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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醇 我的父亲李易安(广东中山图书馆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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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骑士
我的父亲李易安


李昭醇(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原馆长、研究馆员)





父亲李易安,广东新会人,1921年农历正月初二出生于广州市汉民北路李白巷一幢二层木楼。据老人们传说,唐朝时诗人李白曾在此巷下榻一夜,故名李白巷,广州城以古代名人命名的小巷并不多。这里是新会李氏家族在省城的聚居处,也是参加乡试学子们的落脚点。这个建筑群自成体系,祖宅二楼敞窗开阔明亮,视野极佳,蓝天白云、皓月繁星尽收眼底,靑龙位有一幢高约四丈的魁星阁,白虎位是一座建造精美的李氏宗祠,巷道由白石板铺砌,巷尾有一口水井,井水清洌甘甜,冬暖夏凉,滋养着一巷几十户李姓家庭。此地遥接番山文脉、近得禺山余绪,钟灵毓秀,寄托着李氏列祖列宗对后代子孙读书显达的厚望。


曾祖李玉满是码头工人,祖父李殿临从小在机器厂学开车床,祖母目不识丁,全家对父亲刻意培养,竭尽所能供其读书。父亲六岁入私塾,读了四年“四书五经”后,就读广州市立师范附属小学,再入勷勤附中读了三年,终因家贫,失学在家,一度随祖父到广和兴机器厂做学徒。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父亲17岁,他随广州《新华日报》撤至桂林,入新知书店,1939年到宜山书店。自1940后二十余年间,他历任曲江新知书店主任、桂林实学书局经理、成都实学书局经理、广州实学书局经理、天津新中国书局经理、郑州中南新华书店业务主任、汉口中南新华书店业务主任、广州三联书店经理、广州中国图书公司经理、北京中国图书公司副经理、国际书店总店国内部副主任、北京新华书店副经理兼邮购书店经理、北京外文书店经理、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史审读编辑。


父亲自1938年进入书店工作起,即对古籍版本产生兴趣,桂林图书馆及各地古旧书店,都成了父亲闲暇自学版本知识的“学堂”。1953年调到北京时,父亲已薄有名声,曾给康生新藏的善本作过鉴定,获署“鲁赤水”题赠一帧;又得版本造诣深厚的齐燕铭垂青,公谊私交,偶有版片切磋之聚谈。返粤后,父亲负责岭南古籍出口的鉴定。王贵忱先生评价父亲:“早年致力图书事业有成,以精研版片之学著声于时。”父亲淡薄政治,谢绝一切党派劝进,无论是党组织多次动员,还是其他党派许以待遇,均以“没兴趣”三字回应,父亲这种个性表现,在当年政治氛围浓厚的京城绝对是个异类。


1961年9月,父母自北京调回广州,父亲李易安任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副馆长、母亲余詠茜任该馆参考研究部副主任。父亲在京工作八年,买书不计其数,铁路托运时,书重3.5吨,而行李只两皮箱。父亲博览群书,爱书如命,他高度近视,却常嫌眼镜碍事,干脆摘下,左手持书,右手执镜,鼻子几乎触到书上,脑袋上下左右移动,像是在用鼻子闻书,他能这样几小时保持同一姿势,真是聚精会神、物我两忘、书人合一了。


父亲刚到任,即接到广东省委下达的一项任务:收购徐信符(也称徐舜甫)遗港藏书。徐信符南州书楼藏书一直受到各方关注,广州解放前夕,伦敦东方图书馆馆长曾开价200万港元收购,并表示可委托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全部运往香港,此事提醒了徐信符后人,即将其中较珍善的部分抽出,自行运往香港。几年后,徐信符故旧傅斯年奉命到港,动员徐信符后人将这批精品出让给台湾;此前林语堂受命筹办新加坡大学,来港搜购古籍,亦想收购这批藏书,这些均为徐信符后人拒绝。1961年此事之所以列入广东省委议事日程,是由于有日本人到港开价20万港币收购,而徐信符两个女儿意欲卖给日方,如果一旦成交,会造成我国政治和文化上的双重损失,故亟需尽快抢救这批珍贵古籍。所幸徐信符留在广州的儿子徐汤殷先后得到过广州市长朱光的“面嘱”、省人委文教办主任饶彰风的“训诲”、广州市文化局苏乾的“说服”,深明大义,他专程赴港,说服两位姐姐耐心等候大陆筹款收购。


自1962年1月4日起,围绕收购徐信符遗港藏书,先后有文化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北京图书馆、广东省委、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委港澳工委、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广东省计划委员会、广东省经济委员会、广东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广东省文化局、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省外贸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广州办事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香港办事处、广州市文化局、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等众多单位介入协商协调工作,历时近两年,可谓当年一大文化事件。之所以这样费时耗力,主要在于国家经济困难,外汇紧缺。广东省副省长李嘉人明确批示“今年(1962)我省没有外汇,不能购买。”广东希望北京图书馆收购,文化部则含蓄表示“文化部处理此事是有困难的。”建议广东省或香港工委解决。


父亲在徐汤殷提供的书目基础上,参照北京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华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及广东省馆的藏书目录,逐条核对,重新编印了《徐汤殷家藏目录》,并于1962年11月20日再次完成校对、勘误,于封面注明:“明清刻善本已在书目标以三角号(共54种),罕见粤人著述在书目标以圈号(共30种)”。末页注明:“以上仅按京、沪、穗各大图书馆藏书目录核对,国内各省馆目录因时间关系从缺。”内页《明音乐选》、《桂轩稿》两种注明“(稀本)”。又于1963年7月2日审定运回省馆的清单:“这次共选七十五种,连第一次所选的四十七种,一共是一百廿二种。第一次所选的都是国内少有的版本,第二次所选的则是本省各图书馆所少有的。香港收购书的精华,已是无遗漏的选收了。”


父亲当年审阅书目、居间操作,发挥关键作用,除了职责所在、专业所长因素外,也与广东省委指定的香港承办者唐泽霖有关,唐泽霖是父亲1938年在桂林结识的老战友,时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香港办事处稽核,总揽大陆在香港出版事务,两人都经营进步书店多年,熟稔经济套路,他们对久拖不决的事态进行了风险评估,认为一旦徐氏藏书为日方得手,相当于在文化上打了一场败仗,会造成我国政治上的被动局面,应该不惜经济上的代价进行抢购。他们经过缜密思考,拟出既收购珍善古籍、又出口普通古籍,既暂时垫支外汇、又创收外汇补偿,由“中商”香港办事处垫支10万元港币先行收购、最终由省财政兜底的权宜方案,后获得省委批准,向省人委、省计委、省财厅申请拨款42,900元人民币购买10万港币(折1.74万美元)归还。


高炳礼先生在其《中山图书馆百年华诞》文稿中写道:1963年9月27日,这批古籍从香港运回广州。28日在省馆开箱时,省文化局派社文处干部赵瑾良同志到现场逐册验收,古籍书共119种1050册;其中善本98种877册,广东文献21种173册。经李易安副馆长鉴定:“徐氏生平藏书很多,此批书又为徐氏所藏之精华,多是明代旧刻本,一部分为清代精刻本和清代毁禁本,不少属海内罕见之书。例如:《桂轩稿》10卷,(明)江源撰,《明史·艺文志》、焦闳《国史经籍志》俱未著录,此为海内仅存之本,殊足宝贵。《文山先生集杜诗》前后卷,(宋)文天祥集,元刻本,较台湾所藏明化本尤早。《明音乐选》12卷,(明)黄佐编,此书国内仅一部。《广东文选》40卷,(清)屈大均编,乾隆悬为禁书,今日存本极少。其他都是较好善本和广东文献。”这批古籍经我馆整理后,李副馆长请示省文化局批准,于同年12月下旬在北馆专门组织一个小型书展。1964年1月上旬,齐燕铭同志到广州,齐老是文化部的领导,又是一位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学者和专家,对古籍版本有深厚造诣。李副馆长邀请他到馆参观,齐老检阅这批古籍后,特意将陆士衡《文赋》中的一段话写成条幅赠送给省馆。


齐燕铭同志这次南来广东,还专程偕夫人到文明路6号北轩4号寒舍与李易安夫妇叙旧,海阔天空,话题仍离不开收购南州书楼善本。齐燕铭同志除与父亲切磋版本外,对父亲与唐泽霖同志的应对策略大为激赏,题赠墨宝一帧给父亲留念,父亲则请齐燕铭到自家院子里,挑选他最心仪的一个“福建茶”盆景相赠以为回报。齐燕铭同志与父亲的缘分,可上溯抗战时期,当年齐燕铭在延安主持出版工作,李易安经营的桂林实学书局是延安出版物的重要发行阵地。


1963年是中山图书馆的丰收年。叶得春馆长安排父亲专责奔走协调、力争在北馆建一座三层书库,这一任务得到落实。中南局计划委员会、中南局财政委员会、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广东省计划委员会、广东省财政厅分别三度发文,同意批准把省中山图书馆书库基建工程列入1963年自筹基建计划,从省1963年机动财力拨款30万元,兴建建筑面积为1,872平方米的三层混合结构书库。该项工程1966年投入使用,竣工面积2,100平方米,使馆里增加了可容50多万册图书的书库,缓解了当年省馆的藏书压力。


1963年12月13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公布了省委同意饶彰风等31人组成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文件,文管会成员包括胡希明、商承祚、容庚、冼玉清等,李易安也在其中。父亲主要负责古籍版本鉴定,重点把关古籍出口。


1962年,台海形势紧张,根据省文化局指示,省馆要将馆藏最珍贵的文献运到河南省博物馆作备战寄存书,李易安受命负责选书。据张耀年和李花回忆,当时运送到郑州的备战图书有:拓本《唐拓云麾将军李元秀碑》等甲种善本120种1916册;明嘉靖《广东通志》等甲种志书35种733册;《广东省政区图》等甲种舆图118种269张;清道光《广东通志》等乙种志书355种2567册;明刻《大明一统志》等乙种善本400种4321册;清亁隆《岭海名胜记》等乙种文献138种639册;《工钱劳动与资本》等乙种革命文献85种106册;日本印本《大清历朝实录》等乙种清史2种1714册;清光绪大字石印本《古今图书集成》等乙种丛书1种4979册。分195箱装运。


1965年中苏关系紧张,据高炳礼、张耀年等人回忆:3月,经馆务会议决定,备战书库抽书之事由李易安副馆长负责,成立整理备战图书工作小组,以参考部中文组为主力,采编部派人协助,组长是陈雪薇,最后由李馆长审阅。李馆长将馆藏善本划分为甲、乙、丙三类,甲、乙类都划入备战范围,每种图书都经他审阅过,所以挑选出来的书质量较高。通过这次重新挑选备战书,也把馆藏善本书做了一次审查和清理,提高了馆藏善本的质量。李馆长在审查过程中鉴别了两种书,例如《贞观政要》一书,过去卡片著录是明成化内府本,这次经李馆长审查,该书只第3~8卷是内府本,书内有‘广运之宝’章,而1~2卷、9~10卷是仿刻本,书内没有‘广运之宝’章,而且纸质相差很远;另一种是《六艺纲目》2卷,卡片著录为元至正甲辰刻本,经李馆长鉴定是清翻刻本,纠正了著录上的错误。经过3个多月工作,到7月中旬全部完成任务。选出的书有: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湖海集》等清版书63种459册;清康熙五十二年刻《纬萧草堂诗六卷》等乙种善本37种570册;清乾隆九年《大清一统志》等清史68种9087册;1913年《中华民国元年邮政事务总论》等旧中国史207种337册;清同治二年《广东文献初集》等广东历史920种1895册;1965年影印本《广东通志》等影印广东志书10种199册;清嘉庆八年《乾隆府厅州县图志》等全志475种5422册;《五万分之一广东地图》等地图12种51册(幅);《上海博物馆藏画》等艺术书66种111册;《广东省海南湛江合浦地区热带亚热带资源开发方案(草案)》等内部资料329种640册;《江西政报》等旧刊39种1504册;《珠江水利》等广刊65种973册;《科学报》27箱(袋);《抗战中的政治工作》等解放前革命文献202种302册;《珠江流域水文资料》等解放后内部资料702种1355册;《广东铁路史料》等复印资料稿件56种58册;《辽史》等善本372种2808册;《新潮》等广东杂志1094种3097册;《广东省地图》等广东地图1996种3133张;《广东渔报》等解放后县报499种2109册;外文化学资料1种596册;外文工具书102种102册;中文工具书519种762册。1970年又将文革期间收集的全国各地小报传单一大车送往连平备战书库。


正当父亲处于事业巅峰,母亲却于1965年3月20日病逝,终年42岁。母亲英年早逝,震动了图书业界,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人挤满了东川路殡仪馆,新华书店、国际书店的战友比中山图书馆的同事还多,杜埃部长也前来吊唁。葬礼既简朴又隆重,母亲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仪容端庄、神态安详。承上苍眷顾,母亲躲过了即将来到的文革劫难,此乃不幸中之万幸。而父亲则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一度沉浸在悲怆哀痛中不能自拔。家里客厅正面墙上挂着母亲的遗像, 下面大枱上安放着昂贵的绛红色大理石骨灰盒,还有一个装着母亲一缕青丝的锦盒,旁边供着鲜花。父亲每天早晚祭奠,幽明挚爱,隔世情深。在六十年代,父亲这样的举动,显得极为另类。同年底,父亲的老领导老朋友曹健飞自京来粤公干,上门探视,见此场景,深感不安,认为这有碍父亲重新振作,劝他撤去灵堂。但父亲不听,执意保留与母亲对话的这个平台,作为精神支撑,故此母亲不能入土为安。


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对父亲来说无异雪上加霜,冲击首先来自北京亲友的坏消息。某漆黑夜,刚离任广东省文化局局长、上调北京没几天的侯甸自京返穗,他头戴夹帽,帽舌压至眉头,围巾把脸裹住,微露双眼,径直走进北轩4号李宅,对父亲说:“大哥(陈原)不好了!被打倒了!大姐(余荻)受不了了!”说完转身遁去。父亲呆坐着,半天回不过神。“破四旧”开始后,馆里的红卫兵来抄家,父亲收藏的郭沫若、齐燕铭等人的字画、家庭相册、陈郁省长签署的委任状等悉数被席卷而去,继而私人藏书也荡然无存。大字报上,父亲被冠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为“封、资、修总代表。”1966年7月中山图书馆文化革命工作组在《总结材料》上写道;“李易安虽然长期坚持工作,但未改造好,来馆后抓业务,贯彻党的方针不好,热衷古、洋书籍,厚古薄今,封资修的书大量买,经党长期教育,但仍不变,是一个没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68年9月22日广东省文艺系统二连学习班资料组在《9月21日学习情况向上汇报》中记录:“三班李易安说:我参加工作三十多年,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学习班,我估计也是最后一次,我缺乏生活勇气、斗争勇气,我是思想包袱老大,船沉了,我也不会去拉跳板,我眼睛不好,脚亦不行,将来到书店当售货员,或摆摊卖报纸都可以。”


父亲1969年1月到英德茶山“五.七干校”受教育,返穗后被从北轩4号扫地出门,逼迁北斋14号之一,又被遣至南馆看门,可谓斯文扫地殆尽!父亲不甘受辱,但求速死,割腕自杀,血流满地,所幸省馆军代表郭永田和司徒礼闻讯飞奔而至,用担架送医院抢救。郭永田同志将此事上报省革委会,陈郁主任亲自过问,秘书打来电话了解情况,省文艺办副主任徐尚前即刻上门慰问父亲,极力安抚,加强看护,总算熬过一劫。父亲从此经常借酒浇愁,遂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


父亲经常失神呆坐,一动不动像一座泥胎,仿佛灵魂出窍。最经典的场景:每当北斋13号芳邻罗明燏先生(华南工学院首任院长)来家里看他,在父亲病榻前,两人紧握双手,相对无语。这是一代知识分子悲苦灵魂的写照。


文革期间,父亲曾在日记本上摘录蒲松龄的一段文字:“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以此自况。可见父亲对当时国人变态心理和言行的极大反感和鄙视,他只好从《聊斋异志》那些心灵纯洁、和霭可亲的花妖狐魅的虚幻世界获得精神藉慰。


父亲也许还算幸运,当子女不在身边、孤苦零丁的时候,一位叫毛湘玲的小姑娘因弟弟毛湘生的引见结识了李易安,两人一见如故,特别投缘,建立了感人的忘年之交。小巧玲珑、美丽可人的毛湘玲简直像神话故事里的下凡仙子,每周必来寒舍两次,带来父亲喜爱的食品,看望病入膏肓的老人,她给父亲讲“革命形势”、讲“最高指示”、讲“小道消息”,父亲给她讲自身经历、讲历史循环、讲世态炎凉。毛湘玲说李易安讲的最多的是妻子,大事小事,点点滴滴都是永恒话题。她感叹父亲傲人的骨气,感佩他渊博的学识,更感慨他对妻子的深情。毛湘玲的出现,使父亲心灵的创伤得到些抚慰,让他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文革期间,各单位均组成所谓“三结合” 领导班子,李易安有几点“优势”:第一工人出身,所谓“根正苗红”;第二非党干部,不属于“党内走资派”;第三熟悉业务,埋头实干。他被列为业务领导的不二人选,对于一个一度沦为看门人的副馆长,能够有机会提前被“解放” ,重返领导岗位,对常人来说求之不得,但是父亲说“不”!态度非常坚决。广东省文史馆原馆长胡希明先生称李易安是“狷介之士”,可谓名至实归。


1971年12月10日,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革委会以《请批准我馆叶得春等十二位同志退休问题》上报省文艺战线革委会。内称:我馆应该退休处理的老同志比较多,文化大革命以来都未有进行妥善处理。根据“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工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第二条,我馆叶得春、黎沛霖、涂祝颜、黄艺芳、林淑贤、崔景衡、周碧泉、余励群、简礼兴、王汉垣、钟雄亚等十一位同志符合国务院规定的退休条件,应予退休。另按国务院对知识分子政策,我馆李易安同志属知名人士,不办理退休,作养老处理,工资按规定发给。


这份报告使李易安晚年尚能在政策庇护下享有一点尊严,总算从南馆看门人的窘境中缓过一口气。张声兰同志后来多次讲述父亲看门期间的一件“逸事”,也可反映父亲当年既愤懑又豁达的心态。某日,一群环卫工人拖着几辆清糞车鱼贯进入南馆,父亲见状,在门卫室悄声对张声兰说:“他们是进去‘揭盖子’的。”开始张声兰反应不过来,当她终于明白这一语双关时,笑得几乎岔了气,遂终生引为谈资。张声兰在馆里有“张飞”绰号,颇有几分侠气,但她粗中有细,对落难的父亲心存同情爱戴,李易安在她面前才有“雅兴”幽“文革”一默。


叶得春馆长与李易安副馆长自1961年起相遇相知,叶馆长是老八路,延安鲁艺出身,与父亲颇谈得来,叶馆长充分信任父亲,放手让父亲主管业务,每每言听计从。尤为难得的是,父亲是非党干部,按规定不能看党内文件,叶馆长常常“违反纪律”,私下单独传达文件精神,父亲听后,必从史籍中引经据典,分析形势,时有言中,让叶馆长大为受用。如是日深,引为知己,无话不说。父亲重病时,叶馆长经常送食送物,探视聊天,关怀备至。父亲去世后,叶老爱屋及乌,对我不时赠书、题字、教诲,以此表达对父亲的深挚情谊。


1972年1月23日至2月28日,重病中的李易安给馆革委会负责人写信六封。摘要如下:


我病至后期,有些事不讲,知而不言罪也。我在死之前讲,死了没人讲的。陆续写些,仅供参考。1962年我除了亲选备战外,还到红楼普通书库,在一季度之内选出清善本二百余种,除破损待修者外,都运到郑州了,这些普通书库藏的,我选了达到北京上海国家标准水平,有两馆善本目录为证。 (在北京图书馆)一下子搞了旧中外刊几百种,两吨,北京图书馆长请吃饭,言下选得多了,我说人家只拣新的,怪不了我。新刊大量印刷,补充极易,我为什么要。 然后钟应时叫我去天津买旧书刋,穷数日之力,只能选到两百册,后来要我去上海,我心脏病发了,不能去了。 武斗之际,我每周回馆几次,大家说街道孩子爬进红楼,窃取期刊卖钱,我叫人打开红楼一看,刊到处散着,连地板楼梯都践布满了,主要是从北京选回的,损失太大,我付健康的代价,一看我大哭了一场,我这个人不易哭的。    李易安 1月25日。


不见李洪六七年,今年一月连续上我住的地方两回,坐下来说1~2小时话。细听之,有奋然保护古书之意,对前途又秋意过甚。保护古书殊足嘉尚。李洪说,南馆有一套《医宗金鑑》,虫蛀严重,大有修补之意。古书保藏通过换线,可收除虫、去尘、通风之利。藏在后方的古书殊难得,断线又多,因正需要急办。李洪钉线还可以吧?那么让他带一个她去换线,每日定额200本或少一些,但要钉得平正,拉线不得过紧或过松。按后方藏古书前后超万册,断线多,就从后方开始。不过三几个月,通搞好了。三几个月后,让李洪返转带徒弟,从丛书库开始换线,仍是:一定定额,三要条件。如此,李洪按其能有个安心工作,不再茫茫然,对他对图书馆都好了。  李易安 1月23日。


我的病有发展,生活不能自理。疗养禁忌:凡肝性病、心脏高压病、内出血病,我统而有之,多谢领导好意,去疗养人家按禁忌不会收。入医院吗?一要长期,二要地下单人房,要一个人半天帮着,否则没有人送饭、没有开水、洗面水,没住过医院不知道。医院为人民服务,但人少而事多,又先急工农兵患者为当。因此长期住医院也不好。这是我考虑过的,感谢美意,党的关怀。让我安息吧。  李易安  1月24日补


一写又收不住笔。我馆要贵重日本排印本《大藏经》,以后绝难得,只少两本,华南师院就有这两本,请他们贡献出来,这样,过去几万元一套的日本排印《大藏经》就会师。1954年朝鲜要求就是这套《大藏经》。中央卫生部有一套,大藏有卫生资料。  1961年冬我来图书馆,听人说花八千元从北京买回来,放在地面。晚上忽大雨,水渠倒灌,红楼下层被淹半尺,抢救何及,可叹。古书浸过硬如饼,晒到马路上,给党丢脸。我看了以后,书不足惜,乱化几千元可惜。我问当事人,为什么收这样货色?他回答价钱便宜呢。图书资料贵在有价值,见便宜低价买之,花钱得一堆垃圾。官僚主义加上乱充内行必坏事。我不再说了,心里难过。 我又提一个意见,供参考。我馆日版《大清实录》,我在1965年已备战去了连平,请查备战登记册。此书价值重大(各方面),一定要保管好。国内市场多年已绝迹。有钱再多买不上。  李易安 1972年1月24日再补上。


可以请建筑公司摸个底,离马路二丈,建个二层楼,(免影响主楼容貌)作个阅览室,要注意通风采光。南馆危楼加固之法,利用建筑学,特种建筑及材料是也,我已疲极,书此为止。  李易安  2月2日


我来之前,南馆积存的胶卷,建议每页晒成一面,相当于32K书,然后仍买黑相纸,加以硬套。这是很有好处的,端的是广东方志。这件事交给凃祝颜上套,其它相片,硬壳要供给。周瑞莲帮助最好。请给我二月份到昨天的《参考消息》。 李易安    2月28日


父亲病重中,仍萦怀图书馆工作,这批信件不啻“事业遗嘱”。其中为书刊遭劫的一场大哭,令我心酸动容。印象中,父亲早已被锤炼成宁流血不流泪的铁石心肠,家庭巨变,何曾滴泪?割腕自杀,何曾偷泣?唯独为公藏图书痛哭!他视图书如生命,甚至超越了生命!


同年,李易安通过分析社会上传播的“小道消息”,认定江青一伙恃势乱政,迫害周总理,是国家人民的祸害,于是不顾政治高压和个人安危,在北斋大院里公开指名痛骂当年权倾天下的江青,为周恩来总理鸣不平,很多平日敢怒而不敢言的人听了纷纷叫好,但也有人揭发,称李易安呼喊反动口号,遂掀起轩然大波。情况上报到省文化厅革委会军代表石磊同志(我馆韦巧琪同志夫君) 处,石磊同志来省馆保卫科找到主持保卫工作的潘继炎同志研究“案情”, 潘继炎同志尊敬且同情父亲,他决意保护父亲,将事件性质模糊化,认为没必要小题大做,两人决定不上报,遂把此“性质极为严重” 的“政治案件”压了下来,李易安因此逃过大狱伺候。在党同伐异、卖友求荣、落井下石等现象司空见惯的非常年代,石磊和潘继炎两同志的耿直正义与悲悯情怀令人深深感佩!


1973年9月29日,父亲李易安去世,终年53岁。余时在狱中,未能亲视含殓,以尽人子之孝, 悔之无及。人生苦短!纸寿千年!中国第一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李聃在《道德经》里说:“死而不亡者寿。”这个颠覆死亡的理念和语境,一定是这位智者在管理阅读庋藏典籍时悟出的,只有把生命融入图书、留下精神和思想,寿与书齐。信哉斯言!


父亲在中山图书馆工作时间不长,对广东省图书馆事业建树受限。但父亲以言传身教、书札遗稿熏陶我的爱好,造就了我对图书馆的钟情,立志终身从事图书馆事业,忠贞不二。


余忝为馆长期间,最可告慰父母在天之灵者,是在父亲对馆藏古籍保护、整理、充实的基础上,承乏编纂《广州大典》、《清代稿钞本》机遇,使千秋古籍,化身千百,嘉惠士林。且馆舍日臻完善,母本得以静养,再续春秋,膏泽子孙。父母乃儿九思亭,子为考妣墓志铭。一门两代,三瓣心香,生死相许,亦不负千年古巷、百年母馆呵护化育,成就一番事业,服务万千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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