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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天下季天琴 李银河-与自己的存在裸裎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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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博客天下,记者 季天琴
——“你有一个很完美的灵魂,真像一个令人神往的锦标。”在写给李银河的情书里,王小波说。

王小波遗孀不是她唯一的标签。日常中,她生活简单、宁静;公共场合里,她行走在现实与政治、道德与法治之间,为性少数者发声,坦然向公众开放自己的精神世界与私生活。人生三乐——肉体的快乐、人际关系的快乐与精神的快乐,李银河说她都得到了。


“你有一个很完美的灵魂,真像一个令人神往的锦标。”在写给李银河的情书里,王小波说。


那是37年前了。现在的李银河已经老了,身材走形,皮肤松弛,但她坦荡质朴的言谈又在提醒你,王小波对她的赞誉很有道理。


她的精神世界和私生活怎能对公众这么开放?这是李银河令人吃惊的地方。性是人性中隐秘的小弱点,也最容易引起道德压力,李银河对此不封闭,也不扭曲。面对钻到床底下打探的目光,她也理直气壮地面对自己的欲望,承认她和相恋17年的跨性别者“大侠”之间存在着性。


“有一种爱情是超凡脱俗的,是高悬于所有琐事之上的,说得不好听些,是睥睨众生。它对所有的世俗规矩不屑一顾,我行我素,随心所欲。”李银河说。


实在无法想象这段狂野的爱情宣言,出自眼前这位62岁的女士。李银河太朴素太家常了,摄影师私下说,根本无法为她抓拍照片,因为在我们聊天的三个小时内,她基本都在嗑瓜子、剥花生,有时花生仁滚落在身上,她捡拾起来放到嘴里。


一个人的肉体有年龄,灵魂是没有年龄的,李银河说。


比起外表,她更看重灵魂上的丰盈。她和王小波的结合,源于智识和心灵上的相互吸引,“一对不美的人的恋爱能是美的吗?后来的事实证明,两颗相爱的心在一起可以是美的。”


“美好”这个词,也是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对李银河和“大侠”这段关系的形容。


“这是一段高品质的情爱关系,”艾晓明告诉《博客天下》,“李银河谦和、勇敢,她独特的学养和人格特征,让她创造出与社会主流规范不一样的关系。她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中都充满了美。她有创造美的能力。”


李银河把自己的身体和隐私当成了教学案例。有人跟她说,同性恋和跨性别的区分,在他们听来像绕口令。“我说我不就是科普来了嘛,”李银河哈哈地笑,“冯唐还跟我说,正好你借这个事做点教育工作吧,挺逗的。”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子恩认为,李银河是社会主义时代最干净、最纯粹的知识分子。


在李银河看来,知识分子的定义是“有所建言的专业人士”。出生于红色知识分子家庭的李银河深受理想主义的影响,相信自己对一个更文明、更多元的国家负有责任。她让人们正视那些早就存在、但假装不在的欲望和情感,为同性恋及其他性少数族群发声。早在1991年,她和王小波合著的《他们的世界》,是国内第一部关于男同性恋的性社会学专著。在这一点上,她和已故的王小波立场一致,热爱自由,看重人的尊严和价值。


第二任爱人是其价值观的追随者。“大侠”认为,李银河让人们明白追求人性的自由多么有意义。


李银河是中国性文明进程的监测者,她也用自己的情爱故事,丈量出了这段历史深刻变迁的尺度。艾晓明称,“在性别平权运动中,我们要非常感谢那些性少数族群,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且站出来,帮助不可能走出橱柜的人说出了想说的话。”



人生三乐




李银河说,自己几乎没什么朋友。她的人际关系不黏稠,这在我的采访中也得到证实。艾晓明、崔子恩,同性恋研究专家张北川,抑或是其他人,在谈论李银河时都带着清汤寡水的味道。“我们肯定是朋友,”艾晓明说,“但我们不谈生活细节。”




李银河享受这种孤独,并从中获得自由,“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人可以自由地思考和想象,在社会中与他人打交道,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




她常年住在山东威海,今年冬天北京事多,才把那边暖气停了几个月。“大侠”呢?“他在北京照顾孩子。”李银河说。




她对威海的生活感到满足,虽然那里被称为“鬼城”,房子盖得过多,没卖出去都黑着。每天中午她让旁边的小饭店送一个菜,素菜为主,分两顿吃。她的时间安排有个三段论:上午写作,下午看书,晚上看电影。




“我每顿饭不超过一刻钟。”说到物质生活的简单,她得意得眼睛闪闪发亮。




从青年时代开始,李银河的日子就过得潦草至极。王小波的兄长王小平回忆,李银河和王小波婚后无心张罗俗事,按照李银河母亲的说法,“这一对宝贝放到一起,就差给他们脖子上各拴一块大饼了。”但王小平毫不怀疑,他们二人过着极其丰富、高尚的精神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练就了喝风屙烟的本事。




李银河的两段爱情有个共同特征:精神至上,在生活琐事上,较庸常的一方服务于睿智的一方。




丁学良曾撰文提到王、李二人的留美生活,说“李银河是贤妻,王小波则像个大爷”。在匹兹堡期间,李银河读书、做助教、打工,下班就回来忙家务、做饭,王小波基本是读书、写作,啥也不干。李银河的理由是,“不忍心让那样一个智慧的头脑去干粗活”。




王小波去世后,“大侠”的出现解放了李银河。“大侠”说,他不愿意李银河在这方面浪费时间。李银河说,17年来她什么家务都没做过。




李银河喜滋滋地指着身上的衣服,说这些都是“大侠”帮她买的,“我特烦购物、做饭,就连买我自己的衣服我都不去,有时他看到就给我买回来了,他买什么我就穿什么,反正我也没啥要求。”




在崔子恩看来,李银河和“大侠”的生活是女权和男权的完美结合。“他们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崔子恩说,“在文化上他们是以女权为核心,以李银河的意见为主,在生活上是以男权为核心,‘大侠’决定生活细节。”




李银河认为,人生有三乐:肉体的快乐、人际关系的快乐与精神的快乐。“应该说我都得到了,挺惬意的感觉。”她说。




按照世俗的眼光,李银河也已得到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物质生活。2000年左右,她在北京大兴郊区购置了一套两层别墅,当时只要30万元,如今房价已经涨了约20倍。1月2日我们约谈在南三环,她和“大侠”在那儿还有个住处。




文章憎命达。李银河觉得自己太顺利了,写不好文章。自2012年退休后,她热衷于写N恋小说,至今已经写了3本,每本20万字,现在都压在出版商路金波那。




“尽是晴天了,没什么雨天,写不出来特别苦的那种感觉,”李银河说,“好多人都会写钩心斗角、嫉妒,我很少这样写,我也写嫉妒,但嫉妒到最后都成了多边恋,大家都互相公开了。”




她称自己的作品是“论文式小说”,并本能地服膺于比自己更有才华的人,如王小波、冯唐。跟王小波谈恋爱时,她说过一大堆“崇敬”之类的话。她的虐恋小说请冯唐作序,冯唐在序言里喧宾夺主,花了极大篇幅讲自己的写作,但这不妨碍李银河对他的看重。




“你看过冯唐写的那篇序么?”李银河说,“他的评价其实也不高,但说我写了汉语文学从来没有写过的人性,这点还挺高。”

李银河与王小波的结合,源于知识和心灵上的相互吸引。她的两段爱情有个共同特征:精神至上,在生活琐事上,较庸常的一方服务于睿智的一方。



28岁的处男处女


李银河在小说里数次表达出“青春要趁早”之意。在名为《爱情研究》的作品中,她笔下的女主角感慨:“到那岁数(25岁),女人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青春已经结束了,竟然还没尝过性的滋味。那时候的女人跟木头有什么区别?”类似情节还出现在另外一篇名为《等待爱情》的小小说中。


李银河表示,她都是反着写的。“我们那代人的道德规范就是婚前守贞。我到28岁都是处女,现在这能想象么?”她说,现在的孩子就没那样的了,小说里的人物也要与时俱进。


李银河1952年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三八式干部,即约在1938年去延安的知识青年;也都是《人民日报》的创办元老,父亲曾任该报理论部主任,母亲曾任农村部主任。在四个孩子中,李银河最小。她的哥哥姐姐都出类拔萃,李银河自小也是个乖学生。


她属于50年代出生、60年代进入青春期、70年代谈婚论嫁的一代人。这30年,性在中国是一个怪物。李银河的哥哥李向南15岁时对一位女同学萌生情愫,出于虔诚,向组织忏悔了“肮脏的思想”,从此这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就一直入不了G青团。这种痛苦的青春期经历影响他一生,使得他的个性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要不就是天真、纯洁、羞涩到幼稚的程度。这就是当时人们在性问题上的典型表现。”李银河说。


对青年李银河来说,性也是她的禁忌话题。她和王小波的情书中,用“那个”一词来指代性。王小波的回复也羞涩得很:“我从来都不好意思想象和谁做那件事情。我也许能够做到一辈子不做它。也许不能做到。反正不能乱来的。”


1980年,李银河、王小波在相恋两年后结婚,那年他们都已28岁。“结婚时他是处男。”李银河说,“婚后我们马上想到早干嘛去了,觉得青春虚度了。”


1982年,李银河去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硕博连读。两年后,王小波前往陪读。在美国,李银河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城市的婚姻和家庭。她说自己研究的原动力,就是想搞清楚为什么国人在性的问题上会如此扭曲和压抑。


在美国时,李银河就有冲动,要做中国的金赛(Alfred Kinsey,1894-1956)。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金赛主持搜集了近1.8万个与人类性行为有关的访谈案例,以超脱的态度和精准的数据,为美国社会的性态度提供了参照系。


1988年,李银河归国,进入北大社会学所,继续研究婚姻问题。在她调查单身现象时,有位男士看在她“不像坏人”的分上,承认是同性恋。这个雪球越滚越大,后来达到120人的规模。


这个研究也是为了填补空白,“国外研究同性恋的著作一书架一书架的,中国一本都没有,这是多大的诱惑啊。”1991年,她和王小波在访谈基础上合著了《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


“小波的个案写得很生动,很多人能认出他的手笔。”李银河说了其中一个片段——后来我翻书发现,李银河说的情节、用语跟书上基本不差,几乎是背出来的。


她和王小波的精神高度契合。他们都为“沉默的大多数”辩护,当时,同性恋者或以流氓罪被判刑,或被劳教,或被工作单位给予行政处分。这种契合度也体现在王小波的写作中,他不仅创作了同性恋题材的《东宫西宫》,作品中也反复出现N恋场景。


李银河表示,她喜欢老派的一对一的关系,但不会因为自己的偏爱就否认别人的选择权。她本来会跟王小波一直走下去。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心脏病发去世。


两个多月后,6月29日,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丽莎拉她去一个酷儿聚会散心,希望她从悲痛中走出来。这天是世界同性恋自豪日,“酷儿”一词包含了 LGBTs (女同性恋 Lesbians 、男同性恋者 Gays 、双性恋者 Bisexuals 、跨性别者 Transsexuals )所有性非常规族群。在这次聚会上,她认识了“大侠”,后者很快陷入了对她的狂热爱恋。



家猪的边界




尽管被冠为性社会学家,李银河仍不时发表时评。近年来,她谈论的公共议题包括重庆事件、政治体制改革和网络时评写手周小平。她的虐恋小说《2084》是向乔治·奥威尔《1984》的致敬之作,另外一部小说《鉴黄师》则是以2014年4月新浪“涉黄”事件为蓝本。


她带着那代人的理想主义和社会责任感,希望这个国家不要那么野蛮和愚昧。1966年,她在师大女附中就读初一时,校长卞仲耘被活活打死——卞仲耘是李银河父母的老同事,卞仲耘的女儿是李银河的嫂子。(卞还是毛与刘女儿的老师。)


“文G”中的阅读让李银河获得了基本的审美鉴赏力。1972年,她读到了内部发行的《1984》,心惊肉跳,书里的每句话、每个情节在她看来都像泄露天机。


年轻时,李银河曾是议论中国政治的明星。1977年从山西大学毕业后,李银河进入《光明日报》,次年被调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中南海上班。她和林春合写的《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首发,被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人民日报》专门加了编者按,轰动一时。


李银河和林春在文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你跪着看他。”著名学者李慎之对此印象深刻:一代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被两个小姑娘说出来了。


李银河认为自己不过是时代和政治的代言人,“是权力之手握着的笔”。一年后,她调入社科院马列所。躲开了政治漩涡中的利害,她说并无遗憾。


她关心政治,但无意卷入政治。1979年,在费孝通举办的社会学夏季讲习班上,李银河结识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霍兹纳,并开始为出国留学而努力。


1988年,李银河在美拿到学位,和王小波商量“做野猪还是做家猪”,结论还是回国做家猪。“我们做的事和这个社会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要批评这个社会,还是要描述这个社会,都是在里面比在外面好些。”李银河说。


他们在国内的相对社会地位高于在美国,在美国要为生计奔忙,回国进入体制,则能一劳永逸。回国4年后,1992年,王小波辞去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职,成为自由撰稿人。李银河与体制的相处则更为顺畅。


历史学者丁东回忆,王小波生前有次说,“银河是叛徒,黄梅是好样儿的”。黄梅是英国文学专家,也是留洋博士。社科院评职称要考外语,李银河参加考试,评上了研究员,但黄梅觉得此举荒谬,抵制了考试,那年没评上。


2012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前,李银河是二级研究员,这是社科院的最高专业职称。李银河说,为了世俗的标准,有时也会干些自己不感兴趣的活,“这些世俗的目标达到之后,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在崔子恩看来,李银河活得通透。“李银河和社会的融洽度比我高很多,我时时都要反抗什么,她不需要。我就没看到李银河怎么急过,这说明她碰到的人和事都还顺利,幸运地避免了摩擦。”1991年,时为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的崔子恩在课堂上出柜,成为大陆公开同性恋身份的第一人。


李银河著译作颇多,但她最满意的还是有“性学三部曲”之称的《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与《N恋亚文化》。她的研究领域有三个,家庭、性别和性,但在性的问题上,禁忌最重,李银河也因此给人留下了大鸣大放的印象。


无论谈论时政还是性,她都在安全的边界内发言。李银河对自己的灵魂有着深刻的检讨,她说自己只要碰墙就一定会回头,“理想主义的丧失,成为我为获得宁静和快乐所付的代价。”


但她又闲不下来,跃跃欲试:“我最近跟冯唐就文学出版有个对话,里面引用了马克思当年批判言论审查制度的文章。”

无神论者的禅修




约访时,我咨询李银河的意见,问能不能帮她拍个全家福,把养子壮壮也带上。我在她博客看过壮壮的照片,是个漂亮周正的小男孩。就像任何母亲一样,听到孩子被夸,李银河很开心。我们商议了1月2日,那天壮壮放假在家。




待到见面,李银河却说,壮壮不可能出镜了。“壮壮已经退学了,刚刚。”她藏不住话,“小时候他跟不上不影响别人,现在他影响别人了,跟人打架把人脑袋磕出这么大包。那是私立学校,人家说不能再要你了。”




2000年,李银河和“大侠”从福利院领养了壮壮,那时壮壮才5个月,模样好看。他达不到正常孩子的智力水平,童年比较长,14岁还在上五年级。




“好看”对于浪漫的李银河来说,非常重要。


她嫌王小波“不好看”,和他分过一次手。李银河说,其实她是拿王小波跟初恋比较了。她的初恋是山西大学的同学,长相英俊,鼻梁挺直得像欧洲人,这段接近于单恋的感情曾让李银河痛苦万分,她这边烧得滚烫,对方对她几无感觉。


她和王小波是自愿不育者,原因之一也是担心孩子不好看,“要是生个女儿不好看也很惨,是吧?男孩无所谓,女孩丑的话生活会比较不幸。”


李银河有过最普通最凡俗的愿望,但在生活的挫折面前,也有坦然面对和接受的格局。“我们想,至少让壮壮生活能自理,将来我们不在了,他能照顾好自己。”她说。


在前后两段爱情中,李银河都表现得气贯长虹。王小平说,李银河有侠女气质,就像红拂一样投奔了才子王小波,当时王还是街道小厂的工人,而李已身处中南海,走在通向庙堂的升天阶梯上,在王小波早年缺乏自信的草创阶段,李是他最狂热的拉拉队,把勇气像内力一样灌输给他。


她和“大侠”的爱情也在世俗之上,跨越了阶层、学历,甚至性别。“大侠”说,自己在精神上很依赖李银河。“大侠”原是出租车司机,在机场排队,一排三四个小时,李银河让他给自己当助手,就像用一个大笊篱把他从这里头捞了出来。


艾晓明的学生、性别研究学者梁海涛认为,“大侠”和李银河的结合是幸运的,“在LGBT群体中,跨性别者遭受的歧视高于同性恋,外界通常对他们有不男不女这个偏见。大部分跨性别者过得都挺惨。”


多年来,李银河都会在“大侠”付出了劳动的研究、著述中,写出他的名字,向其致谢。“这种对于伴侣精神上的体认,是另一种特别需要识别和尊重的关系。”梁海涛说。


在小范围内,李银河早就没有了无形的束缚。在“大侠”做过手术后,李银河还在一次会议上跟崔子恩讨论,该怎样定义“大侠”的性别,以及她跟大侠的关系。


李银河是个特别女人的女人,她称赞“大侠”的北京爷们气息,眉飞色舞地描述了“我们家那位”的各种事迹。“工人阶级真的很棒,没有知识分子那种畏畏缩缩,”李银河说,“我的出版合同都是他来操作,他特别会斗争会谈判。”


李银河认为自己是异性恋,也有人认为她对自己的定义保守了,明明是同性恋还不承认。“有人问我是不是恐同。如果我真是个同性恋,那我简直是兴高采烈的,我也没有什么害怕的,偏巧我不是。”李银河说。


梁海涛认为,在尊重人Q的社会里,比较理想的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负责任地决定自己的性别、伴侣关系的属性。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梁海涛认为,李银河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张北川、崔子恩和影评人程青松也这么认为。“她是水瓶座,充满智性,思想超前。”已经出柜的程青松说。


李银河是虚无主义者。她说想到人海汹汹,日月匆匆,便觉人的悲欢离合毫无价值,参透一切后日趋自由,“我最近还有一本书要出,叫《一个无神论者的进修》。”


在我们拍照时,李银河就像个小孩,任“大侠”帮自己整理衣服,这种真实之所以能被呈现、被祝福,正是李银河和她的战友们多年来努力不懈的结果。她和“大侠”也用生动的案例,拓展了公众的性别思维。正如王小波当年在情书中所言:“社会的力量是很大的吧?什么排山倒海的力量,也止不住两个相爱过的人的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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