批中庸之道的社论,就是嫌全国乱得还不够,要搞垮各级组织。当张春桥看到这篇社论初稿上写了要批林彪鼓吹的中庸之道的谬论,批道:“建议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揭露中庸之道的虚伪性,指出所谓中庸之道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手段。”现实的阶级斗争是指什么呢?3月25日社论的修改稿中明确提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有的单位领导很不得力,是不是‘中庸之道’在那里作怪?”矛头仍然是指向抵制他们另搞一套的周总理和广大干部。这篇社论因江青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没有出笼。
       “批林批孔”才开展三个月,就弄出了严重偏差。为此,中共中央5月18日发出了《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通知》发出后,得到了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报社根据《通知》的精神起草了一篇题为《团结大多数》的社论,于5月23日送姚文元审。社论中说:“要看到林彪反党集团只是一小撮”,还引用了《通知》上的话:“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历来的估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好的,是经得起风浪的。”这些话都是对“四人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否定。姚文元当然感到不是滋味,将社论一直压到5月31日才批了一段话:“此件有一些是文件上的,有一些提法要研究。”同时又批:“写一些正面指导运动如何深入的社论。如:如何培养理论队伍;如何使批判深入;广大基层如何搞,领导机关如何搞,避免一般化。”社论就这样被“枪毙”了。张春桥、姚文元曾布置一个月要有两三篇社论,可是,5月18日中央《通知》下达后一个月内,一篇社论也发不出。
       到了6月,江青一伙再次发难。6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大讲“儒法斗争史”,要求写文章批“现代的儒”。江青说:“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如果有,希望你们提出一篇。”接着她又带领“梁效”(即“两校大批判组”)写作班子的一批人到天津,宣讲“儒法斗争史”,煽动揪“现代的大儒”。会上,江青让她手下的人读一份外国电讯,借外国人之口向与会者交底:“中国当前斗争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的斗争。”并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代的大儒”。她还授意“梁效”撰写《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法家代表人物介绍》等文章,以评武则天、吕后为名,吹捧她自己。
       “四人帮”的许多荒谬观点、歪理邪说,总是先通过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唐晓文”等文章散布出来,然后用《人民日报》社论来肯定这些文章的重要性和合法性,通过发社论来引起人们对这些文章的注意和重视。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四人帮”“组阁”失败,人心鼓舞。但是,“四人帮”对四届人大不满,在大会召开之前,姚文元向鲁瑛打招呼:“四届人大不写社论。”大会结束之后,他们也不积极宣传,却抓住毛泽东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做文章,再一次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和许多党政军负责人。他们根据自已的需要,从毛泽东的指示中找到了继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的武器:“要限制资产阶级权利。”1月28日,姚文元要鲁瑛就这个问题写社论,说“这个问题与人民日报关系很密切”。姚所说的“很密切”,是指1958年人民日报在讨论资产阶级权利问题时,许多同志对张春桥写的文章《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中,否定按劳分配提出过批评,张春桥一直耿耿于怀,寻找报复机会。现在机会来了,张、姚可以通过社论,大谈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权利,既算旧账,又算新账,冲击对四届人大各项任务的落实。
       2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按照“四人帮”的需要写的。姚文元在审稿时加了一切修正主义分子“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尚有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加以必要的限制”。江青在稿上批:“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可以举一点例子”。姚文元立即附和:“这个问题很重要。”社论一发表,大家议论纷纷,不知上头又要干什么。姚文元听到对社论的许多不同意见后,对鲁瑛说,“你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些反映”。所谓“研究”,就是反驳。事后,他们把许多正确意见视为错误意见,在报道和文章中进行批判。
       由于“四人帮”借批判资产阶级权利,使各方面制度出现混乱,生产明显下降,需要发表一些把经济搞上去的文章。但“四人帮”不甘心,仍坚持批资产阶级权利,在3月10日发表的《抓理论学习促工业生产》社论,再次宣扬这一观点。3月5日的社论送审稿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企业管理方面,有些同志不是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不是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是总想搞点‘物质刺激’之类的东西。”邓小平审稿时在“物质刺激”下边划了双杠,并注:“鉴于最近上海某单位发生的关于简单取消奖金的事情,我建议在这个社论里暂时不提这个问题较好。”因为那个单位取消奖金后,冲击了企业管理制度,生产出现混乱。当时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姚文元尽管对邓小平的意见不满,也不敢公开反对。于是姚耍了个花招,让鲁瑛给他写一封保留批“物质刺激”的信,信是姚文元口授的。信中说,“加了几句有关经济政策的制度问题,要持慎重态度。这样,社论中提到‘物质刺激’的话似可保留”。姚文元又批:“再送小平、春桥同志一阅。似可同意编辑部所改。”社论就这样见报了。到了1976年1月27日,鲁瑛又将邓小平在社论上的批件复制交迟群,要编入诬陷邓小平的材料中。2月7日,鲁瑛又将邓小平的批件作为“热衷于修正主义‘物质刺激’那一套”的“罪证”,登在人民日报的《学习简报》上,上报中央,混淆视听。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期间,对所谓经验主义的批判也闹腾了一阵子。“四人帮”反经验主义,也是反周恩来,反邓小平,以及许许多多老同志。
       5月27日,对“四人帮”来说,又是个不好过的日子。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意见,开会批评“四人帮”。邓小平在会上说:“批林批孔,又提出了批走后门,当面点了很多人的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却又提出了主要危险来自经验主义,并且来势凶猛,别的事情都不那么雷厉风行,批经验主义却是雷厉风行。主席提出了三个大问题,但却钻出这样三件事,倒是要提一个问题,问一问这是为什么?”
       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中国古典小说《水浒》,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变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投降。”姚文元知道后,觉得机会又来了,可以借题发挥,逆转方向。第二天,姚文元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还提出将毛的评论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和转载评论文章”。
       当天夜里11点,姚文元就向鲁瑛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让报社组织讨论,领会精神,写一个宣传规划。姚文元还要报社写社论,怎么写都想好了。姚说:一、社论不要把毛主席的指示全引出来,不引这一段:“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投降。”二、社论如何评《水浒》的现实意义,要引用他给毛泽东的信的内容。三、把小说中的宋江投降,引伸到“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要“学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9月4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就是按姚文元布置的精神写的。社论说,“我们要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社论制造了一种将要开展尖锐阶级斗争的气氛。“四人帮”在各种场合暗示投降派是谁。
       江青在大寨召集一帮人开会,大放厥词,说什么你们“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当代有意义的大事”。“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周恩来当时正在病中,这对他是个非常大的打击。

       “反击右倾翻案风”诬陷邓小平
       1975年初,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周恩来逝世后,邓小平便成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
       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也全文刊载。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1974年12月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综上所述,集中一句话,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说,毛泽东1959年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书写的批语中说,“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张春桥强调,“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他还说,“林彪搞经验主义”,所以“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要警惕”。
       同一天,《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把马克思表达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交换原则所使用的“资产阶级法权”,说成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其目的就是为划分“党内资产阶级”和“揪走资派”制造理论根据。姚文同张的讲话一样,也强调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的社论,社论说:“1959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十多年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轻视理论轻视坚持毛主席正确路线的重要性,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他们的实践带有很大盲目性,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这篇社论是继姚文元3月1日文章之后,鼓吹反经验主义的又一动员令。
       这篇社论的第一稿并没有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姚文元看后提出要加上。结果就照抄了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蓄意歪曲毛主席指示的内容,说“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毛主席指出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3月12日,送二稿给姚文元审,姚在这句话旁边批:“应该说明。”3月15日第三稿,姚文元看了仍不满意,就亲自动手修改,加了一句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人,“轻视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重要性”。姚文元的三次修改,强调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暗示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人犯过路线错误,矛头仍是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和一大批富有经验的领导同志。两个月内,《人民日报》发表反经验主义的评论、文章、新闻多达二十多篇,“火力”既集中又猛烈。
       邓小平就反经验主义问题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己见,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同意邓小平意见。他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意图也有所察觉,不想让批经验主义扩大开来。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反经验主义宣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错误。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在谈到“反经验主义”问题时,毛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我放过了。”并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毛泽东还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一种表现”。
       当然,“四人帮”不会就此罢休。1976年2月,人民日报宣传小组按照姚文元旨意给“四人帮”写了一份批“三项指示为纲”的报告,并炮制了一篇题为《评“三项指示为纲”》的文章,署名梁效、任明(人民日报“人民”的谐音),发表在2月29日《人民日报》一版上,开始制造新一轮反对邓小平的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
       文章一开头就说,“‘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是党内那个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来的”,目的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文章还说,“‘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右倾翻案势力就迅速地聚集在这面修正主义旗帜下,大搞复辟活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同当年的孔老二一样,公然以复辟自居,说什么‘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于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就刮起来了,越刮越凶”。文章攻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唯生产力论”,煽动群众不为搞好生产做“嫁衣裳”。诬蔑实现安定团结是“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并引出毛泽东的话:“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泽东的话是怎么来的呢?当邓小平在实行全面整顿时,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即1974年12月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远新在1975年9月底到11月初,多次在毛泽东面前歪曲汇报情况,攻击邓小平。
       毛远新说,他“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成绩是七还是错误是七,有分歧”,表示“担心中央,怕出现反复”。毛远新还说,“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毛泽东正是听信了这些挑拨性汇报后讲上述那段话的。
       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还谈到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的问题,替迟群、谢静宜说了好话。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还说“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这又把刘冰等人的信,同邓小平联系起来了,因为刘冰告迟、谢的信是通过邓小平转上去的。康生这时已经病入膏肓,仍改不了陷害狂的本性,在邓小平问题上火上加油,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毛远新谎报“军情”,康生趁机进谗言,无疑增强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疑虑,于是便抓住刘冰给他的信的机会,开始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年11月下旬,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1976年2月25日,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代表党中央讲话说:“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3月,中央发出《毛主席重要指示》,指名批判了邓小平。在此前后,“四人帮”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开展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即邓力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胡耀邦、胡乔木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国家计委根据国务院指示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把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推向全国。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加大火力,发表了《翻案复辟的自供状》(1976年4月3日),诬蔑邓小平“崇洋媚外,露出一副买办资产阶级的洋奴相”。姚文元要《人民日报》“不要搞部门经济学”,要腾出版面来搞“批邓专版”。从2月20日至10月初,《人民日报》共编发52块版,242篇文章,疯狂地反邓小平。
       1976年4月间,全国爆发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际上显示了人民对于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的拥护和支持。但是,“四人帮”倒行逆施,他们利用人民日报内参,于4月8日,编写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公开报道,把人民抗暴行动,诬蔑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行动,诬蔑邓小平是“中国的纳吉”,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就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发表的当天,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被撤销了,邓小平再度被打倒。

文章发表于《百年潮》 2005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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