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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委原第一书记白纪年生平(192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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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纪年
(1926-2015)


白纪年13岁投奔革命,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培养下,逐步锻炼成长为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教育、建设科科员,县政府政务秘书、民政科长,专署助理秘书,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边分区筹备委员会主任。1949年以后,他先后担任团西北工委组织科长、干部科长、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团陕西省委第一副书记、第一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省委农村“社教”运动办公室主任,中共汉中地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残酷打击、迫害,被关押、批斗、审查长达7年之久。重新工作后,历任陕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省农林局局长、党组书记,省农林办公室主任,省委农工部部长,省农业委员会主任,陕北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主任,陕西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省委书记,陕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第一政委。他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建时期陕西地方组织主要负责人之一,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时期)第一、二、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二、三届团中央委员;是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一至四届、六至十届代表大会的代表,是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六届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是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三、四、五届委员,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委。他是陕西农村改革的带头人之一,是我国干部制度改革中第一位由民主推选产生的省委书记。





白纪年的青少年时期是在陕甘宁边区度过的。在这里,他接受了文化的启蒙教育,经历了革命斗争的考验和洗礼。


1926年2月19日(农历丙寅年正月初七),白纪年出生在陕西省绥德县城南白家沟。绥德,古为绥州,取“绥民以德”之意,是陕西北部重镇。这里东靠黄河,西望长城,南经瓦窑堡通延安,北接榆林,是连接华北与西北的通衢要道。


白家早年比较殷实,祖父白承谋以经商为业,同时也出租一些土地。两个儿子上学念书都达到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大儿子白友三去法国留学,小儿子白星屏到北京大学读书。白承谋五十多岁就去世了,家道从此衰落。白星屏不得已从北大农科系肄业,回到家乡教书,同时兼做点小生意,以维持生计。到白纪年幼年时,家里只剩下5孔窑和60多亩地,商铺也没有了,二三十口人的大家庭开始解体,各奔东西讨生活。白纪年一脉只留下他和他的祖母刘氏、母亲李应梅及哥哥白万年和妹妹白素芳,靠祖父留下的一点积蓄和几十亩出租土地为生。在这个家庭里,父亲白星屏对白纪年的教育和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跟伯父白友三去了兰州。对幼年白纪年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祖母刘氏。祖母是一个勤劳、能干、善于持家又乐善好施的农村妇女。在祖母的影响下,白纪年从小对穷苦农民充满了同情心。在外面玩耍时遇到逃荒要饭的穷人,他总要跑回家里拿点吃的送给他们。


1932年春天,白纪年进入本县南关小学念书。四年半后,他又进入绥德师范附小上学。当时学校已经实行新式教育,遇着进步教员,还常讲一些现代科学知识和革命的道理。这让白纪年萌发了民主、进步和平等的思想意识,对新生活充满了渴望。


20世纪20年代初,李子洲、王懋廷等一批早期的共产党员开始在绥德传播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斗争,1924年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随后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在白纪年出生那一年,即1926年6月,成立了中共绥德地方委员会。随着土地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党组织在这里越来越活跃。到1935年前后,绥德县境内已有三支红军游击队在活动,先后开辟了绥南、绥北、绥东三块苏区,并且成立了绥德县革命委员会。这个时候的白纪年,常听到人们谈论东南乡“闹红”的事。说那里的农民如何斗地主,分田地;讲红军拔寨子,攻据点,除霸锄奸,打富济贫的故事。这些言传让白纪年感到耳目一新,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到了1937年,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绥德县被划入八路军募补区,隶属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八路军随即开进绥德地区。绥德成了各抗日根据地同延安往来的咽喉要道。这时,正在绥师附小念书的白纪年第一次见到了八路军,第一次看到八路军剧团的抗日文艺演出,尤其对开赴河防前线的抗大毕业生十分羡慕。他立志将来一定要走出绥德县城,参加八路军,在革命队伍里做事。


1938年8月,白纪年从绥师附小毕业并顺利考入了绥德师范。绥德师范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这里的学风清新,革命气氛浓厚,学生进步组织也很活跃,校长刘春元思想进步、开明。学校聘请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为教员,向学生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抗日进步思想,请八路军干部来校做报告。学生中还建立了党支部,领导学生开展革命活动。


抗战初期,绥德地区还处于双重政权局面。军事上由八路军驻防,设有绥德警备司令部,部分农村乡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是,专、县以及部分乡镇政权仍然被国民党所把持,专员、县长是国民党政府委派的,掌握着地方政权。专员何绍南是一个反共摩擦专家,在他的指使下,当地保安队不断制造针对八路军和其他进步人士的流血事件。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还把持着当地教育界,企图利用学校和共产党顽固对抗。


这年夏天,准备跨入绥师校门的白纪年,赶上了抗战以来学校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潮。正在绥师上学的哥哥白万年和他的同学们,为了抵制顽固反共的新校长白焕亭到任,挽留进步校长刘春元,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活动。受革命气氛的影响,12岁的白纪年也加入到这场“挽刘驱白”的学潮之中。由于国民党行政当局的镇压,学潮归于失败,刘春元被解职,白焕亭当上了校长。然而,这次学潮却在白纪年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民主进步的烙印,让他至今难忘。


抗战时期的延安,被所有爱国的热血青年看作是实现抱负、成就事业的理想之地,具有极大的吸引力。1938年绥师发生学潮之后,许多进步学生便酝酿着去延安参加革命。暑期,白纪年偷偷跟在哥哥白万年和其他几个大同学后边前往延安。由于他年纪太小,走出县城不远,就被大同学们硬是劝回家。但是,因为上次学潮的事,个性极强的白纪年坚决不愿回到由反动分子白焕亭任校长的绥师上学,就在家里帮着祖母和母亲干些杂活。空闲时他常去光顾由八路军办的“抗敌书店”。白纪年通过这个书店认识了很多进步人士和八路军干部、战士,在这里浏览抗日进步书刊,听八路军干部和进步知识分子讲抗战形势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接受着革命的熏陶。


1939年春节,白纪年又向家人提出去延安。母亲看他心切,就勉强同意了。正月初七,白纪年刚过罢十三周岁生日,第二天就背起行囊,带上绥德地委青委书记王朗超写的介绍信,和霍健智、申正等四五个同学结伴而行,踏上了去延安的路。从此,白纪年告别家乡,开始了他的革命历程。


经过几天的艰苦跋涉,白纪年和他的同学们步行几百里,来到了距延安百十里外的安塞县吊儿沟,被安排在陕甘宁边区中学读书。边区中学是党中央到延安后,由边区政府教育厅创办的。边区中学实施国防教育,培养能独立工作、领导群众抗战建国的青年干部。在这里,白纪年开始接受一些基本的革命理论教育。在老师的辅导下,他通过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社会科学概论》等论著,对中国革命问题和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有了初步了解。


半年后,边区中学与鲁迅师范合并为边区师范。在边区师范,白纪年系统地学习了教育学原理、小学教育概论等教育学知识。为适应抗战的需要,还接受了军事常识与游击战术训练。同时,学校十分注重社会实践,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白纪年和他的同学们,在学习之余,积极参加各种生产活动,春天开荒,夏天锄草,秋天收获。到了冬天,他们又下到各地农村去办冬学,进行社会教育。节假日,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工作团、宣传队,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参加地方上反奸、拥军、移民安置、减租减息等各种社会活动。正是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为白纪年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的双重封锁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坚持持久抗战并且取得最后的胜利,1939年初,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由此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刚到边区中学的白纪年,很快以饱满的热情参加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全校师生先后在安塞县吊儿沟和延安县南二十里铺周围的荒山上开荒种地,自己解决吃粮吃菜问题。年龄大的男同学和老师担负开荒、耕种等重体力劳动和技术活路,白纪年和一些年龄较小的同学承担了送水、送饭、送种子的活计。有一次,白纪年往山上送洋芋种子,山坡太陡,他人小个儿低,把筐子上的挑绳绕了又绕,还是挑不起来。好不容易挑起来,前边筐子一碰坡地,后边筐子又抹脱了,气得他坐在地上直哭鼻子。后来还是在大同学的帮助下才算送到了地里。这一年他们种了不少的菜,还种了许多谷子、荞麦、糜子等,收获甚丰,基本做到了伙食供应半自给,改善了学校生活,同学们在生产中也得到了锻炼。当时,在同学中流行着一首自编的信天游:“小米饭,黄又黄,把我们吃得白又胖,一天三餐吃得香,吃饱肚子打东洋。”


1939年秋冬,正在边区师范上学、年龄不满14岁的白纪年响应边区政府号召,利用寒假到延川县永胜区石源乡高家沟办冬学。在村冬学委员会和贫农会的大力支持下,白纪年很快组织起这个村子20多个年龄不等的青少年上冬学,教他们识字、学数、读报,给他们讲抗战道理。当时群众学习文化的热情很高,有一首《上冬学》的民歌唱道:“庄稼收到家,人人笑哈哈。拿起书本儿,冬学学文化。学文化好处大,知识学得多,道理解得下。不做落后人,不做睁眼瞎。男女老少上冬学,冬学好处大。人人有文化,救国有办法。小管这家务,大就管国家。会生产会打仗,有文又有武,创造新中华。”冬学一结束,白纪年所教的学生们都能看报、写路条、记账、写信了。


1940年初,合并后的边区师范决定搬到延安柳树店。白纪年和同学们人抬肩扛,徒步将学校所有家当搬往新校址。接着又自己动手打窑洞,建新校舍,晚上就留宿在新打的土窑洞中。由于年龄小,身子单薄,新窑洞中的土炕阴冷潮湿,他感染了疥疮。生活虽然艰苦,但白纪年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和快乐。


1940年8月,白纪年正式从边区师范毕业,分配到三边分区的靖边县清坪乡高家沟教小学。与延川比起来,这个高家沟不仅自然环境恶劣,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较为封闭和落后,老百姓普遍不愿送子女上学。白纪年去后,以他独特的思想与文化才能,和当地的青少年广交朋友,给他们讲学习文化的好处,宣传来自沟外边的新思想和边区首府延安的新气象。有时还代农民写信,给群众念报。老乡们夸赞说:“你看人家这娃娃,才十来岁就这么能干,比咱哪后生强多了”。经过示范动员,周围村子陆续有四五十个农家子弟走出家门,来到高家沟小学上学。白纪年和他的学生们同吃同住,既是师生,又是伙伴。白天教他们学习,和他们一起玩耍、讲故事,晚上就到学生家里,和学生睡在一个火炕上。他吃住在老乡家里,像家人一样挑水、砍柴、扫院子,深得乡亲们的喜爱和尊敬。这时他还不到15岁,是三边分区“公家人”里唯一的小孩,当地群众对他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称他是村子里的“小先生”。


在靖边县高家沟教书的一年时间,给白纪年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那里农民的热情厚道、小伙伴的纯朴善良,常常使他忘记了工作的辛劳和生活的艰难。在他的持续努力下,高家沟青少年的文化知识和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那里群众的封建迷信观念和落后愚昧的社会风气也得到了一定改变。也就是从那时起,逐渐培养起了他和农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成了他初步认识农民、认识农村,将人生事业的着眼点放在基层普通百姓身上的起点。


1941年八九月间,白纪年调到三边专署机关工作,先后在教育科、建设科做文书。这里的工农干部比较多,年龄普遍偏大,文化程度低。和他们比起来,白纪年年龄最小,文化程度却是个“中师”毕业生,也算是个学历比较高的干部了,加上他手脚勤快,办事能力强,待人诚恳热情,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因而深得同志们的喜爱。机关里跑路、抄写东西等差事,都喜欢找他做。在三边分区,他以喜好看书、记生字、刻蜡板、做记录这“四大爱好”扬名分区机关。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财力十分困难,技术也比较落后,文件的印制主要是靠复写纸复写和刻蜡板、油印来完成。在老同志们的鼓励下,白纪年主动承担起机关所有文件的刻制工作。从来没有握过铁笔的他,用稚嫩的手指捏起铁笔在钢板上一笔一画地刻起来,一干就是三四年。慢慢地他的右手中指在刻写中变形了,但看着写得越来越好的硬笔字,听着同志们赞许的口吻,白纪年干得更起劲了。


在三边专署工作期间,白纪年和青年诗人李季是好朋友。受李季的影响,白纪年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由于文化底子薄,看书时经常碰到“拦路虎”,磕磕绊绊,囫囵吞枣,往往理解不深。在专署秘书徐宗旺启发下,他备了个生字本儿,看书时碰到生字、生词就记下来,过后查字典或问别人。日积月累,生字本越记越厚,他读的书也越来越多,除了党组织指定的干部读物外,他还看了许多自然科学书籍和中外小说,如《铁流》、《士敏土》、《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一大批名著就是在那时读的。就这样,读书成为他生活的至爱,一有空就到处借书看,常常废寝忘食。冬天里,他和李季在一起伴着火盆抱着书本,一看就是大半夜。


白纪年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做会议记录。那时干部中工农出身的多,开会时常找不到做记录的,白纪年就自告奋勇把这件事揽下来。经过反复不断的实践,他的记录水平提高得很快。通过做记录,提高了他对人物语言的理解和归纳能力,也锻炼了他对事物的接受能力。


有过两次高家沟教书经历的白纪年,和农民群众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他深知专署每一项工作任务都要依靠农民群众来完成,所以他本能地感到了解农民,熟悉农村,凡事先做群众工作应是一项长期修炼的基本功。为了给自己多压担子,他积极要求下乡,力求在基层历练自己。第一次下乡是专员罗成德带他到定边县红柳沟贺圈村访问劳动模范贺宝元。在罗专员的指导下,白纪年独立完成了对贺宝元模范事迹的报道。从1943年起,他开始频繁下乡,从工作组一般成员,到担任工作组长、工作团长,肩负的担子越来越重。


当时下乡工作的任务非常繁杂,如组织生产、征兵征粮、访问劳模、基层普选、土地改革、支援前线、动员备战等等。为了把这些工作做细、做好、做扎实,他采用文艺演出、张贴标语、办墙报、召开群众大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发动群众,向群众宣传党和边区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在下乡工作期间,他学会了怎样做调查研究和写调查报告,同时也交了很多农民朋友。以后在谈及他的成长经历时,白纪年深有感触地说:“这个时期的刻苦学习和独立工作使我获益不小。”


1942年春,白纪年随专署机关参加全党整风运动。按照安排,他学习了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对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更是反复研读,从中领悟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当时,上级印发的学习文件,数量很少,到了基层平均三四个人才有一份。为了解决文件少的问题,白纪年就自己动手抄写和刻制。同志们学习的整风文件,许多都是他抄写、刻印出来的。他说抄写、刻印整风文件也是提高自身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极好机会。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他的思想觉悟得到了新的升华,结合几年来亲眼看到边区军民团结抗日,经济、政权建设红红火火,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他更加热爱边区、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对党的感情更深了。他多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专署机关党委鉴于他几年来学习、工作的突出表现,于1942年4月正式接收他为一名共产党员。这一年他刚满16岁。


整风运动的后期是审干阶段,由于康生搞的所谓“抢救运动”,致使许多革命同志遭受不白之冤。当时在三边分区审干中负责做记录的白纪年,亲眼看到自己身边许多令他尊敬的好同志受到了审查。如对他有抚育、知遇之恩的三边分区教育科长张兴被诬为“敌特”,抓回延安关了很长时间;和他朝夕相处的青年诗人李季也被怀疑有问题,集中到分区整训班接受审查;连地委书记王世泰的秘书徐宗旺都被怀疑为“特务”。看着这些同志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白纪年心里很不理解,对这些人充满了同情,生活上总要想方设法给以照顾。


1945年8月,白纪年被调到吴旗(现称吴起)县政府做政务秘书兼民政科长。解放战争打响后,1946年10月,马鸿逵部为策应胡宗南进攻边区,陆续派遣骑兵旅、整编第八十师和三个保安团东渡黄河,集结于盐池县以西地区,近窥三边。1947年春,“马家军”很快进占了三边分区的定边、靖边、盐池等县,吴旗县岌岌可危。前方战事紧张,时任民政科长的白纪年更忙碌了。他整天忙于进行战备动员、征兵征粮、发动群众缝制被服和军鞋、组织随军担架与牲口运输队、准备战时救护等项工作。不仅要负责前线部队的后勤供应工作,还要负责分区党政机关和吴旗县以及撤退到吴旗的定、靖、盐等县机关的后勤供给,任务十分艰巨。当时他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不久,也顾不上照料妻儿,一头扎到基层,深入到群众中做扎实细致的各项战备工作。


6月上旬,三边专署决定抽调地方干部支援前线,吴旗县组织了500多人参加的担架大队,由21岁的白纪年担任担架队队长。在炮火连天的战斗中,白纪年带领担架队奋不顾身,跟随野战部队进军陇东,转战三边,奔赴沙家店,跋涉在沙漠和旱原上,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最快的速度、周到的服务,不断地把前方受伤的战士转运到野战军后勤司令部的兵站里接受救治。随着沙家店战役的结束,担架队完成了使命,胜利返回吴起。由于支前任务完成得好并且没有伤亡,白纪年率领的担架队受到了部队首长的高度赞扬。1948年1月,他又被调回三边专署,负责分区民政事务。


1948年春延安光复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重建工作在陕甘宁边区全面展开。4月,三边地委决定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边分区筹备委员会,在三边分区开展建团工作。5月4日,白纪年作为三边分区干部中最年轻的一员,被任命为青年团三边分区筹委会主任,从此踏上了青年工作岗位。


三边分区青年团筹委会成立后,根据党中央关于建团的有关指示和《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分别在分区机关、学校以及吴旗县农村开展试建青年团工作。当时在吴旗兼任土改工作组组长的白纪年,一边进行土改试点,一边着手青年积极分子的培养,先在凤凰区张家坪乡发展了一批农村先进青年入团,取得经验后逐步在全县铺开。工作中,白纪年注意把建团和土改工作紧密结合,发动团员青年带头进行土地登记和产量评定工作,积极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同时创办夜校和冬学,组织青少年开展识字和读书活动,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学习新民主主义理论。经过建团的乡村,工作有了活力,青年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大的改观,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极大地推动了生产、支前和土改等工作,赢得了家长和党政领导的普遍赞赏和支持。


两个月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陕甘宁边区筹备委员会在延安成立,白纪年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当选为边区筹委会委员。1949年3月,他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青年团陕北区委委员和出席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1949年春天,白纪年和陕西的30多名代表一起从延安启程,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乘汽车、倒马车、换火车,一路风尘到了北平。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会上他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军队领导人,聆听了任弼时所做的政治报告,使他进一步感受到了青年工作的使命和肩负的重任。


1949年6月,青年团西北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将现有青年干部加以调整,并要求选派一定数量思想作风过硬的青年干部到团内任职。从北平参加完全国团代会的白纪年,被调到了青年团西北工委。6月8日,白纪年带着简单的行装来到刚刚解放的西安,西北团工委任命他为组织科长。刚解放的西安,百废待兴,工作十分繁忙,除城市接管、恢复社会秩序和组织生产外,还在广大城乡开展了减租、反霸、肃清反革命分子、建党、建团、建政、土地改革等项工作。为了加强新区的青年干部力量,更好地开辟新区工作,扩大青年团的政治影响,按照西北局青委的指示,白纪年和丛一平、李屺阳等人一起,在这年暑期举办了两期青年干部训练班。他们从西安各大中学校挑选了一批进步学生和党、团员进行培训。经过培训的几百名青年干部,结业后分赴各地,很快成为西北地区的建团骨干。青训班结束后,白纪年被任命为西北团工委干部科长。接着,在青训班的基础上,他又负责筹建西北青年干部培训学校和西北团校,同时参与了大荔、渭南、咸阳、宝鸡、三原、彬县等6个团的地方工作委员会和陕、甘、宁、青、新5个省的团工委及西北青年联合会的组建工作。


在开展建团工作的同时,从1949年10月起,白纪年还先后率团到陕西临潼、甘肃的天水、定西、会宁及青海等地,参加了西北地区的剿匪、减租、反霸和土改工作,在反霸斗争和土地改革运动中组建青年团组织。为了让群众尽快了解党的土改政策,白纪年首先组织青年上冬学,在教识字明道理的同时,组织青年学习土改文件,启发青年的阶级觉悟,进而组建、发展团的组织。1952年春,他回到西北团工委,被任命为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1953年春,在西北行政区撤销前,西北团工委的干部陆续进行分流,一部分调到团中央,一部分调到西北各省(区)团工委。这年4月,白纪年被调到团陕西省工委工作。5月4日至12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白纪年被选为团省委第一副书记。团代会结束不久,团省委书记张德立调走,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由白纪年主持团省委工作。这一年他27岁,是当时省级机关最年轻的厅级领导干部。





从1953年4月到1959年12月,白纪年主持团陕西省委工作6年8个月。在中共陕西省委和团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他始终抓住团的工作的中心环节,团结团省委一班人,结合青年特点,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使这一时期的陕西青年工作生动活泼,卓有成效,经常受到省委和团中央的表扬、奖励,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和支持,被人们誉为1949年以来陕西青运史上的“黄金时期”。


1953年6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全部出席,并对团的工作做了新的指示。党中央要求青年团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组织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照顾青年特点,开展独立活动。在团的“二大”会上,白纪年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回陕后,白纪年贯彻团的“二大”会议精神,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制定工作规划,既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又照顾青年特点开展独立活动,把青年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这年9月,党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布。根据总路线的要求,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同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五”期间,陕西是国家的重点建设地区之一。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在陕西就建了24项,建设规模相当庞大,任务十分艰巨。白纪年组织团省委的同志们认真学习和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研究制定了青年团在“一化三改”中的活动规划。要求全省各地团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结合青年特点,开展各种各样、蓬蓬勃勃的独立活动。


1954年6月,《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相继报道了北京展览馆建设工地建立青年突击队的经验,陕西地区各基建单位于7月开始试建青年突击队。当时在陕西修建宝成铁路的铁道部第六工程局率先建立了陕西第一支青年突击队——秦岭隧道青年突击队。这是继北京建筑工地张百发青年突击队之后,在全国建立的第二支青年突击队。接着,其他建筑单位又相继建立了31个青年突击队(班、组)和一些青年生产节约队(组)。白纪年认为青年突击队的建立,对促进生产进度,鼓舞青年士气,提高技术水平,丰富团的工作内容极为重要。他带领团省委的同志对这一新生事物及时进行总结,并向省委和团中央呈报了陕西建立青年突击队的情况。1955年2月,省委批转了团省委这个报告。从此,青年突击队活动在全省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到1956年底,全省厂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的青年突击队已发展到883个,另外还建立了124个先进青年班组、266个青年团监督岗、300多个青年节约队。


在工矿企业和基建单位青年突击队蓬勃发展的同时,农村青年突击队也悄然兴起。1955年春,关中和陕南各地麦田普遍发生红蜘蛛等病虫害,渭南县布袋王和沙王两个农业社的团组织,率先成立青年治虫突击队,仅用了两天时间,就把570亩麦田的虫害扑灭了,社领导和社员们都很满意。团省委立即派人调查,总结他们的经验,并向全省推广。


1955年7月,白纪年被正式任命为团省委第一书记。夏收前,他主持召开团省委常委会,专题讨论农村青年突击队问题。大家认为青年突击队是青年团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参与经济建设的具体体现,是激发农村青年劳动热情、推动生产建设的一种好形式。它符合青年积极勇敢、热爱劳动、要求进步等特点,有利于增强青年的荣誉感和责任心,有利于向青年进行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有利于培养和发挥青年的劳动热情,有利于发挥团的组织作用,充实团的工作内容。同时,常委会也冷静地分析了农业社和工矿企业、基建工地不同的生产任务、生产环境和可能出现的某些问题,适时地提出了一些政策性指导意见。由于有正确的组织和指导,农村青年突击队活动健康发展,他们在抢收抢种、防虫治病、防涝抗旱、农田基建、水土保持、植树种草等生产活动中,主动承担最急最重最苦的活路。到1956年底,全省农村已建立了3万多个青年突击队,推动了农业生产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


在开展青年突击队活动的过程中,还涌现出青年种植小组、青年生产队、青年丰产实验田等组织和活动形式。尤其是青年丰产田活动,对推动农村科技进步、培养科技人才、提高农业生产颇有成效。


土地改革之后,党及时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1951年12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开始在陕西农村广泛兴起。1953年12月,党中央又进一步做出《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教育和促进农民组织起来,使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农业个体经济变为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社经济。于是,在宣传贯彻总路线的热潮中,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


为了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1954年2月上旬,在白纪年主持下,团省委召开有部分团地、县委书记和基层团支部书记参加的农业生产座谈会,提出:“今后青年团在农村最中心的任务是协助党积极、稳步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逐步提高农业生产力。”2月下旬,白纪年又主持召开团省委一届二次委员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团省委关于《继续向广大团员、青年深入进行总路线的宣传教育的计划》和《关于加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团的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团组织在继续进行总路线教育的基础上,动员广大团员和青年积极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到1954年11月,全省已有80%的农村团员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半数以上的入社团员还担任了社内各种领导与管理职务。团省委就此向省委和团中央写出报告,提出当前的任务是要组织团员青年积极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同时协助党巩固提高现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做好迎接农业社大发展的准备工作。省委和团中央十分赞赏团省委报告中的做法和意见,并把这个报告批转到全省、全国各地。


1955年7月底,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发表之后,合作化运动进入新的高潮。9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县、区委书记会议,研究讨论全省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问题,交流办社经验。白纪年代表团省委在会上做了题为《充分发挥青年团在合作化运动中的组织作用》的发言,赢得与会同志的赞誉。这年10月,他在赴京参加团的二届四中全会时,有幸列席了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步地实现农业合作化问题。党中央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向青年团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极大地激发和鼓舞了白纪年等与会青年干部的社会主义热情。


此后,团省委在全省青年中开展了“争做优秀社员”的活动,号召全省团员、青年“要站在合作化运动的最前列”。这些活动的开展激发了广大团员青年入社爱社的热情,到1956年,全省就有230万青年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批骨干力量。团省委还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发现、培养和树立了一批青年先进典型。由于青年团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出色表现,白纪年和他领导的团省委受到了中共陕西省委的表扬。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白纪年作了《把广大青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大会发言。他盛赞陕西青年在各条战线上创造的突出成绩和卓越贡献,同时深刻地总结了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青年工作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他说:“青年团组织的根本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把广大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并且加以很好的组织引导,使他们得到充分发挥。”他强调:“要用适合青年特点的方法和形式,把青年组织和吸引到党的中心工作中去,发挥青年的积极作用。”他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充分肯定。


1955年,毛泽东主席发出12年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后,全国各级团组织雷厉风行,立即行动起来,发动广大青少年积极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


这年10月,团中央做出决定,拟于翌年3月在革命圣地延安召开陕、甘、晋、内蒙古、豫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作为东道主筹备这次会议,白纪年既感到兴奋又感到压力,认为这是对团省委工作的一次考验。他和大家经过反复研究,制定出周密的工作计划。一方面做好会议的有关筹备工作,一方面以迎接大会的召开为契机,广泛发动全省青少年,开展轰轰烈烈的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活动。到1956年春大会召开前夕,全省已有300多万青少年投入到为大会献礼的采种、育苗、植树等绿化活动中来,涌现出3000多个造林突击队(组)、350多个先进集体和800多名积极分子。全省已营造18万亩“青年林”和“少年林”,零星植树2000多万株,育苗3000多亩,采种80多万斤,为大会在延安召开献上了一份厚礼。


1956年3月1日,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在延安隆重开幕,全国其他省(区)均有代表参加,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青年造林大会。与会代表1200余人,其中陕西代表320人。白纪年是大会副秘书长,负责大会筹备、接待、会场布置及会务安排等项工作。会上,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做了题为《青年们!把绿化祖国的任务担当起来》的动员报告。他的报告深深地感染了青年们,植树造林的热情被空前地激发起来,会场内外不时传来动人的好消息。有一位浙江来的青年代表叫黄根品,是杭州市建设局西湖园林管理处的技术员。会前,他代表浙江省的青年给延安送来1000株包括水杉、雪松、白核桃和碧桃树等17种名贵树苗。为了保护好这些树苗的运输安全,这个积极热情的小伙子,一路上坐着货车,不离开树苗。他宁肯自己渴得口干舌燥,也要把省下来的水浇给树苗。经过八天八夜的长途守护,终于把1000株树苗安全地送到了延安。听了耀邦的报告后,黄根品当场向大会主席团提出申请,要求留在延安,扎根黄土高原,用青春和汗水染绿延安的荒山秃岭。几天后,他的要求被批准了,当这个消息在大会上宣布之后,代表们激动地把他抬了起来,这就更增添了大会的热烈气氛。以后黄根品果真在延安落下户来,而且一干就是23年,为绿化延安做出了非常可贵的贡献。


在3月5日的大会上,白纪年代表团陕西省委作了《为十年绿化陕西而奋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介绍了陕西青年为迎接五省(区)造林大会所掀起的造林热潮以及取得的成就和动人事迹,提出了陕西青年决心绿化黄土高原的奋斗目标,并确定每年4月和10月为全省青少年造林突击月。这个规划是经过白纪年和团省委常委们反复讨论,并在全省各地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规划提出在榆林地区营造“绿长城”;在延安、关中等地营造“水源林”;在黄河各支流沿岸营造“护堤林”和“护岸林”;在汉中、安康、商洛地区营造经济林和用材林。当时在陕西青年中流传着一首憧憬美好未来的歌谣:“远山高山森林山,近山低山花果山,拐沟打坝聚湫滩,平川全是米粮川,秃山变绿山,河水灌粮田,骡马成群,牛羊满圈,丰衣足食,人心喜欢。”


大会后期,安排代表在杨家岭植树。白纪年陪同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爬山越岭,植树造林。当时延安的土地还未解冻,在黄土地上挖个栽树的坑还真不容易。但是代表们硬是在坚硬的杨家岭上挖了3000多条环山水平沟,栽了3万多棵树。


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之后,陕西青年绿化祖国的热情空前高涨,各地团组织纷纷表决心、订计划,组织造林突击队,展开热火朝天的植树造林运动。1956年4月1日第一个“造林日”来临之际,团省委组织全省300万青少年投入植树造林活动。白纪年陪同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参加了青年的造林活动。


针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的特点,陕西各地团组织在动员青年植树造林的同时,还发动青年开展水土保持活动。1956年7月,白纪年主持在绥德县召开全省青年水土保持造林护林积极分子大会。1958年6月,又在米脂县杜家石沟召开了陕北水土保持基建队、突击队代表会议,推动全省青年植树造林、水土保持活动健康持续地发展。


植树造林、水土保持以后成为陕西团组织的一项传统活动。它益国利民,造福子孙后代。2005年7月,白纪年以80岁高龄重回延安时,看到当年在枣园和杨家岭栽植的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成为游人们休闲纳凉的好去处,心里感到十分欣慰。


扫除文盲,提高文化,是白纪年和团省委在20世纪50年代结合青年特点和实际情况突出抓的又一项重要活动。


50年代前期,陕西约有170万青年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特别在农村,文盲、半文盲占到青年总数的90%左右。大量青壮年文盲的存在,成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的严重障碍。因此,扫除文盲,成为当时一项重要工作。随着工农业建设的发展和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尤其是合作化运动的兴起,广大农村青年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对摆脱文盲状态,提高文化水平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扫除文盲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他们说:“共产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


为了满足青年们的要求,全省各级团组织普遍建立青年扫盲队,县、区、乡层层召开向文化进军的动员大会,大办民校、冬学、夜校以及识字班(组)等各种文化学习组织,结合农村特点,采取“不忙多学,大忙放学”的教学方法,集中教学,集体脱盲。1957年1月,当白纪年了解到耀县王益乡团总支举办青年扫盲速成班的情况后,立即指示团省委有关部门及时总结推广了他们的经验。从此,以青年扫盲速成班为主体的民校办得更红火了。许多山区青年,晚上打着灯笼火把,翻山越岭参加学习。当时有一首歌谣这样形容民校:“天上一片星,地下一片明,不是元宵节,尽是民校灯。”在举办民校的同时,团组织还把回乡知识青年组织起来,建立青年扫盲队,“一人扫一盲”,“包教、包学、包毕业”;在偏远山区和居住分散的地方普遍建立识字组,发动识字的教不识字的,组织在校学生当“小先生”,教家人,教邻居。有些搞得好的农业社,基本做到了家家有写字板,队队有识字牌。


经过1956、1957两年的集中扫盲,全省脱盲青年累计达80万名,青年中的文盲比率也大大下降。许多地方出现了不少“青年无盲村”。脱了盲的青年有很多还担任了农业社的干部、技术员、记工员。通过扫盲活动,大大改变了农村青年的精神面貌,农村的青年工作更活跃了,出现了讲科学、讲卫生、讲文明的新风尚,封建迷信以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愚味落后习俗逐渐得到改变。


1958年,以农具改革和工厂技术革新为契机,全省青年学文化、学技术的热情再度高涨。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全省先后建起了集政治教育、文化学习和技术培训为一体的“三合一”夜校、夜大学5000多所。许多脱盲青年还参加了业余中小学和“红专学校”的学习。


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我国农业还十分落后,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刚建立,又亟待加强和巩固。为此,党和政府号召未能升学的知识青年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白纪年认为这是一项战略性举措,关系到农业社和青年的发展前途,必须责无旁贷地做好知识青年的回乡务农工作。他多次召开团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此项工作,并指示团省委机关刊物大力宣传回乡知识青年的先进事迹。继《中国青年报》报道吉林省回乡青年吕根泽和山东省回乡青年徐建春的先进事迹后,1954年团省委总结和推广了渭南县南郭村回乡知识青年郭统绪的先进事迹。紧接着,团省委发表了给全省中、小学毕业生的公开信,同时安排部署各区、县团委召开知识青年代表会,动员他们回乡承担起建设新农村的任务。


经过各级团组织的不懈努力,到1956年底,全省有10多万知识青年回乡从事农业生产。有不少知识青年还担任了农业社的会计、记工员、技术员和青年生产队长等职。他们很快成为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开展扫盲活动和文化体育活动的骨干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1957年5月,团省委适时召开了“全省知识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白纪年在会上做了题为《热爱劳动,努力学习,立志做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将农村的变革发展与知识青年的才能发挥紧密联系在一起,热情地赞颂了回乡知识青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他鼓励知识青年放下架子,学会劳动,钻研农业科学技术,立志做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这个时期,《陕西青年报》反映知识青年在建设新农村、投身农业生产中的新气象、新事物的文章连篇累牍。


1958年5月下旬,白纪年利用去安康调研的机会,专程到凤凰山上看望由知识青年创办的共青农庄。望着农庄的新住宅、伐木场、生长茂盛的庄稼和新开垦的荒地,白纪年无比喜悦。他与庄员们一边劳动,一边高兴地说:“你们不怕艰苦,离开温暖的家,坚决同荒山做斗争的事迹,为所有知识青年树立了榜样。希望你们继续努力,鼓足干劲,更快更好地建设新山区!”在知识青年纷纷回乡从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热潮中,陕西各地涌现的青年农场和先进人物的事迹,成为当时全省以至全国各媒体关注的一个热点。


50年代中后期,由于“左”的指导思想逐渐膨胀,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思想作风在团的干部中滋长起来,使团的工作一度出现了脱离实际、夸夸其谈、追求形式、盲目蛮干、不重视基层工作、不关心青年切身利益等不良倾向。在热火朝天的背后,隐藏着扼杀青年个性、侵犯青年利益、损害青年身心健康等严重问题,背离了毛主席在团的“二大”会议上关于青年团要关心青年,照顾青年特点的指示精神。对此,白纪年极为重视,他和团省委的同志们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确定对策。针对团员青年中存在的问题,他在省党代会上大声疾呼:“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创造性的事业,我们需要的是具有远大理想,对新鲜事物具有敏锐感觉、具有革新精神、善于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活生生的人,不是那些唯唯诺诺、畏畏缩缩,缺乏积极主动精神的人。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是把我们手中共产主义旗帜撑持到最终胜利的人,我们必须重视青年的教育,关心青年成长,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做好‘百年树人’的工作。”他强调,在共同目标下,创造有利于多种多样个人才能发挥的条件和机会,才是最大限度调动和发挥青年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正确途径。


白纪年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按照青年特点、开展独立活动”这个团的基本工作方针,在实际执行中并不顺利,原因就是有些同志对先锋作用和“先锋主义”、独立活动和“闹独立性”的界限弄不清,产生思想顾虑,不敢大胆工作,生怕犯了“先锋主义”和“闹独立性”的错误。他及时将这一问题在省党代会上提出来。他说:“开展团的独立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正是为了充分发挥青年的积极性,更好地完成党的中心工作。既要反对脱离中心,标新立异,为表现自己而搞独立活动的做法,又要反对不照顾青年特点,千篇一律,束手束脚,不敢开展独立活动的现象。”白纪年的这个观点得到了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的赞赏,也为团干部们去掉了“心病”。


1956年3月28日,《陕西青年报》根据记者李振东、严野的采访,刊登了《任生辉为什么苦恼》的报道。反映长安县祝村乡团总支书记任生辉兼职多达23项,频繁的会议和过多的职务,使各项工作和个人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中国青年报》也对这个问题作了报道。文章发表后,引起各地青年及广大团干部的强烈反响,纷纷来信来稿找原因,谈看法,提建议。白纪年指示报纸设立了“青年呼声”专栏,以反映青年和团干部方方面面的苦恼,同时发表社论和评论,批评官僚主义作风。这场讨论一直持续到这年6月底。


1956年秋季,白纪年又指派团省委的干部协同渭南县委,先后两次在双王乡进行调查。发现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青年们发挥了非常显著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青年们有不少苦恼和要求。一是团员青年兼职和义务劳动过多,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收入;二是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得不到休息;三是刚刚兴起的文娱体育活动受到了冲击;四是青年要求入团难;五是青年的婚姻自由受到干涉。针对这些问题,团省委迅速采取若干措施,加以解决,并向省委写出调查报告和建议。省委对这个调查报告及建议极为重视,立即批转各地、市、县委,要求各地党委协助团组织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这一时期,团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团中央书记处多次召开会议,就团的“三大”筹备工作和团的自身建设与改革问题进行座谈讨论,广泛听取意见。白纪年当时被认为是思想活跃、工作有独创精神的团省委书记,经常被邀参加团中央讨论有关问题的会议。这一次,他在参加讨论团的“三大”筹备工作和团的自身建设等问题的会上,着重就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团员的思想教育、基层工作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现在团的领导作风上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上面不根据具体情况就布置,下面不根据具体条件硬执行,这个东西很可怕。在青年团群众化的问题上,他指出:目前青年团组织的官气比较重,它的作用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控制青年,而不是自下而上的反映青年的意见和要求;工作中较多是限制青年,干预青年各方面的生活,而不是支持发挥青年的积极性。白纪年的这些意见受到团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有的观点还被吸收到团代会的报告中去。


这年9月,白纪年在《陕西青年报》上发表《大力克服团干部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署名文章,列举团内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并加以严厉抨击。同时,也坦诚地检讨了自己和团省委领导班子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错误。11月间,在省第二次团代会上,他和团省委常委们商量决定,将检查纠正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为省团代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发动代表们给团省委领导班子提批评意见。可是当代表们把意见摆出来时,有些同志却接受不了,认为是“个人主义情绪”,“真不像话”,主张“好好批评一下”。然而,白纪年认为:意见所以这样多,正是说明团的工作中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说明团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有许多委屈和苦处,说明团内缺乏经常的民主生活,许多意见没有及时处理,现在再不能拖欠了。他在大会上代表团省委领导班子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这次团代会结束后,白纪年作为新当选的团省委第一书记,主持新一届委员会,研究落实团代会期间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据此制定了团省委《关于改进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的方案》。“方案”规定:团省委各位书记每年至少有3个月,常委、部长至少有4个月,一般干部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到基层帮助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同时,还就建立山区团的工作基点、有计划地培训各级团干部、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集体领导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和具体安排。“方案”实施之后,大批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蔚然成风,全省团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受到广大团员青年的好评。团中央的《团内通讯》也表扬了陕西团省委的这种做法。


“不当青年官,要做青年友。”这是白纪年在主持陕西青年工作期间,长期信奉和坚持的一个基本理念。他力倡在团内不称官职,只称同志,直呼其名。1956年,在一次团的干部会议上,他严肃地说:“我最近到几个国防工厂去调研,跑了一圈儿,心里很难受。到这个厂子,人一见叫白书记,到那个厂子,也是叫白书记。为什么就不能叫白纪年同志哩!叫个老白也可以嘛!什么书记书记的。耀邦同志一再讲,青年团不称职务,就直接叫名字。大家都是青年人,青年干部要和青年做朋友,把我们叫个书记,那青年还敢和你接近吗?我们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青年打成一片,这样才能做好群众的工作。”一番话说得大家心悦诚服。从此以后,团干部中再也没人称他的职务了。直到几十年后当上了副省长、党的省委书记,当年的老团干们见了他,依然称他“老白”、“纪年同志”。


在团省委同志的心目中,他既是一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的好领导,又是一个知冷知热,对同志关怀备至、体贴入微的知心朋友。原《陕西青年报》社的编辑吕耀先回忆说:“1954年底,我初到团省委时,心想白纪年是团省委主持工作的第一副书记,是个大干部,和他谈话还有点胆怯。没想到初次见面,他就主动热情地问长问短,鼓励我在实践中学习提高。他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我打心眼里为有这样的好领导而感到高兴。”吕耀先还说:“白纪年同志不仅在政治上关心青年干部的成长,在工作上和生活上也同样非常关心。1955年冬,我受报社的指派去礼泉县烽火农业社采访。行前,白纪年亲自给我交代任务,教给我调查访问的方式方法。回来后,又亲自审阅我采写的人物通讯,一字一句地推敲修改。”“1955年上半年,我患了严重胃病,身体很瘦弱,白纪年同志又是安排我在小灶吃饭,又让去临潼疗养。1960年春节前,我结婚时,白纪年和团省委其他领导同志还在百忙中出席我的婚礼,向我表示祝贺。这一切,使我感动不已。我参加革命四十多年,工作调动过好几个单位,让我感到最愉快、最难忘的还是白纪年领导的团省委工作那一段。”


白纪年非常重视在团内培养一种好的作风。他常说:“青年团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一定要培养一种好作风。做青年团的领导干部,最重要的是要带出好作风。”几十年后,他做了党的省委书记,仍然惦记着团的作风问题。他对团干部们讲:“胡耀邦同志对青年团最大的贡献,就是给我们青年干部带出了一种好作风。人们称赞耀邦同志,无不提到这一点。”他回忆说:“我到团省委工作时27岁,离开时34岁。那个时候,团中央和团省委都没有秘书代劳的习惯,大家都鄙视这个级、那个级,互相都称同志,从不称呼官职,都是齐心协力搞工作,脑子里没有什么等级观念。在团省委机关看不到什么官气。”


为了培养团内的好作风,他要求全省团干部做到“四要”:要学习技术,拜工农为师;要深入基层,帮支部做工作;要总结经验,为报刊写文章;在基层工作期间,要与广大团员青年实行“五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娱乐),和青年交朋友。他多次在机关干部会上强调,团省委干部要多学习,勤思考,多下基层锻炼。下基层工作要“想得到,说得出,写得来。”他自己带头经常下乡下厂调查研究。有一年夏天,他带领团省委机关的同志,骑着自行车在兴平县农村调查研究,由于个矮体胖,车座磨破了双腿。在乡间小路上颠簸了一天的白纪年,晚上回到机关时,不仅汗水湿透了衣衫,走起路来两腿也一叉一叉的,惹得同志们大笑不已。在他的严格要求和以身作则下,团省委干部养成了下基层调研的工作习惯,一年中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下边。不管是什么职务,一说下乡,很自然地背起行李就出发了。当时基层团组织的许多新鲜经验、先进典型、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青年的思想动态,都是在机关干部下乡工作中发现和解决的。


他经常督促团干部尤其是工农家庭出身的干部,多看书学习。白纪年对他们说:“青年时代正是长知识、长才干的黄金时代,可不要辜负了大好时光。”“人一生最光彩夺目的应该是知识的长进和事业上的成就。”“不要认为文化水平低就是工农干部,以文化低为荣。”他要求工农干部都必须参加速成班、职工夜校等形式的学习。对文化程度高点的干部,则要求他们必须系统地有计划地读有关政治、经济、文史哲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扩大知识面。团中央对团省委领导干部的学习也十分关心,经常发给白纪年各种书籍、刊物,他总是认真学习,并推荐给团省委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学习。当时整个团省委机关,上自书记下至干事,人人都有读书学习规划,学习的风气十分浓厚。


对于培养青年团的女干部,白纪年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55年初,白纪年在调查中了解到,青年团在女青年中的工作还比较薄弱,受传统封建观念影响,轻视、甚至鄙视女性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全省女团员只占全体团员的20%;不少地方团组织不注意培养提拔妇女干部,全省女干部只占全体干部的10%左右。针对这种现象,白纪年多次召集团省委常委会进行讨论,他说:“青年中有近一半是女青年,不重视女青年,放弃对女青年的工作,就等于放弃半数青年的工作。自然就不能够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经过讨论,团省委班子对这个问题很快达成共识,大家一致认为,在贯彻党的总路线,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形势下,重视抓好女青年的工作,是调动广大青年妇女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加强团和广大青年群众联系的关键环节。为此,在3月底举行的第三次委员扩大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积极培养提拔女干部的决定。会后,白纪年还在《青年工作简报》上撰文,阐述关心女青年、培养女干部对于党的事业的重要意义,同时要求女青年、女干部克服依赖思想,加强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这以后,团省委首先从自己做起,从机关里选派优秀的女干事下去担任团县委的领导职务,全省各级团组织也加强了这方面工作。女青年参与社会活动和建设事业的比率逐渐提高,各条战线相继涌现出一批有作为、有才能的青年女干部、女劳模和女积极分子。





1959年9月,白纪年奉调省委农工部任副部长。次年1月免去他的省委青委书记职务,团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也在第二次全省团的代表大会结束时(1960年1月7日)正式卸任。从此,他结束了11年的青年工作岗位。在省委农工部,白纪年工作了8个年头。此间,他经历了“反右倾斗争”、整风整社、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政治运动,参与了党在农村的许多重要工作。


白纪年奉调农工部之时,正是所谓“反右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1959年8月22日至9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二届十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七八月间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白纪年出席了这次会议。


省委这次全会仿照庐山会议的开法,初期先座谈陕西形势。当有些同志如实反映一些情况,发表一些不同意见之后,会议中间传达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立即转入联系本省实际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阶段,抓住前面一些同志发言的只言片语,上纲上线进行批判。这次会议错误地批判了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刘国声,省粮食厅厅长冯绍绪,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丛一平,省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岳邦珣,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元方,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平等同志。把他们讲的“人民公社没有试办,一哄而起”、“公社化急了、快了”、“粮食形势又好又不好”、“秋粮减产已成定局”等真话,统统说成是“右倾”言论,横加批判。


白纪年对这种“引蛇出洞”的做法非常反感,他觉得这些被批判的所谓“右倾”言论,其实都是反映了实际情况的真话、实话,并没有什么错误,因为他也有同样的感受和看法。比如:关于人民公社化急了快了的问题。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刚刚做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不到一个月,9月中旬,陕西全省就已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省委当时派了两个工作组到农村试办人民公社,其中一个就是由白纪年带队,在泾阳县永乐店搞试办。可是,试点工作刚开始,人民公社就已经在全省一哄而起了。


白纪年虽然在思想上认同所谓“右倾”的言论,内心里同情被批判的同志,但他没有能力阻止这场运动,只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局部的抵制。他在农工部工作期间,就没有组织批判所谓“右倾”。对在省委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撤职下放的刘国声、李浩两位前任副部长,他十分同情,一如既往地尊重,在生活上尽量给以照顾。几十年来,他们之间一直很友好。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对农业和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过程中,为了有效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很快地渡过经济困难,一些地方自发地实行了包工到户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省委农工部工作的白纪年,曾组织力量对这种情况做过一系列调查。1959年12月,他参与起草的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的报告》称:“全省51个市县(并大县后)中有32个市县的一些生产队,曾一度主张和发生过全部或大部农活包工到户,有103个生产队(占当时全省总队数0.3%)实行了包产到户。”1960年2月,省委整社办公室统计,全省实行包工到户的生产队有1286个,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有630个。白纪年当时对农民自发实行包工、包产到户是认同的。他认为,这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至少是渡过暂时经济困难的一种好办法。”可是,随着“反右倾”斗争的开展,1959年冬天和1960年春天的整风整社运动,却对包工、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冠以“变相单干”、“复辟资本主义”等罪名,进行了批判。


1960年夏季,党中央开始意识到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形势,相继召开上海会议、北戴河会议,部署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此后,党在农村的政策逐步松动放宽,包产到户再次自发兴起。


包产到户是农民群众创造的比较适合当时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经营方式,是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经营方式自发的否定。它是在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应运而生的。它一问世就深受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欢迎,尤其在贫困、居住分散的陕北丘陵沟壑区和陕南边远山区,包产到户较为普遍。白纪年和省委农工部对包产到户的再次兴起给予极大的关注。但是,由于刚经过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许多干部心有余悸。为此,在省委领导下,白纪年和农工部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对包产到户现象进行调查研究。调查中他了解到,咸阳专区有10多个县委书记、县长以上领导干部积极主张包产到户。他们认为,“实行包产到户,土地、牲畜、大型农机具等仍归集体所有,不准买卖,是生产责任制,不是单干,至少是恢复农业生产的临时措施。”


白纪年尤其欣赏省委政策研究室王伯惠和榆林地区农业局苏振云1962年8月在陕北清涧县的调查。这个调查报告反映,清涧县绝大多数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群众认为:“农业社是个大摊摊,精精(聪明人)捉憨憨(老实人)”;干部认为:“再不想办法,这个摊子就看不住了。”他们在调查报告中提出:“合作化道路要走,单干不可能,只有包产到户最合适”,并列举了实行包产到户的10条好处。


到了1962年10月,在党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包产到户被当作“单干风”,再次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户县三个农民党员的来信直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命运自然更加悲惨。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于康生等人的诬陷,还错误地批判了小说《刘志丹》。以“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同志打成“反党集团”,进行专案审查。这年10月25日至11月7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三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这次会上以及会后,在陕西全省开展了所谓清除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的残余势力和影响的斗争。对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赵伯平,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杨拯民,省委书记处书记、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张策和中共宝鸡地委书记薛志仁等领导干部以及户县三个农民党员进行了错误的审查和批判。还在地(市)、县、社以至基层,开展揭发批判,株连了一大批干部群众。


白纪年当时还处在癌症手术后的继续治疗阶段,也被通知参加了省委三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他同情受到错误批判处理的同志,赞赏他们在“左”的压力面前坚强不屈的精神,认同他们在“包产到户”等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和意见。他特别敬重赵伯平和张策两位老前辈。他后来回忆赵伯平时说:“在省委会议上批判习仲勋同志时,有人一再动员伯平同志表个态,他就是不表态,并说‘不表态就是表态’,‘仲勋是个好同志’。这种在政治高压面前不低头的浩然正气和铮铮铁骨,令人肃然起敬。”白纪年非常赞赏与认同赵伯平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态度与看法。他后来回忆说:“赵老在省委的会议上曾经说过‘包产到户不一定是单干,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把包产到户问题提到两条道路斗争是不适当的’。现在,历史已经证明赵伯平等同志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是有政治远见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白纪年怀着满腔热忱,积极督促有关党委为在包产到户问题上受到错误批判处理的党员、干部平反昭雪。他在对待“包产到户”问题上的这种认知和这份情感,奠定了他后来在农村改革中坚定、积极的态度。


整风整社是合作化后特别是人民公社化后农村一项经常性的政治运动。白纪年到农工部工作以后,参与最多的工作就是连年不断的整风整社运动。1959年9月,他刚到农工部,就跟随省委第二书记、省长赵伯平在临潼参加整风整社运动。当时,省委的整社办公室也设在农工部。白纪年后来回忆说:每年一度的整风整社又总是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在纠“左”与“反右倾”之间摇摆不定,一会主要是纠“左”,一会主要是反“右”;在纠“左”的过程中还常常高喊“反右倾”的口号,在反“右倾”的旗帜下,也采取了某些纠“左”的措施。农业生产与农村工作就是在这种反复折腾中曲折前进与发展的。


人民公社化后的第一次整风整社是从1958年11月开始,延续到1959年7月。这一时期,白纪年还在团省委任第一书记,但也常常被省委抽调出来参加农村整风整社运动。


1959年3月,白纪年以团省委第一书记、省委青委书记的身份,出席了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检查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并讨论制定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从3月到7月,结合整风整社对公社的体制和存在问题进行调整和整顿。经过这一段整风整社,初步刹住了“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公社体制的调整较为有利于管理和推动生产,群众的情绪也有所稳定。


当第一次整风整社刚刚开始纠正“左”的错误的时候,1959年8月传来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消息,纠“左”的进程被中断,党在农村的政策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8月下旬至9月上旬,白纪年参加完省委召开的二届十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之后,即奉调到省委农工部主持日常工作。这次省委全委(扩大)会议决定从11月起,全省农村开展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的整风整社运动。这次整风整社大批所谓的右倾思想和右倾机会主义,伤害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和群众。同时,对1958年冬以来采取的一些纠“左”措施予以否定,政策上“翻烧饼”。经过这么一折腾,一度收敛的三股歪风又重新抬头,“左”的思潮更加盛行,加之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陷入三年严重困难时期。这是白纪年始料不及、最不愿意看到的。


1960年冬到1962年春,两个冬春的整风整社,主要是按照上海会议以来中央的一系列指示精神,特别是八届九中全会和七千人大会的精神,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草案),对农村政策和农业生产进行调整。调整人民公社的规模,确立和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清理退赔“一平二调”,纠正“共产风”,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这一段时间,白纪年因病没能参加一年一度整风整社的全过程。1960年10月,他抱病参与召开了全省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检查纠正“共产风”,并部署在50多个公社进行这年冬天的整风整社试点工作。


1961年1月,白纪年在北京肿瘤医院做了平生第一次肠癌切除手术。出院后他一边做后续治疗,一边工作。他怀着满腔热情,参与了对在历年整风整社和反“右倾”斗争中受到错误批判、处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的工作,并组织、领导在全省185个生产队进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试办工作。


1962年冬到1963年春的整风整社,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形势下进行的。主要内容是贯彻执行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修正草案)。突出的特点是强调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继续改造三类队,纠正所谓“单干风”,巩固集体经济。白纪年参与了这次整风整社的组织、领导工作,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省委《关于做好1963年春季农村整社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当前农村整风整社几个问题的通知》。在当时情况下,这两个文件能突出强调抓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坚持以生产为中心,强调整风整社最终要落实在当前农业生产和农村各项工作上,是难能可贵的。


1963年4月,白纪年出席省委召开的三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央二月工作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批示的湖南、河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安排部署陕西社教运动的试点工作。根据“前十条”的要求,省委于6月份组成社教试点工作团,由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第二书记赵守一率领,在临潼县行者公社进行了历时4个月的社教运动试点。从此,拉开了全省社教运动的序幕。这一年全省各级先后抽调了2.8万名干部在103个公社进行社教试点。白纪年虽然没有参加省上直接抓的行者公社试点工作,但他却关注着全省各试点单位,负责收集、掌握试点情况,协助省委指导各试点单位的工作。


临潼社教试点工作结束后,省委立即部署开展全省的社教运动,并于1964年8月15日成立了两个社教指挥部(即农村社教指挥部和城市社教指挥部)。白纪年被任命为农村社教办公室主任。


按照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后十条”的规定以及9月西北局书记处兰州会议精神,省委重新调整了全省第一期社教运动的部署,将原先拟在全省10个地市各选一个县(区)进行一期社教试点,收缩为在4个县(区)试点。即在长安县(现为长安区)、延安县(今为宝塔区)、西乡县和西安市阿房区(现建制已撤销,划归新城区和碑林区)进行社教试点。每个社教试点县(区)都有西北局和省委的领导干部坐镇指挥。全省一期社教抽调工作队员3.5万人,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搞人海战术。与此同时,在其他各地、市、县,也开展了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8月至10月,白纪年受省委指派,率领工作团在凤翔县进行面上社教的试点。


社教运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左”的错误得到进一步发展,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在陕西,当时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负责人把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指示,进一步发展演化为“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无时不有时时有”;并且对陕西的历史和现状、陕西的共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状况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认为陕西的党组织政治上一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残余势力;认为陕西地下党严重不纯,是叛徒、特务窝子,是“国共合作”;认为干部队伍宗派主义严重,是地方势力;干部作风四平八稳,是“好人党”、“君子党”等等。他在指导社教运动中顽固执行“极左”路线,打击压制一大批反对和抵制他推行错误路线的同志。因而在社教运动中,围绕纠“左”与反纠“左”,产生了一场严重的斗争。“极左”路线的错误,在西北局主要负责人直接指导的长安县社教试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对于社教运动中的极左错误,包括白纪年在内的陕西广大干部群众,曾经进行过坚决抵制和斗争,并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纠正。早在社教运动开始之前,在对陕西民主革命的估计问题上,陕西省委的同志和西北局负责人就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西北局主要负责人武断地认为“陕西土改、镇反不彻底”,并由此提出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而陕西省委领导集体则认为,“陕西绝大部分地区民主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即使在西北局的高压政策下,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仍然坚持不同看法。1963年10月,白纪年参与起草的《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批的安排意见和若干政策问题(草案)》中就指出:“根据试点情况看,陕西绝大部分地区民主革命是比较彻底的,是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的。不彻底的是少数地区。这次运动中,不需要一般地进行清查漏网地、富分子工作。除个别情况特殊的外,都不要重新划阶级。”


在张德生同志重病期间,1964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同志为西北局第三书记、中共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不久张德生同志病逝,胡耀邦担任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耀邦同志一到陕西,就深入到干部、群众中间调查研究。他了解到陕西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严重“左”的偏差后,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左”的错误,减少在各方面造成的损失。1964年12月,他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提出:捕人暂停;“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后来,他针对面上社教中的浮动乱斗现象,还提出暂停群众性打击投机倒把运动;暂停文学、艺术领域的大批判活动,改为正常的学术讨论。1965年1月省委工作会议后,耀邦同志在安康调查期间,又针对干部中普遍存在的顾虑重重、精神不振、不敢大胆工作的问题,提出了正确对待干部的四条政策性意见。


省委和胡耀邦的这些正确意见和措施,受到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但是,却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人的批评。从1965年3月到1966年7月,西北局利用各种场合,对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等省委领导同志进行无休止的、上纲上线的大批判,以至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黑帮分子”。甚至在胡耀邦被整致病、回京医治期间,还对他进行长时间的缺席审判。


在这场纠“左”与反纠“左”的斗争中,由于白纪年始终坚定地站在以胡耀邦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坚决反对西北局领导人的错误思想和做法,抵制“左”的错误路线,因而也受到西北局领导人的压制和打击。


1964年11月,胡耀邦初到陕西,白纪年所在的省委社教办公室就自然成了他了解陕西社教运动情况的一个主要渠道。白纪年和胡耀邦在青年团工作时期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对胡耀邦出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他感到十分欣慰。在对社教问题的看法上,他俩又不谋而合。他把自己掌握的社教情况,一一道给胡耀邦,并把社教办编写的《社教通讯》、《社教简报》等内部刊物呈送给胡耀邦审阅。这对胡耀邦准确了解陕西社教运动情况,起了重要作用。


针对社教运动中大批干部受审查甚至受到各种处分而不能工作,干部队伍严重缺员,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白纪年和省委组织部部长罗文治商量,向省委提出从社教积极分子中吸收一批年轻干部补充干部队伍的建议。他们的这个建议很快被省委采纳,全省先后选拔了万余名经过基层实践斗争锻炼的社教积极分子,补充到脱产干部队伍中来。


1965年1月省委工作会议以后,根据胡耀邦的意见,白纪年和农工部、社教办的同志,代省委起草了一个文件,提出:“对补订地富成分要讲究策略,实事求是,有所控制,不要树敌过多。即使是土改时少数漏划的,考虑到解放已经16年了的情况,只要是十多年来拥护党的领导,遵守政策法令,老实劳动,没做坏事的,就不要补定地富成分。”但是,后来由于胡耀邦同志和其他省委领导处在被整的地位,这个文件就一直没有出台。


对于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左”的错误倾向,白纪年经常通过社教办的刊物予以揭露。为此,他常常受到西北局领导人的批评、指责。这年三四月间,根据胡耀邦关于严格制止打人、骂人、体罚人的指示,《社教通讯》上刊登了社教办公室王伯惠同志撰写的反对打人和逼供信的评论,引起了西北局主要领导人的强烈不满,竟为此事突然向西北五省(区)发了一个电报,气势汹汹地质问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评论。1965年下半年,省委社教办的《内部送阅件》如实反映了全省社教地区先后非正常死亡2600多人,其中仅宝鸡地区一个月就死了70多人。结果,也受到西北局的追查。


在五六月间的省委工作会议上,白纪年参与了会议报告的起草工作。对于会议报告,胡耀邦交代,该“检讨”的还是要“检讨”,重点放在今后工作上。赵守一、李启明等同志也坚持按西北局同意过的耀邦第五次“检讨”的口径去写,而省委书记处内的另外一两个同志,却坚持要“上纲上线”,要“画龙点睛”。强迫胡耀邦承认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是“政治上摇摆”,是对抗中央。负责起草报告的陈元方、白纪年等同志,同情和支持胡耀邦,坚持不肯“上纲上线”,不愿意搞什么“画龙点睛”。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多月,报告草稿反复讨论、修改了16次,直到即将开会,才勉强定稿。


7月份,西北局在兰州召开工作会议,以汇报总结社教运动为名,继续批判胡耀邦。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启明、肖纯和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彭天琦出席。陈元方和白纪年作为工作人员与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李启明准备参会的有关材料。会上,西北局领导人一再向李启明施加压力,要他揭发批判胡耀邦。李启明和陈元方、白纪年商量,坚决顶住西北局领导人的压力,会上只做工作汇报,不针对个人搞揭发批判。西北局领导人感到无奈,又以讨论学习毛泽东著作为名,另调他人参加会议。于是,便制造出所谓胡耀邦“挑拨两位主席之间关系”的重大罪名,使会议气氛骤然升温,批胡的调子越来越高。


白纪年对西北局领导人无休止地组织批判胡耀邦等省委领导同志的做法十分反感,他尤其不满西北局领导人破坏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的恶劣行径。他曾多次向省委领导人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并在党的有关会议上揭露西北局领导人的错误做法。他说:西北局领导人对下级党组织和干部根本不信任,常常采取情报手段来控制。西北局派人到下边参加会议或进行调查,规定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只听不说,不与下面同志交换意见,高深莫测,威严无比。他们不是给予下级以帮助、支持和指导,而是专门搜集材料,特别是反面材料,给西北局领导人写秘密报告。1965年2月,渭南县召开三干会,西北局派人参加了8天会,就上报了7份秘密报告,地、县党委都不知道。长安社教中,把全国劳模、人大代表、王莽大队党支部书记蒲忠智错误打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蒲忠智思想不通,省、市、县的一些同志也有不同看法,西北局领导人就说蒲忠智搞翻案,还说省、市、县都有人支持。于是,绕过省、市、县三级党委,直接派人去王莽调查,并对省、市、县委封锁消息。白纪年还揭发说,西北局领导人甚至动用专政工具,指派公安机关,用秘密方式审查陕西省委和西安市的干部,把省委常委领导班子,按左、中、右分为三类,开具秘密名单。西北局领导人违反组织原则,直接插手、干扰陕西省委内部工作。特别是1964年8月和9月份,张德生病重住院期间和1965年6月胡耀邦赴京治病期间,西北局都派人直接干预省委工作。西北局领导人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打击一大片。他不仅对陕西省委不信任,打击、排斥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等省委领导同志,改组省委领导班子,而且对西北各省(区)的领导班子都搞了大换班。1966年上半年,西北局一次就派了23名厅局长以上干部到陕西工作,企图控制整个省级机关和各地、市党委。


白纪年对西北局领导人顽固推行“极左”路线和采取阴谋诡计等手段整胡耀邦等省委领导同志的行为强烈不满。在省委6月工作会议期间,白纪年和省委秘书长陈元方、汉中地委书记张军、省委副秘书长林牧、戴云等人,议论起当时“极左”路线造成的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和无端整人的恶劣伎俩时,气愤地说:“写材料也要看绿灯”,“说话也要讲安全第一”,“现在是服从真理要与服从权威相结合”。这些私下议论的话传出去后,白纪年等人被西北局视为“危险人物”、“坏干部”,说他们是“恶毒攻击西北局”,是“反党”。省委原提名并报经中央批准白纪年任中共渭南地委书记一事,也被西北局搁置起来。10月,他被安排在渭南县(今临渭区)凭信公社蹲点,参加第二期农村社教运动。从1965年2月起,他在省委再没有任何领导职务,被挂空了一年多时间,直到1966年4月才重新任命他为中共汉中地委副书记。





从1966年到1976年,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陕西党的建设和各方面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白纪年从“文革”初始就被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旧省委一小撮走资派的黑干将”、“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进行关押、批斗、审查,时达7年。此间,他虽然饱经磨难,仍矢志不渝,依然忠诚于党的事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未动摇。他对战友、同志、朋友充满爱心,竭力保护。他虽身处逆境,屡遭诬陷迫害,却从未委曲求生,向邪恶势力屈服,也从来没有给任何人写过一张大字报,从未无中生有地揭发过任何人。他时刻想着党的事业、国家的命运,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此后,陕西和全国一样,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接着批判《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所谓“三家村”,形成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运动。因为在社教运动中,白纪年赞同和支持胡耀邦的纠“左”意见和措施,在批判“三家村”之初,就被打为陕西“三家村”的“黑帮”、“黑线”人物,横遭批判。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从此,“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6月1日至7月1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西安召开了为期近一个半月的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对西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做出部署。会议后期扩大到西北五省区的县委书记,揭发批判所谓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在西北的“黑线”。


6月17日,正在南郑县周家坪公社蹲点搞社教的白纪年,被通知到西安参加西北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接着,又于7月15日至8月7日参加省委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这两个会议主要是继续揭批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的所谓问题。在这两个会议上,白纪年被进一步打成彭、高、习和胡(耀邦)、赵(守一)、李(启明)“黑线”骨干人物,遭受批判和斗争。之后被送进西北局和省委设在西安市黄雁村省财贸干校内的“集训队”里,继续接受审查和批判。自从关进“集训队”后,他失去了自由,与世隔绝。


1966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公布之后,“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全国各地到处大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乱批乱斗领导干部成风,社会动乱进一步加剧。在形势日益混乱的情况下,9月21日,白纪年和其他“集训队”成员,被以“保护”为名,秘密转移到耀县田嘴,由军警看管。转移之前,严密封锁消息,不准问去向,不准与家人话别,不准回家取带衣物;转移途中,用帆布篷把卡车包得严严实实,不能让外面人发现,也不能让被转移的人看到外边的世界;到达目的地后,每个人都更名改姓,不准用真实姓名,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不准给家里和外界通信,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过着囚徒般的生活。


1966年12月中旬,造反派得知在耀县秘密关押了一批“黑帮”,说是西北局和省委有意“保护”的。于是又把他们从耀县押解回西安,分配给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批判。白纪年和吴钢、左嘉猷等人被分到西安交通大学,接受“红卫兵”的审查。


在西安交大被关押了一个月之后,1967年1月,随着省委机关“造反派”的夺权,白纪年又于1月25日被省委农工部的“造反派”揪回批斗。在省委农工部他被批斗、审查约一年时间。批斗的问题尽管老是那么几个:什么“一贯右倾”、“顽固不化地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三面红旗”等等。但使用的刑罚却不断地花样翻新:戴高帽、挂黑牌、拳打脚踢、揪头发、90度弯腰、“坐喷气式飞机”等等。


“夺权风暴”之后,由于“造反派”忙于打派仗、搞武斗,根本顾不上批斗这些所谓的“黑帮”、“走资派”,认为这些人都是已被“打倒”、“批臭”了的“死老虎”,无须再去理会。所以,这段时间,白纪年相对清静安闲一些,自由度也相对大一些。1968年1月,他又被汉中地委的造反派揪回汉中批斗、审查。


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白纪年等人又成了“文革”新政权有组织有领导的批斗对象。1968年7月间,他被送进省革委会在临潼举办的地专干部学习班,进行集中管制和审查。9月18日,省革委会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要求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斗、批、改”新高潮。在这次会议上,白纪年被省革委会公开点名批判,并被造反派的报纸列名报道。由此,省委农工部和团省委的造反派,经省革委会政工组批准,把他从临潼学习班抓回西安,轮番批斗。之后,又辗转在省革委会专案办公室、省委机关“斗批改”小组、工宣队直属专案组接受审查。


在长期关押、审查、批斗期间,白纪年还要被监督接受繁重的体力劳动,主要任务就是打扫卫生、倒垃圾。他每天要用架子车拉着垃圾往返十多里路。当时每月只给发15元生活费、30斤粮票。由于吃不饱饭,所以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加之前几年患有肠癌,作了一次大手术,身体比较虚弱,拉车上坡时常常两腿发软,两眼直冒金星,几乎晕倒在路上。到“文革”结束时,白纪年的体重由原来的158斤减为108斤。出了名的“白胖子”变成“瘦得可怜”的人了。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白纪年的专案性质又被升级为所谓“反革命政治案件”,给他戴的政治帽子是:“旧省委一小撮走资派的黑干将”、“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期间,在省级机关打了几个所谓“翻案”集团,即:赵守一翻案集团,李启明翻案集团,陈元方翻案集团,白纪年、王乃奇翻案集团。这几个“集团”的所谓“翻案”活动,都是因为对“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迫害不服而引起的。“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又对他们分别进行专案审查。1969年11月8日,省委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给白纪年作了审查结论,说是“犯有严重错误”,要他签字画押。白纪年认为这个结论不实事求是,是对他的诬陷和迫害,拒不签字画押。11月18日,工宣队派人把他送回汉中,参加地委、专署机关的“斗批改”。


1969年12月下旬,省革委会主要领导人在全省有关会议上再次点名批判白纪年。省级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又通知把他从汉中送回西安审查。4个多月后,又被送往泾阳县杨梧“五七干校”,一边劳动改造,一边继续接受审查批判。在“五七”干校,白纪年被分配在二连,主要劳动任务是看果园、拉水、守夜等。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中央连续发布一系列文件,揭露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部署在全党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消息传来,正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白纪年和难友们预感到出头的日子快到了,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互相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庆祝,表达自己兴奋的心情。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陕西结合贯彻执行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陕西省委汇报会传达提纲》,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加快解放干部,落实党的有关政策,形势开始好转。到1973年初,全省县以上干部,绝大部分已经解放并恢复了工作。白纪年也是在这个时候被解放出来的。由于他“一贯顽固不化”、“死不改悔”,成了陕西打倒最早、而解放最晚的厅局级领导干部之一。


1972年10月初,省革委会政工组组织组找他谈话,宣布他被解放,重新分配工作,并征求他对工作的意见和要求。白纪年当时对政治感到很厌烦,希望远离政治中心。他也知道,省革委会对他这个胡、赵、李的骨干并不放心,不会把他放到核心部门,又考虑到自己过去长期兼任过省体委的副主任,比较喜欢体育事业,所以就脱口而出:“还是叫我搞体育去吧!”他这个要求很快获得批准,被省革委会任命为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0月25日,白纪年离开杨梧干校到省体委报到,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白纪年与陕西体育事业有着独特的渊源和情感。早在1954年,时为团省委书记的白纪年就开始兼任省体委副主任并主持工作,成为解放初期陕西体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参与了省体委的筹建工作,领导了当时全省以青年为主体的群众性体育运动,参与了西北体育场等场馆设施的修建,组织开展了多次体育竞技比赛。这个职务一直兼任到1966年,随着“文革”的开始,其体委副主任一职才被免去。


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白纪年,如饥似渴地拼命工作。他戏称自己是“粮食担子换成了篮球担子”。当时的省体委主任田德霖,是他在“文革”前兼任体委副主任时的老搭档,对他非常尊重,他们配合得很默契。在白纪年的参与下,体委一班人一边抓批林整风,批“极左”思潮,抓体育队伍和各级体委班子的整顿,一边抓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恢复被“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陕西体育事业。首先增建了排球、篮球、乒乓球训练馆,并开始正规训练。随后,其他一些运动队也相继恢复活动。还重新组建了一个300多人的省体育工作大队,设置了7个项目,按军事编制进行管理和训练。接着召开了全省体育工作会议和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座谈会,并在西安、宝鸡、延安、汉中、商洛等地举办了若干体育项目的业余训练班。省体委还先后组织男排、女排、女篮及男子足球进京比赛,并且取得了女子排球全国冠军的好成绩。与此同时,遍布全省各地的体育竞赛活动也逐步恢复。1973年3月,白纪年被省委任命为省体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以后为副组长。“文化大革命”后期,白纪年等人努力排除“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干扰破坏,精心策划、举办了两届全省体育运动会、一届全省青少年运动会,派团参加了首届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和第三届全国运动会以及一些全国性、区域性的单项比赛。在第三届全国运动会上,陕西代表团派出361名运动员,参加了23个项目的比赛,取得了6人9次破6项全国记录、50人74次破48项全省记录、163人获奖的好成绩。


1976年3月下旬,他因患肠道结节型恶性肿瘤而住进医院,并做了第二次肠癌切除手术。术后化疗期间他仍坚持正常工作。这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消息传来,全省人民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白纪年抱病接连参加盛大的群众集会游行,和全省军民一道欢呼、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事后,白纪年在谈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心路历程时说:“文革”初期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思想“顶牛”,因此遭的罪也很多,被打倒得最早,而“解放”得却很晚。但是那时候,他对毛泽东的敬仰还是坚定不移的,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还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九一三”事件使他从噩梦中惊醒,开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严肃认真思考:“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不是必要?它到底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什么结果?开始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产生怀疑。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在“揭批查”斗争中,他更加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及其在各方面造成的严重破坏,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升华。他说,陕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在长期的社会动乱中,陕西的国民经济连续出现三次大的倒退。这就使本来落后的局面显得更加落后,与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他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说:“文化大革命”在给人们留下各种灾难和痛苦的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永远不会忘记的极为深刻的沉痛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就是在深刻总结和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并放眼世界进步潮流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1976年1月,白纪年被调到省农林局工作,先后担任局领导小组组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局长、局党组书记;1978年9月至1982年7月又改任省农林办公室(后改为省农业委员会)主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其间还兼了一段西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1979年12月至1984年10月,先后担任陕西省副省长、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省长、陕北建委第一副主任。担任副省长和省委常委职务后,仍然兼了一段农委和农工部的主要领导职务,主管农口工作。在重回农口工作和担任副省长职务期间,白纪年积极参与并领导了省政府系统特别是农口的“揭批查”斗争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各项工作,参与了省委、省政府关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若干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尤其是在调整农村经济政策、纠正“穷过渡”、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开展农业区划工作、确立分区分类指导的农业生产方针、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建立农业商品生产基地、开发渭北旱原、加强陕南陕北革命老区建设、创建杨凌农科城、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发现和培养人才、加强文物保护、重视旅游开发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左”的一套路线、方针、政策还在某些方面延续。例如,在农村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大刮“新跃进”、“穷过渡”之风。1977年11月,全国普及大寨县座谈会提出“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实现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群众称之为“穷过渡”),要求全国选择10%的生产大队进行“穷过渡”试点。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精神,陕西在临潼、蒲城进行试点。到1978年1月,全省已有8.9%的大队完成了“穷过渡”,实行了大队核算。在这股“穷过渡”风中,一些地方社员的架子车被收归集体,自留地被取消了,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被当作“资本主义倾向”受到批判,并加以限制和打击。这些“左”的做法不仅在试点地区有,在全省其他地区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伤害和压抑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1978年9月9日,中共陕西省委通知:为了适应农村改革的需要,省委决定,成立省委农村工作部,与省农林办公室合署办公。白纪年任省委农工部长和省农办主任。上任后,他根据省委的指示和部署,组织省委农工部、省农办和农口各厅局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就农村经济政策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省农办党的核心小组于1978年10月上旬向省委提出了《关于当前几个亟待解决的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这是白纪年出任省委农工部长和省农办主任后提出的第一个政策性报告。报告中提出的政策性意见主要是:合理规定粮食起购点,起购点应保证全省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上,主产稻谷地区应在400斤以上;自留地由社员自主经营,社队不要干涉;允许并鼓励社员按政策规定发展家庭副业;社员购置的架子车等生产工具全归社员所有,任何人不得平调和征收;放开国家指导下的农村粮食市场。10月7日,省委向全省各地批转了省农办的这个报告。


10月下旬,白纪年又组织力量,分三路到陕南、陕北和关中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他自己陪同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到陕北调查。根据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省委又出台了6条政策性措施:学大寨要从本地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纠正把政策允许的社员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加以限制的做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搞疲劳战术;因地制宜搞好农田基本建设;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逐步建设陕北林牧业基地;尊重生产队的经营自主权。


11月中旬,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和改进干部作风两个文件精神,省农办党的核心小组代省委起草了《关于认真解决当前农村经济政策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指示》,并经省委核准发出。《指示》中说:省委在所有制过渡、对待自留地、架子车和集市贸易等问题上,做过一些违反中央政策、与陕西实际情况不符的规定,应当予以废除和纠正。这个文件中又作了10条政策规定。指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目前在陕西大多数地区是基本适宜的。要求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认真执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制度;粮食征购实行“三兼顾”原则,起购点300斤,坚决不购过头粮,因灾减产减收交不起公购粮的,经过批准可以免交;植树造林实行国造国有、社造社有、队造队有、社员在房前屋后自种自有的政策;自留地由社员自主经营,没收了的自留地重新划拨给社员;社员购置的架子车永远归社员所有;尊重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等。


这几个文件的先后出台,有效地抵制和纠正了“穷过渡”等“左”的倾向和做法,保护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全省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陕西各级党组织领导全省人民在开展“揭批查”斗争的同时,大规模地平反纠正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成政治、思想、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白纪年当时作为主管农业的副省长、省委农工部部长、省农委主任,负责指导全省农业战线的“揭批查”斗争、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等项工作。他尤其重视量大面宽的农村基层干部中的冤假错案。1978年冬,他亲自部署组织在泾阳县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调查中发现:1964年以来,农村基层干部受到过两次大的打击,一次是社教运动,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两次政治运动打击了一大批农村基层干部,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泾阳县在社教中被当作“四不清”干部受到严重打击的有8560人,占全县当时基层干部总数的63%。有193人致死致残,17人被错关错押。受各种处分的党员1376人,占当时党员总数的42%。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785名干部和197名党员被批斗,受到各种处分。对干部队伍的大摧残,造成了生产建设的大倒退。泾阳县1966年到1970年粮食总产连续下降7000多万斤。调查结果令人触目惊心。


1978年12月底,白纪年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报告了他们在泾阳调查的情况。他大声疾呼:要使农村安定团结,加快农业的发展,一定要抓紧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农村基层干部过去在革命和建设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后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骨干力量,一定要像落实脱产干部的政策那样,认真落实基层干部的政策。要实事求是地解决好“社教”和“文化大革命”的所有冤假错案,做好善后工作。


他在省委会议上还特别强调要纠正“社教”运动以来错定的地富成分问题。他说:土地改革以后,陕西农村补划成分先后搞过四次,1953年到1954年查田定产时搞过一次;1957年到1960年,改造三类社队时又搞过一次;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大规模补划地富成分。有些县例如蓝田县补订的地富成分甚至超过土改时的5倍。这些都是在所谓“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的名义下进行的,是“左”的错误路线的产物,大多都是错案、冤案,应该坚决纠正。


在白纪年和众多老同志的呼吁、奔走下,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和纠正错划成分等项工作进展很快。到1979年9月底,全省在“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为“四不清”干部、“走资派”,或戴上其他政治帽子而遭到批判斗争,甚至关押、拘禁的16.67万名农村基层干部得到平反昭雪;被错划地富成分的6万多农户被改正了成分;还为土改以来长期劳动守法的11.3万名所谓“四类分子”摘掉了“帽子”。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陕西农村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生产责任制逐步发展起来。


陕西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由少到多,由不联产到联产,由联产到组发展到联产到劳、到户,由单项作物、单一农活的联产承包到全面的联产承包,最终形成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多种形式并存,并且不断完善和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白纪年和他所领导的省委农工部、省农委以及农口其他工作机构,始终以敏锐的政治觉悟支持群众创造的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并引导它逐步走向成熟、完善。


1978年洛南县率先推行作业组责任制时,曾引起一些非议,被指责为“变相划小核算单位”,是“资本主义倾向”。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白纪年,对农民的思想状态十分熟悉,特别在经历过“公社化”运动后,更加感到超越生产力水平和自然条件,一味强调公有制形式越大越好的思维模式,实在是行不通了。他指派省委农工部和省农委的同志深入洛南农村调查,并对下乡调研的干部交代:调研时不要只找干部,应该多找农民群众交谈,看他们的反映如何。当调查组了解到这种责任制形式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时,立即给予了满腔热情的支持和肯定。


1979年1月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以李尔重、白纪年为正副组长的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根据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精神,就加强劳动管理提出若干政策性意见,明确规定,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可以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酬,超产奖励。这一年,白纪年还指派省委农工部的同志调查总结了眉县槐芽公社权四滩大队第二生产队实行联产到组责任制,当年夏粮获得大丰收的典型经验,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了公开的宣传报道。根据各地的典型经验,省上把联产到组责任制的具体做法规范为“四定一奖”,即生产队对作业组定劳力、定地块、定产量、定工分,超产奖励,减产受罚。1979年秋播前后,这种责任制进一步得到推广。到1980年夏收前,全省实行“联产到组”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到57.8%。


“联产到组”责任制,虽然劳动效率有所提高,但作业组内部仍然存在着平均主义的分配,群众称之为“中锅饭”,仍感到不满意。因此,又出现了“联产到劳”和“包产到户”责任制。1980年夏收前,全省已有25%的生产队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边远山区实行单庄独户包产到户的有2.5万户,占总农户的0.4%。


对于农民群众的这些新创造,白纪年和他领导的省上农口各工作机构,总是怀着满腔热情去发现、去总结。这年秋天,他们又调查总结了米脂县朱兴庄大队孟家坪生产队实行“专业分工、包产到劳”的责任制形式。这个生产队只有16户人家,20个劳力,按照种地、拦羊和农田基建三项生产任务,分别固定劳力,实行包工包产到劳的责任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们总结的孟家坪生产队这种责任制形式,当时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赞扬。1980年9月28日,《人民日报》还专文介绍,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是一种大有前途的责任制。


1980年9月,中央75号文件下发,开了一个小口,规定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这以后“包产到户”由暗转明,由少而多,迅猛发展起来,并且逐步突破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的限制,向中心地带和平川、灌区发展。其形式也逐步发展演变为责任更明确、利益更直接、方法更简便的“包干到户”(又称“大包干”)责任制。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论也在不断创新。责任制的试行中,一些大同小异的做法和各种不同的名称逐渐趋于统一,用语越来越规范,到1983年初的中央1号文件,形成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科学的概念。


这一时期,白纪年经常率领农口干部到基层调查研究,召开有关座谈会,听取各方面关于农村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下乡调研时,每到一地,他都要进行实地考察,耐心听取群众的呼声,同时结合中央文件精神,大力宣传推广生产责任制。当他了解到一些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时,十分高兴,认为这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决农业生产效率长期低下的好办法。他鼓励基层干部应积极支持群众的正当要求,放手让群众因地制宜地搞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对已经实行“大包干”的要加强领导,积极争取办好,而不是犹豫或阻挠。在他的指导下,先后形成了《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座谈纪要》、《全省小麦生产责任制座谈会纪要》等一系列文件,并由省委、省政府批准下达,对在全省广大农村创建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创建和发展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经营体制一次最深刻的变革。在这个变革中,广大群众有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实践的过程。人们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适应、不断提高的过程。各种思想免不了会发生一些交锋和碰撞。白纪年和他领导的省上农口各机关及大多数干部,思想解放,态度积极,对创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尤其是王伯惠(时任省委农工部副部长、省政府农委副主任)同志表现更为突出,是白纪年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得力助手。1980年在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有人说,“包产到户是对农民的一种让步”,参加会议的王伯惠和甘肃省农委的负责同志立即站起来驳斥说:“包产到户不是对农民的一种让步,而是历史的一种进步。”他直接上书中央政治局,提出不宜立即制定新的六十条,而应让农民放开手脚进行新的创造。白纪年积极支持王伯惠,先后撰写并在中央和省内报刊上发表了《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越走越宽》、《司马迁故乡的大喜讯》、《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的新发展》、《自愿互利和民主原则的伟大胜利》等热情赞扬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各种责任制形式的文章,这对当时的思想解放和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但是,应该指出,由于长期受“左”的一套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理论体系束缚,面对来势迅猛的这场农村经营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在各级干部队伍中,还有一些人思想一下转不过弯来。担心者有之,犹豫者有之,反对的声音更是激烈异常。当“联产到组”刚刚兴起的时候,有人担心是变相划小基本核算单位,会影响到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当“联产到劳”出现时,则害怕滑向单干;对于“双包到户”,不少干部一下子更是接受不了,认为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除了对责任制本身的认识问题之外,干部群众思想上普遍存在着“怕”字,“一怕右,二怕乱,三怕麻烦,四怕变”。由于在“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反复批判“三自一包”,干部、群众谈“包”色变,心有余悸。说是“一提包,心发烧,挂过牌子弯过腰,今天若是包下去,明天挨斗谁撑腰。”省上有些领导同志一时思想也跟不上形势,对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双包到户”责任制的认识尚有疑虑,行为拘谨。


对此,作为主管农业的副省长,白纪年心里十分焦急。他坚定地认为,“双包到户”责任制是符合农村现阶段生产力实际水平的生产形式,是农民提高生产效率,摆脱贫困局面的有效途径,力主尽快在农业生产中积极推行。1980年6月,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调查组来陕西调查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省委安排他和主管农业的一位省委负责同志向调查组汇报情况。汇报中有人认为农村出现了严重的单干风,思想解放过了头,落实政策过了头。而白纪年认为农村形势大好,但思想解放还不够,落实政策还不彻底,没有满足农民的要求。由于思想观点严重分歧,在一起汇报不下去了,调查组只好分别听取汇报。


1980年10月,省委召开省、地、市负责同志座谈会,传达中央会议精神,讨论陕西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在这个会上,白纪年以副省长兼农委主任的身份作大会发言,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支持“双包到户”。并针对一些领导同志对生产责任制认识不到位,政策把握滞后,求稳怕乱,造成消极被动的局面提出尖锐的批评。他以省上对待安康、榆林、洛南等地实行生产责任制中的态度为例,指出:在对待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上,我们领导层思想解放不够,应该支持的没有支持,不适当的否定,而且否定得太早太急。总是先反对、批评,后又被迫承认、允许。作为领导,不是站在群众的前头引导群众前进,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的创造,而是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层层设防,步步为营,防堵群众创造的各种生产责任制形式。防堵不住了,才被迫承认允许。这些问题说明我们思想还不够解放,心有余悸,或者说“左”的流毒影响还比较大。他在会上大声呼吁:在贯彻中央文件过程中,要解放思想,放宽政策。“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多做调查研究,多从正面总结经验,尽量少批评、指责,更不要抓辫子、打棍子。”会后,新华社记者把他的发言整理成一篇通讯发表在《内参》上,引起了省内外极大反响。对于白纪年等同志的批评意见,省委领导当时并没有接受,反而指责他“不听招呼”,“不和省委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直到1981年5月,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时,才承认:“缺点在于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控制得严了些。”


1981年10月,白纪年赴京出席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当他看到会上拟讨论的中央文件(草案)对“双包到户”责任制的肯定态度时,兴奋不已,立即打电话向省委、省政府报告会议讨论情况,并把中央文件的要点传回省委,以便及时指导陕西当前的农村改革。1982年1月,中共中央1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和其他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充分肯定,指出他们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从此,“双包到户”特别是“包干到户”责任制在陕西得到迅猛发展,冲破山、原、川不同地区之间、各种作物之间的一切界限,成为全省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这年年底,全省已有95%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责任制。


1978年7月至9月,白纪年参加了由国务院组织的中国农业考察团赴美考察访问。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出国访问。相对于50年代的访苏来说,这次访美使他感慨良多。如果说当年对苏联的访问成果更多地体现在政治层面的话,而这次美国之行的成果,则更多地体现在经济与科技领域,让他看到了人类社会文明多角度发展的辉煌成就。尤其是美国现代化农业的发展状况,使他受到极大的震撼。当看到美国先进的农业科研机构、农作物的合理布局、农产品的生产及加工过程后,他深感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必然出路。


在美考察期间,白纪年对美国推行的区域化、专业化生产方式特别关注,决心要把这种生产方式引进陕西。访美归来,他首先抓调查研究,抓农业区化工作。为了摸清全省农业自然资源状况,制定科学的农业区划,1979年,省上成立了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委员会,省委书记李尔重任主任,白纪年任副主任,具体抓农业区划工作。在白纪年主持下,从1979年开始,省上先后组织省、地、市、县三万多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花了几年时间,深入农业第一线,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论证工作,基本摸清了全省农业自然资源的类型、数量、质量、时空分布、结构变化及利用现状,形成了9000多万字的考察报告、图表及有关资料。根据农业地域分布规律,以及农业自然资源、农作物生长规律及发展方向上的异同,将全省划分为六个农业经济区,即:长城沿线风沙区、陕北丘陵沟壑区、渭北旱原区、关中平原区、陕南低山平坦区和陕南中高山区。并就各区的自然资源状况、气候特征,分别提出各经济区的发展方向和生产方针。这次农业区划工作的成果,为省委、省政府调整农业生产方针、制定有关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1979年7月下旬,在省革委会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白纪年根据农业区划工作的初步成果和1978年冬季的农村调查结论,按照分类指导和分区发展的思路,分别提出陕南、陕北和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方向。省委、省政府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对全省农业生产实行分区指导的方针。明确提出:陕北要逐步改广种薄收为少种、高产、多收,在努力实现粮食自给的同时,逐步建成林业和畜牧业商品生产基地;陕南要大力发展林特产品,在实现粮食自给的同时,逐步建成林牧业和山货土特产品的生产基地;关中要成为全国和全省的粮棉油生产基地和秦川牛、奶山羊生产基地,全面发展多种经营;西安等大中城市郊区,要依托城市,服务城市,以蔬菜生产为主,兼营养鸡、养猪、养奶牛等业,逐步建设成为蔬菜、肉食、蛋奶等副食品生产基地。无论哪种类型的经济区,都要积极创造条件,从本地实际出发,努力发展农村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二、三产业,开辟农民致富的途径。


实行分区分类指导的方针后,加上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短短几年,陕西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陕西的农业区划工作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从事区划研究的专家被很多省请去介绍经验,帮助培训干部。


从调整农作物布局入手,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是白纪年突出抓的又一项重要工作。


长期以来,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盲目扩大粮食耕种面积,扩大复种指数。有的地方甚至毁林毁草,开荒种粮;有的地方不顾自然条件,盲目追求“两熟”、“三熟”。结果,不仅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和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而且使陕西农业内部结构简单化,畸形发展,形成了“三为主”的结构局面,即:农业内部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内部以粮食作物为主,粮食作物又以小麦为主。这种“三为主”的农业结构,不仅影响了林牧副渔业的发展,也影响了种植业的发展;不仅影响了粮食作物的发展,也影响了经济作物的发展。再加上不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用一种模式、一个典型,千篇一律地指导农业生产,使粮、棉、油等农作物的产量长期低而不稳。


对于这种落后状况,白纪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心利用农业区划调研的成果,从调整农作物布局入手,改变农业内部结构。1980年8月,他主持召开全省农业生产会议,代表省政府提出了科学调整全省农作物布局的意见,并从当年秋播开始,按照因地制宜、扬长避短、适当集中的原则,对粮、棉、油等主要作物进行全面调整。


粮食作物的调整,主要是适当压缩种植面积,主攻单产,确保总产的稳定提高。把复种指数控制在科学、合理的范围内。调整的头一年,粮食种植面积减少346.2万亩,经济作物面积扩大了近100万亩。


棉花生产布局的调整,采取“三集中”的方法,即:旱地棉田向水地集中,关中西部棉田向东部集中,关中北部棉田向南部集中,压缩那些分散、低产地区的棉田面积,在宜棉地区适当扩大棉田面积,使棉田由原来33个县集中到27个县。为了鼓励和支持宜棉地区发展棉花生产,白纪年又组织农口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制定了若干政策措施,并经省政府批准实施。如由国家保证棉农的基本口粮。在完成棉花交售任务后,水地棉区人均口粮达不到400斤的、旱地棉区人均口粮达不到360斤的,由国家销售补齐。每超售一斤皮棉,奖售粮食2斤;每增加1亩水地棉田,补售粮食400—600斤。经过调整,初步改变了棉田布局不合理的格局,使全省棉花亩产不断稳步提高。


油料作物布局的调整,主要是在适宜油菜生长,且群众有种植经验的关中西部和陕南扩大油菜种植面积。为了鼓励农民发展油菜生产,增加收入,在收购政策上实行统购基数一定五年不变、超购加价的政策,同时,规定可以用油抵交粮食征购任务。从1980年起,全省油菜面积连年扩大,油料不断丰产丰收,到1983年就实现了全省食油自给。


其他经济作物经过调整,也有了较大发展。烟叶生产从平川向旱塬调整,种植面积由几万亩增加到一百多万亩,卷烟厂由1个增加到了9个,成为财政和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花生种植向沙滩地集中,面积也从几万亩增加到二三十万亩;糖料增加到6.5万亩,蔬菜增加到128万亩。1981年5月,白纪年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就发展农村多种经营问题做了专题发言,提出把棉花、蚕茧、烤烟、苹果等二十余种产品作为多种经营的重点,逐项规划,抓出成效。这一年,他组织农口的大批干部,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就发展多种经营提出一系列政策性意见,以省委、省政府名义下发了《关于发展草食牲畜的决定》、《关于发展蚕桑生产的决定》和《关于发展茶叶生产的决定》等文件。同时成立了省多种经营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每年由省财政拨给1000万元的专项扶持资金。经过几年努力,全省多种经营取得了长足发展。农户多种经营商品率达80%,人均现金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7%,超过了粮食商品率和现金收入。


在调整农作物布局的基础上,全省先后建立了18个项目的商品生产基地,尤其是苹果的商品生产基地,为以后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2年8月,在白纪年指导下,省农业厅制定出《关于渭北旱塬百万亩苹果商品基地建设规划的意见》,经省政府核准后下达实施。陕西苹果业经过由“下滩”到“上原”的转变(即从秦岭北麓的渭河滩转移到更加适宜种植苹果的渭北旱原),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经形成洛川、礼泉、白水等23个苹果商品生产基地县。目前全省苹果种植面积超过700万亩,产量跃居全国第一,品质达到一流。苹果的突破式发展带来了整个果业的繁荣。畜牧业生产方面,从1979年起,在富平、蒲城等13个县(市、区)建立了奶山羊生产基地。奶山羊存栏和商品奶产量均有较大增长。1984年6月,由白纪年、徐山林主持,在泾阳县召开的全省农业工作会议进一步制定了10项农、林、牧业商品生产基地建设的规划。商品生产基地的建立,增强了农业部门自身发展的活力,新增了一批经济实体,对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和帮助农民致富起了促进作用。


陕北和陕南大部分地区都是革命老区,尤其是陕北,是毛主席、党中央长期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时间内,这里的面貌并没有多大变化,人民生活仍然很贫困,温饱问题没有解决。陕北老区的建设牵动着党中央和国务院,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省内外许多老同志都非常关注。白纪年对革命老区的建设更为关注。1978年秋,他陪同王任重在陕北调查研究。调查中他们酝酿要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抓陕北老区的建设,并向中央申请一笔专项建设经费,扶持陕北脱贫致富。白纪年还向王任重推荐前陕西省副省长谢怀德回陕主持此事。王任重采纳了这一意见,向中央提出建议,调谢怀德担任陕西省委书记(当时省委设第一书记、书记、副书记),主持陕北建委工作。1978年11月6日,陕北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王任重亲自兼任陕北建委主任,谢怀德为第一副主任。从这一年起,国家财政每年拨出5000万元专款,用于扶持陕北老区的建设。1983年,白纪年担任省委常委后,兼任陕北建委第一副主任,主持陕北建委工作。1984年9月,他出任省委书记(这时,省委不设第一书记,只设书记、副书记)后,也亲自兼任陕北建委主任。


为了扶持陕北建设,白纪年和省政府、陕北建委及有关厅局同志反复商量,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从1980年起,对陕北地区的粮食征购量由每年的2.9亿斤减少到1.5亿斤,一定3年不变;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的生产队不交购粮,公粮交现金,以保证农民的基本口粮,让农民休养生息。由于国家和省上这些扶持政策的实施,加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行,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短短几年就使陕北贫困落后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一部分农民开始走上富裕的道路。


陕南秦巴山区大部分也是革命老区,由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原因,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白纪年和省委、省政府在抓陕北建设的同时,采取若干政策措施,扶持陕南山区的建设。1979年7月,省委成立陕南山区建设领导小组,省委书记李尔重兼任组长,白纪年为副组长。为了摸清情况,准确把握政策,白纪年带领省委农工部和农委的同志,到陕南三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并代省委、省政府起草了《关于加强陕南山区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一系列扶持山区建设的政策措施。当年,国家农业部、财政部投资1000万元支援陕南贫困县建设。省政府决定从1980年起,由省财政每年也拿出1000万元专款,扶助陕南重点基地建设,连续3年不变。1983年1月,白纪年主持召开陕南山区建设会议,进一步做出《关于加强陕南山区建设若干政策的规定》,并决定将省政府每年扶持陕南重点基地建设的1000万元财政资金,延续到1987年;同时每年再增加扶持陕南发展多种经营专款1000万元。1984年9月,白纪年到省委工作以后,又先后派出由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带队的工作组,到陕南山区调查研究,并专门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加强陕南山区建设的问题。1985年4月,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贫困落后山区工作的紧急通知》,接着,又做出《关于加强安康等贫困山区工作的纪要》,决定从1985年起,连续3年,每年减免秦巴山区农业税1000万元;缓征林特产品税;取消生猪、木材和其他农副产品统购、派购任务;开放林木市场,撤销不必要的关卡;采用赊销粮食和以工代赈的办法修建基本农田,鼓励山区群众将陡坡地退耕还林还牧。1985年5月,根据白纪年同志和省委的意见,省政府农业办公室等四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决定由粮食部门拿出一亿斤粮食,用于鼓励农民退耕还林还牧,每退耕一亩陡坡地,售给或赊销粮食150斤(陕北为100斤)。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陕南山区的建设有了较快发展。到1985年底,陕南三地区大多数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渭北旱原北接陕北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区,南邻关中平原,包括24个县(市、区),4万多平方公里。这里土地面积宽广,耕地133万公顷,占全省近四分之一;农业人均耕地为关中平原的1.7倍,而且耕性良好,富有钙质,有较好的蓄水保墒性能;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条件较好,光照优于关中平原和陕南,是陕西农业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


为了开发渭北旱原,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白纪年组织省上一批农业专家和农口干部,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和科学示范活动,特别是1979年以后的农业区划大调查,形成了大量的科学数据和研究成果。1981年8月,白纪年主持召开渭北旱原地区农业生产会议,提出把开发渭北旱原地区作为陕西农业发展的一个新的战略重点,建设成为陕西第二粮仓。为此采取了6项重大措施。后来,渭北旱原又被国家和省上确定为农业综合开发治理的重点区域。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了渭北旱原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大发展。


80年代以来,省上对渭北旱原地区大幅度增加投资,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设施的挖潜改造,建设高标准方田林网,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全面推广节水灌溉、地膜覆盖、改土增肥等一系列旱作农业技术,同时以增施化肥为主,广开肥源,培肥地力,提高旱地农业综合生产力水平;大力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农业内部结构和整个农村的经济结构,充分利用本地自然资源条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建设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


经过十多年大规模的综合开发治理,渭北旱原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粮食、油料、烟叶、果品、肉、蛋、奶等产品产量都是成倍或十几倍地增长。农业内部的结构以及整个农村的产业结构,经过多年调整优化,扭转了单一经营种植业的局面,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已大大超过了农业产值,出现了农、林、牧、副、渔、工、商、建、运、服(务)、游(旅游)全面发展的新气象。农民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绝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正在向小康目标奋进。


渭北旱原开发的成功,为全省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创造了条件。特别是第二粮仓的建成,粮食的大幅度增产,大大缓解了全省粮食供需矛盾,减轻了全省尤其是关中平原的粮食压力,从而能够腾出空间进行种植业内部和农、林、牧之间的结构性调整,使经济园艺作物和林、牧业有较大的发展。同时,渭北果业、烤烟、肉、奶等商品生产基地的建成,使全省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朝着区域化、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渭北旱原农业潜力的发掘,也给全省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杨凌,原来的地名叫杨陵,是武功县辖的一个建制镇。因境内有隋文帝杨坚的陵墓而得名。改革开放以来,对外交往日渐增多,成立国家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时,改名叫杨凌。


这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逐步聚集了西北农学院(现改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一批高中级农业院校和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机构。新中国成立后,杨凌地区农业科研、教育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和陕西省先后在这里建立了十多个农、林、水科研教育机构。80年代初,这里就有各类科研、教学人员2800多名,其中高级科研、教学人员247名,中级科研、教学人员1233名,在校研究生和其他学员5000多人,并有试验基地3000多亩,各类科研、教学设备数万件(部)以及大量藏书、资料等。


在这么一个乡间小镇,聚集了这么一大批农业科研与教学机构,拥有这么多的农业科技人才,在全国是罕见的。但是,当时这里的市政设施极其落后,基础建设水平很低,为科研、教学服务的功能很差。科研教学人员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有一系列困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里的同志曾经多次和省上农业部门酝酿,在杨凌建立一个独立的行政管理机构,以便综合协调解决有关问题。作为农科部门的主管领导人,白纪年十分赞成和支持这个意见,并多次向省委、省革委会呼吁。1978年,他从美国考察回来,向国家农业部部长何康汇报,提出建立科研、教学、生产相结合的杨凌农业科学特区的意见。这个意见不仅得到何康的赞许,更是得到时任陕西省委主要领导职务的王任重同志的大力支持。王任重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落难发配到这里,接受监督,劳动改造。他对这里的情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深切的感受。1978年,他担任陕西省委主要领导职务以后,就十分赞成白纪年等同志酝酿在杨凌建立农业科学城的设想。


白纪年不仅是提出建立杨凌农科城的创意者之一,更是这个设想的积极实践者。他经常奔波于西安与杨凌之间,多次调查研究,多方协调组织。起初,他们的注意力是放在做好科研、教学机构之间及其与社会各方面的协调、交流工作以及为其搞好服务方面。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在国家科委的支持下,经省委批准,首先成立了“武功农业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协作委员会”,由西北农学院院长康迪担任主任,以协调、交流、服务为其工作宗旨。并且,先后投资建成了6000多平方米的农业科学会堂和2100平方米的综合科技咨询大楼。为了解决科研人员出行的困难,白纪年又竭力促成铁路部门在杨凌设立了火车站。


为了加强这里的市政建设和社会化综合服务功能,改善科研、教学人员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白纪年和省委、省政府的有关同志酝酿提出,先在这里设立县级行政管理机构,以便能统筹解决相关问题。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县级建制的杨凌区,后来又把周围的几个乡划归它管辖。这样,杨凌的辖区就包括4个乡和1个街道办事处,71个村委会,122个自然村,总面积94平方公里,人口11万余人。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前期,白纪年一直是杨凌农科城建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们把杨凌当作农业科学特区来建设,在领导力量、政策指导、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给予特殊照顾,特事特办。经过20多年的建设,昔日在地图上都难于找到的杨凌这一乡间小镇,如今已发展成院、校、所、站林立,高楼鳞次栉比,花草树木成荫,四季葱茏,环境优美,拥有十多个科研、教学单位,4000多名科技人才,万余名大、中专学校学生和70多个学科,专业设置合理配套的全国唯一的农业科学城。1992年,又在杨凌农科城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90年代中后期成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白纪年十分注意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尤其敬重有才干有人品的知识分子,视他们为知己。他主持农口工作时,一再要求机关干部和农业科技人员交朋友,并在农委成立了“专家顾问组”。他自己每年都要到杨凌去几趟,看望农科专家,和他们谈心,征求他们的意见,倾听他们的呼声。其中著名的养羊专家刘英武、果树专家孙华、养牛专家刘春山、小麦育种专家赵洪璋、昆虫专家周尧等都是他经常拜访的好朋友。80年代初,一个小麦收获的季节,白纪年和我国著名农业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小麦育种专家赵洪璋教授,相约在关中西部的凤翔县,一起商量如何有效地控制和预防小麦条锈病。白纪年鼓励赵洪璋:“要下决心拿出‘千斤、抗病、不倒’的小麦新品种。”赵洪璋教授去世以后,他的同事和学生继续努力研究,终于培育出了一批新的小麦良种。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陕西团干部中有个别同志被错定为“右派分子”。对此,白纪年一直感到歉疚和不安。他说:“这些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是有才华、有作为、有棱角的青年。他们敢于直言,对工作中的问题毫不掩饰。如果没有那场政治运动,他们的意见就不会被认为是‘右派言论’。应当说,以我本人的个性,是比较赞赏这些有特质、有个性、有作为的青年干部的。但受当时那种政治形势的影响,在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的名义下,我们还是做出了错误的抉择,使这些同志长期蒙受冤屈,伤害了他们的感情,给本人及其家属带来不幸。对此,我作为当时的团省委第一书记,是负有责任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拨乱反正、平反纠正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白纪年找来当时的团省委书记韩志刚,明确告诉他:“责任我承担,政策你落实。”要求务必全面、彻底、快速地给这些同志落实政策,重新安排工作。团省委很快对当年所有错划的“右派”给予纠正,并安排了工作。有几位年龄已经大了不能再回团省委的,白纪年设法把他们安排在省上农业部门,对他们政治上充分信任,生活上关怀备至,工作上大胆使用,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


白纪年对待干部一贯讲民主,讲团结,搞五湖四海。他对老同志非常尊重,注意从各方面给予关怀照顾。1959年他调到省委农工部工作时,部长唐方雷已是年逾六旬的老同志,几位副部长年龄也比他大得多。白纪年对这些老同志很尊重,工作中虚心向他们学习、请教,生活上多方给以照顾。即使是对于在“反右倾”斗争中受到错误批判处理的老干部,也在生活上千方百计给以关照。“文化大革命”后他重回农口工作。当时省农委(农办)的几位副主任都是老同志,他们年龄大、党龄长、资格老。作为农委主任的白纪年,对这几位老同志依然尊重,倍加关怀,并且按照各人性格特点合理分工,用其所长,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融洽。当时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姜一,是一位老成厚道的长者,尽管在“穷过渡”问题上与白纪年的观点相左,发生过一些激烈的争论,但白纪年仍一如既往地敬重他,钦佩他“农民本色不变”,说他“待人诚恳老实,实在是位好同志”。白纪年这种既坚持原则又尊重老同志的胸怀,受到大家的普遍赞赏。


对于年轻干部,白纪年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特别注重在实践中培养和选拔干部。他主持团省委工作期间,把一大批团省委机关干部派到农村和工矿企业去锻炼,让他们在基层实践中增长知识和才干。凡是准备提拔使用的干部,都必须经过基层锻炼,取得基层工作经验。团省委副书记卜克义在提拔前后,就曾经几次被派到县及县以下单位去工作,以后做了中共宝鸡市委书记。白纪年后来到省委农工部、省农委(农办)工作期间,又从实践中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年轻优秀的干部,先后有20多人走上厅局以上领导岗位。白纪年对他身边工作人员要求更加严格,培养使用花的心血更多。他在省政府和省委工作期间的秘书程群力先被派到日本作研修生,在日本农民家里生活、劳动,学习掌握农业技术;后又被派到长安县做县委书记,8年后才调回西安市。后来做了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





1984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白纪年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不设第一书记后的首任省委书记)。在任期间,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大刀阔斧地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提出了一系列颇有见地和影响的思想观点,在改革开放、党的建设、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工作中建树良多。


1984年5月,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他回京就职之前,由谁来接替主持陕西省委的工作,上下议论纷纷。中央酝酿了很久。由于各方意见不一,中央决定由省里民主推选的办法产生省委主要负责人。中央书记处提出两个方案,一是选一个50岁左右的同志,这是最佳方案;如果选不出,也可选一个60岁以下的同志,这是第二方案,没有第三方案。要求所选拔的省委领导干部必须具备政治上比较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比较好;文化程度比较高;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工作魄力,能够开创新局面等条件。中央书记处还就参选范围、选举程序、酝酿提名及投票形式等做出具体指示,要求本着对党负责的精神,由参会人员自由提名,省委不要预提名单。用半个月的时间,经过反复筛选剩下的三四个人,再进行无记名投票,最后以得票数确定谁当省委第一把手。中央书记处特别强调:在酝酿选举过程中,省委的同志不要干预,中央书记处也不干预。同时还要注意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省里参加酝酿推选的人数可在300人左右,具体人员范围由省委自己决定。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驻陕联络员小组要协助陕西省委做好这项工作,中央组织部不再派人去陕西。


陕西省委对这次民主推选工作十分重视,严格按照中央规定的方案、人选条件和推选办法去做。8月上旬,省委常委会多次讨论了民主推选会议的开法、日程安排、参加人员等问题,并研究制定了具体提名和推选办法。8月6日至14日,省委召开有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顾委常委,省纪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员副主任,省政府党员副省长、顾问,省政协党员副主席,各地(市)、县委书记,省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大型企事业单位的党委书记共300余人参加的全省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民主推选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中指委驻陕联络员小组乔明甫等5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马文瑞同志主持,在小组充分酝酿的基础上,采取分步骤无记名投票的办法,经过四轮投票推选,白纪年均得票最多,超出其他被提名人数倍。


8月19日凌晨,省委将民主推选的结果及意见电报中央。报告中说:“很多同志认为,白纪年同志符合中央提出的四个条件。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迫害,能够坚持原则。在揭批查运动中是非明确,旗帜鲜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思想比较解放,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和一定的工作魄力,对全省情况熟悉,在干部中有较高的威信。”“根据推选结果,白纪年同志得票最多,我们的意见,可作省委主要负责人,请中央审定。”与会同志反映,这次推选,放手让大家充分酝酿,自由提名,这是党内民主和群众意愿的充分体现,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应当由人民来选择和监督自己公仆的原则。


8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白纪年任陕西省委书记,并用电报形式回复陕西省委。随后,中央又发出通知,决定中共陕西省委不再设第一书记,省委领导班子由书记、副书记、常委组成。白纪年为陕西省委书记。


11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陕西民主推选出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消息,并配发了题为《改革干部制度的大胆尝试》的评论员文章,盛赞“陕西省委采取民主推选的办法荐举省委书记,是干部制度改革的一次成功尝试,值得重视和推广。”国内数十家报纸、刊物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报道和评论员文章。美联社、法新社、南通社等国外媒体也竞相报道,称: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第一个用民主推选办法产生的省委书记。”由于媒体的广泛报道,白纪年一度成了中外驰名的新闻人物。


白纪年和省委领导班子认为,民主推选省委书记是干部制度改革的开端,而不是它的终结。既然是好经验,就要推广,决不能把这个好典型当作花瓶摆设起来。


基于这种认识,陕西从1985年1月开始,结合整党,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精神,采取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相结合的办法,调整了51个省级部、委、办、厅、局的领导班子,并陆续在地、市、县推广这种做法,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为了指导好调整省直部门领导班子的工作,白纪年和省委的同志们作了大量的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准备工作。他在各种场合多次谈到考察和选拔干部的问题,1984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谈谈考察和选拔干部》的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切中时弊、令人耳目一新。他认为,选拔干部要选人才,而不能选庸才、选“奴才”。他说:“过去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往往把那些敢于思考问题,能提出不同见解,有胆识,有闯劲,勇于研究、探索、解决问题的干部说成是骄傲、主观、不好领导、难于共事,而把那些因循守旧、四平八稳、阿谀奉承、圆滑周到甚至弄虚作假、两面三刀的干部当作好干部。这种偏见,严重抑制干部的积极性,压抑了人才,对党的事业贻害匪浅。”他主张正确对待有棱角、有个性的干部。坚决反对磨光棱角的观点和做法,坚决反对进谗言、信谗言,反对阿谀奉承和喜欢阿谀奉承的人。他十分注意从细微中观察干部的意识和品德,提出:“考察干部一定要注重实际,考察政绩。坚决反对那种夸夸其谈、坐而论道,只搞花架子、不干实事的作风。”特别强调要正确对待有争议的干部。他说:过去,习惯的做法是“先挂起来”、“暂放一下”,一挂一放就是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样,往往埋没了人才。有争议是正常现象。凡有争议,必有是非,这就更需要采取积极的态度,经过调查了解,弄清是非,统一认识。因为争议的焦点往往就是一个干部的突出优点,而这种优点正是我们的改革事业所必需的,是可宝贵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国内多家媒体相继转载,省内外广大读者纷纷来信,对这篇文章的观点深表赞同。认为这是“血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说出了基层广大党员干部想说而又不敢说的心里话”。


这次厅局领导班子的调整,首先是坚持改革精神。白纪年说:“民主推荐领导干部既然是一项改革,那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阻力和新的问题,这是不足为怪的。关键是省委领导要在困难和问题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态度,正视问题,坚持改革。”当时,一些领导干部顾虑比较多,担心推荐过程中出现失控现象,或者重新引发派性;尤其是一些年龄已经过限或接近60岁的同志,担心自己被“选”下去而不能“善终”。针对这些情况,白纪年主持省委会议进行研究,采取了适当的政策措施:对个别只想保“官”,不想做事的人,不予迁就,坚决通过这次民主推荐调整下来;对年龄超过60岁的,明确宣布不再作为推荐对象;年龄接近60岁的同志,是否参加推荐,充分尊重本人意见。这就解除了那些准备离退休、正在等待组织调整的老同志的思想顾虑。在民主推荐过程中,一些中青年干部存在“一朝入选,终身为官”的思想,以及按学历、职称排提拔顺序的新的论资排辈观念。白纪年认为这些想法和做法都是陈腐的封建宗法观念,应坚决予以破除。他说:“干部制度改革,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破除论资排辈的用人观念。老干部不能搞终身制,新干部也不能搞终身制。”因此,对个别在1983年机构改革时才上来,实践证明不能胜任领导工作,民主推荐中大多数人又不赞成的干部,根据党的政策和他们的具体情况,坚决作了调整。社会上对省委这样做,反映很好。认为这才是能上能下,能官能民。


第二是尊重民意。白纪年说:“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公仆应当由人民来选择和监督,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则。实行民主推荐领导干部的办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这一原则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既然实行民主推荐,就一定要尊重群众的意见。不能形式上是民主推荐,实际上仍由少数人违反群众意愿去做出不适当的决定。”他提出:要真正做到尊重民意,至少要有“三个坚持”:一是,坚持相信和依靠群众,不划框框,不定调调。在民主推荐之前,不提领导班子组建方案,不定候选人名单,由群众充分酝酿,自由提名;在民主推荐之中,不允许任何人施加影响,也不得暗示,而由群众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自由推荐;民主推荐之后,当场公布结果,并按票数多少,反复筛选,最后确定推荐对象,上报省委审定。这样做的结果,多数群众的意愿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二是,坚持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对那些看权势,找“门子”,两面三刀,看风使舵,投机钻营,对上百依百顺,对下盛气凌人,群众意见很大,民主推荐的票数很少的人,充分尊重民意,坚决调整。这样,既教育了本人,也教育了其他干部和群众。三是,坚持在较大范围内考察和选拔干部。提名推荐的对象不限于本部门、本机关,可以扩大到下属单位和其他部门,地、市、县的干部也可以作为推荐的对象。参加推荐的人员也不能少。除本机关全体干部外,凡有下属单位或有条件扩大范围的,还应吸收下属单位或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据省直51个部门统计,这次参加民主推荐的干部共计9000多人,推荐对象有2000多名。参加人员如此之广,推荐对象如此之多,在陕西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为省委发现和培养人才,调整配备好各部门的领导班子,搞好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第三是精心指导,做到“三个结合”。首先是实行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白纪年亲自部署组织了有省级18位负责干部参加的6个民主推荐工作指导小组,先在6个大口分别选择一个单位,进行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再行推广。其次是坚持依靠群众与引导群众相结合。在坚持正确引导上,白纪年强调主要做好两件事:一件是明确推荐干部的标准,规定政治、思想、作风、年龄、文化程度、专业知识、身体健康等若干条件。特别强调,要在坚持干部“四化”的前提下,大胆选拔那些积极向上,勇于改革,敢于创新,能够开创新局面的年轻优秀干部。另一件是宣布民主推荐中必须遵守的纪律,不准搞串联,不准搞派性,不准拉选票。要求大家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真正出以公心,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如果有人违反上述纪律和要求,就要坚决查处。白纪年还特别强调,要实行群众推荐与组织考察审核相结合。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6个工作指导小组对最后的推荐对象进行全面考察,并逐人写出考察报告,连同推荐的票数一并报省委审查,经省委批准后再公布各单位领导班子名单。


由于白纪年和省委常委们坚持改革,尊重民意,精心指导,使这次采取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调整厅局领导班子得以顺利进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9000多人参加投票,没有一张废票,也基本没有发生派性活动和干扰。调整后的厅局领导班子在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平均年龄降到50岁以下;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近2/3;具有各类专业技术职称的占1/3以上。新提拔的干部和留任的干部,差不多各占一半,这对搞好新老交替和稳定大局比较有利。这次民主推荐厅局级领导干部的成功,为陕西省干部制度的改革开了好头,积累了经验。


白纪年接任省委书记不久,在学习贯彻胡耀邦总书记重要谈话过程中,针对陕西存在的问题,提出“清‘左’破旧”这个口号。


1984年9月1日,白纪年接任陕西省委书记职务。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京约见白纪年,并就陕西工作谈了重要意见。耀邦同志说:“要把陕西工作搞上去,就要正确分析陕西的形势,找到问题的症结在哪里。陕西是一个比较闭塞的地方。从历史上看,五代以前,曾经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也比较发达。唐末开始衰落,千把年来,特别是近百年来,这个区域就落后了,沿海各地发展较快。陕西由比较发达变为很不发达,长期处于封建宗法式的自然经济状态。这种情况反映在意识形态方面,就带来了小农经济思想和封建宗法观念的烙印。对这个问题要做点历史分析。自然经济环境也有一些好处,好处是纯朴、实在。但最大的问题是保守、安于现状,阻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一个地方的落后和保守,是受历史上长期经济落后的影响形成的。所以,要把陕西经济搞上去,就要克服这种思想。并且要透过很多现象去加以分析,要从自然环境、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等诸多方面去研究。要抓住小农经济思想和封建宗法观念在人们思想上的反映,破除这些东西在经济上和其他各方面的影响。条条、块块都要进行破除。”胡耀邦同志还就怎样把陕西工作搞上去讲了三条意见。指出:首先,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对外开放,不仅是向世界各国开放,对陕西来说更重要的是要向国内各省市区开放。第二,要按照“四化”的要求,坚决把各级领导班子调整好。第三,要坚决搞好改革。要想得宽广一点。从思想路线、规章制度、组织机构以至生活方式、习惯都要进行改革。


回到西安以后,白纪年立即组织大家认真学习讨论胡耀邦同志的谈话。9月27日,在省委召开的厅局以上领导干部会上,白纪年根据胡耀邦谈话精神,结合陕西实际,就当前工作发表了一篇讲话,提出“清‘左’破旧”。10月间,中央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了传达贯彻好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胡耀邦总书记关于陕西工作的重要指示,摸索出适合陕西省情的改革方案,省委于10月31日到11月4日,举行常委扩大会议,部署了千人百日大调查。1985年2月上旬,又召开省委工作会议,重点讨论“清‘左’破旧”和经济体制改革。


在学习贯彻耀邦同志重要谈话过程中,白纪年组织大家认真分析研究陕西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它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大家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各级党委和政府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和兄弟省市比,特别是和沿海省市比,改革开放的步子还较慢,经济发展的水平还较低,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不够解放,“左”的、旧的条条框框的束缚还很严重。干部的精神状态不够振作,好像被一些无形的“紧箍咒”箍着一样,指导思想长期处于谨小慎微、抱残守缺、保守落后的状态。大家分析,有三个“紧箍咒”:一是“左”的思想影响的“紧箍咒”,二是封建宗法观念和小农经济思想的“紧箍咒”,三是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形成的“紧箍咒”。白纪年在他的报告里还分析了陕西保守落后的社会历史根源,他指出:陕西在“十年动乱”中,是一个重灾区,“左”的流毒影响既深又广,再加上几十年“左”的一套指导思想、“左”的方针政策、“左”的工作方法,在人们头脑里形成的条条框框根深蒂固;陕西从“一五”计划时期到“三线建设”时期,曾经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地区之一,这对调整陕西经济结构,奠定工业化基础,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计划经济的烙印比别的地方深,影响也比别的地方广;陕西历史上是千年帝都的所在地,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比别的地方重;再加上关山阻隔、交通闭塞,千把年来又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地方,长期处于封建宗法的自然经济状态。这种情况反映在意识形态方面,就产生了小农经济思想和封建宗法观念。


经过认真分析研究,白纪年和省委的同志们一致认为,要加快陕西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前进,就必须大刀阔斧地解放思想,大力肃清“左”的思想影响,破除一切陈旧腐朽的思想观念和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


这一时期,白纪年在省里召开的多个会议上,在下乡、下厂检查指导工作中,都大讲特讲清“左”破旧。他强调:就全省来说,清“左”破旧应主要抓好四个方面:一是清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清除“文化大革命”的余毒,牢固树立各项工作服从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于、服务于党的总任务、总目标的思想;二是清除长期以来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形成的各种错误观点、“左”的过时的方针政策、“左”的工作方法以及“左”的、陈旧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和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树立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三是破除因循守旧、安于现状、自给自足、固步自封的小农经济狭隘观念,树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积极进取,勇于开拓,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四是破除封建宗法思想的束缚,打破宗派观念、地域观念、等级观念和唯我独尊的家长制作风,建立真正平等的同志关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最大限度地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1985年春天,在省委六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和专员、县长会议上,白纪年还特别强调了经济工作战线进一步清“左”破旧的问题。他说:经济战线清“左”破旧的内容和其他战线是一致的,但也有不同侧重点。就是要破除长期以来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形成的各种不适应新形势的条条框框、老的规章制度和不适当的政策。例如: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忽视商品生产,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习惯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指导经济建设;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在经济形式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只注重国有国营经济,限制和排斥其他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在分配形式上,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大锅饭”;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不敢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更不敢同资本家打交道,做生意;不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不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等等。这些“左”的思想观念和过时的旧的条条框框,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手脚,禁锢了人们的头脑,妨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都要加以清理和破除。


他还说,除了“左”的束缚外,影响陕西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大障碍,就是小农经济的“中不溜”思想。这种“中不溜”思想在陕西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了二三十年,一度成为某些人的口头禅和行为标准,引以为荣。这种思想表现在行动上,就是锐意创新的劲头不足,精神不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安于现状,固步自封,不求进取。这种“中不溜”思想,是小农经济保守观念的反映,极大地压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要振兴陕西经济,就必须彻底破除这种“中不溜”思想,大力提倡和发扬积极进取、勇于开拓、大胆创新的精神,站在改革大潮的前列,带领群众勇往直前。


对于怎样“清”、怎样“破”的问题,白纪年认为,清“左”破旧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是一个逐步提高认识的过程。因此,他一再强调在清“左”破旧的过程中,一定要摒弃过去那种“大批判开路”等“左”的办法,不能简单粗暴,更不能给人戴政治帽子,必须采取广开言路、服从真理和积极引导、耐心教育的办法。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他指出清“左”破旧的主要方法应该是学习、宣传、总结、实践。学习,就是学好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各项决定、指示,学习本地和外地的先进经验,把自己的认识统一到中央的指导思想上来。1984年底到1985年初,白纪年和省委副书记牟玲生带领省上有关部门和地市主要负责人,到南方三省七市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习、考察。宣传,就是通过各种媒体,采取各种方法,搞好清“左”破旧的舆论宣传工作,讲清道理,介绍好的经验。《陕西日报》、陕西电视台、广播电台都开展了清“左”破旧的大讨论。白纪年亲自组织有关人员撰写了十余篇清“左”破旧的文章在《陕西日报》上发表,当时在社会上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响。总结,就是在干部中特别是领导班子中,认真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下一步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实践,就是反对空谈泛议,坐而论道,强调必须在搞改革、干四化的实践过程中去清去破。


经过一年多的清“左”破旧,广大干部群众精神为之一振,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各项工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在1986年1月的省党代表会议和省委工作会议上,大家在总结1985年工作的时候一致认为:清“左”破旧触及到陕西工作的积弊,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1985年是陕西广大干部群众思想大解放的一年,改革全面深入的一年,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大步前进的一年。


1986年春,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白纪年在总结过去一年工作的基础上,提出清“左”破旧要有新内容、新进展。认为过去几年,对清除“左”的流毒比较重视,下的功夫比较多,收到的效果也比较明显。但对旧的东西,特别是对封建主义残余意识批评纠正得不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新的一年里,在继续清“左”的同时,要花更多的气力来破旧,特别是肃清封建主义遗毒。


1986年1月省里召开党代表会议期间,白纪年在一次小会上讲到了封建主义残余意识的问题。新华社记者随即把他的谈话整理成一篇报导,刊登在《国内动态清样》上。胡耀邦总书记看到以后,作了一段批示,指出: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就提出来了,但是没有引起人们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展开。纪年同志这篇谈话,是对小平同志讲话的一个阐释,非常重要,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批示,约白纪年在这篇谈话的基础上撰写一篇文章。


3月30日,白纪年应约撰写了《认真肃清政治生活中的封建遗毒》一文,阐发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的有关精神,文章列举了政治生活中封建遗毒的一系列表现。指出政治生活中这些封建遗毒,是进行改革,搞活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重大障碍,必须认真加以肃清。这篇文章,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第630期上刊载,后被《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陕西日报》、《文摘报》等国内多家媒体转载,海外一些华人报纸也相继转载或摘登,一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收到省内外一千多封群众来信。来信认为这篇文章切中时弊,抓到实现党风好转的关键,说出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里话,表示拥护和支持。


白纪年说:我们之所以重提肃清封建遗毒,首先是因为有理论根据,有小平同志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有耀邦同志的几次重要谈话。同时也是因为我们在实践中感到封建主义思想在党内、在社会上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太广了。我们党历史上所以犯那么一些错误,发生那些挫折,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清“左”破旧中揭露出来的那些问题,大都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封建遗毒继续毒化着、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妨碍着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妨碍着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妨碍着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妨碍着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肃清封建遗毒是继续解放思想的迫切需要,是整党和端正党风的迫切需要,是改革开放和进行两个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是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


他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陕西各级党组织在贯彻党中央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中,已经采取若干措施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但是还不够,肃清封建残余影响的任务远没有完成。因此,从1984年下半年他主持省委工作后,从陕西实际出发,又继续狠抓了肃清封建遗毒的工作。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对干部群众进行思想教育。1984年9月到1985年底,在学习贯彻胡耀邦同志对陕西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过程中,白纪年亲自动手并组织力量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在《陕西日报》、《陕西通讯》等报刊上发表,着力剖析小农经济思想和封建宗法观念在各个领域的表现、存在根源及其严重危害。1986年,又先后在党代表会议、省委工作会议、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以及几个全省性的专门会议上,组织干部重温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着重讨论肃清封建遗毒的问题,对封建遗毒在政治生活、经济建设、文化领域等各方面的表现进行剖析。省内各媒体又先后发表了二十多篇社论、评论,刊播了大量这方面的消息。这些宣传教育活动使干部群众进一步认识到肃清封建遗毒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高了搞好这项工作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1986年5月,省委办公厅组织力量,就肃清封建遗毒的问题进行调查,对封建遗毒在陕西的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并研究了古今中外一些值得借鉴的做法,对如何肃清封建遗毒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省委组织部组织力量到省、地(市)、县的10个党政机关和企业单位进行调查,发现干部亲属聚集、几世同堂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严重。白纪年看到这两个调查报告,立即批示,转发全省各地,请他们研究并提出意见。各地市、县也都不同程度地作了些调查。根据这些调查报告,省委在以后制订各项改革的方案时,都提出了若干肃清封建遗毒的措施。


1986年8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白纪年在讲话中介绍了这方面工作开展较好的三个典型:一是咸阳市工商银行,顶住各种压力,对本系统亲属聚集的情况进行调查和处理,先后调整了301人的工作,基本拆散了裙带关系,受到广大职工的拥护和社会舆论的称赞。二是延安地区坚决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利用职权,弄虚作假,骗取学历的问题,先后查处、取消了256人的假学历。三是宝鸡市在端正党风中“两带”(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带头端正党风)、“四管”(领导干部要管住自己、管住家属子女、管住身边工作人员、管住自己所在的机关单位,决不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的经验。这些好的典型从正面给人们树立了榜样,增强了信心。在树立正面典型的同时,还严肃查处了一批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案件。


遵照邓小平同志关于“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的指示,白纪年和省委领导班子首先抓住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组织人事工作中的封建遗毒,着力从制度方面研究出一些办法。一是普遍实行民主推荐和组织考察相结合选拔领导干部的办法。二是逐步开展民主评议干部的活动。三是坚决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不论新老干部,都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先后对不称职的102名县处以上领导干部区别不同情况,逐个作了妥善处理。四是建立干部交流回避制度。县以上领导干部实行易地交流,一般不在原籍任职。已经交流出去的,在职期间,一般不调回原籍。这样做,对打破各种关系网,纠正不正之风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开展清“左”破旧的同时,白纪年还提出要健全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认为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他说: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经历的各项政治运动的实践,党的生活的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都充分说明健康的政治生活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对我们的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是至关重要的。


1985年春天,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白纪年认真分析研究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大规模拨乱反正,党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增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力量。但是,通过1983年以来整党实践和近几年党的生活的实践来看,在陕西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和单位,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还远没有健全起来。有那么一些党员和干部,精神状态不够振作,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不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些同志思想上顾虑重重,经常是左顾右盼,往往要看着别人的眼色说话行事,不敢大胆发表和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不敢畅所欲言,缺少革命的勇气和锐意进取的精神。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他还剖析了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认为除了干部个人方面的原因外,最重要的是组织上、领导上的原因。他指出:有些地方党内政治生活不够健康、正常,党风不端正。这就不能不挫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有必要反复强调健全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这些消极现象。


对于怎样健全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白纪年指出:领导干部要开明,坚决清除自己头脑中“左”的思想与封建意识,广开言路,鼓励和提倡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特别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努力造成和保持让人当面提意见包括尖锐意见,进行从容讨论的气氛,让人们感到轻松、随便,没有压抑感。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干部、群众,讲话都要真诚、坦率,不要机心深藏。允许讲错话,讲错了改正就是了。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人们思想解放,促进改革顺利进行,推动各项建设事业迅速发展。


1985年4月下旬之后,陕西接连发生了几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是新华社《内部参考》上连续发表了记者采编的几篇关于陕南山区群众生活贫困情况的通讯;二是三门峡库区农场上千名农工集体上访游行;三是商县破获一起特大恶性杀人案件,凶手在四年之内连续作案,杀害48人。这些事情的发生,评议甚多。这引起了上任不久的白纪年的关注。6月间,他主持召开了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专门找缺点、找问题、找失误、找差距。会上,白纪年同志带头做自我批评,同时广泛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他认为,对待这些问题应该采取的态度是:“正视缺点,实事求是,绝不护短。”他说:“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总是有长有短。短是客观存在,护是护不住的。只有承认短处,正视它,并努力克服它,才能促进事物转化,工作才会不断前进。如果工作中发生了问题,采取不承认主义,并且千方百计地去掩盖它,就会养痈遗患,只能越护越短,危害党的事业。”他还针对当时有些同志对新华社记者的报道略有微词、思想不通的情况,特别指出:“建国35年了,仍然有一些地方非常落后,有不少群众非常贫困,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别人帮助我们找出差距?边远山区的问题,无论是历史的原因,自然条件的原因,还是工作上的原因造成的,总是我们的短处。别人帮助我们揭露了矛盾,促使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更细、更周到,这有什么不好呢?”


基于这种认识,他把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关于陕南山区贫困落后问题的四篇报道加了按语印发到会同志,发动大家来揭短,寻找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会议开了8天,坏事变成了好事。大家找来找去,找出工作中六个方面的薄弱环节:一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二是基层工作薄弱;三是社会治安工作薄弱;四是贫困落后地区工作薄弱;五是纠正不正之风不够有力;六是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问题找出来了,明确了努力方向,增强了信心。大家认为,这是省委工作作风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针对这些薄弱环节,白纪年在省委会议上强调:在继续抓紧抓好各项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同时,切实采取措施加强薄弱环节的工作。例如:针对基层组织存在瘫痪、半瘫痪状态,基层工作十分薄弱的问题,省委专门做出两项决定:一是抽调大批干部下农村,帮助基层工作;二是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轮训。省委这两个决定发出后,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也受到党中央以及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称赞。全省先后抽调万余名干部,首批先下到陕南陕北60个贫困县,帮助基层工作。在省直机关干部下乡前,白纪年亲自到会作动员报告,向他们交代任务、工作方法和工作纪律。他说,这次抽调大批干部下农村的任务主要是四条:一是对基层干部群众进行形势、政策教育,帮助他们解开思想疙瘩,提高认识,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二是帮助基层整党,培训干部,整顿好农村基层组织,解决瘫痪、半瘫痪问题;三是帮助搞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搞好产业结构调整,建立健全各项服务体系,帮助农民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四是帮助贫困地区、贫困户广开生产门路,治穷致富,逐步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他要求下乡干部不搞过去那种“政治运动”,而是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不要像以往的工作组那样自成体系,凌驾于各级党组织之上,以整人为目的,而是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和基层干部、群众一起共同商量办事,协助他们工作。


1986年春节前,首批下乡干部回来休整,白纪年又亲自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总结工作。他说,这次抽调大批干部下基层帮助工作收获很大,主要有三:一是下乡干部普遍受到了锻炼,懂得了农村和农民,增强了和农民的感情,特别是看到贫困地区的真实情况后,大家都受到很大震动,思想感情发生了大的变化。二是下去后帮助农民做了大量好事,如发展生产,兴办企业,传授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帮助群众脱贫致富等等,很受群众欢迎。老百姓说:“50年代的好作风又回来了。”三是对转变机关作风带了个好头,起了促进作用。在白纪年的关注和指导下,培训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20多万名乡、村、组三级干部普遍经过了轮训。


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省委扭转了工作上的被动局面,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中共中央组织部主办的《组工通讯》向全国转发了陕西省委的两个决定,并加了编者按语;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编的《调查研究》还刊发了白纪年《多干实事》的署名文章。


白纪年主持省委工作期间,始终抓住不放整党和纠正不正之风这项重要工作。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从此在全党开始了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宗旨的整党活动。根据中央的决定,省委做出具体部署,从1983年12月正式开始第一期整党,到1987年6月底,分三期完成全省整党任务。


1983年12月到1984年上半年,白纪年作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参加了以省级机关为重点的第一期整党。在整党中,他认真学习文件,严格对照检查,勇于剖析自己,并积极地在省委和省政府领导班子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一期整党后期,他接任省委书记后,又亲自抓了一批以权谋私和官僚主义案件的排查处理。


在部署和指导以整顿地(市)县两级机关为重点的二期整党中,白纪年反复强调传达贯彻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用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来统一党员和干部的思想;强调学习贯彻胡耀邦总书记关于陕西工作的重要指示,在继续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的同时,深入开展清“左”破旧,解放思想;强调健全党内民主生活,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强调加强党性教育,着眼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强调从查处大案要案入手,狠抓纠正新出现的几股不正之风。为了既抓好整党,又不致影响经济建设和日常工作,他要求各地(市)、县委都组成两套班子,一套主要抓整党,一套主要抓经济建设和日常工作。


第三期整党主要是整顿县级以下的基层党组织,由于量大面宽,工作任务很重,白纪年和省委主管领导格外上心。省委选择了眉县、石泉、合阳三县进行农村基层整党试点。同时,要求各地(市)、县都抓一二个乡镇或农村进行试点。全省参加试点的乡镇、街道有114个,村有1171个。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部署全面开展基层整党工作。与此同时,全省先后两次组织1.2万多名干部对农村党支部进行调查摸底,弄清农村党员的状况和整党中要解决的问题。


三期整党共用了三年半时间,参加整党的有全省各级党组织和145万余名党员。1987年6月,白纪年在省委会议上总结整党工作时说:总的看,这次整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首先是坚持以思想教育为主,提高了广大党员的认识,达到了统一思想的要求。第二,广泛深入地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进一步清除派性和“左”的流毒,解决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一些重大问题,查结“文化大革命”的重大事件六千多起,查清并妥善处理了六千多人的非正常死亡问题,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严肃查处了一批以权谋私、违法乱纪案件,纠正了几股不正之风。整党中立案审查的案件有九千余件,到整党结束时,已基本查清结案。清出贪污、挪用公款,偷漏税款,截留上缴利润等多种违纪资金7亿多元。在抓大案要案,狠刹几股歪风的同时,还注意纠正带有行业特点的不正之风,并且取得了初步效果。第四,加强和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纯洁和壮大了党的队伍。调整后的各级领导班子,政治素质、年龄、文化和专业结构,都有很大改善。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种人”和犯严重错误的人,在前几年揭批查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了清理和核查,先后审理了一万多人的问题,对其中9000余人给予了党纪处分,被清除出党的有1200多人。整党期间,还新发展了近13万名党员。在整顿基层党组织的同时,还整顿了基层共青团和其他群众组织,使他们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更好地发挥作用。第五,通过整党,保证和促进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白纪年在总结这次整党的基本经验时说:这次整党同以往的整党运动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彻底抛弃了过去那一套“左”的做法,不搞群众运动,不大轰大嗡,而是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开辟了一条解决党内矛盾的新路子;二是这次整党汲取了以往搞政治运动冲击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的教训,始终注意正确处理整党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以及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做到紧密结合,互相促进。


白纪年同时也指出了这次整党的不足之处。他说,整党发展不平衡,有一个不小的后进面,有的甚至走了过场;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的还没有揭露出来,有的虽已揭露但严肃处理不够,虽然刹住了几股歪风,但新的不正之风,不断变换花样,层出不穷,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的任务远没有达到;整党遗留案件还有少数没有查结,新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又不断出现。这些问题都需要继续下力气去解决,不能指望一次整党彻底解决问题,一劳永逸。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标志着我国的改革逐步深入,由农村走向城市,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为了贯彻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接任省委书记不久的白纪年提出,先开一个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让大家把中央《决定》学好吃透,同时部署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为深入贯彻执行中央《决定》,全面推进陕西经济体制改革做好准备。


这次调查研究活动,省上直接组织了一千多人的调查队伍,由厅局以上领导干部带队,从11月份开始,到春节前(1985年2月)告一段落,为期3个多月,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开展比较深入系统的调查,时称“千人百日大调查”。实际上,全省参加调查的人员达到8000多人。除了省上直接组织的以外,各地(市)、县,各系统、各部门也都组织了许多调查组。调查研究的题目有705个,省委指定的重点题目有十几个。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837份,各方面改革的方案290个,其中提请省委、省政府审议决策的全省性改革方案19个。


在做了这些准备工作之后,1985年2月上旬,白纪年连续主持召开了省委工作会议和六届三次省委全委会议。重点讨论清“左”破旧和改革开放问题。白纪年提出,研究改革问题的会议,也要用改革的方法去开。会前搞了“千人百日大调查”,在工作会议临近结束时,又组织与会同志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联系本地区、本单位、本系统的实际,自拟试题,进行考试。目的是让省级部门和地市领导同志摆脱以往依靠秘书代写文稿的旧习惯,进行独立自主的思考,亲自动手写文章,发表自己的真实意见。这也是对他们实际能力的一次测验。省委六届三次全委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搞活国营工业企业的十四项政策规定》、《关于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改革干部制度的决定》等三个文件。从这之后,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引下,陕西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围绕着搞活企业这个中心环节,朝着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全面展开。


在全面改革逐步铺开的同时,白纪年还特别强调扩大对外开放。他说,陕西地处内陆,历史上闭关锁省,形成了封闭落后的局面。要打破这个局面,就必须实行对省外、国外的两个开放。1984年12月上旬,他和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在西安召开陕西省首届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参加陕西省第一次国际经济技术洽谈会的有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国外客商和外国驻华使节近900人,先后签订合同、协议书、意向书、备忘录194项,总金额11.34亿美元。洽谈会期间进出口贸易成交额600多万美元。这次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的成功举办,给陕西对外开放开了个好头。1985年又第一次在香港举办了陕西省出口商品展销会,在西安举办了陕西省科技成果交易会,在北京举办了西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座谈会。以后还在日本、德国、美国等地举办了陕西省出口商品展销会。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到1987年底,外商直接投资110项、10亿多美元,正式注册登记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87家。与此同时,省际之间、省内各地市县之间、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迅速发展,先后和全国30个省市区建立了经济技术协作关系,从沿海和内地各省市区引进资金12亿多元,签订的各类经济技术协作项目3万多个,物资协作总额64亿多元,建立各种经济联合体3600多个。


与此同时,白纪年还积极支持在全省搞农业科技承包,动员全省地县科技人员承包课题、项目、试验田,省上还专为科技承包拨款100多万元予以扶持。1985年初,在杨凌举办了轰动全省的农业科技大集,为农业科技发展和农民致富创出了一条新路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再强调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同时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实行党政分开,改变党委包办行政事务、包揽一切的状况,集中精力抓大事。怎样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党委在经济建设方面到底应该抓些什么呢?白纪年提出主要抓好六个方面的大事:县以上各级党委,特别是省、地(市)两级党委应该主要抓好工作重点的转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路线、总政策;端正各项业务工作的指导思想,根据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加强调查研究,制订本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关政策;抓紧抓好若干个关系国计民生、关乎今后持续发展的重大项目建设;加强经济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建设,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经济管理干部队伍。至于经常性的经济、社会管理和行政事务工作,由政府及其各业务部门去管,党委不要包办代替、随意插手。


白纪年在任期间,正是按照这样的认识思路去抓经济工作的。首先抓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当时仍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工作重点没有完全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工作抓得比较散,对经济工作缺乏认真研究和具体指导,没有树立“一盘棋”思想,各方面力量没有拧成一股绳等。针对这些情况,他反复要求,各级党委一定要把经济工作放在首位,狠抓不放,全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他说,衡量一个地区、一个领导干部的工作好坏,成绩大小,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看那里的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白纪年坚持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去指导经济建设,鼓励干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在任期间,根据陕西实际和省委常委们提出过若干重要的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开展具体工作。例如:在处置三次产业结构的大格局,寻找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时,提出“大力发展以旅游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的战略思想。他指出,陕西文物古迹荟萃,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大力发展旅游业,不但可以带动第三产业的大规模发展,而且可以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一个突破口。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大发展,他亲自组织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并根据调研成果制定了若干政策。概括起来讲,就是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省、地(市)、县、乡一起上,国内旅游和国外旅游同时抓,在“吃、住、行、看、玩、卖”六个字上做文章。他说,陕西旅游业要突出历史文物和人文景观的特点,努力开发东西南北中五条旅游线路,建设反映周、秦、汉、三国、唐等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和各具特色的风景线,给游人以厚重的精神享受。


针对当时农村生产后劲不足的现象,白纪年提出,在农村第二步改革中,要把重点转移到努力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促进商品经济繁荣发展上来。他认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是农村经济,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因此下大功夫狠抓乡镇企业的发展。1984年5月,白纪年亲自主持召开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接着又召开专员、县长会议,对加快乡镇企业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和部署,同时组织省级33个厅局和143个大型国营企业、科研单位,支援乡镇企业。随后,又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激励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从此,陕西乡镇企业出现了迅猛发展的良好势头。1986年,他又针对陕西乡镇企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提出实行分类指导的方针。要求关中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周边地区,在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注重提高,向“高”、“名”、“大”奋进。“高”就是高技术、高起点;“名”就是产品向名牌集结、打入名牌群体,参加名牌竞争;“大”就是向大生产集结,生产大覆盖面下的各种小零部件,不断开拓大市场。对于陕南、陕北乡镇企业起步迟、基础差的地方,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当地实际出发,根据可能的条件和市场的需求,能搞啥就搞啥,不受限制地大发展,让乡镇企业遍地开花。


根据陕西国防工业实力比较雄厚,而以往存在军地分割问题,影响军工自身发展和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情况,白纪年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有关会议上一再强调:军工企业要搞好军民结合,在保证军品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品生产。要求西、宝、咸、铜、渭关中五地市敞开大门,欢迎原来按“山、散、洞”方针建在山区的工厂、研究院所搬迁进来搞民品生产。


白纪年和省委提出的这些思想、方针和政策,后来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在指导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白纪年注重制订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在省委和省政府的有关会议上,他多次指出:“经济决策一定要科学化,一定要建立在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上。”“要把发展战略研究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为更多的人参与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创造条件”。根据他的提议,1985年7月,省上成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领导小组,由常务副省长张斌担任组长(后为张勃兴任组长)。1986年10月,他又亲自出席并主持在西安召开陕西省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研讨会,邀请中央有关部门和兄弟省市的专家学者270余人参加,论证修改《陕西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在研究制定发展战略的同时,编制和实施了第七个五年计划。“七五”计划一改过去高度集中、指令性计划的模式,把重点放在研究指导思想和建设方针上。白纪年和省委一班人及时研究解决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实施细则。


白纪年认为,党委在抓经济工作中,还应当抓若干个重大建设项目,以便使工作落到实处。所以,省委常委会经常讨论有关重点项目的建设问题,省委常委和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的负责同志分头负责联系几个重点工程,及时检查指导。1984年到1987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达240多亿元,这是陕西历史上投资规模较大的时期之一。这4年间,全省完成的基建项目5000多个,技术改造项目4400多个,新建成3条电视机生产线、洗衣机和电冰箱生产线、两条超高压输电线路、两条铁路线、西安新火车站等一大批重大建设项目。正在建设的还有安康水电站、陇海铁路电气化工程、陕西汽车制造厂、神府煤田精煤公司、咸阳机场西三公路、黑河水库引水工程等。这些重大项目的建成投产,对陕西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长远的作用。


白纪年还认为,党委领导经济工作关键是配备好经济部门的领导班子,建设好经济干部队伍。在贯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胡耀邦总书记关于陕西工作的谈话要点过程中,他和省委常委们认真分析研究了陕西经济战线干部的状况,提出要尽快把那些文化高、年纪轻、有创新精神、思想活跃的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决定在1985年上半年采取民主推荐与组织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调整省级厅局领导班子。然后,采取同样的方法,着手调整大中型企业的领导班子。要求各地(市)县,也仿照省上的做法,逐步调整好地(市)县经济工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


为了努力提高干部的政治和业务素质,白纪年从80年代初以来,就先后亲自组织选派了几批研修生赴日学习农业技术。主持省委工作后,他要求县及县以上主管经济的领导人,不仅要懂得农业,而且要懂得工业,懂得财贸,懂得流通;能够把握全局,确定自己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战略措施,选准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很快打开局面;善于抓住涉及全局发展的重大问题,及时做出决策,并协调各部门互相紧密配合,保证主要任务的顺利完成。


在白纪年主持省委工作期间,由于不断地清“左”破旧,解放思想,全面进行改革、开放,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全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这几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都在20%以上。特别是乡镇企业飞速发展,连续四年保持平均增长75%的超高速度。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怀疑甚至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怀疑甚至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采取了若干措施,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使之一度收敛。但是,这股错误思潮并没有彻底铲除,随着国际、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时隐时现,到了80年代中后期,又几度膨胀,直至1989年春夏之交,在全国一些大中城市演变为一场严重动乱。


在陕西,1984年11、12月,西安少数几个大专院校就出现过骚动。1985年上半年,又发生了三门峡库区农场部分职工集体到西安上访,并上街游行事件;在铜川、户县等地一些单位也发现有集体上访的苗头和罢工、罢教等事件。恰在这时,白纪年因出现乙状结肠息肉癌变而住进医院,并做了他平生第四次肠癌切除手术。术后继续进行放、化疗。出现这些问题后,他顾不得重病在身,仍然抱病坚持工作,接待上访群众。他和省委的同志们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寻找工作中的缺陷。白纪年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软弱,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思想问题,分析研究不够,缺乏扎实细致的工作;再加上部分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团员没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对错误言行不批评,不抵制,甚至跟着起哄。针对这些问题,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薄弱环节的工作,同时组织力量及时进行疏导教育,解决群众反映的迫切问题,逐个平息事件。


到了1985年9月底、10月初,在北京、西安等地,又爆发了一次学潮。西安一些大专院校的少数学生在学校张贴标语、大字报,印发传单,甚至罢课,上街游行、讲演,引起众多市民围观,造成交通堵塞,影响社会秩序。这次学潮的政治色彩很浓,极少数人把矛头直接指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指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


这次学潮发生前后,白纪年多次抱病主持省委有关会议,采取紧急措施做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平息学潮,千方百计把事态控制在学校内部。同时面向全体人民,特别是大专院校的师生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大力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理想纪律教育、民主与法制教育。白纪年和省委副书记周雅光亲自去西安交大和学生对话,真实诚恳地向他们介绍当前全省的政治经济形势,说明党的有关方针政策,解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座谈的气氛热烈、融洽,效果很好。与此同时,积极主动地解决好群众最关心的有关问题以及师生教学、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省委责成有关地市和省教育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逐校检查,逐件解决落实,对社会上利用学潮进行破坏活动的坏人坚决打击。采取了这些措施以后,各学校相对平静了一个时期。


1986年12月到1987年1月,北京、上海、合肥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出于各种情绪和缘由又上街游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从中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动,出现扰乱交通秩序和社会治安的情况。陕西虽然也受到冲击和影响,但由于有前段工作的基础,没有发生学生上街游行示威的情况,社会秩序相对平静。


1987年1月,白纪年连续主持召开省委有关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几个重要文件,联系陕西实际,组织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时,大张旗鼓地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部署对宣传、新闻战线,特别是小报小刊进行整顿,提高新闻队伍的政治素质,加强新闻纪律。春节前后,白纪年又主持召开了一次省委常委的民主生活会,联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为了指导好这场斗争,省委根据中央的精神和本省的实际情况,连续发了几个文件,制定了若干政策,并成立了一个指导小组,专门研究斗争动向和有关政策。


由于省委采取了这些有力措施,1987、1988年陕西相对平静些,没有发生大的学潮。但是,在白纪年卸任以后的1989年,随着国际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急剧膨胀起来,在包括西安在内的全国一些大中城市演变为一场严重动乱。


在白纪年任期内,精神文明建设始终是他关注的又一个焦点。


1984年第四季度以后,为适应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需要,白纪年多次主持省委会议,讨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健全政治工作机构,加强政工干部队伍建设,广泛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形势政策教育、理想纪律教育、民主与法制教育等活动。后来,省委又专门做出《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贯彻落实省委这个《决定》的过程中,白纪年强调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结合改革开放的实际生活去做,结合经济建设去做,结合整党和纠正不正之风的实际去做,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切忌空洞说教。要经常地、自觉地去做,不要等到出了问题之后才被动地去做;要有针对性地、系统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不要零敲碎打;各级党、政、军、群组织都要做思想政治工作,不要单靠个别职能部门去做。


1985年10月下旬,白纪年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十二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比较集中地研究了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决定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和安排年度计划的时候,都要体现“两个文明一齐抓”的方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公布后,省委立即组织传达贯彻,并制定了《陕西省1987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强调开展思想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科技事业,提高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动工兴建陕西历史博物馆、广播电视中心等一批文化工程。在这个《规划》的指导下,全省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蓬勃开展,涌现出一大批文明单位和体现时代精神的模范人物、英雄群体。


重视对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是白纪年与省委结合陕西实际,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早在1982年白纪年担任常务副省长时,就主持制定了《陕西省文物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对文物保护的范围、职责、管理、奖罚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是当时全国第一个制定的保护文物的地方性法规。省、地、市、县还先后成立了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文物管理厅、局。


担任省委书记后,白纪年更加关注全省文物工作。1986年,他与历史学家、主管文物工作的副省长孙达人在深入调查、精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保护、积极利用”的文物工作方针,得到省委领导集体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光明日报》在头版予以报道。白纪年不仅注重研究制定文物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法规,而且重视查处文物工作方面的重点案件,解决具体问题。位于泾阳县云阳镇的安吴青训班旧址,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利用“安吴寡妇”庄园培养和训练青年干部的重要基地,属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大革命”中,这里受到冲击,文物遭到破坏,“安吴寡妇”的遗属受到迫害。1984年,白纪年接到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的群众来信后,立即组织力量调查处理,修缮了青训班旧址,并为受迫害的人落实了政策。由于省委和白纪年的高度重视,陕西文物工作在保护和利用两个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白纪年一生中大部分时间从事群众工作和农村工作,长期的群众工作养成了他与人民群众割舍不断的感情。“心中要有人民群众”,是白纪年常说的一句话。他把群众观点当作一个领导干部工作的“根”。


1986年3月,白纪年接连在省信访局机关干部会议、全省政法工作会议、纪检工作会议和整党工作会议上,多次强调要牢固树立热爱人民群众的观点。他认为不正之风究其根源是对于人民群众缺乏感情。他尖锐地指出:这个风,那个风,根子就在于对人民群众缺乏感情,心中只有自己,而没有人民群众。他说,真正严重危害党和人民事业的腐败现象,是党员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忘记了人民群众的疾苦。这是我们党真正的危险所在!他还向各级干部推荐话剧《十五的月亮》和电视剧《汾城的小屋》、《新星》,说这三部戏剧都反映了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态度问题,有正面的典型,也有反面的典型,生动、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很值得一看。他告诫各级干部要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时刻倾听群众的呼声,努力去解除群众的疾苦。由于他的讲话情真意切,抓住了端正党风的根本,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共鸣和呼应,《陕西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了他的讲话。接着,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编的《整党通报》也刊登了他的讲话,并加了编者按语。


白纪年常说:“我是上自三宝殿,下至草窑门,什么人都接触,人家也敢对我讲真话。我能得到第一手的真实材料。”的确如此,白纪年的家里经常门庭若市,各方面客人络绎不绝。即使在他离开领导岗位多年之后,仍然是这样。


白纪年十分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他把接待群众的来信来访,当作是倾听群众意见,了解实际情况的极好机会,称来信来访的群众是领导干部的“特殊先生”。80年代初,有一位从蒲城县来省城上访的老太太找到白纪年家里向他哭诉:儿子在铁路上工作,因工伤事故死亡,媳妇也改嫁了,留下一个16岁的孙女,生活无着,希望按照当时的政策,批准她孙女“顶替”就业。老太太几年间到处上访总不得解决,不得已才到省上上访。白纪年听了老太太的哭诉,十分同情。便把有关部门的同志找来,商量解决的办法。有人找了许多理由来搪塞,就是不愿给解决。白纪年一听就来气,他动情地说:“这个老太太如果是你家的什么人,你该怎么办呢?你说这事按情按理该不该解决?该解决就马上解决。如果有什么连锁反应,像类似的问题,你一个个开出名单,我给你们批。”就这样,在白纪年的积极干预下,老太太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担任省委书记以后,他一年内就亲自阅办和督促处理群众来信600多件,接待上访群众100多名。1985年上半年,为了加强基层工作,解决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问题,省委抽调大批干部下基层帮助工作。这时,白纪年收到来自白水县北井头乡身患残疾的共产党员秦小平的来信。信中说:前几年下乡蹲点的干部一茬接一茬,主要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困难,很少帮助解决。今天干部下乡,应该扎扎实实地为群众干几件实事才对。信中就如何改变下乡干部作风等问题提出了六条具体建议。白纪年看信后很感动,当即提笔给秦小平复信,表扬了这位病残多年的农村党员时刻关心党的事业的可贵精神,并把来信加了编者按在党刊和报纸上发表,要求省、地、县各级党委和所有下基层帮助工作的干部,自觉地改进作风。随后白纪年还派人到秦小平家里看望,希望和他继续保持联系。这件事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后反响强烈,干部群众认为这是新一届省委广开言路的表现,纷纷来信或通过其他渠道向省委提出520多条意见和建议,其中许多被采纳。一位诗人赋诗赞道:“电信万千件,衷言篇篇,书记群众心相连,腾飞有盼。”


1985年5月,三门峡库区农场上千名农工到省委集体上访,要求解决回迁后的生活安置问题。刚做过第四次肠癌手术的白纪年,闻讯后立即在病房召开有关会议进行安排部署。他叮嘱工作人员要关照这些农工兄弟,要理解他们的心情,绝不可态度粗暴,要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能解决的问题尽快解决,并嘱咐机关食堂多蒸些馒头,多烧些开水,接待好上访群众,使他们真正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化解怨气。


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冷暖和疾苦,是白纪年一贯的思想与行为。50年代在团省委工作期间,无论是中层领导,还是普通干事,他都一视同仁,一样关怀。团省委宣传部长陈克刚解放前曾被反动当局关过监狱,患有严重的胃病。白纪年一直挂在心上,他对炊事员王春荣说:“克刚胃不好,你那炉台里不是整天烧着火吗?你把那馍给他烤上一炉圈儿,吃了对胃特别的好。”一天,白纪年准备去省委开会。车刚开到团省委门口,见干事谢克恒一瘸一拐地在前边走着,他忙叫司机停车。一问,原来是谢克恒腿上长了个疮,准备去医院。白纪年不容分说将谢克恒拉上车,送到医院后他才去省委开会。这件事让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谢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60年代初,他做完癌症手术在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术后治疗。一天,他在医院附近的麦田里散步时,见几个农民正在修理一台浇地用的水泵,怎么捣鼓也不见好,急得满头大汗。在一边散步的白纪年禁不住也着急起来,就介绍他们到省农机公司购置了一台新水泵。几十年后这里的农民们还记着这件事,说他们用的水泵是白纪年帮忙买的。


“文革”结束回到省政府工作后,身为副省长的白纪年,仍然像一个普通的机关干部一样,自己动手打水、拖地,样样都干。正是因为他生活的平民化,善于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才使他耳聪目明。他在机关食堂用餐,和食堂大师傅也成了最要好的朋友。食堂大师傅兼管理员苟占魁是个大老粗,不识字。为了优待灶友,改善生活,苟师傅时常安排大家“吃点儿”、“喝点儿”。他让喝白酒的灶友,在自己名字下面点一个黑点儿,喝葡萄酒的在自己名字下面点上一个红点儿,以便日后结账。日子久了,“黑点儿”和“红点儿”搞不清了。机关小灶整顿时,有人怀疑苟师傅有贪污行为。白纪年为苟师傅主持公道,并让人帮助算账,还苟师傅以清白。苟师傅临终前提到老白,依然感激不尽,泪满眼眶。


白纪年待人真诚,不装腔作势,没有官架子,“老白”这个称呼就是他的一张名片。无论职务如何变化,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亲切地把他叫“老白”或“纪年同志”。


他一贯生活节俭,穿着朴素,出外轻车简从,处处反对奢侈。他的饮食非常简单,在家里总是喜欢吃陕北特色的粗茶淡饭;在外出差,总是交代饭菜要少,够吃就行。而且要求同行的人员和他一样,把桌上的饭菜吃干净,不要浪费。他外出工作,不论走到哪里,都要亲自动手,把住地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如果这一点没做好,他一方面批评,一方面亲自动手帮助整理。他说,这不仅是对别人劳动的一种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养成一个好习惯、好作风。50年代有次他去宝鸡蔡家坡调研时,接到省委的会议通知,要求当天返回。此刻宝鸡到西安的火车只有一趟拉货的“闷罐车”,这种车里边没有座位而且不通风,因为刚拉过牲口,里边又脏又臭。厂里要用轿车送他,被他坚决谢绝。他硬是搭乘这辆“闷罐车”,双脚站立,双手抓着车帮上拴牲口的铁环,一路颠簸着回到了西安。在副省长任上工作6年,他没有给自己办公室增加一件办公设备。就任省委书记后,他下基层检查工作,总是轻车简从,不搞前呼后拥,只带一两名工作人员,事前也不给下面打招呼,到了目的地才找人了解情况。他这样做,虽然使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同志感到手忙脚乱,但却能看到、听到基层最真实的情况。他说:“那么一帮子人前呼后拥地包围着领导同志,既妨碍领导同志了解真实情况,又影响自己的工作,还给基层单位增添麻烦和负担,实在不是个好现象。”


白纪年到省委工作后,对机关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例如改变以往省委常委各居一院分散办公的习惯,实行相对集中办公,腾出来的地方做机关客房,接待北京和外地来的客人。就是省委召开的有地市同志参加的小型会议,也不需要另找宾馆。这样,既便于常委们随时商量工作,交换意见,减少环节,提高工作效率,又节省了经费。他反复叮嘱机关后勤部门,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上来,不要老围着少数几个领导同志转。


白纪年一生清正廉洁,处处以身作则。他从来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他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很严,经常教育他们不得打着他的旗号去为自己办事,不得利用职权之便,谋取个人利益。他从来不占公家和他人的便宜。外国朋友送给他的礼品,不论大小,他都统统交公。


白纪年的人生旅程是曲折的,有顺利也有坎坷。他政治上经历了两次大的起落;生活上也是多灾多难,疾病纠缠了他近半个世纪。自34岁起,44年中作过6次大的手术,其中三次肠癌手术,一次胃癌手术。40多年的癌症,6次大的手术,都没有把他击倒,使他成为和癌症做斗争的传奇式人物,医疗界认为他是一个奇迹,人们称颂他是抗癌的斗士。


1961年初,白纪年第一次作肠癌手术。此前将近一年时间,他腹部经常疼痛。那时刚从团省委调到省委农工部工作,自认为年轻体壮,精力充沛,加上新来乍到,对新的工作充满激情,很想一下子干许多事情。工作一忙,吃饭睡觉就没有了规律。后来疼痛逐渐加重,才引起了他的注意,先后在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北京肿瘤医院就诊,结果确诊为肠癌。1月6日,北京肿瘤医院为他做了肿瘤切除手术。手术后用钴60放射治疗,连续3个月没有间断。由于他体质较好,心态乐观,认真配合治疗,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原预计只能维持两三年生命的白纪年,最终走出了死亡线。1964年他去北京复查时,当时一个病区的病友大都不在人世了。“文革”开始后,他的复查被中断。直到1972年重新出来工作后,才获准去北京复查病情。当年的医务人员见了他都很惊讶,说他的康复是个奇迹。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次严重的肠梗阻,造反派不许他住干部病房,只允许在普通病房加一个床,并且不许家属来照顾。幸运的是肿瘤没有复发。


白纪年的第二次手术是在1976年3月。当时,他刚调任省农林局局长、局党组书记,工作十分繁忙,他虽然经常隐约感到腹部胀痛,但并没有在意,整天东奔西跑忙工作。3月下旬,医院检查确诊为肠道结节型恶性肿瘤,于是又做了切除手术。术后放、化疗期间,他仍坚持正常工作,每天打完吊针就开始处理手头的公务。


白纪年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他工作起来总是充满活力。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全省农村正在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央和省委都一再要求,尽快把陕西农业搞上去。所以,农口的工作显得特别忙,需要经常下乡。1977年七八月间,陕西、山西两省共同开展棉花生产竞赛活动,分别组织检查团互相检查,白纪年带了一个团在晋南十几个县进行检查。当时正值暑天,酷热难耐。他不顾手术后身体虚弱,每天顶着烈日在又湿又热的棉田里检查棉花生产。晚上回到招待所,别人都累得筋疲力尽,懒得说话,他却像没事人一样,谈笑风生。他的开朗、顽强、吃苦耐劳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周围的同志。就这样,他坚持工作了一个月,直到8月下旬才由河津返回韩城。这时,肠梗阻又复发了,回到西安后即住进医院。鉴于前两次手术肠粘连严重,医院决定用减压器缓解的办法进行保守治疗,但效果不好,严重时蛔虫从嘴里吐出来,局部肠道已经有临界坏死现象。9月2日,医院急忙改变方案,为他做了肠粘连的剥离手术。


时隔8年后,白纪年的结肠又出现了问题,这次是乙状结肠息肉癌变,9个淋巴结有5个感染癌细胞。不得已于1985年5月9日做了第四次手术。


1994年,他因胆囊结石和严重胆囊炎又做了胆囊摘除手术。10年之后的2004年春天,年近八旬的白纪年又因患胃癌,做了大面积的胃切除手术。


经过这么多次手术,受了这么多罪,白纪年有幸活下来,而且工作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一直坚持到离休,这使他感到非常宽慰。后来,当别人问及他战胜癌症的经验时,白纪年把功劳首先归于党和人民。他说:自己所以能够度过每一次灾难性的打击而挺过来,不断地跨越死亡线,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是党和国家提供了治病的优越物质条件。他深情地说:“国家对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实行医疗保障政策,使我们这些人能够治得起病,吃得起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实际上是依靠党和国家的政策保护,依靠人民的血汗来治好自己的病。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我要想顺利渡过这一个个难关是不可能的。”白纪年回忆说:“第一次手术后,在北京治疗期间正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各种食品供应都很紧张。但由于我在团的岗位工作过,团中央对我很关心,派人给我送肉、送白面,还把在东北打的狍子肉送给我,连做饭用的小锅都是他们送的。治疗期间,团中央又给我联系住在亚欧工会联络处,那里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工会代表团住的地方,生活条件很好,有牛奶、鸡蛋、面包,还吃上了西餐。这对我的身体恢复作用很大。那个时候,同志之间的感情很纯真,尽管当时我已离开了青年团岗位,团中央很多人还都常来看我。”


第二,应该归功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白纪年说:“现代医药科学的发展,使得我们有了治愈各种疾病的保障。我的病在过去均被视为不治之症,但都被不断发展的现代医疗技术所攻克。同时我也是相信科学的。每次治疗都严格遵照医嘱,很好的与医护人员配合。相信科学是治愈各种疾病的最好武器。”


最后就是个人的正确对待。白纪年善于调节自己,他常说:“人人都希望能健康长寿,但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不能抗拒和违背。所以不要把生与死看得太重,在生死关头要有信心,坦然面对,千万不可过于恐惧,自己把自己打倒。”他后来回忆几次做手术的情景时说:除了第一次手术有点紧张外,以后每次大的手术都很平静,术前不用服药照样睡得很好。这种心态对他治愈疾病和恢复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平生做过六次大的手术,除第一次术后疗养了一段时间外,以后再没有专门疗养过。他说:“只要能够起来工作,千万不要躺倒。”





1987年8月,白纪年被突然免去省委书记职务。对此他没有思想准备,感到不可理解,曾多次向中央提出申诉,请求给他作一个正式结论。


1988年4月,中共中央安排白纪年出席全国政协七届一次委员会议。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全国政协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会闭幕后,4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在北京中南海找白纪年谈话,说对他的职务调整是正常的工作变动,劝他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不要背包袱。


1993年3月,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委员大会上,白纪年再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在京约见白纪年,和他做了长时间的促膝谈心。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又约他谈话。两位中央领导同志态度热情诚恳,对白纪年在任陕西省委书记期间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表明中央对他是了解的、信任的,指出当年对他工作岗位的调整“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对他一再进行宽慰和鼓励。接着,胡锦涛又委托来陕西检查、指导工作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到家中看望白纪年,就当年调整职务一事,进一步作了解释,并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作了一些说明。从这以后,白纪年恢复了在陕西的正常政治活动。


1995年1月19日,胡锦涛来陕西视察工作时,又专门到家里看望白纪年,语重心长地和他促膝谈心。自从胡锦涛、尉健行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几次谈话后,白纪年的思想如释重负,心情渐渐平静下来。1998年3月,政协换届以后,年逾7旬的白纪年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正式离职休息。


然而,离休后的白纪年依然是忙碌的,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一如既往地关心。除应邀参加省委和省政府的有关会议和一些大型活动外,他特别关心青少年工作和社会公益事业,先后担任着陕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陕西省慈善协会、陕西省老青年工作者协会和三秦文化研究会、南泥湾研究会的名誉会长。2005年3月,白纪年又被推举为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这年,他已步入80岁高龄,才作了胃癌手术不久。但是,他不顾年高体弱,带着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同志,在七八月间,冒着酷暑到延安、榆林两市七县(区)进行调查研究。他说,此行的目的有三:一是领着延安精神研究会新的领导班子成员去革命圣地“朝圣”,接受延安精神的洗礼;二是去“取经”,向革命老区的干部群众学习发扬延安精神的好经验;三是看看陕北近年来的新变化,在实践中领略延安精神新的体现。已是暮年的白纪年用了20天时间,驱车行程2500多公里,参观了毛主席、党中央以及陕西党组织在陕北的革命遗址和革命文物,和延安、榆林两市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同志进行了座谈,还实地考察了两市七县的城镇建设、文化教育、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岩盐的开发、治理荒沙、植树种草、再造山川秀美工程等。他看到延安、榆林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很快,变化很大,人民生活也开始由穷变富,心里十分高兴。他逢人便说:这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党在现阶段的好政策,同时也是陕北人民发扬延安精神艰苦奋斗的结果。他说陕北人民这些年的每一步跋涉,每一个成绩,都浸润着延安精神。这说明延安精神不仅在战争年代是我们战胜困难,打败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样,在和平建设时期,仍然是我们夺取胜利,开创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延安精神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现在,属于将来。


离休后的白纪年仍然时常想着人民群众,尤其是惦记着现时生活还比较困难的人民群众。2004年秋,关中、陕南发生特大洪水灾害,白纪年从电视里看到灾情报道后,心急如焚,立即让秘书打听如何向灾民捐款、捐物,并亲自准备要捐的钱物。2005年1月,印度洋发生了强烈地震和海啸,给沿岸各国人民造成严重灾害,白纪年又和省上领导同志一起,带头向受灾国家的人民捐款,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同时,他还牵挂着贫困地区孩子的上学问题。这年11月,在他80岁生日来临之际,省老青年工作者协会为他祝寿。面对新朋老友的殷殷之情和美好祝愿,白纪年怀着对青少年事业的深情厚谊,当场表示将自己和老伴积攒多年的5万元捐给陕西省希望工程,以资助贫困地区儿童上学。他的这一善举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为彰显白纪年对希望工程的大力支持,团省委特授予他“陕西省希望工程杰出公益大使”的称号。2007年7月,由白纪年带头捐资扩建维修的绥德县刘家湾小学顺利竣工。白纪年在竣工典礼上深情地说:“现在日子好过了,但是不要忘记仍有一些贫困地区和贫困的人民,他们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


白纪年离休后,过着简朴而恬淡的生活,和普通老百姓保持着密切交往。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机关食堂的厨师、理发师等,亲如家人,逢年过节,还要送他们一些礼物,以示慰问和感谢。离休后,他的家里依然门庭若市,看望的人络绎不绝。这里面有他熟悉的,也有他不认识的。有的是慕名而来,有的是怀着感激之情而来,他们是白纪年曾经帮助过的普通老百姓。白纪年晚年特别欣赏上海豫园城隍庙门前的一幅楹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他常以这幅楹联书赠友人,与人共勉。


白纪年有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孩子们都很孝顺,他一直要求子女们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走自己的路。妻子李江明是1944年在三边工作时和他结的婚。为了全力支持白纪年,李江明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还包揽了全部家务,照顾公婆,抚育子女。她是白纪年的贤内助,但又从不干政。半个多世纪以来,两人相濡以沫,走过了无数个风风雨雨。到了晚年,李江明患有多种老年病症,行动不方便,生活不能自理,白纪年拖着病残之躯,照顾老伴的生活起居。他说他这一辈子对老伴、对家人亏欠太多,现在离休了,要慢慢补上。


2006年3月,步入81周岁的白纪年,在一次座谈中,给自己的一生作了一个总结。他说:“我这一生虽然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尤其是口无遮拦,说话过于随便,可能伤害过一些同志。但我胸无城府,心底坦荡,从来没有有意整人的思想和行为。对党是忠诚的,对人民的事业是尽职尽责的。”


2015年1月15日白纪年在西安逝世,享年89岁。


(杨娟茹)
摘自: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第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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