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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之恶:老兵王更印的人生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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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题

        平庸之恶(英文Evil of banality),作为一个哲学术语,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由犹太裔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采访和观察阿道夫·艾希曼审判过程中提出。

        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德国党卫军中校,犹太人事务办公室主任。据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材料,艾希曼主持执行纳粹高层决策的“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方案,导致500~600万犹太人被屠杀。作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艾希曼对死于该集中营的20万犹太人,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1961年4月~5月,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对艾希曼进行审判,最终判处艾希曼绞刑。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身份,现场报道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一概念。

        汉娜·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另一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后者如阿道夫·艾希曼,是一些表面上“既不邪恶也不残忍”的庸常之人,在“思想的完全缺失”、道德责任的完全丧失下,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不加限制,反而直接参与的行为。

        这种平庸的罪恶是一种悖论,主要出现在某种意识形态的强制下,服从的道德与良知的判断之间发生倒错,一些人陷入康德所说的“扭曲”:“他有罪,因为他服从,然而服从被视为美德。”

二、出场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47岁的王更印时任广州军区陆军55军215师政委。

        毛泽东公开指责北京市委一把手彭真在首都搞“独立王国”,文革的第一个浪潮,就是改组北京市委,把彭真赶下政治舞台。彭真手下一文一武的“笔杆子”和“刀把子”,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先后被一锅端。
        1967年初,王更印近30年的职业军人生涯戛然而止,他被选拔入京,担任改组后的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副主任,后来陆续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从南国边陲来到北京皇城根下,王更印一干就是10年,直到1977年初被免职;然后被判刑也是10年,囚禁于秦城监狱;保释出狱后,幽居北京多年,最终回到广州军区,在老上级老战友关照下度过残年。

三、其人

        王更印所在的陆军55军,由两部分人马组成:一部分是悍将陈明仁率领起义的原国民党21兵团下辖215、219师;一部分是解放军48军(冀察热辽军区部分地方武装升级的原东野11纵)军部和144师,49军的145师。

        215师是起义部队的底子,在解放军序列里没什么赫赫战功。不过它的几任师政委,倒成了有点动静的人物。215师首任政委江腾蛟,后来调入老上司刘亚楼麾下,一路升任空四军政委。1980年,江腾蛟居然与黄、吴、李、邱一起,成为林彪集团被公开审判的五大“死党”之一。
        第二任政委李振军,1970年代中期成为贺龙元帅女儿贺捷生的第二任丈夫,80年代曾出任武警部队政委。

        王更印不算军中骁将,也未曾平步青云。与他同龄的江腾蛟,1950年擢升215师首任政委,31岁。他的前任王光辉,还比他年轻3岁。王更印接任215师第四任政委时,已经40多岁。

        1980年代出任北京市劳改局局长的老公安魏相如,后来这样评价王更印:“其实,王更印是一个贫苦出身的老实人。他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一直到师政委,一步一个台阶实打实地干上来的,人品不错。”

        魏相如文革前担任北京市公安局技侦处处长、东城分局局长,文革中受到市公安局军管会迫害,被打成“大特务卖国集团”的骨干成员,囚禁于北京良乡监狱。1971年魏相如复出,曾与王更印在北京市公安局共事数年。两人分属不同阵营,他对王更印的评价,应该是客观公允的。

        王更印的“老实”还有一个佐证。王更印在林彪四野系部队任职20年,是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的老部下。1968年3月黄永胜进京出掌总参谋部,王更印与这位炙手可热的老首长几无瓜葛,与北京总部的众多四野将领也鲜有交集。

        1971年“九一三”事变之后,王更印没有像众多四野老人那样受到牵连,继续做他的副职“九门提督”。

四、其事

        在狂飙猛进的大时代,仅有老实的“人品”是远远不够的,既不足以遗世独立,远祸自保,也难以避免落井下石,助纣为虐。

        1984年2月23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王更印诬告陷害案”判决书:

        被告人:王更印,男,65岁,原任广州军区某师政委,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后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人王更印犯诬告陷害罪,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案件经过非公开审理之后,“北京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更印在‘文化大革命’中,按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谢富治的授意,捏造事实,提供诬陷材料,致使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级领导干部受到诬陷迫害;参与制造冤案,诬陷迫害首都广大公安干警,破坏首都公安机关,后果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诬告陷害罪。……判处王更印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王更印“诬告陷害罪”的几个犯罪事实,从判决书的内容来看,都发生在文革前期,是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专案组办理的几件“大案”。

        一是1967年12月,刘传新、王更印等人秉承谢富治旨意,炮制《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诬陷罗瑞卿等31名高级官员“里通外国”,是“供给敌特情报的批准人”,致使刘仁、徐子荣、冯基平、崔月犁等副部级以上官员被捕入狱,刘仁、徐子荣被迫害致死。

        二是1968年4、5月间,王更印按照谢富治的指使,积极参与编造《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的诬陷报告,诬陷原北京市公安局冯基平、邢相生等10名正副局长和72名处长、县分局长是“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制造了“北京市公安局大特务集团”的重大冤案,将23名北京市公安局局处级干部逮捕入狱,将974名公安干警定性为“敌我矛盾”押往劳改场所“审查”迫害。

        三是刘传新与王更印等人,将大量正常侦察材料作为“里通外国出卖情报”的“罪证”提供给有关单位,成为彭真被逮捕和罗瑞卿被诬陷为“大特务”的重要依据。谢富治、刘传新、王更印等人诬陷的高级官员,还有薄一波、习仲勋、万里等39人。


五、问责

        判决书可以看出,王更印的所有罪责,都是秉承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旨意,执行顶头上司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局长刘传新的部署。刘传新的出身与王更印一样,在部队干了半辈子政工,其实丝毫不懂得北京的政治工作。

        1966年底,刘传新被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点名,从陆军27军副政委任上抽调北京。1977年5月18日,在批斗大会的前一天,被免职审查的刘传新自杀身亡,把罪责留给了活着的王更印。

        王更印是跟着上司犯错误的一类政治盲从者。与他的遭遇相类似的,还有文革期间担任公安部副部长的施义之(原北京军区陆军21军政委)。施义之另一个身份是顾准的妹夫,文革期间为顾准的母亲养老送终,还有情有义地照拂顾准夫妇遗下的几个孩子。

        1976年之后清算公安部军管会干下的一大摊子坏事,应该承担主要罪责的部长谢富治已经病故,继任部长李震也已经自杀,总得有大活人来承担这一切的政治和法律责任,施义之自然就在劫难逃。

        王更印同样在劫难逃。魏相如曾客观地谈及王更印这段公案:“倘若刘传新不死,他不至于承担这么重的罪责。”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回忆:1967年初,“市公安局实行了军管,开始负责的两个人,一个叫牟立善,另一个人的名字我忘了,后来他们调到二炮和山西去了。接他们的人是刘传新、王更印。后来一翻过来,王更印被判了十年徒刑,太重了,冤枉的。”

        吴德坚持认为,面对北京市公检法机关被砸烂后的混乱局面,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为维护首都治安,立下了“汗马功劳”。

        王更印的判决书中涉及到文革前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副局长吕展(兼北京公安总队队长)等数十名高级警官。这些局处级官员早在1966年就被一锅端赶下台,陆续被捕收监。王更印1967年参加军管,与这些人的被捕毫无关联,他的主要责任,是在专案组炮制好的罪行材料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六、命运

        文革前和文革中,毛泽东先后调拨了几大批高中级军官,对中央政府部门和北京等各地党政机关进行吐故纳新、输氧换血。1964年,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浪潮中,中央各部委办成立掌管组织人事,抓思想工作的政治部,主要成员均由部队军一级政委担任。文革初先后派出的军管会和军宣队,又有更大一拨高中级军官进驻各级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

        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由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具体实施。当时公布的军管会主任牟立善,原为北京军区陆军38军副军长;政委范普权,原为北京卫戍区副政委,后来还兼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副主任是刘传新、王更印二人。

        该年11月,经北京卫戍区批准,牟立善任市公安局军管会党委书记,刘传新任副书记,免去范普权的党委书记职务。1969年8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再度改组,刘传新接任党委书记,王更印任党委副书记。

        如此看来,王更印犯下起诉书中的那些职务罪行时,只是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第四把手。排在他前面的诸位,同样难辞其咎。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比“老实人”王更印或者更加聪明,或者更晓是非,要么及时抽身而退,要么根本就拒不履职就任。

        一把手牟立善公开的履历中,1964年任38军副参谋长、副军长,1968年任旅大警备区参谋长,1969年任第二炮兵参谋长,完全抹去了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的中间这段。牟立善离职的原因,1970年江青在“批陈整风”中道出一点端倪,说是被陈伯达赶走的。

        驻扎保定的38军当时在“支左”问题上与河北省军区立场对立,陈伯达支持河北省军区,并最终裁决把河北省会由保定迁往石家庄。在文革前期的混乱局面中,牟立善也许是就坡下驴,趁机脱离“苦海”。但从牟立善履职旅大警备区的时间来看,至少1968年前,牟立善是在北京市公安局一把手任上的。

        范普权的情况更为特殊,难怪北京市委书记吴德都不记得他的姓名了。据说,他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政委的任命下达之后,并没有走马上任。1968年被任命为山西省军区副政委,也未到职,其间一直在北京养病。他是真的有病需要长期疗养,还是对文革运动消极抗拒,不得而知。

        刘传新“自绝于人民”之后,1977年8月,北京市委工作组进驻市公安局,正式“清查‘四人帮’在市公安局的罪行”。军管会副主任王更印、副局长单春林被隔离审查;另外三名副局长被宣布停职检查。

        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793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持续十年的军管体制,终告结束。
        1978年,北京市公安局编辑出版过一本大批判文集,《罪恶的黑手——揭批“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那个黑干将的反革命罪行》,里面收集了19篇文章,以文革中的惯用语言,点名或不点名批判、清算刘传新。其中没有一篇文章涉及王更印。

        吴德代表北京市委为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大特务集团”冤案平反昭雪的时候,也认定冤案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市公安局的“那个黑干将”蓄意制造的,没有提及王更印需要承担的任何罪责。

        王更印被判刑入狱后,北京市公安局内部编辑的《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1948—1985)》中,凡是涉及文革期间错误行为和冤假错案的,在刘传新之后,几乎都加上了王更印的大名。

七、囹圄

        使命、忠诚、纪律、服从,这是一个军人的基本信条。当你必须忠诚与服从的最高统帅和直接上峰都犯下严重错误甚至罪行的时候,一个只懂得服从天职的职业军官,就不幸而成为汉娜·阿伦特定义的“平庸之恶”者中间的一员。他们没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先贤智慧,缺乏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人性良知,他们也注定了被清算、被审判的最终结局。
      
       被投入秦城监狱的时候,王更印已年届六旬。几年的囹圄生涯,令他身心郁结,身患重病,不时需要去公安部定点的复兴医院住院治疗。地处远郊的秦城监狱管理方提出,把判刑之后的王更印转交北京市劳改局监管。

        这时候,老公安魏相如正好迎来职业生涯的第二春,走马上任北京市劳改局局长。他带人去秦城监狱了解王更印的全面情况,回来给北京市委打一个报告,提出王更印身患七种疾病,其中两种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北京市劳改局监狱的生活和医疗设施,都不具备接收王更印的条件。

        之前,王更印的妻子曾多次找市委领导,要求保外就医。魏相如就此建议,可以考虑王更印保外就医。

        北京市委批准之后,王更印获得保外就医,居住在北京东交民巷附近的一个宿舍区内。心怀恻隐的魏相如还专门给王更印居住地派出所长打电话,“王更印看病吃药不要限制,治疗费、药费由劳改局报销。”

        按照魏相如的说法,保外就医等于救了王更印一命,他的病情逐渐好转起来。原因很简单,“住在监狱里和住在家里大不一样,在家里跟老婆孩子在一起的心情和生活照顾,与住在监狱里也大不一样。”

        上世纪90年代,王更印恢复公民权利后,离开幽居10年的北京,回到原单位广州军区安置。之后的情况脱离了魏相如的管辖范围,他就不甚了解了。

八、补充

        上文内容在笔者博客推出后,一位网民在博客评论栏留言,愿意提供王更印的更多资料。

        电话打过去,对方称是与王更印老家同一个村庄的年轻人。他说,在当地,王更印还是老辈人偶尔挂在嘴边的“很有出息”的人物。他证实王更印上世纪90年代末已经过世,王的遗孀随后去了美国,与移居当地的儿子在一起生活。

        有关王更印的早年经历,这位朋友向笔者推荐辽宁朝阳史志网,其中“王更印”词条有简要介绍。

        王更印1919出生于河北新乐县良庄村,19岁在河北曲阳投身八路军,20岁参加共产党。日本战败投降时,26岁的王更印已是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五十团营教导员。1945年10月,王更印随共产党的十万大军挺进东北,汇集在林彪将军麾下。

        他一直在辽西的地方部队带兵打仗,先后担任辽宁建昌县支队党总支书记、县支队政委,与国民党部队和地方武装反复拉锯作战,配合野战部队解放建昌县城。然后王更印又调任建东县大队政委、兴城县支队政委。
        顺便插一句,文革后期接任公安部长,继而成为共和国一把手的华国锋, 1949年前也曾担任共产党武装的县大队政委。那首所谓的民歌“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山里走出来华政委”,赞的就是华的这段历史。

        东北解放后,王更印编入四野主力部队,一路南下挺进两广。王更印在地方武装任职时积累了收编改造伪军和土匪的丰富经验,上级大约看中了这一点,在整编陈明仁的国民党起义部队时,王更印被调入55军215师,历任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

        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我们可以回头做一番假设:如果没有被动卷入文革这场龙卷风的风眼,既是文革施害者,又是文革另类受害者的师政委王更印,应该以职业军人的光辉履历,佩着挂满胸襟的军功章光荣离休,在广州军区某个干休所度过幸福晚年……

参考资料: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汉娜·阿伦特等著,孙传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汉娜·阿伦特》,克里斯蒂瓦著,刘成富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判案选编(1949—1989)》,刘云峰主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案选编》选编组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出版。
        《罪恶的黑手——揭批“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那个黑干将的反革命罪行》,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编,群众出版社1978年出版)
        《“文革闯将”封神榜》,阳木编著,团结出版社1993年出版。
        《北京市公安局大事记(1948—1985)》,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公安史办公室编。
        《吴德口述:风雨十年纪事》,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出版。
        《赤诚岁月——老公安战士魏相如的故事》,秀生著,群众出版社2010年出版。
        《刘涌:我的文革岁月》,薛宪明整理,2007年9月6日,公安部官网。
        蔡明忠《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书摘》1996年第1期,原载《传纪文学》。
        《“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李可、郝生章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出版。
        王锐《周恩来“文革”初何以要对北京公安局班子“一锅端”?》,共识网。
        “王更印”词条:朝阳史志网,辽宁省朝阳市史志办公室。

原载电子杂志《昨天》76期,2016年9月3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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