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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术风云]陈侃章:吴江亲聆毛泽东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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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今年8月18日,是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发表56周年。这篇重要《讲话》涉及许多重要问题:第一,支持并召见王光美,对她下乡搞“四清”高度赞赏;第二,对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已不感兴趣;第三,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第四,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读懂《红楼梦》;第五,我们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里;第六,大学文科的教师学生、行政人员统统下乡去同吃同住同劳动……

毛泽东1964年8月所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重要篇章,影响甚广。特别是《讲话》中关于只有搞阶级斗争才能搞哲学的观点,以及要用阶级斗争分析方法才能读懂《红楼梦》的论述,可谓独辟蹊径,别树一帜。《讲话》精神先在哲学界透风流传,“文革”初期出版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全文披露。由于《讲话》内容及毛氏语言与当时政治气氛吻合, 因而迅速风靡全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初通文墨的人几乎人人皆知,奉为圭臬。

吴江先生是此篇《讲话》的四个见证者和直接聆听者之一。2008年10月的一个周末,吴老在北京家中,向我敞开心扉,娓娓讲述那些并非如烟的往事。

01

大凡领袖人物提出治党治国纲领,必须要有理论作支撑。毛泽东也一样,他的“阶级斗争为纲”学说的理论根据是“一分为二”的哲学观。

杨献珍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和著名哲学家。令人不解的是,这位深谙毛泽东思想的中央党校副校长,约在1964年初提出“合二为一”的哲学观。这一命题来源于明代哲学家方以智《东西均》这本著作,杨再用现代哲学思维加以发挥。显然,这样不由自主地使人联想到“合二为一”与“一分为二”对着干。

嗅觉敏锐的康生,立即将杨献珍在课堂上讲“合二为一”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其时已十分敏感,马上表态:他这是反对我的。此话一出,杨献珍命运可想而知:撤销中央党校副校长职务,调出党校,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批判“合二为一”论。

毛泽东决定亲自介入此事,命陈伯达组织人马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他指示:要广泛收集古今中外,马列主义与资产阶级学者的哲学资料,看他们对对立与统一、分析与综合、矛盾等问题持如何看法。还说,所写的文章必须讲清这些问题,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合二为一”。

陈伯达领命后,指定吴江、关锋、龚育之三人完成这一任务。吴江建议,再增加《红旗》哲学组的邵铁真,陈伯达亦同意了。

我问吴老:“是不是因为您曾任过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陈伯达让您来领衔完成这篇哲学文章,这在当时是第一选择吗?”

吴沉吟片刻后说:“大概也可这么说,但也不完全是。陈伯达是《红旗》总编辑,但他不主持日常工作,日常工作由胡绳、邓力群两位副总编和几位编委轮流主持,我是管学术业务的编委之一,编委会还有王力、关锋等。”

吴江老继续告诉我:“在前几年写国际反修文章时,我与陈伯达接触日渐增多,也可说是频繁。他对我的独立思考能力是认同的,知道我不会去附和人家观点。所以陈伯达起草的文章,我可以尽情挑刺,不必顾忌;范若愚对马列主义著作熟悉,负责核对原文;邓力群记忆力超强,熟悉政策,但谋篇为文不是所长,他主要是参与文章讨论,在会上滔滔不绝,往往是讨论会的主角。隐隐约约,在当时《红旗》有‘四驾马车’之说。”

我插话:“如此说来,陈伯达当时还是器重您的,那么后来他为什么整您呢?”

吴老哈哈大笑:“多亏了陈伯达之整,否则,我有可能遭灭顶之灾。”

02

我大感兴趣。吴老说:“大概在1965年底,陈伯达对邓力群很不满意了,认为《红旗》是邓力群在干政,他这个总编被架空了。乃通过上意,将邓支配到广西任桂林地委副书记之职。邓调走后过了些时日,陈伯达突然宣布《红旗》要成立‘学术批判领导小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等。这个名单上没有任副总编的胡绳,也没有作为编委的我。没有胡绳可以理解,因为胡绳调到彭真的‘文化革命小组’那里去了,而没有我则引起不少议论,因为陈伯达平常写东西经常拉我参加,还是倚重我的。”

当吴老讲到此事时,我记得很清晰,他好像将了我一军:“你应该看过邓力群的自述《十二个春秋》了吧?”我点了点头。

吴老继续说:“其实邓力群的自述大致可以回答你的疑问了,即陈伯达为什么没有将我列入‘学术批判领导小组’名单,也算事出有因吧。陈这个人在生活上不大检点,不知不觉与一位女校对有染,且打得火热,并把她调入勤务组,权力大得很呐。我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大概也给一个学生辈的人讲起过。结果那个人贴出了大字报,说我吴某人诽谤污蔑上级领导。不过,邓力群的自述细节讲得太多,点姓道名,这样对那位女同志不太好。”

吴老承认,陈伯达还是很想让他加入“学术批判领导小组”的。为此,陈伯达专门找他谈话,告诉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工作,我想你心里很清楚我把你打入冷宫的原因。这样吧,你写点东西交给我,你就可以参加这个小组了。”

陈伯达的做法使吴江十分反感,他对此根本不予置理。“小组”名单里自然没有“吴江”之名。“文革”开始后,《红旗》“学术批判领导小组”上述成员,均进入“中央文革小组”之中。

吴老诙谐地说:“这既是陈伯达帮助了我,也是我祖上积德,冥冥之中拯救了我。看起来,诸暨人刚直的性格,有时还有好处。如果我稍稍服软,给陈写下片言只字,则立马进入这个小组。如此,我的后半生不堪设想,结果是他人之祸化作我人之福。我对陈伯达应额手致意。”

03

两人的话题重又回到陈伯达布置的文章写作上来。吴老说:完成这一任务,关键难处是不知从何着手。陈伯达语焉不详,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四个人讨论了几次,商定还是围绕“一分为二”展开,在认识论上多做文章,为毛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提供理论依据。约在七月份,我们在北京完成了基础资料的搜集。毛泽东其时在北戴河,我们就赶到北戴河去。

大概在8月10日左右,我们将基础资料和文章撰写提纲,交陈伯达转呈送审。往后的几天是难得的放松,但也惴惴不安,因为我们要等待毛泽东的指示,如何有针对性地亮明观点,写好这篇重要文章。果然,陈通知8月18日下午,毛主席要召我们四人谈话,陪同谈话的还有陈伯达和康生。

吴江老告诉我,“关锋是山东人,我是浙江人,邵铁真是哪里人,我记不起来了。龚育之是湖南人,能够听懂毛的湖南话,我请龚作记录。其他人准备专注倾听毛主席对文章的布置,因而龚是唯一的会议记录人。”

说到这里,吴江老站了起来,从书柜中拿出龚育之当年的讲话记录稿和《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的复印件。由此可见,为这次访谈,吴老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龚育之著作《科学就是力量》中关于“毛泽东哲学的讲话”相关内容

吴老说:“我们按照通知时间到达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兴致很高,笑容满面,挨个和我们握了手。我们也不拘束。然而坐下以后,他的开场白使我们意想不到。”

吴老突然问我:“毛泽东的《讲话》你看过吗。”我说大致读过,对其中谈到《红楼梦》这段印象蛮深。

他介绍,毛一上来就说:“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我们满心期待毛主席对文章如何写作作指示,想不到一上来他就要我们立即下乡去参加阶级斗争。而突然的一句‘身体不好也去’,我们的思路一下子跟不上。听到下面才明白,原来王光美此时已下乡搞‘四清’去了,与一个大队的人同吃同住,因为没有暖气,犯了两次重感冒。春节返京,王与毛泽东碰了面。毛问她:犯病了还去不去啊?王果断地说:我还是要下去的,无非是发几天烧而已。真是女中豪杰。”

吴江先生明白无误地说,毛这次谈话的主题是“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并且讲,现在的大学文科教学没有什么作用,所有文科的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都统统要下乡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斗争:“去搞阶级斗争,那个是大学,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毛还结合自身的经历说,“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说:中国“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原来,允许搞资本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佐证与社会主义“对立统一”!

毛泽东谈到:“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里。”这个估计出于最高领袖之口,使我们在座者很是吃惊。

04

毛泽东对我们上呈的材料和提纲如此评价:“关于哲学材料收到了(指关于矛盾问题的材料),提纲看了一遍(指批判“合二为一”论的文章提纲),其他来不及看。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材料也看了下。”

紧接着毛表扬了我们:“这样搜集材料,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怎么讲,马恩列斯怎么讲,修正主义怎么讲,是好的。资产阶级讲,杨献珍讲,古人是黑格尔讲。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当毛转入哲学话题时,我们兴致更高了,因为这是我们要写这篇文章的议题。但失望的是,刚刚切入不久,毛的思路又跳跃式转到古今中外去了。最后天马行空,谈到如何读《红楼梦》上来。

“《红楼梦》我读了五遍,只有用阶级分析,知道《红楼梦》是一部四大家族史,才能读懂《红楼梦》,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看《红楼梦》都不注意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红楼梦》的总纲……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

吴江先生钦佩地告诉我:毛泽东主席的知识确实博大精深,他可以一字不漏地将“好了歌”背下来,可以把古今中外的经典理论、成语出处信手拈来,可以从别人根本没有注意到的角度讲出新意来!《红楼梦》在全国一时如此普及,研究人员如此众多,与毛的这一讲话推动也不无关系。

毛泽东谈话的结语,表面上是针对我们四个人说的:“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可想而知,这一观点此后就不仅仅是在哲学界宣传贯彻了。

我们终于明白,毛此时对写哲学文章已不感兴趣,他要更直接的、面对面地搞阶级斗争;而且这一面对面的“斗争对象”,数量庞大,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掌权或同情者。

我们如释重负,不由窃喜,感到不用再为写好文章煞费苦心了。

吴老站起身来,将《讲话》记录稿和印刷件郑重交到我手上,说:“这两份资料都交给你,你回去可以对照一下,记录稿与发表稿还是有不少改动的。如陈伯达有好几处插话,但发表时陈的插话只出现一处。毛的有些话头,是康生在导引,发表稿有反映,但不多。我还注意到,这次谈话可能有秘密录音。”并把他在两份资料上勾划对照之处指给我看。

我突然冒昧地问吴老:“您这次没有写成哲学文章,但花了很大精力搜集材料和拟出了提纲,这是不是与十多年后您与杨献珍那场学术纠葛有关联呢?”

吴江老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认,只是淡淡地说:“此事说来话长了,我们以后再抽时间慢慢聊吧。”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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