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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拓夫:关于学习1959年计划调整问题的报告 1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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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习1959年计划调整问题的报告*
(1959年6月17、18日)


武昌会议决定大家都学习过了,这次调整1959年计划的报告已经发下去了。计委准备从今天开始到6月20日组织全体同志学习这一报告。


1959年计划的内容很丰富,需要学习东西很多。武昌会议时毛主席在《党内通讯》中指示学习两本书。感到在我们的计划工作和经济生活中问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如果不很好的学习,就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去年提倡以虚带实,这就是理沦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没有先进的理沦,就不能很好指导我们的实际行动。去年大跃进,今年大紧张,到底足什么问题?我们要搞1960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正确地回答,没有正确地理解,是搞不好的。


今天我想结合党组的讨沦,李(富春)丰任所讲的精神,根据同志们在学习中提出的问题和我过去想到的问题谈一下。准备讲心里话,讲真话。可能有讲不对的地方,仅是同大家在一起学习一下。所谓“学问”,就是有学又有问,有争又有沦。如果承认有矛盾的存在,就会有争论。争论不是坏事,是好事。最近在委里有不同意见,非常好,用不着大惊小怪,计委工作矛盾很多,如果没有争论,是假象。没有争论对于我们的工作是不利的。有些问题,不可能,。下就争论出哪个对哪个不对,要从实践中来证明。要使我们的思想活泼些,否则,脑子搞空了。去年1年来,许多事情没有很好理解,经过一段实践后,脑子比较清楚一点。相当一个时间是“哲学的贫因”——脑子的贫乏。许多事情似信非信。


1959年计划,我们搞得最早,从去年6月就开始了。从“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到现在整整1年了。1年来,计划订了好几次。北戴河会议确定钢产量为2700至3000万吨;计划会议确定、为3000万吨,下面报3900万吨;武昌会议有些调整,确定为2000万吨;上海会议定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1650万吨。经过订货会议,感到1650万吨还有问题,回来后,李主任向我们布置摸一下1650万吨还有什么问题。经过中央财经小组抓落实,到现在产生出这样一个调整方案一钢产量1300万吨。这还不是正式修改计划。正式计划已经由人代会通过,再修改不好。实际上,发生了变动。按照第一、二季度订货会议的情况,加上对下半年的预计,并把原材料按落实的精神来分配,确定生产水平和基本建设项目。


基本建设项目以前是1200多项目,这是按1800万吨(钢)部署的。现在限额以上项目780个,其它推迟、下马。必须按现在的生产隋况和原材料供应的可能缩短战线。


根据这样的安排,到年底,预计铁能达到2000万吨(如果达不到,就难以保证1300万吨钢);好钢1300万吨(以后统计的时候,要分别好坏钢);钢材900万吨。对其它主要品种也研究了一下,都有所调整。这只是作为一个预计。究竟能完成多少,要看下半年的努力,要看相互关系和平衡结果。


1959年计划的编制和调整过程说明什么呢?说明1959年计划定得偏高,“偏高”——这是对外的说法,实际上是过高。由于过高,今年1月以来,在国民经济中产生许多紧张情况。这些紧张情况,看起来好多是同我们的计划过高有关系。


北戴河会议时,抓人民公社和台湾海峡问题,没有更多地讨论计划问题。到武昌会议时,毛主席就发觉了,提出要从3000万吨(钢)减到2000万吨(钢)。记得那时还提出过15年搞4亿吨(钢)的方案,毛主席一听很惊疑,有什么根据呢?因此,也没有讨论。武昌会议时,毛主席讲的话非常透彻。回来后,作了小的调整,没有大的变动。以后又到了上海会议,经过落实,比原来大有进步。


但是现在的落实指标,能不能有把握地说它是很可靠呢?是否估计得太低了,是否太高了?这个问题还存在,有待于继续研究。


我们原来的计划订得偏高或过高,我们有责任很好地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保证从1960年起,把计划工作逐步搞好。


因为每次的计划是经过我们提上去的,是中央决定问题的根据。而我们的工作是有毛病的,我们综合平衡工作没有做好。


当然,也不能由于现在发生了问题而被吓住,也不能恨天怨地。总的来说,这一段也是难免的。去年全党办工业,全党抓计划,又抓工业,又抓农业,事情很多。而经济工作是比较复杂的,难免不发生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讲的,聪明人碰了钉子就会转过来。事前诸葛亮是圣人,事后诸葛亮是贤人。因此,我们最大的胜利是所知道的这些失败。如果全党同志能够从中学到东西,失败就会变成胜利。我们是综合机关,我们有责任也有可能敏感地认识到这些教训。


为什么我们的计划搞得过高?


1.首先从思想方法来说,基本上是主观同客观的矛盾。过去讲“主观能动性”,但是主观能动性不应超过客观可能性。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讲,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一种是虚假的。只有主观能动性充分反映了客观现实性,主观同客观才会一致。绝不能从主观上想象:下个命令,要必然性听我们的话,必须首先了解它,认识它,然后才能控制它,利用它。由此可见,主观所以能动,正是由于它正确地认识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可能。当这种可能在客观上不存在的时候,那我们的主观就“能动”不了。如果勉强的动,就成了盲动,盲动就造成了被动。被动就是被客观必然性把我们钳制住了,陷入必然性的王国,这样就没有自由。


我们讲思想解放,基本的一条是由必然的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毛主席讲,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值得我们做计划工作的同志很好的学习。钢的指标由2000万吨落到1300万吨就证明了这一点,主观设想的太大,没有很好地进行综合平衡,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客观必然性来进行分析研究。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有勇气负起这个责任,认识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回答问题。回答出问题,就是我们计划工作的胜利。计划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正如毛主席上次所讲的,跃进的形势要求我们做计划工作的同志要多谋善断,要留有余地,不打无准备之战,波浪式的前进;同时还提出善于观察形势,要当机立断。这些问题都是对我们搞经济工作的,也是对搞计划工作的同志讲的。事实上也是个批评。


过去我们的水平低,觉悟还不高。从北戴河会议起,毛主席一面鼓励我们的干劲,另方面同我们的主观片面性作斗争,曾经对我们写的—篇文章提出了批评,认为我们对问题缺少研究,要求我们很好地研究工业。但是,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有了解这个问题的意义。武昌会议时要我们读两本书;计划要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要调整比例关系;革命热情、干劲要和冷、科学分析结合起来。但是,我们觉悟得还不够。上海会议也讲工作方法问题,提出有了总路线没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总路线是搞不好的。北京会议时又讲了形而上学和辩证法问题,要求大家对问题钻进去,充分揭露矛盾,分析矛盾,然后解决矛盾。我们应当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从思想方法上很好地分析和认识现在的紧张情况的根源,如何改善,这样对于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


2.在我们的工作方法上,最大的缺点是在计划工作上没有贯彻群众路线。这一点,在第一个五年做得不好,1958年从现象上来看是贯彻了群众路线,从实际上来看,没有贯彻。从计委来说,每次计划的调整变动,时间很紧,米不及和下面一些同志谈一谈(首先是计委内部的同志),对于如何把大家的智慧组织和发挥出来,认识得不够,大量的事情没有看出来。最后难免“寡断”。


同各部的联系也不那么密切,有时找来,就是决定一下。听一听各部计划司的同志的意见,做得不够。这次搞1960年计划准备同各部计划司和省、市计委挂钩。闭门造车,很难把计划搞得好。


毛主席曾提出,我们到底有没有经验,到底有没有群众路线?经验不能说没有,但是去年以来丢掉了。


只听正面的话,不听反面的话,只听多数人的意见,对少数人的意见注意得不够。从党组来说,我感到对内部对外部在工作方法上是有缺点的。由于这一缺点,使得我们的脑子反映情况不那么充分,矛盾不能明显地暴露出来。搞计划工作,如果没有什么矛盾,就没有文章可作。矛盾是客观存在。


计划工作应该多谋善断。怎样才能多谋,没有大家动脑子想,就谈不到什么多谋。没有多谋,没有暴露出问题就淡不到善断。怎样断法?毛主席常讲,“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计委兼听还不够。凡是同国民经济有关的情况都应该知道。过去对这一点在实践中总是容易忘掉,体会不深。


至于说,计划工作上的一些具体的业务方法,在这一时期也不注意了,什么定额、计算,也不理睬了。


3.除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而外,基本问题是没有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思想,比如《矛盾论》、《实践论》等。


我们在一个时期里,有些回避矛盾,不那么愿意把矛盾揭开。现在看来,国民经济计划的平衡,就是把各方面的矛盾摆开。毛主席讲,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没有矛盾,生命就停止了。现在我们搞来搞去,生产中的矛盾很多,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煤炭问题;基本建设中最大的问题是木材的问题;钢材还不是最突出的问题,当然钢材的品种问题也很大。要注意在什么时候抓什么样的主要矛盾。以后我们有没有可能逐步预见这些矛盾呢?是有可能的。只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客观规律不是不可认识的。


要实践。毛主席很早就预见到搞3000万吨(钢)不行,搞2000万吨,公布1800万吨,但是我们是事后诸葛亮。经过进一步实践之后,才看到各种同题,才退了下来。退,事实上是前进,是压缩空气,达到真正反映客观可能性。落实,因为原来是落空。要密切注意实践。现在看,上半年的“时”不再来,下半年的机不可失。1959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下半年还剩两个季度,要看三、四季度局势的发展;如果认识得好,安排得当,局面可以转变。否则,还会带来损失。


要揭露矛盾分析问题,有了分析才会发现困难。我们的事业这样大,不会没有困难。谈困难当然不是畏惧困难,不是泄气,相反的,只有看到困难,才会产生千方百计。不能把一切成果都归功于力气。医疗有各种各样方法,有气功,但是光靠气功不行,还要靠理疗。而气有鼓足干劲的气,也要有志气。现在的大跃进,也是反映6亿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志愿,在计划工作中,要考虑这一条件;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技术条件,要注意经济中发生的新的问题。什么叫平衡,就是考虑许多矛盾。根据这一教训,注意“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上半年的“机”抓了一些丢了一些,下半年要很好地抓,如果不这样就不能摆脱被动。


所以,离开了《矛盾论》、《实践论>,违背r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思想。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时,毛主席讲要尊重唯物论,要注意辩证法。这在实践运用中,确实要有个过程。钢的指标由2000万吨落到1300万吨就是一个认识过程。


4.计划指标同总路线的关系。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经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取得第。个五年计划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一套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家喻户晓。毛主席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意识形态,“多快好省”是经济基本策略方针。在建设中,“多快好省”4个字是不能分割的。经过去年1年和今年半年的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一它表达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6亿人民的愿望。我们的建设应该搞得快一点,因为我们有许多好条件,有苏联的经验和苏联的帮助。应该思想解放,破除迷信。过去就是迷信外国,迷信“洋”人“洋”物,什么都是“洋”的好。凡是好的都是“洋”的,“土”的就不好。要破除迷信,英国、美国的速度不在话下。这一句话在群众中起了很大的动员作用。


但是,在出现了成绩的时候,不可能不钻进些微生物,一些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也不能不滋长。提倡解放思想,就把一些科学的东西也“放”了,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也给破了,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浮夸。后来又刮起了共产风,不仅农村,城市也刮了。这个风不是无产阶级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如“一平二调三收款”等。有些工厂的生产秩序很不好,出现了大量的废品。过去破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不合理的关系,但是正常的组织领导、经营管理、科学技术等,是不应随便搞掉的。


群众路线同集中领导相结合。有些单位,只有群众路线,没有集中领导。毛主席讲,现在是半无政府的状态,不受政府的约束,绝对自由。每个地方,每个企业都搞自己的规划,不受制约。大家都自由,结果都没有自由。搞大工业,不集中领导不一盘棋怎能行。


总路线不能动摇,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能说不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而要少慢差费。要根据总路线的要求,结合现实的工作,加上一些可能的条件,才能找出一个正确的发展速度。


速度也是波浪式的。总的来说,生产是不断增长的。各个年份条件不同,有高有低。整个国民经济是互相衔接的。要有个比例关系,使每个环节柏互适应。农业比较可以单干,工业是不能单干的,互为条件,不能抽象地想订得越多就越好。具体指标的多少、高低,对于现实估计得如何,是关系到能否正确贯彻总路线的一个大问题。不要迷信地崇拜高指标。


总路线是正确的,它反映了现实,也反映了未来。这就是:(1)社会生产关系改变了;(2)生产大大提高了;(3)-穷二白,但资源丰富,地大物博;(4)党的领导,群众的干劲;(5)中国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包括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甚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这一切都被一年的实践所证明了的。但是这样一个总路线并不能具体回答每一年干什么,还是要注意既积极又可靠,既先进又现实。过去,只提先进,不那么考虑可靠。到底可能不可能,这确实是我们计划机关应该掌握的,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不可能全面地看到是否可能。


要特别注意对物质技术方面的研究分析加以集中地反映。既要考虑干劲、积极性,又要考虑可靠,既要有热,又要有冷。不要以为热是积极的,冷就是消极的,两方面要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我们计划机关来说,就要特别注意“冷”字。共产党员,谁还没有热呢?保守是主观主义,估计不足,也是主观主义。有时是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个苦头。


要全面地考虑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一年来,对人的因素考虑得多,对物的因素考虑得不够。“事在人为”这个话是对的,但是“为”到什么程度?在一定时期,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条件。在天津有个工厂的标语上写。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它把重点放在。想”字上面了,我看应该放在做字上,见物不见人不对,但是见人不见物也不对。


高低不是抽象的,是具体地比较的结果。经济数字百分之百地准不可能,低了高了都应该调整。总之,真正贯彻总路线,就必须很好地分析人的方面、物质技术方面的因素,然后得出一个判断。只有把主观能动性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这样才会体现总路线的要求。偏废了哪一方面,都会带来损失。


5.怎样使1960年计划的编制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毛主席讲,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一种是虚假的。为了把计划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必须很好地区别这两种可能性,其界限就是看:是马列主义的呢还是主观主义的呢?虚假的可能性是主观主义的而不是马列主义的。


可能性,应该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综合地研究。生产大系,是政治因素,要考虑到,如果没有干劲,没仃积极性,其它就淡不到。在个体农民的条件下,生产积极性就不高,现在高了,因为再不是为地主劳动了。要看到下层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这是在学习政治经济学当中所知道的。政治与经济要结合,人与物要结合。人与物结合,物与物、人与人也要结合。我们谈比例关系时,大多是谈物与物的关系,这一个东西搞上去,必须把其它东西相应地搞上去,否则是不可能的。机器光考虑一种不行,还要配件配套;有了设备,还要有厂房;把机器装到房子里,还要考虑有燃料动力;盖房子还要讲究盖在什么地方(厂址选择);一个企业成了套,开动机器,还要考虑人的问题、技术问题。应当承认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比起资本主义大国还是很低的。我们要往上赶。过去我们在某些方面犯了毛病,偏重于下层建筑,偏重于物质技术,算死帐,注意了物的方面,忽视了政治的作用。但是,反过来如果只注意了上层建筑、政治因素,而不注意或忽略了物的方面,同样要犯主观主义错误。这两种倾向都会在经济上造成不利的后果。由于帝国主义还在周围包围着我们,要求我们的建设赶得快一点,如果客观可能做到的,我们不去做,就犯保守主义的错误。如果超越了客观可能,也是错误的。毛主席讲,凡是经过主观努力,能够争取到的,必须争取;男一方面,搞得过火了,也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如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这么长,就要下马,1956年时,规模还不象现在这样大。1956年的主要错误是反冒进,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但是,另一方面,1956年的基本建设和市场的安排,大体上没有多大毛病。总的看来,调整是必要的。那时,毛主席讲,我们的钱只有这么多,材料只有这么多,只有按照可能来办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调整,1957年就不能积蓄力量,1958年跃进就困难。那时讲:“上马容易,下马难。”上马时,大家兴高彩烈;下马,设备、房子停下来了,暂时变成了无效劳动,是不利的。而1959年比1956年还大,现在的基本建设规模比武昌会议时退下来了,但仍是一个很大的规模,由于层层加码。按照计划调整的情况来看,第二个五年如果能够把现在的建设规模充分利用上,就意味着1962年3000万吨钢的水平。现在是个困难,到将来,不利的条件会转化为有利的条件。一配起套,一盖起房子,又可以上去了。周总理讲,我们的基本建设可分4步:1。下马;2。稍息;3。慢步;4。保证一部分,必须快步。


要注意后果。有些后果我们还没有预计到,要很好地分析。现在一是上马,一是下马,毛病不在于下马,在于上马,1956年可能有一部分不该下,但是相当一部分是该下的。劳动力方面,那时工人增加了200多万,而1958年增加2000多万,把农业方面的力量削弱了。在工业方面,劳动生产率下降了,技术水平下降了。某些产品的不足和市场的紧张,都同这些有关。准备减下1000万人,不这样就不能缓和市场供应。


计划控制得不好,订得大。过去是控制得过严,花多少钱都经过上面,可是一“放”,就搞了2000多万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我们这样,几乎等于10几个阿尔巴尼亚。盲目性很大,过之而无不及。对这一点如果认识得很深刻,就是个很大的胜利。经过实践,1960年有可能钻进去。过去打仗也是碰了多少年。


6、“唯条件论”问题。我们在分析物质技术条件时,曾提出了这一问题。本来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过去报上发表过这一类文章,叫反对“条件论”。政治是条件,经济也是条件,我们搞计划业务,只注意政治条件,不注意经济条件,或只注意经济条件,不注意政治条件都是不对的。反过来,如果否定“唯条件论”,是否可以搞“无条件论”呢?我看这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讲究时间、地点、条件,这是不能修改的。有没有脱离时间、条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呢?现在还没有想到。上次到天津去,同—个基层干部淡话,他总是先谈干劲如何,不敢提什么条件,怕上面批评他。我说提吧,后来空气就不同了,提出了一些问题。在同人家谈话时,不要怕人家提条件,而是让人家提,而且越提彻底没有遗漏越好。


毛主席过去讲,政治和经济互为条件,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对立起来,—是基础,一堤上层建筑。世界上任何事物(经济也在内)的发展变化都是有条件的。要发展什么,增加什么,如果不讲条件,就变成了主观主义唯心主义。


在中央书记处讨论1959年计划时,周总理也讲到这一点,去年大跃进,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是许多同志不那么注意考虑时间、地点、条件了。不能把5年办的事情想在1年一下办完。机械工业生产还要有个周期,大机器。小机器,分别制造3:4、5、8个月,而各方面要凑起来,相互适应,安排好,时间可以缩短,安排不好,时间就延长。技术工人的训练,也要经过一定的时间。


7、计划指标过高,是主观主义的表现。记得在延安整顿三风①时讲,粗枝大叶是主观主义的表现,而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对这一点应该严肃地认识。为什么搞高了,基本上在以下3个方面,估计得不切合实际。


第一,对现仃的生产能力估计的过高了。实际证明,没有那么多(冶金,机械等)。所以,在搞1960年计划时,每个局都要和部里很好地研究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同时,对于能力也不要孤立地看,如冶炼能力,不能孤立地看高炉、平炉、转炉的能力,也要看矿山、运输、炼焦的能力怎样。机械工业到底有多大能力,也要摸清。发电设备,当时有的同志说搞下了那么多,而大多数同志讲还是可能的。景林同志就有怀疑。每个局都应该敢于说行或不行,要针对客观事实大胆讲话,否则,我们的机关就沉默下去了。不能争取事先诸葛亮,但是如果不暴露矛盾,把道理讲清,可以争取做到事后诸葛亮。


第二,对新增生产能力估计得过快。最初考虑30%靠新增的生产能力,而第一个五年不过是10%左右。陈云同志讲了这一点后,毛主席很感兴趣。现在证明靠这么多的新增能力是不行的。


第三,关于小土群。各部对小土群寄于很大的希望,现在看起来,。小土群”,全民办工业,这样干下去,农民都米办工业,资金、劳动力,手工业都搞过来,而国营企业又停工,就有很大的矛盾。


农业,去年确实大跃进,也确实丰收了。原来估计粮食7000多亿斤,现在证明没有那么多,毛主席估计只有4700至4800亿斤。要核实。由于高估,也造成了浪费。粮食收来后,三顿干饭,放开肚皮吃。大办钢铁时,粮食到处吃,到处丢。密植太多太密也浪费了·些种子。由于高估,“顶其虚名,而收实祸”。


有了这样一个痛苦的经验就会好了。毛主席讲,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


必须从现在起注意明年农、业问题,现在周总理直接抓农业,准备多搞一点农业机械和化肥。整个农业在10年内分3段解决:4年小解决,7年中解决,10年大解决。农业并没有过关。农业不象我们想的那样简单。


工业的两条腿走路和大中小不变,但是以大为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以大工业为纲的。在考虑速度的时候,仅仅考虑小高炉是不行的。要注意不断地平衡。去年的1100多万吨钢里面,有3个组成部分:(1)主力还是大洋炉(1957年的)530万吨;(2)1958年新增的洋炉300万吨;(3)小土群200多万吨。今年土钢的比重占得很小了。现在为了达到1300万吨,要考虑如何把平转炉提高上去;其次使转炉和高炉过关。基本上靠现有能力。


在搞1959年计划的当时,也有许多因素预料不到。第四季度是大搞钢铁的高潮,武昌会议是12月底开的,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心中还没有底。对于1100万吨(钢)没有调查研究。当时也意识到一些新的问题,没有时间进行研究。今年3月,重工局和统计局联合整理了一个关于钢铁工业的资料。这次搞1960年计划时,希望把每个行业的情况都要摸一下:第一个五年如何,1958年如何。资料搞出来,可以互相通气,暴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这一点过去注意得不够,现在要补课。


矛盾不能掩盖,不能逃避。因此,在考虑明年计划时,首先要下一番苦功夫把现有生产能力计算一下。现在安排的基本建设,大部分是为了明年,要把现有能力同明年新增能力合起来,来考虑明年的速度,尽可能做得比较准确些。各个行业里,起决定作用的是重点企业。要搞得水落石出,避免虚假。有些同志设想,定得高一点达不到也不要紧。如果差得太远,掉下来影响很大。


李富春同志讲,什么叫大跃进?是否一定要翻一番?工业每年25%的速度就是大跃进(第一个五年的平均速度19.2%)。


虚和实。只抽象地务虚不结合实际不行,要以虚带实,以实务虚。。虚”不要形成空虚,不切合实际。太虚,就形成了《红楼梦》里的“太虚幻境”,贾宝玉做梦,从无到有,从有到无,似真非真,真假难辨,似有似无。


能够自我批评,把问题搞清,就是个很大的胜利。这是千百万人的大事。要经过实践。革命战争也是经过了几十年,到。七大”才有了完整的经验。有了经验,战争的进展就快了;经济建设也是这样,有了经验,就会走快的。


8. 大跃进和按比例的发展问题。大跃进基本上是好的。但出现许多新问题,发生了比例失调。这个问题,在武昌会议上就指出了在安排1959年计划时注意调整比例关系。总的来说,大跃进同按比例不能对立起来。要大跃进必须按比例,不按比例就不能大跃进。


这一问题,实质上是速度和比例的关系。按总路线的要求,每年到底能增长多大的幅度?我们定第二个五年钢的水平1000万吨,五年计划1958年一年就完成了。但去年好钢是800万吨(重工局说740万吨)。根据李富春同志讲,每年25%的速度就是大跃进。速度不能离开客观基础。根据8个多月来的情况看,我们没有掌握到这个底,要逐步掌握到。


1958年是展开了大跃进的局面,全国人民确实鼓足了干劲。如果加以具体分析,问题也确实不少,要更好的抓住问题的本质,很好的研究,可以回答些问题。这样1958年的经验,会更加全面(正面与反面的)地吸取,以争取今后既大跃进又按比例。


今年要调整比例,保证跃进,速度自然不象去年那样高,不仅注意数量,而且注意质量。1958年把不合格的钢刨除是740万吨,去年有些转炉不转。基本建设,按1958年跃进铺开,就会是许多。克啷猪一老也长不大,要算一下这些“克啷猪”什么时候能填满。比例关系调整得好,失调可以逐渐缩小,否则会逐渐扩大。不能叫一个行业过分突出。


9. 多、快、好、省之间的矛盾问题。多、快、好、省是个统一整体,当然也有矛盾。去年第四季度以来,产品质量相当地下降,特别是钢铁质量问题最大。就是说,只注意了多、快,忽视了好、省。铁变不成钢。铁分3种。含硫不超过0.2是合格铁,但国际标准没有o1以上的。但如这样定,合格率更低了。同时,又有合用铁,即0.3至0.4的铁,到底能不能用?其它煤炭、水泥等产品质量也有些很不好的,出国后又被退回,影响国际信誉。5月份以来,中央也大抓质量问题。当然质量也有些复杂技术问题,不是一下能解决的。总路线的多、快、好、省是统一的,如果没有好、省,多、快也不是真正的多、快。有些单位只追求多、快,似乎生产只是为了献礼。基本建设项目,搞好多,究竟什么时候能投入生产,不摸底。只要是好东西,成本大一点,一个顶一个。价廉物美,不能价不廉物又不美,宁可价不廉物要美。高炉小,风不多,焦炭用得多,铁含硫高,就象人身得瘤病一样的不得了。炼焦煤必须经过洗选。如果用的焦炭少,降低含硫,铁的质量可提高。


多、快、好、省关系到各个方面。如工业布局的合理与否,也决定能不能多、快、好、省。去年工业遍地开花,把原材料吃光了,劳动力、运输力都占用上。天天喊执行总路线,实际上执行一半甚至没有执行。质量不好到底是不是多快好省?质量不好就是最大的浪费。地区分布谁先谁后,应当有个排队。我们就是这么多材料,如果用得好,明年的项目都能投入了生产,迅速发挥作用;否则,不适当的多搞,许多项目都不能投入生产,实际上是又慢又差又费。以后,在设计上也要分清好坏,不能混在一块。


体制也同多、快、好、省有关系。条块应该统一起来。两放②有好的一面,但是也放了些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把原来好的东西也放掉了。体制下放,有积极作用,但是有些企业不一定全是地方性的,是为全国服务的。同时不仅中央往省下放,省又放到专区,专区放到县,县放到社。有些现象,同多快好省有矛盾。商业也下放了。


总路线是速度问题,也包括质量。


10.需要同可能问题。过去常讲需要同可能,大跃进以来,。可能”讲得少了。两者都应该兼顾。只讲可能不讲需要是错误的,保守的,反过来,只讲需要不讲可能,也会犯盲目性的错误。


需要是无限的,无止境的,但是能满足多大程度?要考虑可能,不能设想要多少就能搞多少。


要把需要同可能加以平衡。需要多少,最大需要多少?可能多少,最大可能多少?如果材料就这么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不能保证最大需要。不能一步登天,走路要一步一步,这是常情。去年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主观主义。听数字也是听高不听低。热情积极性是需要的,但是作为计划机关就不能一个劲地跟着这样热下去,要冷一些。注意科学的方法。过去也有点不敢讲“可能”、“可靠”,就怕有“保守”的嫌关于学习1959年计划调整问题的报告501疑,现在看起来,“保守”是留有余地,总不能把国家储备叫作保守,“保守”还是有油水的。


11.计划方法问题(拟放在后面讲)。


12.研究苏联的经验与总结自己的经验问题。总的说,苏联40年经验,有了一套经验,我们还没有一套。当然它也有缺点,它在掌握了物质技术之后,对于政治,对于并举,群众路线方面,注意得较差。但无论怎样,还是10个指头中的1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在群众路线、政治挂帅等方面,假定比他强,但在掌握有计划按比例注意科学技术方面似乎比他差的。去年有—阵,似乎觉得苏联那一套什么都不如我们。因此今后还必须继续学习。有些技术上的东西,本来,已经得到了苏联的资料,但是放在那里,非要自己搞一套。气势太高,不可一势,这样对自己没有好处。孔明挥泪斩马谡,马骄傲,不听王平意见,把一个阵地失掉,调度失灵,后来,按兵法斩了。孔明当时还记得刘备临死时讲:马言过其实,不可重用,志大才疏。我们去年是否有马谡的味道呢?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自己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验的基础上加上很好的学习苏联的经验,就会搞得更好。今后,不要忽视苏联的经验,不要忽视自己的笫一个五年(计划)经验。过去的生产基建,经济生活基本上比较稳定。要做到在稳定中不保守,跃进中注意比例。老路不能完全否定,新路不能完全肯定,要从这两方面找出正确道路。


不能完全排除苏联的经验,当然它有失败的经验,就是这些,对于我们也是有积极作用的。它已经走过的弯路,我们可以不再去走。


有些问题,是有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但是一些技术经验,管理经验不能否定。


13.1958年大跃进经验的总结问题。


在学习中,有人对1958年大跃进提出应当怎样估计?这在武昌会议上已经作了估计。当然毛主席在南宁、成都会议上讲过,总路线要经过几年、10年20年来证明它。大跃进中的失调,是个发展过程。所以能大跃进,主要由于总路线深入人心,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工人干劲确实很足。“共产党说到那里,我们干到那里”,虽出事故,也是前仆后继的干。工业是大家办,过去少数人办,冷冷清清。既然要群众路线,不叫群众干,怎能群众路线?虽然统计数字有不准确,无论怎样也会高于第一个五年的平均速度19%。


人民公社也是个大的变革,虽有问题,但也很难经过七八个月一下搞好。总要经过三年五年。


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是跃进的。


所以要从两方面看,主要的方面是正确的,这是应当肯定的。


但是也应当承认大跃进中产生许多新的矛盾,比例失调,走得太远了些。每个行业里都有很多问题。钢的质量、钢材的质量、品种都有问题,铁变不成钢,钢变不成材,材不易成器,机械工业也跃进,造好多东西,干许多大的东西,但在制造能力和技术上不相适应,由于它造不出大的东西,也很难解决轧钢设备和解决钢材品种问题。动力工业和交通运输赶不上。从国民经济内部来看有4大部门:(1)采掘;(2)加工;(3)交通运输;(4)农业。有长线短线。


机械工业,造了好多主机,配不上套。准备请机械局算算账。


原材料工业同加工业之间也不平衡。有些产品试制成功还不能大量生产,如“东风窑”到底行不行?试制结果应有个交代。


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同原材料供应不相适应,应缩短战线。要很好注意后备。上马容易下马难,仓库出货容易进货难,工人招来容易遣散难,工资增加容易减少难。明年计划要考虑,对薄弱环节、长短线之间进一步调整。既然要有计划按比例,就必须这样老老实实的去做。


14.今年1至5月生产与建设实践的研究、分析、总结,对于更好的指导下半年(工作),正确安排1960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是非常重要的。这项工作,计委、统计局,要配合搞一下。


上半年除了少数产品外,大部分未完成计划。所以完不成,开始讲是松劲问题,后来感到是指标过高了。当然也不能完全推之于客观上。


影响较大的是工业两个元帅。一季度钢材153万吨,分配的更少了。第二季度260万吨,分配按250万吨。1至5月实际日产还未超过2万吨,既按2万吨,下半年还必须增加180万吨,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对其它各行各业也都要算一下。首先煤炭,第一季度是完成计划的,装车数也完成了,但是也有问题,第一季度的完成包含些不正常的因素,第一季度的煤的掘进搞少了。运输方面,短途运输占的比重较大,煤平均运40公里,运木材平均1000公里。同运什么有关。


机械工业,按计划口径,11万吨,订货×万吨,材料供应不上。材料利用率也比往年低。材料不全。


总的看,在国民经济出现了紧张的局面:


(1) 粮食由于高估了,有些浪费。


(2) 衣业战线有些条件比去年还差,排灌设备不够,肥料不够,劳动力不足,运输力不足。最近毛主席亲自抓工业支援农业,然后农业支援工业。农业机械要4年小解决、7年中解决,10年大解决。工农业并举,由于工业搞多了,基建搞多了,实际挤了农业。毛主席讲,搞工业的人离开了农业。


(3) 在工业方面,工人干劲还是足的,但是生活有些困难。同时由于生产任务大,设备负荷很高,百分之百以上;许多设备不能及时检修,“轻伤不下火线”,但“重伤”也没有医院去治。


(4) 材料不足,库存空虚。


(5) 质量下降。


(6) 雨季准备不足。有些地方由于大雨,交通不通,没仃煤。


三季度生产也会有很多困难。二季度的产值还比第一季度下降了。四季度会好些。


(7)交通运输紧张,特别是短途运输紧张。


(8)市场紧张。穿衣问题不大,鞋子紧张,女同志都参加工作了,没人做鞋。吃的东西紧张。这些并不难解决。有40亿购买力平衡不了,经过调整,采取措施,有20亿左右。


(9)基本建设战线太长,要缩短。缩短不要泄气,要向大家说清。


(10)储备。不管怎样紧张,如果有大量储备也好办,但是储备不足。所有这些,将在秋后有所好转。


(11)生产与维修要搞好。


(12)计算生产水平要全面,缺一不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煤,饭做不出来。


(13)对于速度问题,要考虑经常的因素和临时因素,如去年收废钢铁300万吨,今年能不能有这些?去年进口150多万吨钢材,今年是没有这些。煤炭增加许多,但是吃了老本,老本不能经常吃掉。所以生产稳定下来是很主要的。


15. 波浪式前进问题。波浪式原因很多,从钢铁方面可以基本回答。以钢为纲的基本问题,是解决钢材问题,小高炉占很多,今年不同,土钢也少了。去年有770万吨钢材,做什么用了,要有个统计,不然没有底。考虑数量、品种、质量、生产与运输,加以平衡的结果,表现了波浪式(或马鞍型),波浪式是存在的。明年又如何?所以跃进是事实,但阵地未巩固。在考虑明年时,要考虑现在阵地巩固到什么程度,对明年仃好处。


16. 机械工业,原材料数量与品种问题。有了材料,没有设备,制造能力的平衡问题,这个底要摸一下。


17. 以钢为纲全面跃进、重点与一般的问题。以钢为纲,纲要举,目要张。有了钢才有了原材料,其它才能上去。在执行中,反映出对以钢为纲的了解不一致。似乎以钢为纲,“纲”就可以不管其它,其它过分让路,“目”怎么能够张。重点与一般,没有重点就没有一般;但没有一般,怎能有重点?“一般”、“目”必须补上去。


18. 每年新增能力究竟有多少?过去统计局计算一般10%左右。公报上讲,去年全国投入生产的项目有700多,后来一查有500多。要摸一下。今年依靠当年新增能力按调整的情况看,也是10%左右。要具体摸一下:项目分类、安排力量、技术力量怎样,要算一下。


19. 物资后备,要留有余地。在大跃进中,后备少了,钢材50万吨左右,去年后备少了几十万吨。生产安排,要发挥潜力,但应当留有余地。文艺、演戏都留有余地。


搞第—个五年计划去苏联时,斯大林还未死,就向我们讲留有余地。1956年的跃进,就是由于有了1955年的丰收和后备。所以后备问题是个重要教训,有备无患,有实无窄。


20. 要心中有数。去年职工人数,报给中央的数和实际增加数相差很大。要算账,算账派是不满方面的,但是当权派不算账危险很大。过去,听说列宁讲,社会主义就是计算;如果普通人说,那又是。算账派”了。“计划委员会”,“计”为计算,“划”为筹划,搞米搞去,还要找来大量“算账派”来算。我现在也感到,不能光虚,通过算账,才能合乎实际。统计局搞统计,计委搞指标,都要算账。世界上就是物质,有量有质,经济上要算账,军事上要算账。浪漫主义才是2x2-5,而现实主义是2x2=4。


21. 物质分配的体制和管理制度问题。条块有争论。一杆子到底,地方反对,各部拥护。到底怎样好,要研究,搞得好些。否则,生产、建设受影响。


22. 政治与业务——红与专问题。周总理接见一个矿工出身的在国家机关工作20多年的一个外宾时说,我们的部长们多数是“红”而不“专”。部长真正由企业里来的不多。我们搞计划的也是在总理所讲的红而不专的范围之内。不能当空头政治家,要钻业务。这两方面不能对立起来,应该统一起来。不能只红而不会业务。这就是说,必须把政治工作、群众工作与业务工作结合起来。


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的结合问题。一个大厂,没有统—领导怎能行!积极性要发挥,也要避免盲目性,没有这些条件,计划管理就是空的。


23、“保守”与过火问题。要做到既不保守又不过火。这两方面的经验我们都有了。


24、计划工作的群众路线,也同其它工作同样的重要。没有群众路线就没有千方百讣,集思广益。我们的计划应把千百万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反映出米。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但有了积极性,还必须加上先进的科学技术。物质条件。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也不是抽象的概念,必须同具体的物质技术条件结合起来。必须具体反映物质实际,画上可以画一人用双手把高山劈开,但是,实际上必须干劲加上物质技术。


25、劳动、工资、劳动生产率问题。今年增加这些人,明年怎么办?计件工资要考虑。“刮共产风”,。取消资产阶级法权一,这些都要研究。


26、大中小问题。要有个主力,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是大工业,要有骨干,以大为纲,不能把重点放在小高炉上。去年各地都搞小土群。


27、指标的高低,上马下马、泄气问题。上马劲头很足,下马是否要泄气?不能单纯追求高。如果高切合实际,下马会泄气,但不切合实际,应当下米,要向群众交代清楚。生产指标如果不落实,群众怎么努力也完不成,倒是容易泄气;切合实际,完成了计划,就不会泄气。“气”,要看什么气,有的气要有空气压缩机一,武昌会议(钢]由3000万吨压到2000万吨。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深刻,务虚不务实,结果务了窄,“孙悟窄”。


28、虚与实。虚不离实,实不离虚。斯大林讲,要学会以完备的知识运用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律,我们的知识还不完备。社会主义,恩格斯讲从空想到科学,我们一年来是从科学到空想。要加强理论学习,没有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


29、为什么写不好文章?基本原因是把问题没有摸透。没有抓住根本矛盾。现在能不能写出好文章?有可能。要充分暴露出矛盾,为什么没有搞好?要找出经验教训。


计委准备用下半年这个时间总结几条。如果大家都动手,就要在未动手之前,辩论一番,就会有内容。当然文章的技巧安排是个问题,但基本上是内容。要求各局整理些资料,大家都看,可以提出反面意见。重工局专门搞钢材的资料,抓品种与质量,分析去年今年情况。同时,重工局还要提出搞1000万吨钢需要什么条件。每个局都要搞这样的材料。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这是经验之谈。


不要一下就要求搞出成品,甚至也可以半成品或初步资料。资料搞得好会起很大作用。


两本书,要很好读。


昨天讲了,最大的胜利是所知道的这些失败,失败为成功之母,但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失败而是成功。要很好的总结这些经验,这是个很大的代价换来的。吃了豆子拉豆子不行,要消化它。毛主席的话是指全党来说,没有经验碰了钉子才能转过来;坏事就会变成好事。


1956年的经验也要联系起来。反冒进挫伤了群众积极性是不对的,但1956年作了调整是必要的。那时虽犯了错误,但是作了控制,积蓄了力量,没有这一点,1958年很难大跃进。


对这些经验过程,要研究、总结、议论。学习为了工作,工作也是学习。关于学习问题,李富春主任批了几句:“应放手发动大家展开批评、辩论;以虚带实。”我认为这样讨论是正常的,必要的。应该有不同意见,这样才会交锋,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写的文章还要改三、四道,出版了的东西还要更正呢。要毫无顾虑。


现在大字报又不见了。要勇敢。有意见不讲,无非是“五怕”③,个人患得患失。要有个新东西,开始不晓得多少人反对。


大家谈,以后象今天这样的四级干部会开它一两次,思想要活泼起来,空气要活泼起来。在我们这个会上,有什么讲什么,不要到外面去讲,免起副作用。


计划方法问题以后再谈。


我个人,也学习了,但一些问题未经过整理,仅作为个人学习感想和意见,有错误请批评。抛砖引玉,每人都可以想几条,可以写文章。


(1959年8月29日印)


注:


①延安整顿三风,指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延安整风。


②两放,指中共中央1958年6月2日《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中提出的轻工业部门所属单位除4个特殊纸厂和1个铜网厂外全部下放、重工业部门所属单位大部分下放。


③五怕,指怕罢官、杀头、坐牢、老婆离婚、开除党籍。


http://www.htqly.org/index/info/shuji_info/pid/3867/id/5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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