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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朝内大街1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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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借调式写作
  一九七七年的春天,那是文革后第一个春天,忽得消息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要从北京来天津见我和李定兴,李定兴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义和拳》的合作者。我听了发懵,甚至弄不清是好事还是坏事。那年头我从没碰到过好事,全是坏事,有两件还是天塌下来一般的大坏事。一次是一九六六年那场全社会的十二级政治大地震——文化大革命,我家被抄得一贫如洗,又被扫地出门:一次是一九七六年又一场土地爷闹的大革命——唐山大地震,邻居的烟囱砸垮了我的屋顶,楼梯也掉下去了,我抱着儿子一家人死里逃生跑出来,身上只有背心裤衩。就这样,还会有什么好事轮到我?
  再说,那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换块牌子就是国家文学出版社。我读过的中外名著和文学经典差不多都印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名,它能瞧上我们这两个从未沾过“出版”边儿的在野的人物?
  文学原本并不是我的理想,我从小的梦是绘画。我只是在文革前从事宋元山水摹古时,着迷一般地读了大量中外小说与诗歌,但都是历史经典与当代文学不沾边;自己偶尔写点小文章发在小报小刊上,也一概都是艺术随笔之类;在写作这片世界里,我最多是边地生出的一根随处可见的野草。
  六十年代末,几个画画的朋友拉我去为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组写脚本,与资深的文字编辑李定兴结识为友,闲话时聊起了都感兴趣的义和团。天津曾是义和团翻天覆地的中心,当时相距义和团事件不过六十几年,一些亲历者还活着,义和团那股子气儿还热乎乎在他们的记忆里。我俩决定用小说方式写写义和团,经过几年努力,写成之后已到了文革终结的一九七六年。这年大地震,我家房倒屋塌,这书稿是从废墟中挖出来的。地震后,我们就把稿子打印成厚厚的上下两册寄给人文社。如果说心里抱着什么希望——那只是在寄出去之前还有一点,寄出之后便没根了,一片空茫,好像没写这东西一样。
  人文社要来人的消息——正是在这一片空白中出现的。
  人文社做事真是有模有样有板有眼,这种事我从没经过。他们先在京津和哈尔滨三地召开座谈会,把我们《义和拳》的打印本发给与会者,请他们提意见。邀请参加座谈会的除去专业人士,要有一定比重的工农兵文学读者,他们的意见对这部书稿能否出版起关键作用。这是文革时期出版社通常采取的做法,在古今中外也只有当时的中国才有。据说人文社的领导就是专为听意见来天津的,也为见见我们两位作者。这位领导叫韦君宜,人文社的总编辑。
  由于我不曾涉足文坛,没听说过韦君宜的大名,乃至那天她走后也没记住这个生疏的名字,只记得她的姓有点特别。
  这个征求意见会由人文社小说北组副组长李景峰一手操办。开会的地方是借一家工厂工会很简易的小会议室,二十来人围一张桌子,一多半人抽烟,桌子上两个暖壶一堆玻璃杯,有的人还在翻看书稿,进屋时都抬头打量我们,我很不自在。李景峰是一位三十多岁、皮肤有点苍白、和善又勤快的男人,东北口音,后来做了我们的二审编辑。会前他把我们介绍给韦君宜,一位矮小、瘦弱、不起眼、五十多岁的女人,尽管她没有领导派头,我却挺紧张,不知该说什么;可是韦君宜好像也紧张,话不多,很少看我一眼。只记得坐在那里等着开会的时候,问我是否读过姚雪垠的《李自成》,那是文革期间唯一可以出版的历史小说了。我说我读过,还说我特别喜欢《三国演义》、老舍的小说,还有巴尔扎克和俄罗斯文学,她小小又圆圆的眼睛在镜片后边闪了闪亮。
  会上那些人具体说了什么我已没有印象,好像好话多,座谈会的气氛很好。散会后韦君宜有点高兴,她说我们小说的基础不错,但距离能够出版还很远,最好住到北京的人文社修改,可以得到编辑的帮助。
  李定兴是天津美术出版社连环画组的组长,不能请长假,决定由我去北京的人文社改稿,修改的计划两人一起定。韦君宜对李景峰说:“那你去给冯骥才办组织借调吧。”
  借调写作——现在绝没有这种写作方式了。
  由于文革时期把所有作家全部打倒,文坛空荡荡,只有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终究难撑起国人的文学阅读。但当时的名家全在干校里劳改,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毒草,也没人敢写,更没人敢出版。出版社没有稿源,于是就从一些无名的业余作者中发现有希望的苗子,这些苗子都没有写作经验,便临时“借调”到出版社,吃住都在社里,吃的用的自己担负,住房不要钱,在编辑的帮助下修改作品,直到能达到出版要求与质量为止。但是对于渴望文学的人,能被相中选中并脱产写东西,便是无上的幸运了。当时出版没有稿费,写作也算是一种“政治任务”,所以要通过组织来借调。这对于我是不是一种“好运临头”或潜在的命运的改变?尽管当时还看不见任何的前途。
  随后,我送韦君宜和李景峰去车站回北京。那时代没出租车,我们乘公共汽车,车上人多,找不到座位,只好让这位矮我两头的长辈一直挤在我身边。路上我左顾右盼想给她找个座位,待有人起身空出座位,我们也到站了。人家老远的跑来一趟,按礼节我应请她吃点什么,可那时兜里发窘,只好引他们到劝业场后边去吃那种纯粹本地老百姓的饭食“锅巴菜”——一种带卤汁的绿豆煎饼条。这种大众的小吃店要先买竹制的饭牌,然后排队凭牌去取饭。这天人多,座椅少,人们都是先找一个空凳子,拎着凳子排队取饭,韦君宜不懂这里的俗规,见有个空座位就坐上去,不想这座位有主儿,人家去拿筷子桌上还放一碗刚取来冒着热气儿的锅巴菜,一见韦君宜占了座位,便大吼大叫,这人一看就是个悍妇,长相蛮横,人也厉害,韦君宜慌忙站起来躲开,她还不依不饶,将韦君宜吓得吃惊地张着嘴。我忙上去又道歉又解释,那女人嘴里依旧不干不净地叨叨。
  待我给韦君宜找来凳子,取来吃的,她吃了半碗就吃不下去了。不知是不爱吃还是给吓的。我一直送他们上了火车,她也没怎么多说话。
  回来之后我就犯起嘀咕,我想我把事弄砸了,干嘛不请他们去个小馆子吃两个炒菜?这一来说不定把人家得罪了,借调写作的事可就泡汤了。万万没想到一周后李景峰把电话打到我所在的单位,用他那种带着东北腔的高调的嗓门在话筒里说:“我们领导挺欣赏你,催我去你的单位办借调,我明儿就去天津。”
  这社领导居然没生气,她这么好,我喜出望外,立即准备赴京。我拿到的地址是:东城区朝内大街一六六号——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二.一屋子作家
  后来才知道,这里是我一生中注定要背井离乡在里边生活近两年的地方。
  一座临街的长方形灰色的大楼,一排排窗户总共五层。一进楼门,两边走廊挂满白花花写满墨笔字的大字报。人一走过,大字报被风带得哗哗响。只有开门的地方没大字报。不过这时的大字报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杀气腾腾了,都是“批判四人帮”“小爬虫”“打砸抢分子”之类的话语。我从中找到一扇门钻进去,一问才知小说北组和南组都在三楼。那时人文社的小说编辑室分南北两组,以长江为界,将南北两地作者分由南组和北组负责,我在北方燕赵之地的天津,自然属北组。
  进北组,靠墙一圈八九张桌子前坐着的全是老编辑,每人书桌上都堆得满满的书稿,连地上都是一摞摞用纸绳捆着的厚厚的装书稿的牛皮纸袋,边上写着书稿的名字。此后才渐渐认识了这些老编辑,有王笠耘、王洪谟、许显卿、张木兰、许庶、谢明清、邢菁子等,并知道五六十年代文学的长篇名著如《青春之歌》《三里湾》《林海雪原》等等的责编竟然都是他们。他们都有相当深厚的编辑功力和文学修养。此刻,他们扭过头从不同角度瞧我,叫我有点发慌。一慌差点忘了我来找的李景峰叫什么,只用手指指这张已经认识的挺白净的笑嘻嘻的脸儿。李景峰先给我引荐了一位胖胖的和善的中年女编辑,告诉我她也是我的责编叫邢菁子,“以后你归我俩管,韦君宜是你的终审。”说完便带我到四楼西北角一间大屋子说:“你就住在这儿,这一屋人你有两天就熟了,全是作家。”
  定神一看,满屋是床铺、桌子和人,有的在埋头写东西,有的聊天抽烟,有的躺着睡觉,总有十来个人,更像大车店。这些人全是生脸,也没人认得我,却有两位热情地告诉我靠窗那张床和床边一张小木桌和木椅子是我的。不一会儿李景峰就笑嘻嘻抱来一堆东西:一个竹壳暖壶和两个水杯,几本字数五百字的空白稿纸,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他说:“行了,东西都齐了。你在哪儿吃,哪儿买饭票,哪儿上厕所,哪儿寄信,就问问他们。你把你的窝儿归置好就开始干活吧。”
  这屋里没柜子,我找个纸箱子,把从家里提来的装着衣服杂物的大书包塞在里边,放在墙角,将毛巾搭在床架上,再把另一捆资料、图书打开摆在桌前,铺上稿纸,我的正式的“写作生涯”就这么十分纯粹地开始了。
  李景峰和邢菁子都是训练有素的、严格得有点苛刻的编辑,尤其是景峰,他首先教给我系统的标准化的改稿符号。他每看过一页我的文稿,就会把里边所有标点错误和别字,像捉小偷一样“捉”出来,用红笔纠正,像老师批改作文,也像在警告我。那时的编辑是要和你讨论人物的,直到把人物谈活了谈深了,再由你去改,当然他不会把他的观点强加进你的作品中,但如果你写得不确切不合理不充分,他会把稿子毫不客气地打回来。我感觉他对我像在“挤牙膏”。他却笑道:“谁叫你有潜力,可是不尽力。”
  记得一位美国作家对我说她的编辑更厉害,有时还会动笔删去一段甚至加上一段。我说如果她反对呢?她说她会把她的一段恢复回来或把她加上去的一段删去,我们常在稿纸上打架。我说,这很美好,她的编辑已经把她的作品当作他的作品了。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和我的编辑也是这样的关系,不过李景峰和邢菁子很少在我的稿子上添加什么。有时在稿纸边上加一句是给我看的:“怎么这个错别字又露面了?”
  在人文社最受尊敬的是韦君宜和严文井,并非因为他们是“社领导”,而是他们的文品与人品。他们在文革中都受尽折磨。有趣的是人们对韦君宜的称呼,当面郑重其事地叫她“君宜同志”,背地里反倒亲切地称她“韦老太”或“老太太”。这恐怕与她的性格有关。她很低调,不苟言笑,人却耿直善良。后来读了她的《思痛集》才更深刻地了解她是个“思想性”的人物;我与她接触的这段时间里,总觉得她有一种郁郁寡欢,是不是缘自她的心正处在对国家与民族反思的痛苦中?
  那时,在楼里偶尔会碰见她,她最多点点头便走过,很少说话,但她审我的稿子时用笔说的“话”却很多。她改稿的方式很特别,常常用蓝、黑、红三种颜色,先用蓝改一遍,再用黑改一遍,最后用红色圆珠笔或铅笔。这表示她是一遍遍看过的。她是终审,终审通常看一遍。我不知道她审别人的稿子是否都要看好几遍,我却从中看出她对我严格的要求与刻意的帮助。那天,李景峰跑到我屋来,把五十多万字一大摞书稿往桌上一放说:“天天玩,不好好干活,老太太一看就火了,把你稿子毙了。”
  我听了还真的吓一跳,再看稿子就乐了。我说:“毙了还用费这么大劲儿改?”
  李景峰说:“你这家伙还真鬼,要不老太太说你聪明呢。认真看看老太太那些意见,老太太说你要是看不明白就去找她。”
  韦君宜的办公室在二楼楼梯旁,房间很小,桌上堆满书稿,一盏台灯,一个挺大的白瓷笔筒,里边插满笔,还有些平时随手塞进去的乱七八糟小东西。有时她要找个大头针或曲别针,便会把笔筒翻过来,将里边的东西“哗啦”全倒在桌子上,从中去找。这些东西里还有牙签、眼药水、饭票、按钉、皮筋、衣扣、发卡等等。但她在稿子上却一丝不苟,她的心思全在稿子上。忠于文学——是她给我最深的印象,也是对我最主要的影响。
  那时我的生活在人生的底线上。
  洗脸没有香皂,一方块最廉价的含碱的肥皂洗衣服也洗脸。一个月用三十五元,余下的钱留给家用。地震后房倒屋塌无家可归,寄居朋友家,妻子上班很远,骑车一趟要四十多分钟。冬天孩子放学,妻子还没回来,屋里没炉火,只能在地上不停地蹦,好使身子发热。我在北京改稿,一日三餐加上两包烟,再没别的花销;吃饭时只能买价钱最低的菜,烧茄子一角,炒菠菜五分钱,菜不够吃就找师傅要一勺菜汁。有时馋得厉害就到隔壁北小街街口的小面馆,花三角五分买五两小肉面,狼吞虎咽吞下去,然后像富翁那样挺着肚子走回社里。隔一阵子,李景峰把我叫到他家,吃一顿韭菜肉馅的饺子,对于我这一顿有肉的饺子和“国宴”没什么两样。谁知道这些事怎么叫韦君宜知道了,她特批给我每月十五元的补助。她肯定知道我这么大的身个,顶不住如此艰辛的脑力劳作。这使我终于可以多吃一些烧茄子,甚至一盘洋葱炒肉片了。这是救命般的支持,让我感到一种母亲般的温暖。她和我母亲是同时代人,比我母亲小两岁。然而,她见到我却从不提这事。一次,她给我一个书单,叫我到人文社的资料室去借这几本书,有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刘孟扬的《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还有马克里希的《天津租界被围记》等等。我很奇怪,她并不研究近代史,这些很偏的书她怎么知道并读过?
  在人文社四楼上那段日子虽很艰苦,但很特别,也快乐。那个时代,人很少攀比。其实人的烦恼一半是比出来的。我们那一屋子“作家”,都没出过书,都有希望出书。大家来自各地,各有各的经历和故事;写东西的人都关注生活里有意味的事,都一肚子故事满脑袋杂学,于是搁下笔的时候就天南海北聊大天。记得那时我们都抽烟,我抽天津最廉价的“战斗牌”卷烟,有时天晚了,没处买烟就抽别人的,虽然都穷,没人吝啬,彼此烟茶不分家;有时写到夜里没烟抽了,就在地上拾烟头,将烟丝弄出来,撕条稿纸卷上,舌头一舔用唾液封了口,点了便抽,居然挺过瘾。这种日子这种滋味现在想再尝一尝已没有了。
  四楼上还有两个编辑室,一是古典文学,一是外国文学。这两种书皆我所爱,编辑们又都有见识又有学问,有的本身就是学者或翻译家。比如矮胖胖的刘辽逸,我曾读过他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十分钦佩他译笔的干净又有韵味;还有《莱蒙托夫传》的译者孙绳武、《斯巴达克思》的译者施咸荣、《怎么办?》和《屠格涅夫文学回忆录》的译者蒋路等等都学识渊博,偶与他们聊聊,他们聊起外国作家就像聊自己的老朋友,生动又快意。还有一位拉美文学编辑室的王央乐(王寿彭)给我印象很深。他身材略胖,戴一副圆眼镜,鼻子发红,人很随便,健谈。他精通西班牙和拉美文学,那时他还没有译出《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但他谈起《堂吉诃德》,好像那本书是他写的。他似乎记得每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听他侃外国文学。那时文革刚过,古典与外国的文学尚未摘下“封资修”的帽子,出版业务尚待恢复,却可以看到一个或高或矮或胖或瘦的人怯生生爬上四楼来,走进古典或外国文学编辑室,很快引起里边一阵喧哗,过后听说是哪位编辑被落实了政策,刚从什么农场返回北京上班来了。凡这种人都把制服穿得格格正正好像假释出来的。
  我和这两个编辑室最热烈的接触是打乒乓球。那时人文社二、三、四楼走廊西端都放一张乒乓球台,逢到上下午中间休息时候,便各拿各的手拍来赛一场。游戏规则是打十一分,谁输谁下,按照先来后到排着,轮到谁谁就上。别看这些编辑文质彬彬,打球却各有绝招怪招。有时业余球手的球挺怪异,很难应付,尽管动作不规范,谁也不追究谁;我做过运动员,应变能力是天生的,很快就有法子克制他们,不过我不会总霸着台子,连胜两次过了瘾就故意“哏球”叫人家赢。单位里打球最大的快乐如同下棋,一边打球一边斗嘴,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当然,四楼的作家们也有痛苦的时候,那便是某位作家的书稿改不出来,被中止了,要卷行李回去了。这时候我们这些同屋的“伙伴”便会约上他到外边小馆喝点酒送个行,大家尽力说些宽慰的话劝劝。可是真待到这位走了,空了床,也招致一些伤感与叹息。
  其实逢到这种情况,并非这作家无能,而是一种悲剧。这里不少作家都有挺不错的写作能力,发表过一些文章或短篇,他们拿到这里修改的小说多是长篇,起笔于文革之中。在文革的文化淫威下,必须按照文革文学的套路写,写现实的小说必须写阶级斗争,要有一正一反两个人物,正面人物高大全,反面人物阴险狡诈,人为地制造冲突,经过反复和殊死的斗争,最终以正面人物胜利告终。这种必须和政治搅在一起的公式化的写作是灾难性的。文革期间的政治斗争不断变化更迭,小说的正反面人物便随之更换角色,情节故事也得跟着改变,一变就得重写几十万字。一位铁岭的作家人很好,面孔黑黑,挺瘦,爱抽烟,他在林区生活多半辈子,生活底子厚,肚子里装满乡土故事和传奇,各种民间奇人招之即来,而且他会说故事,讲起来有声有色,也幽默;换到今天来一点魔幻说不定会是一位出色的作家。我们喜欢听他胡讲乱侃,但他这些本来是文学最重要的东西却用不上,在文革小说中最重要的是紧扣现实政治的主题,生活仅仅是一种“装饰材料”,不能为政治服务就不能出版,致使这里一些作家多年来就是这么翻来覆去地改。正面人物今天是造反派,反面人物是走资派;明天政治风云突变,反面人物变成造反派,正面人物换成老干部。据说我到人文社之前三四年他就被借调到社里改稿。好好一个人给折腾来折腾去,整天愁眉苦脸,烟抽得愈来愈凶,脸色黯下去,他却执意不肯罢手,终于一天编辑说你别改了,现在反面人物是“四人帮”了,你这小说怎么也改不出来了。他只好卷包走人,后来听说他得了绝症死在铁岭。
  文学也能害死一个人,这是什么文学?
  冥冥中,一种荒诞了十年的文学正在等待新的时代涤荡。然而新的时代文学在哪儿呢,将会是怎样的突破,来自何方?谁也不知道。一九七七年夏天住在朝内大街一六六号的作家们大都是顺由文革间既定的“帮味”的思维写作,并不自觉。
三.后楼的生活
  我在四楼这间大屋里住了差不多两个月,便被安排在外文编辑室对面的小房间,仍是很挤。一间长方形的十五平方米的房间,纵向放四张单人床四张小桌。每个人都有社交,外边的朋友常有来访,这间写作室又是公共的接待间。每逢此刻,你说你的,我写我的,互不妨碍。这样的环境把我锻炼得在街头摆张桌子照旧能写作,以致后来在一些乏味又脱不开的会议上,照旧可以放开想象自由自在写我的东西,以摆脱无聊和节省时间。比如我的小说《胡子》、散文《春天最初是闻到的》等等,都是在大会中忘我也“忘会”地写出来的。人文社锻炼出我“会议写作”的童子功。
  天热时,儿子冯宽放暑假,妻子上班,没人照看,我带他到社里来。屋里再摆不下床,我便叫儿子睡在床上,我在床边地下铺报纸睡在上边。好在暑期热,地上睡反倒凉快。白天我写东西时,韦君宜的儿子都都来找我儿子去玩。都都傻乎乎,天生有点缺心眼,十六七岁了,还像个儿童,人很善良热心,我挺喜欢他,有时买烟时带两块糖给他吃。韦君宜见他大了,怕他到社会上受欺侮,就带到班上,给他个活儿,天天给各屋送信送报,整天抱一摞报纸信件,在楼里上上下下跑来跑去;他做事特别认真,绝不会把报送错,大家也都喜欢他。我儿子当时九岁,他们却像同龄那样玩得来,天天玩得高高兴兴。一天居然弄些白纸和墨,仿照大人写大字报那样贴在四楼走廊上。我同屋一位外号叫“小佛爷”的作家对我说:“你快去看看吧,你儿子写了什么?”我去一看,竟然满墙都是歪歪扭扭的墨笔字“冯骥才万岁!”把我吓坏了。文革后心有余悸,这几个字犯大忌,在文革中要坐牢的。我赶紧把这些“标语”扯下去,把儿子训得直哭。孩子一哭我反而有点难过。在这种办公楼里,爸爸整天低头写东西不理他,他能玩什么?
  一天我决定带他好好玩一次,去香山!我俩乘公共汽车到颐和园,换乘四十四路那种车后边背着烧煤的发动机的小公共汽车到香山,在山下山上尽兴玩了一天。下午饿了,在山间小馆买两碗米饭一碟醋溜白菜,儿子看邻桌有人吃鱼,便对我说:“爸爸,咱也买条鱼吧。”我说:“咱要吃鱼可就得走回去了,咱剩下的钱只够买车票了。”儿子懂事,接着吃白菜。
  儿子还是很好的伴儿。晚饭后有时和他在楼后边的院里踢踢球——那是从外文编辑室借的一个破排球。有时带着儿子,端着一盆换洗的衣服到食堂旁的水池洗衣服,洗好后回去由儿子赤脚站在床上,把衣服一件件晾在横在屋内的铁丝上。儿子把衣服晾得还挺像样。
  这期间,时代的思潮微妙地起了变化,最明显的是又有几个作者书稿改不出来了,实际是判断标准变了,于是一个个打道回府。随后开始有些新面孔来了,比如叶辛、朱春雨、冯苓植、程树臻、刘亚舟等等。
  另一个新的变化是人文社决定在后院盖一座折尺形四层红砖小楼,一面朝北一面朝东。这座小楼的一半活儿是人文社职工自己干的。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去拉砖,还在工地上帮工。我在地震时盖过多处临建,通点泥瓦,再加上那时年轻劲足,拿干活儿不当事儿,常帮他们抬沙拌灰,也就跟社里不少年轻人成了朋友。小楼很快盖成,楼下车库,楼上办公,挺漂亮。首先受惠的是作家们,很快就全部由前楼迁到后楼去了,条件也改善了,两人一间屋,我住在二楼东边朝北的二一六房间,新墙新窗新桌新床,一时有成仙之感。我还用高丽纸画一幅“墨荷”贴在墙上,可见心气儿之高。
  此时,我和定兴的长篇小说《义和拳》已经通过三审付印。五十五万字的书稿从肩膀上一字不剩地卸下去,也像盖完一座楼的感觉。人文社似乎很给这部书使劲,请了茅盾先生用他擅长的瘦金体的字题了书名,还请上海的插图名家贺友直先生画了插图。
  记得韦君宜给我看茅盾题写的书名字时,在那一页不大的纸上,竟写了十几条“义和拳”。韦君宜告诉我茅盾先生说怕题不好,多写几条由我们挑,这叫我很感动,并一下触到了这位大家的品格。
  此时的我精力极是旺盛,歇也没歇,马上就开始写《义和拳》的姐妹篇《神灯》了。由于时代思想禁锢放开,原先积淀我心里的天津地域的乡土生活与情怀全涌了出来,笔也顺了,我想一口气先把初稿铺出来,这样全书会有整体性,也会一气贯通,有时就一直写到很深的夜里。有一天我完全陷入小说的情节,忽然对面大楼铃响,窗户一扇扇亮起来,跟着院里又是人声又是汽车的发动机声。我以为出什么事了,扒窗往外一看,只听一个女人在院里喊:
  “冯骥才你怎么还不睡呀,天都快亮了。”
  这是编辑部办公室余维馨大姐的声音。
  我忽然明白,今天人文社要全体去郊区收麦子,起早到社里来集合出发。
  当时和我住同屋的是刘魁立。他来自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是一位理论修养深厚的文化学者,又是俄语专家,精通苏俄文学。我几乎喜欢所有俄国作家,所以同他聊得来,处成好友。他是外文编辑室请来修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稿的,为人谦谦君子,十分自律。可后楼里的作家多是性情中人,随心所欲。大家在一起处久了,相互厮熟,都很随便。我个子高,到哪个房间习惯地抬手敲几下门上边通风用的小窗(上亮子),屋里边的人便知道是我,不用他出声,我推门就进。来自部队的作家朱春雨口袋里有个硬纸片,是他开门用的万能钥匙,他想进哪屋,把纸片往门缝里一插,再向上一抬,把碰锁的舌头挤进去,门便开了;我要是发现屋里一本新书不见了,一准是叫朱春雨拿走了。大家与我要好,想来便来,坐下来就胡侃。刘魁立怕打扰我,也怕人打扰他,每晚就到对面四楼上的外文编辑室工作。我们约定好,午夜十二时在窗口相互打手势询问,如果都想睡了,由上向下摆摆手他就下楼回屋睡觉。那时没电话,这种彼此探询的方式反倒深刻地留在共同的记忆里,说起想起都带来一种往日的温馨与亲切。
  住在后楼里的作家各式各样,彼此最不相同的人可能就是作家,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极端个性化的事,写作反过来又把作家们各自异化得千奇百怪。
  使我三十年来一直未能忘怀的有为人敦厚的新疆作家沈凯,性情温存的云南作家陈见尧,倔犟又率直的东北作家木青,神神道道虚虚乎乎的部队诗人王群生,再一位部队作家就是刚刚提到的手里有“万能钥匙”的朱春雨,他是位绝顶聪明的人,这世界里那些看不见的“弯弯绕”他全清楚,他讲出来的故事都有滋有味全像小说。我当时认为他会写出很棒的作品,却一直没有等到他这样的东西出来。后来见到他几次,他明显带着怀才不遇甚至有点气哼哼的感觉。我总在想朱春雨缺了点什么?他缺一种思想的锐度与穿透力吗?他是那种口才好于文笔的作家吗?他囿于前一代文学思维而落伍于时代了吗?如今他已不在世,我却保存着一张稿纸,下端写着一行字“大冯的早餐”,纸上有一块油迹。那是朱春雨有幸参加一次晚宴,见猪排好吃留一块给我。回来时见我睡了便把猪排留在案头一张稿纸上,写了这行字。那块猪排给我吃进肚子了,这写着朋友情意的带着油迹的纸给我夹在本子里。看来人的情意有时比人更长久。
  还有一位留给我印象较深的作家是写《阿力玛斯之歌》的冯苓植。他笔下虽然狂放浩荡,人却镇定而缄默,低调中有点孤僻。他很善良,尊重别人当然你也必须尊重他。他写作很严格,有洁癖,一页页干干净净的稿纸上,字写得端端正正。那一代作家中字写得最为精工的有两位,一位是李国文,写得比印得清晰整洁,一位便是冯苓植。冯苓植若写错了便撕掉,重写一纸;若是修改,就另写一条规规矩矩剪下来贴上。在那个没有电脑的时代,我们称这种改稿方式为“剪刀加糨糊”。我对冯苓植笑道:“你是世界上用糨糊最多的作家。”还称他的手稿是纯手工的“工艺品”。他的名篇《驼峰上的爱》就是用这种“手艺”改出来的。
  渐渐地,我在后楼上已经算“老人儿”了。从在四楼外国文学编辑室到一楼美编室,社里的人至少认识一半,特别是年轻人。大家常在两楼间的院里踢足球打篮球。踢足球没有球门,就拿一楼车库的铁门当球门,只要一脚把球踢在车库门上,砸得铁门“哐”地一响,就算进球。打篮球可以“正规”一些,因为院里有个篮球架,球筐离地三米多一点,还算标准。我们渐渐拉起一拨人,班间休息或中午时候就玩三人一组的“顶牛”,后来加入的人多起来,便组成一支球队,我当教练兼队长,常在中午跑到周围的机关单位比赛。文社虽没有篮球高手,却十分卖劲儿。比如散文编辑室的刘会军,盖后楼时就属他干活不惜力气,我就叫他当后卫,盯住对方的得分手,谁想他与人较上劲时像角力,抢球像抢西瓜,真叫对方很难得分。一次我们去外交部打球,把外交部赢了。社长严文井知道后很高兴,说给人文社争了光,居然奖给球队一人一套红白相间的运动装,一双回力球鞋,背心白底红字,上边印着“人民文学出版社”七个字,穿出去很像回事儿,我是六号。这支球队一直打到那年天凉,冬天没人玩了,转年夏天,我不常在人文社,球队也就“作鸟兽散”了。
  还有一件乐事是周末到工体(工人体育场)看足球赛。那时人们没把足球看成要死要活的事,只为热闹好玩。看来“快乐足球”更应该属于球迷。司机班有位姓张的司机师傅是超级球迷,天津人。工体每个周末都有球赛,张师傅有办法弄票,到周末饭后站在院子里朝我窗子,用地道的天津话一叫:“大冯,看球去了!”我便从楼梯连蹦带跳跑下来,到工体尽劲尽兴闹它两三个小时。
  进入一九七八年后楼的生活有了变化,开始有了一些曾经知名的老作家住了进来。比如敖德斯尔,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出版过一些小说集。《布谷鸟的歌声》《在遥远的戈壁滩上》等小说,使他在文革前就成为蜚声文坛的蒙古族作家。敖德斯尔住进来,一时成了后楼的新闻。整天神秘兮兮的王群生跑到各屋说,敖德斯尔刚刚平反摘帽,人文社要给他出新书了。不管这消息实不实,反正文坛和社会一样正在发生季节性的转机。我父亲单位已经叫我去填写家里被查抄物资的清单了,我返津时父亲所在单位还叫我到一个巨大、黑乎乎、气息陈腐、东西堆积如山的查抄物资仓库里,去认领家中被抄的东西。我只认出一幅很小的溥心畲的山水画和一个成化款的青花瓷瓶,那是姥姥当年从济宁带到天津来的。我知道不会认出再多的东西了,因为文革间我家是挨抄的目标与重点,我经过的大小抄家至少二十次以上,该抄的抄,该砸的砸,早都不知去向,我也早不去想那个恍如隔世的家了。
  敖德斯尔是个看上去挺朴实的人,不大爱说话,他和老伴就住在我对面的房间。自从住进去,很少出来,闷在屋中写稿改稿。有时他老伴提着暖壶下楼打水。很长一段时间才看清他的长相。但天天夜里却能整夜听到他的声音——鼾声。我平生第一次听到如此大的鼾声,初听以为起大风了。后来与他老伴熟了,问他老伴耳边这么大的鼾声能睡着吗,他老伴却说,听不到他的鼾声反而睡不着。转年看到人文社出版了他的电影文学脚本《蒙根花》,大概就是这期间写的。
  没多久,后楼与我同层另一朝向的走廊顶头出现一个人,身材挺大,低着头戴着眼镜坐在那里看报;第二天第三天还是这样子。我很快就知道了,他是大名鼎鼎的散文家秦牧。
  秦牧是我崇拜的作家。他的《艺海拾贝》《花城》是我读了多遍喜爱的作品。尤其是《艺海拾贝》,我曾将它与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一并放在床头,睡觉前拿起翻读。这两本书有某种相似,都是用联想方式在各种艺术与文学之中追寻艺术的原理。比较而言,《金蔷薇》更多在文学的感觉与灵性中求索,《艺海拾贝》则于广博的认知世界里寻觅。据说文革中秦牧是广东文艺界头号“黑帮”,此刻他安闲地坐在这里读报,说明天下已经变了。
  秦牧总是安静地坐在走廊尽头的阳光里不声不响,眉头总是皱着,不知是他尚不知如何面对变化了的世界,还是性情使然;由于他名气太大,很少有人过去与他聊天。后来知道他是来主持《鲁迅全集》的注释和出版的。不过这期间他已恢复了散文写作,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年人文社出版了他《长河浪花集》《长街灯语》等好几本集子,大约也是他住在后楼里这期间编写的。一次我妻子来看我,我提到秦牧也住在楼里。妻子爱读他的散文,很想见见他,我就领着妻子大着胆儿去拜访他。谁想他那么热情、温和与亲切,反倒使我更拘束,差点把他给我斟的一杯热茶碰翻。如果碰翻,我想直到今天回忆起来都会狼狈的。记得秦牧问我当时的写作,问我们的生活,我不记得我说了什么,至今还保存着他当时送我们的一本书,是老版的《花城》,上边还签了名。
  由此,每逢见到他,他都会笑眯眯。他的体态和脸型像北方汉子,皮肤也不细膩,一笑却是南方人温和的笑容。我呢?还是不愿总去打扰他,那时代的人对长辈与先辈都有点敬畏。有一次我从车站到人文社的公共汽车上,为人抱打不平而制伏一个无理取闹的恶汉,不知怎么叫他知道了。他竟把这事写进一篇散文《文坛四条壮汉》中,把我称赞一番。秦牧在后楼住得时间较长,后来不见了,大概回广州了吧。
  大约一九七八年夏天,小小的后楼里各种小道消息忽然多了起来。
  后楼的作家来自四方,各有各的朋友群,各种消息便纷至沓来。那时大家兴趣最大的还是谁谁谁平反,谁谁谁出席什么会了。这时候最忙的当属王群生。他常常把听说的变成眼见的,他睁着鼓鼓的大眼睛告诉你:“今天我看见丁玲了。”或是“你猜我在交道口见到了谁——艾青!”如果你露出吃惊的神情,一定会给他极大的满足。自然,他专拣名气大的作家说。
  这时,听到一个重新出现的名家,都像隔世重生,给人们带来一种冬去春来的欢欣。当然,在说到惨死于文革中的老舍、傅雷、闻捷、郭小川、赵树理、杨朔、远千里等人时,不免长吁短叹。活不到黎明的人便是黑暗的牺牲品。
  一天,王群生忽闯进屋对我说:“你猜谁来了,曲波!现在就坐在小说北组。不信你去看。我看见的,是真的!”我去到前楼小说北组,隔着门看到我中学时代十分钦佩的小说家的侧脸,他真瘦,若在别的场合遇到他,决想不到这副身子骨能写出杨子荣来。
  另一件发生在人文社的大事是一小批外国经典小说重新再版。记得有高尔基的《母亲》、果戈理的《死魂灵》、傅雷译的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和《幻灭》、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伏尼契的《牛虻》等。这些书我原先都有,都是心之所爱,抄家时红卫兵逼着我在院里全烧掉,而且限时两个小时。我的书太多,而且书页之间没有氧气烧不着,我急中生“智”,把书立在地上,扇状打开,二十五本一排,烧了两小时居然烧光——原来我还是个“焚书”专家。然而没想到这些书还有“回来”的日子,看来真正毁不掉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
  到了这些新版的外国小说发售那天,我们后楼上的几个作家便把抽烟的钱都从口袋掏出来,跑到东四北大街和朝内大街交口的那家新华书店去买。书店头天晚上就在门板上贴出告示:“明天上午九时出售世界文学名著”,所用的纸却只有巴掌大。虽然这些书正式出版了,但在卖这种一年多前还被列为毒草的“黑书”时,仍然不敢大张旗鼓。可是第二天早上八点到了那里,已经排了至少一百多人的长龙,九点开门,每人限购两套。我们原想买了书重新再去排队,但队伍反而增加到二百多人。人们说说笑笑,心里高兴,从文革过来的人精神之饥渴到达了极点,此刻的兴奋可以想见。可是,在这些新版书前的“出版前言”中,还都印着几句批判性的话语。比方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出版前言”中就把列宁批评托尔斯泰“狂热地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之类的话搬出来,在《悲惨世界》的“出版说明”中提醒读者说“这部名著仍有消极的一面”,流露出编辑部心存余悸,文革的厉害可想而知。
  文革的“余威”依然在当时的生活里。
  一天,李景峰到我房间来,倒背着手,笑呵呵说:“可别骄傲呵。”忽然把两本厚厚的崭新的书拿到我眼前,一晃,几个头戴红巾手舞大刀的人好像要跳出来:《义和拳》终于问世。我拿来一翻书页,带着油墨芳香的风扑到脸上。任何年轻人头一次见到印着自己姓名的新书都不会激动若狂,反而会有点不信。当时的我拿着新书只是傻笑。李景峰问我要不要到办公室给爱人打个长途——那时打长途是一种生活的小奢侈——我摇头说不要,但景峰走后我便悄悄跑到东四邮局把这顶着多年苦楚而实现的梦告诉我妻子。她在电话里半天没说话,我还以为电话断线了呢。
  跟着人文社的又一个转机恰好落在我身上,就是恢复稿费。拿到第一笔稿费的是两本书的作者:一个是已经逝去的诗人郭小川,由他女儿代领;一个是我和李定兴,稿费是三千三百元,这笔钱在当时算得上一笔“巨款”,我当时工资是五十五元——五级工的月薪。我到龙福寺的中国银行去取这笔钱时,柜台里的银行办事员们——胳膊上大都套着套袖——站起来看我,好像遇到一个幸运的怪物。我相信当时柜台里的年轻人恐怕没听说过稿费这个词儿。
  本文选自《凌汛:朝内大街166号》,冯骥才/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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