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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民间文革资料的笔记总结和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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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民间文革资料的笔记总结和一些看法

(资料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水陆洲的文革研究专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

文革发起是有必然原因的,但是失败了,这是由于毛犯了很多错误所致。虽然毛犯了很多错误,但并不影响他的伟大。虽然失败,仍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可以吸取。

1.文革的发生有其必然性。
这必然性体现在毛泽东根据他所学到的理解的马列主义理论的知识结构,吸取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教训————指斯大林的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就和缺点以及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和在本国建设、整党、思想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毛自身的群众观点和非凡胆识,所最终决定发动的。
在建国后,国家发展要向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迈进,作为宣称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是必然的事情。而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阶级斗争一直存在这种观点也是正统的。毛根据列宁提到的小生产一定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从而坚持农村中的集体经济,反对个体经济,虽然个体经济会在“三自一包”等政策下带来一些甜头,但是集体经济是长远利益的观点才是符合正统马列主义的。还有按劳分配也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需要限制的观点都是符合马列主义的。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经验也有批判吸取,其一表现在毛认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这也是毛的群众观点的一个重要体现。
赫鲁晓夫时代苏联所表现出来的修正主义,引起毛的重要注意,要注意不要再犯的。
毛泽东在建设本国社会主义时遇到了各种问题包括对于重大问题有不同观点的争论的问题,一件件积累起来,最后导致毛决定采用文革的方式。这些问题大概有,农村中是采用合作化,采用集体经济还是采用三自一包,采用个体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个问题有很大争论。毛认为还是阶级斗争,刘少奇等认为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在1957年进行整风,结果变成反右,实际对于整党的效果很不够。后来有大跃进,据说毛是很早发现问题然后及时纠正,据另一种意见说是刘邓的责任而不在毛。之后还有四清运动,也没达到毛的期望效果。
还有从《武训传》批判事件到《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在文化方面没有得到落实,这意味着新中国文化水平最高的那群人的社会主义文化水平还是太低。
关于批判《武训传》我还需要提一句,其精神其实很通俗易懂,就是穷人翻身要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能去乞求。很多人包括文化人都不理解这个批判,真是令人遗憾其素质。
所以,由于以上种种情况,毛最后下定决定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而要解决思想政治的问题,自然而然的是从文化方面入手,从而文化大革命发起了。这里只是叙述一个脉络,至于种种争论留到后面。而有人认为的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之类的东西并不是原因,只是一个附属部分。
另外,王力回忆录中也提到了毛泽东为何采用文革方式的原因,我觉得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毛主席为什么重视这张大字报?因为他想用大字报直接号召,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毛主席一贯的总的思想是,解放后十七年搞的一套机构不行。他认为这一套机构、制度脱离群众,如果发展下去,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必须把这一套搞掉,搞一套新的。怎么搞法?思想教育不行,整风不行,四清也不行,各种办法都试了,都不行。这次要用新的办法,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揭露党的阴暗面。要实行这种作法,依靠原来的组织、制度、纪律就不行了。他认为只用原来机构,自上而下传达五一六通知是不行的。光靠人民日报也不行。江青向来认为人民日报不在她手里。
毛主席认为历次运动都没有解决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变修的问题,这次运用大字报,采取新的方法,自下而上发动群众,不靠原来的组织,原来的纪律,原来的方法。

2.文革实际上是失败了,这个过程中毛肯定是犯了不少错误,另一方面,也留下一些宝贵的经验教训。

2.1.文革的很大一个问题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规则说明或概念说明。
2.1.1.一些重要概念或规则没有说清楚,这样导致很多人不理解(这应该是事实吧),这样造成各种乱是必然的。
2.1.1.1.就比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在初期没有详细解释,也没有把它与官僚主义联系上,可能更多的人以为是在经济方面,也没有指出其能够从队伍内部产生这一特点。在1963.5.20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没有这个概念。在1965.1.14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有了这个提法,在1966.8.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革十六条)的文字中也提到了这个概念。但是,给人的感觉是这些人是从外部混进党内的,而不是在党内由于某些内因产生的。可能一个解释性的标准就是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而不是压制群众运动,然后让群众去评价。结果,导致绝大多数人的不理解。以及很大一部分干部被误伤。另外一种猜测的对于不理解或抵制情况的可能性是,干部队伍的官僚主义普遍比较严重,导致与群众存在不小的矛盾,而这样的干部很清楚群众发动起来对于他有多么的不利。
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规则概念不清执行起来往往走样,如文革十六条中的目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实际上往往变为目标是当权派。
聂元梓的口述自传里也提到过类似的问题:
……现在号召夺权,也是号召向不肯改悔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但是,”走资派”是相当模糊的概念,它的划分依据是什么?具体而言,应该向哪些人夺权?当然应该是向走资派夺权,总不能把所有的老干部都打倒,把所有的权力都夺过来吧?老干部不等于走资派,何况,即使是走资派,也还有可以改悔的,不能够一概都打倒。我自己也是个”年轻的老干部”,对于干部队伍,自认为是比较了解的。……
……我是想,这夺权到底应该怎么夺,应该由谁来夺?夺了以后谁来掌权?所谓走资派,都是一些老干部,哪个是肯改悔的,哪个是不肯改悔的,就都统统不要了?他们过去都是有过功劳的,都是有光荣历史的,当年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出生入死,现在就一个都不要了?都烂掉了?我的观点就是,夺权和掌权都不能不要老干部。《十六条》上还说,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呢。光靠学生能掌得了权?到底叫谁掌权,还得党说了算。……

还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概念,毛曾提到过“为什么群众对干部不满呢?主要原因:1、政治原因,因为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作风原因,因为他们当官作老爷,不平等待人。”。在我看来,比较易于识别的就是作风问题,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甚至高级干部都未必知道。有些文字提到,当1966年10月3日广播《红旗》社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周恩来大为不解。周恩来不同意这个提法,为此,专门找了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
而官僚主义,毛泽东肯定也是注意到了,只是可能提法不一样。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中提到过,文革初期及以前有无提到过我就不知道了。提到过的部分文字如下:
……党团组织被一些人把持着。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支部书记就象个皇帝。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是这样,他把持全大队的党、政、财大权,搞贪污,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只有沙石峪是这样,我就不信。……
……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
另外,在《王力反思录》中提到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的生日讲话:“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感觉也很对。但感觉似乎宣传时没有强调这个,至少是在一些重要官方讲话或社论中没有看到。

2.1.1.2.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军队支左的“左派”,也没有评判标准,导致实际上往往不是毛想要的结果。冼恒汉的回忆录就提到过:
……对于“支左”,我们的头脑里始终存在着一个实际的问题:谁是“左派”?这个问题无论是毛泽东本人或是中央当时的各种文件中都没有讲明,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就是因为不清楚。毛主席不清楚,中央文革小组也不清楚。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后来的具体执行中才容易产生偏差,以至给有的地区带来了严重后果。……

2.1.1.3.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夺权没有规定,或者说对于群众的权力界限没有规定。为了权力互相争斗,这下就真是乱起来了。在我看来,群众可以有监督权以及撤换权以及选举权等,但是不能直接去夺权然后掌权。
2.1.1.4.另外,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概念其实也是模糊的,有些是把封建的东西也划到了资本主义的名下。这还是小事。
2.1.1.5.不过阶级划分的问题,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历史上使用粗糙的政策是可以简单划分敌我,但是这个问题不作精细化处理终究会伤及处于中间派别或状态而又相对来说是精英的那群人,如一般可被划入小资但至少不是红几类的知识分子。这样导致一直以粗糙政策解决问题而升级缓慢。
一个实例是联动的“血统论”和遇罗克的“出身论”以及中央文革对于其的批判。
戚本禹批判“出身论”时有一段话,“既反对唯成分,又反对忽视成分。首先要看出身,但不光看这点,他们出身不好,但欢迎他们造反,但不能否定出身,不能否定阶级分析,不能否定一个人在阶级社会生活中所受的影响”,以及强调阶级观点,批评遇罗克“是用客观主义伪装的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我觉得那段话可以作为一个官方政策,但是还是存在可操作性的问题,需要有细致的规定。另外,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上说,批判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或平等是对的,但是,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驳倒。
而实际上,由于一直以来的粗糙政策本身就含有血统的因素,“血统论”最终是大行其道。那些造反派也都很注意自身的成分,特别是造反派头头一般来说都是根正苗红才能担任。联动根据“血统论”去镇压那些黑五类,某种意义上倒是言行一致,虽然对于被害者是很惨。但是,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平等,自己队伍内部等级观念强烈,并且看不起那些小民身份的红五类。这样成了封建主义,而不可能奔向社会主义。假设建国时,根据含有血统因素的粗糙政策消灭了所有敌对阶级以及黑五类,剩下的是什么人?是自己人。那也应该实行平等。另一方面,既然没有全部消灭,那肯定是讲了政策。对于那些毫无还手能力的黑五类以后再次去镇压,其实是不讲政策、欺负弱者。

2.1.2.对于规则,毛泽东却是特意反对建立某些规则,这是令人遗憾的。江青评传中有一段文字说明了这一点,“又是你们那一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是不是?以我看,革命就是要打烂一切条条框框,让群众起来彻底革命。在推翻走资派统治的斗争中,是不能给造反派指定那些陈规旧俗的。要不然,还有什么革命二字?”。
也许毛觉得自己握有解释权并通过中央文革小组贯彻,能够及时解决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没有解决好,这么一点人要解决全国各地的复杂问题是太不够用了,文革运动从时间上远超出了他的几个月半年的估计,从效果上文官政府换成军人政府而更加野蛮,最后是派军队草率收场。
一个乱的例子是毛的关于应说服红卫兵让王任重就医的批语似乎没起到作用,后来让毛叹气“王任重到底有多大的罪呀?”。根据这一点,至少说明有一批有病在身的老干部被不顾病情拉去批斗而被弄得重病或死亡。这样,当事人和其他老干部的抵触情绪或不理解肯定都是有的。有人想不通自杀了。有人要对抗打击造反派也是事出有因的。总之,这样会导致越来越乱。也有想不通但是还能老实接受批斗的,看看老实人冼恒汉的回忆录片段,这值得文革派们总结教训。
……“四大”开始初期,我和张达志及其他常委同志都还是抱着欢迎群众监督的态度,认真接受群众批评的。但事态的发展却是得寸进尺、变本加厉,造反派对我们搞起了人身攻击和逼迫审讯。……
……这些耻辱对于我们这些跟毛主席干了一辈子、尤其年龄已五、六十岁的人来讲,实在是不可理解和难以接受。但中央文革小组和军委文革小组,电报却一封接一封不断,要我们满腔热忱地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

还有一些毛泽东或中央文革没能解决复杂局面造成的问题
在陆渭文的《千秋功罪—-无锡文化大革命纪实》有提到:
……令人惋惜的是,在北京文革高层精力有限、情况不明、防止失控思想等多种因素指导推动下,一道“一刀切”的军队加入地方“支左”命令,却在无锡引发了与全国各地大同小异的镇压造反派“二月逆流”历史倒退,不仅断送了上述一派大好文革形势,而且种下了而后两大派分裂和血腥武斗的政治种子和起始缘由。”……
……在徐州市革委会的大门口,有人偷偷地贴上了一首打油诗:“踢得好,支得对,一年一个徐革会,干部乱站队,群众跟着活受罪”。这首打油诗体现了徐革会其实也在动荡之中,也说明了不问三七二十一的一刀切的不成熟弊病.这是一条值得总结的又一文革教训。……
另外,水陆洲也有评论文字:一九六九年以后的清查反革命阴谋活动,真正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分子,如“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大小舰队等等,并没有抓到,反而主要起到了打击革命造反派的作用。
还有抓“5。16”分子的事情,据说全国起码抓出了一千多万。
而毛提出的大联合某种意义上显得有些一厢情愿,没有估计到事物的复杂性,当然,作为一个政治正确的口号来要求倒是对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有一段文字可能能够说明一点原因:“同室操戈,固属心痛,也为憾事;但,同室之内,各吹各号,不能统一,也确让人恼火,易使人生打压之心,出现历史悲剧”。其实也就是“私”在作怪,但斗私太超越历史阶段了。
而且,实际上形成了潜规则,这我觉得比明的坏规则更有问题。就像毛泽东林彪一般是不可能被炮轰被打倒,这可以说还算是明的,但是中央文革的人实际也是不能被炮轰,这就是潜的。这只是我能够看到的一个潜规则,实际上肯定还有不少。
也有其他一些人在当时或者后来都提到了法制的重要性,如当时的李一哲,蒯大富在后来的回忆访谈录中。
另一方面,毛反对规则,依靠群众的观点确也是他的一贯的非凡胆量的表现。当年的从跃进大别山到淮海战役的一段惊心动魄的较量来看,毛的胆识和战略眼光那真是非凡的,夹生饭一口口就啃下来了。但是,这次我觉得毛是失败了,毕竟,相比于战争建设需要更多的细致的工作。

2.2.文革的另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是目标过左,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或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2.2.1.其一体现在“斗私,批修”中的斗私上。我首先得佩服毛泽东找到了根本。不过虽然根本问题已经找到,但解决太难,这估计要下一个千年出现的“毛泽东”才可能解决了。而且按照马列正统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实行按劳分配,这个私都是存在的,要彻底斗它,实在是太早了。从实际看,凭当时的人的素质,是极难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说让大批圣人主政,如周恩来,罗荣桓,焦裕禄等类似的人物,倒是可以看到一些希望,至少有可以想象的空间去一试。但事实发展得远不是这样理想化,在初步结束文革大混乱状态后到九大之前,实际上建立的是军政府,绝大部分省区的第一把手是军人,军方的一个特点就是以严格纪律的方式简单强制命令,让人们斗私、奔向共产主义的方式在实际的操作中就带有强迫性质,从而不可能往理想化的方向发展。

2.2.2.另一个是批判按劳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这完全是超越历史阶段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这都是合理存在。
有一段被文革派引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对于平等的论述,就很有问题。
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多些,也就比另一个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在我看来,只要破除婚姻和子女(即血缘)的那种私有性关系,这个不平等的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比如,孩子是全社会的孩子,由社会抚养。但是,这对应于共产主义社会中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消亡的状态。
这个问题太遥远了。而有更紧要的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如造反派被血腥镇压,以及以王洪文为代表的新生力量的堕落腐化问题。

2.3.文革中其他的一些也算重要的问题
2.3.1.毛泽东的用人很多时候不看品质,虽然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存在争议,但总之是令人遗憾的。
毛重用的林彪根据事实可以看出其品质很恶劣,其封建思想特别浓厚。这样造成的危害其实更大,毛林的斗争比起毛刘的斗争更激烈,而且九大前文官政府基本都变成军政府了。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的对毛的支持力度,是其他人难以相比的。
而王洪文,也是腐化堕落,却当上了副主席,差点成为接班人。在那个宣传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年代,王的品质简直难以服众。虽然王洪文听文革派的江张的话,但是其品质反而砸了文革派的牌子。
现在还有一些“左”派还为王洪文的品质辩护。我认为很不对,不能护短。这是有铁证的,是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徐景贤给张春桥、姚文元的信。
还有,由于王洪文的自身素质的问题,文革派的一次极好的主政接班的机会就被浪费掉了。
一些争议的地方在于,人品看似好的人也有缺点或别的问题,而与别人有种种矛盾,导致关系复杂,外人看不到内情也没法正确评论。结果人品具有复杂性,不能只看某一方面的人品。最后导致其被政治斗争取舍。
如彭德怀。敢于直言,自我要求甚严是其特点。但粗暴也可能是一个特点。也有人揭露其整过粟裕刘伯承。
如张爱萍。文革时受打压,认为个人崇拜现象和个人专断作风集中体现于毛泽东身上,否定文革。而改革时反对军队经商,宣传南街村的集体主义等等。说明他还是很正直的。但是,也有人分析出他与一些人有矛盾的一方面。
从而,可能一个解释是,完人或者圣人级别的人物实在太少。为了大局,也只好凑合着用,边用边检查或改造。就看共产党建立初期,底层是素质不高的农民,难免有各种问题缺点,而急需用人,也就只好不拘小节了。而其实那时高层的品质也不是都好,王明张国焘那类人物就很能说明问题。
有一种理论是通过某种机制来保证好政府而不担心拥有权力的官僚的人品,毛的群众运动群众监督倒也是一个根本解决问题的机制。但是,当时人治的作用其实极大,群众发挥的作用很有限,让更坏的人获得实权这样的危害就很大了。

2.3.2.与人品有关系的一个问题是老实人的问题。老实人,不善斗争,往往在政治斗争中败北。一时处于上风,对待政敌的手段也太温和,而处于下风时,政敌却是狠狠打击。毛泽东曾经有句话评价老实人”某某是一个老实人,可是老实也就是没用”。
如兰考的张钦礼。
还有冼恒汉。
在文革时,冼和张达志是全军唯一老实接受批斗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在文革时主政甘肃。他内心是反对“四人帮的”。但是后来在1977年被整下台。
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些话,感觉冼应该很正直:
……当时我对这种“权术”实在不懂,想都没有想过,后来有人说我:“搞了一辈子政治工作,其实并不懂政治是怎么回事,难怪被人整了!”我不赞同,如果政治就是阴谋诡计,那还叫什么共产党。……
……我作官为人,对上不给自己找靠山,对下不给自己拉山头。在我任职期间,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封过官许过愿,也不记得有什么干部找我要过官和权。我一生鄙视不正之风,一生对党问心无愧。既然不谋私利,何来“帮派”而言?对于这个问题,我就是到马克思那里去,也是可以拍胸脯的。……

2.3.3.文革的抓叛徒的做法很是过火,芝麻大一点事就成了大罪,这其实难以服众。但遗憾的是,这种不正常的风气一度占统治地位,从中央文革小组也要遮掩张春桥的以狄克为笔名的被鲁迅批判过的文章的事情可见一斑。不过,似乎文革前党内斗争也是存在着根据只言片语,上纲上线的做法,以及建国前饶漱石由于某些担心而刻意隐瞒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事情,也许是个一直存在的问题。

2.3.4.文革中打倒人感觉也往往是扣个帽子加个罪名,难以服众。或者千方百计的要把想打倒的人联系到某些人或事上,类似栽赃陷害。当然,这也是没有法制法规的问题。摘录一段如下:
后来的发展更具有讽刺性。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也成了“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而且名列首位。

2.3.5.还有一些过火的地方。
连自杀都批判其为自绝于人民。

2.3.6.文革中提到的法家儒家的事情完全是跑题。马列主义与法家有啥关系?提到法家但是又没有法规。
李一哲的一些批判文字还是写得挺好,虽然他们反对文革派干扰了毛的战略,引用如下:
我们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斗争,为甚么有人总要在“爱国”还是“卖国”这些历史上很不严密的概念圈子里打主意呢?他们到底想把火往那里烧?为甚么不可以联系一下林彪一伙多年来无法无天,横行杀人,强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实际呢?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尚且反对世卿世禄,反对任人唯亲,反对枉法徇私,反对走后门,反对刑不上大夫,我们现代的革新派怎么就不可以拿来联系一下这些实际呢?难道今天这等事还少么?联系一下这些,对于获得人民的拥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很有实际利益么?不联系林彪祸害的实际,侈谈儒法斗争史,于民何益?

2.4.文革里面的一些看似不合理的事情,也许都是有其必然的原因的,只是外人没有经历过或者没能全面的看问题而不知道罢了
2.4.1.其实,文革的十六条看上去还是很温和的,特别提了“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但是,为何实际执行中远远走样了呢?这是很遗憾的。
到底出问题在哪个环节呢?也许任何运动都易于过火,比如整风运动中就有过火,毛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才扭转了一些情况,避免了像以前的肃反运动的惨状。或者任何斗争,一斗起来,就发展得很残酷,不光是决出胜负,败者不光是下台而是下场往往很悲惨,双方都意识到这一点决不做败者所以斗得很激烈。有人说,如蒯大富就提到过,最早起来打人的是高干子弟,是不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你有初一我有十五,冲突升级,越来越剧烈,难以控制而混乱起来。当然,也有借批判之势趁机报复的坏人,各种复杂情况都有。所以,我觉得,不仅需要有法规,还需要有人严格执行法规才行。

2.5.文革的其他值得提起的地方
2.5.1.文革乱吗?确实很乱。但是这是有两方不停的在争斗的问题,像镇压四人帮后社会就不乱了。文革派的四人帮一直也没能真正掌权主政,不管是什么原因,而且也许就算主政了,由于我之前提到的一些问题,过若干年也会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以致失败。

2.5.2.造反派总的说来,基本上是受压的时候居多,不管是被有后台支持的保守派打压镇压,还是被军方打压镇压,还是被翻身的官僚打压镇压。总之,不听话不老实就要被打压镇压。像89年的那帮人,不被镇压真是怪事。可见自由民主的代价之大,想以动动嘴皮子近乎免费的方式获得一些与政治有关的权力,那是妄想。免费的东西从来就不会有多好。

2.5.3.文革时期,可能包括从建国后甚至建国前,斗争或处罚的被罚方受到的治罪都过于严厉或残酷。这里先不说肃反和整风运动。像建国后的反右,以及文革中的一些持不合当局心意的言论的人。动不动就是5年10年的刑期,更别提那些无期或被处决的了,比如杨曦光就是10年,他的牛鬼蛇神录里面的人物因言论被判5年10年的就不少。这种败者一败就很惨的预期应该会使斗争激烈。不过,也许从另一个方面看,很多人是从建国前的残酷的战争走过来的,而建国后的残酷也许总的相比起来还是轻了不少。

2.5.4.关于群众观点还是精英(或英雄)观点的话题,总是存在争议。在我看来,在社会没有进化到大部分人的智慧水平都差不多的情况的时候,一群精英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在高级社会的时候,群众组织选出的人才真正是代表而不是领导。代表是代表利益是平级关系,领导是领导方向有层级关系。而当时那个年代,直到现在也很可能,人与人的智慧水平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这样,选出的人是领导,是精英。文革只能说是一场演习,这里面锻炼选拔出的人比起革命战争年代经过真实逆境筛选出的人的水平还是不能比,所以老干部重新崛起也是必然的。

2.6.文革的经验教训
2.6.1.迈往共产主义不能急于求成,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条路线或类似的东西,只有在大多数人理解的情况下才行得通,那种“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方式是行不通的,而且由于强迫性往往会引起反感。当然,正面的说服教育很难,这就只能不断的试错改正,在左右两边的道路上都有充分的试错取得经验教训。在右边走时一般是靠反面教员,在左边走时要靠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但总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本人的一个总的观点,针对于某些想一步到位的左派派别提出我个人的批评意见。如果这些派别有能力主政成功并搞一步到位的路线,我并不反对,我只是把它看成是漫长的道路中偏左的一段,并提醒注意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

2.6.2.群众监督。这是最充分或者最终极的监督。这比三权分立那种少数人的监督比起来简直不是一个量级。搞腐败可以通过贿赂一小部分人来取得收益,并且这个收益是建立在对大部分人的损害的基础上的,但是不可能贿赂所有人,这就是群众监督的终极性。当然,配套的还要有罢免权、撤换权、立法或修改法律的权力。

2.6.3.还有一点是毛泽东的群众参与管理的思想。这点我没想清楚,但是认为精神上是正确的。引用文字如下:
正确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吸收工农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些都是从人与人的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大革命措施,是保证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带根本性的大事。

2.6.4.需要有法制有规则有社会契约一类的东西。但不是不能改,应该可以随时修改,通过某种合理的机制。但是,没有是不行的,没有的话就乱套了。如果是新情况,新问题,可以及时制定一个。

2.6.5.越是觉得宝贵的东西,越是对应着巨大的代价。如果已经有了,而自己没有付出过代价,那需要珍惜,也有可能需要持续的付出一定的代价去维持。如果还没有,决不要以为可以免费获得。在这里需要批判免费的思想,批判不劳而获的思想。

2.6.6.对于那段马克思主义中对于平等的论述提到的子女较多较少的地方,我还需要批判一点,人的一些物质性的需求或者欲望必须受到一定的抑制,包括自觉的和法律强制的,这是鉴于当今社会人口太多与自然资源过少的矛盾。就算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非物质性产品可以极大丰富按需分配,要多少都无所谓,但是物质性的有外界的必然的硬性制约不能无限而必须在社会有内部规则来限制。

3.远一点的两个话题。
3.1.文革的问题有些是历史遗传下来的或者由于问题很难而一直没有解决好的
3.1.1.可以归纳为官僚主义的范畴,但有具体不同的表现。
最典型的是封建官僚意识形态和官场生存作风,这在以私为主的非共产党的党派集团内是通行规则,但于共产党,至少是宣称为公的,多少有抵制,但是落实到具体的人或多或少都带一些这种作风。比如,虽然不能显著的搞官场,但是,我要说了算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作风还是有的。像陈独秀、项英就有家长制作风。而博古估计是急于想实现自己的想法而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而王明、张国焘等更是严重由于私而自然而然具有官僚主义。还有,共产国际那边对于中共也是粗暴的官僚主义作风,一点没有起到示范先进性的作用,那边传来的民主集中制搞成了只有集中没有民主。
还有一种是正面讲道理太难,而压服或命令是马上就见效,导致用压服而不是说服的强迫命令的方式越来越形成主流,特别是在军队里面以要求纪律等为名而强迫命令更是常见。还别说那些水平不够的农民共产党员。就看毛泽东给党内高层————那些有相当文化素质的人讲道理要讲通都很难,最后还基本得靠反面教员。
一个例子是抗战初期时毛与其他高级领导人争论在的统一战线中的运动战还是游击战的分歧。摘录一段文字,
尽管毛泽东飞檄传书,三番五次急电周恩来、彭德怀等,劝说他们务必克服求战心理,爱护、保存共产党历经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那股血脉——不到三万的红军兵力,但是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仍然坚持要配合国民党抗战
毛可能确实有些独裁的作风,以及各种各样的错误,甚至于到后期可能越来越严重。但是,一方面,相比博古、李德、张国焘等人的独裁,那还真是好多了。受不了毛的独裁,就去见识见识那些人的独裁。另外,毛的独裁有强大的正确性的支撑。毛在台下别人在台上的情况有多次,但是都没有玩转正事或者惨遭失败,最后还是毛来收的场或者体现了毛的正确。一些关键决策也是由于毛的坚持。这样,毛的权威一步步建立起来达到顶峰。回头看一看,如果没有毛,共产党的革命能否胜利真是很难说。毛的伟大不是吹的,是由无比的功绩和对比别人的严重失败而建立出来的。
文革前官僚主义的严重性不容低估,有些已经发展到封建性独裁性的地步,相当黑暗了。
从1962年起宜宾的刘结挺,张西挺被李井泉迫害而秘密关押的事情来看,可见那时候的官官相护是很严重的。参考张西挺的文章《愤怒声讨李井泉的滔天罪行》。
而张钦礼的文革前的遭遇,河南大量饿死人的事情,都必然是由于官僚主义的问题。
而聂元梓揭露的安子文的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问题,虽不算官僚主义,但难免没有没被发现的其他问题。聂发现的其他的官僚主义的问题也比较典型。平时群众和领导隔得那么远,群众有什么意见,领导根本不去过问,群众想批评领导也够不着,想提意见也到不了领导耳朵里,许多领导就是高高在上,瞎指挥,工作搞不好,还批评下级,批评群众。

3.1.2.民主集中制,虽然听起来比较合理,但是实际上民主或集中的度不好把握。有待摸索总结。
3.1.3.文革中对被打倒的人的残酷对待也是一直以来都存在着的一个严重问题。像以前的肃反,对自己人都那么残酷。其具体原因由于缺乏历史资料而无法评说。而整风运动,要不是及时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也有可能发展为残酷的肃反。但估计除了简单落后的工作作风外,借机打击别人,借机立威争权等不良动机都是有的。

3.2.关于文革及文革人物的评价。反对走极端的评价,即完全否定和完全肯定。我的看法是总体上是失败了,但留下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教训。具体的话见我前面的文字。
3.2.1.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领袖,肯定也主动或被动用过政治手腕镇压过造反派,还别说那些误伤的或者没能保护的。所以,不能完全肯定。
如陆渭文的《千秋功罪—-无锡文化大革命纪实》文字中提到:
同期上海出现了“上海工总司”砸“上柴联司”的武斗事件。“工总司”出动十万人马封锁了上海郊区进入上海支持“上柴联司”的农民,对“上柴联司”进行了一个个车间,一座座大楼的强攻,使“上海柴联司”的造反派在孤不敌众的情况下伤残无数的后果。使陆渭文拍案而起,心里骂张春桥披着左派外衣,口口声声支持“造反派”,实际上是啥人不听张春桥的话,他就镇压啥人。
误伤的情况,据说
湖南抓“湘江风雷”的头头,是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的。这个错误当然要由中央文革小组负主要责任。
没能保护的————不知道是否是由于政治原因抛弃的
根据戴维堤的《逝者如斯》,全国起码抓出了一千多万个“5。16”分子……伟大、英明领袖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万万没有料到,这场抓“5。16”运动的结果丢的不仅仅是“卒子”,连“马、炮、士、象”也丢了,“四人帮”这些“车”们最后也没有保住

3.2.2.有人评价造反派是被中央文革或毛利用,如刘国凯,他能够摆出事实来分析,对于我这种非当事人且所得历史资料有限的人来说是无力去反驳的。这只能由造反派们自己去评说。不过,据一些造反派的文字,总的对毛是持肯定态度,也算是对刘的反驳吧。如陆渭文的《古稀之年的哀叹》。
另外,我觉得,至少毛那边有真心的一面。看看张钦礼的遭遇,他只有在文革派相对得势时才能安心工作,而其他时期,都是被打压镇压的。

3.3.对于一些人的各种否定的看法
3.3.1.当今社会,主流是否定毛的文革的。有人又联系起从建国后以来对各种人的镇压或类似残酷的对待,进而否定整个共产党,以及还对国民政府的一些民主自由而肯定起国民党起来。

3.3.2.先说全盘否定的否定整个共产党,肯定国民党。
我的看法是共产党的确有很多问题错误,如肃反,或盲目的把一些人划为阶级敌人用过于残酷的方式镇压,等等等等。但是,国民党的问题错误比起共产党的来简直是大巫见小巫。我也不用去列举国民党的一些残酷事实。就看国民党在三年解放战争之前以那么大的优势或绝对优势而输得那么惨,这只能用强烈的民心向背来解释,或者只能用猪的水平来解释。而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是说明该被淘汰。
而国民党的一些民主,就算有真的,也是由于其没有最终获全胜的事实。这用经济学的竞争就很容易解释。

3.3.3.然后是部分否定毛,这主要指否定毛的建国后的时期。如果连建国前也否定,那就基本上是否定整个共产党了。这建国后的时期主要指文革时期,虽然一般也会把从大跃进起的那段时期包括进来。
对于此,本文的绝大部分篇幅是其回答。总的说来是作了一次难得的左的方面的尝试。

3.3.4.至于有些人肯定邓主要是肯定改革开放。
对于改革开放,我的看法是,作了一次符合常理的私的也可以说是右的方面的尝试。重现了一些资本主义受批判的场景,在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上有一定意义。
我在这里没法全面评价邓和改革开放以及对比毛,只能提一些点。
毛多少给过底层群众一片不怕官,扬眉吐气的天空,虽然这持续的时间可能很短。而邓的改开时代,底层群众是没有这样的天空的。
毛时代,穷人是翻了身的,穷人至少有过机会。邓时代,穷人是被淘汰的,机会是精英的。
毛时代,张钦礼这样的好官或者老黄牛还能安心工作,而邓时代,张钦礼至少是受打击的。毛时代,腐败或黑暗不能说没有,但多少是受到抑制的。而邓时代,官员其实都是对上级负责,没有机制去抑制绝对权力下的腐败,腐败已经是大面积的常态现象了。
引用别人文字中的一段话,虽然我不同意其中“走资派”的定义:
在文革时期,上有毛主席、周总理,戴苏理之流还有所畏惧、有所收敛。文革结束后,他们的春天来到了,他们无所顾忌了。而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却再也没有出头日子了。这样强烈的反差,怎么能让人相信党内没有走资派呢?27年过去了,干部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还有河南兰考文革口述史(杨捍东访谈录)提到:
邓小平依靠的河南这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人,已经很清楚了。那些人从来不干正经事,个个都是整人的好手。从五七年反右开始,吴芝圃、赵文甫、杨尉屏、代苏理,他们一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在反右之后他们搞“反潘杨王”,是老河南帮把平原省那一批人整下去了。后来的反右扩大化,又是他们搞的;五八年竭力鼓吹五风的,也是这几个人。五九年反右倾,张钦礼被他们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清的时候他们搞四不清干部也是积极得很,文革初期他们抛出这个抛出那个,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又是来了一个大扫荡。到下面,他们就是依靠那些吹牛拍马的秦一飞、周化民之流,焦裕禄死了他们都不知道,张钦礼如果不吭声,也就一了百了。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连张钦礼都恨上了,因为焦裕禄的工作方式被宣传出来,是对他们工作方式的否定。…
这些人除了追随干部,想趁机捞点什么资本,没有一分一毫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从来不考虑自己眼前利益之外的国家和人民利益,邓小平后来就是依靠这么一批人来治国,如果反而把中国搞好了,那倒真是奇怪了。…
社会的精神道德方面,
毛时代提倡高尚的精神和理想,提倡学雷锋。
邓时代,很多人以赚钱为理想,不相信有高尚,不相信存在雷锋,不相信毛时代宣传的那些高尚的人物事迹是真的存在的。稍微的一点小事就可以感动很多人。有个2011年8月的“雨中为残疾乞丐打伞的女孩”的新闻,但是据人分析还是很假的。而且,社会道德水平在某些方面的下滑,已经被用上“易粪而食”这个词来形容了。
有人责怪毛的文革实验,冤死了多少人。其实,邓时代国内也一直在做资本主义的实验(其实整个世界也是),死伤的人同样很多,只是主要的是由底层的人承担而已。2014年8月2日江苏昆山台资企业“中荣金属”的粉尘爆炸事故就是一例,而且,就算粉尘没有爆炸,也导致普遍的尘肺病。这充分表现了资本主义为了追求利润不顾劳动者的死活的特点。这不会只是一个特例吧?另一方面,总的来说,小资们也是躲不掉的。像一些公交车爆炸事件,是底层的人走了极端,普通大众里总有人会碰上。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大家实际都在一车里,总会遇到一些躲不掉的情况。还有像高空坠物,也是出自于小资,受之于小资。而社会上的各种犯罪,比如拐卖儿童,估计会让每一个安心过日子的小资成天担心自己的孩子。还有易粪而食的食品安全问题。上面的这些现象中那些受到损害的人冤不冤呢?某种意义上一点也不冤。

3.3.5.另外,反毛的人有多种,那种地摊货的水平的只会造谣骂街的一类人根本不值得去理,如私人医生一类的。只要是坚持独立思考的,在精彩的现实作为历史剧演出的时候,总会多少有所改变的。看看王希哲的思想发展历程,挺有意思。我个人认为他是很有水平的,他要反毛,其能量可不是那些地摊货能比的。在1980年他在《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否定毛泽东————毛是独裁主义,以及对邓的改革派充满期待。但在2006的《文化大革命十批判书(纪念文革40周年)》的文字里面,变到又找到一点肯定毛的东西。我估计这是由于历史事实还是最具说服力的。

3.3.6.还有一点,简单的否定不能使社会进步。对过去的方向作了简单否定,而当前的方向让社会发展到出现了足够多的否定因素,就只能导致简单的否定的否定,以前的对立的东西又有可能被简单肯定回来。比如某些群众保守派现在对于走资派的简单认识。这就可能简单重演王朝周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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