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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文革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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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新手上路


  “三年自然灾害”以后,农业生产逐步有些恢复,城市生活的紧张情况也得到了缓解。但是好比一个人生了一场大病,刚刚恢复时,是没有精神的,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有健康的生活。所以60年代就感觉到一种迷茫的情绪,要不要做事情,能不能做事情?有的事情想要做也不敢做,怕越做越多错误。大家讲话也非常谨慎,不谈国事,更不谈世界。想不到到了1966年下半年,又开始了一场新的大动乱——一场人为创造的、自上而下指导的大动乱。
  文化大革命发生前夕,我们这些在政府机构工作的人员,每天奉命准时上班,上班就学习政治文件。有一天,学习空气特别严肃,学习什么呢?学习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这篇社论实际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篇社论中大骂两种人:一种是教授,一种是工程师。第二天,继续学习社论,也是如此,继续骂教授,骂工程师。这是要干什么呢?大家惶惶如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到第三天,这个社论的口气就转变了,不再骂教授,不再骂工程师了。骂什么呢?骂“反动学术权威”。隔了若干天以后,才有人告诉我说,由于《人民日报》反对、大骂、攻击教授和工程师,引起国际上的强烈的不安和反对。所以第三天的社论口气就改掉了,改为“反动学术权威”——实际指的还是教授和工程师。既然“学术权威”是“反动”的,那中国政府加以反对,国际社会就不好批评了。后来,这个反对的对象改变了,重点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了,重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当时,坏人被清楚地归纳成“地富反坏右”,即“黑五类”。这个时候呢,“黑五类”的构成有所改变,因为地主都被打倒了,“走资派”就变成第一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头一两年,我还是继续准时上班、学习,但不做任何业务工作了。下午很早就下班回家休息了,没有事情好做,只感觉到惶惶如也。大概到第三年,情况就越来越紧张了,开始设置“牛棚”。这个牛棚是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我们单位有三间大屋子,原来是汽车库房,就把这三间汽车库房收拾一下,放了很多张床,就成了“牛棚”,把“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等多种坏分子,都关押在这个地方,不许他们住在家里。住在里面,每天学习,每天劳动。我是属于“反动学术权威”,所以也搬进去了。在我们单位,我们单位的领导吴玉章、胡愈之没有被关到这里面。第三位是秘书长叶籁士,是“走资派”就被关在这里面了。“反动学术权威”呢,包括倪海曙、林汉达和我三个人。此外,我们单位当时七十几个人,其中被划为“黑帮”的有二十几个,这些人全部被关在这个“牛棚”里。
  “牛棚”的生活大概是这样,上午主要学习《毛主席语录》。这本语录大概是中央文革小组发下来,可以说是一种高级的语录,是油印的,字很大——有点像四号字这样子。大本的,有好多本,不是一本两本。主要是自学,自己看,不许做笔记,也不能带回家,看完之后要上交。学这个《毛主席语录》,倒的确使我开了眼界了,让我知道了很多外面不知道的毛主席的讲话。
  除了学习,还得劳动。劳动就是去扫地、拔草、搬垃圾,诸如此类的劳动,不算很重。每天吃饭都得排队,无论早饭、中饭,还是晚饭。因为我们是“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所以要让其他人排在前面,让他们先打饭。住在“牛棚”里,起初管理比较松,每个礼拜六可以回家住,礼拜天上午再回到“牛棚”。但是回家是有任务的,什么任务呢?继续“破四旧”。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把“破四旧”作为一个重点工作。那时我住在沙滩后街,这里住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文改会的人没有什么增加,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其相关的人,越来越多。“破四旧”的时候是雷厉风行的,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而且不断听大报告。报告中表扬有些“破四旧”做得好的,就是把家里面的旧的东西都清除掉。所有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有关联的东西,包括从前的文凭、证件、大学聘书、照片,都要烧掉。有的人甚至把祖上传下来的家具也拿来砸掉。不许留外币、白银、黄金,等等。旧的线装书也是“四旧”。我以前把很多书放在单位的一个小房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我们是“黑帮”,就不能去办公了,办公室就不能再放东西。于是我们的书也只好出售。起初出售,价格还是不错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这些“黑帮”的工资就减少下来,起初大概是减掉一半,后来越减越少,最后减到我一个月只有35块钱。这35块钱还得扣除需要上交的各种费用——具体我记不清楚,反正是没有钱吃饭了。我奉命“破四旧”,把从前的文凭、奖状、奖章以及有关资本主义的著作,一样一样都毁掉。有很大的炉子,把这些旧书烧掉。我的太太张允和,她是搞历史的,她有一部《二十四史》,就卖给了旧书店——旧书店的人到我们大院里一家一家地收旧书,一部《二十四史》卖了多少钱呢?卖14块人民币。收旧书的人已经很客气了,否则要论斤称,大概只能给7块钱也卖不上。
  当时旧书店的人可以随便跑到你家里来,随意看你的旧东西,“破四旧”嘛。他看到我有一部《大英百科全书》,就说:“你这个也是‘四旧’呵。”我说:“好,这是‘四旧’。”我笑笑。这个旧书店的人对我们还是友好的,他说:“你这个书呵,倒有人要,我给你联系一下,假如能够卖掉呢,你还可以拿几个钱,否则‘破四旧’都烧掉了或丢掉了,也很可惜的。”我就说好。不久呢,他告诉我,有一所学校或是图书馆,要这个书,而且给的钱并不少,500元人民币。当时500元是一个大数目,而我们那个时候正好缺少钱用。我说好,就卖给他们了。500元人民币,这是“破四旧”能卖掉的东西中价格最高的了。
  张允和喜欢昆曲,她拍了很多昆曲照片。同时我们家里还存有很多老照片,虽然数目不多,可是保留了一些古代的东西,比如我很小时候跟我父母在一起拍的照片、张允和小时候的照片、张允和父母的照片。这些我们不舍得“破”。不舍得“破”不行,形势越来越紧张,已经有人因“破四旧”不彻底,而变成斗争对象了。被斗争之后,那“破”起来是更厉害了。
  “破四旧”的时候,我们这些被点名的“黑帮”,已经不敢随便出去看朋友了。我家里除了我的书,还有朋友的书。朋友的书怎么办呢?我随便把它“破”掉了,将来没有办法还人家。其中有一部书,是林汉达借给我的,《世界美术全集》,都是世界名画的照片,这部书是很名贵的。我想这部书若被我搞掉了,我对不住他,我还是先还给他。一打听呢,他们家因为孤零零住在他自己买的房子里,暂时还没有事——我们家那一带“破四旧”闹得很厉害。于是我就在晚上想办法偷偷带了这部书去还他。我还书回来,觉得心里踏实了,做了一件好事情。想不到,第二天,造反派就到了他们家。林汉达是我们单位的,可是他的儿子或是什么人是另外一个单位的,而这个单位好像跟一个家具厂有关系,大概是这个工厂里的人来“破四旧”。所以说,当时你自己不“破”呢,造反派就会跑到你家里来帮你“破”。这些人到他家里“破四旧”,一翻翻到这一部书,哈,这还了得,把“黄色书籍”藏在家里!他们就把这部书带走了,“破”掉了。更意想不到的是,隔了一两天,由于隐藏“黄色书籍”,那个单位把他抓去开斗争会。这样,我就很后悔了。因为我们单位的造反派到我家里来“破四旧”时,他们搜查的都是中文书,看到外文书,一概不动。所以我家里的外文书一本都没有动,有许多洋文书我还保留了下来。而他因为这本书却吃了苦头。据说,拉他去斗争的时候,让他向群众下跪,跪着交代。
  我们的亲戚朋友家,几乎没有一家不被造反派“破四旧”的。比如沈从文家,他的书是特别多,就被搞光了。书搞光后,就把沈从文一家集中在他们以前存书的一间小房间里,一家人住在原来的小书房里。
  还有袁二姐家。袁二姐名字叫敏宣。这个袁敏宣昆曲唱得非常好,受过很好的教育。虽然没有大学毕业,她进过大学,会英文、德文,昆曲唱得特别好,会画画、会写字,真是一个女才子。以前的惯例,有才能的女子结婚之后是不工作的。她跟张允和都在昆曲研习社,是好朋友,好搭档。她的丈夫叫胡仙洲,很有钱。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她的邻居有一个小学校长,不多几天就自杀了。这是他们胡同里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她不知道怎么办,就到我们家来,问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那个人要自杀?因为报上这些文章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呀,对她毫无影响。
  这个时候全国都停下来不做工作,除了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及极少数地方之外,其他学校、研究所、政府机关统统停下来不做工作了。这是全世界没有的。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下命令叫全国停下来不做工作,这是前无古人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即使想读书无法安心,研究工作根本不能做,虽然时间还是有的,做研究工作就很困难了。比如说,北京图书馆——当时在北海旁边,这个时候借书就有困难了。我们家在沙滩,跟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很近,我常常散步就去那边借书。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里借书就紧张了,有限制。只能借你专业的书,别的专业的书不能借。比如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只能借语言学的书。有一次我去借一本莎士比亚的书,叫作《威尼斯商人》,很有名的,英文叫Merchant of Venice。这本书是用英国的所谓“基本英语”写的,“基本英语”里就没有“Merchant”这个词,就用“Trader”这个词代替“Merchant”。我要借这本书,图书馆说不能借,你是语言学专业,这本书是文学的。我只好解释我为什么要借这本书呢。我说,这本书是用基本英语写的,我是研究基本汉语的,想要参考基本英语的一些特点。我告诉他,基本英语里没有“Merchant”这个字,所以改用了“Trader”,这就说明它不是普通的文学书,它是跟语言学有关系的。我好不容易跟他讲了半天,他总算给我面子,借给我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想做学术研究,已经受很大的限制了。
  后来我就明白了,从“反右”开始,是一步一步压制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策略叫“利用、限制、改造”。限制就是这样子:不许你随便做研究工作;不许你写文章;不许你藏书——不许你藏外国的书,也不许你藏古代的书。诸如此类都是限制。“破四旧”当中,特别在我们这种单位里,主要是破知识的“四旧”,毁掉你的书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不办公了,研究也不能做了,而且情绪也很不安定,每天都好像是在大风大浪中。因此我空闲下来,同张允和去看看袁二姐。
  袁二姐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跟她聊天是非常有趣。在她家里聊天时,胡仙洲不太参与我们的谈话。每天六点钟吃了晚饭——我们吃晚饭都很早——之后,我们就到景山公园去散步,胡仙洲也去散步,所以我们就成了散步的朋友了。散步的时候还碰到另外一个朋友,这个人是一个工程师,曾在欧洲读书的。可是这个时候,他衣服穿得非常土,一身土样子,生活习惯也很土,显得非常有趣。比如说,我们在公园里散步,累了就在椅子上坐会。他不坐椅子,而蹲在地上——不是坐在地上,是蹲下来,拿一条腿蜷着,另一条腿站着,这有点像公园里的仙鹤。仙鹤休息的时候,把一条腿弯起来,藏到羽毛里,只用一条腿站着。后来我注意到,北京乡下的很多人也是这样休息的:不坐地上,因为地上很脏;也不坐凳子,从小家里不一定有凳子。你怎么也看不出,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工程师。在这个无心做事、无事可做的短暂时期,每天跟胡仙洲以及这一位看起来土里土气的高级工程师在一起,在景山公园散步休息,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胡仙洲也是一个工程师,而且他的知识非常广博。他看的主要都是德文书,每次他读到一些趣闻,就讲给我们听。比如,印度尼西亚蛇很多,有种蛇喜欢吃猪,一只小猪蛇一口就吞进去了。那么怎么办呢?农民就把一只小猪放在木棍做的笼子里,蛇进去之后,把小猪吞到肚子里,蛇的肚子就变得非常大。蛇头可以从这个笼子里钻出来了,但肚子却钻不出来,怎样扭动不行,也缩不回去。于是主人第二天就能将这条蛇抓到,将小猪从蛇肚子里剖出来——当然死掉了,但是照样可以吃。这是一种捉蛇的方法。后来方法更进步了。农民知道蛇喜欢吃鸡蛋,就做了许多木头的“鸡蛋”——将打碎的鸡蛋涂在木头上,放在笼子里。蛇进去了就吃鸡蛋,贪心不足拼命吃,它的肚子就涨大了,跑不出来了。而且蛇吞了这些“鸡蛋”在肚子里,就想把它绞碎,但木头鸡蛋怎么绞绞不碎,结果蛇就胀死了。用这个方法捉蛇更方便。
  印尼这个地方,鳄鱼很多,而且鳄鱼吃小孩、吃狗、吃鸡。鳄鱼有个奇怪的习惯,它在哪里上岸呢,也从哪里下水。它经过的地方痕迹是很清楚的。于是,农民就等这个鳄鱼上岸,在它要经过的地方插上锋利的小刀。鳄鱼上岸偷吃了鸡之后,回去还从原来这条路上走,结果肚子就被划开了,还没有到水边呢,鳄鱼就死了。当地人用这种方法来捉鳄鱼。
  每天傍晚,我们在景山公园谈得非常开心,不谈政治,不谈文化大革命。外面文化大革命是闹得越来越厉害,我们不谈,我们谈一些有趣的事情。
  可是好景不长,造反派越闹越厉害了。造反派就到胡仙洲、袁二姐家去造反了。这个造反的具体情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只是听到他们家发生了大问题,不敢再去看他们了,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形势也紧张起来了。后来才知道,当时造反派到他们家,把所有东西,能打烂的打烂,值钱的都拿走。造反派怀疑他们地板下藏了好东西,因为他们住的房子很讲究。袁二姐的父亲是在清朝做大官的,叫袁励准。袁励准题写的匾额,今天在颐和园的听鹂馆中还可以看到。袁励准做过宣统皇帝的老师,常州人,是我的老乡,可能还有点远亲关系。袁二姐是生长在北京的,北京话自然讲得非常好。他们家被抄得非常厉害,地板都被掘开了,房子被砸得一塌糊涂。搞完以后呢,他们家有一个小房间,本来是放柴火的,造反派就让他们一家人住在那个房间里,其他房间留给造反派住。
  不仅如此,还把胡仙洲抓走了。不到一个礼拜,通知他们家说,人死掉了。后来才知道大概情况。他有严重的糖尿病,在家的时候不敢吃米饭、馒头,只能吃窝窝头、玉米粥。同时他自己准备了药,必要时可以自己治疗病情。他被抓走之后,造反派斗争他,把他关在一个茅房里。糖尿病发作起来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再加上被打得很厉害,很快他就死掉了。他虽然有糖尿病,但原来身体还是很正常的,真是悲惨。这件事情一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才给他平反。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袁二姐住在一个破烂的房间里,我们去看她。她还是那么乐观,依旧谈笑风生,非常有趣,而且她讲的笑话,文化水平也很高的。后来,她生病无人照顾,就死了。她的年龄比张允和还小,比我小更多了。她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女才子,她的死很可惜。
  谈到袁二姐,我们就一定会想起袁二姐的一个侄女儿。袁二姐跟她的一个弟弟住一起,他们的房子很大,有好多进,袁二姐是住在其中最好的一进。她的弟弟和弟媳,还有两三个女儿,住在前面一进。这几个女孩子都长得很漂亮,有的读小学,有的读初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时的教育告诉她们,她们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这个成分太坏了,说一定要改变成分。怎么改变成分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下农村去劳动。其中有一个——可能是第三个女儿,当时是初中生,下农村之后,很快就嫁给了一个农民。她当时很高兴,以为嫁给农民之后身份就改了,就是国家的主人了,就不是反动阶级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悲剧就发生了。这个漂亮的姑娘嫁了之后,生了一个孩子。一个是城里的闺阁千金,父亲是在大学里教书的;而另一个是农民,没有文化的,家庭很穷。这就发生矛盾了,我们不断听到这个矛盾和不幸。后来究竟什么样子,是否离婚了,我不太清楚,反正是非常不愉快。像这样的事情很普遍,不是一个两个。
  跟这个小姑娘境遇相同的,还有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所谓“老朋友”,因为他的年龄比我们大得多,叫许潜庵(许实贞)。许潜庵的孙女儿,也是这个年龄,大概刚刚进初中的样子。她不是自愿下农村的,是被迫下农村。她去的农村更远了,下到东北,大概是黑龙江。许潜庵在这个孙女儿去的时候,就关照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乡下结婚,终身不嫁也可以。这个孙女儿就听了这句话,怎么样也不结婚。后来打倒“四人帮”之后,政策改变了,她也被放回来了,今天过得很好。这两个人是两种结果。当时许潜庵这位老先生,叫他孙女儿一定要回来,不能嫁给农民,这个话在当时被认为是“反革命言论”,假如被造反派知道了是不得了的。


  这时,红卫兵的风潮闹得越来越大。我们单位很快也组织了自己的红卫兵。后来我才知道,每个单位一定要自己组织红卫兵,才能够防止外面的红卫兵、假红卫兵、非红卫兵到本单位来抄家。来抄家的,许多都是抢砸东西。自己组织红卫兵,自己造反,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本单位的“黑帮”人物。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大字报越贴越多。起初在礼堂里贴,后来贴到礼堂、大院外面的墙上。那么大的北京大学旧址,大院里整个都贴满了,就贴到大门外面去。不仅我们一个单位,所有单位都是这样,都是在本单位的墙贴满之后,再贴到马路上去。以我们单位来讲呢,往西往北,一直贴到动物园。比动物园更远的地方有没有贴,我不知道。这个大字报讲什么呢?就是骂人,骂“走资派”,骂“反动学术权威”,骂“地富反坏右”。我是我们单位的“反动学术权威”之一,当然是批判对象。每一幅大字报上都有我们的名字,用黑墨水写的,上面用红墨水打一个叉叉,说明这是反动人物,有的时候把你的姓名颠倒起来写。
  这时候,我被关在“牛棚”里。我的爱人也不敢住在家里,因为是反动分子家庭,谁都可以来打击你,来打你的门,把你的门窗弄破,把你窗外的种的东西一概搞烂。这还不算,有时还半夜里冲到你家里来打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她就不敢住在家里了。我的儿子和儿媳妇在中国科学院,住在中关村。我们这边搞得很热闹的时候,他们那边比较冷清。我的爱人就到儿子、儿媳妇那里去住一阵。我的孙女儿刚刚上小学不久,我的爱人就陪她到动物园去玩,因为中关村到动物园不是太远。她们到动物园,一看也有大字报,贴满了。当中有我们单位的大字报,我的名字被打了一个叉叉。孙女儿认识我的名字,她问奶奶:“这是不是爷爷啊?”奶奶说:“是啊。”又问:“爷爷是好人,怎么被打了一个红叉叉呢?”我的爱人告诉她:“爷爷喜欢讲外国人好,所以犯了错误了。”那我的孙女儿说:“奶奶,你回去跟爷爷讲,不要再讲外国人好了。”
  后来有一天,我们在牛棚里得到命令,要出牛棚,去看大字报。那时候是刚刚吃晚饭,吃完了晚饭就要走,有人领了我们去看大字报。我们的“牛棚”离办公楼的院子很近。这个办公楼有六层,我们自己用一层到三层,四层五层——主要是四层,是给“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办公的,那是外交部的一个下属机构。那个时候陈毅副总理是兼外交部部长,所以这个机构批判的“走资派”,第一号就是陈毅。我们一走出这个牛棚,才知道批判陈毅的大字报多得不得了。墙上贴不下,就拿绳子挂在院子里,挂了一条一条,两条绳子之间不过两尺宽。这个绳子挂得比人高,大字报一直垂到地上,所以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字报的森林。你在里面看大字报都看不见人,都被大字报遮住了,你要找个人是没有办法的。噢,这些大字报全是批判陈毅的,说陈毅“反动之极”,是个老“右派”。
  看完大字报,我们又回到“牛棚”里,洗洗脸,休息一会儿。我们大家就想,陈毅怎么是“坏分子”、“右派”、“走资派”呢?大家都不明白怎么回事,因为陈毅给我们的印象还是挺好的。不过我想起一件事,在“反右”运动刚开始时,陈毅在全国政协做了一个报告,他说“反右”期间如果有人受了委屈,可以对他讲,他可以打抱不平。我想起这个话,可能就是严重的“右派”言论。后来很多“右派”受了很大的委屈,也没有地方去申诉,更无法告诉陈毅。陈毅自己也保不住了,所以陈毅讲的也是空话。
  这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都上床睡觉。但是刚才看了这些大字报之后,我们还一直想陈毅的问题。这时就听到很多人在一起喊口号,起初听不清楚,后来越听越清楚了:“打倒陈毅!打倒陈毅!打倒陈毅!”这个“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只是外交部下的一个部门,其他还有许多外交机构,想来都是一样反对陈毅的。但是有一点不同,就是这些反陈毅的大字报,只能在大门里挂,不许挂到大门外面去,因为害怕被外国人拍照。


  第二天清早,我们照例出去劳动。此时这个劳动越来越繁重,铁做的小推车,实在是不容易推。空车都很重,都不好推,放了许多东西推起来更累。在我们单位的“牛鬼蛇神”中,有一个同事叫陈越,出生在越南,是越南华侨的后裔。他爱国,向往革命。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就偷偷地离开越南,来到北京。他写信给胡愈之,要求安排工作,胡愈之就把他安置在文改会。可是进入文改会之后,他一直受到压制,每一次运动,他都受到冲击。我们想不明白,他一直不在国内,会有什么问题呢?他跟我特别好,因为许多学术问题我们一同研究。这个人非常好,跟我们一同劳动,我推不动铁推车的时候,他就帮我忙。许多重劳动他都帮我忙,两个人抬东西时,他就抬重头。他比我当然年纪轻,大概比我年轻二十来岁,我非常感谢他。
  这个人在文改会做了不少工作。比如说,汉字简化方案,后来类推成为《简化字总表》。这个《简化字总表》是陈越做的具体工作。比如讲一件很小的事情,这个《简化字总表》,起初叫《简化汉字总表》。陈越就提出,把“汉字”中的“汉”字省掉,就叫《简化字总表》。这样简单明了,大家觉得他的意见很好。还有,简化字当中,后来增加了几个字,像“英呎”的“呎”字被废除,以后就用“英尺”两个字;“海浬”的“浬”字被废除,就叫“海里”。有二十来个字,主要是从日本来的。有的一个字读好几个音,就改成一个字读个音。一批科技用字、度量衡用字的简化,都是陈越提出来简化的。他还研究用拼音字母来搞速记,出了一本书叫《简易速记》,搞得很好,很受欢迎。
  他有五个孩子,两男三女,他给五个孩子取的名字含有“红色”的意思,这是倾向共产党的意思。很有趣,一个叫陈红,一个叫陈赫,一个叫陈紫,一个叫陈丹,一个叫陈绯,五个全是红颜色。所以人家说,他的家庭是红色家庭,可见他的思想的确是倾向共产党的。可是他申请加入党,一直没有被批准。为什么他要受到种种限制呢?我不明白。我们起初只知道他是被限制使用的。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为那些被冤枉的人平反时,才知道有一个平反小组,宣布哪些人是被冤枉的。给有些人平反,程序其实简单,比如给我平反,什么程序都没有,就是说对我的那些批判都是搞错了。他说我们没有定你什么罪名,那些大字报骂的话,都是群众写的,也不算什么罪名。所以这个平反的过程非常简单,一句话就完了。而对陈越呢,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因为陈越有一个朋友在香港,他到了北京之后经常跟这个朋友通信。这个朋友住在香港的一个公寓里,楼上楼下有国民党的特务。他跟这个朋友通信,有人自然就怀疑陈越跟国民党特务有联系,由于这个嫌疑,陈越就一直被限制使用。文化大革命之后,上面调查清楚了,他那个朋友虽然跟国民党特务是住在同一个公寓大楼,但是那个人跟国民党特务没有关系。所以陈越受到的冤枉就平反了,平反以后,他当然很高兴。可是陈越很不幸,过了不久,他就生病了,他的病是突如其来的,据说是脑袋的后面某个部位有毛病了。那个时候脑袋开刀的技术不像今天这样进步,医院给他开刀,之后就合不拢了,结果很快就死了。他年纪很轻,热心、真诚、能干,我们很为他可惜。
  很快,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天天让我们写交代,写得不好得重写,开批判会,一个一个地开批判会。比如说,批判叶籁士。叶籁士是我们单位第一号“走资派”,所以罪名最重。批判某个人时,
  我们这些“牛鬼蛇神”都要去旁听,坐在第一排,听别人批判。批判的时候问他问题,答的不对就打。叶籁士被打得很厉害,有一次被打得一个眼睛看不见。一个多月眼睛都看不见东西,后来才恢复。这个时候不许回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也不敢问别人借。他偷偷地告诉我,他没有钱了。我口袋里还有钱,就赶快拿了五块钱给他。那个时候五块钱是一个大数目,大家穷得两毛钱都不常有的。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如果被知道了,他要受罚,我也要受罚。我自己是“反动学术权威”,怎么能把钱偷偷借给一个反动的“走资派”呢?这可是大罪名。
  还有一个人,是我们的副秘书长,叫赵平生。这个人青年时代就参加共产党,研究哲学。青年时候写哲学短论文,写得好极了。在抗日战争时候,因被怀疑是共产党,他被日本人抓了去,受到拷打,人就受伤了,不能写文章了。这个人非常好,办事情很负责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办公楼每一层都弄一个很大的像屏风一样的东西,放在楼梯口,上面挂一幅很大的毛主席像。大家上楼的时候看到毛主席像,要行注目礼、行立正礼。赵平生这个人向来不随便讲话的,可是这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这个很像是教堂里挂耶稣像。噢,不得了,这句话被人听见了,被报告到造反派的头头那里。于是就开特别会议斗争他、打他……起初只是“走资派”挨打,“反动学术权威”只要交代问题,不会挨打的。有一次开会斗争这个郑之东,还是什么人,倪海曙跟这个人有些关系,就被要求一起陪斗。陪斗,照理不声不响是没有问题的,反正在那里站两个钟头就下来了。这次陪斗的时候,造反派就问了倪海曙一些问题,倪海曙这个人脾气很大,他很生气。他头上戴了一顶法国式的帽子——这本来已经是不合常规了,他就把这顶帽子往地上一甩,讲话很不客气。结果就激起了造反派群众的愤怒,他们涌到台上去打倪海曙,把他打倒在地上。这一下,就开了打“反动学术权威”和其他人的先例。打完了倪海曙,就叫另一个被认为是“坏分子”的人上去,问也不问就打。再叫一个人上去,又打,一个一个地叫上去,都打。最后叫到我,我上去,就准备让他们打了。这时这个造反派头头就说:“好,今天这个会就开到这里。你们这些混账王八蛋,滚回去!”于是我们就滚回去了。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打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后来有一天在劳动的地方,休息期间,我遇到一个造反派的人。这个造反派是真正工人出身的,他跟我说,我们是把你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处理,所以没有打你,你自己以后要当心啊。后来又有一个造反派的人告诉我,他说你是外国回来的,我们最怀疑你的就是里通外国,可是我们仔细查了,你回国以后没有给外国写过信,所以我们不定你为里通外国。
  正在这个斗争越来越猛烈、几乎到白热化程度的时候,忽然来了命令,由军队接管。不单是我们一个单位,许多单位都由军队接管。接管以后,开会斗争等都由军管的解放军来主持,不由造反派来主持了。我们单位来了一位军人,我觉得这个人很好,文质彬彬的,很讲道理。他来之后第一次开会,训斥我们一顿之后,就宣布我们可以回家去睡觉,不要住在“牛棚”里了——当然,白天还得到“牛棚”里来学习、交代。于是大家都回家了,很高兴,这个形势算是有了一个转折点了。
  可是突然又有问题了。一天开会,说我没有交代清楚,还有反革命行为没有交代。那么我就想,有什么反革命行为没有交代呢?想来想去也想不到。每天我就是拼命想怎么交代,交代之后,他们还是说不对,于是我再交代……我回家就跟张允和商量,我说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交代的。我老婆就说,你呀,好好地想,你对别人讲过什么错话没有?噢,我想起来了。这天白天,一个造反派已经提醒我了,说我隐瞒情况,要我好好想想跟人家讲了什么话。我恍然大悟,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跟倪海曙聊天,倪海曙说“伊凡彼得斯大林”,我接口就讲“秦皇汉武毛泽东”,两个人一人一句正好凑成了一个对子。我想,这个事情以前没有想起来,说不定就是他们要我交代的。于是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就到“牛棚”里去准备开会。他们说不要开会,让我写书面交代就行了。我就交代了这个事情。交代以后,他们说好,就是要你交代这件事,因为倪海曙已经交代了“伊凡彼得斯大林”,你怎么不交代“秦皇汉武毛泽东”呢?你们两个人是讲反革命语言,要定你们两个人“现行反革命”。从那天开始,我们的名字在大字报上就加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字样。后来有造反派告诉我,这个交代都是一步步上升的,罪名也是一步步上升的,升到最高就是“现行反革命”,就是到顶了,到顶之后这个交代就要告一个段落了。这个军管的头头宣布,开公开的检讨会,有罪名的人,一个个上台检讨。于是就挨个检讨,有时候一天检讨两个,有的时候三四个。最后是我讲。我从出身、接受资本主义教育,一直讲到新中国成立,讲到文化大革命。坏的思想、坏的行动、坏的社会关系、坏的历史,等等,我都讲。讲完了,问群众还有意见吗?群众说“不满意,不满意”。这位军管的解放军说,群众对你还不满意,回去好好再想,再检讨。好,就放我回家了。我想,估计还得开一次检讨会吧。结果呢,居然不开了。
  本文选自《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周有光/口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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