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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术风云]《大公报》兴衰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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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不原则"

  据新出版的《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一书介绍,《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 ,迄今将近100年,其创始人为当今闻人英若诚先生的父亲英敛之先生。所谓"大公",乃"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之意,即无所不包,采纳群论,毫无偏心。在24年的惨淡经营之后,由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以新记公司名义接手。他们将"大公"的涵义更具体化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八字,张季鸾对此的解释是:"曰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 政治 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曰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限于盲。"正是这"四不原则",是上个世纪初 中国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种舆论理想,既铸就了《大公报》的辉煌,也导致了《大公报》的尴尬。

  二、"大骂小帮忙"

  吴鼎昌执掌《大公报》时期,除了以"四不原则"为社训外,还宣布《大公报》以文章报国 ,以"文人论政"为特征,但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赢利,代民众讲话。抗战期间,《大公报》辗展于津、沪、汉、桂、渝、港,六易其馆,颠沛流离,历尽艰危,坚持不在日本人统治下出版一天。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要求在租界里出版的《大公报》仍要送检。《大公报》拒绝送检,于限期前一天断然停刊。在停刊号上,王芸生撰写《不投降论》的社评:"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 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正因如此气节,1941年,美国著名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其最优异贡献奖授予《大公报》,后来联合国又推选《大公报》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
1942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陷落香港,情况危急。王芸生出面,陈布雷答应让胡乘机抵渝。王芸生去机场接人,直到最后一班飞机也未见胡的踪影,只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子从飞机上下来,由身穿洋装戴墨镜的孔二小姐接去。王芸生愤怒已极,发表了一篇措词严厉的社评,曝光了"飞机洋狗事件",并揭露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利用公款购置私宅的丑行。文章发表后,引起巨大 影响 ,蒋介石当即撤掉了郭泰祺的职务。但这仍未能平民愤,在遵义的浙大和昆明联大的学生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甚至喊出了打倒国民党的口号。此后,《大公报》还针对河南旱灾饿死几百万人的景象,连续发表了《豫灾实录》的长篇通讯及《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社评说:"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谨死亡的地狱……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豪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文章发表的当晚,国民党军委停刊三日的命令就送来了,结果销路大涨。1944年底,王芸生还发表过《最近的战局观》的时评,要求蒋介石亲自督战;针对国民党政治黑暗、仕途污浊、官场腐败,以至妨碍抗战的事实,王芸生还发表 了《为国家求饶》的社评,猛烈抨击官僚和国难商人,强烈要求罢免孔祥熙和何应钦,三呼 "请你们饶了国家吧!"当然,抗检和被停刊的事也多次发生,有力的驳斥了个别人污蔑《大公报》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的谬论。在一党独裁的天下,一份微弱的民间报纸能到 此已创造了奇迹,一点不妥协是绝对不可能的。笔者甚至认为,《大公报》对国民党是"大骂小帮忙"。

  据《百年沧桑》一书介绍,《大公报》对国民党的帮忙只有两次:一次是"飞机洋狗事件"后,在阵布雷的再三请求下,王芸生发表了《青年与政治》的社论,劝学生不要闹事。另一次则是,在抗战的最艰难阶段的1943年春,《大公报》发起了著名的"爱悔恨"运动。《大公报》认为,耶稣济世是由于爱,马克思倡 社会 革命是由于恨,佛陀普渡众生由于悔。在题为《我们还需要加点劲!》的社评中,《大公报》呼吁:"我们要爱,爱国,爱族,爱人,爱事,爱理;凡我所爱,生死以之,爱护到底!我们要恨,恨敌人,恨汉奸,恨一切口是心非,损人利己,对人无情,对国无热爱,贪赃枉法,以及做事不尽职的人!我们要悔,要忏悔自己,上自各位领袖,下至庶民,人人都要低首于自己的良心面前,忏悔三天!省察自己的言行,检查自己的内心,痛切忏悔自己的大小一切过失!"这是一场狂飙运动,一洗人们胸中的萎靡和麻木,仿佛一把火种,"使人们的心灵深处冒起浓烟"。但是,国民党当局却大为不满,吴稚晖出面讲话:"《大公报》宣传爱恨悔,有些形迹可疑。因为孙中山先生的学说只讲仁爱,从不讲恨。恨是马克思的 理论 ,大公报恐怕是替共产党做宣传。"当即命令停止"爱恨悔"的宣传。

  《大公报》最得意的宣传是,重庆大轰炸后期,国民党束手无策,张季鸾希望报纸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指使王芸生发表社评,"当敌机空袭我们时,《我们在割稻子》"。这一象征性用语,正如唐振常先生的评价,"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坚毅精神",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不苟的气节。"

  三、"这是委员长的意思"

  大凡政治人物,对于舆论,虽刻意要求一致,但不等于他不重视舆论,甚至说重视过了头。蒋介石一再企图拉拢《大公报》,阴谋未能得逞,就千方百计加以钳制。《大公报》对国民党的批评,使他如芒刺在背,几次伺机除之,但碍于日寇当前和社会的力量未能成功。无论如何,读《大公报》却是他的必修课,据说,蒋的办公室、餐厅和卧室各放一份《大公报》。而毛泽东对《大公报》的重视就更不必说了。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抵延安,毛不仅隆重宴请大公报记者,还发表了重要讲话,盛赞"只有大公报不称共产党为'匪'"。张季鸾死于重庆的防空洞,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都发来了唁电和褒扬令,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王明、博古、吴玉章、林伯渠也都发来了唁电,国共两党领导人的评价之高和悼念活动的隆重都创了"记录",甚至连流氓大亨杜月笙都抚棺痛哭,连呼"张四哥,四哥",悲痛至极。

  真正将《大公报》导入辉煌历程的报人,除了张季鸾,就是王芸生。王芸生自进入《大公报》后,生活清贪、孜孜以求,用高尚的人格和过硬的业务水平为中国新闻界树立了榜样。据其子王芝琛先生回忆:1938年,国民政府聘请王先生担任"军委会参议"。由于他有过多次拒绝当官的"前科",送来聘书的同时,陈布雷还亲自打了电话:"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勉强收下吧,好在只是个空头衔。"到了月底,军委会竟送来了高额薪水。王芸生非常生气,将聘书和钱如数退还。陈诚将军当面对他说:"芸生先生,你不要太清高了!"王先生解释说,"我服从司马迁的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意思说,头上已经戴上了新闻记者的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

  另两则故事,更能体现王芸生的个性:

  其一,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宣部每周都要举行例行招待会。正当长沙弃守时,例行的记者招待会由一位陆军少校主持,他对战局推测守口如瓶,答记者问,总是说:"军事秘密!"当时局势严重,记者更纳闷,鼓噪唏嘘,由在座的财政部长俞鸿钧出面解围,风波始平。突然,坐在前排的王芸生站了起来:"这是什么话?成什么体统?抗什么战?究竟机什么密呀?简直气死人。不听招待会了,走,大家都走,各位同仁跟我走。"会场气氛紧张,不欢而散,有人小声说:"王先生发脾气了,好家伙,除了他谁敢?有种有种!"

  其二,早在1940年夏,四川粮价暴涨,百姓叫苦不迭,王芸生发表了题为《天时人事之雨》的社评,呼吁用曹操借人头的办法,杀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以平抑粮价。第二年,针对国民党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主张"收缩钞券"、"收缩信用"、"收缩事为",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坐不住了,一天,他专门邀请王芸生喝茶,并有六位部长陪同。入座之后,孔发言,就大公报的社论引用数字不确,表示抗议。场内气氛紧张,王芸生气定神闲,当即表示,若报上某点有差错,孔副院长或有关部门可致函大公报辩论或要求"更正"。

  建国前夕,天津《大公报》被改组为《进步日报》,虽号称"解放区第一家民间报纸",却有了党支部,并于6月17日发表了《新生宣言》;1948年,香港大公报复刊;1951年12月12日,重庆大公报公私合营,后改名为《重庆日报》;1953年初,上海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并宣布为公私合营;1957年,中共中央正式发文,称《大公报》为分管财经报道的"党报";1966年,红卫兵查封《大公报》。
值得庆幸的是,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王芸生幸免于难。其后,他继续担任《大公报》社长,但不必管《大公报》的业务,专心修改《六十年来 中国 与日本》一书。后奉毛主席的指示,与曹谷冰合写《1926-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亲自忏悔《大公报》的 历史 。文革中,《大公报》被彻底砸烂,这次王芸生在劫难逃。据王芝琛回忆,王芸生蹲"牛棚"时, 偶尔可以回家。但回家时仍念念不忘"早请示"、"晚汇报",若不是家人劝阻"您 目前 还 是专政"对象的话,他还执意要参加居委会组织的一群家庭妇女跳"忠字舞"。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主席让秘书找来了由王芸生编著的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 参考 资料阅读。会见时,毛两次提到这本书,并突然对在场的周总理讲,应该让作者王芸生也参加接待活动。其时,王芸生正在北京车公座一隅的"斗私批修" 学习 班接受"劳动改造",突如其来的"特赦令"让他莫名其妙。不久,他被邀请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招待会,次年,又以政协常委身份参加了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随即被任命为中日友协副会长,并恢复一切代遇。此后,一直频繁参加各种外交活动。王芸生后来曾幽默地说:"我这么一个一辈子干报纸的人,一下子成了'外交家'啦。"

  王芸生的另两句名言则更令人难忘,一句是他在解放战争时曾警告蒋介石说:"一打黄河为界,再打长江为界,三打共产党统一中国。"另一句则是他的临终遗言:"一部书使我多活了好几年。"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

  四、"第三个还是御用"

  无论如何,"大公"这张报纸已成为历史,而且在我国新闻史上的地位无法抹去。正动也罢,反动也罢,只能由后人去评说。此外,还有几位名人与大公的关系亦不能不提。

  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就是在上海《大公报》连载的,曾风靡一时。《三毛流浪记》的连环画册由王芸生作序。

  范长江同志被誉为"我国新闻史上最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殊不知,当时年仅24岁的范长江的西北征程就是大公报支持的,其特约通讯也是在大公报上连载的,从而才轰动全国。抗战 爆发后,范长江又作为战地记者,奔赴前线采访并发表了一系"红色"报道,再一次轰动全国。范长江在和大公报合作6年后,突然离开大公报,离开原因非常有趣,《百年沧桑》一书作了详细披露。

  金庸先生(原名查良镛)于1947年10月考入《大公报》上海馆担任翻译工作,次年香港刊复刊,派金庸前往,从此查先生才与香港结下了不解之缘,并用"武侠小说"震动海内外。金庸同"百堂剑主"陈凡和梁羽生三人都是从《大公报》起家,俗称"大公报三剑侠"。

  另一个与大公报有忿怨的人,就是郭沫若。起初郭对大公报还是"兴赏倍加",后由于张季鸾成了他的"情敌"后,再没有说过《大公报》一句好话。郭沫若的夫人叫于立群,于立群的大姐叫于立忱,于立忱不仅美貌绝伦,而且才华横溢,张、郭二人纷纷为之倾倒。张为人儒雅大方、风流倜傥、文采出众,于立忱亦为之倾倒。郭老在其《洪波曲》中披露,张曾经多次给于写情书,"缠绵缱绻,竭尽了倾倒之情"。1937年,于从日本治病回国后,自缢身亡,个中原因,至今仍是个谜。一次,张季鸾和王芸生到武汉,郭陪同游玩,正当小船离开小岛之际,王半开玩笑地说:"郭先生,可不要脚踩两只船啊。"语意双关,令郭"满脸通红",非常窘迫。1938年,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军委 政治 部,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陈诚约请王芸生担任第三厅宣传部长,被王拒绝。王的拒绝是一贯的,郭却误以为是"不愿在他手下工作",从此埋下了郭王二人的忿怨。

  1945年,毛泽东的早年诗作《沁园春·雪》在重庆《新民晚报》发表,王芸生撰写了《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作为评论。文章说:"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武,为唐宗宋祖;失 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定高踞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这正应了于右任先生的一句名言"江山代有英雄出,各苦民生数十年。"对此,郭沫若的反响非常激烈,严厉斥责王的文章有"政治任务",是《摩登的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尤其是将王文结尾:"翻身吧,中华民族!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一段,理解为"……多么响亮呀!然而这儿所响亮着的正是铿锵的戡乱之声!"无论是郭还是王,当时谁也无法预料抗战的胜败,更不可能预见到我党的上台和毛主席晚年的错误,足见郭对领袖的热爱绝不是始于建国后。这场笔墨官司后,郭"发誓不读《大公报》"。

  《大公报》驻英记者萧乾回国后,对国内的情况不甚了解。当时,毛主席有话: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郭沫若对文化界作了分类排队,撰写了《斥反动文艺》一文,文章说:"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所想举以 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自命所代表的是'贵族的芝兰',其实何尝是芝兰又何尝是贵族!舶来商品中的阿芙蓉,帝国主义者的康伯度而已!摩登得很,真真正正月亮只有外国的圆……就和大公报一样,大公报的萧乾也起着这种麻醉读者的作用,对于这种黑色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读了这段文字,邵燕祥先生说:"看了此文,就知道大批判并不自'文革'始,也不自'反右派'始。"

  五、群星陨落

  除了上述名人以外,《大公报》的"顶尖级"记者不下十多位。在女记者中,论成就,杨刚不算最突出,但由于她是地下党员,一手促成了《大公报》和王芸生留在大陆,荣升得非常快。先后担任了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改组后的《进步日报》党委书记,后又主持上海大公报。杨刚是有名的"刚烈之徒",带着一团革命火焰投身事业,"有男人而不做男人的妻子,有孩子而不能做孩子的母亲"。丈夫与她离异后牺牲于日机轰炸,幼小的独生女儿被送往延安,自己长期过着寡居的生活。据杨刚自己承认:"我所要做的就是一只号筒,一只挂着红绸子对着太阳高唱的号筒……"。杨刚继任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职务后,一洗萧乾的"绅士风度",让副刊"环上甲胃,披上战袍",连续发表延安作家的作品。据王芝琛回忆,一次他将当时的副刊给一位朋友看,该朋友竟误以为是延安的机关报呢。在杨刚执掌上海大公报期间,曾无数次咬牙跺脚地向王芸生表示,发誓要把其改造成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报。多年后,王芸生回忆说,"当年杨刚何须于这么大的力气,其实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

  改造完大公报后,杨刚先后出任外交部政研委主任秘书,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杨刚已由一名记者跨入政治家的行列,并仍独身一人,不分昼夜忘我地工作。1955年秋,她在一次车祸后造成脑震荡,后又偶然丢失一个重要的笔记本,神情"紧张"。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反右社论《这是为什么》,次日,杨刚以"金银花"为笔名,发表了诗作《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 吧》,挥戈上阵。可是,在10月7日,杨刚突然自杀身亡,再一次留下一个谜团。自杀前一天,她还参加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大会。

  在《大公报》的"左派"记者中,首推杨刚和范长江。在延安,范长江与毛主席彻夜长谈, 使他彻底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建国后,他历任新华社总编、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要职,文革中他受冲击,于1970年12月23日在河南确山干校自杀身亡。、

  《大公报》还有范长江的一位密友孟秋江。孟与范同时离开《大公报》,并于1941年入党。后任上海《大公报》副社长,香港《文汇报》社长。文革爆发,孟被迅速召回北京,不到一个月后自杀身亡。

  《大公报》还有一位骨干叫刘克林,亦系地下党,但文采斐然。抗美援朝时是主笔,建国后在中宣部工作,曾是《九评》写作班子的主笔,当时广播中那铿镪有力的言论,大多出于刘克林之手。正当他平步青云之际,"文革"爆发,他也突然神秘坠楼自杀。

  《大公报》的著名女记者、地下党员彭子冈,文革中也被打成"右派";《大公报》著名记者朱启平,曾参加过日本受降仪式,其著名通讯《落日》传诵一时,被公认为"状元之作",还被列为大学新闻教材。1946年,朱任驻美特派员兼联合国记者,1950年 赴朝鲜战地采访,通讯享誉海内外。文革时也被打成"右派",九死一生;蒋荫恩,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曾先后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兼主任 、北大新闻教授,人大新闻系主任、教授,文革时亦未幸免于难,自缢身亡……

  综上所述,辉煌一时的《大公报》早已衰败,只有香港《大公报》硕果仅存。其同仁,无论左中右派,无论地下党员或普通群众,而今差不多百花凋零、众星陨落,宛如梁山泊的一百零八将。

  值此大公报百年诞辰之际(不能称为"冥诞"),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http://www.lwlm.com/History/200902/2613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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