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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北大才子沈元的最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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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0年春四月十八日, 北京郊外的早晨春寒料峭, 刑场上一字儿跪着十多位执行枪决的犯人。他们之中有现行反革命分子、强奸杀人犯、盗窃犯、坏分子、现行特务。排在最后的北大才子沈元的背上插着一根木板,上面写着“叛国投敌分子沈元”。沈元的名字上打着大红叉。用卡车拉来组织围观的造反派和革命群众高呼口号,摇旗呐喊助威。随着枪响,犯人尚未倒地,冲过来一群“白衣战士”,把尚有余溫的屍体拖上救护车,呼啸而去。那是为了摘取器官,用来移植。

沈元(1938-1970-)时年三十二岁。他出身书香门第,是个腼腆少语、循规蹈矩的白面书生。一九五六年当他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大学生时,凭着他的聪颖和智慧,翻译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当时中苏关系尚处于蜜月期,他那幼稚而魯莽的举动触犯了天条,遭受灭顶之灾,反右运动开始,他是理所当然的极右分子,开除学藉,劳动教养。沈元在街道监督劳动,埋头苦干,表现良好,很快摘掉了帽子。

摘帽子后,沈元经姑母介绍,推荐给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刘导生。刘导生又推荐给他属下的近代史研究所的负责人、历史学家黎澍,安排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来研究所不久,沈元就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长篇大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同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刊载他的“论洪秀全”一文。中共建国后,“人民日报”第一次用这么大的篇幅刊载学术论文。接着,在“历史研究”的第三期上,又发表了他的“‘急就篇’研究”。这篇论文对汉朝的儿童启蒙读物“急就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展示了沈元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野。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不啻在沉闷的学术界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得到众多老学者的称赞。甚至连郭沫若都赞叹道:”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来“。

树大招风。沈元的成就招致了人们的非议,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沈元道路“的争论。在那个人妖颠倒的时代,右派分子摘帽后仍称” 摘帽右派“,换湯不换药。在当时,右派分子是不准发表文章的。连艾青、闻捷这样的大诗人都不准许,何况小小的沈元。复旦大学的周予同教授在课堂上公然宣称:” 我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而大多数人对” 沈元道路“持批判态度。北大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说,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开宣扬白专道路,丧失了阶级立场。中宣部付部长周扬亲自发话要中科院学部就此问题进行调查。

被调查的对象是近代史研究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凡被调查的对象几乎都赞赏沈元的为人和治学精神。历史学家黎澍甚至喜不自胜地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一位大历史学家能对一位晚辈作出如此高度评价,当时又处于阶级斗争的年代,包庇右派要冒何等重大的风险呵!

调查结果可想而知,结论是“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方针政策,沈元本人努力改造,工作积极“。只字不提社会上反响最大、争论最激烈的”沈元道路“,即白专道路。这是从中宣部科学处到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的默契,参与调查小组的成员也乐于保护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在调查工作期间,沈元又写成“马克思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 一文。但是己不准用他本名发表,改用假名“张玉楼”,发表在“历史研究”,后又由“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然而这种“妥协”並未完全平息风波。某些人得知沈元又用笔名发表文章后,一状告到毛泽东那里。最后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说,今后再也不要让沈元发表文章了,才到此为止。告状信避开文章本身,直接指向他“脫帽右派”的身分。当时毛泽东说过,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种特殊称号。照理说,摘掉帽子意味着回到人民内部,享受“人民”的“待遇”,这条“政策”被誉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创举。事实並非如此,毛泽东早己把五十五万多的右派知识分子打入另册。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脫帽右派仍旧是右派。右派是終身制的,只要是右派,戴帽脫帽一个样。而且帽子拿在“革命群众”手里,不老实随时随地可以重新戴上。

沈元的右派身份和这段历史永远记戴在他的人事档案袋里面,永世不得翻身。不久,史无前例的文革大浩劫开始。虽然有好心人把那份“包庇”脫帽右派沈元的调查报告销毁了,但是曾经为沈元说过话,同情过沈元的人,一个个受尽折磨,遭到批斗。周予同教授被打得跪倒地上认罪;刘导生、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只有老奸巨滑的郭沫若又一次得到毛泽东的宽恕和保护。

作为文革首批冲击对象的地富反坏右,沈元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文革开始时,他已结婚,寄住在亲戚家中。红卫兵运动一来,他首当其冲,一家人扫地出门。他们一家人东躲西藏,躲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打到哪里。近代史研究所不敢接纳他,杭州的姊姊自顾不暇,无法接待反革命弟弟。沈元和他的妻子找不到棲身之处,流离失所。这份痛苦、这份心酸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在走投无路,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情况下,天真的沈元又犯了一次低级而幼稚的错误。他用皮鞋油涂黑面孔,乔装打扮成黑人,试图逃进苏联大使馆避难,给轰了出来。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翻脸,中苏关系十分紧张,双方互相视为敌国。沈元逃进苏联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造反派又进一步推理他可能有出卖情报之类的嫌疑,便被定性为“叛国投敌”。一个反革命右派分子叛国投敌应当如何量刑,在群众专政的年代,公检法便交给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去“讨论”。

近代史研究所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沈元叛国投敌案”。在高压窒息的气氛下,谁敢提不同的意见呢?全所上下一致同意“从重从快处以极刑”,连个缓期执行都沒有。在学术界向来敢说敢言的刘导生和黎澍也未有异议。他们违心地看着自己心爱的学生走上了断头台。

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的判决书写道:“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装成黑人,闯入外国驻华大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终于倒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在当年北京市判决死刑的五十五名现行反革命分子中,沈元是首犯。

然而沈元之死使黎澍遭受锥心之痛。四人邦刚倒台,他便首先提出为沈元平反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叛国投敌”这一类敏感问题还是人们所不敢问津的。近代史研究所许多人认为沈元“罪不至死”,惋惜这位才子的早逝。幸亏刘导生已调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黎澍要求为沈元平反的建议很快得到刘导生的理解和支持。是他们两人在沈元的逆境中发现了这位天才,又为他作了平反。刘导生把案件让北京市公安局重新审定,做出了“罪不当死”的结论。

在文革黑暗的岁月,不少知识精英不堪凌辱,选择了被迫出逃这样一条出路,例如马思聪、傅聪等人。沈元也选择了这条道路。可惜他的命运不济,英年早逝。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沈元早已成为枯骨,我们再也看不到他才华横溢、具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沈元个人的悲剧即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


                                                   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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