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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懋如:《刘少奇选集》文稿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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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选集》文稿的遭遇

马懋如

  《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刊发的《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怎样发动的》一文中讲到:“为了从思想和理论上批判和清算刘少奇的‘修正主义错误’,早在1966年秋冬,中央文革小组就调人成立了一个理论组,成员有杨永志、廖初江、王道明等。这个理论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刘少奇所有的文章、报告、讲话等,编《刘少奇言论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们先编了八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后来又筛选编了两卷本《刘少奇言论选》……”读了这段文字,不禁想起1967年“文革”初,“中央文革”戚本禹派杨永志从我和闫启华同志手中拿走刘少奇文稿等材料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

“文革”前编《刘少奇选集》

  “文革”前编《刘少奇选集》的全过程我不清楚。1960年我下放安徽农村劳动,回来后,大概是1961年初,听我的直接领导中宣部宣传处(局级)处长王宗一同志(“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说,中央决定编《刘少奇选集》,他奉命参加了。当时还听说编《刘少奇选集》是毛主席提议的,中央同意。少奇同志谦虚,一开始就不同意编他的文集,中央决定后,他表示服从。他忙于工作,一直没有把心思放在编自己的文集上。这一工作是1960年开始的,由康生和陈伯达领导,参加者是编《毛泽东选集》的班子。我记得有许立群、姚溱、熊复、王宗一等同志参加,先在北京收集文稿,后去外地,最后在广州完稿。1962年初,宗一同志工作结束回京,带回来的文稿就是在广州的最后稿,即第四稿,宗一交给我,要我保管。我见到的是八开大的白报纸铅印稿,字大,天头地脚大,便于修改用,文稿首页右上角印有“广州第四稿”的字样。宗一对我说:“刘选”已编好,等少奇同志审阅定稿后出版,现在立即着手写“注释”。看来“注释”由宗一同志负责。

  宗一同志叫我参加注释工作。他让我先通读文稿,提出需要写“注”的意见。我没有做过注释工作,不知从何着手,首先通读了“刘选”所有的文稿,又读了“毛选”上的“注”,学习写“注”。我根据我的理解和不理解,用铅笔在文稿上标出了要写“注”的地方,送宗一审定。他审阅后作了修改,他说准备请中央有关单位参加写。不久请了全国总工会、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以及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单位的同志开了一个会,把任务交给了他们,限期写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这三篇文章的“注”,由康生领导的理论小组的同志负责写,是衷尔矩和黄宗汉来联系的。还有《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等几篇,不好分给以上单位写,宗一叫我写。各单位按时写好“注释”交来,宗一看了不满意,说要大改。请了党史专家缪楚璜同志来参加修改,实际是重写。宗一亲自参加,缪楚璜同志带来两位助手,我也参加,我主要负责联络、记录、查找资料、跑腿等事务。五个人每天用半天时间集中办公,边读、边议、边改、边写,连续干了好几天完稿,铅印成一本《刘少奇选集注释稿》,共印了30册,分送给了康生、陆定一、周扬、陈伯达,可能还有胡乔木等领导和参加编“刘选”的有关同志,余下的由我保管,直到“文革”(1967年)。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重新发表

  1962年8月1日,刘少奇1939年在延安发表的重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在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和党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

  发表前,王宗一同志对我讲,少奇同志工作忙,没有时间审阅“刘选”的全部文稿,“刘选”暂时不能出版,中央决定先发表少奇同志所写“论党”的三篇文章,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由《红旗》杂志陆续刊出,先刊登“修养”。宗一要我将以上三篇文稿及“注”交给理论小组的同志,我记得是衷尔矩来拿的。“修养”一文很快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刊出,人民出版社及时出版了单行本,发行全国,还出了一种精装的单行本。我作为工作人员,《红旗》杂志社赠我一本精装单行本,我保留至今。少奇同志所写的另两篇有关“论党”的文章,后来未见刊出,也未听到任何信息。

  《刘少奇选集》的编辑、《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的重新发表,中央、毛主席是知道的,康生、陈伯达是一清二楚的,后来(“文革”中)批“黑修养”,我很难理解。

刘少奇文稿的命运及其他

  1966年“文革”开始,毛主席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被打倒了、撤销了、砸烂了。因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刘少奇同志被打倒了,被迫害死了。王宗一同志也被扣上了反毛主席的罪名,含冤去世。

  尚未出版的《刘少奇选集》的文稿及有关材料,王宗一同志交给我以后,我一直锁在我办公室的一个书柜里。这些材料不属任何个人所有,不应由任何个人来处理,也不是宗一同志私人对我的委托,我不能随便动。部内一般干部知道“刘选”这件事的人很少,知道我参加这一工作的人更少,当时在宣传处工作的闫启华、曹斌、王哲人、史洪是知道的。

  “文革”中,我一直关注着“批刘”和“刘选”的事。

  在中宣部最早点火煽动群众批判刘少奇的应该说是陈伯达。部内较早出现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批工作队的大字报,署名刘淑晏,她是陈伯达的妻子。刘淑晏并非中宣部的工作人员,她身份特殊,部内的人是知道的,她写的大字报影响很大。部内很快掀起了反工作队的高潮,工作队挨批斗、被赶走。在中宣部办公楼内出现的第一张批刘少奇的“黑修养”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的大字报,署名“孺子牛”。据了解此人是陈伯达的手下,曾经是“中央文革”的“座上客”,后来是“阶下囚”,自然也就成了“文革”的受害者了。

  一天,我听说,中宣部附近的沙滩大街贴出揭发有人编“刘选”的大字报,我赶去看,内容很简单,未指名道姓,看来此人可能不知内情,也许是一种试探,总之,“刘选”之事透露出去了。这张大字报很快被别的大字报覆盖,此后我没有看到附近有此类内容的大字报出现。我想,此事与康生有关,康生对此事是很心虚的,他怕外界知道。不久,北师大的红卫兵来造反,在部内一人的指点下,找我交代“刘选”的事。当时我不在办公室,来者未找到我,负责接待的人不明真相,说我是部里的小干部,不可能知道这样大的事,肯定弄错人了,我幸免于祸。后来得知,有造反派找副部长熊复交代“刘选”之事。熊复不敢讲,他说:这件事要请示周总理。不久,我们宣传处的史洪向我发难,他署名“卫东彪决死队”写大字报揭发我包庇刘少奇,骂我是刘少奇的徒子徒孙……“文革”前我和史洪同事多年,相处还可以,他总算笔下留情,大字报上未点我的名。当时部内很乱,大字报很多,这张大字报很快被别的大字报覆盖。大字报上未点我的名,我没有吭声,躲过了一劫!

  1967年1月4日,“文革”中中央任命的中宣部部长陶铸同志被打倒。社会上成立了“批陶联委会”、“斗陶筹备处”两大造反组织,矛头直指陶铸同志。全国各地的各派造反组织纷纷冲进中宣部大楼,占领办公室,设立造反联络站。我的办公室在一个夜里被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造反派跳窗而入占领了。第二天一早我到办公室,看见一群男女,横七竖八倒在办公桌、椅上呼呼睡觉,我火冒三丈,和他们发生冲突,我抬出毛主席的指示——“解放小鬼”来保护自己,经过辩论,他们撤退了。我感到办公室很不安全,立即把自己的文件、书报等材料运回家中。刘少奇文稿等锁在木质书柜里很不安全,这不是我私人的东西,不能转移到家中,我和处里管机要文件的闫启华同志商量,提出寄存在她的机要室里。当时机要室门上贴了“机要重地 不得冲入”的告示,比较安全。得到了闫启华同志的同意和支持,刘少奇文稿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心里踏实了。

  “批刘”声势越来越猛。当时部内已分成两派,史洪鼓动一派的工人来抢这批文稿,未成。史洪得知文稿已不在我手中,他又生一计,写信给“中央文革”,告我包庇刘少奇,还牵连到闫启华同志。

  记得在“中央文革”的穆欣来封档案之前,大概是1967年4月的一天傍晚,“中央文革”派来了三个穿军装的人,为首的就是杨永志。早听说杨永志是“中央文革”关锋手下的红人。他通过部里的两派组织把我和闫启华叫到沙滩院内原中宣部的教育楼,杨永志一面训斥我们两人,一面拿出“中央文革”戚本禹的批示。批在“中央文革”的一份来信摘登上,上面登的是中宣部史洪的来信摘要,内容大致如下:中宣部史洪来信,揭发马懋如、闫启华包庇刘少奇,私藏刘少奇的文稿等黑材料,至今不揭发、不批判,请“中央文革”勒令她们交出,交给中宣部的造反派批判,等等。戚本禹批示:派杨永志接管。杨永志为首的三个军人和两派头头押我们两人到办公大楼交材料。杨永志一路走一路批我们,他很凶,也很得意。拿材料时,我和闫启华提出登记一下,办个手续,即请他签名,留个凭据,他说:没有必要,已有领导批示。戚本禹的批示他没有留下。当时杨永志还强行拿走了闫启华同志柜子里的一卷宗文件和王宗一同志冤死前记录的一些笔记本和文件,我和闫启华同志说,这些材料“中央文革”没有批示,你不能拿走,他不听;阻止无效,我们请他写个收据,他不写。当时杨永志还要我说出参加编“刘选”的人,我说不清楚;他还强令我将已经发出去的有关“刘选”的材料收回,交给关锋的妻子周英。我说无法收回。他威胁我说,你不要这么厉害,造反派已抓住你的把柄了,你必须收回上交。后来我找到了一本“注释稿”,可能是从王宗一的遗物中发现的,也可能是从缪楚璜同志那里收回的。当时我有一个想法,这些材料在谁手中都不好办,不如上交。我将找到的一本“注释稿”密封,请《红旗》杂志社的孙洁人转交给周英。周英当时是《红旗》“文革”的负责人,很红,我和她不相识也找不到她。

  就这样,已经编好,未经本人审阅,尚未出版的《刘少奇选集》的全部文稿和“注释稿”以及参加此项工作的人员名单等材料,全部被“四人帮”弄走了,成了批判、打倒刘少奇和中宣部的重磅炸弹,成了有关同志受害的重要“罪证”。

  杨永志强行拿走的一卷宗文件,内容我不清楚;王宗一同志的笔记本,是他在中宣部工作多年的记录,其中有一本记载的是“文革”,对研究党史、研究“文革”、研究宗一同志之死很有价值。宗一的夫人史葳同志曾询问过那些材料的下落。我在2006年第4期《炎黄春秋》上发表的《王宗一冤案四十年祭》一文提过此事,未点杨永志的名,希望他能反思,能把材料交出来。杨永志强行拿走的后两部分材料,并非执行上级命令,他是无法推卸责任的。

  还有一件事,需要说一下:闫启华同志2007年去世,她生前曾保管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和未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一些材料,“文革”中打砸抢很厉害,她怕丢失,当时杨永志是作为“中央文革”的钦差大臣来的,闫启华同志请杨永志代向中央请示,有关“毛选”的材料如何保管?这批材料也被杨永志拿走了,他不肯写收条。

  后来,中宣部的人员被军事管制了,我们被赶到宁夏“五·七”干校,斗、批、改、劳动四年。后来,因《刘少奇选集》文稿的事我多次差点挨整,但都因为同志们——如张镜明同志(曾任张子意副部长的秘书)、苏一萍同志(文革前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等的相助而幸免于祸。在这里向“文革”中所有帮助过我的同志们补说一声谢谢!

  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中央文革”倒台。刘少奇文稿等材料哪里去了,落到了何人之手?在我心里翻腾起来。当时刘少奇案、阎王殿案、王宗一案尚未平反,经反复思考,我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如实报告了这件事。没有得到回音,我觉得该做的事已经做了,心里也就踏实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十年浩劫,不堪回首,当事人已逐渐离去,留下的人不多了,我也老了。我们经历了“文革”的人,有生之年,有责任把那段历史如实记录下来,为研究“文革”,总结“文革”的教训,做一点事。也希望跟随“四人帮”做了坏事的人,能够反思,总结教训,做一点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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