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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昊轩: 文革的记录者李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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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 王昊轩3昊雅轩成”

  2020年6月20日,著名摄影记者李振盛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八十岁。

  李振盛在文革期间冒着风险拍摄了十万张照片,完整记录了那个荒诞的时代。有人说,他拍的那十万张照片只有一个主题“记录文革,告别文革。”

  李振盛中学时喜欢集邮,他在邮市上用两百张邮票换来了一架旧相机,从此和摄影结缘。

  1960年,李振盛考入大跃进时新创办的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身为班长,他将一幅大标语贴在了教室后面,“把青春献给党的电影事业”。

  然而,两年后,随着“大跃进”的失败,一批仓促上马的院校,开始了“大下马”,李振盛就读的长春电影学院也在其中。李振盛不甘心,他趁国家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来视察,他和两个同学出任学生代表,一块儿去招待所上访,希望能把学校保住。

  约定的时间到了,结果另两个同学都没出现。李振盛只能单独面见了陈局长,最后,无功而返。

  领导对此次“越级上访”事件火冒三丈。第二年夏天毕业分配,新华社派人来摄影系,选了李振盛进京培训。院领导此时却给李振盛扣了顶“帽子”:“这个学生一向不听党的话,不能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让不听党的话的人进中央,我们不放心。”这一句话,断了李振盛的进京之路。

  1963年8月15日,李振盛在《黑龙江日报》社正式报到,成了一名摄影记者。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愤然写下了两句话,“决不老死黑龙江”、“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

  这两句写在日记里的话,后来却成了他被批斗时的“罪状”。

  1966年,文革爆发。

  一开始,李振盛对文革充满了兴奋和期待。“当时有一首歌,唱道‘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李振盛心想,参加这个运动的话,我们就百炼成钢了,炼不成钢炼成铁也好啊!”

  后来又听说,毛主席发话了,“‘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就要来一次”,李振盛一盘算,这辈子至少能赶上三四回,“那时候确实有一种幸福感”。

  但随着运动的进行,李振盛对文革产生了质疑。一天,在采访回来的路上,他发现哈尔滨南岗区的圣尼古拉教堂正在被红卫兵捣毁,这是哈尔滨最负盛名的建筑。此时,“破四旧”运动刚刚开始。

  李振盛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就觉得,‘文化大革命’应当是促进文化大发展的,现在却要拆毁著名的建筑,我觉得怪可惜的,但在那种形势下没有人敢去说什么。”

  第二天,哈尔滨极乐寺遭遇红卫兵的打砸抢,在李振盛的镜头里,一群僧人站在寺庙山门前被批斗,他们被迫举着标语,上面写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

  作为摄影记者,李振盛在文革中亲眼目睹了一幕幕荒诞惨烈的情景。他用手中的摄影机把这一切记录了下来。

  李振盛拍摄了大量当时无法见报的照片。他借助记者的身份走进各种事件的现场,用照相机记录下这动乱大时代中的画面。究其原因,在大学的摄影课堂,摄影大师吴印咸说,摄影记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应该是历史的记录者。这句话深刻地影响李振盛的一生。

  李振盛拍的很多照片,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1967年7月16日,哈尔滨二十万军民云集在松花江畔,举行“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一周年”群众游泳活动。下水前,游泳健儿们站成一排,先诵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以免在水中“迷失方向”。

  一年前,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于是,全国各地都“紧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游泳者们簇拥着漂浮在水面的巨幅毛泽东画像和大标语,在水中奋力划动着。船上,有人手拿扩音喇叭带领着呼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个口号完整地喊出来,少了七八秒,多了有十秒,一些泳技差的人没等举手呼完便往下沉,呛了一肚子水。有人被收容船送往岸边抢救,还没有缓过劲来,就懊悔地责怪自己“没有做到无限忠于毛主席”。

  李振盛在船上拍照片,他有点看不下去了,建议身边的领喊口号者换个短一点的口号。

  “这是领导规定的专用口号。”那个人不同意。

  “改成高呼‘毛主席万岁’不是一样嘛?”

  领喊者无奈接受了这个建议,总算没人再沉下去呛水了。

  “于是,所有人都‘无限忠于毛主席’了。”

  在拍摄黑龙江省委书记任仲夷惨遭批斗的情景时,残酷的批斗让李振盛永远难忘。对文革产生了质疑情绪。

  那天,在一场号称有几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随着一声高喊,两个大汉站起来,将任仲夷架上了批斗台。

  看到这个场景,正在台下拍照的李振盛一阵揪心。他熟悉这位领导,任仲夷待人亲和,是个好人。

  任仲夷被红卫兵喝令站在一张木质折叠椅上,椅面是拱形的,很难站稳。这是红卫兵故意为整他准备的。另外还准备了一顶长达三尺的高帽,上面写着“黑帮分子任仲夷”的字样。帽子是用纸糊的,往任仲夷头上一戴,撑破了,怎么也戴不住,又来不及做新的。一个红卫兵出了个主意,在高帽后面系上一根长绳,让任仲夷自己用背在背后的手拉住。

  接下来是“抹鬼脸”环节。一个红卫兵端着一盆臭烘烘的墨汁上台,让任仲夷自己抹。任仲夷用手指往盆里蘸了两下,在脸上一边各划了三道。红卫兵不满意,端起墨汁往他脸上一泼,顿时满脸漆黑。还不满意,干脆端起剩下的半盆,顺着他衣领子灌进去。

  李振盛眼看着墨汁顺着他的后背、腰带、从裤腿滴滴答答地渗出来,对眼前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批斗现场毫无人道可言,如此对待向来亲和的任仲夷,他在心里产生疑问,有错误可以批判,该这么残酷吗?难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残酷的批斗让李振盛对文革产生了质疑。但形势所逼,李振盛这个质疑文革的人,最后也加入了造反派组织,甚至自己也成立了个造反派组织。

  作为记者,李振盛经常外出采访各类造反派集会,几乎天天“被抓”。“任何人都可以问他是哪儿的,李振盛说我省报的,拿出记者证一看,好,你是黑省委派来的黑探子,你来这里收集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准备秋后算账。”

  “当时的中国,只有党中央是红的,省委都是黑的,正好《黑龙江日报》还带着‘黑’字。于是旗下的记者们就都成了‘黑探子’了。”

  时间一长,乱哄哄的造反派集会,资深摄影记者哪个也不愿意去采访了,去了大多数时候也发不了照片。但不去也不行,说明报纸对不同派别的红卫兵组织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

  后来李振盛发现,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只要戴上红袖章,加入造反派组织,工作中遇到的阻挠就能减少很多。

  他找到领导,要求加入报社唯一一个造反派组织,报社不批准。李振盛想临时借一枚红袖章去采访也不行。

  一气之下,李振盛决定,自己成立一个造反派组织。

  他在报社找了七个“根红苗正”的年轻人,组成一支“红色青年战斗队”,花一夜时间写了公告,第一句话是 “革命的路靠自己走,革命不要谁来批准”。

  1967年1月,李振盛的成立的造反派组织还在报社掌了权,他本人也当上了革委会常委。李振盛批斗过别人,后来别人也批斗过他。

  对此,李振盛并没有为自己开脱,他承认自己在文革中也整过人,他说,“现在有一个怪现象,很多人说‘文革’的时候自己是保守派,我说,如果大家都是保守派的话,那就没有‘文革’了。”

  “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就是为了获得一个红袖标。”李振盛说。

  因为有太多的好人被打倒,有太多文化被践踏。李振盛开始认识到文革的弊端。他在采访中开始有意识地拍摄那些报纸上不准发表的被称之为是“没有用的照片”。此时的他已经对文革产生了怀疑,最后这种怀疑的情绪变成了憎恨。

  在“文革”初期,李振盛的大学初恋女友的母亲被指责是地主成分而自杀,她惟恐给李振盛带来“政治影响”而决意提出分手。一年后,李振盛新婚妻子的父亲因忍受不了造反派的迫害而悲愤自杀。后来,李振盛本人在报社也遭到批斗、抄家,并且,夫妻双双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那时,他开始憎恨“文革”了。

  “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当革命张开了血盆大口要吞下自己儿女的时候,儿女还会热爱这革命吗?”后来回忆往事的李振盛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文革”中,李振盛还去过一次刑场拍摄枪毙犯人的场景。

  那是1968年的一天,公安局一位摄影通讯员来到报社,说过段时间要处决八名犯人,问有没有人想去拍照,很多人一口回绝,都说拍了也见不了报,李振盛趁那位摄影通讯员走的时候跟了出去,悄悄对他说,那天你们的车来接我一下。

  八名死刑犯中,六名是刑事犯,两名是政治犯——他们在油印小报上刊登的毛主席语录中多加了一句话,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

  清明节这一天,到了刑场,李振盛完整地拍了一组行刑枪决的画面,包括对尸体近距离的特写,他说,那种脑浆迸裂后的血腥味,自己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忘不了。

  这种无法见报的照片,李振盛拍过很多。单位有人曾为此打小报告,主管摄影的领导就跟李振盛讲,你总拍这些没有用的照片干啥,总批评你,你总是不改,你傻不傻啊你?“我说傻,我傻,我以后不拍了没有用的照片了。但是说完了,还是照样拍。”

  在拍摄这些不符合宣传要求,无法见报的照片时,李振盛在冥冥之中相信这些照片将来会有用的,但是究竟会有什么用,他的心里一点数都没有,更没有想到自己所拍的这些照片会走向世界。当时李振盛只是意识到,应当将这个动乱时代完整记录下来。他并不知道所做的事情是为了革命,还是为了自己,或是为了将来。只想用相机尽可能多留一些历史的瞬间痕迹,以防止人类记忆的失落。

  由于经常拍摄无法见报的“无用”的照片,李振盛不停地受到同事的举报和领导的警告,一开始还是些轻微的罪名,浪费公家的胶卷,但渐渐地政治压力慢慢逼近。保存这些不符合宣传要求不能见报的照片给他带来了危险。

  后来,黑龙江省出台规定,抄家、批斗、游街、处决等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照片,一律上缴。李振盛不愿意。他想,“自己拍的照片来之不易,怎能轻易上缴毁掉呢,不能白忙活啊。当时的很多人交出就一把火烧了。”

  为了藏好这些负面照片,李振盛在自己的资料柜和办公桌抽屉里设计一个夹层隔板。每次拍完“负面照片”,就把底片藏进去。到了1968年10月,随着政治气氛更加严峻,他开始把底片从夹层里面拿回家,每天下班拿一点。不过,放在家中的柜子里也觉得不保险,怕抄家的时候被人翻出来,李振盛夫妻二人决定,把地板锯开,埋在底下。

  地板很厚,锯断的声音很响,容易引起注意。李振盛让他的妻子放风,“有人走过就马上示意我停,没人了就接着锯,锯了很长一段时间,起码有一两个星期,才锯开一个书本大小的洞口。”然后,用油布将底片包好,放进去,上面压上一张书桌。

  通过这种方式,整个“文革”时期,他保留下了近十万张底片。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录。

  1968年12月,李振盛因为自己在日记中写的话被批斗。

  李振盛的日记被一群“支左”师生偷看,当初他进入报社时发下的“决不老死黑龙江”和“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两条誓言,成了他的罪状。

  1968年12月26日,毛泽东75岁生日这天,李振盛被押到全社职工大会上,弯腰低头被批斗了六个多小时。

  “3200万人民居住在这里,你李振盛为什么就不能老死黑龙江?”“李振盛所说的不学英语照样游走世界,就是你这个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在梦想叛国投敌!”主持人声嘶力竭地批斗李振盛。无限上纲上线。

  李振盛和妻子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离开前前,他们将最信得过的老朋友李明达请到家里来,搬开书桌,掀开地板,亮出洞里暗藏的底片。

  李振盛像托付后事一样对李明达说,“这里埋藏的都是我拍的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我们俩万一出事了,你知道这个东西在这儿,你设法把它拿走,留起来,将来会有用的。”这十万张宝贵的底片,就这样被保住了。

  在干校,李振盛亲眼看见一个“五七”战友使用电锯时,被飞出来的木头打在脑门上,当场死亡。后来大家提议给他开一个追悼会,教导员说不能开,因为他的身份是“右派”。

  “他首先是一个人啊,是为一个‘五七’战友开追悼会,又不是为一个死去的‘右派’开追悼会!”想到这件事,李振盛近乎悲愤。

  林彪坠机事件后,政治气氛缓和了许多,1972年5月,李振盛又回到报社,还担任了摄影组组长。

  1976年,文革结束。李振盛陷入了狂喜,当时报社举行了一场会餐。为了庆祝四人帮倒台,李振盛生平第一次醉酒。

  那天下班时,李振盛迈着醉步,和妻子带着4岁的女儿一起回家。过马路时要把孩子抱起来,他习惯于把孩子抱起来往上一抛,落下来的时候就搂住她。这次他因为兴奋,抱起女儿往上一抛,却抱了个空——不对啊,孩子哪儿去了?妈妈就喊起来了,孩子摔到李振盛身后去了!你想这得多大的劲啊!李振盛在回忆时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兴奋之情。

  李振盛冒着风险拍摄的那些记录文革的照片给他带来了荣誉。

  1988年,李振盛的20幅“文革”组照,获得“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最高奖。报社老同事看到照片就和李振盛说,“你这小子啊,你是三心二意听党的话,你拍出了一部完整的历史,我们是一心一意听党的话,结果只拍了历史的一半。”

  2003年,李振盛的《红色新闻兵》由英国菲顿出版社以6种文字出版,被评为“世界最佳摄影画册”,2005年,李振盛,被评为150年来“世界54位新闻摄影大师”,牛津大百科《摄影指南》单列“李振盛”词条。在第11届“摄影界奥斯卡奖”的露西奖颁奖典礼上,李振盛荣获纪实摄影杰出成就奖,成为获该奖的首位华裔摄影师。

  “文革”十年浩劫,李振盛拍摄了十万张历史见证照片,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在评价自己一生的时候,他说:

  “我始终坚信惟有依靠个人奋斗方可获得人生事业的成功。如果说我此生有什么成就可言,那就是我为世人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历史碎片。就历史而言,惟有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记忆,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宏伟史实记载相结合,方能合成一部鲜活完整的民族史。敢于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称得上是伟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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