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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钧福:我所参加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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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参加的文化大革命

引言

    我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普通参加者,也没经历过特别重要的事件,但我仍想把我在文革中所见所闻,以及我的所作所为,和自己的心路历程写下来。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有的愿望。我以前读过一本小说《成吉思汗》。这本书的作者在序言中说,不管什么人,凡是经历了如地震、火山、战乱等非常事件,都有责任写下让外人和后代知道真相。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非常事件。

    文革后,我到过国外,看到过美国和港台的人拍摄的关于文革题材的电影片。在这些影片中,参加文革的群众一个个都眼神茫然,好象木偶一样乱喊乱叫。后来国内也有了这样的电影。内容也相差无几。我想,这就是我以极大热情参加的,动员了亿万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吗?同代人之间尚且如此隔膜,我们又怎能相信书本上所写的几百年几千年以前的历史呢?我们这一代过去后,文革就将成为一个谜,就像玛雅文化一样。所以,我们有责任将真相告诉后代,告诉历史。

1989年,美国出了一本法国大革命编年史。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作者引用了中国前总理周恩来的话。有人要求周对法国大革命作出评价。周说,这个事件过去时间尚短,作评价尚嫌太早。评价过去二百年的法国革命尚嫌早,过去刚几十年的文革当然更缺乏距离感,只能等待将来。但现在所缺乏的是客观的描述。当然纯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其中不可避免包含当时和现在的看法。我只能尽量如实写出我所经历的一切。

1966年6月初,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作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正在京郊顺义县后沙峪公社古城大队四清。此处四清一词为动词,即作为工作队参加四清运动的意思。当时都是这样用的。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学术界有不同说法。比较多的是说开始于1965年11月,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那一天,也就是11月10日。这一天也是“彭罗陆杨”中的杨尚昆罢官的那一天。所以选择这一天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起始点是很合适的。

然而姚文元的文章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在当时并未引起什么震动。这是因为1964年以来,这一类文艺批判文章发表得很多,内容也大同小异。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姚文以后,这一类文章更多了。例如讨论清官脏官。有人认为天下老鸦一般黑,根本不存在什么清官。有人说清官比贪官更坏,因为有欺骗性。我觉得这样的讨论没什么意思,是打笔墨官司,是文人的事。所以虽然工作队也要求学习有关材料,我和工作队其它成员一样,都不太注意这件事,没把它和自己联系起来。况且我们面临如何结束四清,又逢麦收,工作正忙。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聂元梓的大字报在6月1日广播了,并登在次日的报纸上。这一下子所有人都震动了,逐渐积累起来的政治警觉性马上在所有人的大脑神经中绷紧了一根弦。大家清楚地意识到:情形不同了,再也不是笔墨官司了,将要有重大的事件发生了。因为大字报的指向,绝不仅仅是陆平、彭佩云,也不仅是宋硕,而是北京市委,是彭真。而且,如果是彭真的话,问题就不仅仅是彭真了。在那个年代里,人们的政治联想力就是如此发达。

但真正使人震惊的,还不仅仅是问题的内容,而是提出问题的方式。这一方式是如此的不同凡响,如此的史无前例。在报上公开点名这种方式,从1957年反右以来,近十年来从未用过。而攻击的对象,也不是章伯钧、罗隆基等无权之辈,而是堂堂的北京市委。当然,如此级别、如此规模的“反党集团”以前也并非没有出现过。然而人们记得,1954年反高饶集团时,是先在党内层层传达,一年之后才在报上公开宣布的。1959年反右倾,虽然谁都知道是反彭黄张周,但至今报上也没点他们的名。总而言之,把党内问题,而且是尚未解决的问题在报上公布出来是从未有过的。

每个人都将被卷入这场已经开始的政治运动——这已是无可怀疑的事情了。但是,这场运动究竟如何开展,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它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这次该轮到什么人飞黄腾达,什么人陷入灭顶之灾。这是根本不可预料的。每个人都竦然等待着这一场无法逃避而又不知其规则的生死游戏。

6月4日,工作队中的北京大学师生被召回校参加运动。北大是我生活了六年的地方,离开不到两年。聂元梓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夏剑豸是我们的哲学课老师。我以前就听我留在北大的同学讲过北大“四清”的过程。这个“四清”是在1965年开始的,实际上未正式结束。当时以张磐石为领导的四清工作队对北大问题持否定立场,在阶级路线上采取了极端的政策,与学校当局非常对立。最后在一个民族饭店会议上,四清工作队的意见被基本否定了。当然,这其中充满了各个领导层内复杂的政治斗争。现在。显然是否定之否定了。

6月7日,我们在分团(相应公社一级)听了李雪峰报告的传达。还传达了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撤彭真、刘仁、宋硕的职,任命李雪峰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第二书记的决议,以及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八条政策,后来称为“市委八条”的。

原在我村工作队的北大地球物理系学生小关、小赵回去后给工作队来了一封信,谈到彭罗陆杨受到批判,又谈了北大的运动情况。当时北大的情形和后来比较,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这已足以引起我们工作队赵队长的不满了。在他看来,未经领导同意,在私信中谈这些问题是不可容忍的非组织活动。他说,他本来就觉得北大的人是“另外一路”。

四清末期,据非正式消息,我们这一期四清完后,全体人员将“转战”内蒙,再搞一期。现在看来,恐怕去不成了。从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势头来看,它的意义和规模将远远超过四清。人心浮动了。无法继续搞四清了。四清也该结束了。赵队长说,必须在麦收前撤出,否则就撤不出了。这是因为麦收大忙期间无法开会,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参加麦收呢?我们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体力也不行了。先撤离的,是我们从科大来的这部分人。我们几个研究生也算是从科大来的。64年我们入学后,先到设在科技大学的研究生院学习外语和政治。

6月15日,我和我所的研究生张殿琳一同回所。工作队只剩少数人处理四清结尾问题,主要是大队(相当于村)的领导班子问题。当时几乎所有干部,至少是有能力的干部,都受到批判,他们自己灰心丧气,在群众中也丧失了威信。所以这是很困难的任务。后来事情勉强解决了,当然在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又有反复。

几个月后,当人们批判了本单位的修正主义之后,又想起了四清。据说原工作队内科大一些人贴大字报批判赵队长。大字报贴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后来,大约十月份,四清工作团又在市委党校开会批判四清工作中的修正主义路线。我去过一次,在那里碰见了我在工作队的同事、市八中体育教师朱文经。我们都不赞成科大那些人对赵队长的批判。我们认为赵队长对一些事的处理还是对的,而且他因病休养过一大段时间,对很多事不能负责。

15号这一天,村里只有几个青年送我们走,推独轮车帮我们送行李到公社。工作队的威信已空前的掉下来了。这主要由于近一年来,除去开会,工作队在四清中没干几件切实的好事,和社员对四清的预期相差甚远。开春以来,不去集中力量抓生产,却搞什么“四大”,连工作队员也不明白这“四大”的目的是什么。(“四大”的具体内容忘了,和后来所说的“四大”不同)至于现在北京市委出了问题,口口声声说是北京市委派来的工作队也应予以否定这一自然的逻辑在普通社员中占多大份量,我就不太清楚了。也许他们的反应没那么快。

然而工作队本身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当我们走到公社所在地后沙峪村时,看到公社机关里已贴满了大字报。在我们等汽车的工夫,我也写了我在文革期间的第一张大字报。其内容是批判我们这个分团的“队风”的。这个“队风”是“紧跟领导,闻风而动,动而不乱,力争上游”。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从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

这年冬天,天气异常干旱。有一天,忽然下了一场雪。从县团传来命令:天气预报明天有风,必须马上动员群众,连夜把雪压实在地上,以免明天被风刮走。于是全村动员,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有的用碌碡压,有的把方桌翻过来,用绳子拖着跑。我们村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把几千亩地上的雪压实在地上谈何容易!好在天黑看不清,忙碌了一阵就收场。据老农说,雪下了以后,表面一层化了又冻,自然会结成硬皮,吹不走。这样压反倒有害无益。自然当时谁也不敢反对。


    1966年6月15日上午11点,科大接我们的汽车来了。我们带了行李,坐汽车进城。我们先到了玉泉路的科技大学,看到学校里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乱哄哄的。没有人管我们,自然也没人操心把我们几个研究生送回中关村。等到下午五点,只好自己乘公共汽车回中关村我们的物理研究所。

    到了所里,看到所里也停产搞运动,但大字报只贴在食堂。我见了一室党支部书记张静仪,向她报到。她叫我看大字报,参加运动,没提休假的事。

    一切都似乎脱离了常轨。这种脱离常轨的情况正中我的下怀。

    这当然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可能为知道此事的人所困惑。我是一个功课很好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上的都是全国最好的学校。在小学和中学(北师大二附小和北京师大附中)受到过很好的教育。在北大物理系,是年级里拔尖的学生。我家庭出身并不好(职员),也不是党团员,性格内向,不善于和人交往,现在是研究生。铺在我面前的路是从事科研。从任何角度看,我都不应该热衷于政治运动。

    问题在于,我走过的这条道路,或者说命运给我铺就的这条道路,在当时的主流思想看来,正是所谓的白专道路。研究生的身份,在很多人看来,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接班人。我自己当然不这样看。我自认为在政治觉悟方面决不比其它人差。然而我没有那么洒脱,那么看得透。我在乎人对我的看法,在乎自己的处境。况且,科学研究不但需要献身精神,也需要一定的学术环境。在那种高压的政治环境下,根本无法坐下来专心研究。正因为如此,我很高兴参加四清,也愿意“转战”内蒙,继续参加下一轮四清,而不管学业。我在四清工作队里感到和别人是平等的,工作很投入。赵队长对我虽谈不上器重,也是信任的,叫我在小队里管“政法”。现在,四清不搞了,搞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是一样的。

    再者,虽然我不熟悉实际的政治操作,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性追求,较之于周围的党员干部要更早更强烈,假如他们有这种追求的话。特别是,我对于反右以后文化大革命以前社会的批判,与其说来自日常所接触的实际问题,毋宁说来自哲学层面的思考。使我最不能容忍的是,统治当时社会思潮的是一种浅薄、庸俗的世界观。而对于历史及当前社会的因果性的追求,在本质上和我对物理学的钟爱一样,都是基于对理解世界本原的憧憬。涉及国家民族更不要说自身前途的现实政治斗争激发了我对社会存在的理性探讨。

    反右我因在中学有幸未能参加。事后我感觉自己思想和右派相通。我也很想“改造”自己的思想,以免在下一次运动中被打为右派。然而我的想法总与环境格格不入,特别是1958年达到最甚。“大跃进”,特别是三年饥荒之后,一些极左政策的危害逐渐表现出来。例如,无偿剥夺、占有农民在当时被称为“一平二调” ,其它一些作法被称为“共产风”等“五风”。就像后来把以权谋私称为“不正之风”一样。总之,是一种风,一种空气流动。想当初,反右倾的时候,上纲上线,说右倾机会主义的阶级根源是富裕中农。不管对不对,总算是一种用阶级分析来探讨社会因果关系的尝试。现在,路线分析、阶级分析哪里去了?造成如此民族灾难的原因就是几阵“风”吗?我认为,这种左的错误也应是路线问题。其社会基础就是大多数中下级干部。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他们闹出来的,因为符合他们的,至少是眼前的利益,而绝不是广大群众相信毛泽东,响应党中央号召的结果。党中央毛泽东号召的事很多,如精兵简政什么的,有谁去响应了?执政者的政策代表占统治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就行得通;否则就行不通。这就叫阶级分析。这里说的是农村。在我们这里,我认为是一样的。

    我当时无心搞业务,一心想去四清。去四清的目的,就是看一看那些搞四不清的人,那些贪污盗窃的人,是不是就是那些在大跃进的日子里搞“五风”的人,这“五风”是否也是路线问题。事实正是如此。当我们组织贫下中农忆苦思甜的时候,本来要他们忆的是解放前受地主压迫之苦。可他们所忆的往往是58年之苦。在那个时代里,农民被强迫进行长时间的无休止的奴隶般的劳动。而家中最后留作救命的存粮也被干部“挖地三尺”收走。这正是饿死几千万人(我的推算是三千五百万人)的直接原因。这一点,直到现在,尚不为很多研究者所理解。然而,四清不清理这样的问题,四清只搞63年以后的问题。现在我想,是清理这一类问题的时候了。然而,右倾机会主义的阶级根源是富裕中农,左倾机会主义的阶级根源又是谁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正常逻辑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1965年初公布23条,首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我们是在我所四楼会议室听这文件的传达的。当时的兴奋心情至今记忆犹新。我认为,这一判断证实了我的想法,而且说出了我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理论上比我走得还彻底:左的问题,不仅是路线问题,而且是阶级斗争问题。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我急切地期待着这样一场革命。现在,我感到,文化大革命就是我所期待的这样一场革命。

    从顺义县回所以后,我首先跑到北大去看。学校里也乱哄哄的,大字报很多。西门里草地上,一些“黑帮”蹲在那儿拔草。很多人围着看。北大的同学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大家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我又在所里找到我的大学同学、在我所管研究生工作的罗正纪,向他了解北大的情况。他说,聂元梓是邹鲁风的夫人。现在看来邹鲁风肯定是正确的,只是斗争的方法不对。

    啊,原来如此!

    邹鲁风原是人民大学副校长,后调北大副校长,1959年率领一个调查组调查人民公社问题。调查的结论是人民公社制度不适合生产发展。这时正好碰上反右倾,后果可想而知。邹投未名湖而死。当时我们很多学生都为此愤愤不平。

    啊,敬爱的邹鲁风校长,可敬的聂元梓同志!你们是北大的骄傲,是我学习的榜样。我的心中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战斗的渴望。我觉得,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我为真理而斗争。

    然而这真理是矛盾的真理。关于邹鲁风和聂元梓关系的流言很快不攻自破。我至今不知这流言出自何处。它确实反映了群众的一种心愿。据说,北大支持四清的那一派在被压制的时期曾被说成是“漏网右派”。所以此说也许有些根据。然而聂元梓的大字报是指向北京市委的。北京市委因要命的《海瑞罢官》而得咎。而《海瑞罢官》的要害是替彭德怀翻案。整个逻辑结构象一条毛毕乌斯带子。当你在这个带子的一面上行走的时候,你会不知不觉地走到另一面。

    但这不影响我的情绪。邹鲁风校长被逼死,马寅初校长被免职。学校年年抓反动学生。人人自危,不敢讲话。老师不敢钻研业务,学生学不到知识。只有一帮吃政治饭的人飞扬跋扈。我的生命中最宝贵的六年就是在这样的极端压抑的环境里度过的。这不能全怪上边。别的学校如科大就好得多。对这一切,陆平难以辞其咎。不管以什么理由打倒他,我都赞成。



    早在四清工作队的时候,我室研究生高振在六月份曾回所一次。我曾听他讲到我所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感到不太对头,不符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回所后我继续了解了一些情况。

    6月2日聂大字报发表后,所里许多人贴大字报要求到北大看大字报。所领导对此事很迟疑,因为他们没得到有关指示。所以直到3日才由工会共青团组织群众去了一次。回来以后,人们便开始贴所里问题的大字报。

    这个时期,所工厂动得很大。当时所工厂的主力是58年的复员兵。但他们身为工人,感觉自然和研究室里凌驾于知识分子之上的复员兵不一样。他们之中党员很多,组成一个党总支。原来的党总支书记唐生金于65年患肝癌病逝。据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干部,很受工人爱戴。而他死后所里派去的书记,按老工人、老党员路强的话来说,就是“黄鼠狼下刺猬,一窝不如一窝”,相继被赶了回去。所以文革开始时,工厂处于无总支书记的状态。而以总支第二书记施瑞良、第三书记刘学勤、金工车间支部书记马俭为首,形成强大的反对派。

    6月8日这一天,院党委委员杜润生来我所视察。杜是原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工部因“小脚女人”问题被解散后调院工作,是有名的笔杆子,“老右”,院党委的薄弱环节之一。他来所看了大字报,觉得气味不对,就回去又请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一起来。所里的人们,主要是工厂的人知道杜来,到楼(所里当时只有一座五层大楼)前集会,要求接见。杜出来会见。人们发言,喊口号,要求院里派工作组。当工厂工人孔祥宗带头喊“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由于这句话太绕咀,当时还不习惯,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说漏了。这样就成了“反动口号”。一室的党员业务骨干陈春先首先大喊:“我反对!”随即大乱。楼前集会不了了之。事后才听说,院党委书记张劲夫当时也在我所,只是群众不知。陈春先在这前后还写了大字报,提出要区分延安和西安。

    当天晚上,所工厂的四个人贴出一张大字报,未提出任何根据就宣布马俭、施瑞良、刘学勤、路强等为“反党集团”,孔祥宗为该集团的“秘书”。此后,马俭、孔祥宗成了刚成立的劳改队的第一批成员。孔祥宗因为喊反动口号。马俭为什么呢?马俭因为在68集会上表现积极,也因为他过去有可抓的地方。

    群众沉寂了。所领导松了一口气。他们抓住时机,加强领导,发布了“三点指示”:1,横扫一切牛鬼蛇神;2,作旧世界的批判者;3,继续对党委揭发批判。其意图所指是很清楚的。

    我们回来的时候,大字报按所里规定都贴在食堂。大字报倒不少,都挂在绳子上,但内容并不多。主要有这样几方面。首先是批判所领导的“修正主义科研路线”。例如1962年要青年科研人员拜老专家为师,还举行“拜师会”。会上党委书记张成美最后说:“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当然还有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如果培养对象政治上不怎么样或比较一般,就说是方向问题。当然这种选择培养对象的方法现在看起来也有些问题。

    此外就是针对一些人的问题。除去揭发批判马俭、孔祥宗以外,还有不少大字报针对一些专家和普通群众,特别是对副所长晶体学家陆学善、一室党员业务骨干陈春先。食堂的师傅侯万兴,则被指责为不讲卫生。

    我认为这些大字报所说的都是老调重弹,令人乏味。我认为搞文化大革命和农村四清不应有什么区别,重点都应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因为阶级斗争的规律应是一样的。而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问题,我认为不应是这些。至于究竟是什么我也并不很明确。

    我到中关村的科大研究生院分部(后来的自动化所)找还没到所里的研究生(他们就是这几天到所报到的。我们因英语早通过,四清前就到了所里)商量。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基础可能没我深厚,但这几天在科大的耳闻目睹使他们变得十分激进。高振说,他们在斗研究生院的领导李(笙簧)主任。我还很不习惯这个词,说你们在批判他?他强调说是斗,不是批判。

    当时我们的意见一致,觉得所党委引导运动有问题,决定写大字报。大字报每人起草一段。题目是我拟的,为“所领导究竟要把我所文化大革命引向何处?”

    大字报认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打击对象。任何模糊这个主攻方向,转移视线的做法,都只能暴露他们的保皇党、反革命党的真面目。”然后又批判了所党委的“三点指示”,并号召揭发物理所存在的根本问题。用的都是当时报纸社论上的口气。

    大字报抄在一张白纸上,而没有用花花绿绿的大字报纸,也没有按所里规定贴在食堂,而是贴在一块黑板上,竖在所大楼前通往食堂的路上,以表明我们的反叛精神。署名是64级研究生万达、朱振和、王龙、张泽湘、高振、陆坤权、张殿琳、胡伯清、吴常咏、张新夷、虞家琪。时间为6月17日,距我们回所只有两天。

    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张大字报呢?我们的动机何在呢?

    一般来说,动机可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道义上的。为了真理,或者说,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道理而奋斗,而不计其成败利钝。这是一种理想的情况。57年的右派学生可能接近这种动机。57年以后是越来越稀少了。这是因为,纯抽象的道义几乎是没有的。即使于个人似乎毫不沾边的事,如刘少奇应不应该打倒,在中国现实政治条件下,也和每人周边的利害纠缠在一起。理论上认为,持正确的观点坚持到底,于己终归有利。况且每个人的观点立场也是过去经验的总结,为所属集团的利益所驱使。但即使如此,只要他首先考虑的是孰是孰非,就属于第一种。第二种动机是功利性的,把政治运动当作一场博弈(game),所首先考虑的是孰胜孰败,为了自己在运动中能站对队,不致覆灭,反能得利。这样的人也未必没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们觉得那是将来的事,待个人成功后再为之奋斗不晚。所以,不能把两类动机的区别概括为是否为己。主要区别是第二类动机有强烈的手段性。凡是在政治运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老运动员,往往持第二种动机,领导和群众莫不如此。

    我们这些人,虽然当时只有二十几岁,但很不同于57年的右派学生。我们自成年和上大学以来就在一种政治环境下生活。我们的动机是复杂的,但总的说来,与别人并无很大不同,是上述两种动机的混合。那就是相信这一运动是党中央发动的,是正确的,参加进去至少于己并无害处。但我们与别的大多数人也有所不同,那就是我们有一些理性的分析。其一是我们刚从农村四清回来,认为城市和农村的阶级斗争规律应无不同,都应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斗争对象。当时并无正式文件规定这一点。之前的23条(适合于农村条件)和之后的16条对此作了规定。但是否响应中央的这一号召,大多数人都很犹豫。57年不是响应中央的号召鸣放都成了右派了吗?我们似无此顾虑。我们认为目前的主要问题在党内,应与57年不同。第二点考虑是我们比较了高校与中科院的异同,觉得这儿的政治上抓得远不如高校。如今高校似乎问题很大,中科院能好多少吗?从这一出发点判断,我们对当时所说的政治思想工作还是认同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或某些问题上如此。

    在我们贴大字报那天的晚上,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张成美在三楼会议室接见了我们。

    我所从事发光研究的原三室刚刚调至长春。刚从四清回来的该室研究生张新夷、虞家琪要去长春报到,走之前要求书记接见,书记就接见了所有64级研究生。我想他当时一定很忙,之所以能抽出时间接见几个研究生,显然与我们的大字报有关。

    张成美是开滦煤矿工人出身,在游击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他很胖,眼睛眯缝着,看不清哪只是假眼。他没提我们的大字报,先叙述所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他说,所里中层干部写的大字报不多,但小字报不少。他说“高等学校现在热闹,很多问题还没定性。甭看一时热闹,就说这学校烂了。不要和工厂的小徒工那样跟人跑。”

    我们当时当然听不进他的话,而且极不满意,认为他把我们比作小徒工。回来以后,就决定写大字报揭发这些话。这张大字报是我起草的,可能因为我当时作了记录。大字报题为“请看张成美讲的什么话”。本来在“话”前还有一个“黑”字,被我的同学胡伯清去掉了。第二天是星期六,我们没抄。罗正纪叫我们星期一出,好配合形势。我们星期日晚抄出,星期一早上贴出。

    这张大字报产生一项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关于小字报的问题。有人看了张所长关于小字报的谈话,就去政治部核实有多少小字报。结果是一张也没有。所里很多人对此很愤慨,又出了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大字报,如《小字报之谜》等。

    罗正纪等人出了一张大字报,揭发业务处两位白处长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例如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从计算所传染过来的”。

    运动在这一天,6月20日,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原因之一是这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党中央号召大字报;张成美却唱反调提倡小字报。何况并没有什么小字报。

    另一件火上浇油的事,是我们一室党支部书记张静仪的问题。张是陕北米脂人,早年参加革命,入文工团,后来当了干部,现在是15级,支部书记,还当过所党委的组织处长。她刚刚从长沙学解放军回来,按说应有点水平。但水平如何,从下面的例子可看出。

    1966年5月19日,著名的516《通知》发至基层。正如日后众所周知的,这个文件是和它所批判的“二月提纲”一起发下的。张静仪当天就看到了这个文件。但不知为什么,她只看到了作为批判对象的“二月提纲” 而没看到文件正文。而且,她把这个附件当作了应当学习的正文,不但看了,学了,而且在当天晚上的全室会上向群众传达。她说:这场运动是学术讨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放,等等。总之,都是“二月提纲”中的话。

    要知道,自5月8日何明、高炬的文章发表以后,这些话早已在报上受到批判。而当时的一般人,处于自卫的本能,早已对政治出奇的敏感,对于什么是应该说的官话,什么是背时的话,什么是极端忌讳的“黑话”,都极为注意,因为谁都没有不发言,不表态的自由,而这几种话都是时间的函数,今天是好话,明天转眼就变成黑话。而张静仪作为支部书记,却对此毫不费心思。这只能说明,她从没有说错话被整的忧虑。她的工作就是整人,她的任务就是传达上级的指示,而没有必要弄清今天传达的和昨天传达的观点有什么不同。另外,就她的能力而言,可能也分不清那些晦涩的学术名词意义上的区别。这一点是很多人不肯相信的,因而老追查她讲这话有什么“背景”。其实问题很简单。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应当“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而如果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学术讨论来开展,后果也会好得多。在那个混乱的日子里,只有那个不读书不看报看错了文件的张静仪道出了真理。这难道不是对历史的巨大讽刺吗?这使我们看到,对于历史上的是非问题,恰如光线穿过万花筒,经多次折射反射早已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另一件奇怪的事是,自从她在5月19号讲了那些明显应是被批判的话以后,一个月以来,没有任何听过这些话的人提出异议。这是因为,自反右以来,支部书记对其管辖的所有人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绝对权威,没人敢反对。

    但是,在6月20日这一天,一室的三个年青人俞雪华、吴咏时、应堃宁贴了一张大字报《张静仪的黑话从何而来》,揭发了这些话。三个人都是前一两年刚毕业的大学生。这张大字报在所里引起了振动。很多别的室的人,因为不在她的管辖之内,胆子比较大,纷纷贴大字报追问此话。有人要求张静仪晚上在楼前回答问题。在政治警惕性都很高的情况下,人们自然怀疑她和北京市委有什么联系。

    以此为契机,另一个楼前集会形成了,但开始得很晚。我们都上床了,听说有此事又起来参加。总共大概有几十到一百多人拥在楼前。大家先追问张静仪。张自然不能说什么。那时候运动刚开始,至少对支部书记还不敢怎么样,答不出也无可奈何。大家又追问张成美关于小字报问题,还要我们64级研究生出来作证。张所长也说不出什么。在混乱间,一位身材高大,头发灰白的人大声说:大家安静,请张所长回答问题。这个人是七室的章思俊。他在这一天初露了头角。这次集会就这样无结果而散,后称为620事件。事后得知,在这一天,在北京市发生多起620事件。

    如果说68事件的主力是工厂,620事件的主力就是实验室。工人走在前头的原因是他们更没顾忌。68的主要组织者都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

    次日,所里派副所长郭佩珊来一室宣布张静仪停职反省,派政治部干部刘爱莲暂代一室支部书记。会上,室里的人七咀八舌表示对所里的不满。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会后室里有人贴大字报揭发张静仪企图把矛头引向室里一些专家和历史有问题的人转移视线。这两天,所里局势继续发展,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罗正纪、王桂芹、陈肖兰、黄毅英四人写了一张大字报批判所领导的路线问题以及对运动的态度。这张大字报影响很大,是因为作者都不是无名之辈:王桂芹是毛泽东女儿李敏的同学、毛钦定的《回乡日记》的作者,一向是模范人物。陈、黄二人是掌所业务大权的学术秘书室的成员。黄毅英还是助研。他们四人都是党员。另一张有影响的大字报是赵忠贤、杨乾声、王昌衡、王玉贵等人写的。他们是前两年毕业的学生,被认为是表现好的。张新夷、虞家琪走后,我们几个研究生为了造声势,又写了几张大字报,但内容空洞。这也不奇怪,因为我们刚回来几天,根本不掌握什么材料。其中我写了一张《所领导抵制运动七计》。上纲最高的是一张《彻底揭穿所党委有组织有计划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大阴谋》,大概是胡伯清他们写的。这几张大字报匆匆写出和贴出,未经别人过目就写上所有64级研究生的名字。这种形势发展到22日,全所,后来知道是全院,下乡去麦收,才告一段落。



    麦收之事是上星期就已通知的。说不分男女老少都得去。下乡麦收之事,这几年都有,但如此声势,还是头次。况且在北京麦收都在6月上中旬。到了下旬,地里已无麦可收。所以大家都有些疑问,但不便反对。17日张所长接见我们时谈到麦收事,他问在座的管研究生的楼美珍我们去不去。楼说研究生不参加。可是第二天一室通知我们四个研究生参加。当我到研究生院通知高振他们时,高非常不高兴,要我去所里问怎么回事。我去找楼美珍。楼带我去找张所长。张所长正在三楼会议室开会。他说这由各室决定。又问也参加会议的一室党支部书记张静仪。张说因为一室老弱病残多,所以叫他们去。这些话是我在会议室外听见的。到了20号,张静仪的事出来了。我开始怀疑张静仪在其中捣了鬼,就找到两位党支部委员说出我的想法。他们不置可否。张停职后,我又找了新来的代支部书记刘爱莲谈此事,而且声明,我只是怀疑此事,并不能肯定。当然她也不表态。当时的干部都是这样。高振知道这结果后,请假回家探亲了,没去麦收。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行为很奇怪,一方面怀疑甚至攻击所党委,另一方面又向党委领导的支部汇报情况。以上所说的细节在以后的日子里都变得很重要。又高振不满意这事为什么自己不去问叫我去问我当时也没想。

    我们去的是东北旺公社西北旺大队,在颐和园北边不远,挨着京密引水渠。果然,麦子早已全部收到场上。我们的任务是用机器脱粒,分两班日夜干,因为要下雨。

    23日干一天。24日院里发下一张《科学报》(《科学时报》前身)号外,说的是应用地球物理所(简称应地所)发生了反革命事件。该所王锡鹏、赵子善、章公亮、范天锡、田淑清、吴蓉璋等六人不相信所领导,反革命夺权,非法扣压所保卫干部董如江。这件事,是该所一名干部吴智诚揭发的。吴于23日晚在所内贴了一张大字报。《科学报》的号外刊登了吴智诚的这张大字报予以支持。所以,院里完全按照北京大学的模式导演这个应地所事件,吴智诚相当于聂元梓,六个人是反革命黑帮。他们之中,王锡鹏是该所政治部宣传干事,赵子善是办公室负责干部,其余四人是科研人员。

    当天就组织了讨论。我当时还不太在乎。我想王锡鹏他们也许是反革命,也许是作得过火了。我星期天进城听到的,比这厉害的事多得很。但我也有些紧张,因为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题为《党的阳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强调的是党的领导。这天朱振和因修眼镜回所,回来说所里冷冷清清,剩下的人都去支援应地所了。我想,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积极,干这事倒挺快。

    27日回所,形势大变。给所领导提意见的大字报一张也不见了。代之的是揭发批判我们这些“反党分子”的大字报,而且是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

    我们几个研究生在宿舍讨论此事,觉得我们没什么错,至多言辞不慎,决定看看再说。至于以后会怎么发展,最后结果怎样,谁也不知道。万达提出一种“时差”理论,说我们和聂元梓没什么不同,只是迟了,赶上要运动收了,所以倒霉。

    在这之后,由于万达、居悌、吴常咏所在的组迁至陕西,他们也走了。

    28日紧急通知,不休息了,开会传达北京市委八条指示并讨论两个问题:对应地、化冶两所事件的看法,对麦收的看法。化冶所发生的是另一反革命事件,为首的叫李亚男,当然是位女士。麦收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应地所王锡鹏他们反对去麦收,认为是一个“大阴谋”,还曾开车来中关村宣传(他们所在西苑)。据事后的揭发材料看,院党委确实想通过麦收使运动“降温”。

    当天室里的讨论还不算上纲。大家认为两所是反革命事件,麦收应该去。关于620的事,只说章思俊拿录音机(据说如此)不对,但也不应定性。对所领导也不应定性,运动还应由它领导。

    29日开会就不同了。一位支委声色俱厉地说:谁有什么观点,必须说出。不说由他自己负责。有人是不是觉得因为给所领导贴了大字报就叫去麦收是报复?我听了这话挺生气,会后马上找代支部书记刘爱莲,说我怀疑的是张静仪,不是所党委,因为我听到的是张静仪叫我们去的,张所长不知道。陆坤权他们四室的研究生就没去,他们也写大字报了。对张静仪应有警惕性。刘说警惕性不表现在这方面,不应有这种怀疑。我在麦收前对他们说的话是清清楚楚的,现在他们矢口否认。我发现这帮负责的人如此不讲理,好像在夜里走路碰到了鬼打墙,无可奈何。

    再往后,全室分为两组开“辩论会”。一组对付朱振和,也许还有俞雪华。另一组对付我和张泽湘。他们说我攻击所党委,因为我们的大字报是贴给所党委的。我说的道理他们不听。有人还说我认为所里派刘爱莲来一室也是大阴谋。自然,我们的大字报成了批判重点。他们不辞劳苦,把我们的大字报全抄了一份,贴在开会的屋里,逐段逐句予以批判。我以前并没有把这些大字报都看一遍。这次有了机会,也觉得确有问题。

    我们节节败退,开始承认确有错误:在没有充分根据时否定了所党委。至于思想根源,说是过于自信,带着四清的观点“先入之见”。我和支委许祖彦谈话。他说至多是立场不稳。但事后知道,正是他负责整我的材料。材料中说我“对历次政治运动均有看法”。这话说得很对。但我一般不表露这些想法,不知他们怎么知道的。事后也知郭佩珊来室找积极分子开会,布置对我们的批判。他说,要叫我们谈观点,否则定不了案。

    高振回家到七月初才回来。他在四清工作队里入了党,在运动紧要关头却逃避。所以主要是我和朱振和在抵挡。张泽湘贴大字报声明,除前两张外,其余大字报均未经他过目。我们,以陆坤权为首,写大字报证实了他的说法。其实署我名的很多大字报我也没看,但我不愿作如是声明,因为我知道这没有用。

    除我们几个外,室里批判对象主要是俞雪华。吴咏时、应堃宁也受很大压力。所里其它部门也一样,主要是批判68和620前后活跃或贴大字报的人。当然,也有领导乘机整那些他们平时不喜欢的人。工厂金工车间打了30多个“反党走卒”。七室的章思俊由于出身大地主家庭,成了全所的批判重点。也有的人自觉批判自己。

    从聂元梓大字报公布那一天开始,人们心头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也许,在某些有经验的人心中,始终预料会有这样的答案:这是另一次“阳谋”,一次新的反右斗争开始了。所谓整走资派,不过是引蛇出洞而已。

    聂元梓在大字报贴出后几天以内曾被打成反党。这段时间内,一位北大物理系的红专标兵指着大饭厅东墙说:聂元梓贴大字报那天我就说过,57年右派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贴在这里的!

    是的,谁能忘得了1957年呢?10年来人们一直生活在反右斗争的巨大阴影中。仅仅因为贴了一张大字报,或小字报,或说了一句什么话,或者不为什么,就因为你和领导关系不睦,或你这个单位右派名额未满,多少人被批判斗争、开除公职、送去劳改、投入监狱,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被迫自杀。即使未受到严重处分的人,也如印度的贱民一样,终生打上耻辱的烙印,永远受人歧视。即使死后,他们的儿女、亲戚朋友,也受到牵连,影响他们一生的前途。

    而悲剧中之悲剧在于,由于共产党在那些年月中的巨大威信,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真以为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他们的灵魂先于肉体被摧毁了。他们像行尸走肉一样屈辱地苟活于世。这些人,本来是和你我一样的非常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悲惨命运,我们完全有可能遭遇到。所以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他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在余生小心翼翼千万别蹈那个可怕的覆辙。其实他们也是苟活。

    还有什么能比这个能给人上了永远不能忘怀的一课呢?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最先贴大字报,后来又继而造反的人,绝大多数是我们这些没经过反右斗争的人。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不管是多么左或多么右的人,尽管怀疑这个怀疑那个,触及反右问题却噤若寒蝉。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给所领导贴大字报那么困难,“反击”却那么容易。

    张成美回忆起六月份前20天是“度日如年”。他说,物理所险些成了继应地所、化冶所之后的“老三”。现在,他那种紧张的脸色一点不见了。他神气活现地对贴了所领导大字报的政治部干事桂正耀说:“小桂啊,高质量的大字报啊,怎么不去看看?”他对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中暴露一词作了新的解释。他说;这不是暴露出来了吗?

    大多数人只是庆幸自己未中圈套。也有少数人认为,这种情况为他们提供了飞黄腾达的好机会,因而愈加慷慨激昂地批判我们。而我们室的陶世尧,则正式打报告给党支部,要求“火线入党”。他夜间偷偷把俞雪华的大字报拍照下来,留作罪证。他还捡别人扔在纸篓里的大便纸,看上面写了什么字。有少数人同情我们。还有一些人虽不同情我们,认为我们太狂,但认为批判我们解决不了物理所的问题。
我们受到的压力是巨大的。像未经领导同意就把所长的话公之于众的作法极为很多人不可容忍。大字报的口气也不为很多人接受。一些人眼中含着泪责问我们对所党委什么感情,怎么这样说话,更不用说大字报的内容了。楼美珍贴了大字报,说我们关于小字报的说法纯属捏造。保卫处长刘俊才贴大字报说我们是“头顶红布,手拿尖刀”的三家村黑店64级分店。麦收时和我住在一起的王震西也揭发我曾讲过王锡鹏他们可能是作过火了的话。

    我意识到自己不可挽救地坠入了深渊。



    这一“反击”在6月底7月初达到高潮。7月9日开了最后一次“辩论会”后就没再开了。为什么?谁也不知道。只说以后再“辩论”。估计是得到上级指示。所里又开始业务工作。但大家也没心思真正工作。主要是传达、讨论关于成立技术物理中心的事。这是一个迁至三线的计划。

    事后知道,这段时间院里还向所里派了工作组。但与其它部门不同,这一工作组不承担领导任务。他们只是了解情况,在当时没在群众场合露面。事后他们说他们其实对我们这些人很同情。

    7月初,我所最后一批四清人员从山西回所。里面有我的大学同学粟达人。他原是一位工人,50年代当过全国的劳动模范,后来进工农速中,速中毕业后进北大。我们年级这样的同学很多,称为工农同学。1962年北大陆平对工农同学“泻肚子”,他宁肯留级也不愿提前毕业,所以学了七年,在65年分到所里。从身份和资历来说他是很有政治资本的,特别是现在正在批判陆平对待工农同学事,他正是被“迫害”的典型。7月12日,粟达人刚回来没几天就破门而出,在所里贴了一张大字报,指责前段运动,为被批判的人鸣不平。他说,三代贫农、共产党员怎么能成反党分子?我想这指陆坤权、罗正纪。这张大字报确实非常惊人。我很兴奋,但替他捏一把汗,预料会有一大批大字报来围剿。但是很奇怪,全所只有一张大字报批判。事后才知,这是领导打了招呼了,不叫反击。至于为什么,他们也摸不着头脑,但对于我们这些人包括粟达人在内是反革命则是坚信不移的。

    然而粟达人的大字报在人们思想里产生了动荡,特别是给我很大鼓舞。我反复思考,确信我们这些人不是什么反革命。既然我们不是,所里这样对待我们就有问题,至少是错误的。特别是联系他们对待说黑话的张静仪,阻碍运动的白文彬是什么态度,我认为问题很大。我开始起草给中央反映我所情况的信,并考虑在所内贴大字报,但还没想申诉信怎样递上去,以及大字报何时贴出。对院里的事,我当然也有怀疑,但感觉缺乏根据,不敢轻易发表意见。

    但这时已显示出和反右的不同了。又开始搞运动了。一开始还说什么贯彻四大,所里揭完了揭室里,室里揭完了揭组里,组里揭完了互相揭。但很快就成立了文化革命群众代表会议,强调给院所领导提意见、批判。然后又听张劲夫副院长讲话录音,号召给院党委提意见,强调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问题。很快院里把杜润生和另一院党委委员卫一清抛了出来,叫大家批判。这在当时被称为舍车保帅,已是很规范的做法。还说,可以批判14条、72条。所说的14条是中央制订的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条例。72条是我院的工作条例。二者都是在调整时期制订的。

    讨论会上,我们不说什么。前一段批判的积极分子也难转这个弯子。有人奉旨批判这两个文件,自然没什么意思。院里在中关村原科大食堂开辟了大字报园地,我20日去看。大字报倒不少,但没什么内容。典型的有批判钱三强的“红专矢量论”的。钱说,红是矢量的方向,专是矢量的长短。怎么批判的不记得了。还有所谓“面包大于馒头”,即认为不应特别优待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司机写的大字报。他说,在科学院最坏的就是研究生,都是修正主义苗子。他建议把所有研究生都送到越南前线去。他这一建议显然未被采纳,所以研究生送到越南的效果如何不知。但很多年后我看到大鹰写的关于朝鲜战俘的书中说,据来自敌方的意见,在中国战俘中,以会说英语的人最坚决。反之,最残无人道迫害战俘的,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南朝鲜人,甚至也不是来自台湾的国民党特务,而是战俘中的“败类”。这些败类中的最毫无人性者,也不是从国民党军来的解放兵,而是原为汽车司机后参军的李大安。当然这是题外的话。

    这一时期我写的唯一一张大字报是和我们几个研究生加上62级的郑少白、65级的徐鲁溪写的一张。内容是批判研究生制度,建议取消这一制度。这确是我当时的心里话。我想我们何必当这个连一个普通司机都忌恨的研究生呢?

    23日,张成美动员运动。他说,68有人混水摸鱼。620群众热情是好的,也有人混水摸鱼。听了这话,我仍然忧心忡忡。

    24日我在海淀街上碰到留在北大当研究生的同学徐尧州、万元熙,到他们宿舍呆了会。他们说,江青、陈伯达昨天到了他们学校。陈伯达肯定北大618事件是革命事件。现在学校里很热闹,群众热情很高,夜里一宿都有人不睡觉,分四个地方辩论。

    我听了很兴奋,又看了北大的一些大字报,很羡慕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应该这样搞,为了追求真理,勇于辩论,而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我把北大的618事件和我所的620事件作了对比。

    6月18日那天,北大工作组外出,一些人乘这机会斗了“黑帮”。有打人污辱人的事出现。后来北大工作组虽没有说是反革命事件,但对这事基本上是否定的。对比起来,我所620这天,只是追问干部一些事,绝无任何不尊重人的事。而追问张静仪的“黑话”和张成美的小字报问题,又有什么不可以呢?现在618事件平了反,620事件更应平反!

    这以后几天,我几乎每天往北大跑。局势发展很快。每天晚上我们这里都听到北边人声鼎沸。北大的工作组挨了批,组长张承先罢了官。连新市委李雪峰也受到指责。中央首长宣布不再派工作组,让群众自己搞革命,江青在东操场主持万人辩论会。看了她的讲话,我很兴奋,但也有一点疑问:她为什么提她儿媳这种家事呢?我还托我的同学汤俊雄递条子给参加北大会的中央领导,即江青他们,反映我所和科学院的情况,要求中央派人来。

    物理所依然平静,但事情很清楚:我们不是反革命。我们既然不是反革命,所领导如此对待我们,他们又是什么呢?胡伯清讲得好:不是我们反党,就是他反党!

    罗正纪贴了一张大字报,对所里前一段运动提出批评,但比较含蓄。张成美找他谈话,说同意他的意见。

    29日晚12点,北边北大又人声鼎沸,好象传达什么会议。第二天才知道:当天晚在人大会堂开全市高校代表大会,刘、邓、周都来了,最后毛也来了。大会宣布撤出所有派往高校的工作组,以后也不再派。

    我想,时候到了,该贴大字报了。粟达人这时很愤怒。他说:就是有人压制民主,一定揪出来!他劝我写大字报,问我什么家庭出身。我说职员。他说那就写吧。我说,地主家庭出身也写!我不明白写大字报和家庭出身有什么关系。粟达人原来分配到器材科。他愿意搞科研,就到了我们一室。

    奇怪的是,高振却态度暧昧。他一会儿说,我们应该造反。我和朱振和写了一张要求去北大看大字报的大字报,他却不签名。他说,我们的情况可能和北大不同。

    张泽湘不再积极参与政治。他说,要在业务和生活上搞点基本建设。但他后来一直站在我们一边。他有家庭出身的包袱,我们很理解。

    30日下午,所里偷偷摸摸地发票。我没拿到。原来晚上也在人大会堂开会,陆坤权去了。是首都科技界的会,主要是科学院、科委两系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也有人去了。科学院的“反革命分子”王锡鹏、科委的“反革命分子”张本不但出席了会,还讲了话。据说王锡鹏是陈伯达找去的。最后江青、陶铸、康生、陈伯达讲话。江青讲得很简单,说是毛主席叫他们来的。陶铸说王锡鹏同志也可以讲话,王锡鹏没开除党籍,还可称同志,没我们支持他今天来不了,要保护少数。陈伯达讲得最长,也许因为他挂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说西方资产阶级干不了的,东方无产阶级能干。最后他宣布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派到中央文革的尹达不是好人。

    第二天传达大会讲话。所领导和文化革命群众代表处会议贴大字报表态拥护,号召揭开所阶级斗争盖子。而所领导几天前还在说,物理所的阶级斗争盖子已揭开了。

    730大会是科学院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直到现在,人们才真正认识到,这次运动完全不同于反右。它的规模和深度将远远超过反右。当然,还有不少人仍有疑虑,认为这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反右,或最终以反右作为结束。但无论如何,所有的人思想动荡了。

    31日,院里在中关村灯光球场开辩论会。没有给我票,但我去了。根本没人收票。主要辩论应地所事件是不是反革命事件。说不是反革命事件的主要是社会科学学部哲学所、世界宗教所、东南亚所的人。他们这几天常来中关村串联。会上他们要求张劲夫对这件事表态。哲学所的王树人发了言。坚持是反革命事件的主要是应地所的人。王锡鹏“反革命集团”的最后一名成员吴蓉璋上台自身说法,说就是反革命事件,我就是反革命分子。她是科大前两年的毕业生,是坦白从宽的典型。当时在科学院,还没人公开替王锡鹏他们辩护。

    但这时人们已能较客观地审视应地所事件。应地所事件焦点在于董如江事件。董是该所保卫处干部,看来有神经病,经常说些疯话,再加上搞政治运动思想紧张,疯话难免和政治联系起来。这样,一些政治敏感的人就起疑,觉得这里面有大阴谋什么的,叫董如江知道了,又不敢说,所以得神经病。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王锡鹏等人就抓住这件事,私自把董隔离开来,并与所党委对立。所以事情是清楚的,问题是怎样看。从法制观点来看,王锡鹏他们是非法监禁。但政治运动本身就是非法的。领导也这样干。7月24以后对王锡鹏他们也是非法监禁。所以从另一角度看,他们追求的是政治斗争的平等权利。

    文革之前,从政治角度对什么事都怀疑已成社会风尚。到了文革开始的时候,已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1965年《中国青年》在一期的封底登了一幅油画《你追我赶》。不少人仔细研究,从中看出了一系列隐蔽的政治问题,成为茶余饭后的主要谈资。



    1966年8月1日,我在所里贴出了酝酿已久的大字报《致全所同志的公开信》,对前一段运动提出了明确的批评意见。大字报的调子并不高,一开头仍然作了检讨,说自己犯了错误,轻易地否定了所党委。然后,主要就前一段运动情况提出问题。我比较了所里对待我们这些人和对待讲黑话的张静仪的态度,认为所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造成了目前万马齐闇、冷冷清清的局面。
    在我贴大字报的同时,北大物理系一些同学送到我所一张题为《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大字报,有数十人签名。他们前一天曾来我所看大字报。他们的调门挺高。
    下午,我又贴了两张大字报:《辩论会还是小型座谈会?》、《向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这些大字报都贴在所门口新开辟的大字报栏里。第二天,我又贴了一张《放手发动群众了吗?》。这之后,大字报才多了起来,但观点鲜明的较少。比较引人注意的一张是二室李德忠贴的。他是北大63年毕生的,在室里一直被认为思想有问题,甚至他申请入党也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8月5日晚,所里在楼前开了一个民主讨论会。发言的多是对前段运动持批评态度的人。但楼美珍仍坚持张成美接见我们时没讲小字报的事。最后数学所邓述慧等几个人来提出关于应地所事件的几个问题,实际认为王锡鹏应该翻案,被所里的人围攻赶跑了。我们当时还不敢就这个问题表态。
    但无论如何我们比以前日子好过。我们的日子一好过,院党委的日子自然就难过了。他们是节节败退,并号召“左派”跟他们“转弯子”,但总是慢了半拍。“左派”转得更慢一些,所以有时帮倒忙。。
    8月6日,他们把早已停职检查的杜润生拿来斗。高鹏认为不该斗。我也怀疑其中有问题。我们写大字报反对此事,认为现在不是斗杜的时候。况且,我们认为,无论杜犯了多大的错误,都没张劲夫这次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严重。这次杜润生没有斗成。
    8月8日,著名的“16条”公布。在这之前,院所得到了消息。张劲夫、张成美赶在文件公布前分别作了检查,承认前段犯了方向性错误,但不提具体问题。
    9日晚,室里突然通知,次日上午8点半开会听张静仪检查。鉴于张静仪的问题已不只是一室的问题并涉及620事件,我们很多人反映应邀其它室人参加。但时间急迫,而且我想他们可能就是想把这事胡弄过去,便赶快通知其它室的一些人,并写了一张大字报,建议其它室派代表参加10日早8时半在五楼会议室开的张静仪检查会。我想使这一大字报起一个海报的作用,让全所知道此事。结果会改四楼会议室开,各室派代表参加。我对这样的和领导斗心眼的事很感兴趣。
    但当时,大家对所里这些事已兴趣不大,运动重点逐渐向院里转移。原因很简单:如果应地所、化冶所翻过案来,我所这点事就不在话下了。中关村大操场内也开辟了大字报栏。数学所、天文台出现一批新的造反派。应地所仍是拥护院党委决定的最后堡垒。王锡鹏等人仍不敢说话。
    局势发展很快。大操场整天有不少人转来转去,看大字报,交谈。一卡车一卡车人从远处开来。气氛异常紧张,彷佛划一根火柴就会引起爆炸。
    大约8月10日,北大技术物理系学生在这边串联,和院西郊办公室主任发生冲突。下午他们在西办门口开了批判会,并贴了不少大字报,内容涉及应地所事件。这个批判会决定:11日晚在灯光球场开辩论会。这天,我吃过饭,洗个澡就去了。来的人很多,灯光球场容不下,很多人站在外边听。秩序好得很。
    会议由天文台艾国祥主持。那个阶段开会,不知从什么地方兴的,发言人先报家庭成份。很奇怪,赞成应地所翻案的人的家庭出身都挺好,例如王树人是贫下中农家庭。相反,应地所“革命派”吴智诚发言前却自报“破落地主”,每次引起轰堂大笑。这是当初选他为“革命派”的人所始料不及的。
    一开始双方势均力敌。大多数听众其实是中间派或虽有看法但不敢表露。会议一直开到夜里两点半。到那时,形势完全一边倒了。应地所的人理屈词穷。最后通过“万人大会”致中央电。气氛极其热烈。但那原因大概是赞成翻案的人劲头大,能坚持到两点半。事后对立派攻击说开到最后根本没有万人。
811会后,双方势均力敌,壁垒分明。院里的问题又有一些揭发。其重要者,除应地、化冶两所事件外,还有一个院党委扩大会议的报道问题。这个会是三四月份开的。会议通过的决议上说,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但很快,这种提法在《解放军报》上挨了批。等到6月2日在《人民日报》第一版和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同时报道这次会议时,报上赫然写着,这次会议“批判了”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的提法。也就是说,他们走在《解放军报》之前了。现在有人揭发了这个问题。张劲夫本人说,这是新华社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改的。而新华社一位记者张丽君则在中关村新华书店墙上贴大字报说是张劲夫指示要这样干的。像这种事,在这之前和之后,作为一种政治操作,可能对政治家是习以为常的,但对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人来说,在当时是不可容忍的。按常理看,如果这次会议的调门过了时,不报道也罢,为什么靠扯谎抢头条呢?这样大的干部毫无诚实可言,连基本事实都如此颠倒黑白,还能信任谁呢?
    后来我知道,张劲夫其实是一位好干部,至少不是坏干部。当然我们所说的打倒和改组,如果从要求更换领导的意义上来体会,应是一种权利,无可非议。但换领导如同换一件衣服。如果你肯定有比这更好的衣服,你可把这件扔掉。但如果没更好的衣服,岂不是胡闹吗?这是我以后经很长时间才知道的道理。
    大概就是这几天,中央决定周恩来总理管科学院运动(周恩来管的单位还有清华大学)。8月14日,周接见了王锡鹏、赵子善、范天锡、章公亮四人,未包括两位女士。这可能表达了他对吴蓉璋的看法。田淑清可能是陪绑的。他决定亲自抓应地所事件,并派了联络员到科学院。
    18日又在大操场开辩论会。因为到的人多,“保皇派”占多数。“保皇派”一词早于造反派,早在6月初吴德在新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就提到,可能也不是他发明的,在《人民日报》社论中就有。当时的造反派就称呼持保守立场的为保皇派,后来中央文革给改成保守派了。这种情况说明,当时造反派仍占少数。这个会,由于会议主席是地质所的,很不民主。但一位“家属代表”刘萍的讲话扭转了局面。
    这位刘萍一上台就慷慨激昂,说“家属也要闹革命”,反对给应地所事件平反。这立刻博得台下一片掌声。但后来越听越不对头。例如她说什么811大会没经院党委批准就不能开,大会主席团是否经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发了名单,经过酝酿,选举产生的?她反对让科学院来个“天翻地复的大革命”,说这种野心万万不可得逞。她说,毛主席才是红太阳,你们的“红太阳”、“东方红”战斗组究竟是什么意思?大家越听越有趣。这时,有人上台揭发,说她是已停职的气体厂厂长的老婆。大会主席想停止她的发言。数学所的人大声喊:“保护少数!”
    最后总理联络员刘西尧讲话。他说,一要追刘萍问题。二对大会主席团有意见可以提。这事实上支持了造反派。刘萍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她讲了什么并不重要。问题是她的身份。当时要整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光是“当权派”就有嫌疑。几乎所有的群众组织都不要干部参加。整对立派,也尽量联系上一个干部,说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的。院里把王锡鹏他们打成反革命集团,也扯上一个干部赵子善。其实赵和别的几个人根本没关系。
    但刘萍的讲话还是起了作用。一些人找了天文台“红太阳”战斗小组什么毛病,说他们贴“反动标语”,说毛主席才是红太阳你们叫什么红太阳,把他们揪到大操场去斗。这件事是科学院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字狱的开始,形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气氛。
    这之后,大操场出现一张支持张劲夫的大字报,有科仪厂71个工人签名。可是过了几天,又贴了另一张科仪厂的大字报,有170名工人签名,揭发前一张是该厂党委书记假借工人名义出的。因为当时很重视“工人阶级”的意见,这些大字报产生了很大影响。
    8月25日,13个单位又联合在大操场开会,声讨院党委。科技大学“革命造反队”也来参加。会上提出要罢张劲父的官,联络员刘西尧表示同意。有人提议把张劲夫揪来斗,但未找到。大会在夜两点结束。会后两千多人,以科大为首,走到院部去闹,并派代表到中央反映情况。后来刘西尧来电话,说已向周总理汇报。这时天已亮了,人们才回来。
    这个时期,人们的注意力都在院里。但所里的形势也随院里情况变化而发展。开了几次辩论会。表面上造反派力量强,但对立一派不发言,光递条子。随着院所问题的逐渐展开,人们的立场也在变。变化最快最容易的是对张成美的态度。几乎未经什么激烈的辩论,到八月底,连一位所党委委员也表态要求他下台了。实际上张不是一位坏干部,因为没揭发出他有什么劣迹。当然他可能平庸一些,不适合在这样的部门工作。
由老红卫兵肇其端,造反派红卫兵继其后,政治性的群众组织在八月份纷纷成立。我院直至八月底才跟上这一形势。我室第一个战斗组是一个中性的《向阳》,但不久就解散了。我和朱振和、吴咏时、应堃宁、粟达人、曾传相等组织了一个《东风》战斗组,后来俞雪华也参加了。我们推举朱振和、何木芝为组长,因为他们家庭出身好。后来我们改名为《620》,以纪念这一事件。但后来粟达人退出了。退出原因不明。他的想法和行为都挺奇怪。室里其它造反派则组织了另一个以两位干部子女为核心的战斗组,后来称为《欧阳海》。随着造反派越来越得势,《欧阳海》越膨胀越大,最后达二十多人。而《620》还是那几个人。
造反派和保守派对垒分明,但各所情况不同。像数学所和天文台,只能听到造反派的声音。我们这样的所两派势均力敌。像化学所,只有很少数造反派。离中关村远的所造反势力更弱。像北郊的109厂,据后来统计,只有0.4%的人赞成打倒张劲夫。还有少数所情况特殊。像电子所,原来是由北京和南京两个所合并成立的。现在他们分裂成南北两派,和院里矛盾无关,说不上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
    院里和所里是保守派先成立组织。他们几千人在院里开了一个什么会,然后打出《革命串联队》的旗帜到各所游行。我们所的保守派组织叫《工农兵战斗队》,似乎还有一个《红色义务兵》,后来因中央文革发话,说不要成立复员军人的组织,就解散了。他们的组织名字有强烈的成员成份色彩。
    所里各造反派战斗组曾开了一个会,成立了一个《革命联队》,院里则相应成立一个《革命造反宣传团》。从这两组织的名字来看,只是联合、宣传一下而已,远不如保守派组织有战斗性。
    八月份我还干了一件事,就是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情况,就是后来说的“上访”。这事本来是八月初联系的,排到几千号。一直排到中旬才得以被接见。我是吃过晚饭去的。接待站在西安门大街,后来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地方。接见人叫王长拴。我事先作了一些准备,递交了材料以后,先从过程谈起。他却不叫我谈过程,叫谈现状。我就谈了一些现状,中心思想是希望中央关心我院运动。他说反映情况,希望中央关心,这很好嘛。就算完了。这时已是夜里一点多钟,已无公共汽车,我走回了中关村。我不知道这样的反映意见有没有用。估计没什么用,况且已经过时了。



    1966年8月底,红卫兵破四旧运动达到高潮。

    据我事后所知,红卫兵运动实际起源于文化大革命之前。那时候,高干子女的“大肚子”还在中学。他们面临的是升学问题。而从60年代初以来,由于高等学校不再发展而高中毕业生逐年增多,高考竞争不断加剧。由于中苏交恶,到苏联留学的路也关闭了。这时,在八届十中全会又提出阶级斗争,并在农村再次贯彻阶级路线,开展四清运动的形势下,不少高干子女认为,在学校里也应贯彻阶级路线,而不应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高干子女集中的中学里,他们甚至成立了类似“贫下中农协会”的秘密组织,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雏形。他们将农村阶级斗争的逻辑移至城市这一点和我们后来的行为相同,但内容各取所需。

    他们所企望的这种“阶级路线”,以1964年高考升学为最典型的样本。这一年,送一批高中毕业生去西欧留学,几乎全是高干子女。而凡家庭出身有问题的考生,连普通高校也拒绝接收。我堂弟是北京四中的高材生,在这一年由于我叔叔的历史问题,只能去当工人。但到了65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尤其是北京市委认为这些中学生的秘密组织是非法的,予以取缔。这肯定是北京市委种下的祸根之一。教育部门也一样。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样一些人当然得风气之先。他们认为,他们的时候到了,该由他们这批人来主宰世界,而不必和那批狗崽子在考场上竞争了。于是,在一些高干子女集中的学校,如清华附中、北大附中,101中,就竞相成立了“红卫兵”、“红旗”等组织。他们的斗争目标显然和我们不一样,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但从传统的观点看来,都属于非组织活动,应予取缔。因此他们也受到进驻各校工作组的压制,并在工作组撤后得以翻身。

    他们不但翻了身,而且由于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而一步登天。他们是奉旨革命。在造了北京市委和教育部门的反以后,他们的革命对象就是手无寸铁的中学教师,是家庭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他们必然是肆无忌惮。然而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为政治性的群众组织取得了合法性,从而开创了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群众政治斗争局面。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这实在是难得的历史契机。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全国来京串联的红卫兵,我们所有人去作服务工作,我没去。以后又接见了几次,我也没去。但我们都搬到办公室住,把宿舍让给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所里组织了不少人专门为他们服务。

    8月下旬,红卫兵开始上街“破四旧”。其主要内容有:

    改变商店招牌、汽车路名、学校、机关、街道名称。如32路公共汽车魏公村站改为“为公村”,苏联大使馆所在街道改为“反修路”,东西交民巷改为“反帝路”。后来我知道在义和团时代交民巷就曾改为“切洋街”。百年内这是第二次了。这次还有人建议将天安门广场和北京市改名。
    改变一些商品的商标。自行车前面的“飞鸽”、“凤凰”等商标牌均被撬掉。
    取缔一切“奇装异服”,包括尖皮鞋、高根鞋、瘦腿裤、西装衣裙、花格衬衫。取缔花框眼镜。
    女青年剪去辫子,男青年不许留大背头,老太太也要剪短发。
    商店不许出售化妆品、奢侈品。一些高级商品降价。高级理发店收费从8角降到2角5。一些医院门诊挂号从3角降为1角,还要他们24小时服务。
    收缴一切麻将牌、扑克牌、象棋、围棋。
    收缴一切塑料绳编织物(这不明白为什么)。
    夜间自行车必须点灯。在公共汽车上检查工作证、学生证。没证的轰下去。
    把地富分子赶到乡下。资本家挂牌劳动。
    不准拿定息、房租。银行取消利息。不准雇保姆。
    家家悬挂毛主席像、语录牌。自行车挂语录牌。人人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
    在饭店吃饭自己洗碗。服务员不许低三下四,不许服务到桌,不许称不认识的人为“老大爷”(也许他们是地主)。
    取消民主党派。
    不准养鸡、养鸭、养猫、养狗。
    戒烟戒酒。考虑到国家收入,纸烟卖完库存为止。但此项并未执行,因为中央首长吸烟。
    ……                                  

    当然还有抄家。抄成份不好的,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其中不少勒令回乡。这范围就很广了。我的一个同学所在街道一共240户,第一次就抄了60户。

    红卫兵在社会上造反,在学校内部当然更造反,造老师的反。我的一个亲戚任教的中学,除一位女老师怀孕外,全部老师被劳改。

    这一运动对我院直接影响不大,因为此处没什么“四旧”可破。院里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但不成气候。谁是红卫兵也不甚了然。

    市里的红卫兵“照会”我所,要求征用我所两位科学家的摩托车,被所办公室婉拒了,并劝告两位科学家,这一段别骑了,免得出事。又有政治部主任的妻子,也是我所职工,有点神经不正常,看到中关村百货商店门口有资本家挂牌劳动,就上前扯去牌子,告诉资本家用不着劳动。这事被勒令资本家劳动的红卫兵(似为中学生)得知,把她抓去,用皮带打得惨不忍睹。凡神经正常的人没一个出来仗义执言,好汉不吃眼前亏。后来所里出面把她要了回来。对这一类事,所里两派并无分歧,当然也有人幸灾乐祸。

    但这并不是说所里无打人之事。文化大革命期间,所里打人并不罕见,虽然其程度远逊于红卫兵。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在批斗会上,有人看批斗对象“不老实”,上前就是一巴掌。张静仪和张成美都挨过打。二是在劳改队里,管理人员打“牛鬼蛇神”。这又分两阶段。一是在运动初期,二是在清队时。劳改队里的打人可能更普遍,但常常不为人所知。至于打人者,一般不带强的派别色彩,多属中间群众。某一派代表人物或派性强的人忌讳打人,因为易损坏自己形象,并被对立派所攻击。

    在八九月份,我们所也有人学红卫兵给认为有问题的人戴高帽子游街。例如从四清回来的某人,有人说他“耍流氓”,就给戴了高帽子在所里转了一圈。

    我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冲击。我叔叔出身地主且有历史问题。据他自己说是在敌伪时期出于爱国参加了地下的国民党。他本是普通国民党员应属于一般历史问题,但曾经替别人参加过党部的会议,就上了线,在1959年被打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时为中学教师。文革中被街道要求“回乡生产”,他回到阔别了40年的老家却当然地不受欢迎。当地政府给写了一封证明信叫他回京。他在当地住了一天又回来了。这些事给了我当时还很年青的堂弟妹的心理上的伤害和打击是很大的。我另一个伯母年轻守寡,一生献身幼儿教育事业,且是劳动模范并于56年入了共产党,此时也受到长期迫害,后来郁郁而终。她是个很有才学的人,很令我怀念。


    红卫兵运动的主要特征,是带有强烈的血统论的色彩。这血统论是以阶级路线的形式出现的,事实上开始于文革之前,文革期间只是登峰造极而已。

    革命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自然要考虑家庭出身对人们政治态度的影响。但在革命之后,革命前的家庭状况的影响应随时间流驶和阶级关系的变动而淡化。这本是常识,但可惜并未按此认识执行政策。初中的时候,我的一位同学就是在52年劳动节给毛主席献花的小孩。他是北京市著名资本家的儿子。这在以后是不可想象的。57年以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有不好社会关系的人在各种问题上受到歧视。由于搞政治运动,这类人越来越多。

    这个家庭出身问题在农村尤为严重。根据我在农村四清时的观察,农村的地富子女生活在最底层。他们在学校里上学时处境尚可。毕业后(高小或很少数初中)回到村里就受到各种歧视。他们没沾过这个家庭什么光,却负着替祖上偿还罪孽的义务。在阶级斗争理论的统治下,广大农民需要一个对立面。旧社会留下的地主富农不多了,他们的子女自然成为他们的继承人。

    四清后期,上面下来一项政策,要给部分表现好的地富子女改成分,改为农业劳动者,和中农相同待遇。我们生产队挑了半天,只挑出来一个。那实在是非常模范的了。没想到此举受到农民广泛反对。不但贫下中农反对,中农也反对。所以我想,即使没有阶级斗争理论,农民本身也会照样树立一个对立面。他们生活得实在太苦,可以说在生死线上挣扎。他们需要一些生活得更悲惨的人作参照物,以衬托他们的生活不是那样苦,还有活下去的理由。所以这个阶级斗争理论只是迎合人们的需要而已。这是说的农民,其实我们这里也一样,也许程度和表现不同。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打了那么多各种分子,不全是领导的功劳。很多反革命是群众自己揪出来的。广大群众为了追求心理的平衡,在受别人歧视和欺负的同时,也很乐意身边有一些比自己矮一头的人或简直可以不当人的人供自己随便驱使和欺凌。这样的例子我看过不少。当然,我心里对这一发现感到由衷的悲凉。

    这就是运动初期的阶级斗争形势。那时开大会自报家门,我想是从红卫兵那儿发源的。此后,人们开始计较家庭出身。红五类者可参加红卫兵。黑五类自觉不参加一切政治活动,能不被迫害就万幸了。不红不黑者如我辈可参加一般政治活动,但绝难被选为领导。

    有时候还要求很纯。7月份选举文化革命群众代表会议,我室有人推举粟达人。他是工人出身,共产党员,应该是很够格了。但党支部仍有人宣传他的妻子是地主家庭出身。这当然和他所持的立场有关。

    最后粟达人还是当选了。当选的都是党员或家庭出身好的。

    各种群众组织,不管是造反的还是保守的,也都推举家庭出身好,特别是党员为领导。那些成分不好的组织尤其如此。但这样的人,在政治斗争中不一定具有相应的素质。结果,很多群众组织的领导,往往不是最优秀的人选。以后群众组织出的问题,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无可否认,持保守立场的,党团员、复员军人、家庭出身好的居多。而造反的则有不少家庭出身不好的,或过去被认为表现不好的人。虽然各造反组织里这样的人并不多。这是因为有问题的人自觉不参加,也不写大字报,但他们的立场是明确的,

    在我们一室四个组里,101组的人成份最杂,造反的立场也最坚定。102组差一些。103组是搞国防任务的,党团员最多,复员军人最多,是我们对立面的大本营。104组人很少。

    这正是保守派想不通的地方:这些造反的人,家庭出身不好,过去一贯表现也不好,怎么摇身一变为左派呢?这次文化大革命不就是整这批人吗?这一想法不无道理。拿我们战斗组来说,吴咏时、应堃宁二人都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在这一阶段,他们的家庭都受到冲击。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辩论和谭立夫讲话把这股血统论推向高潮。对联针对中学生中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谭的讲话则显然是针对造反派的。所以两派在这个问题上是对立的。然而,在八至九月份,造反派的立场是不鲜明的,吞吞吐吐的,仿佛理亏。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红卫兵”是高干子女刘涛、贺鹏飞等人拉起来的保守派。他们说教师是“氦氖氩氪氙惰性气体”。而对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观点仅仅是“铍镁钙锶钡活性稍差”。

    我所造反派《革命联队》自信成份纯正。经查只有一位成员家庭出身富农,便悄悄劝他退出了,以免被对立面攻击。甚至于当对立派大肆宣扬谭立夫讲话时,我们工厂的造反派《硬骨头战斗队》还油印了这个讲话。当后来谭立夫讲话挨批时,我们为此事闹的很被动,保守派说,你们也翻印过这个讲话。

    血统论的宣扬,曾到了非常极端的地步。我在北大看过的一张大字报就是典型代表。这张大字报贴在大饭厅通往东南门的路上,主张让红五类全改姓红,以永葆革命传统代代传。而黑五类则令他们改姓黑,且不许与红五类通婚,使阶级阵线永远分明。而非红非黑是否改姓黄或蓝,大字报未谈,按逻辑似应如此。这样一来,一个不折不扣的种姓制度就建立起来了。我当然对此极反感。难道我们推翻了以前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后,就以这种更腐朽的制度来代替吗?

    红卫兵破四旧我只在报上和街上的传单公告中看到,并未目睹,我当时还以为是。后来,听别人说起红卫兵打人情况,才对这一运动的实质有所了解。如强迫人吃粪便,不吃就打,直到吃死为止。对于红卫兵破四旧中的一些问题,不少人,只要是自己没挨过打的,家中没被抄的,都归之于青年人的狂热无知,但真正引起人们思考的是一张油印传单。这是一位普通的女教师的血泪控诉。她只因为家庭出身地主,受到惨无人道的摧残。她被红卫兵剃光了头,放到几个火堆中间烤。她后背被打出一个血洞,用10×10厘米的橡皮膏都盖不上。她结局如何我不知道。

    不是说,这场革命就是要荡涤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吗?不是说,我们要推翻的,要根除的,就是那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不合理的制度吗?但“革命”的结果,怎么又出现这种血淋淋的现实呢?这种现实,不是只应该在日本人的监狱、国民党的集中营里才有吗?而最具有讽刺的是,这一切,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干的。

    后来,北京六中自设监狱被揭发和取缔,陈伯达在其中起了作用。

    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唤起了很多人的良知,引起人们的反思。现在人们说,老红卫兵斗争方向与斗走资派不符而被中央文革抛弃。这完全不合历史事实。他们是自己走上绝路的。而陈伯达取缔六中私设监狱,是一项历史功绩,不管他在这之前和之后还干了些什么。

    参观六中私设监狱回来,我思潮汹涌,想起鲁迅先生在412事变以后所说的,以前以为杀戮青年的,都是些老人,等他们死光了,世道就好了;如今才知道,原来杀戮青年的,倒大半是青年。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难道不是仍旧如此吗?

    在这之后,血统论的狂潮止住了,开会自报家门的惯例、规矩也取消了。但血统论的黑影仍然笼罩在一切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头上。在这种情况下,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了。我从心里同意他的观点,并佩服他的勇气。但我不敢写大字报支持他,甚至不敢公开表示同意他的观点,因为我深深了解为真理斗争所需付出的代价。在我周围,甚至在造反派里,公开表示同意的也不多。张泽湘家庭出身地主。当我主动与他讨论家庭出身问题时,他表示不感兴趣。另一位造反派大将说,血统论是错误的,出身论则代表了另一极端的错误。

    我之所以不敢或不愿公开表示我同意遇罗克的观点,还有另一原因。这就是我本人家庭出身不好,且有不好的社会关系,所以为遇罗克辩护就似乎是为自己辩护,而为自己做任何事都似乎是不道德的。这种流行的逻辑推理只能造成人们的虚伪性和性格的扭曲。

    我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立场,却仍想“曲线救国”。这时,涉及家庭出身问题的是对前北京市委的批判。前北京市委执行的阶级路线是所谓“一,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表现”。这一路线是自相矛盾、似是而非的。现在要批判。从哪个角度批呢?批不唯成份论吧,刚反对完血统论。批唯成份论吧,又与只能批右不能批左的惯例相悖。于是,只能批第三条重在表现。大多数批判文章说,前北京市委是“重在表面”而不是重在表现。

    我认为这一批判极为浅薄,且有美化前市委之嫌,因为化为认识上的问题。我认为,问题是重在有利于哪一个阶级的表现。粟达人同意我的分析。但我最后没写任何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或大字报,因为我觉得这样写也没什么意思,况且也不是当务之急。家庭出身问题在我们这儿并不特别严重,至少看来并不急迫。



    自从周恩来总理抓我院运动以来,他就定期在国务院小礼堂召集两派代表开会讨论问题。会上两派代表之间自然难免争吵。而周总理每次总讲一些话,由代表回来传达。

    一次,周总理谈到,斯大林的党不如列宁的党。列宁的党是生动活泼的。

    一提起列宁的党,我们就想起了电影《列宁在十月》。那是那个年月能看的六部电影之一。电影里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两个人公开写文章反对十月革命且泄露党内机密。列宁不顾他们的反对,领导革命成功。如此说来,季诺维也夫这两个人是不折不扣的真正意义上的反革命。革命成功以后,肯定要把他们枪毙。然而不。革命成功之后,他们仍是党和国家领导。直到斯大林掌权之后才真正把他们枪毙。所以,我想一个生动活泼的党,就是容许不同意见甚至不同派别的存在,“党内有派”。

    又一次,不是在科学院,而是在外语学院,周总理谈到,以前学苏联,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鼓励打小报告。现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纠正这个问题。

    在现在的很多回忆录中,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仿佛是这样的形象:他竭力抵制文化大革命,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又不得不说一些违心之言。还有些人说,如果他不说这些违心之言,他本人也会被打倒,就不能保护大批干部了。我感觉这些说法都过于牵强,不符合事实,特别是后一说法,可以说有损周恩来的形象。

    我认为,从他讲的话来看,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有他自己的理解并曾寄托以希望。至于这理解是否符合发动者的意愿,这希望能否变为现实,那是另一回事。从这一点来说,他和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广大群众并没什么质的不同。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他心中的文化大革命。当然,很多干部也一样,都对文化大革命存在一定程度的认同。否则,就不能解释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绝大部分中央委员何以投票赞成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了。

    就拿周总理所说的打小报告问题来说,实在是文革前政治生活中要害之一。这个问题,现在的青年人已很难理解了。在那时,无论何行何业,要想寻求出路,就得入党。但要想入党,只在一般意义上追求进步是不管用的,还必须“靠拢组织”,也就是说,要向组织汇报思想。汇报什么思想呢?光讲自己的思想是不够的,关键是汇报别人的言行,特别是认为有问题的言行。简而言之,就是打小报告。而这条上进的诀窍是在任何政治报告中听不到的,在任何青年修养的小册子里找不到的,党章团章里当然也没有。它不能靠言传,只能靠意会,只能靠“觉悟”。当然,老实人、脑子转得慢的人,可能一辈子觉悟不了。他们老是暗自纳闷:为什么我如此努力,就是入不了党?这就是他们觉悟程度低,不理解党并不是好人的党,而是政治斗争的党。这个政治斗争就是打小报告。而且,如果他们老不觉悟,不但入不了党,还会“脱离组织”。这是非常危险的字眼,听了会冷汗直冒,因为说不定你就是下一次运动的对象。文革以前不少先进分子就这样评价我。我倒不是不想靠拢组织,而是不知道如何靠拢,找不着门。

    当然,顺这条道路发展下去,大家觉悟都提高了,也就都变成不拿工资的义务克格勃,党就变成毛泽东所说的法西斯党(按照我的理解)。人们整天鬼鬼祟祟地给别人打小报告,又战战兢兢地怕被别人打小报告。这样活着就够累的,更谈不到什么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了,当然也算不上任何意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拿这个问题开刀,实在是抓住了要害。如果搞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当然,事后局势的发展,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不但没有制止打小报告的恶习,反而鼓励告密,大搞以言定罪,正如以前历次政治运动所作的那样,而且变本加厉。

    周恩来的这些只言片语宛如他思想深处的窗户,透露出他的政治理想。这一理想显然不同于文化革命前的路线,也不同于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思想。

    国务院小礼堂的会开了几次后,准备在中关村大操场开大会。大操场东侧的主席台附近,和动物所之间的墙上开了一个小门。大家知道,周总理要来了。

    这个时候,争论的焦点已转移。应地所、化冶所的“反革命事件”已翻过来了。王锡鹏等是否反革命已无争论了。争论的是张劲夫犯的什么样错误,是否应打倒。

    9月5日晚上全院在这里开大会,但周总理没有来,可能是本来要来临时有事。先是张劲夫表态。为什么叫表态呢?因为前两天安排他检查,被造反派反掉了。所以现在不检查,光表态,实际跟检查没什么区别,只是简单点。应地所王锡鹏、吴智诚两人发言,然后是地球物理所、自动化所两派共四人发言。代表自动化所造反派的是65级研究生陈小虹。所有造反派代表均说张劲夫表态不诚恳,保守派代表则说很诚恳。

    7日晚上再开会。这次周总理终于来了。但开一半他出去接了一次电话,回来说是处理东北的红卫兵截苏联火车事。这次先是大气所两派发言,然后物理所代表发言。代表我所造反派的是研究生常龙存,代表保守派的是复员军人方述彬。后来社会科学部的代表临时要求发言。他只讲了五分钟,讲完喊打倒张劲夫。最后周总理讲话。他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强调三大革命。他对现在情况不满,对这一大会不满,事实上停止了这一大会。他说科学院的情况很复杂,如果罢官能解决问题早就罢官了。他对社会科学部发言人不满,要社会科学部的人和科大的学生不再参加科学院的运动。

    这是社会科学部的人最后一次参加科学院的活动。此后社会科学部与科学院分道扬镳,直至文革后成立社会科学院。科大《革命造反队》也从此撤出我院。

    我们造反派对周总理的讲话有些失望,因为他并未明显支持造反派,或者说,未支持打倒张劲夫的意见,也因为他不让社会科学部和科大的人参加我院运动。但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把这归结为自己对总理的意见不理解,当然也难免有些腹诽。

    按照周总理意见,改为各所开会。我所于12日开全所大会,还是各室两派发言。我们战斗组由应堃宁代表发言。发言稿是曾传相写的初稿,我修改的。所里开过会,各室又开会,有时双方对立很厉害。还按周总理指示,统计群众意见,多少人主张罢官,多少人主张停职,多少人反对。我想张劲夫错误是严重的,但未必够罢官,就主张停职,虽然我也喊打倒张劲夫。

    这时又恢复了业务工作。但很多人无心干工作。我当然也如此。我想,难道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完了吗?

    这时,粟达人给我们战斗组找了一个任务,就是设法给马俭平反。当时粟达人在所文化革命委员会任职。有领导曾想调他去中央文革工作。他不去,后来把所里的事也辞了,还是想搞业务。他说,想首先在中国实现受控热核反应。

    自68事件马俭给打成反革命以来,他一直在劳改队里劳改。给68、620事件平反,好像也没马俭的事。有一次在所里斗杜润生还拿他来陪斗。近期以来,他不断向中央申诉,还写了一个血书。材料和血书转到我所文革。文革把这事托付给粟达人。粟达人说,马俭自幼贫苦,冬天赤脚放牛,因冷把脚放在牛粪里,被牛踏伤,至今留有伤痕。他同情马俭的身世和遭遇,想调查一下他的所谓问题。

    除68事件外,马俭还有另一些所谓问题。其一就是他曾对人说,中国没有毛主席,革命也能胜利,但要推迟一百到几百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还树得没有后来那么厉害,但他的这句话也够份量了。一开大会,每个人发言,都首先说: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这时大家就跟着各喊三遍万寿无疆或身体健康。

    我们一了解,原来马俭的这句话来源于刘少奇的一本书《共产党员在组织上纪律上的修养》。这本书是文革前夜一位干部带到我所,不少人看过。书中有一句话,跟马俭的那句话一样,但说的是列宁。马俭把它移植到毛主席头上了。很多人都认为这句话没什么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我当然也这样认为,但不敢说。说过的人后来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过了10月1日国庆,局势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10月1日,林彪在天安门上讲话,提出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问题。继之出版的《红旗》13期社论说,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无法搞斗批改。10月4日我去清华,发现形势大变。10月6日首都三司,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在工人体育场开会,蒯大富领众人宣誓。周、陈、康、江均出席,并宣读关于给打成反革命的平反,处理“黑材料”的军委《紧急指示》。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原分两派,即保守派的《清华大学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而9月底新成立的蒯大富的《井岗山红卫兵》人数很少,基本上由原来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组成。社会上普遍认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但也未必是什么左派,倒好象土改或四清中的勇敢分子。

    这样一来,对蒯大富刮目相看了,对一切价值要重新评判了。

    我们作的第一件事是转抄首长讲话为大字报,贴在所里。我转抄的是中央文革雍文涛在清华的一个讲话。他们也转抄了中央文革其他几个人的讲话。这些讲话还指出,血统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之一。
    继而写大字报。我写了一张《而今迈步从头越》,贴在楼前的地上。

    我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一个成果,是把牛鬼蛇神劳改队给反掉了。这个劳改队自运动初期成立以来一直存在,在里面劳改的有马俭和其他一些认为有问题的人。前一段的辩论也未触及这个劳改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后,朱振和贴了一张大字报《造牛鬼蛇神劳改队的反》,我所工厂青年华达海也贴了一张有关的大字报。我贴了一张《比一比》,内容是比较马俭和张劲夫,认为马的错误不比张多,可马还在劳改。可能与我们的大字报有关,这之后这个劳改队就解散了。马俭的问题也无人提及了。我们为他平反的目的也意想不到容易地达到了。

    从这时(66年10月)到67年什么时候,物理所不存在劳改队,无人劳改。67年以后,劳改队重新成立,而且越来越大。到68年清队,马俭问题重新提起,他又进了劳改队。到那时我们自身难保,无法救他。

    院所室各级开会,给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的人正式平反。化冶所的李亚男因为是地主家庭出身,到这时才彻底平反。化冶所开辩论会。和他们有业务联系的首钢工人发言,说阶级分析没那么简单。“反击”时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很积极,难道他们在搞阶级报复吗?我觉得这才是真马列,听着真过瘾。应地所的王锡鹏不但平了反,后来还当上了院《革命造反团》的头头。

    9月下旬以后,我所《革命联队》停止活动,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又重新拉起队伍,并在稍后改称《革命造反大队》,和数学所的《火炬大队》,天文台的《东风大队》,力学所的《红军大队》等一起,组成院《革命造反团》,成为我院造反派主力。

    除去院所召开的批判会外,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都开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批起来自然理直气壮,保守派就有些理亏,因为他们保张劲夫。所以有时他们就主要批判第二把手裴丽生,而把张劲夫放在次要地位。两方面的批判会总理联络员都参加,但表现出支持造反派的态度,如在造反派的会上讲的话多点。11月18号联络员在造反派的会上有个讲话很明显支持了造反派,引起保守派的不满,要批判这个讲话。

    以前主要是造反派和当权派的矛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造反派肯定不是反革命了,当权派却岌岌可危,两派群众之间矛盾上升了。造反派中有人认为保守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我也这样认为,只是不说。还有人提出“反张(劲夫)必反串(联队)”。保守派当然反应强烈。他们说:过去你们被打成反革命,现在你们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们当然不这样认为。例如攻击我们研究生的保卫科长刘俊才,后来我们从未批判过他,也没给他贴过任何大字报。

    国务院小礼堂的会继续开。周总理批评了一个“铅印传单事件”。这是指院的印刷厂光印保守派方面的传单的事件。

    不光是批判,还有揭发,抄黑材料。社会上闹的很厉害。北京第一次武斗就是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领导的中央戏剧学院的红卫兵到工作组所在单位军事科学院抄黑材料而打起来的。至于老红卫兵杀四类分子打老师等事是虐杀,不算武斗。武斗是双方面的。

    我们院里的抄黑材料没那么激烈。我也没参加抄,也没看到抄的材料,但了解抄的一些内容。黑材料的范围似不太明确。

    所里揭发的问题触目惊心。全所一共打了93个反党分子,分一二三类。一类有十来个,有章思俊等。我是二类。还有若干反党小集团。64级研究生似乎是一个。这93名反党分子名单只公布了一部分,主要是68、620先后造反的人。相当多反党分子名字没公布,因为他们和造反没关系,那当然是由于各种政治思想或历史问题。之所以不公布,是因为当时所文革认为其中或者真有有问题的人,或者虽没问题,但公布会引起副作用。

    这个不完整名单公布后,群情激愤。因为所领导一直说,反击以后,所里开的是辩论会,批判是群众自发的。造反派和很多群众不信此说,但谁也不曾想到会打如此多的反党分子。

    而且,大家看到,反党分子并不都是造反的人。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一批造反的人,反党分子名单依然会制订,只是没那么多人而已。除去少数很受信任的党员骨干以外,相当多的人都在考虑,名单没公布的那部分会不会有自己的名字?

    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解放的,不仅仅是运动初期造反的人,在有些地方甚至主要的不是这样的人。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当时在北大数学系读研究生。他是典型的“白专道路”:出身不好,业务尖子,爱西洋音乐,对当时的政治口号没兴趣,也不善伪装,免不了讲几句有问题的话。他绝对不会造反或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然而,就因为“白专”,文革初期被批判和开除团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他被解放了,开除团籍不算数,从此没人管他,直到运动后期又因同样原因挨整。除他以外,当时他们系被重点批判的还有两个人,分别是1956年和1957年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的优胜者。在数学竞赛中取胜就是他们唯一的罪行。所以工作组所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反知识的。这难道不是反动路线吗?

    到了年底,继而揭发出更惊人的内幕:打三类反党分子完全不是所领导的发明。没上级指示,他们绝不能干这事。原来这事和一项从上面“单线联系”布置的专案,代号“西公”有关。所里只有两三人承办并知道此事。在别的一些单位也揭出同样问题。

    “西公”是西北公学的简称。西北公学是延安时期专门收容被审查人员的“学校”。“西公”专案的目的是在1966年国庆节前紧急处理一批政治上的异己分子和不可靠的人,以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这正如红军长征之前处理一批敌军俘虏和阶级敌人,也如战争之前先清理内部。

    也许这事真与战争有关。因为在1966年初,备战问题被空前重视。我们年初在农村,接到上级通知,叫大量种植夏天就可收割的早熟作物如豌豆、大麦,仿佛夏天之后就会打仗,等不到秋收一样。我们当时身为工作队员也很纳闷,不知道要和谁打仗。

    不管什么原因,“西公”专案的处理有五类:逮捕法办、劳改、“西公”、回乡生产、本单位监督劳动。其中“西公”又称集训,17级以上的(可能包括17级)送五台山,17级以下送上饶。去的地方,看样子类似西北公学,肯定失去自由,大家称为集中营。上饶那个地方原来确有一个集中营,是国民党关新四军被俘人员的场所,非常有名,有一个电影就叫《上饶集中营》,可能就是同一个地方。所以,“西公”一词既为该专案名称,又为其中的第三种处理办法。作为处理办法,似在劳改和回乡生产之间。

    93个反党分子和“西公”的关系不很清楚,可能是为“西公”准备的,是“西公”的候补名单。据揭发,“西公”名单最早有三十多人,后压缩到十几人,最后定七人。也许这是第一批。其中有早期造反,家庭或本人有问题的人,如马俭、章思俊。也有早期造反,家庭历史都没毛病的人,如政治部几位。也有没怎么造反,也看不出什么问题的人,如我所政治部干部、共产党员、复员军人王成功也在名单内。他本人和别人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有什么毛病应受此处分。他况且如此,更不用提知识分子里有各种历史和现行问题的人了。

    对于这个大逮捕、大清理、大流放、极端非法的专案,几乎所有群众愤怒到极点。反党分子们更感到死里逃生。

    现在想来,对照彭德怀在65年就被清理出京,“西公”事件可能是蓄谋已久的。它不仅针对文革初期造反的人。造反的人是撞到枪口上了。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7月底毛泽东回到北京给被打成反革命的人翻案,也没有后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化大革命照6月底那样搞下去,“西公”照样执行下去,最后的结果又怎么样呢?我想,那就是全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不见得比事实上的文化大革命的结局好多少。所以,我们怎么不感谢毛主席?

    我当时二十多岁,想起差点就会在上饶那种地方度过残生,不禁不寒而栗,悲愤交加。这件事当然对我影响极大。我不顾一切地投身造反,并长期不想搞业务,只想改革社会。“西公”事件还使我怀疑,文革中或文革前也许还有一些重大问题是老百姓一直不知道的。当然我也相信,任何历史上的罪恶,尽管可隐瞒一时,却不可永远隐瞒。隐瞒近半个世纪的卡廷森林事件,不是最终真相大白了吗?

    揭发的材料还表明,在反击期间,那些积极批判我们这些人的人,并未都得到领导的赏识。那些党员、领导认定的积极分子,批判我们是理所当然的,是他们思想觉悟高的表现。但有些以前犯过错误的人,被领导认为思想有问题的人,也表现积极,就被认为别有用心。也就是说,他们当然不能造反,也没资格表现得和党员、积极分子一样。他们只适合在党员、积极分子后边呐喊几句,才配他们的身份。这些事揭发以后,这些人自然不再追随领导。这种情况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格局。正像国家领导在群众中或电视里亮相一样,谁站在哪里,彼此距离多少都是很严格的。如果谁不识相站在前头抢了镜头,下次连站在最后排的资格也将被取消。

    王锡鹏到院里封了保卫部长宫震的办公桌。我所也有人到院里抄材料,发现院保卫部早在运动初期就派人来我所活动。他们装成同情造反的人和这些人交往,然后把这些人的动态直接汇报上去。有的玩笑话也进了院保卫部的档案。当时称这些人为特务。

    经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组织分化组合。主要是中间派群众迅速靠向造反派,有的加入造反派组织,有的则另成立战斗队。这后一种情况主要因为看不惯造反派,觉得他们太狂。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被领导认为有问题的人,觉得和造反派一起得到解放,自然从思想上靠近造反派,不管参不参加造反派组织。保守派感到被动。他们时而整风,或把一些人清除出去。到了11月份,保守派组织终于解散。其后,他们大多数变成文化大革命的逍遥派。少数人投身造反派。个别人变得很激进。

十一

坦白而言,我们这些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内容“斗批改”根本不感兴趣。徐鲁溪说,等到了斗批改阶段,我们就出去串联,因为我们不了解所里情况,如何斗批改?其实问题的实质还不在这里。

斗,指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当权派例如张成美。他如何走资本主义呢?也无非是运动初期就揭发出的那些问题,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之类。后来呢,对他的批判就集中到所谓对毛主席的态度上。他的问题无非是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简单化,而且是传达上级指示,不是他自己的发明。我们只认为他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这一点该打倒,和走资派的原来意义完全不同。我们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在我们当初贴大字报时不明确的问题现在明确了。我们事实上认为,不存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外的斗批改。

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们所这些专家教授,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则可,说反动则说不过去,无论按什么标准。况且,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批老一些的专家早已不掌权。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他们至少绝大多数没什么劣迹。所里无论搞得好搞得坏,跟他们没多大关系。那时掌权的是一批从苏联留学回来的30多岁的所谓党员业务骨干,如陈春先、管惟炎、郝柏林、孟宪振。所里把他们集中到学术秘书室里,决定重大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贴大字报的人称前一批人执行资产阶级科研路线,后一批人执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这种批判也没什么意思。何况我们几个和陈春先都是很好的朋友。

改,是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对此,我们更不感兴趣。

概括地说,这斗批改是从左的立场上批判右的倾向。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是从右的立场对左的倾向的批判。这是方向相反的两种批判。我们和一般群众对前一种批判不感兴趣,对后一种批判感兴趣。拿我们对立面一位复员军人的话来说,我们这些人对批判反动路线积极得很,但从未见我们批判14条和72条。从这一点,他们断定我们绝不是什么真革命。他们的话暗示我们这些人是这些条条的得利者。事实确实如此。他们确实看到了我们的目标和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之间的分歧。

但我们这些造反派,又被说成极左。这种语言上的混乱的原因在于左右有其座标。前一个左,指对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地富反坏、社会渣滓,对一切出身不好、成分不好、有海外关系,或认为思想有问题的人的左。当然,也包括对当权派的左,但这是因为当权派成为上述形形色色的人的代理人,或当权派犯错误给上述人等造了机会。总之,批判当权派是因为他们对上述人等太好。而造反派的左主要是对当权派的左,造反派批判当权派是因为当权派把造反派和其他人打成反革命,或者说,是因为当权派对上述人等太坏。显然,这两种左是方向相反的。在这些问题上造反派的理论家有进一步的思考。但那是后话。所谓上述人等,实际包括了老百姓这一范畴的主体。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曾很拥护像潘复生、李葆华、刘建勋这些曾对人民好的干部。

我感到,造反派和相当多的群众对斗批改不感兴趣,对以批判《海瑞罢官》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原定目标不感兴趣,对批判当权派随便把老百姓打成反革命感兴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符合或迎合(这两词本无区别)这部分老百姓的愿望。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最大地发动群众。也就在这点上,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不同于过去的所有政治运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造反派的理论基础。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态度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分水岭。可以把造反派定义为拥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派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是反对政治迫害。所说的造反派不打死老虎即其一义。举个例,北大的聂元梓是造陆平的反的,但未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因那时还没有。而且,照我的同学的遭遇来看,在聂元梓得势以后,反动路线照常执行。所以,聂元梓不算造反派,至少不是典型的造反派。

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联系的是思想解放。

我感到,最早的启蒙是戚本禹在7月底的一个讲话。他在这讲话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反对党支部不是反党。这一句话不知解放了多少人,直到现在还是真理,并未因戚本禹被打倒而作废,因为没再听说有人因反对党支部而被宣布反党。

反对党的基层组织是否反党是反右斗争的重要议题。相当多的人被打成右派就因为他们被批判为对党的领导“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反对党的基层组织。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文革是对反右的反动。

现在,不但党支部不是党的领导的当然代表者,工作组也不一定。正如蒯大富在刘才堂大字报上的批语所说的:“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里面有的是一种批判意识,一种独立思考意识。

当然,这一思想解放,像历史上所有思想解放一样,都是在一定的舞台上跳舞。这个舞台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但比起只能听命于党支部来说,毛泽东思想的舞台还是足够大的,足够彼此对立的观点在其上驰骋。因为它又像一个装一切正确思想的筐子。后来不是说,毛本人的一些思想也不是毛泽东思想吗?

一切思想必须统一于至尊,就是毛泽东思想。所谓“大树特树”就是说的这个。这显然是思想上的排他,意识领域的独裁,就是所谓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至少在文革初期,这个口号无论主观或客观上都不是针对老百姓的。因为老百姓从来没任何权威。无产阶级所能失去的只是脖子上的一条锁链。这个口号针对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代表者、党的领导代表者自居的各级领导或帮闲文人。现在,老百姓人人手持毛主席语录,可以以毛泽东著作为武器,检验一下你们是否真代表了毛泽东思想。在解释、运用毛泽东思想上,人人平等。当然,任何人和毛泽东都不平等,因为毛是神,不是人,与人人平等不悖。这一思想解放是神学王国内部的解放。这样,从运动初期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到肯定在毛泽东思想面前人人平等。历史在自我否定中转了一百八十度。又是一条毛毕乌斯带子。

现在一些人把中国文化大革命比作法国大革命。我觉得,比作宗教改革可能更恰当。欧洲的宗教改革者标榜圣经有最高的权威,倡导每个信徒都可直接从圣经领悟上帝的启示和真理,是针对天主教会的权威的,并非真想解放老百姓的思想。然而,普通人对圣经的熟悉破除了笼罩在神秘事物上的敬畏和恐惧,从而打破了自由思想的障碍,为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历史的轨迹往往惊人地相似。

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是群众思想最解放的时期。群众空前关心政治。所谓一家分成两派,争论不休,就是这一时期。一位革命前辈所说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狂欢节,说的也是这个时期。老百姓不担心有人告密,因为告密已被批判,且无处可告。也不担心被送入劳改队,因劳改队已解散。当然少数有经验的人仍在担心,因为被批判的还会被肯定,被解散的还会重新成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主要民间文献正是在这一舆论空前宽松的时期出现。它们是北航的《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北师大的《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制度》、伊林·涤西的《致林彪同志的公开信》、遇罗克的《出身论》和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

不是说,造反派被中央文革利用了,或者说,被毛泽东利用了吗?那是一点也不错的。但人们往往忽略的是,在社会上,利用从来都是相互的。造反派也利用了中央文革,利用了毛泽东。不好说谁利用谁更多。按照某种经济学原理,可能是一样多。

十二

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我的思想更加动荡,我愈加觉得,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对一些问题的怀疑是正确的。我竭力想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一切,对当前的社会作出合乎理性的解释。

追求对社会现象的理性解释对我来说由来已久。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我刚10岁。当时我们小学校长孙钰作了一个政治报告。当然我想他也是刚听来再转述的,或称传达。我们这位校长岁数较大,是解放前留用的。我总觉得他当时对共产党的一套还未接受,以后也不一定能真正接受,所以传达的并不一定准确。但我还是很认真地听这个报告的。原因大概是当时还很少听报告。以后对那些千篇一律的政治报告就听不进去了,老是打磕睡。

他讲的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理论,是从政治经济学讲起,一直讲到为什么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我听了这个报告兴奋异常,急切地回家向家人转述。我当时未开始学历史课,但我所看到的高年级的历史书上,总是写着“汉族发祥时代”,“汉族繁荣时代”等,对历史只是一种描述,而从未解释历史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原因。现在一切都清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完全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这里有一种必然性。我尝到了一种闻道的愉悦,仿佛看到了曙光。

在以后的求学日子里,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解释当前社会非常不满。我觉得,我们所学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像一门科学,而社会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无科学道理可言。它就像马克思们所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是一种唯心历史观。

我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有志于研究当代历史的人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好机会。

我观察到,主要是人们在文革前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正如《出身论》中所说的,家庭出身只是起间接的影响。看来家庭出身很重要,那是因为家庭出身往往决定了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决定了政治态度。我所保守组织《工农兵战斗队》标榜出身好,但给他们起草宣言的人是地主家庭出身。复员军人一般是保守派,但在我所工厂是造反派骨干。七机部的人家庭出身都好。在他们那里,造反派主要是知识分子,保守派主要是干部、复员军人。他们两派的名字916和九一五也反映了文化背景的差异。

虽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就是造知识的反,造反派的知识背景却是特别明显的。我所研究生90%以上是造反派。其中三个进入所级领导班子。别的所也这样。至于北大的周培源、季羡林、周一良加入了《井冈山》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管他们自己事后对此事如何解释。而我们的对立面,拿朱振和的话来说,“都是些功课不好的人”。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造反和专业的关系。在我院,首先起来造反的是那些思辨性强的专业的所,如数学所、天文台、物理所、自动化所。而作为保守派大本营的是化学所、地理所这些作定性研究的专业的所。在一个所的不同研究室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如我所四室,当时主要是定性研究,保守派就多。这是一种从未出现过的也从没人研究过的新的政治和业务的关系。

当然,在作这种相关分析时要很小心。例如,所学专业是否与家庭出身有关?这也是肯定的。例如后来工宣队进驻北大物理系时,发现理论物理教研室仅有一个半(?)家庭出身好的,即“红五类”。但如果说物理所的人平均比化学所的人家庭出身坏,显然说不过去。

启发思维的还有一些文章。我院的文献不管是保守还是多么激进,均缺乏理论色彩。启发来自院外,即今天所谓异端。我所见第一个异端可能是北大乔兼武的大字报《造三个大反》。造哪三个大反我不记得了,但第三个是建议取消一切办公室。取消办公室如何办公?所以我觉得他有无政府主义的味道。他这大字报以后被批判为取消党的领导,在我所只有工厂的华达海表示赞成。

最有影响的文章是北航《红旗》的《法西斯党的危险就在眼前》。法西斯党的提法来自毛泽东讲话,内容我觉得源于9月份廖承志的一个内部报告。廖的这个报告宣称,不但苏联修了,东欧也修了,朝鲜也差不多。北航这张大字报主要是把廖承志宣称的事实和毛泽东对法西斯党的警告放在一起,联系了中国当前现实。所以,他们在理论上并未提供多少思想资源,只是题目挺吓人。

另一篇影响稍小的文章是北师大的《大大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革新社会制度》。其内容,应该说比北航的文章进一步。但他们的提法并不是新的,而是来自伊林·涤西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要“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该大字报由于批评林彪而受到攻击批判,也掩盖了它的一些实质内容而未受到关注。我在所内转抄了这张大字报。后来我被整时,这一转抄行为未受正式批判,因为毛泽东说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是反动的,未说大大改善如何。在毛主席表过态的问题上,批判者不敢轻易上纲。无论如何,这张大字报为十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开了先声,虽然日后人们未必回忆起它。真理的遭遇从来如此。

这些大字报有新意,而且都有造反派的背景,或者按照我们当时的说法,是属于造反派思潮的。上述两篇文章不用说,伊林·涤西的大字报也一样。他批判林彪9月15日讲话压制造反派。就是遇罗克的《出身论》和李一哲的大字报,也是倾向造反派的。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则更为彻底。我从心底拥护这样的观点,特别因为其理论上的自冾。我也心仪湖南省的文化大革命。其发展有些像法国大革命,不断从激进的派别分化出更激进的:从工联到湘江风雷,又到省无联。作为一个世纪以来新思潮的策源地,只有湖南那种地方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然而这些文章但也像那个时代的所有文章一样,空洞,信息量太低。如北师大大字报没说如何改善。我不满意这些文章,但也为这些文献所激励,很想找人讨论这些问题。我找到了和我思想最相通的粟达人、朱振和。他们也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感兴趣。我们就以我们三人的名义在所内贴海报,召集一个称为“关心国家大事周末座谈会”的活动。内容为讨论理论问题。时间定在每星期六晚上。

为迎接这个活动,我还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了若干为什么。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的常用文体。这些为什么有:

    七大以来,党的工作上存在的根本问题;
    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评价;
    苏共20大对我国的影响;
    文化革命的深远意义;
    十七年来阶级队伍的变化;
    阶级斗争的焦点;
    知识分子内的思想斗争;
    需要哪些社会改革;
    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反修防修的根本办法;
    一些国家、党变修的经验教训;
    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如何实现共产主义;
    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
    ……
应该说,这个单子开得足够大,内容足够宽,也说明,我们这些人当时有多么狂。

开会那天,人来得很多,有60多,包括各色人等,青年人多,也有中年人,不都是造反派,但保守派几乎没有。我们因人多临时换了会场。我先讲搞这个活动的宗旨。我说,我们对某个领导是否黑帮不感兴趣,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些更根本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保证国家不变修,只打倒某一领导不管用。我没提制度问题,不敢。因为7月份我就说是制度问题。郑少白提醒我57年右派就是这样说的。我说的某一领导指刘少奇。刘的问题,从八月份就开始议论。除文革中的问题外,在群众中流传着他在天津的讲话。我一直认为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关于参加革命的目的的论述很好,但也觉得“吃小亏占大便宜”说得有问题。

大家发言踊跃,会议很晚才结束。以后又开了几次。但效果并不很好。相当多的人,包括很多工人,有政治积极性,但缺乏理论思考的素养。

但我自己凑了一个比较实用的唯象体系。我说是实用的,因为它本身缺乏逻辑上的统一,但考虑到可为环境所接受。其内容主要是比较反右那时和现在阶级斗争形势的差别,可列表如下:

                     50年代                 60年代
      主要敌人      地富反坏右       当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敌人主要进攻方式   正面进攻               和平演变
  个人主义表现形式   一切为己            吃小亏占大便宜
      达到目标        副博士                红专标兵
      斗争方式       反右斗争              文化大革命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我所谓的思想解放是在非常一般的意义上说的。无论在文革中还是其前后,研究理论问题都是危险行为。危险不仅来自上边。后来,大约68年,我在北大大饭厅附近看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批判该校一个反党小集团。其罪状有二。一为反对林副主席。这姑不论。二是企图研究理论。大字报说,所有理论问题都被毛主席解决了,在毛主席著作中都有,再研究肯定是反毛主席的,故为反党。我想这一逻辑与欧洲中世纪教会的逻辑惊人的一致。当时的教会说,除圣经外,所有书籍都没必要存在。因为它们的内容若与圣经不同,则是异端,应予销毁;若内容与圣经同,则读圣经就够了,亦无必要存在。  

所以在那个年月研究理论,无异于在哥白尼时代研究天体运行。那个年代成天宣扬的是马列主义是不能讲理的,全要靠灌输,因为工农群众中不能自发产生马列主义。工农群众尚如此,何况我辈乎!所以,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八亿人民谁也逃脱不了被灌输的命运。即使你到了应该是很安静的公园里,震耳欲聋的大喇叭声也会使你深深体会到灌输一词的具体含义。文革后我在美国见到一位台湾同胞能将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原来他曾在金门当一年兵,每天听到的都是对岸解放军的高音宣传喇叭广播的毛主席语录声。那些喇叭是我院声学所制造的。

到了1968年,我们又恢复了“周末座谈会”。当时的革委会一些领导很支持。他们也经常参加。但这样一来,会议内容就变成讨论一些实际问题,而且像是官办的了,与我们的初衷不符。我们曾想把这个活动交给革委会,我们另外再搞一个,不出通知。但实际上我们也没那样干。时过境迁,谁也没那种积极性了。

十三

在这场思想动荡中,最深刻的,和普通群众关系最密切的,还是一个阶级关系问题。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是搞错了。不该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一点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这错误仅仅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其根源?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共产党员是否真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特殊材料制造的人?文化大革命中不同的见解、派别仅是认识的差别还是有着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这些问题,远比文化大革命中的具体是非问题要深刻的多,也更多地涉及个人和集团的利益。这也是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内部不同意见的根本分歧点。

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发生的事就是造反派的分裂。

从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有人就看出了造反派必然胜利。胜利后怎么办?一些理论家开始预言。主要是北航的一些文章,说造反派还要分化,一些人跟不上革命形势,要落伍;而真正的革命者则继续前进。他们勾画出的这一模式倒有点像法国大革命,不断从激进派中分裂出更激进的派别来。

与此相关的是造反派中的左右之争。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引起我所造反派内部争论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是否与保守组织《革命串联队》一起开会。后来没有一起开。第二件事是一件到院部造反的行动由于所大队领导不力而流产。比较实质的分歧则在于对保守派组织的看法。

一个口号和一个组织把这些分歧明朗化。

一个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左派”,是地院《东方红公社》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初期提出的。地院也是个出思想的地方。这个口号实际还有下半句,那就是“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是我在他们学校的标语上看到的。这个口号在当时确实有点惊世骇俗,因为所谓左派显然指造反派,而造反派这样的人,人们从未将他们和左派相联系,更不用说掌权了。把这件事和无产阶级专政联系,更是匪夷所思。《东方红公社》在正式场合(《首都红卫兵》社论)没把这话的下半句加进去,因为他们知道份量。

一个组织指《全国红色造反者革命总部》,是院内一些更激进的人组织起来的。在酝酿阶段有王锡鹏参加,后来退出了。我们几个人曾到自动化所和他们串联,听取他们的观点,觉得很有道理,自动化所赵松年等人给我们的印象也很好,很想参加,但最终没参加,是因为认为他们只是少数人,脱离群众。后来他们这个本来就很小的组织又分裂了,分裂为《全红》和《红总》两组织。全名忘了。原因据说他们只有两个党员,彼此不服,就分开了,一人拉一个组织。这样就注定他们再不会有出息了。当时,从他们的纲领来看,显然更激进,但他们并不认为是在搞分裂,也不站在与现有造反组织对立的立场上。他们说是想成立一个全国性组织,因为我们科学院的研究所在全国各地都有。后来中央取缔全国性组织,他们正碰在枪口,就把全国两字去掉了。

他们人少,能量却大。他们发了一个“第一号通令”,支持“一切权力归左派”,说保守派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还发了很多命令,口气很大。

鉴于很多人对这些争论感兴趣,我所《革命造反大队》就把院《革命造反团》的领导和这个组织的人请来,召集群众会议听取他们的观点。《革命造反团》来的是王锡鹏和数学所的邹协成。《全红》来的是声学所的张家兴。他们谈的并不针锋相对,而是很客气。但所里的人对“一切权力归左派”却意见分歧。有人认为这是必然结论,有人则认为这口号表现造反派狂妄和不团结群众。王锡鹏参加了《全红》的筹备,现在却当了《造反团》的领导。我怀疑这里面有什么交易。

后来所里只有一个人参加《全红》。对“一切权力归左派”也不再争论,但分歧显然存在。造反派几个很活跃的年青人,组织了一个跨战斗组的写作小组,写大字报署名《风雷激》。他们也请我参加,说这是造反大队的写作班子。我以这个名义写了两张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大字报,以批判刘少奇的方式宣扬我关于阶级斗争形势变化的理论。《风雷激》的其它大字报我大部分事先没看。我理解这是因为它是写作班子,不是一般的战斗组。

《风雷激》包含一些风云人物,特别是有两位干部子女参加其中,在所内为人所瞩目,在院内也有些风头。而其中最活跃的,是一位叫王昌衡的。所里人都不太喜欢这个王昌衡,觉得他是投机派。我刚回所看大字报时,就看到过他在68后反击政治部的人的大字报,说他们揭发所党委问题是别有用心。我认为他有毛病,但又觉得很多人对他的看法反映对造反派的偏见。

王昌衡以《风雷激》名义写了一张大字报,题为《梅花欢喜漫天雪》。内容主要是从左的角度对当时院内运动状况不满,但说的比较含糊。这张大字报贴前未经我过目,贴后我也没注意,觉得不算什么很好的大字报,但后来受了很多批判,说是反周总理的。从这张大字报本身是得不出这一结论的。但这样说是事出有因的。如前所述,在9月份,我们对周总理在此97大会上的讲话有些不满。当时觉得是自己不理解,只有些腹诽。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我们觉得周总理对造反派支持不够。周总理在小礼堂座谈会上还提过“查三代”。他还说,出身好是一个好,出身和表现都好才是两个好。从反对血统论的角度看,我们认为这些提法都是不妥当的,从原则来说是错误的。我们就开始在小范围内议论这些问题。有几位到北航串联时也向北航他们说过对周总理不敬的话。我们决定采取措施,但又不想和社会上反总理的人,以及院里保守派反总理联络员讲话相混淆,就决定给总理写一封信提意见。这件事我曾参与商量,拟了一个提纲。但这件事并未进行下去,原因不清,因为我不是负责人。总之当时有些情绪,有些看法。王昌衡的大字报对此有些反映。这张大字报受到一些批评,包括来自造反派的。

院造反派的分裂终成事实。12月,院《革命造反团》内部拉起一个《红旗联络站》,参加的主要有物理所、数学所、政策办公室的造反派,以及声学所、力学所、计算所、微生物所一些人。开了一个成立大会。从会上各所代表的讲话来看,看不出和《革命造反团》领导有实质的分歧。我感到它是对《革命造反团》不满人的集合。事实也正是这样。我们被称为极左派,但有的保守派也参加了《红联》。例如科仪厂的保守派《捍卫十六条战斗队》垮台后,其群众被诬为“焊条队”,纷纷向更左的《红联》靠拢。

对于《红联》领导人拉队伍,搞分裂的事实,我还听过他们的一种解释。他们说,这是为了防止更左的组织出现。在当时,象《全红》、《红总》一类组织不成气候,无法与我们争夺群众。但类似的,或更左的组织未必不能出现,例如有一个什么《挺进纵队》正在酝酿成立之中。也就是说,既能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这样的组织必然出现,那么,与其是一些乌七八糟的人去领导,还不如我们担此任务。这正如刘少奇先生所说的,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

《红联》领导人自命为《革命造反团》中的一派,所以与该团领导并未发生正面的冲突。但他们确实想分裂,所以刻了两个章,一个是《革命造反团红旗联络站》,供一般用,另一个只有《红旗联络站》几个字,供对京外单位用。

《红联》办公室设在我所,底下设几个组。我参加了“接待组”,任务是接待外单位来访,主要是我院京外单位,还给到外边串联的人寄材料。串通热潮退后,来的人不多了。我又参与了《红联》办的一个不定期铅印小报《红旗评论》的工作。

我自己对《红联》并未全面的认同,对其决策也未起任何作用,但我积极参加他们的活动。因为我和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主要观点一致。这观点就是,文革以来的分歧,不仅仅是认识上的问题,而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根本性的分歧。这一矛盾是社会的根本矛盾,决定着社会的走向和未来。我们认为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谁也未能很好地阐述。我们这一观点在当时为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1967年《人民日报》有一篇“49社论”,说造反派和保守派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公开反对这篇抹稀泥的社论,引起很多人对我们不满。

十四

    到了12月初,社会上出现一股反对中央文革的潮流。很奇怪,这潮流来自左右两方。左的方面,如科大《雄狮》。这组织的领导朱军,本是我们四清工作队的,和我很熟,文革初期和我串联过几次。我知道他的思想是造反派的,但不知为何反江青。还有地院《东方红公社》的朱成昭,也是反中央文革。他们似乎都被抓了。他们反中央文革的原因我不清楚。

    北京林学院的李洪山似乎是从右的方面,即保守派的立场来反中央文革的。一天晚上,我到林学院去看李洪山在一间教室里和别人辩论。大部分人不同意李洪山的观点。他们似乎都是外地来串联的学生。他们都很年轻,看来主要是中学生。辩论是激烈的,针锋相对,但无人身攻击。当少数辩论者给李洪山扣什么反革命的帽子时,立刻遭到众人的反对。我是不同意李洪山的观点的,认为他代表保守派的利益。中央文革不是不可反,但当前反没什么道理。但我也和那些红卫兵一样,认为他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我也深感到目前这种民主空气之可贵,认为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成果。

    12月初,我和所里一些人出去串联。科学院不是学校,我们不是学生,至少不是一般的学生,本不应串联。但周总理到了科学院以后说发现这儿很像学校,所以一些人就觉得串联有理并予以实行。我热衷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没有外出。但朱振和出去了。到了12月初,中央有精神不叫串联了,我所有的人觉得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以后就出不去了,再说天气也快冷了,于是寻机会串联。

    我们室的几个人找我一起出去。他们从我所管外地红卫兵串联的人手中找到到武汉去的票。这票本是给那些住在我所的外地红卫兵叫他们回去的。我们一共十来个人,其中有几个是我较好的朋友。

    车上当然很挤,但我们也不在乎。我是第一次去很远的地方,感到很新奇。晚上车到了河南安阳,打听到在这列车后有一次到广州去的车,就提议改去广州。于是我们就在安阳站下了车,换乘去广州的车,也没有人管。当时就是这样乱。到了广州,也没人验票。

    下了车,我们自然直奔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因为是一个系统。当时像我们这样去外地串联的人还不多,分院的人不识我们的路数,不敢得罪,只能接待。我们住在分院,每天到各所串联,还应邀讲了几次京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但我没讲。他们几个虽然不算造反派,至少那时不算急进的造反派,但他们完全接受了当时的主流思想,宣传的和我们的观点并无不同。分院的运动还基本没搞起来。有一些人来找我们,大多是普通群众。他们最大的疑问是:我们这些既非党团员又非积极分子的人能造反吗,能成革命先锋吗?我们说能。

    我们就这样进行了几天“革命活动”。分院领导可能希望我们早点走,况且已明令不再串联。他们给我们买了回程票。我们在最后一天进行游览。我去的是越秀公园。当然,我们还一起去瞻仰了黄花岗72烈士墓。我们有这样的意识。或者说,想有这样的表现:我们来主要为了“革命”,不应游山玩水。我们看到上海分院的人来此串联,主要是游览购物,向分院领导要这要那。我们对此贴大字报予以批评。

    在回程,我们有几个人又在湖南下车去韶山参观。我直接回到北京。

    在广州的时候,我们已知“彭黄张周”的周小舟在我院广州分院任闲职,不知是第几把手。但我们不知,就在我们来广州的这几天,这位著名人士去世了。

    回来后,看到在这短短十来天里,形势大变。全市的保守派组织全被解散。李洪山那样的反中央文革的人全被抓了起来。联动也被公安部抓了起来。借着这个声势,院里批斗了《串联队》的几个头头,借口他们和李洪山有联系。所里面也正在四楼礼堂开大会批判斗争几个对打“反党分子”有责任的人,一致决议把他们开除出党,还协迫党委同意开除。这当然是不算数的。

    造反组织空前壮大。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当过右派的人都参加了造反派。

  我所造反派还派几汽车的人去支持半导体所的造反派造反。在我不在所时,还派人去支持过植物园。这两个单位都不在中关村,形势发展落后。

  显然,局势发展和我原来设想不一致。这里不再有民主讨论和自由发表意见。我想,我原来认为李洪山不一定是反革命是不对的,实质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民主观,而当前这种情况,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现。我在我们战斗组会上进行这样的检讨。何木芝断然反对。但她没说出所以然。我想她和我串联之前的思想也不一致。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她的立场离我们越来越远。

  虽然事态发展和我预想不同,但我像所有的造反派一样,为李洪山等人的被批判而高兴,而没有想到既然我们的对手的发言权可被剥夺,那我们自己离这一步也不远了。

    到了66年底,67年初,院所两级的领导都被打倒。张劲夫不但被打倒,还被宣布为反党集团。保守派彻底垮台。在这种形势下,造反派如何再“立新功”?

  过了年以后,最大的新闻是第四号人物陶铸“揪出来了”,从此“刘邓”变为“刘邓陶”。为什么?谁也不知道。大家只是愈感政治之诡吊。大约同一天(1月4日),全军文革组长刘志坚也垮台,组长起用了徐向前。也是在这两天,贺龙成了坏人,没正式宣布,但大家都知道了。难道现在应该像聂元梓所说的那样“上揪”?(下面还有“下扫”两字姑不论)对揪出这几个坏人,我们没什么贡献,但或许还有没揪出的,待我们作出贡献?我们《造反大队》和《红联》的一些领导人就是这样想的。他们认为现在的任务是“上揪”。揪谁?他们也有对象。 

  显然,这一“革命”的性质已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所不同,虽然不能说没有联系。这一造反已背离了反对政治迫害的宗旨。我所接触的一些造反派领导眼睛只看着三司这样的高校造反派,跟他们学,想出风头,成为全国闻名的造反组织。我当时当然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对。 

    从国家体制来说,科学院应与国务院同级。但实际上,科学院归国务院管。更鲜为人知的是,在文革前,从党的关系上,科学院属宣传口,归中宣部管。这自然是奇怪的事。所以后来邓小平说科学是生产力,确实是个革命。但从中央领导的分工来说,科学院归李富春、聂荣臻两位副总理管。这与上述两种所属关系又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

    科学院文革前归李、聂两位副总理管,文革中似乎依然。在辩论应地所事件时,风传在6月24日以前,两位副总理有过批示。这批示是什么?院造反派曾去问过两位副总理的办公室。为什么问?如果有批示,两位副总理应负责;如果没批示,张劲夫就是假传圣旨。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批示,张劲夫应为他自己做的事负责。但后来总理联络员叫不要追这件事了。大家就不再追,但总觉得其中有什么问题。

    到了67年初,在“上揪”的形势下,《红联》一些人又想起了两位副总理,觉得这可能是个突破口,就采取了一个行动,组织了一些人到院部抢来了一个保险柜,里面是历年院党组会议的记录。他们抢来之后,放在物理所,还组织人查阅,企图找出问题。我没有参加这个事件,也一直没见过这个保险柜,只是事后听他们说过这件事。

    但我参加过与此有关的另一件事。他们通过同学关系,联系上院部一个《不争春》战斗组。这个战斗组主要由几位院领导的秘书组成,但不包括张劲夫的秘书。战斗组的名称是不与革命群众争功的意思。他们因与“走资派”关系密切,正怕革命群众嫌弃,见有人串联,非常高兴。《红联》把他们和另一些人弄到物理所,分组开会挖掘院里的问题。我只参加过一次小会,是和吴明瑜座谈。吴是我院政策研究室著名的秀才,不属于《不争春》,认为是有问题的。所以实际上是叫他交代、揭发问题。这个会开得很短,吴也没讲什么问题。但他突然说了叫我们吃惊的一句话。他说,陈伯达同志在6月24日前到过应地所。我听了,赶紧叫他不要讲陈伯达的事,并嘱参加会的其他人别讲此事。事后我果然从未讲此事,直到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倒台后。

    原因非常简单。如果陈伯达在6月24日前到过应地所,他就应对镇压应地所革命群众负责,甚至是参加了这一镇压。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装出一付一向支持群众的样子呢?我深知此事关系重大,所以从不敢说,怕人说我们整陈伯达的材料。但我也从此知道许多事情不是象说的那样,思想变复杂了很多,觉得我们可能是给别人当枪使。而且看来吴明瑜不是一般的人。

    他们那个清理保险柜却没清出什么名堂,后来就停止了,因为发生了更重要的事。

十五

    到了1967年以后,最重要的事就是夺权。自从上海“一月风暴”后,显然各级都要夺权。但这时革命的领导权已掌握在造反派手中,要夺的是行政权。

    这一夺权也可认为是地院《东方红公社》“一切权力归左派”理论的实践。当然不能如此宣传。那岂不是说他们走在中央前面了?我们虽是这一理论的拥护者,可谁也想不到如此的事态发展,因为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已在我们手中,从未想到夺行政权。

    所里夺权不成问题,夺得很顺利。保守派《工农兵》早已垮台。曾有一个中间色彩的《东方红公社》也已解散。无人与造反派争权。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几乎清一色是造反派,与《革命造反大队》勤务组无异。

    室里夺权有些麻烦。我们室有三个属于《革命造反大队》的战斗组。在这之外还一个略带中间色彩的《红色游击队》,其成员都是我的朋友。对待保守派,他们和我们没什么不同,但在“一切权力归左派”等问题上有分歧。

    室里夺权的那天,我去北京邮电学院听批判胡乔木的大会。之所以去,是因为我们的小报《红旗评论》邀我写一篇批判胡乔木的文章。我们为什么批胡,是否因胡的夫人谷羽是我院新技术局负责人就不记得了,但很可能是“上揪”计划的一部分。至于北京邮电学院为什么批胡,是否和原派该院的工作组有关也不记得了。我去了,后来也写了批判文章,登在小报上。这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变为铅字。至于文章内容,我当时就认为是七拼八凑,没什么意思。当时好像非这样不可。

    我从邮电学院回所,就听说室里夺了权了。造反派召集全室会议,宣布夺权,成立了勤务组,《红色游击队》被排斥在外。

    此事他们事前没和我商量,当然也没和《红色游击队》商量。我听后觉得不妥,认为太仓促了。我分析,如事先和《红色游击队》商量,即使没他们的位置,他们也许能接受,而现在他们肯定有意见。事情果然如此,后来经过调解,请他们也派一人参加。室里夺权的危机就这样过去了。

    院里夺权出了大问题。

    当时天文台提出一个院夺权方案:由个所各派一位代表夺权。这一方案引起一些争论,因为很多系统是按群众组织来夺权的。1月21日那天,我所造反派开大会讨论院里夺权问题。当时标榜“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什么事都开大会由群众直接决定。但这种会往往是嚷嚷半天什么事也决定不了。这次会讨论了一下午,还议而不决。我觉得很烦,就回到室里去了。在室里呆了一会,忽然听说上面风向转了,有人建议我们《红联》马上去院里夺权。我和造反派的一些头头都觉得不行,直到吃晚饭时仍如此。晚饭后继续开会。还把《红联》其它所的人请来,主要是数学所的。会上辩论白热化。很多人认为,必须只争朝夕,马上夺权,否则简直是不革命,以前事实证明,不能等院《造反团》那帮领导。这样的话当时很有煽动性。而反对的人,如数学所邓述慧,只能说夺权是应该的,但我们《红联》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能力领导。这时,《全红》的领导邱海平也来了。他说,我们愿和《红联》一起夺权。这样一火上加油,大家劲更足了,也不想想《全红》总共有几个人。

    在这种形势下,《造反大队》和《红联》的领导人怎么办?如果冷静地思考,谁也不会走单方面夺权这条路。但当时老是标榜大民主,认为有群众支持就不会错,而且是越左越好的思想深入人心。于是,马上去夺权就成为必然的了。

    我本人也是如此。我本来对此深有疑虑,但此时也想,是不是我自己保守了?又想跟大家一起总没错,也就不但没反对,也参加了。

    于是,绝大部分参加会的人马上动身去院里夺权。这时,我们室的造反派没忘记前车之鉴,派人通知《红色游击队》,叫他们和我们一起去夺权。他们也很高兴地一道去了。

    从所里到院部有约三站公共汽车站的路。绝大多数人没自行车。就这样一大帮人呼拉拉走到院部,已是午夜。到了院里,才意识到夺权应为夺印。印有三个。一个即中国科学院大印,二是院办公厅的印,另一个可能是党委的。两个拿到了。第三个印锁在保险柜里。夜里无人值班,保险柜打不开。于是就抬着保险柜回到物理所。好在人多,这不成问题。这一事件,因对时间判断不同而称121或122行动。与此同时,《红联》、《全红》大约还发了夺权宣言。

    应该说,这两个组织的领导在半被动的采取这一行动时,并未充分意识到其引起的严重后果。那些竭力鼓吹这一行动的人当然更未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可能想在夺权后再与院造反团商谈。但造反团的反应十分强烈。他们于次日马上宣布不承认这一夺权,并攻击《红联》,造反派的内战开始了。

    1月24日,造反团组织夺权。我们预先知道他们要在院部开夺权大会,就安排了相应的计划,在院部安装了喇叭,派了人。在开会之前,我们还阻拦他们将张劲夫从力学所弄到会场。等他们的会一开,这边的人就要求发言。他们当然不让讲。我们开去的的广播车就开始广播。他们的人就砸了我们的广播车。这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我们安在楼里的喇叭就开始广播,因为院里的计划局是我们这一派的。于是会场乱成一团。在两派群众对立的混乱情况下,忽然又杀进一拨人来,原来是另一更左的组织《红总》。他们没参加121或122行动,因为恰巧他们当时没人来,所以过后也攻击此次行动,表示不承认这一夺权。但到了25日这一天,造反团夺权也没请他们参加。于是他们转变了立场。这拨人开了一辆汽车闯了进来,上面站着或挂着几个大汉,都不象善良之辈,无人敢拦阻。他们车上大喇叭喊,因为造反团太欺负人,所以他们支持《红联》,反对造反团的夺权。《红总》的掺合进来更使局面复杂。这一大会在混乱的情况下结束。但造反团也宣布夺权成功,成立了联合夺权委员会,简称联夺。

    在后几天的内战中,我们不占优势。因为我们在很多所里是少数,一些人声明退出。特别是他们把我们上纲为“托派”,使我们受到很大压力。但凑巧,清华大学也把他们的对立派打成“托派”,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也就解救了我们。我们到外边打听了一下,原来很多单位都因夺权而在打内战,也就觉得我们这样也很正常了。

    我不知道托派是什么派,什么主张,但想到我们这样的人可能与托派联系起来,那么托派未必是很坏的人。

    我在21日晚采取行动的时候本来是持保留态度的。事后回想起来,更觉问题很多。但我认为在这种遭受围攻的情况下,不能承认错误。所里大多数人坚持同样立场。少数人站在反对立场。也有人认为造反派终于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该由他们来收拾局面了。

    2月3日,科技界在人大会堂召开大会,周总理也参加。我们预先知道这件事,很怕造反团利用这机会使他们的夺权成为合法。但周总理在会上没提夺权的事。

    2月14日,造反团组织很多人围攻物理所,要求交出从院里搬来的保险柜。引起双方群众冲突。后来总理联络员指示,要双方撤退。我们认为他偏袒对方,因为我们就在自己所里,撤到哪里?

    2月17日,传达总理指示,说科学院造反派夺了权,没说哪个组织夺的,但要《红联》参加《联夺》。于是这几个所的头头参加了《联夺》。内战停止,明争变为暗斗。

    《联夺》的办公机构设在中关村原西办小院,机构人员来自各所。原来院部人员搞自己的运动,不再参与院的领导机能。《联夺》本身的机构应该说十分精简。但那时业务工作不多。

十六

    1967年5、6两月,我是在四川度过的。为什么去四川,说来话长。

    四川“二月镇反”的情况,因为我们当时正打内战,并不知情。那个时期,各地造反派受镇压的消息不断传来。第一项这样的消息大概是66年12月份的新疆石河子事件。过了年,粟达人到黑龙江鸡西探亲,介入了那儿的运动,回来后,向我介绍当地造反派受迫害的情况。我还和他一起去中央文革接待站反映过情况。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当然毫无保留同情各地的造反派。

    4月份,我所有人请了大专院校红代会的人,其一是北工大的王定之,来我所报告国内形势。他大概去过四川,很生动地描述四川“二月镇反”的情况。如飞机如何在全川撒中央军委传单,解放军如何抓人,如何用背铐,监狱如何人满为患。我们当时对此是闻所未闻,听了后义愤填膺。这时期,院里还请了刘结挺张西挺来作报告。

    5月初,我所请了成都“826”政委江海云来作报告。来的还一个中826冯斗,也是个女学生。会场气氛非常热烈。报告完,我们很多人送她们到她们住地西苑大旅社。不但我们,所里绝大多数人都很支持他们,认为她们是真革命。

    这时候,我从什么地方翻出了几张院红卫兵司令部在二月份印的传单,是站在当时官方立场反“826”的。这个司令部在内战中是站在造反团立场的。我把这几张传单贴在所门口,用以揭发造反团的保守立场。但这时候他们已转变了,其激进程度不亚于我们。刘张可能就是他们请来的。

    在这之前,我曾在城里看到以我院红联名义写的支持四川造反派的大标语。我很奇怪是什么人写的。后来才知是数学所一些人写的。他们很早就去四川活动,不仅是支持“826”,而且介入很深。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56事件,成都保守派产业军在132厂开枪,打死了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李全华和其他好些红卫兵。数学所的人当时也在场。这个爆炸性消息传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恨不得马上飞到四川,和那儿的造反派战友并肩战斗。

    正好,院里组织代表团赴川。事后知道,是红卫兵司令部组织的。他们的心情其实和我们一样,都支持造反派。我知道了这个信,马上到革委会找陈肖兰,要求派我去。后来革委会开会讨论同意了。因为我当时不是什么头头,去不去没什么关系。所里又派了二室的李德忠和张效昌。去之前,每个人都签订了生死文书,去了以后不管死伤都自己负责。

    但问题是大家都想去。特别是《风雷激》的几个人,执意要去,革委会当然不会同意,他们就想偷偷去。我和他们都是好朋友,但这事,我前思后想总觉得不妥。无论从他们本身利益,从我们造反派利益,从所里的纪律性来说,他们都不应该去,特别是其中还有所级的领导。我就到所革委会去谈我的看法。正好他们正在开会。他们当然同意我的看法,并让我向这几个人传达革委会的意见,即叫他们回来。于是我赶快进城找他们,因为他们已进城。他们听了我的话,明显表示不同意。其中王昌衡把我大骂一顿,说我背后搞鬼。

    既然拦他们不住,我们就一车去了四川。李德忠也去了。张效倡没去,因为所里后来连我们三人也不同意派了。《风雷激》这次去四川,在所里影响确实非常不好,败坏了造反派的名声,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

    5月11日我们到了成都。可能车上有不少没票的人,所有826派的人排上队,不是从检票口,而是从另一个门,喊着口号,集体出站,当然也没检票。我们也随着这个队伍出去了,虽然我们有票。

    一出站,就眼界大开,看到一队队带柳条帽、手执长矛的人押着几辆卡车。车上的男女都高举双手。原来是押送对立派的俘虏。

  我们到了华西坝。这儿有中科院成都分院的几个所。数学所的几个人住在这儿。他们向我们介绍了56事件的经过。当时数学所两个人和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李全华同在一辆汽车上,突然枪响了,打中了站在他们中间的北京地院的李全华和一个成都的红卫兵范培瑾,溅了他们一身血。血衣尚在。那辆车我们后来也坐过,看到上面有四个弹孔。我们就住在华西坝一个刚建成的新楼里,睡在地铺上。

    当时北京红代会组织一个56事件调查组,我们分到一个名额,具体派我去。当时给了我一个小红布胸章,派了一辆车送我到西郊的132厂。132厂是一个很大的国防工厂。56事件后,保守派的工人都撤到农村,这厂的造反派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1119分团掌权。全成都都是这样。我找到调查组的一个人,他分派我参加调查百货大楼事件。这也是一个武斗事件,发生在开枪之前。我接受这任务后,去百货大楼看了看,发现整个厂子太乱,谁也找不着。最后调查组本身也没有了。我在他们工人宿舍住了一宿,只好回城。

    我们红联的人和红卫兵司令部的人原本都住在华西坝。后来,成都分院的人和司令部的人吵了一架。本来司令部的人也支持826,可打算把所有从北京来的人都归他们统一指挥。这边的人当然不干,说我们已开展很长时间工作了。他们一气之下搬到了市中心的分院院部。我算他们一部分,就也跟着搬去了,但他们也没分配我什么正经事干,因为他们不相信我。

    这一段时期,成都特别紧张。街上大字报天天报道外地武斗消息。说宜宾14日开始的事件,已死200余人。乐山也在告急。传说产业军正在准备进攻成都。于是,成都一片备战气氛。一卡车一卡车的人来回调动。中826手持木棒巡逻。老人扛着铁棍站岗。十来岁的小826威严地下命令,叫来往车辆停下,关发动机检查。整个形势如同想象中的巴黎公社处于凡尔塞进攻之前。

    5月19日又发生中和场事件。据说事件是这样发生的:四川大学的826学生到郊区的中和场那个地方去帮助农民夏收,被产业军掠走很多人,别的学生去援助,于是发生武斗,而且越斗越大。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红卫兵司令部的领导发命令,每人找一根铁棒就乘车去了。谁也不干落后,怕别人说你怕死,再说我们来这儿就是为的这个。我拿的是一根一米长的铁管。

    “在需要作出牺牲的时候要勇于牺牲。完旦就完旦。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这一“林彪语录”当时广为传播,后来成为“414战歌”。我想,要真上战场,可能真要这样想才对,不能瞻前顾后。否则死得更快。

    找一辆卡车,往东南方向开,到了九眼桥,就看到紧张局势:人挤得很多。车子来回奔驰。救护车载着伤员往回开。伤员满头鲜血,缠满绷带。一卡车一卡车的参战人员举着红旗往前开。

    车子到了现场。这里的公路上挤满了人。一辆北京红代会的宣传车作为指挥车,大喇叭在喊。但人们缺乏组织,极乱。看到对面山上距离二三百米的地方有一些人,说这就是产业军。我们这边就往前赶。因为是水田,很难走。但了前面,产业军就撤退了。于是这边又追。追到一条河边,双方更接近了。对方沿河撤退,退到一个大桥旁边,停住了,用石头还击。这边没有石头,只好撤退,退到一个有石头的河滩地方站住脚。双方就僵持住了。在这进退过程中,双方都有人被对方俘虏过去。

    这样一直对持到天快黑。只是有些小接触。因为天黑后再不撤就会吃亏,所以这边就慢慢撤,一直撤到公路。到夜里十点多十一点,开来一队不带武器的解放军,把双方隔开,并由这边的826、川棉战斗师、公安公社掩护,才逐渐全撤了。撤完大约夜十二时。这就是中和场事件。当天我就近住到了华西坝,没回院部那边。一起去的人早就分散了。

    这是我第一次亲历武斗现场。我感觉至少这边毫无组织,若真打起来肯定吃亏。另外,看到不少小孩子参与其间,更觉荒唐。在双方经常公布的“烈士”名单中,几乎一半是十几岁的少年,甚至十来岁的孩子。他们年纪小体力弱,更易被屠杀。后来我在重庆看到的也是一样。

    次日,在火车南站又发生武斗,一直打到下午。也是由解放军隔开的。据说那边还打了解放军。当天晚上,风声鹤唳,说产业军要攻城,形势极为紧张。我们在住的楼里也赶修公事,堵塞楼梯,准备迎敌,一直闹到早上四时才睡。当然后来没发生什么大事。

  在这前后,造反派喊出“武装保卫成都”的口号。围绕这一口号产生争论,使造反派的分歧表面化,并造成正式分裂。

    成都地区的保守派称产业军。当时已撤往郊县。在成都以外的地区,还是他们的力量大。顾名思义,他们的队伍里产业工人占了相当比重。他们撤走后,造反派分裂为两派。较持中间立场的称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以工科学校成都电讯学院和成都工学院的学生为中坚。他们的主要成分似为学生,但原来保守派的社会基础转而支持他们。

    激进派以川大826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为骨干,简称兵团826。在高等学校里,他们只在四川大学居多数,且为其灵魂所在。但他们有很广泛的社会基础。特别是他们有市民阶层的背景。从他们的著名分团的名称“小教”、“交通”、“市交”、“财贸”、“街道工业”来看就可知他们是些什么群体。还一些分团以地域命名如“市北”、“市东”、“市西”,似乎由一些手工业工人(如拉板车的工人和建筑工人)组成。红成在攻击他们时说,只有卖汤元粉子涝糟蹬三轮车的人支持他们,这算什么群众。所说大致不错。也就是说,支持他们的,至少一大部分是没受过或很少受过传统的政治教育的那部分人。他们习惯以常人的立场观察文化大革命。当然产业工人也有如“1119分团”,川棉战斗师。二月镇反被抓的人则组成《红囚徒》。军队里则以空字028部队最坚定。另外还有很多中学生。

    后来我了解其它地区的一些造反派如天津《大联筹》也有类似情况。《大联筹》在街上游行时,甚受市民的欢迎并参与其间,乃至于万人空巷。北京当时没有全市性的争论,1968年《财贸尖兵》和其对立面在西单商场的武斗,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在以后的历史事件中,市民阶层充分显示了对政治的高度热情和积极参与,他们崇高的献身精神为全世界所瞩目,早已载入史册。

    为人所不齿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游离于传统政治生活以外的普通市民卷入了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区别之一,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广泛性,也预言了将来社会的发展方向。至今有人对这些阶层评价甚低。根据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绝不比其它阶层更坏。

    成都两派以是否应“武装保卫成都”为斗争焦点,但似乎积怨甚深。红成被兵团826称为二老产,在产业军垮台后代替了产业军的位置。我们曾和成都工学院《十一战团》的两个人辩论过,他们说,二月抓反革命抓对了,以后还要抓。

    这两天是最紧张的。后来就好一点。早在5月7日,中央就发布了《关于处理四处问题的决定》,并派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来组织革筹小组。23日革筹小组在人民南路召开群众大会。会上宣读中央的决定。还宣布为一些群众组织平反。这之后,局势稳定了一些。

十七

5月底,我感觉无事可干,又不想回家。这时候重庆风声吃紧,出于一种社会调查的目的,我想到重庆去看看。正好我院两个人也想去,我们就结伴乘火车去了。

我们的人以前没去过重庆。我们到了后先找北京红代会的联络站。这里昨天刚打了一仗。楼梯堵得严严实实的,只能侧身通过一条窄路。又经多次盘问,才让进去。但此处无法安排住宿,我们就去一号桥的科委情报所,住在那儿。那儿已有院里造反团的几个人。他们知道我们是红联的,有点紧张。我们则向他们保证不会搞派性。当天下午,他们带我们参加了在体育馆举行的声援成都519事件的群众大会。

重庆和成都不同,保守派彻底垮了。造反派分裂为两派。重大815是一派。他们是很早造反的,今年在重庆夺权成立了“革联会”,受到警司支持,但中央未予承认。对立的一派称砸派,声称要砸革联会,后来因不好听改为反到底派,以西师831、交院915为代表,但军工厂的工人很多。

在这几天里,我们到各单位去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两方面都去。我们一起去过重庆大学、警司、成都826联络站。我个人去过江南岸的交通学院。我们还见过砸派造反军头头黄廉。当时他正在山城影院作到北京汇报的报告。我们还参加了砸派在大田湾体育场的一个大会。当时双方对立已很厉害。在市中心解放碑那里,双方的大喇叭在对喊。

我们的调查提纲如下:1,罗广斌自杀事件。他是在被815派关押期间死的。2,56轮船事件。据说保守派撞翻了这条轮船,死了200多人。3,分歧从何而来?4,警司内是否有一小撮?5,保守派如工纠的动向。6,砸派组织情况。

分歧早就有,如一个12.4事件,但主要分歧是今年的革联会成立和二月镇反。砸派攻击815夺权没大联合,而且是让权,过去的市委干部基本是革联会成员。警司即54军支持革联会,但军分区态度似有不同。二月镇反,革联会上报逮捕1300个,公安局上报为2134个。又红代会不完全调查,三区一县逮捕1700多个,一个区宣布反革命组织十多个。砸派有人说总共逮捕几万人。815一月份整风曾邀请保守派工纠代表参加,现在保守派一般支持815。砸派认为警司内有一小撮。

因为我们住在情报所,就顺便了解了他们所的情况。接待我们的是砸派的红色造反团。但我觉得他们说话总是吞吞吐吐的,还竭力宣扬他们的对立面是泄私愤,家庭出身不好,“有否定一切的倾向”。根据我的经验,凡是这样说的,都是保守派。

果不其然。我又找他们的对立面联合总部了解情况。联合总部很高兴接待我们,侃侃而谈。我确认联合总部是造反派,红色造反团是保守派。联合总部是老造反,在前一段也受压,被迫解散。但红色造反团这个保守派为什么和砸派这个激进的造反派挂上钩了呢?说来话长。

重庆的文革比北京慢了半拍。当北京的造反派早已得势的时候,重庆还是保守派在掌权。重庆的情报所在业务上受北京的情报所和科委领导。当时在重庆情报所掌权的保守派红色造反团就很自然地和科委响当当的造反派张本挂上钩。当然这不妨碍他们在二月镇反中压制反对派并参加了革联会。但到了三月底四月初,局势变了,中央文革开始支持砸派。红色造反团派往北京的人打来电报叫“速与革联会断绝关系”,于是发表声明与革联会脱离了关系,第二次声明就要砸革联会了。而其对立派就自然而然地倒向本来居于对立方面的815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联合总部始终是被动的。我很同情他们。红色造反团显然是政治投机。

    重庆的情报所实际是北京的情报所的分所,受北京影响大,所以在重庆可能没典型性。但我也觉得,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派性斗争的成分很大。由重庆情报所的问题引起我对北京情报所运动情况的兴趣,回北京后我又专门到该所了解情况。他们当时还在朝内大街那座漂亮的大楼里。这个所亲张本的掌权一派也叫红色造反团,也许重庆分所是跟他们学的。这个红色造反团原来和非法组织红旗军有联系,所以可能复员军人多。另外我接触时感觉,知识分子好像也多,说话吞吞吐吐,有保守派特征。对立一派叫战委会,工人多,原来和非法组织全红总有联系,实际上他们原来是保守派。我感觉他们像一群流氓无产阶级,说话没谱。总之这个所的情况是很有趣的。

总结几天在重庆的调查结果,我感觉情况挺复杂。对砸派的印象不如826好,对815的印象也没有红成那样坏。有一些保守派混入了砸派,如情报所。另外在56轮船事件上,砸派的宣传不真实。至于罗广斌自杀事件,也难于下结论。重庆警司支持815并不错,因为他们是造反派,但不应压制另一造反派。

近年来,重庆红岩纪念馆展出解放前夕的牺牲者对党中央的意见书。其中第一条就是防止领导阶层腐化。这意见书是罗广斌从狱中带出的。所以他本人参加更激进的派别也许不是偶然的。

我们在重庆总共呆了一个星期,就回了成都。

回成都后,我所来的人已有回去的了。我本没什么事,也想回去。但这时江油“失守”。那儿的保守派反攻回来,杀了很多造反派。恰好我室的王联治探亲到那儿去,失去联络,大家都很着急,我们室里也责成我设法找他。我没有他的联络地址,费了不少劲,才找到成都他姐姐家,碰巧他刚从江油回来。原来他在江油住在保守派老窝里,一点事也没有。但数学所一个姓章的就没这样幸运了。他在江油跟造反派在一起,被保守派捉住打了一顿,在押解途中逃脱,虎口脱险。他们说,江油造反派到北京汇报的三个人中的两个(其中一个叫熊赤兵)被活活打死,第三个是个女的就投降了,“叛变革命”,到处作报告,影响很不好。

这时期在乐山等地也发生类似的事件,也有很残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事我经常在大字报上看到,将信将疑。这次听王联治和数学所的这人讲,才信是真的。在这种形势下,我认为“武装保卫成都”的口号没什么不对。我回北京后,又听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一位着名领导人被对方残害了。

我们在回去前还作了一件事,就是出版了一期成都版的《红旗评论》。

《红旗评论》是我们红旗联络站的不定期小报,我曾参与作些工作。我们在成都编的这一期的主要内容有:社论“武装保卫成都”,这是成都两派争论焦点,我们站在826一边。一篇数学所姓章的写的江油事件的报道。一篇成都中和场事件的报道。一篇反对刘西尧的文章。刘西尧跟成都有什么关系呢?原来二月镇反时,我们成都分院的造反派有驻北京代表,被人在刘西尧那儿告了一状,说他们是反动组织,刘就叫他们回成都了。这篇文章是分院一位研究生写的,批判刘西尧的作法。

报纸编好了也搞到了纸,在成都却没处印。听说德阳可以印,我们两个人就带着很重的一令纸到德阳去了。火车上均有826派在照顾。德阳在成都北100公里处。数学所也有人在那儿,帮助联系的印刷。我们住在重型机械厂的安装公司,每天到县印刷厂去。德阳的造反派力量很强,特别是这几个大工厂。二月份他们也遭镇压。军队来抓人,架上机枪大炮,造反派还坚持了一天一夜。报纸印好后,主要在成都卖。成都人见是826派的报,买的人很多。

6月底,我们从物理所数学所来的多数人回北京了。成都还留下少数人。

我们回北京后,又有人请红代会的王定之到我所讲了一次“形势报告”。

十八

我们从四川回来后,看到所里楼前竖立起一个毛主席塑像。自从这一年的5月清华大学建了第一个毛主席塑像,并得到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后,就刮起了建塑像之风,从而掀起对毛崇拜的新的高潮。如果说第一个高潮应归功于老红卫兵的话,这一新高潮的主体应是造反派。直到后半年毛泽东本人发话,这一建塑像的运动才停止。既然是造反派建塑像,前保守派就在下面嘀咕说没必要。这事我没反对,也不感到什么兴奋,因为那个塑像根本不像毛本人。

我们看到北京市文革的另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高校红卫兵分裂为天派和地派。天派是北航《红旗》、清华《井岗山》、北大《新北大公社》、人大《三红》。地派是地院《东方红公社》、北师大《东方红公社》,以后还有清华《414》、北大《井岗山》、人大《新人大公社》,另外学院路上属于三司的那些组织,一般都称《东方红公社》,绝大部分在地派。从北师大反叛出一个《造反兵团》,当然加入了天派。学部的《红卫兵联队》似乎支持地派。

至于天地派分裂的起因,有人说是4月8日的民族宫事件。此事件关系到对统战民委系统运动的看法,当时闹的很厉害。还有人说,是两派对反击“二月逆流”的态度不同造成的。地派反得似乎更起劲一些,特别是北师大。

这种分裂使我们迷惑不解。我们觉得,两派的分歧似乎不是或不仅是由于对重大问题的观点不同造成的。双方都支持外地造反派。除去民族宫事件外,说不出它们的观点有什么不同。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和清华《井岗山》都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它们之间没什么不同。而对于“老佛爷”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我们毫无好感。因为北大的运动发展不同于其它所有单位,聂元梓这帮人和一般的造反派完全不同,拿我们当时的话来说,不属于同一思潮。那么,蒯大富他们为什么和聂元梓走到一起了呢?所以,我感到,他们之间,争权夺利的成份可能起很大作用,或者说,是纯的派性。地派的人,好像都是老三司的,天派的人,好像都不是。

北京不像成都,没有全市性的重大问题把不同行业的人们分成几派。像《财贸尖兵》和其对立面在西单商场武斗,谁也说不上他们之间有什么分歧。

但我们都倾向地派,因为我们佩服三司。我们当然也佩服蒯大富,但对清华《井岗山》的一些极端作法也有保留,觉得他们的层次比地院《东方红公社》、北航《红旗》低。我们倾向地派更直接的原因来自我们对北大运动的看法。我们这儿离北大近,北大毕业生多,在北大有同学老师的多,对北大运动了解也多,看法也多,经常到北大看大字报,回来吃饭时就在饭桌上讨论,甚至争论,当然不像北大那样有火药味。北大发生什么大事,我们很快就知道。这时,我们对聂元梓的看法已与运动初期大不相同。我们看来,聂和陆平可能没什么根本原则的分歧。如果聂支持四清,四清也是极左。反陆平当然好,但他们自己跟北大那些干部也没什么区别。

至于聂元梓在文革以后的那些业绩,如到上海去反常溪萍,写大字报反“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都属于奉旨革命,打死老虎之类,为我辈所不齿。更重要的是,她自己大搞一言堂,压制不同意见,法西斯统治。如搞了个“二组”,专门整学生的材料。这和陆平有什么不同?后来中央文革过问此事,其对立面“团0飘井红”就封了“二组”,导致了《井岗山兵团》的成立。所谓“团0飘井红”指五个组织。团指团派,因为他们的大字报常署名多少团。0读零,指0派,因为他们常署名0几,以区别不同的系。以上两派原来都较松散。飘指红旗飘。井指井岗山。红指什么不记得了。总之这五派,当然还有其他的人,于67年夏天联合起来成立了《井岗山兵团》,造成和《新北大公社》对立之势。成立那天,我们到北大贴大字报表示祝贺。

我在北大认识人不少。我的一些朋友都在《井岗山》,而有些我认为不好的人在《新北大公社》里面。

物理系研究生班的人,除少数党员外,几乎都是《井岗山》。我在校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一位非常耿直的先生,还有一位曾一起工作的实验员,都在其内。我认为他们都是很普通,也是很好的人。

北大《井岗山兵团》对知识分子较好,否则也不会有一些大知识分子参加他们的队伍甚至当领导。原因之一是他们有知识分子的背景,或者说,出身都不太好。一位领导人是研究生。但这些大知识分子似乎没什么良心,过后同样随大流骂《井岗山》。

一般来说,造反派除有市民背景外,还有知识背景。

清华大学的反对派414就不同了。他们有干部的背景,他们实际上是“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这两个学校的反对派的差别反映了两校原本一些实质性的差别。

我们支持北大《井岗山兵团》,但和他们没什么实质性的关系。我们也请过清华《414》的人来讲干部问题。来的也许是谭浩强。我们同意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立场,但总觉得“思想体系”和他们不一样。后来归了国防科委后,还到北航和他们一起开过批判会。所以我们基本上没参加这个天地派之争。

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于1967年4月,目的显然是解放一批干部,实现三结合。批判文章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压制干部。这也是实情。

到了1968年,北大两派开始武斗。我们经常去参观,当然离得远远的。他们每派占了几个楼,在楼顶上安装了很大的弹弓,向对方发射石块。一楼的门窗都用木板钉死。只留少数窗户,架上床板当门进出。有人拿铁棍站岗。据说有人被打死。

最大一次武斗发生在西南门海淀街上。发生原因是《新北大公社》断了井岗山的电源。井岗山决定从海淀大街上接电。他们预料《新北大公社》会乘此攻击他们,就作了充分准备。当天当他们接电时,《新北大公社》果然来了,并抢了一辆32路公共汽车作掩护进攻。井岗山在接线处设了几道防线。第一道是在地上撒了豆子,让新北大进攻者滑倒。第二道是床板构成的防线。在床板后就是手执铁棍的人。当然还有人扔石头。这次井岗山大概是成功了。

一位我认识的物理系研究生因是井岗山的,被新北大的人抓了去,蒙上眼睛用铁棍打,被打断了几根肋骨,住在地质学院的医院。我和北大的同学曾去看他。

《新北大公社》在这方面是很残酷的。当然也是其中一部分人的问题。有个叫樊立勤的学生,因为反聂,被他们以反康生为理由残害的很厉害。

1967年7月份,我们到中关村科大分部参加科大《东方红公社》一个会。他们的“作战部长”陶荣甲讲话,说北京市周景芳对科学院运动有兴趣。周是学部《红卫兵联队》的,属地派。这件事后来受到追究。

在北京,只有中学的运动有全局性的分歧。这就是贯彻中学文革始终的家庭出身问题。他们分为“43派”和“44派”,源出于李钟奇和江青的两个讲话。

    这期间,一件全市性的事件是所谓围困中南海。我不记得是怎样开始的了。总之是每单位在中南海外面安营扎寨,派人日夜值班,要求刘少奇出来检查。当时是盛夏。这样做当然没什么问题。但弄的那个地方乱得很。我所也参加了,驻扎地点在府右街分叉的部位。我对这一活动没什么兴趣,没有参与,只是在进城参加什么游行时看到过。后来中央要撤,就撤了。

十九

1967年院里的的内战刚告一段落,争论的重点又转向了三结合问题。这时大家都认识到,迟早要叫干部来掌权。首先是院革委会结合哪一个或哪几个干部。66年底,原来的以张劲夫为首的院党委被宣布为反党集团,至少在眼下是一个不能结合的。现成的干部倒是有一个,就是刘西尧。

刘西尧原是二机部副部长,文革开始后来我院当总理联络员,按说是能结合的,但现在出了问题,就是我们《红联》反对。我们认为,在内战问题上,他处理不公,偏袒一方。我们反对,《造反团》自然就赞成了。于是发生争执。但最后刘西尧未被结合。但这似乎不是我们反对的结果。原因可能来自二机部。我们原来不知道刘西尧在二机部的情况,到了67年春天才知道,原来他在运动初期也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至今还被二机部造反派揪住不放。

不但刘西尧没能结合,两派联合的调子也没那么高了。似乎有一种承认两派客观存在的看法,只是希望不要再有更多的派。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中央的精神。于是在1967年夏天,已经解散了的战斗组又重新成立起来,当然阵线有所变化。这时,在院内连同红联在内,共出现了六个红。现在,要求这六红变成一个红。当然未能具体操作,因为后来形势又有变化。

7月30日,我院在人民大会堂开革委会成立大会。周恩来总理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宣布,粟裕为我院革委会主任。这实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粟裕历来和我院并无渊源,文革以来也没过问过我院的事。当然也没任何人反对他。粟裕在会上露了面。但实际上,他只是名义上担任了这个职务,实际没起任何作用,后来名义上也不提了。中央又派周荣鑫来院,但事实上是柳忠扬、王锡鹏等造反派掌权,直到1975年胡耀邦、李昌等来院。

当时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了我院革委会成立的消息,还发表文章对我院大联合三结合表示肯定。

所里当然也要找个干部结合。原党委书记张成美还没解放,而且看样子一时得不到解放。原因我不太清楚,他在这个所里好象没什么根底。除去张成美,就剩副所长郭佩珊了。郭是文革前刚从科学出版社调来的,没人对他说出什么意见。他在文革初期也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具体地说就是到我们室来向积极分子布置叫我们这些反党分子说话,不说话就定不了性。但不知为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没人批他。

他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是刘西尧的同学,很早参加革命,曾受董必武的领导,一直在国民党空军里搞地工,曾策动起义占领昆明飞机场,为推动昆明解放作出贡献。他为人比较耿直,老板着脸,和群众有距离,领导也未必喜欢他。他在解放后在东北因不买苏联专家的帐而受过处分,被调出空军,至今级别也不高,比刘西尧差远了。

在文革里,他没对各种问题表示过意见,但“竞选”时发表了一种马的理论,说马有四条腿,但有四条腿的未必是马。运动初期造反的有左派,未必都是左派。这道理当然是对的,但我认为他阐述的有问题,就写了一张《驳郭佩珊同志马的理论》的大字报。他看了后,找我谈了一次。选举时,有人问我是否支持郭佩珊。我说是。他说你不是反对他吗?我说反对他的某一说法不等于反对他。当时人的想法就是如此绝对。

郭被结合后,鉴于当时的条件,并未发挥很大作用,但也从未听说他的作风有不端正的地方。但他的结局并不很好,值得叹息,因为本不该如此。

我们这些激进派本来还有另一候选人,是个中层干部,比较支持我们。他似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后代,在毛主席像旁贴对联,说什么贫时吃苦甜如蜜,就是翡翠白玉汤的意思,后来被打为反对毛主席。这个人可能不是坏人,但绝对没能力。

室里也要找一位干部。和我们对立的一方想找一位女干部。为什么找她,我们不明白。但既然他们想要,显然有利于他们,所以我们不想要,但也没什么理由。但后来谢天谢地,她另有任用,不来了。我们又找了一位,就是原保卫处处长刘俊才。他就是运动初期贴大字报说我们研究生是“头顶红布,手拿尖刀的三家村黑店64级分店”的那位。我们认为,跳出来的未必坏,对他并无恶感,也从未批判过他。他也是打游击出身,但对古典文学有兴趣,文革前上业大中文系。院保卫部宫震部长很不高兴,说物理所的保卫处长怎么老念古文。我们认为,爱好古典文学的干部不可能是整人的干部,就同意了。他来后,经常和我们说些笑话什么的,没架子,当然也没起什么作用。

    当然在革委会群众代表人选上也有很大争论。院里是一所一位代表。所里哪派势力大就选哪派代表。所里我们派占优势,在所革委会里也占优势。室里也大致如此。  

二十

1867年8月底9月初,文革局势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场政治风暴似乎开始于8月23日毛泽东女儿肖力在解放军报社贴大字报并随之揪出该报负责人赵易亚。27日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抄了林杰的家。31日清华井岗山知道王力、关锋垮台的消息,就抄了穆欣的家。随着“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被批判。一些著名造反派如学部红卫兵联队也出了问题。不少人认为造反派从此该倒霉了。但造反派倒霉得还没这样快。例如北师大发生97事件,一些人搞了一次政变,夺了谭厚兰的权。她的秘书还出来揭发。但中央文革很快出来保了谭厚兰,平定了局势。

9月8日,报上发表了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对陶铸的批判,而是点名批判了“反革命阴谋组织”516兵团。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没有过的事。

人们在8月初就知道有一个516兵团,是反对周总理的。其大本营似在钢铁学院。另外北京外语学院还一个616,似516有联系。据说他们曾写大标语反对周总理,但为人所知是因为中央文革讲话中已点名批判过。他们516的头头张建旗也被逮捕。他们的人数似乎不多。在报上点名批判是异乎寻常的。

然而,抓516很快布置了下来。因为616的头头刘令凯已被逮捕,很快有消息说,616派人来过科学院!

王力、关锋、林杰等人倒台时,我们的对立面就很高兴,觉得我们也是和他们一路的人,也应打倒。一抓516,他们很想在我们队伍中抓出几个来。

还好,领导的意思,特别是军代表的意思,还是各派自己抓。我们《红联》也成立了专案组。邹协成叫胥鸣伟当组长。他说这是因为很多人反对胥,有不少流言,这样作是镇压谣言。胥鸣伟是数学所的研究生,我在研究生院的同学。他是调干,在反右时似有点不大的问题。他脑子清楚,工作能力强。

专案组常在我所工厂开会。我也常去听。我们当然不相信我们队伍里有什么516,也不太相信他们队伍里有。那这个专案组干什么呢?

专案组调查616派人来科学院的事。这事不难调查,很快弄清楚了。是616派人来院要材料。这本是文革中群众组织常有之事。材料指小报动态报之类。他们的代表找到我院联合夺权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616的代表又是一名女学生。于是这个工作人员就产生了非分之想,和人家套近乎,使这个关系比平常要材料的事还密切一些,虽然后来没任何结果。作为政治问题也没任何结果,因为这事很清楚。当然,如果这个工作人员是我们派的人,他们一定要大作文章的。

我们听了这事很高兴,因为该人属于我们的对立派。我们派人去院机关“外调”了他一下,但没继续作文章,因为这不算什么事。

然而我们的对立面还是作文章。他们不敢找《红联》的茬,就拿《全红》开刀。当然《全红》更脱离群众,给别人抓住的问题也多。

《全红》的头头邱海平所在单位651设计院开大会批判邱。但实际上是院《造反团》的人在批判。实际上这不很符合当时的政策。

邱的主要问题是拥护伊林·涤西的大字报。我曾听邹协成在《红联》开会时说过这个问题。邹说,造反团开会时,邱海平曾对他说过,伊林·涤西的观点不好驳。邹协成说,有什么不好驳的?我一句话就把他驳倒了:他反对林副主席就是错的!

粟达人对当前这样干十分不满,对批判邱海平也十分不满,认为是在整造反派。听说在四不要礼堂斗邱海平,他要去参加。我怕他出事,也跟着去了。

批判会上,似乎没提伊林·涤西大字报事。邱海平站在台上,却不失风度,回答每个问题。粟达人在台下给他喊好。开完会出来,邱还向我打了个招呼,然后在651一帮人簇拥下到海顺居吃饭去了。

这件事无结果而终。到了1968年,特别是后来“反右倾”以后,抓516的事就不再有人提。但这件事远远没有完。

二十一

1967年初造反派夺权以后,我所在的业务组也成立了"勤务组"并开始搞业务。这个组是我们室里最大的组,任务是受控热核反应。

我所和房山的原子能所二部,即后来的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是我国最早开展此项研究的单位。我们都是1958年开始的。但后来,我所搞此事的课题组接受了国防任务,这项研究就停下了。1966年在哈尔滨召开第三届全国电工会议,会上决定了分工:二机部搞仿星器,中科院搞快过程即箍缩装置。1966年7月,陈春先在室里传达了会议精神。但随后文化大革命高潮掀起,这件是就搁下了。

造反派夺权后,这个组成立了领导班子,称为勤务组,就开始考虑此事。当时这个课题组称为“三线”。原因是该项研究按原定计划要迁往三线,具体说在陕西汉中。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是内迁还是不迁?另外和二机部什么关系?合并还是不合并?如果合并,政治上不合格的人怎么办?这些事本来是领导的事。但现在领导无人负责,只能我们自己想办法。我们就仿效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搞串联,找国内同行开了两次串联会。参加会的除我所外,有中科院电工所、力学所、二机部五局、原子能所二部以及水电部水电科学研究院。无任何领导参加。京外单位如哈尔滨503所没参加。水电科学研究院有一个小组搞这个。他们的副部长、抗日名将冯仲云是学物理出身,对这个有兴趣,所以搞了一摊。文化大革命中冯仲云不管事了。他们就不想再搞了,后来也跟503所去了四川。

串联会上有一点是意见一致的,那就是受控核聚变要搞而且要大搞。但二机部中科院是两家搞还是合起来搞则意见不一致。但这个会,即使意见一致达成协议也没有用。

既然串联会得不出结论,别的生产关系问题也无人决定,我们所决定还是按照文革前的电工会议的分工来干,即决定建造一个10万焦耳储能的角向箍缩装置。这一装置在1967年动工建造,1969年建成,并于年底在国内首次打出了聚变中子。1970年初刘西尧曾来所参观。一些实验结果在以后发表了,并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受奖。应该说,在文化大革命的环境下作出这样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

当时我也是这个“三线”勤务组成员之一。但非常惭愧,我具体参加的业务工作很少,后来下了农场,就完全脱离了。勤务组其他成员叶茂福、姚鑫兹等起了很大作用。陈春先当时还处于被审查的地位,基本没参与。

我们的这个工作在当时没人说不该干。所里别的工作就不一定了。有些研究被指责为脱离实际而受到冲击。特别是搞理论的七室,后来完全解散了。当时院里的主要任务是“黄淮海”什么的。

而我所我院的业务方向所受的最大冲击则来自国防科委的接收。

我院在60年代,为方便搞国防任务,把全院单位归为两类,分属计划局新技术局两个“口子”。新技术局由胡乔木夫人谷羽领导,上跟国防工办而不是国防科委挂上钩。下属所有跟国防有关系的单位。物理所在内。这些单位在器材供应上称04单位。如物理所是04单位401所。但这个04单位在很多地方如上海很不被买帐。当时是有钱买不到东西。

文化大革命了,军队系统势力膨胀。连民航、京剧团都归了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新技术局口的单位划归国防科委似成了既定之局。

于是,在1967年10月份,就有些变化。首先是来了三位军代表,是从空军来的。领导关系似也有些变化。有些文件是从国防科委系统传达下来的。但我们又未脱离中科院的领导。其原因是国防科委还没有决定要哪些所。直到一年后,这个问题才最后决定。有些所完全划过去,有些所一分为二,有些所又吐了出来。我们所属于后者。据说国防科委想只要我所的图书馆。那当然是不能给的。

在科学问题上,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所谓批判相对论问题。这件事,起源于一个叫周友华的人。周友华是湖南的一位中学教师,热衷于批判相对论,被到那儿去串联的北航《红旗》学生发现,当作宝贝带到北京。后来他到了我所,由一位研究人员帮助他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并在我所开了两次会讨论。会议有院里主持,一些单位参加,来的人很多。

在第一次会上周友华先讲。他说,他想把毛泽东思想用在批判相对论上。毛泽东思想认为各种运动形式是互相联系的,所以,温度高的物体重量就轻。还有光速是可以超过的等等。

其他人发言。一些人支持他,一些人反对。大体上我们物理所反对的人多。科大则有人支持。院革委会委员陈小虹支持。即使反对他的人也首先肯定他把毛泽东思想用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好的。

我在第二次会上发言。这会周友华本人没参加。我也只务虚不务实。那年头务实没人听。我说,我和所有人意见不同。我同意应把毛泽东思想用于指导科研,但周友华宣布用毛泽东思想不等于他真想这样作,他主观上真想这样作也不等于他真这样作了。我得不到这样的结论。毛主席教导我们,检验他是否这样作不但要看他的宣言,而且更要看他的行动。按照毛泽东思想,物质有不同的运动形态。其运动规律有这种运动形态的内部矛盾决定。热运动和引力是两种不同的运动形态。它们有各自的运动规律。它们可能有相关,但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绝对不能直接相关,像周友华所说的那样。

第二次会上,反对意见占多数。陈小虹也作了检查,认为不应简单表态。以后再没开会。周友华后来不知如何。但此事远远没有完。

问题是有些科研人员对此事感了兴趣。这些人的层次远远比周友华高,当然论证起来也没那么粗俗。但他们的基调和周差不多,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流行语言,当然赢得一些支持。他们之中很可能有些人借此机会从事被否定的理论研究。但他们之中有些人后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曲线救国”,为维护相对论而钻进这个小组当奸细,我总持怀疑态度。总之,在否定理论研究的环境下,这个可以说离实际最远的小组成立了。他们印过几个版本的批判相对论的本子。据说后来还向几位大科学家汇报过。科学家们说,相对论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每天都在用。文革后,这些人从批判相对论转为研究相对论,由于原来有基础,很快出了一些成果。

后来批林批孔的时候,有人贴大字报给刘西尧,说听说毛主席有关于批判相对论的指示,你为什么不传达?

涉及科学的意识形态问题还有一个自然科学的阶级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很简单的,但在文革前就被一些人弄糊涂了。一个可能来自权威的标准说法是: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掌握科学的人有阶级性。这种说法当然是很蠢的,好像自然科学本身和自然科学不是一回事似的。他们根本不懂所谓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是什么意思。在文革里,似乎还有人这样说,但市场不大,我没看到过具体文章。

我们在所里召集过一些座谈会。会上一些留苏的人谈到过苏联1948年的“文化革命”,即对摩尔根遗传学、化学中的共振论等学说的批判。我在文革前对这些问题就很注意。在文革中,我只在复刊后的《遗传学报》上看到过一篇文章,是报道什么遗传育种座谈会的,说我们既不信摩尔根,也不信米丘林,我们相信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是标准的文化大革命思维:既反西方也反苏联,想创立自己的体系。但毛泽东思想究竟不是遗传学,所以说不出什么来。

然而在文革中对现代宇宙学是绝对排斥的。在什么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杂志上曾作过批判。

1975年以后,曾翻译出版过19世纪的一些自然科学著作,因为它们曾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我想现代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以及宇宙学,应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更密切的联系。实际上,60年代最激动人心的发现应是天体物理学领域的四大发现(脉冲星、类星体、微波辐射背景、星际有机分子)。我想,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和这些进展相联系,只能说这一哲学是死的,不再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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