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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念东 《更将何语解天亡》前言、目录和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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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念東——《更將何語解天亡》前言、目錄
本文是《克己復禮》前言。《克己復禮》是以柴德賡先生留下的大量筆記、日記整理而成,一部反映他二十年的思想改造經歷學術專著。




前 言





在社會演化中,沒有什麼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1]
                       ——[英]弗·哈耶克


    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深刻地闡述了人類賴以生存的經濟活動中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現象,從經濟活動到社會政治活動會有各形態,沒有哪個是必由之路,唯一不可避免的是人類思想的演進,思想的發展帶動經濟發展,從而使社會進步。在哈耶克看來:思想自由產生經濟自由;只有在法治下才能實現真正的經濟自由,而法治不是政府以法律制度來管理社會,卻是政府的行為要在法治之下。正如洛克所說:「權利不能私有,財產不能公有」。


「思想」二字如此重要,不可避免,是人類演化、經濟活動、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可缺失的基本元素。這本名為「更將何語解天亡」[2]的小書是講述與「思想」有關的記錄。但這種思想是被改造的,稱作「思想改造」。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新政權是二十世紀東方最驚天動地的事件,處在這樣一場鉅變的時代,『毛澤東不但沒有相應地調整自己的理論和政策,反而把整個知識分子集團都不加區別地視為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對他們實行給工作、給飯吃的「贖買」[3]政策和「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企圖通過這兩方面的努力,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改造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4]於是留在大陸的中國的知識分子為求生存,從接受到轉變,走上一條亙古未有的「思想改造」之路。


一九四九年後,「革命」成為思想的最高標準。那麽作為「思想改造」來講就是要使被改造者的言行匹配操縱者的終極綱領——階級鬥爭,就是通過不同的、不間斷的政治運動、偉大鬥爭來實現這種匹配,使之達到消滅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黨外知識分子的目的。


《更將何語解天亡》是一部紀實性的記錄,根據柴德賡先生遺留下的筆記、日記和檔案整理而成;筆記、日記(用仿宋字體)佔此書近六成,筆者只是根據時代背景配以說明註釋。《更將何語解天亡》不同於其他非虛構紀傳體的知識分子精神史書籍,它記述的是史學家柴德賡「一個人」一九四九年後所經歷的政治運動始末,因此可以把此書看成是他自己起稿的,筆者只是完成他的一個願望。當我們面對如此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一種要介紹給關心那一代知識分子命運的學者和讀者的衝動油然而生,一種使命感敦促筆者完成此任。


柴德賡(1908—1970),字青峰,浙江諸暨人。史學家、教育家。早年就讀蕭山臨浦小學及初中班,時適文史學家蔡東藩[5]先生任教,開始對歷史學引發興趣。初中階段就讀杭州安定中學,打下堅實文史功底。高中考入省立杭州一中,這是一所當代中國走出名人最多的高級中學。一九二九年考入北平師範大學歷史系,受業於陳垣、錢玄同、鄧之誠、余嘉錫等名師。大學畢業後,柴德賡先後任教安徽省立安慶一中、浙江杭州市立中學、輔仁附中及輔仁大學史學系。一九四四年任白沙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史地系副教授;一九四六年任輔仁大學史學系教授;一九五二年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五五年被調至蘇州江蘇師範學院任教授兼系主任,創辦院系調整後江蘇省屬高校首個歷史系。一九七〇年文革中在勞動中因心臟病猝死於蘇州尹山湖農場。死後經學生和家屬整理出版了遺著《史籍舉要》、《史學叢考》、《資治通鑑介紹》、《清代學術史講義》等,為史學名著行世。


作為史學家的柴德賡所生活時代跨越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時代、兩種制度,和他一起進入新社會的舊知識分子都經歷了一個思想改造的過程。本書就是通過柴德賡生前筆記和日記,介紹他的思想改造歷程。柴德賡的全部筆記和日記涉及人物近五千人,此書提及也有幾百人(為使讀者方便均作了簡註),筆記、日記和檔案材料本身是歷史記錄,人物和事件就應該是真實的,尊重歷史原貌的資料會引起學者的關注。現在公佈的柴德賡筆記已經沈澱了五十年以上,當代的學者已經可以客觀公允地分析評判柴德賡所經歷的思想改造的年代。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知識分子有兩代人經歷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第一代是民國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後半生經歷了;第二代是中共建立政權後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前半生經歷了;前後整整三十年時間。這裏公佈的柴德賡筆記、日記從時間跨度上整整二十年時間。


思想改造——按照學術的定義即洗腦(Brainwashing),《不列顛百科全書》解釋為:『洗腦又稱強制說服,指為說服不信者去效忠、接受命令或接受教義而進行的系統努力。「洗腦」是一個通俗說法。泛指任何旨在違背本人願望、意志和理解的情況下操縱人們的思維和行動的方法。……洗腦的典型手法包括:使之與前夥伴和消息來源隔絕;實施一種強迫的統治方式,要求絕對服從和百依百順;保持強大的社會壓力對合作者進行獎賞;對不合作者進行肉體上和心裏上的懲罰,對其進行社會排斥和批判,剝奪食物、睡眠和社會接觸,直到奴役和苦刑,並且不斷地加重。』[6]學者把我們習以為常,每日發生在身邊的行為定義得如此準確,使我們可以清楚認識「思想改造」問題。


「思想改造」源自蘇聯,在引進馬列主義理論的時候就一同來到中國。列寧在談到團結和改造知識分子的問題時,認為知識分子問題是一個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時期中的重要問題[7]。蘇聯的經驗告訴後來人,在冷戰時期成為世界大國、強國的經驗之一就是擁有大批經過思想改造的知識分子隊伍。列寧依照馬克思階級分析的方法,認為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而是一個階層,知識分子經過思想改造可以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力量,因此思想改造就成為知識分子的終身必修課。


中共在引進蘇聯思想改造經驗的時候,首先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實用。高華先生《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有延安時期中共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詳細介紹。在毛澤東看來:知識分子「一個人從小學一直讀到大學,畢業了,算有知識了。但是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這些都沒有幹過,這些知識一點也沒有用,他們有的只是書本知識。」[8]不經過改造的知識分子有什麼用處?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認為:「要爭取廣大的知識分子,只要他們是革命的,願意參加抗日的,一概採取歡迎態度。我們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9]按照毛澤東的提法,知識分子首先無用,其次要為革命所利用,這樣就把知識分子始終定性為改造的對象,不經過思想改造的人群是不可信任的。延安整風運動的成功,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為奪取全國江山奠定了理論基礎。


理論需要思想作為基礎,思想由知識分子來學習、掌握和傳播,而知識分子絕大部分是資產階級,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就是通過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使民國的舊知識分子為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服務。這一整套邏輯關係,在延安時期的整風中就開始演習、運用,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掌握政權之初,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確立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一整套方針、政策。知識分子伴隨各場運動一直在進行著思想改造,雖然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思想解放」的提法逐漸消失,但是在新時期又漸進開始,死灰復燃。由此看來,「思想改造」是中共執政的另一個法寶,伴隨著每一場運動而存在。


本書根據柴德賡生前留下的筆記整理而成,題曰《更將何語解天亡》。柴德賡留有五十本筆記和日記,有些是筆記和日記混合於一起,計一百五十萬言,將來擬作「柴德賡日記」出版。本書是把他參加歷次主要政治運動的筆記摘錄出來,並加入主要政治運動的檢查和檔案資料匯集一冊。本書最重要的部分是「土改」運動和「反右」運動兩部分筆記,這些可以作為檔案直接引用。為了便於讀者和學者瞭解時代背景,本書把前後因果連接於一起,加以說明,並有一些背景交代的敘述和註釋;如每次政治運動緣由,運動的指導性文件——中共中央及地方性的文件等資料,這些作為助於深入研究的引子。本書借用了一些柴德賡的檔案資料,有些暫時不註明出處,希讀者諒解。


《更將何語解天亡》記述的是柴德賡的親身經歷,可以作為那一代知識分子所經歷的思想改造過程的見證,也可以作為瞭解一九四九年後主要運動始末的參考資料,特別是土改筆記部分,翔實全面,不可多得。關於反右運動的資料也是如此,可以看到一個基層單位——江蘇師範學院歷史系和民進蘇州市委會是如何開展反右運動的全部過程。史料是第一位的,比回憶重要,比口述準確;因此,這是一本較為客觀地研究思想改造史的書籍。
    柴德賡作為史學家寫過可以傳世的文字,如「三考」和「四論」[10],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的十年間,他的史學研究完全停滯,被歷次運動所淹沒。過去在評價柴德賡的學術時,總認為這是他應該出成果的十年,而沒有絲毫論著是十分可惜。通過解讀本書,可以瞭解到他作為一個史學家,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記錄一個時代政治運動的發展和進程,記錄之詳,從未間斷(有部分丟失),稱為「民間實錄」決不為過。特別是關於土改參觀的全過程(配有照片),這是他作為運動旁觀者的記錄;還有一九五七年七月初至九月初的整整兩個月時間反右運動中的二十次檢討及遭受批判的筆記,這是他處於鬥爭旋渦中心的記錄。柴德賡記錄下的這些筆記可以稱為他作為一個普通知識分子給國家檔案做出的另一個貢獻。錢理群先生曾講到歷史資料的收集、保存,包括文革的歷史文物、資料的收集的重要性[11]。這是對於歷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原始資料,資料的散失,必然造成研究的斷層,這是對子孫後代不負責任的態度。對歷史負責首先就是搶救這些資料,進而研究利用。而柴德賡不僅記錄下了歷史,而這些筆記又奇跡般保存下來了,重回到柴家後人手中。


縱觀柴德賡的一生,可以說有兩個貢獻:一是史學研究著述,二是思想改造筆記,可能後一個貢獻的對於學術界的影響也不亞於前者。在此公佈的柴德賡筆記、日記是根據他的原始記錄而整理,基本保持原貌,原書寫格式,這是研究者所需要的。由於歷史久遠,筆跡和當時就採用避諱方式記錄,有些人名可能會有書寫釋文上的出入,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就是將來在適當的方式將這批筆記捐贈給檔案館(圖書館),開放查詢,使研究更加精准、完整和深入。


關於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已經有很多前輩學者寫過專著,但是對於研究某一個特定的知識分子全過程的書尚為鮮見,而本書正是提供了這樣一份資料,為專家學者進一步研究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帶來更多的素材和檔案。


今天的學者在評述那一代知識分子時,總是帶著批評的語氣,認為他們一些人喪失了知識分子的底線,屈從、緊跟甚至獻媚。從本書可以看到,知識分子思想轉變是從留下到相信,從相信到緊跟,從緊跟到掉隊,從掉隊到迷茫,從迷茫到自滅的過程。就拿書中提到的周瘦鵑先生來說,已經七十三歲了,人生的所有坎坷都經歷過,還以投井自沈謝幕,他是徹底絕望了。如果研究一個單獨的知識分子,某一時間、某一事件的政治態度就下一個定論可能有些片面,只有全面瞭解掌握所有材料,研究才可能深入和準確。《更將何語解天亡》正是提供了這樣一份材料。我們今天一味批判故人的過錯,而脫離整體環境和實際情況去研究,這樣是否有些以偏概全。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挖掘史料,保存史料的完整性,所以錢理群先生大聲疾呼的搶救比研究重要,這是對於後人研究必不可少的史料,我們這一代沒有條件研究運用,要留給後代去完成。


當今,我們也遇到同樣的問題,面對一個個重大問題,為何知識分子集體失聲,我們這一代比那一代更有風骨嗎?在新時期的噤若寒蟬的高壓態勢下,知識分子已經無力通過心理學意義上的「門檻」,發不出聲音,也沒有吶喊的通道。造成這種萬馬齊喑的局面,是我們通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應該面對的問題。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百年來中國知識、文化、教育界的追求,本來不應是問題,但是卻成為問題。沒有獨立和自由就沒有學術、沒有學術就沒有創新,沒有創新就沒有未來,這是一個常識問題。和柴德賡一代的知識分子都已經作古,他們的弟子已近謝世多半或已暮年,對於我們這一代或者後一二代人,如果重新面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這樣問題,會做什麼樣的選擇?
    一九七八年全國「思想解放」大討論的時候,知識分子都認為「文革時代」、「思想改造」都將一去不復返,知識分子可以開始有獨立人格和思想自由。三十年多過去,經濟自由的開放,國民或多或少從中得利,放棄了對思想自由的追求,結果運動治國死灰復燃時人們束手無策,眼睜睜看著文革逐漸復辟。奧威爾式的「監控」三百六十度無死角,二十四小時全天候,不僅管控人的行蹤,也要管控人的大腦,就差在星巴克的牆上貼上「莫談國事」。告密揭發者奉為英雄,公開反目者稱為大義滅親;紅衛兵式的口誅筆伐再次登場,義和團式愛國不斷湧現,不需要成本投入的「愛國」成為時尚。「思想管控」成為新時期的「思想改造」,只能有一種聲音,服從於一個核心,情況一年比一年更嚴峻。


哈耶克指出「思想國有化」問題:『一切宣傳都為同一目標服務,所有宣傳工具都被協調起來朝著一個方向影響個人,並造成了特有的全體人民的思想「歸一化」(Gleichschaltung)。這樣做的結果是:在極權主義國家裏,宣傳的效果不但在量的方面,而且在質的方面都和自由獨立的相互競爭的機構為不同目標所進行的宣傳的效果完全不同。如果所有時事新聞的來源被唯一一個控制者所有效地掌握,那就不再是一個僅僅說服人民這樣或那樣的問題。』[12]現在文化大革命這種「歸一化」的「思想國有化」不但沒有肅清,已經捲土重來。哈耶克所說的「思想」是人類社會必由之路難道出現問題?對思想的管控和改造一樣,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這是他的明確回答,而且被七十餘年的社會實踐充分證明。今天我們寫「思想改造」的歷史,目的在於抗爭正在實行的「思想管控」現實。








                           柴 念 东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寫於北京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留下等待·一九四八  //  001


第二章    思想轉變·一九四九  //  013


第三章    土改參觀·一九五一  //  023
          附錄一:從土改參觀中我認識了地主阶級 //  074


第四章    思想改造·一九五二  //  083
          附錄二:思想改造檢查 //  106


第五章    肅反運動·一九五五 //  123


第六章    鳴放反右·一九五七  //  139
         附錄三:鳴放反右自我檢查 //  212
         附錄四:關於柴德賡問題的簡報 //  218


第七章    一般整風·一九五八 //  225


第八章    交心運動·一九五八 //  249
          附錄五:交心運動自我檢查 //  281
          附錄六:關於柴德賡鑑定 //  296


第九章    文革歲月·一九六六—一九六九  //  303
          附錄七:文革初期問題交待 //  325
          附錄八:關於我的履歷及政治情況 //  331


第十章    含冤棄世·一九七〇  //  339


第十一章  結束改造  //  355
後記  







[1]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修訂版,第72頁。


[2]「更将何語解天亡」出自柴德賡詩句,見第一章。


[3]「收編」似乎更準確。


[4]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1頁。


[5]蔡東藩(1877—1945),浙江蕭山人。文史學家,著有《歷朝通俗演義》。


[6]《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第三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第110頁。


[7]民盟中央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學習文件彙編,1957年,第391頁。


[8]毛澤東:《整頓學風黨風文風》,《解放日報》,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廿七日第一版。此篇未收入《毛澤東選集》。


[9]毛澤東:《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817頁。


[10]指柴德賡的史學論文代表作。「三考」:即《明季留都防亂諸人事跡考上》、《宋宦官參預軍事考》和《〈鮚埼亭集〉謝三賓考》;「四論」:《章實齋與汪容甫》、《王西莊與錢竹汀》、《試論章學誠的學術思想》和《王鳴盛和他的〈十七史商榷〉》。


[11]錢理群:《将苦難轉转化为精神資源——<不肯沈睡的記憶>序》,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頁。


[12]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修訂版,第1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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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9-07
柴念東——《更将何語解天亡》第十章 含冤棄世·一九七〇


此篇为柴念东:《克己复礼》一书第十章

一九七〇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舊世界風雨飄搖,一座座火山爆發,一頂頂王冠落地。」「革命在發展,人民在前進。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的曙光就在前頭。」「文革」在繼續,在深入。「叛徒、內奸、工賊」已經永遠地開除出黨,「永遠健康」和「旗手」仍然手舉「紅寶書」站在天安門城樓參加檢閱[1]。革命形勢一派大好,越來越好。誰也不知「文革」還要深入持久多少年,還有多少分運動再開展,只有「四個偉大」高瞻遠矚,指點江山,統帥千軍,部署全局。走資派全體打到,知識分子已經不復存在。就是這樣一個局面,紅色電波不時傳來「就是好來!就是好!!」激昂戰歌。


「文化大革命」是中華三千七百年文明史上最大的一場災難和浩劫,不光是華夏文化的劫難,也是中華民族的劫難。錢理群講過:「文人自殺是易代之際的典型現象。」[2]在改朝換代前夕的一九四八年有過,如喬大壯於蘇州平門梅村橋投河。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七日,魯迅的好友許壽裳於臺北遇難,喬大壯接任臺灣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僅四個月喬辭去職務,選擇了姑蘇天堂西去。「昔哭靜庵逝,今悲大壯亡。如何詞客命,盡人水僊鄉。有酒難澆土,無言空斷腸。故交零落甚,垂首發蒼蒼。」[3]


後繼喬大壯的中文系主任正是柴德賡的好友臺靜農。我們一開始就講到臺靜農收到柴德賡的「官軍貼」,現在看來臺靜農當年的一個「錯誤」舉動,因拖家帶口沒有按照中共的「秘密安排」及時回歸大陸[4]的選擇是幸運的。至少他不像柴德賡那樣要經歷如此殘酷的思想改造過程。


當知識分子面對「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場浩劫時,他們出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訣別,悲壯至極,無法回首,以致後人都不敢留下記憶。章詒和在《可萌綠,亦可枯黃——言慧珠往事》一文中寫過言慧珠之死,面對翌日的紅衛兵批鬥,言慧珠泰然若定,前思後慮,安排後事,絕不做一個批鬥臺下鬼。「對於中國人來說,人生是循環不已的厄運,到了走投無路的一刻,只有消失自己。她臉色蒼白,一雙眼睛,似開似合。開合之間,流瀉出二十世紀中國藝人內心永難排解的疑惑,悲苦與不平。」[5]


學者王友琴積二十年的時間,採訪一千多「文革」中遇難者親友成專著《文革遇難者——關於迫害、監禁和殺戮的尋訪實錄》,詳細考證六百餘被害者。在「士可殺,不可辱」的思想下,文革中的大量知識分子選擇了自殺。柴德賡也曾有過自殺輕生的念頭,在整理的筆記本時,發現夾有一張紙條,這張紙條零散地記錄了不同時期的事情,其中有後期較大的幾個墨筆字「靜候政府處理」、「自刎烏江、敗走麥城」,從筆跡看應是他在最艱難的時刻寫下的,但是他想到自殺會影響到子女後代,還是咬牙忍痛,忍辱偷生。在此,將柴德賡筆記中出現的好友、親屬在「文革」中迫害致死者按先死為大時序列名於下:


    1、鄧  拓,新聞學家、歷史學家。當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柴德賡好友。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夜寫下「致彭真、劉仁並市委同志們信」,最後四呼萬歲而自殺[6]。他是「文革」中自殺第一人,時年五十六歲。


2、汪 篯,歷史學家,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柴德賡之友。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於家中服毒自殺[7]。時年五十歲。


3、李平心,歷史學家,民進創始人之一。當時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柴德賡好友。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於家中引煤氣自殺。時年五十九歲。


4、顧公碩,收藏家。柴德賡好友。當時任蘇州博物館副館長。一九六六年八月廿六日深夜縱身於虎丘橋下。時年六十二歲。


5、劉盼遂,古文文學家、古典文獻學家、教育家。當時任北京師大中文系教授,柴德賡同事、好友。一九六六年八月廿八日[8]被紅衛兵打死後。時年七十歲。


6、李  達,馬列主義理論家,中共一大代表。當時任武漢大學校長。柴德賡之友。一九六六年八月廿四日被迫害致死[9]。時年七十六歲。


7、陳夢家,詩人、考古學家。當時任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員。柴德賡之友。因不堪迫害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廿四日服毒,經搶救而未遂,九月三日夜懸梁自盡,人生經歷兩次自殺體驗。時年五十五歲[10]。
    8、何挺傑,當時任北京師範大學經濟系教授。柴德賡同事,一九四九年在輔仁大學講堂上第一個宣講革命理論的教授。一九六六年八月底因肺病在家修,紅衛兵抄家,從床上拉出來揪鬥,罪名是『叛徒』,因大革命時代他與其兄穎傑同時被捕,哥哥被害,他出獄了。被抄家的第二日含冤而死。時年五十八歲。[11]
    9、黄國璋,當時任陝西師範學院地理系教授、系主任。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時由北京師大調動至西安任教。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與夫人范雪茵雙雙懸梁自盡。


10、陳沅芷,方管妻子。時為北京市二十五中學教師。柴德賡學生。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被紅衛兵打死於北京二十五中的教室[12]。時年四十二歲。
    11、陳恭祿,歷史系學家。當時任南京史學會副會長。柴德賡之友。「文革」中被鬥,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病死。時年六十六歲。


    12、向  達,史學家。當時任北大歷史系教授,柴德賡之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被迫害致死。時年六十六歲。


    13、馮賓符,新聞出版家。當時任民進北京市主委。柴德賡好友。已經患有重病,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被折磨致死。時年五十一歲。


    14、溥 伒(一八九三—?),字雪齋。書畫家。原輔仁大學美術系教授,當時任北京市美協副主席。柴德賡好友。八月底攜女離家出走,從此失聯,死未見屍。
    15、妙  真,字達悟。時為蘇州西園寺和尚。柴德賡好友。慘遭迫害,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自縊身亡[13]。時年七十二歲。
    16、鹿懷寶,生物學家。原輔仁大學、北京師大生物系教授,因光復後曾加入中統,一九五七年以反革命罪服刑八年。「文革」開始后被驅逐出北京。一九六七年二月死於長治原籍,時年六十四歲。


17、范煙橋,作家。當時任蘇州民進副主委。柴德賡好友。「文革」受迫害,一九六七年三月廿八日抑鬱死於蘇州溫家岸十七號家中。時年七十一歲。


18、周建人,魯迅胞弟。當時任民進中央副主席。柴德賡之友。「文革」遭迫害致死。時間為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時年八十二歲。
    19、曾昭掄,化學家、教育家。一九五三年起任教育部副部長,一九五七年為右派,後應李達之邀於武漢大學任化學系教授。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九日[14],長期受迫害致死。柴德賡之友。時年六十八歲[15]。妻子俞大絪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五日於北大燕東園家中服毒自殺。


    20、高昌運,外國文學家。當時任江蘇師院外文系教授。柴德賡同事。死於一九六七年。時年六十六歲。
    21、張重一,經濟學家,教育家。當時任河北北京師範副院長。柴德賡好友。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特法字第一號):「江青伙同謝富治還指使對病勢危重的河北北京師範學院教授張重一(原輔仁大學教授,王光美之師)多次進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後僅二小時即死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死[16]。時年六十七歲。
    22、童書業,歷史學家。當時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自「肅反」始,患有強迫症,戰戰兢兢度日。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知道自己大限將至,親自料理後事,整理學術遺稿,置於一隻皮箱。一九六八年一月七日深夜病情加重,未能及時送醫,死在擔架上[17]。時年六十歲。
    23、許廣平,柴德賡好友,民進中央副主席。一九六八年三月三日,突發心臟病去世,時年七十歲。起因為魯迅博物館保管的魯迅全部手稿被「中央首長」竊走,身心受到重創[18]。
    24、王世英,當時任山西省省長。一九五三年赴朝慰問時任分團長,柴德賡好友。一九六七年十月卅一日被「監護審查」,翌年三月廿六日迫害致死[19]。時年六十三歲。
    25、朱啟賢,教育心理學家。當時任北京師大教授。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一日服安眠藥死於家中。時年五十七歲。


26、柳  湜,教育家。原教育部副部長,劃為右派後免職。柴德賡之友。一九六八年四月被捕,四月廿日遭酷刑致死。時年六十五歲。


27、吳景超,社會學家。當時任中央財金學院教授。柴德賡姻親。「文革」中屢屢挨鬥,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患肝癌病死[20]於北京。時年六十七歲。


28、馬  特,邏輯學家。當時任北京師大政教系教授。一九六八年五月廿四日從學校主樓縱身而下[21]。時年未足六十。


29、常溪萍,任華東師大副校長時與柴德賡相識。一九六八年五月廿五日於華師大跳樓自殺。時年六十一歲。


30、胡庶華,冶金學家。曾三任湖南大學校長,當時任北京鋼鐵學院教授。與柴德賡同行參觀湖南土改。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被迫害致死。時年八十二歲。


31、李季谷,歷史學家、教育家。柴德賡於杭州一中讀書時任校長,師友。當時任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一九六八年七月廿五日於華師大麗娃河(Rio Rita )自沈。時年七十三歲。


32、周瘦鵑,文學家、翻譯家、盆景專家。當時為全國政協委員,蘇州市博物館副館長。柴德賡好友。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二日[22]於家中投井。時年七十三歲。
    33、梁希孔,輔仁大學史學系一九五〇級學生,在前面的「三反」運動中激烈發言的學生,「文革」時任北京師大附屬女子中學(就是宋要武對殘害老師道歉的那個學校)歷史老師,在殘酷的「清理階級隊伍中」選擇了懸梁自盡。時年約三十七歲。


34、徐嗣山,歷史學家,教育家。當時任江蘇師院歷史系教授,柴德賡同事。一九六八年十月[23]自殺。時年五十九歲。


    35、翦伯贊,歷史學家、教育家。當時任北京大學副校長,柴德賡好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夜夫婦二人服速可眠自殺。口袋中有遺書二紙「我實在交不去[出]來,走了這條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毛主席萬萬萬歲!」[24]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現象」。時年七十歲。
   36、李廣田,文學家。當時任雲南大學校長,中科院雲南分院文學所所長。柴德賡之友。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死於昆明翠湖,被宣佈為自殺[25]。時年六十二歲。


    37、鄭 奠,古漢語學家。當時任中科院語言所研究員。柴德賡之友。「文革」被迫害,死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時年七十二歲。


    38、田 漢,劇作家。當時任劇協主席。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死於獄中。柴德賡之友。時年七十歲。
    39、阮 季,柴德賡好友尚鉞之妻,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對孩子做完最後囑咐,一週後的一個深夜於浴室自戕。[26]。時年四十八歲。


40、祁開智,物理學家、教育家。畢業於芝加哥大學、哈弗大學,愛因斯坦的學生。當時任北京師範大學副教務長,柴德賡好友、世交。一九六九年三月廿日被關押時,在師大西北樓縱身跳下。時年六十三歲。


41、章伯鈞,愛國民主人士,政治活動家。一九五七年右派之首。柴德賡姻親。「文革」中再受迫害,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含冤病故。時年七十四歲。


42、陳寅恪,歷史學家。當時任中山大學教授,「史學二陳」之一。「文革」中慘遭迫害,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死[27]。時年七十九歲。


    43、吳 晗,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柴德賡好友。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死在關押之中。時年六十歲[28]。
   44、何幹之,歷史學家。當時任人民大學教授。柴德賡之友。「文革」中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受迫害致死於海淀區蘇家坨公社的勞動中[29]。時年六十三歲。


    45、陳伯君,古典文學家。陳璧子長兄。一九六六年八月被紅衛兵作為黑五類(低端人口)驅逐出北京,一九六九年一月死於吉林乾安。時年七十四歲。


    46、劉桂東,歷史學家。當時任江蘇師院歷史系教授、同事。死於一九六九年。時年六十七歲。


還可以細找出更多,眼睛模糊,打字不清,都是在中國當代史上閃過光的名字。每走一個人,對於柴德賡來講都是一次沈重打擊、身心摧殘,我們希望那時的訊息傳遞不暢,不是每個噩耗都能到達蘇州,有些好友先走了他並不知道。但在蘇州發生的事情他很清楚,在柴的筆記中有關於好友自殺離世的記載,而他是以文人方式寫下的。


這是一個關於顧公碩和周瘦鵑二位好友之死的記述。


一九六六年八月廿六日,紅衛兵抄家輪到顧公碩家(朱家園卅號),顧是清道光進士顧文彬所創「過雲樓」的第四代傳人。身為蘇州博物館副館長的顧公碩知天下大亂,家藏不保,於紅衛兵到來之前,請求博物館派人先行「抄家」,意在國寶得到政府保護,以免古籍、字畫遭受紅衛兵的塗炭。


據顧篤璜[30]講述,蘇州文化局保護性抄家隊員到達顧家之時,另有蘇州崑劇院造反派搶先一步,兩隊人馬合鈔,將顧公碩及夫人張嫻拉到大門外當街批鬥,家裏的珍藏被全部鈔走。顧公碩不堪凌辱,當夜離家出走,自沈於虎丘橋下,後發現橋上有鞋一隻,內留遺書:「士可殺不可辱,我去了。」


作為一個曾經保護國家寶藏免遭敵手的顧公碩來講,抄家——遭此劫難為奇恥大辱。古城蘇州遭日寇淪陷時期,顧家也遭受過掘地三尺的搶奪,小鬼子兩次無獲而返。在紅衛兵破「四舊」的今日,多少古籍卻慘遭踐損。於光天化日之下打砸搶,法律已經不保護這些文物,哪個朝代可以任意遍地抄家,直接入戶搶掠!就在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標題就是《好得很!》:「紅衛兵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顧家是仕宦出身,士大夫思想根深蒂固,所以顧公碩才選擇自沈這樣一條歸路。「文革」中凡是自殺身亡的都會罪加一等,『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是死不改悔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顧公碩與柴德賡過從甚密,柴德賡在蘇州初創民進組織時,成立的第一個支部是民進文化支部,而顧為支部負責人。顧柴二人經常談論蘇州掌故,名人軼事,讀書心得,在柴德賡日記、筆記中有頗多記述。顧公碩西去的時候柴也在受審查,無法前往顧家弔唁。周瘦鵑去顧家憑弔,那時周尚有行走自由。周瘦鵑用白宣紙寫詩一首,包上一把家中自栽紅豆[31],囑顧家人置於顧公碩的衣袋中,隨同入殮,以此寄託對老友故交之哀思。


周瘦鵑所寫詩之內容無人知曉,他不敢逢人便說,弄得後來滿城有傳。兩年後的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二日周老也因不堪「文革」中過度凌辱,於自家花園投井而亡,時年七十四歲。周老人生的風浪坎坷都堅持下來,這次實在挺不過去,而他寫的悼顧公碩「紅豆詩」則成一個不解之秘密。


然而,在整理柴德賡筆記時竟發現有一則特別記錄,一九五九年的筆記本中五月十日記有:


民進歡迎周瘦鵑同仁[32]。出席者:顧公碩、陸士南、尤墨君、柳君然[33]、范煙橋、任嘒閒[34]、柴德賡、范崇鑫。


這是當年為周瘦鵑赴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回蘇州後的一次民進接風小聚,柴德賡當時作了記錄。但是,在這一天的筆記本下方空白處,柴還用補記下絕句一首:





楚宮慵掃眉黛新,只是[35]無言對暮春。


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





這是明末清初詩人鄧漢儀的絕句。柴德賡將鄧詩寫於此是因這一天筆記的主題是周瘦鵑,並且周、顧、柴三人均在場,當時這個小筆記本可能是抄家時漏網的,一九六八年柴德賡從原螺絲浜八號宿舍被驅逐出去,騰出教授公寓為造反派居住,在清理物品時發現有五九年的筆記本,帶到新居(護城河邊一矮小庫房)。


為何寫鄧詩?是其中有一句「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息夫人典自西漢劉向《列女傳·貞順·息君夫人》:『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頗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此歸於地下哉!」……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這是一個春秋時息國君夫人為其夫自殺而亡的故事,後人為紀念息夫人在湖北黃陂修建息夫人廟——桃花廟。


唐代詩人杜牧曾寫《題桃花夫人廟》[36]:「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杜牧於會昌二年曾任黃州刺史,在任二年半,留下此篇絕句。[37]顯然鄧漢儀詩句為和杜牧詩用韻所作。《紅樓夢》第一百二十回《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評襲人嫁給蔣玉菡時也引鄧詩:『看官聽說,雖然事有前定,無可奈何;但孽子孤臣,義夫節婦,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諉得的。此襲人所以在「又副冊」也。正是前人過那桃花廟的詩上說道:「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這裏評說的是襲人自殺未遂多次,終沒有過「惟一死」這一關。


周瘦鵑是鴛鴦蝴蝶派代表人物,固然深諳此典,寫下此首絕句,意嘆息老友公碩,為其氣節稱頌。「文革」期間對自殺行為視為反動透頂,以死對抗「文革」、「對抗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無產階級司令部」。紅豆詩句內容周老先生當然藏於心底,秘而不宣。在一適當時機,周柴二人相遇,言及顧公先走之事,「青峰老弟,公碩出殯時我寫下了鄧孝威的絕句,以寄哀念。」柴德賡始知,異常感嘆,鄧漢儀是他欽佩的逸民,公碩兄當無愧於此詩、此君,人生能做到此,也青史留名矣。一九六八年八月當得知周老也隨公碩兄去了,柴德賡想起那首「紅豆詩」,翻撿僅存下的筆記本,正有記周瘦鵑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那天,寫下此詩。那個時代,書籍散落,不便查對。因此,所記鄧詩時錯寫一個「是」字。在柴德賡看來,「紅豆詩」也是為周老自己寫的,顧周二人都選擇了同樣的方式謝世,大義凜然、鐵骨錚錚。柴身邊沒有紅豆可採擷,只能記下,在心中默念「千古艱難惟一死」。


「文革」中想走的人大多都走在柴德賡前面了,柴德賡沒有自殺,在尹山湖農場,白天勞動,晚上受批判。臟累的活幹過,嚴厲的批鬥挨過,想的是挺過這一關[38]。


一九七〇年一月廿三日,這一天柴德賡和往常一樣,白天下農田勞動、晚間要接受批判。午後他推著獨輪車運礱糠,在上一個小坡時撞到一顆樹上,用力控制車輛,再用力時,人車倒下,便再也沒有起來。他患有心肌梗塞病根,去尹山湖時帶有硝酸甘油片,面色蒼白,四肢發冷,神志不清,脈搏微弱。在場的人知道柴患有心臟病,電話撥至蘇州市電話交換臺轉蘇醫第一附屬醫院叫救護車,在場的幾名教職工用床板搭成簡易擔架,抬著柴德賡往市內方向走去,在經過附近一座大橋時,他口吐白沫,已經沒有知覺。救護車將柴德賡送往蘇醫第一附屬醫院,經醫學檢查,醫生在就診病歷上寫道:「下午三點十五分,救護車送來。檢查:瞳孔放大,心肺呼吸停止。突然卒死。」[39]


柴德賡死亡時沒有一個親人在場,此時同往醫院的歷史系胡振民等人想到尋找柴的親屬,電話通知借宿在上海復旦大學的陳璧子。就在那天陳璧子乘火車北上,擬到京城看望病中的陳援庵老師。接到蘇州長途電話,侄子陳越平趕至上海站,火車已經駛出,正巧車站值班員的是他的戰友,用鐵路專綫電話通知崑山站,以鐵路「路單」方式通知行進中的列車。列車長接到站臺通知,開始廣播:「陳璧子同志,陳璧子同志,請注意,請在蘇州站下車,有緊急事情。再廣播一遍……」陳璧子在蘇州站下車了,趕到十梓街蘇醫附屬一院太平間,見到時「三結合」不久的歷史系領導李明中同志,李講「人(?)交給你了」,然後離去;在後來處理柴德賡喪事期間,再也未見李露面。


此時陳璧子委託歷史系的教職工協助通知在北京房山下放勞動的祖衡、吉林榆樹插隊落戶的邦衡、安徽宿縣下放教書的令文、河北岳城水庫勞動的君衡來蘇處理喪事[40]。當晚第一個趕到醫院的是柴的學生周國偉[41],緊接著陳璧子的學生王麗英[42]家人,羅秀英[43]的弟弟們都來了。他們安排陪伴陳璧子,周國偉一人於太平間代子守靈。第二天學校做出「三不」決定,即柴德賡屬於歷史反革命,「三反」[44]分子,審查沒有結案;因此,「不發佈訃告,不悼念,不參加弔唁」。學校不能辦悼念活動,羅秀英的父親羅和尚(名希增)氣憤地講:「我們是貧下中農,不怕造反派,柴先生、陳老師都是最好的人。學校不給辦喪事,我們出面辦。」就這樣在葑門內十全街二郎巷十四號羅家佈置了靈堂[45]。


柴德賡的猝死使很多老教師震驚,當時歷史系張曉江得知噩耗,雖生前有過磕碰,大多也是政治運動造成,他想前往送最後一程,但又害怕「三不」禁令,「很長時間沈默不語,一直發呆,心情極其沈痛。」[46]


緊接著柴德賡的遺體火化又遇到難題,醫院說人不是死在我們這裏,不給開具死亡證明書;找到學校,學校說我們出不了證明,就在僵持無著落之時,王麗英的父親王根福找到火葬場,因為新建的蘇州火葬場因佔胥門外生產大隊耕地,有幾個社員招工進火葬場工作,算是有了「後門」。找到領導,說明情況,同意火化。後面的事情接踵而至,柴德賡屬於未定案的反革命分子,學校不予出具證明材料,不能存放放骨灰。王根福決定柴先生的骨灰就葬在他家的自留地上,除夕(二月五日)柴德賡骨灰瘞埋於胥門外小橋浜五十一號,在那裏一直沈睡到一九七九年五月平反昭雪。羅和尚、王福根兩個普通農民的名字永記柴家人的心中,多麼樸實的感情!可以說他們沒有思想引領,就是要這麼去做,人之常情,天經地義,不需用任何思想來武裝。


柴德賡死了,他的思想可以停止改造。在他離開人世間的一瞬,他會想到什麼?是不是也像老友翦伯贊那樣患有重度「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三呼萬歲而別?現代醫學有一個課題在研究,生命死亡的「量子纏繞」現象,可以回放自己一生的經歷,見到已經逝去的人和事。「糾纏在兩個之間提供了一種神秘的連接,一種高深莫測的連接。」[47]兩個量子是對偶的,一一對應於宇宙空間,一旦其中一個發生變化,另一個亦得到反映。人死了,這個量子狀態發生變化,宇宙中的另一個得到信息,這個信息瞬時傳達到,這和空間和時間無關。如果這個量子理論是準確的,柴德賡可能會很高興,他可以瞬時找到另一個對應的量子。因此他可以見到:二老雙親,「母已聞兒來,啓帳遙相矚。呼兒坐床前,欲語聲何促。」見到自己曾經苦讀史書的圖書館,「有書可讀貧還樂,吾舌猶存道未泯。」見到自己年輕時的革命熱情,「慷慨懷壯思,蹉跎慮坐忘。俯仰不稱意,誰識阮生狂。」見到第一次與陳璧子相遇的情景,「最是難堪分手處,斜風細雨送行人。」見到與援師離別之景「明朝揮手從茲去,回首師門腸內熱。」見到翻越秦嶺的艱辛,「山河自古非天險,要使當關有此人。」見到蜀道盤旋,劍閣聞警,「呼兒將女長林外,且上征車破曉嵐。」見到抗戰勝利的喜悅,「我從巴蜀望收京,君見王師下北平。」見到自己又一次回到勵耘書屋,「江山萬裏輕來去,尚有人間未了緣。」有一個人是一定要多看幾眼的,他每個重要歷史節點總會出現,他就是臺靜農,「驚心草木無情長,回首弦歌不易哀。流水高山君且住,天荒地老我還來。」[48]這是他們最後分別。也許他還會見到衡山縣那個譚家大屋;見到板門店的談判桌;見到在觀禮臺上跟著一起三呼萬歲。他也許會見到第一次走向檢查交代的木桌,無地自容;「三反」運動中的自己成了宗派小集團;「反右」運動中的二十次檢討又重復了一次。見到「文革」中滿院的大字報,上面寫的都是柴德賡三個字,鬥爭臺下革命群眾在振臂聲嘶「打到柴德賡」,自己帶著高帽子,掛著牌子被臺下的人拳打腳踢……。他自問到:我曾經是如此努力聽黨的話,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熱心社會責任,這一切都是為了思想改造,使自己改造成為有益於人民的人,能為黨工作的人;思想改造越久,離黨要求越遠,從革命隊伍一員變成了革命對象,我錯在哪裏了?要想要見到的事情太多了,在心臟停止跳動之前能想盡嗎?有些希望看的是慢動作,好斟酌一下自己寫過的詩篇,有些覺得應該像露天電影一樣,放映機那樣快倒片,此處無詩可做,及早翻篇。應該說柴德賡算是一個詩人,他的古體詩,有放翁、亭林之風,這是他的好友舒蕪和周祖謨[49]的評價。


柴德賡死了,不到六十二歲,帶著太多的遺憾匆匆離去。他留下大量的手稿、書稿、札記,留下了五十多本筆記、日記,留下幾百通來往書信,留下四五千餘冊綫裝古籍,其中還有大量讀書筆記於頁眉,這些對於史學家來講都是珍貴的歷史資料。對於一個學者來講,生前他都沒有來得及出一本專著,而他做過那麼多未完成的史學研究。


柴德賡死於尹山湖農場,這個地名對於他來講並不陌生。崇禎二年(1629)太倉婁東張溥、張采於尹山成立「復社」,後成為江南最著名的文化社團,出現過顧炎武、黃宗羲這樣的大知識分子、思想家。柴德賡在一九三一年大學二年級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是《明季留都防亂諸人事蹟考上》,考證清軍入關后,南京復社士子不滿阮大鉞貪贓誤國,聯名寫出《留都放亂公揭》。他詳考過《復社姓氏》,一定熟知「尹山」二字,「復社」是他之膜拜,他喜愛明末遺民,正像文中開始我們引用周美悅的信中有:「論南明史事,慷慨激昂,義氣凜然,忠義之士,宛然如生」,這和愛國思想不可分。他喜愛腳下這片土地,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他師從陳援庵先生學史,從乾嘉考據入門,逐步轉向顧黃學說[50]。他撰寫的《鮚埼亭集謝三賓考》得國民政府一九四五年度獎,這是他一生學術的閃光點。他從老師那裏學得全祖望的學術,而全恰是黃宗羲的得意弟子,這有一串完整的學術淵源。黃有弟子全祖望,陳有弟子柴德賡,他們都是做同樣的學問。學習歷史的學者,一生都會嚮往考察史書中的史蹟,一間故居、一塊殘碑、一片故紙,猶如面對故人,都能加深對書本知識的理解。柴德賡到尹山湖後,一定會聯想到他敬仰的很多先賢都到過這裏,這也是一個可以慰籍的事情,但是他不曾想到自己的人生終點將在尹山,一切都安排於冥冥之中,正是:學術端倪始公揭,人生道路終尹山。







[1]文革時期識別一個人是否被打倒或得到解放,看「五一」、「十一」登天安門城樓的冗長名單,這是政治動向的標識之一。


[2]錢理群:《歲月滄桑》,東方出版社,2016年,第1頁。


[3]張宗祥:《鐵如意館詩鈔·輓喬大壯》,上海世紀出版社,2015年,第131頁。張與柴過從甚好,柴之書法源自張。


[4]有資料披露中共已經安排臺離開臺灣。


[5]章詒和:《伶人往事》,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80頁。


[6]顧行、成美:《鄧拓傳》,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52頁。


[7]岳南:《南渡北歸·離別》(增訂本),湖南文藝出版社,2015年,第383頁。


[8]王友琴:《文革遇難者》,開放雜誌出版社,2019年,電子版第319頁。


[9]宋鏡明:《李達傳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4頁。


[10]岳南:《南渡北歸·離別》(增訂本),湖南文藝出版社,2015年,第446頁。


[11]據當時目擊者俞寧回憶。


[12]舒蕪:《舒蕪集》(八),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3頁。


[13]明學方丈:《忆妙真法師》,《蘇州文史資料选辑·第十二辑》,1984年,第223頁。


[14]王友琴:《文革遇難者》,開放雜誌出版社,2019年,電子版第570頁。


[15]岳南:《南渡北歸·離別》(增訂本),湖南文藝出版社,2015年,第414頁。


[16]1980年12月6日《人民日報》第四版《偽證是怎樣製造出來的?》:「最後一次審問,是1967年10月31日進行的,從上午九時,一直審問到廿四時〇分,整整十五小時。兩小時後11月1日凌晨二時,張重一慘死在病床上。」時年六十七歲。


[17]童教英:《童書業傳》,中國大百科出版社,2018年,第350頁。


[18]周令飛:《許廣平之死》,《報刊薈萃》2016年第三期。


[19]1980年12月6日《人民日報》第四版《偽證是怎樣製造出來的?》,延安時期是反對毛江結合的人物之一。


[20]龔紹熙:《龔氏宗譜》。


[21]王友琴:《文革遇難者》,開放雜誌出版社,2019年,電子版第387頁。


[22]范伯群、周全:《周瘦鵑年譜》,見《周瘦鵑文集》下,文匯出版社,2015年,第753頁。


[23]《蘇州大學》校刊第六一期(總三〇六期),1985年11月。


[24]張傳璽:《新史學家翦伯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32頁。


[25]王友琴:《文革遇難者》,開放雜誌出版社,2019年,電子版第228頁。


[26]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編:《尚鉞先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26頁。


[27]岳南:《南渡北歸·離別》(增訂本),湖南文藝出版社,2015年,第566頁。


[28]岳南:《南渡北歸·離別》(增訂本),湖南文藝出版社,2015年,第358頁。


[29]據劉練:《風雨伴君行——我於何幹之的二十年》,何幹之之死於柴德賡很相像,但是劉煉是在身旁陪伴的。


[30]顧篤璜,顧公碩長子。見沈慧英:《過雲樓檔案揭秘》,古吳軒出版社,2019年,第223頁。當時顧篤璜任蘇州崑曲研究室副主任,慘遭紅衛兵抄家。


[31]周家花園「紫蘭小築」(蘇州滄浪區王長河頭三號)種有紅豆樹,樹齡愈三百年,2011年蘇州園林和綠化局定為一級保護植物。


[32]周瘦鵑至北京參加全國政協三屆一次會議(1959年4月17—29日)。


[33]柳君然(1901—1987),江蘇蘇州人。國畫家。


[34]任嚖閒(1916—2003),江蘇丹陽人。蘇繡藝人。


[35]鄧詩為「只自」。


[36]見《全唐詩》卷五二三。杜牧另有關於《金谷園》:「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


[37]「息夫人廟」於黃州(今湖北黃陂)。1944年柴德賡到洛陽時,到過金谷園,曾記:「頗富歷史意味」,熟知綠珠之掌故。


[38]1968年柴德賡家書曾有表述。見柴念東編注:《柴德賡來往書信集》,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110頁。


[39]「蘇州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就診病歷」現由蘇州檔案館收藏。


[40]後來歷史系給陳璧子一疊報銷憑證,汽車票、長途電話費、電報費、救護車費以及其他報銷憑證(最低面額二三分錢),陳璧子如數支付。這些單據現還保存。柴君衡應被管制勞動,未能到蘇州奔喪。


[41]周國偉(1929—2015),湖南湘郷人。柴德賡入室弟子。當時為蘇州建築工業學校教師。


[42]王麗英,農民家庭。陳璧子於江蘇師範學院附中任教時學生,時山東大學外语系畢業。


[43]羅秀英,農民家庭。陳璧子於江蘇師範學院附中任教時學生,時北京郵電學院畢業,分配至北京軍區工作。


[44]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45]喪事辦完之後,羅和尚被生產大隊捉去關押了七天,理由是為反革命分子「私設靈堂」。


[46]張曉江之子回憶文章,柴念東《柴德賡之死》(青峰草堂網)轉載。


[47][英]布萊恩·克萊格(Brain Clegg):《量子糾纏》(The God Effect: Quantum Entanglement, Science's Strangest Phenomenon),重慶出版社,2011年,第75頁。


[48]以上詩句均為柴德賡所作,1949年後他鮮有詩作。


[49]周祖謨(1914—1995),字燕孫,北京人,祖籍浙江杭州。原任教輔仁大學國文系,後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柴德賡同門。


[50]柴德賡死後,陳璧子捐贈了幾乎全部書籍給江蘇師範學院、復旦大學和吉林省考古研究所,唯獨生前案頭卷《日知錄》沒有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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