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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前奏与发动]顾训中:毛泽东为何选择在上海发动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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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选择在上海发动文革

顾训中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领导者》杂志2014年第6期(总第58期),此次重新发表时略有个别修订。
作者简介:顾训中,历史学者。先后就读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师承王年一、林蕴晖教授等,获法学硕士学位。曾任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编辑、空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主任等职。热心从事文革史研究,曾参与《二十世纪纪实文学文库》编纂工作,是第三辑“文革十年”(1966-1976)共四本(《神圣与荒诞》,《虔诚与迷乱》,《疾风与劲草》,《炼狱与圣火》)的主编。曾发表《“文革”风云人物的再认识——徐景贤个案解读》、《中共党军体制的历史考察》、《上海文革期间的军政关系》、《毛泽东为何选择在上海发动文革》、《周泉缨误读毛泽东之一例》等重要论文,《访谈朱永嘉》、《访谈文贯中》、《访谈忻鼎亮》、《“九一三事件”十问十答》、《上海市委平反王申酉冤案的前前后后》、《我在空军部队经历“九一三”》等研究文章,以及关于文革思考的一些随笔作品。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毛泽东1967年5月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时曾评价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 此前的1966年6月10日,在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时他还说过:“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
其实,远不止“姚文元发难”(准确地说,应该是姚文元在毛泽东、江青的指使下发难),推动这场被称为“史无前例”运动起步的几个重要会议,例如1965年12月整肃罗瑞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1966年2月被称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都是在上海举行的;1966年的3月,毛“住在上海西郊宾馆,直接指挥了对北京市委的批判和对‘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斗争’” 。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发动文革运动,并非偶然。他曾这样讲述了选择上海的“无奈”:“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一些部门、某一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是在这个红色城市(指北京——引者注),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 江青则用更直白、更积极的语气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无论是“无奈”、还是“亲切”,都透着毛泽东这一选择的深谋远虑,值得做一番深入剖析。
    
毛泽东力排众议发动文革
        
毛泽东的选择与他发动文革运动的初衷和处境密切相关。
人们已经深入探究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种种动因,可以归结为他的多重目标——清洗他设定的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以及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安排好接班人问题;清除中国已经出现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反修防修、永不变色”的问题;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建立他的乌托邦理想国……在文革推开一年多之后的1967年5月,他自己概括说:“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搞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毛泽东思考这些问题已有很长一段时日了。
首先,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所谓“修正主义”问题。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在1956年2月召开的“二十大”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在会上所作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集中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随后,苏共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改变斯大林时代的错误。这一切对斯大林死后开始谋求国际共运新领袖地位的毛泽东以极大刺激。他将苏联出现的变化看作是“修正主义上台”,并担心自己身后也会有如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出来“鞭尸”。为此,他不惜公开与苏共的分歧,发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反修斗争”。
其次,由于“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产生的种种严重后果,中共党内围绕毛倡导的“三面红旗”的分歧越来越严重,毛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忧虑也越来越严重。
不谙经济的毛泽东抱持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强烈赶超意识,以乌托邦式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作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法宝,势必阻力重重,恶果累累,以致党内异议多多。毛泽东的对治办法是,以斗争方式强力排除,强行推进。1957年毛泽东公开批评“反冒进”,以“反右倾”为杀手锏强势将周恩来、陈云等人的稳步推进主张压制了下去。1959年7月庐山会议以“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的名义,将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彭德怀及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干部打压下去,并以此为开端发动了进一步整肃党内不同意见的“反击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但是,随着经济与政治严重问题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各地非正常死亡现象的日益严重,党内不同声音仍然存在,并在1961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前后再次高涨。毛泽东坚持阶级斗争理论为纲,更进一步将这些分歧看作党内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的表现,而这是最危险的阶级斗争。他认为,中国已经面临“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依此理论,毛还将中共执政后逐渐出现并逐渐严重的党群干群矛盾、干部贪污腐化、官僚主义问题等统统看作是“阶级斗争问题”,更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认知。
再次,他逐渐对“第一助手”刘少奇产生了怀疑,直至认为他就是党内修正主义头子,必须予以清洗。
其实,刘在中共党内地位的擢升,全凭毛的一手提拔。这个早在1920年代初与毛泽东同时期参加革命运动的资深共产党人,长期只是个地区负责人,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正是在19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整肃王明、周恩来两大派别,并辅助其确立在中共党内至高无上地位的坚定盟友。刘还率先在党内倡导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新的指导思想。正是这些重要表现,使他得到了毛的完全信任,被毛越级提拔。从19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刘少奇一直是中共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把手,在毛外出时还多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毛曾明确宣布:“我死以后就由刘少奇接替。” 在1960年代初期的某些官方报道中,还常常出现了“毛主席、刘主席”并提的现象,以示刘已获得了与毛并列的殊荣。这是因为,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毛将刘少奇推上了一线主持中央工作,自己退居二线“研究问题”。按照毛泽东的提议,1959年4月18日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还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这便一度出现了两个主席并列的格局。当时在许多中共高级干部眼里,毛、刘已是并列的领袖。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就曾说过:“咱们党内有两位炉火纯青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大学问家,一位是毛主席,一位是少奇同志。” 党内甚至出现了关于毛泽东“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传言。
然而,至少在狐疑心极重的毛泽东那里,毛刘并非永恒的同盟者(纵观毛一生,其从无永恒的同盟者)。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在对待资本家政策上、在农业合作化政策上、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坚持上,毛刘之间都产生过严重分歧。毛甚至一度产生了以高岗取而代之的想法,并秘密派高岗调查刘当年在满洲地下工作时期的被捕情况。文革期间刘被打成“叛徒”,并非偶然。但毛一时还没有下决心换刘。上述关于“我死以后就由刘少奇接替”以及刘少奇“是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的说法,分别是在1960年5月和1961年9月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被问及接班人问题时的作答,说明直到彼时,毛还在观察和思考中。但是,随着毛泽东竭力倡导并推广的“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的失败,严重经济困难的出现、甚至数千万人的饿死,党内分歧逐步激化。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讲话中公开认同造成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后又支持“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他甚至当面对毛说“人相食,要上书的” 。对于刘少奇这些越来越明确的不同见解,坚持“三面红旗”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法宝的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毛泽东曾说: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时,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在随后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包括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等内容的“四清运动”)中,在运动性质如何确定、如何分析形势、如何确定打击对象、运动如何进行等问题上,毛刘再度发生正面冲突,并集中发生于1964年末、1965年初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也即“二十三条”)时。这让毛进一步认定,中国党内已经出现修正主义,头子便是身处一线、与自己意见越来越不一致的刘少奇。他在此时下决心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
出于“解决世界观问题,搞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的需要,同时也出于防止身后出现“鞭尸”,永葆毛式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毛泽东下决心要开展一场从未有过的“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当然,毛在酝酿旨在“揭发黑暗面”的“大破”的同时,也在酝酿着“大立”,建立他的“理想国”,这便是他青年时代就深深打上印记的乌托邦理想。
青年毛泽东曾十分推崇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并积极参与了各种实验活动。他将这些理想与后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的描绘杂揉在一起,在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宏大意旨之下,逐渐明朗并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国蓝图”。这就是青年毛泽东曾经绘制过的岳麓山脚新村建设蓝图、晚年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再度加工的那幅图景。大跃进年代群众自发创造的人民公社似乎与他的这一蓝图十分接近,因而受到他的由衷支持并推广,也成为他后来竭力加以维护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他之所以将这场政治运动称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缘由之一。他力图通过这场运动,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促使人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改造人们的思想,培养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最终建立起一个消灭商品、消灭分工、消灭差别、绝对平均、人人能文能武、处处大公无私的乌托邦理想国。
然而,此时的毛泽东是孤独的,少有人能体察他的心绪,更少有人能理解并支持他的想法。何况,毛要揭发的“黑暗面”是刘、邓等中央第一线领导。文革初期曾有对党政干部在面对这场运动时“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的描述,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当时干部中对毛文革部署的认知状况。文革后期毛自己也承认: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因此,寻找可能的同盟者,尽力推开这场运动,成为毛泽东当年最重要的考量。
正是在此背景下,毛泽东选择了上海。

毛泽东对柯庆施的倚重

毛泽东对上海的选择,不能不说到他对当时主政上海的柯庆施的赏识和倚重。
回溯历史,在长达数十年的革命经历中,柯与毛并没有很深的交集,相反,倒是与陈独秀、张国焘、王明、刘少奇等其他中共要人有着更多的接触。
柯庆施1902年7月10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南乡竹溪村一个底层知识分子家庭,自小便关注时政,不是个安分的学生。他因仰慕陈独秀而与之通讯,并受其邀请,于1920年10月赴上海加入了刚刚创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CY),成为最早的一批青年团员之一。此后他留在上海,与刘少奇、罗亦农等一起在中共举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作留苏准备。1921年底,他随作为中共中央局三成员之一(其他两位成员是书记陈独秀、负责宣传的李达)、负责组织工作并兼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张国焘等一起,去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苏期间的一次会议上,他见到了列宁,是中共党内少数见过列宁的党员之一。也因此,他年纪不大,却在党内一直被尊称为“柯老”。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处长的曲琪玉说过:“毛主席讲过,为什么叫柯老,因为他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 1922年夏季从苏俄回国后,柯即转为中共党员(CP)。此后,他长期在上海、湖北、河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先后做过工运、农运、兵运工作。
抗战期间柯庆施进入延安,担任王明为部长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因为柯在中共北方局任组织部长时与书记刘少奇有过龃龉,还因为他与王明的关系,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他曾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受到关押、围斗,其新婚不久的妻子也因不堪迫害而跳井自杀。事后是毛泽东亲自出面给主持此事的康生打了招呼,柯才得以脱身。或许这是柯这位中共资深党员与毛的首度交集。
此后,柯庆施的命运获得了相当改变。1947年11月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攻克石家庄(当时尚称“石门”),这是当时中共占领的关内第一座大城市,被称“新中国第一城”,而出任该市第一任市长的正是柯庆施。1949年4月下旬,解放军三野部队渡江占领国民政府首府南京,5月成立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人民政府,刘伯承任市委书记、市长。柯庆施被从华北调来,担任排名第一的副市长。1950年7月,柯接替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长,一个月后又接替唐亮成为南京市委书记。1952年8月中央决定南京市与苏南、苏北两行署合并重新成立江苏省,11月1日正式成立省委,柯庆施为江苏省委首任第一书记。这些重要职位的安排在在说明,当时的中央与毛泽东对柯庆施已有相当重视。
1954年6月,毛泽东决定调主政上海与华东的陈毅去中央工作 。同年9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中央决定,陈仍兼任上海市长。为了填补上海“一把手”的重要空缺,在江苏省委任职不足两年的柯庆施于这年10月被调往上海,出任市委第一书记,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当年大区撤销后唯一组建的中央局)书记,接替陈毅主政上海。由于公开资料的缺乏,尚无法知晓此次柯被任命的决策过程,但就上海在中国大陆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而言,显而易见当时毛与中央对柯的高度信任。在柯到上海上任时,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工作的谭震林专程来为其“站台”作介绍。亲历其境的一位老干部曾回忆,谭震林在会上说:“柯庆施同志在南京的工作就是比别的地方做得好。他原则性很强,对工作要求很严格。现在组织整顿已经开始了,他在南京对镇反、清理中层抓得就是紧,搞得彻底,上海就是要他来加强工作领导的。” 谭对柯的赞扬和肯定显然是代表毛泽东和中央的。
有一种说法,称“1950年,柯庆施从石家庄市调南京市任市委书记时,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薄一波等同志,联名向华东局发过电报,发电报的时间是7月19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柯庆施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你们随时注意加以帮助’” 。且不说所有已经公开的相关文献资料(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年谱》、《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等等)中均无此记录,也不说柯于早一年年中即已调至南京工作,假如柯果真是如此一个“政治不成熟”的“问题干部”,且有那么多中共“一级大佬”为其作负面背书,为何还会顺利出任南京党政“一把手”、后又执掌上海、获得如此重用?!
坊间又有一种说法,称柯是“靠着取悦毛夫妇上位”的,更有甚者称其为“善于揣摩圣意的政治天才”,所举事例却都是他在调任上海之后在“大跃进”期间发生的故事。其实,柯出掌上海、华东,已经到达他毕生官位之高峰。此后他得到的两个高位(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65年1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都是虚职,并未改变其地方要员的基本身份。
平心而论,柯庆施确实是个有胆识、有能力、能开拓的干部。他的才干在执掌上海期间得到了充分展示,并未辜负中央与毛对其的倚重。
上海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埠以来,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逐次展开,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迅速跃升为中国第一大都市。甚至在当时的亚洲,上海也跻身于一流都市之列。但是,这一切在中共进驻上海之后,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一边倒”的国策指导下,1949年以后的中国以倒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反对“美帝国主义”以及退据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为主旨,部署一切工作。因此,身处东南沿海的上海被当作反美反蒋的前线,并未列入国家发展计划。1950年代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工业项目,上海一个也没有分到。长期以来,国家对上海的投资也几乎为零。这样,上海原有的工业生产处于紧缩、内迁和维持利用的局面,许多工厂以备战、支援内地名义,先后搬迁至西北、西南、东北。这一切造成了上海经济在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日渐萎缩。号称中国第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1950年代上半期的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55年上海工业总产值甚至出现了2.8%的负增长。(右图:毛泽东在听取柯庆施汇报。)
柯庆施到上海工作之后,利用毛泽东在1956年4月所作《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所提“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的提法,开始重新规划上海工业发展方针,于1956年7月主持制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八字方针,即“充分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生产”;同时自力更生,依靠上海自身的财力物力,充分发挥科技带动生产的作用,对老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和重组,以使上海原有的工业基础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在其从此时起到1965年文革序幕拉开的10年主政期间,上海工业从原来的萎缩、负增长已全然改观,重新成为中国第一大工业基地,这有以下数据 可资说明:
到1965年,上海的钢铁产量比1957年增加3.7倍,发电量增加1.5倍,自行车产量增加1.4倍。上海全市工业产值从1956年的113.92亿元增长到1965年的252.04亿元,在严重困难的经济环境中,在没有任何外部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上海在10年间实现工业产值“翻番”,全市财政收入从1956年的3.057亿元增长到1965年的62.9039亿元,新增固定资产额达52.64亿元。上海经济发展的亮点还在于,到1965年,全市已初步形成工业生产门类基本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工业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缩小,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和尖端技术研究上取得不少成果,有的已达到或接近国内外先进水平。1966年开始研制的每秒100万次的集成电路计算机,与日本同步,仅比美国晚5年。
更让毛泽东和中央满意的还有,在中央对上海少有经济支持的同时,上海却向中央提供了丰厚的财力支持:上海每年财政约87%上缴中央(以1965年为例,是年上海财政收入总额为62.9039亿元,地方财政支出总额为7.8348亿元,约占前者的12.46%,差额部分55.0691亿元即为上缴中央数额),约占当年全国财政总收入473.3亿元的1/10强。而同期中央给上海的市政设施投资只抵上海财政上缴总额的1%。在错误执行“三面红旗”左倾政策、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五六十年代,上海无疑是中国经济一大亮点,也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上海成为中央财政的主要支柱,一直延续至今,即自柯主政上海时期始。
与其突出政绩相似,柯的强势作风同样在当时的上海刻下深深印记。他的简朴节俭让人印象深刻;他的要求严格乃至简单粗暴又引发种种不满,也在众多上海干部中留有不良纪录。时任上海《文汇报》总编辑的徐铸成即以“那位‘一言堂’”名之 。有些干部曾对此大胆提出意见,随即因此而挨整。
使柯庆施在建政后中共历史中留下重要印痕的,还是因其在当时中共高级干部中是少有的迎合毛强行推行左倾政治、经济政策的突出人物。这是毛对柯最为满意、亦最为倚重之处。陈云曾说:“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这里的“西南”是指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这里的“中南”是指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陈云的这一评说说明,当时地方大员中紧跟、迎合左倾路线的大有人在,也说明柯庆施是其中的最突出者。
1957年7月9日反右派斗争高潮中,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再次痛批知识分子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 柯庆施在反右之初也对知识分子有过一段独到“见解”:“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自我检查,还常常会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以为了不起了。”直接“聆听”此番教诲的徐铸成直感“惊心动魄”!他说:柯庆施“真对毛泽东思想深通三昧,不愧后来称为好学生了”!
在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公开否定“八大”的稳步发展方针,提出“要鼓起一股劲来”,要“多、快、好、省”,掀起一个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此后又利用多个场合进行“反反冒进”,批判陈云、周恩来,逼迫他们作检讨。正是在此时,柯庆施在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长篇报告。柯在这一报告中根据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序言的精神,提出要批判“反冒进”这种“右倾保守思想”和“不正常现象”,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以便迎接新的建设高潮,促进建设事业的新高涨”。 1958年初在广西南宁召开的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工作会议期间,毛亲自对这个报告审阅修改并大为赞赏,立即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在会上毛还称赞道:“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只有上海“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是不多。”毛还当场问周恩来:“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毛的这一发问,以及随后发生的周恩来请辞风波,便引发了所谓“柯取代周”的公案,一直流传至今,成为对柯“取悦上位”负面评价的重要依据。其实,至今公开的资料中从未发现毛对“取代”一事有肯定性说法,更未见到柯有取周代之主观意图的任何证据。相反,此时毛事实上已经作出了架空周、甚至架空刘的人事安排,那就是毛自命“主帅”,并亲自选定“副帅”、辅佐毛领导“反右派运动”、指挥“大跃进运动”的总书记邓小平。在毛的设计下,在中共中央系统分别成立了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小组,分别任命陈云、彭真、王稼祥、聂荣臻、陆定一为组长,统归书记处领导。同时确定:“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政府机构只有“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之权。 如此这般,邓的权力已跃升至毛一人之下,统掌党、政、军全局工作。有学者提出,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中国大地左倾路线盛行,是“主事在毛,成事在邓”,不无道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周恩来实已无法正常行使国务院行政职权,遂提出了“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委婉动议。
当然,虽则“柯取代周”查无实据,并不能减弱柯在左倾路线推行中的积极作用。
为了强行推行以“多快好省”、“三面红旗”为核心的左倾路线,毛泽东一改建政之初带头倡导的“不要对个人歌功颂德”、“反对突出个人”,甚至将中共“七大”决议和党章中规定的“毛泽东思想”提法都去掉的做法,宣扬起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称:“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斯大林正确的东西也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 将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等同并混淆,为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提供了理论依据。毛的这番话是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说的,当即引来与会的中共领导人们对毛的一片颂扬之声,纷纷提出:对于领袖应当无条件地信任,特别是经过几十年实践证明,中国不存在个人崇拜的问题,要更加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学者评论:“党中央的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在中央高级领导人的这一片颂扬声中,柯庆施在成都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一语惊人。他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或许因为既精炼又形象,这句名言会后在全党迅速传开,在对毛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中共党内恶性膨胀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虽则有学者查阅成都会议记录,未找到柯说此话的文字依据,但多年之后,当年与会的胡乔木也谈到了这件事情说:“这是在正式的会议上公开提出来的,不是几个人在私下谈话,更不是任何人编造出来的。”
柯对“大跃进运动”不只与其他地方领导人一样“跟好、学好、做好”,还在经济重镇华东、上海努力积极推动。在他主政的华东协作区,在农业口也曾大放“高产卫星”,提出华东五省市在1957年粮食总产715亿斤基础上要增长近70%,达到全年1200亿斤。最典型的还是柯主动提出1959年华东协作区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薄一波曾说,这对毛泽东最终下决心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而钢铁生产这一高指标则是带动全国各行各业“大跃进”的“主帅”。毛泽东在1959年7月23日庐山会议从开始阶段“反左”向“反右倾”转折的讲话中曾提到:“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他说华东搞六百万吨。”“柯老,你有没有责任?(柯庆施:有。)华东一个地区你就要搞六百万吨,我是全国搞一○七○万吨。” 间接肯定了柯对“大炼钢铁”、“大跃进运动”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柯对毛左倾路线的迎合更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中。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多次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为实现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而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与会的柯庆施回到上海,立即布置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予以呼应。果然,毛泽东看到了此文后很是欣赏,指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毛还亲撰编者按说:“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
1960年代初,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为纲,并着手从意识形态领域展开这一斗争,从而掩盖“三面红旗”引发的严重经济困难直至否定从中吸取教训。柯庆施也积极予以配合,率先在上海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文艺革命”。诚如后来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的徐景贤所评价:“上海在全国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封、资、修’的任务中,充当了‘先锋’的角色。”
1962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中对戏剧创作和演出提出批评说:目前的戏剧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 柯庆施在十多天后的1963年1月4日,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元旦联欢会上率先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称“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他甚至武断地提出,只有写十三年、以新中国十三年的现代生活为题材,才能算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口号在同年4月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中宣部、文化部领导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在发言中都指出这个口号有极大的片面性,不符合“双百”方针。代表上海与会的张春桥、姚文元则根据柯庆施的旨意,编造了“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说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只能反映十三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活。随后,柯亲自抓“大写十三年”的创作,一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他提出,有没有更多的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错的长篇现代书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占领阵地的问题;二是抓故事员问题,配合正在郊区农村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柯要求大力推进这一“红色宣传员”活动,并在城市中推广。柯的这一工作成绩以《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为题被刊登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同年12月9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2月12日,毛对此作了“关于文艺工作的批语”,严厉批评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便是当时推动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著名的“两个批示”中第一个。这一批示使文艺界立即紧张起来,全国文联及其下属各个协会立即展开了整风。毛的这一批示是直接批给北京市委第一、二把手彭真、刘仁的,表明另一用意在用上海经验鞭策北京。柯庆施在上海立即予以呼应,在12月25日举行的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开幕式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断言“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15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反映了我们的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这一讲话在媒体上立即刊出,在戏剧界、文艺界又一次引起了震动,也为上海的“文艺革命”再添了一把“火”。后来成为“高大全”革命文艺代表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其中五个出自上海,并非偶然。
五六十年代柯庆施对毛泽东各项左倾政策的迎合和支持,其动因究竟是出于救难之恩、知遇之恩的报恩心态,还是同样奉持急于改变落后面貌的心情,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缘由,已无从考证。但是,将其归结为“取悦”、“向上爬”……既无事实作依据,更是过于草率简单。
无论出于什么动因,柯的支持对此时此刻的毛泽东而言极为重要。因为,毛的左倾政策严重违背人民意愿、严重脱离客观实际,即便是在党内也常常引发分歧,难以得到支持;更因为,毛需要面对的是“钦定接班人”刘少奇为首的中央第一线。因此,当毛下定决心发动文革运动,“清除党内黑暗面”时,选择柯经营多年的上海为基地是十分自然的。
也正因如此,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在成都的突然病逝,使毛十分痛惜。正在武汉的他听到噩耗后连续十多天饭量减少,乒乓球也少打了,每天沉默散步的时间却长了。 柯病逝当日,中共中央成立以刘少奇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毛泽东位列委员第一名。据说,这是1949年建政之后中共为高级干部逝世组成的第三次最高规格治丧委员会。第一次是1950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五常委之一的任弼时去世,第二次是1963年12月十大元帅中第一位去世的罗荣桓。北京的柯庆施公祭大会是刘少奇主祭,邓小平致悼词,在京所有党政军负责干部悉数参加;一向深居简出的林彪也亲自出席了上海的追悼会。这一切是毛泽东和中央对柯庆施信任与肯定的又一佐证。

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的欣赏

毛泽东选择上海发动文革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对这里的两支“笔杆子”张春桥、姚文元的欣赏。
中共历来重视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因而对能充当其忠实喉舌之“笔杆子”都相当重视。行武出身的林彪都曾有过“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的名言。也因此,“笔杆子”尤其为毛所器重。“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首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文革运动也确实首先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展起来的。无疑,“笔杆子”的作用更显重要。张、姚先后为毛所笼络,后来并成为毛钦定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重要成员、“中央首长”,追随并效力于毛直至其病逝、文革运动落幕。
当然,毛对这两支“笔杆子”的认知有着不同的故事。
相比而言,张春桥可谓是个“老革命”,1938年20岁时便投身延安并入党。然而,由于张已是个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人物,因而在大陆公开史料中很难找到其参加革命经过的真实资料,大多是已被“妖魔化”了的说法,例如“拥蒋反共急先锋”、“恶毒攻击鲁迅”、“隐瞒身份混入党内”等等。在中共极其严酷的政审中,张如果真有如此不堪的“反共”经历,是不可能获得后来的高位的。曾有学者以史实为依据,考证了这些所谓“罪状”,并一一予以否定。 文革期间,在“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思潮鼓动下,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员的张春桥也无可幸免,曾遭到两次“炮打”:一次是“一月革命”高潮中的1967年1月底的“一·二八炮打”,一次是1968年4月的“四一二炮打”。两次都曾涉及张的历史问题。但两次“炮打”都被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出面保了下来,且都与毛的亲自干预相关。第一次毛明确表态说:“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还不是反革命啊!” 第二次毛特意要张立即进京,并亲自在门口迎候,说“无事”,将张轻轻保护过关。 这也说明,毛对张的历史问题至少是心中有数的。
无论如何,张为党内“笔杆子”当属事实。1949年,他以“新闻日报管委会成员”身份随军进入上海。此前,他曾先后担任过《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石门日报》社社长、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到上海后,曾先后出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新华通讯社华东总分社社长、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
在张的革命经历中,曾两度与柯庆施交集,那就是石家庄时期和上海时期。先后主政石门、上海的柯庆施对张十分倚重并加以重用,乃属“一把手”对“笔杆子”作用的重视,理所当然。1954年秋,原本张春桥已获调北京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刚来上海就任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闻知后便立即拦了下来,留在身边,作为自己的智囊和“笔杆子”,人称“政治秘书”。
张春桥为毛所知,是上文已经述及的受柯庆施之委派、于1958年9月为创刊不久的上海《解放》杂志撰写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文章严厉批判了所谓“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高度赞美了“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主张“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 文章得到了毛的欣赏。他看到后立即批示给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嘱其全文发表,并亲自撰写了编者按,称赞“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人民日报》刊登张文的第二天,张春桥即被召来,登上了毛在天津杨村的专列,参加讨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会议,随后并多次随毛参加了在天津召开的讨论人民公社问题的会议。10月19日,毛又作出批示,钦点要张春桥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一起去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调研,为中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的工作会议作准备,并指令派专机送他们。不到一个月的11月6日,毛再一次钦点张春桥与陈伯达以及时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的李友九一起去号称三年即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山东范县去作调查。此时的陈伯达被公认为“党内一枝笔”,还兼任毛的政治秘书。毛屡次将张春桥与其相提并论,并亲自多次与其商议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人民公社问题,亲自布置调研任务,在当时轰动一时。张也因此而于1959年1月上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开始跻身于上海领导层。有学者称:“‘文化大革命’前,张春桥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人物,资历、人望俱不足道。” 就张履历而言,此时的张确实仅为一“地方人物”,但仅以上述史实即可窥见,至少在“伟大领袖”心目中,已对张及其观点十分重视。张亦并非“名不见经传”,至少自此已在毛那里挂上号了。
当然,张也没有辜负毛之期望,在上海努力为其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推进作贡献。
1963年12月当上上海市委分管文化教育工作的候补书记后,张春桥更加倾心于毛泽东倡导的“文艺革命”。前已叙述,在柯庆施提出的“大写十三年”之后,他和姚文元拼凑了“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面对面地与持不同意见的中宣部、文化部领导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辩论。他又被柯推荐而作为江青在上海进行“戏剧改革”的助手,直接领导了后来成为“革命样板戏”的《智取威虎山》和《海港》的改编工作,从此与江青结下了紧密合作关系。张为江青所赏识,还因为受柯庆施委派参与了《“有鬼无害”论》一文的写作。这篇文章被江青视为是“争取到批评的权利”后“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 尽管在与江青的共事中已经深感其刚愎自用、反复无常、难以伺候,但为了达到通过江“接近主席”的目的,张不但隐忍了下来,还想方设法迎合、奉承,投其所好,终于让“江青很高兴,两个人很谈得来,关系越来越密切”。
张对毛、江发动文革的最大“贡献”,无疑是直接领导姚文元完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随着此文的发表,张春桥不只达到了“接近主席”的目的,更是愈加受到毛的器重,被毛指定参与了文革准备阶段的许多重大事件。甚至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中央文件起草、修改,包括《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五一六通知”等等,张都曾参与其间。文革期间随同《毛主席语录》而家喻户晓的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也是由张起草修改的。
毛泽东对姚文元的青睐同样是从欣赏其文章开始的。
姚文元比张春桥小14岁。张中学毕业后从山东到上海闯荡的1930年代,姚还出生不久。顺便说一句,所谓“四人帮”中,真正出生于上海的只有姚一人。他于1948年10月中学时期便在上海加入了仍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也算得上是“老革命”,按照相关规定,本应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但此时的姚还只是随着革命高潮到来而憧憬美好未来的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之一。让他头角崭露、脱颖而出的,是中共建政之初为稳定局势、收摄人心而连续不断发动的政治批判运动。
虽说历史学者曾用“凯歌行进的年代”形容中共建政后的1950年代,但对于众多因了种种缘由留在大陆的民国知识分子而言,这却是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的风雨飘摇时分。这样的政治批判运动,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批大大小小的忠实“笔杆子”。姚文元便是从批判曾经的“左翼文艺家”胡风及其“反革命小集团”的运动中崭露头角的。
原本由于父亲姚蓬子与胡风交往甚密,姚文元也与“胡伯伯”有过接触。甚至为了也成为那样的“文艺评论家”,他曾一度深入钻研胡风文章,热衷写作《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几乎成了“胡风迷”。然而,历史注定了姚不可能成为胡风。因为,姚既无胡之学养与历练,更不具备胡之独立人格与主观批判精神,而是恰如著名作家和文艺理论家许杰曾经评论的一般:“看潮头,揣摩领导意图,狠狠地打击敌人,用来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 也正因如此,当他一旦闻知伟大领袖早已对胡风的梗直性情、不甘服膺有所不满,又闻知北京在毛授意下开始了新一轮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时,终于“幡然醒悟”,立即“划清界限”,“反戈一击”,撰文予以猛烈批判。他于1955年初先后在北京的《文艺报》、上海的《文艺月报》发表了《分清是非,划清界限!》和《胡风歪曲主义的三套手段》等文章。由于对胡风及其思想十分熟悉,姚文元的这些文章显得更有“理论”,更加“深刻”。之后短短不到半年时间里,姚又先后撰写了十多篇批判胡风的文章,其中多数发表于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一时间,姚俨然成了“青年文艺理论家”。
终于,姚的文章引起了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注意,这便是他于1957年2月6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教条与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一文。毛在文章发表后10天的一次讲话中公开夸奖姚的文章不错。来自北京的“金口玉言”使得尚名不见经传的姚文元身价陡增,立即被紧急增补进了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上海代表团,跻身于上海文化名人之列,晋京去见“毛主席”。会议期间的3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再次表扬姚文元的杂文“比李希凡、王蒙写的较少片面性” 。
随后发生的反右斗争成了姚文元再次大显身手之时。1957年6月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反右派斗争拉开大幕。6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将《人民日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在刊登毛泽东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消息时的不同编排方法加以对比,别有用心地指出“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恶毒影射《文汇报》。姚文被正在寻找反右突破口的毛泽东信手拈来,大做文章,亲自撰写了《文汇报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下令以“本报编辑部”名义与姚文一起于6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点名批判《文汇报》、《光明日报》,震动全国。半个月后,毛又亲自撰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再以《文汇报》的编排问题说事,特别点了民主同盟、农工民主党以及所谓“章罗联盟”的名,又一次震动全国,从此掀起反右斗争高潮。而姚文此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作法为反右斗争中抓取和批判右派言行提供了重要模式,祸害无穷!成为“伟大领袖”亲自捧起的“反右明星”之后,姚文元不负“圣意”,在此后的七八个月时间里,写出了反右文章多达七八十篇,“棍子”横扫之处,上海的王若望、施蛰存、许杰、徐中玉,北京的丁玲、冯雪峰、艾青、刘绍棠、陈涌、秦兆阳、徐懋庸、王蒙、邓友梅,四川的流沙河,江苏的陆文夫等等文化名人,以及《文艺报》、《新观察》等等报刊……纷纷中的。
经历了反右斗争“洗礼”,姚文元作为“左派理论家”更为成熟了。1958年,他被调入刚刚成立的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编辑部任文教组长,正式成为上海市委御用“笔杆子”。1961年底《解放》停刊后,他又调往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一直到1966年中文革爆发,调京出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此期间,他或是揣摩、或是领旨,不只继续起着打击文化人士的“棍子”作用,又开始充当起上海滩鸣鞭的“舆论总管”角色,为后来在毛泽东直接领率下成为中华大地“舆论总管”作了铺垫。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2月春节后,江青来到上海这一她心目中的“基地”,寻求批判京剧《海瑞罢官》的人选。受上海市委委托一直负责陪伴江青进行“戏剧改革”的张春桥向她推荐了姚文元。姚文元也不负所望,埋头苦干,前后大改十稿(一说为十三稿 ),终于完成了撰写任务。在随后1966年上半年渐次开展的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委的批判斗争中,姚文元再度“一马当先”,写下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重头文章,为毛所称赞,并亲作修改。
姚文元的主观武断、蛮横无理、无限上纲、置人死地的“文风”被人痛斥为“棍子”。然而,江青却借此称赞姚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姚自己也受宠若惊,在1966年6月2日的日记中记下了江青的这句话,并称江要用他这条“棍子”“参战十年”。 影响更大的是,姚氏这一“笔杆子听从党指挥”,一切以“贯彻领导意图,揣摩领导思想,紧跟领导精神”为基本信条,自觉成为党的喉舌和专政工具的作派,后来被总结为“姚文元道路”,成为毛时代适应“舆论一律”需求应运而生的千千万万“笔杆子”向往和学习的榜样,并渗透到了所有文化、新闻、出版、社会科学研究、学校等等部门,切实起到了控制舆论、扼杀思想、禁锢行动的恶劣效用。这是文化大革命得以顺利推开的必要基础之一。
《徐景贤最后回忆》一书记载了毛泽东1973年曾要姚文元读《旧五代史》中的《唐书》列传《李袭吉传》,借后唐武皇李克用赞扬“大秘书”李袭吉“博学多通,尤谙悉国朝近事,为文精意练实,动辄典故,无所放纵,羽檄军书,辞理宏健”的故事,肯定和褒扬姚。该书还记载:1975年初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张春桥、姚文元分别撰写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毛在审阅他们的文章时,像一个老塾师替学生批改、评点作文那样,在两篇文章的题目上方一连画了几个圈,以示欣赏。”毛在姚文上还多画了一个圈,让姚暗自得意。 而曾经为姚文元撰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提供史料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时任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组长的朱永嘉对毛利用姚这类“小人物”更是有着入木三分的评说:“在学术上,小人物向大人物挑战,有其积极意义,可以推动学术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小人物则往往成了工具。以小人物牵制大人物,‘以小制大’历来是帝王驾驭权臣的一种手段。对毛泽东来说,使用小人物还有其方便的地方,他可以进退有据。有了差错,可以说他们年青,有片面性;问题严重时,随时可以弃之一旁。而这些‘小人物’又尽心尽力、感恩戴德地效忠于他,他们很难有独立的人格,这一点也正是‘小人物’最可悲的地方。而小人物有了毛泽东的支持,也会以势压人。”
应该说,毛泽东对张、姚从欣赏到重用,确实“慧眼独具”。文革能够在上海成功发动,此后又能以上海为基地,不断创造出工人运动经验、“一月革命”夺权经验、革命大联合经验、“文攻武卫”经验、抓革命促生产经验、教育革命经验……张、姚确实“功”不可没。从某种角度可以说,一部文革史是毛不断从上海创造或提取经验加以推进的历史。上海在文革十年中扮演的角色重于其他任何一个地区、包括贵为首都的北京,当为不争事实。
当然,毛对张、姚的期待远不止此。在毛晚年最为关注的接班人问题上,张春桥也曾是人选之一。引发林彪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1969年“九大”之后毛有一次对林彪谈到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时,提及了张春桥。 有一种说法称,毛顾忌张的“历史问题”,才最终放弃了对张的选择。确实,对张不满的众多老干部一直不停地以张的所谓“叛徒问题”上告中央和毛,试图将其拉下,却始终没能成功。原因如前所述,毛对张的历史问题从来都十分了解,也从来没有当回事情。在毛晚年担任其联络员的侄子毛远新曾说,毛临终前最属意和看重的接班人仍然是张春桥。生前没能让张接班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张如同江青一样得罪人太多,难以服众。但毛又难以割舍对张的信赖和选择,曾在确定让华国锋接班之后,让毛远新向张传达了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嘛!” 意在劝张像毛那样,先安心做“军师”,待时机成熟再行“扶正”。只是,即便是“高瞻远瞩”的“伟大领袖”也没有想到,历史无法重演。他尸骨未寒,为他属意并期待“十年后接班”的张春桥以及由他亲自选定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最后成员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统统都成为了阶下之囚。

毛泽东对上海市委和陈丕显的信任

在毛泽东选择上海作为发动文革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往往为人们所忽视,那就是毛以及“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上海市委和柯庆施病逝后主持上海工作的陈丕显的信任。
文革结束之后,特别是在“彻底否定文革”之后,曾经广泛流传过一个说法: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背着上海市委搞的”。这一说法至今未曾消停。《陈丕显回忆录》里就有这样的记载:“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像地下工作一样秘密进行的,除了柯庆施、张春桥外,对上海市委其他领导也严加保密。直到1965年4月柯庆施病死成都之以后,江青才不得不告诉我一些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联系的情况。”“万不得已,江青主动找到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 由于陈丕显的身份,加上1967年4月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那篇著名的《为人民立新功》讲话中也说到组织写作评《海瑞罢官》文章时“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似乎更加印证了上海市委和陈丕显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说法。
这里涉及到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的总体谋划以及对上海市委和陈丕显是否信任的重大问题,不得不加以探究。
仅就能够收罗到的史料已经可以有力说明,类似说法是不准确的。
事实之一:陈丕显自始至终了解姚文的写作。
陈丕显在回忆中将从江青处知道“一些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联系的情况”的时间说成是1965年4月柯病死之后,这一时间点距离柯庆施因病脱离上海市委、陈丕显实际主持市委工作已将近一年。其实,江青早从1963年2 月即开始频繁出入上海,陈早已知晓其目的是来搞“文艺革命”,更知道代表上海市委配合江青工作的是张春桥。陈甚至还直接参与了江青到上海的具体接待事宜,陪同看戏,陪同到沙家浜看芦苇荡,陪同吃饭……这在陈的回忆录里都有记载,怎么可能直到1965年4月之后才知道“一些情况”?退一万步讲,即便此种说法成立,那么,江青是在这年2月的春节之后才到上海组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姚文元是5月才开始动笔的 ,这也能证明陈从一开始就知道张、姚在奉命写作评《海瑞罢官》一事。姚文元的写作地点是在宛平路11号的华东局《内刊》编辑部,那里的同事们虽然不清楚任务的具体“来头”(同事们知道姚撰文一般都有“来头”,但都不会主动打听,已成习惯),但时间一长,大都知道他是在写作评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写到第八稿时,姚甚至还主动请同一办公室的人看稿提意见。这些情况说明,姚文写作并非如陈丕显所说“像地下工作一样秘密进行”。后来陈亲自主持市委书记处会议讨论姚文,又受张春桥之托充当“信使”将姚文送到北京江青处……这些情况都在在说明,江青的所谓“保密”是针对中央第一线的,更是针对批判对象北京市委的,从来不包括上海市委,更不会包括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陈丕显。
事实之二:姚文的写作和定稿曾得到陈丕显和上海市委的有力指导。
当年担任上海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的徐景贤曾经回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对外是保密的,但整个文章的写作与定稿过程,上海市委却是始终参与并积极领导的。”他详细介绍了1965年9月间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会议室召开市委书记处会议,讨论文章最后两稿时的情况。会议由陈丕显主持,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全体出席。他说:“我参加姚文元的文章讨论会后的感觉是: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经整个上海市委书记处集体讨论后定稿的,由上海市委向毛主席集体负责。”虽然当时谁也不可能知道毛此举的最后目标是针对刘少奇的,“但是,整个上海市委书记处,包括主持工作的陈丕显在内,都会明确意识到毛泽东要通过这篇文章,采取‘甩石头’的做法,用上海市委整北京市委。对此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为姚文元写作提供史料的朱永嘉在回忆中也说:“市委书记处讨论稿子的会议我都是参加的!陈丕显很积极的,对着张春桥说:你这个事情要抓紧!这是大事,不是一般的事情,一定要搞好!是作为任务交待的。这都是当着我的面说的,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文章也是书记处讨论的,几个书记都在。”“整个上海市委在批判‘海瑞罢官’上都是非常积极、非常高兴和配合的。毕竟是毛、江青呀,不是别的什么人!他们怎么可能对着干呢?不可能的事情!” “姚文元也不可能背着市委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尽管出面的是张春桥,但我看到他们都很起劲的!” 朱永嘉还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当天早晨,姚文元还在睡觉,陈丕显就给姚文元打电话,祝贺他文章发表了。” 陈抢先向姚表达祝贺之意,当然是代表市委的,更有着显示市委领导作用的意味。
事实之三:文革初期的上海市委一直将姚文的写作和发表视作自身“功绩”。
自从“彻底否定文革”之后,但凡与所谓“四人帮”沾边的事,人人避之不及,批判《海瑞罢官》一事当然亦是如此。于是,便出现了“上海市委被严加保密”的说法。然而,至少在该文发表的当时,这是一件与“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相关的事情,当属“伟大功绩”,一直被此时的上海市委引以为豪。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亦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下发时,有一份名为《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的附件,其中多处正面提及上海市委的作用,例如“上海市委根据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加紧准备了批判吴晗的文章”、“上海市委因北京各报都不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姚文印成单行本”等。这些提法说明,至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可了上海市委在姚文写作中的作用。此时的上海市委如获至宝,在传达学习“五一六通知”时扩大传达范围,在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普遍宣读这些内容,以证明“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这年6月10日,在市委召开的全市干部大会上,代表市委作报告的曹荻秋在讲话中列举了“市委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对于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反动势力,是不断进行过斗争”的业绩,其中赫然列上了“特别是从去年十一月以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上海报纸发表了姚文元同志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进行公开的批判斗争” 。这年8、9月间,北京红卫兵挟“红司令”造反有理之敕令,如天兵天将般降临上海,在上海刮起一股“怀疑一切”、“炮打司令部”的革命造反之风。上海市委自然成为他们的炮口所向。为了证明“上海市委是革命的”,领导和支持批判《海瑞罢官》一事便被当作了有力的证明不时抬出来。徐景贤当时出任刚刚成立的市委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并带领写作班成员在延安中路市委门口值班接待北京红卫兵。他回忆说:“当时,上海市委对外接待的基本口径是:上海市委不同于北京市委,上海市委是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因而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北京红卫兵到上海来煽风点火,市委就布置我们以这样的口径对外接待、宣传。我以写作班笔名‘丁学雷’的名义接待北京红卫兵的时候,总是强调上海市委领导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和北京市委有本质的不同。上海市委也乐意利用写作班作为应付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群众的挡箭牌。” 当年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邓伟志也回忆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1966年秋,在‘打倒一切’的思潮下,上海以及北京等地有人在‘炮轰上海市委’,质问:‘上海市委为什么没有走资派?’上海市委的领导为了坚守阵地,抵挡‘炮轰’,一再提到:‘上海市委是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在市委×××和×××主持下写出来的。’还有位领导同志说得更具体,姚文中的哪句话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去的。我等当时也是以此向北京那些来点火的人这样解释的。” 上海市委将批判《海瑞罢官》当作自己的功绩去抵挡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群众的行为,后来被江青指责为“贪天之功”:“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
(右图:1964年陈丕显陪同刘少奇在上海视察工作。)
事实之四:陈丕显一直为毛所信任。
据张云所著《陈丕显传》记载,陈是在1929年5月朱毛率红四军二次入闽到达其家乡长汀时“走上革命道路”的,因此,陈一直将毛视为“投身革命的引路人”。1932年初他进入中央苏区,并担任“少共儿童团书记”,毛从此认识并十分喜爱这个“红小鬼阿丕”。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陈丕显被留下打游击,直到四年后的1938年10月到延安参加“第一次全国青年工作大会”,他才再次遇到毛泽东。此后,虽然陈一直在地方工作,与毛没有更多直接接触,但毛依旧对他十分信赖。《陈丕显回忆录》里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1950年,毛泽东要江青到华东搞调查研究。江问毛:华东这么大,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说: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江青来后不住当地招待所,就和陈丕显一家“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足可窥探毛、江对“阿丕”的信任与情谊。 1965年4月初柯庆施突然病逝之后,谁来接替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这一重要职位,众人瞩目。这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代表中央找陈丕显谈话,明确由陈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此时正是毛在紧张思考、谋划并布局发动文革的重要时刻,也是即将开始的以北京市委作为突破口、向刘少奇发起进攻,期待着“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的重要时刻,中国党政军高层人事从杨尚昆、罗瑞卿、彭真、陆定一等先后落马开始,即将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动。陈在此时出任被毛、江视为“基地”的“一把手”,不能不看作是毛对陈的极大信任,亦应视为对其支持完成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肯定和褒奖。
事实之五:文革初起,“无产阶级司令部”曾信任并多次希望陈“站出来”。
毛泽东对陈丕显和上海市委的信任,还可以从1966年文革运动正式开始之后“无产阶级司令部”对陈的重视和一而再、再而三地要陈出来工作得到证实。
1966年3月,因在例行体检中查出“右侧鼻咽部原位癌”,陈丕显经中央批准开始住院治疗,由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长曹荻秋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因此,文革风暴风起云涌时,是魏、曹等在第一线顶着,也因此招致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强烈不满。这年10月以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叶群专程从北京打来电话,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林彪、江青希望陈丕显赴京开会,并派了专机来接。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也同机前往。在京期间,叶群专程去宾馆看望,江青分别于中南海和钓鱼台两次请陈丕显夫妇吃饭。江在席间指责魏、曹“很不得力”,“全心全意”希望陈“跟上形势”、站出来“抓工作”。 已经在京就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也来看望,要陈回到上海后“站出来主持工作”。这年年底,上海发生了部分保守派工人要求北上“告状”、沪宁铁路瘫痪的严重局面。1967年元旦凌晨,周恩来、张春桥直接打电话给陈丕显,表示“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要求陈迅速解决铁路交通中断问题。随后,毛泽东派张春桥、姚文元作为“中央文革调查员”到上海,其间张再次找陈谈话,希望陈站出来主持工作。然而,此时的陈丕显十分担心因此而引火烧身,十分担心被“拉到第一线充当靶子”,因而选择了退让。这些情节在《陈丕显回忆录》里都有详细记载,只不过因为该书成书于“彻底否定文革”年代,角度和语气有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变成了陈对林彪、叶群、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疑虑和抵制。无论怎么解读,在文革开始后的相当时间里,毛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曾经信任陈并希望他早日“站出来”,却是确凿无误的事实。
综上所述,毛泽东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发动文革运动,其中自然包括了对陈丕显和上海市委的信任。
    
结语:一个“地方攻中央”的样本

手握至高无上权柄、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党中央主席,却让自己的老婆极其秘密地到上海组织一个班子写篇文章,去批判北京一个副市长,并以此为突破口,发动文革运动,以打倒北京市委、进而打倒他自己选定的接班人,这一匪夷所思、貌似十分荒诞的故事,竟然真实地发生在了1965年的中国大陆,让人不胜唏嘘、不胜感慨!因为,通常的、甚至包括马列主义的、中共自身的逻辑、规则、思路、习惯、经验等等,统统都无法加以解说。唯一能够勉强予以解读的,大概只有那一年毛一直反复提示和强调的“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的思路。
还在井冈山时期刚刚“落草”打游击时,朱毛红军就已经采用了“转圈子战术”,以避开强敌,攻敌不备。面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忧虑,面对党内强大的反对力量,毛泽东将“转圈子战术”运用于文革运动的发动上来,具体而言,便是号召“地方攻中央”。
大约从1965年年中开始,毛便不时地提及这一话题。在9、10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出席会议的中央、国务院负责干部和大区书记们仍然在热烈地谈论经济计划、备战、小三线建设、“四清”运动等等问题时,毛忍不住打断他们的话头并插话,直奔主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如果中央搞得不对,不是讲小的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上文引述的作为“五一六通知”附件的《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中记载的“上海市委根据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加紧准备了批判吴晗的文章”,其中的“毛主席指示”,便是指这些关于“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讲话。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毛的“地方要造反”讲话与姚文的内在关联。毛让江青到上海组织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给中共干部们树立一个“地方攻中央”的样本。
之后发生的情况也证明了毛的这一考量。文章发表后,自然引起了北京市委、特别是其第一书记彭真的强烈反弹,演化出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事件,试图将这场批判控制于学术范围;又演化出了中宣部负责人指责上海发表姚文不打招呼的电话事件……这一切终于激怒了毛泽东。1966年3月30日,毛发怒道:“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他再次重申:“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
不按牌理出牌的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震怒”,从幕后策划到亲自披挂上阵,吹响了“向中央修正主义进攻”的号角。
于是,以“造反有理”为旗帜的惊世骇俗、震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于是,将数亿民众当作打击政敌、实现理想的试验品,并被无情改变命运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2014年3-5月写于上海

转自《昨天》1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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