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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不详:一次神秘的采访——周明山采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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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reading 从 现当代史纵横 移动到本区(2020-09-16) —
  一次神秘的采访 1967年深秋时节,我同杨义同志在晋南专署所在地临汾采访。其间,杨义同我商量决定,让我去绛县采访县委书记周明山的近况。

  周明山原是绛县南樊公社南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也是位30岁出头的回乡青年。1964年,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去南柳视察工作。当时全国正在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选集》)高潮,周明山在向李雪峰汇报他如何以毛泽东哲学思想改变南柳面貌的情况后,李雪峰对他的工作汇报大加赞赏,并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号召青年向他学习。于是,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山西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都用大幅版面和广播时段,宣传周明山的事迹,《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让千千万万个周明山成长起来》,周明山成了全国青年学习的典范。

  1965年春,周明山被破格提拔为中共绛县县委书记。新华社记者田培植、刘人杰还以《周明山担任县委书记以后》为题,专门对周明山做了报道,文中介绍说,周明山到县委上任后,没有吃小灶,而是同干部职工一起,在机关大食堂排队买饭吃等等。全国大报小报都在宣传周明山,一时间,周明山的名字传遍全国。

  “文化大革命”中,各级领导都被夺权打倒,周明山当然也受到冲击,他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的黑苗苗”被夺了县委书记的权,由造反派进行批判斗争。那时的“文化大革命”,一派群众组织对走资派要批斗,称做“造反派”;另一派就起来保护,又形成了一个“保皇派”,这两派群众组织又在相互攻击,相互斗争。

  周明山被打倒后,关押在绛县看守所,经常被造反派拉出去,到各乡镇农村游行、批判、斗争。有一天,临近黄昏,倦鸟归巢,田野上,一人多高的高粱、玉米被飒飒秋风吹得叶子哗哗作响。造反派押着周明山,在游斗后返回途中,突然从高粱地里冲出来一群人,将周明山抢走。当时周明山也不知怎么回事,不敢走。这是一群保周明山的人,他们顾不得解释,把周明山抬起就跑。周明山被抢回后,藏在一个小城堡式的村寨里保护起来。这个村寨,四周有土墙围着,大门口有手持长矛大刀的小伙子把守。造反派几次想从这里把周明山再抢回游斗,但是均未能成功。保护和支持周明山的这一派群众组织,为了安全起见,便采取了转移的方式,今天把周明山藏在这里,明天又转移到另外一个村子,就这样不断地转移来转移去,使打倒周明山的这一派,怎么也掌握不了周明山的落脚之地,经常派人四处打听侦探,千方百计要抓回周明山。

  在绛县,周明山成了神秘人物,关于他的传说也众说纷纭。有人说他像座山雕一样躲在阴暗处,挑动群众斗群众。也有人讲他的传奇故事说,有一次造反派在押着他游斗的途中,他突然逃跑,当时天下着倾盆大雨,人都淋成了落汤鸡,跑到一片树林里,周明山在被追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急中生智,纵身跃上一棵大树,坐在树上朝下观看,雨幕中,追赶的人群连跑带喊从树林穿过,谁也没抬头向树上看,待追赶的人群走过后,他才从树上下来,逃了回去。

  听到这各种传说,我和杨义也为我这次采访作了安全的考虑。我们商谈,我早上从临汾坐火车去侯马,然后再转乘长途汽车直接去南柳村,约于下午两三点左右,可能见到周明山,然后我再给杨义打电话联系,如过了这个时间我没电话,那就可能被当地的群众组织扣押,杨义即在临汾设法营救。

  我到南柳村,找到党支部书记的家,向这位年约50多岁的老支书出示了记者证,并说明了我的来意。就在这时,一位白胖胖的约40岁开外的中年人从外面进来,听说我要采访周明山,因为我向老支书出示记者证时,他不在场,可能他对我的身份和来历产生了怀疑,于是便说:周明山不在南柳,要见他得等三天时间。尽管我再三解释,时间急,不能多等,但他仍是不答应我的要求。后来听说,这个人是支持周明山这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无奈,我对他们说,让我给临汾的另一位记者打个电话说一下情况,如不允许我再等,那我就只有返临汾了。

  南柳村有一个电话总机,当我同这几个人从老支书家出来去打电话途中,遇见一个年轻女孩,据说她就是电话总机上的话务员。她问我:“你是新华社记者吗?”我说:“是呀。”她着急地说:“你赶快去接电话,你们那位记者从临汾打来电话找你,我说没有新华社记者来。你那位记者很生气地说:‘一定是被你们扣押了。’”听完,我急忙跑去接电话,并同杨义商量决定不再等待,立即返回临汾。这时,支持周明山这一派的几个人急了,忙恳求我说:“周明山确实不在南柳,但我们一定想办法让你同他见一见面。”并说:“晚上保证按时送你到侯马火车站。”

  在他们一再要求下,我答应同他们去一趟。他们四五个农民,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其中一个驮着我,去外地见周明山。为防对立一派跟踪侦探,这几位农民前后拉开距离,有人前面带路,有人后面跟随,他们进这一村,转那一街,一会儿穿过秋庄稼地,一会儿绕上田间小路,警惕性很高,闹得我也不知道东西南北。约摸行了10多公里路,来到绛县和曲沃县交界的一个村庄。进村后,他们又是带着我,穿大街过小巷,拐来拐去,才把我领到了一户农家。一切都是那么神神秘秘,大家都很少说话。他们有的人陪我在院子里站着,有的人进了房子,沉寂的气氛使人感到紧张,我心里疑团顿生:是周明山不在这里,还是要扣留我?我静静等了足有20分钟的时间,他们才把我领进一个房间。黑咕隆咚的房子里,我一进去啥也看不见,心里一阵紧张,稍一定睛,才看见右面炕头点着一盏豆粒大的煤油灯,窗户已被麻袋和布帘遮得严严实实,一点光线也透不进来。周明山突然从炕上坐起,伸出胳膊同我握手,并同我坐在炕上,谈起话来。

  周明山向我讲述了他被揪斗的情景,以及他在看守所里受到拷打虐待的情况,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安眠药片说,有人要让他吃下这些药片,想置他于死地。我们谈了约两三个小时,这时,房东老太太给我送来了汤面、馒头和几碟农家小菜,让我吃。老太太边给我递饭边小声说,凑合着吃吧,看这成了啥世道,跟逃难躲日本人有啥不一样。

  采访完周明山,已是日落西山,几个农民又骑自行车送我去侯马火车站。出村走了不多远,碰见一辆大卡车过来,我忙招手让司机停车,说明了我的记者身份,请求能捎我一程。路上司机听说我采访周明山,就给我讲了周明山许多故事,看来他是支持周明山的一派。他热情地多绕了一段路,一直把我拉到了侯马火车站。

  采访完周明山,平平安安回到侯马,长长吁了一口气,紧张的心情总算松弛下来。万没想到,一件更令人惊恐的事情又降临在我的身上。

  当那辆大卡车将我送到火车站后,我一看离开车的时间还早,便即刻到侯马平阳机械厂一位同事的家,在我临离开太原时,这一位同事托我有机会给他从家里捎一件棉袄回来。平阳机械厂是一个大型的国防工厂,他爱人就在这个厂医院工作。

  深秋,天黑得较早。约晚上八九点钟,我到同事的家。家里只有他老母亲和几个孩子,老人家带着惊恐的神情,悄悄告了我些情况。我才得知,这个厂对立的两派斗争得很激烈,他爱人被对立一派赶进了一座楼内,几天都没回来,而且对立一派的武斗人员,一直派人在他家周围布控监视。就在我刚走出他家的门时,约有10多名的武斗人员,手持铁棍长矛,把我团团围住,问我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来这个家?在我说明来捎件衣服时,他们搜走了我身上的记者证,并推推搡搡把我带走。我被押着走出厂区,穿过一片树林,来到了看似仓库的一个地方,门口挂着他们造反派组织“八五司令部”的一块牌子。进去后,他们拿着我的记者证,像是找他们的造反派头头商量去了,而把我推进一个空房子里,房里只有两条板凳和几条木棍。这时关押我的房门前、窗口,围了许多来看热闹的武斗人员,在他们好奇的议论中,我得知,这是一个关人、打人的房子,凡押到这里的人,都要挨打。我心里紧张起来,算了一下,我身上只有一块手表和30元钱的差旅费,除此再没什么东西,担心的是,在我遭打或被打死后,没人报信,单位也不知道我在何处。当时我尽管很紧张,但外表显得仍很坦然。约摸过了有三四十分钟,扣押我的造反派头头进来,他们拿着我的记者证,对我说:“对不起,今晚要不是你这个记者证,你有一顿苦头吃,现在你可以走了。”听着这话,我胆子大起来,便对他们说:“这里离火车站这么远,我一个人走还害怕哩。”这些造反派头头只好派了几名武斗人员,把我护送到了火车站。

  在我从临汾返回太原后,向记者们讲述了这一次采访周明山的情景,冯东书当即就说,你这稿子的开头就写:“记者在神秘的气氛中,会见了原绛县县委书记周明山……”反映周明山近况的内参就这样在神秘、惊恐中完成了。

https://new.qq.com/omn/20190319/20190319A0KWS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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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9-16

让千万个周明山更好地成长起来

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 李雪峰

《敢教日月换新天》(见今年第八、九期《中国青年》)一文介绍的山西绛县南柳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明山同志,是一个今年才二十八岁的农村青年党员,又是个劳动模范。他家里三代当雇工,自己依靠集体的帮助读完了高小,就在本村参加了农业劳动。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火热斗争中,他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成了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分子,革命事业的好接班人。
去年十一月,在中共晋南地委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周明山同志。参加这个座谈会的,还有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申纪兰、徐鸿昌、王德合等。我们听了周明山同志关于南柳大队如何由穷变富的详细汇报。他讲了南柳的历史和变化过程,讲了变化过程中每个阶段遇到的各种问题,和他不断摸索、找寻和解决主要矛盾的办法,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他讲得生动具体,有情况,有分析,有典型人物,有群众的活动,而且老老实实,怎样做的就怎样讲。一直讲了一整天,大家听得很有兴趣,一点不感到疲倦。到会的同志对于他的成绩,一致表示称赞。可是,他却对在座的劳动模范一口称一个老师,衷心地请他们指教,向他们学习。讲到南柳大队的成绩时,周明山同志把它归功于:第一是党和政府的领导;第二是国家和工人的支援;第三是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第四是各位老师的帮助;第五是全体社员的努力。至于他自己,他一再表示:“工作没有搞成样子,今后还要多向各位老师学习。”当他提出明年要到李顺达那里学习参观时,李顺达同志也谦虚地说:“现在我变成徒弟了!”
周明山究竟有些什么特殊的东西呢?说来也很平凡。他只不过具备了毛泽东思想教导下的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青年应有的革命思想和品德,而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青年都应该具备,并且经过努力能够做到的。

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周明山在七泉农业社当副主任兼生产股长。七泉社是南柳等九个村子组成的联村社,实行联社统一分配,是试验性质的。试办了一年多,南柳村生产时要从别村牵牲口,分配时又要从别村拉粮食。在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外村有人提出要分社,南柳村却有人不愿分。主张分社的人说南柳村是“死狗缠住肉架子,摔倒不丢木碗子”。南柳村不愿分的人则说,要分社的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承情也承共产党的情,不承你们的情”。别村的人很不满。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周明山站起来讲话了。他说:“这两年,南柳确实沾了大家的光,要承大家的情。大家要分社,我们也同意。我们有信心自力更生,好好劳动,由穷变富。分了以后,还要请你们帮助,当然不是再拉你们的牲口,要你们的粮食,是要请你们在工作上,生产上多指导,帮我们一步。”周明山的话,有分寸,有见地,这才说得大家心平气和,口服心服,说“这还像个话。”因而分了社却没有伤感情,并且使以后这些村组成公社时,保持了团结的气氛。而且,南柳村在生产发展以后,主动地用财力物力和技术、经验支援了别的村子。周明山处理分社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能够正确了解和体现党的方针和政策,既注意团结互助,又坚持了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从而妥善地处理了集体经济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家有三件事,先抓主要的。”这是周明山的一条重要经验。一九五七年秋,周明山当选支部书记时才二十一岁。当时这个大队领导核心不团结,生产不好,群众生活困难,他上任的第二天,就有十五户社员找他解决吃粮问题。真是千头万绪,从何入手?
周明山开始就抓领导核心不团结的问题。前任支书(当时是大队长)王长修和副支书郭金太互相闹意见,他以为生产既是党组织领导的,这当是全村的主要矛盾,应当先从这一环突破。因而他分别和他们作了几次个别谈话,勉强“说通”了,但一到支部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谁也不肯认错,仍然绷得紧紧的,没有解决问题。为什么领导核心不团结呢?他思索,莫非主要矛盾没有找对?那末村里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呢?他又进一步动脑子分析问题,并且虚心访问了年老的贫下中农。老贫农李占奎对他说,你问啥为主?以我看,靠自己搞好生产为主。生产搞不好,群众没劲头,干部憋着气互相埋怨,就难以团结;只要把生产搞起来,就好了。这样,他才终于抓住了搞好生产这个解决一切问题的主要关键。此时,南柳群众在分社后,也都想争一口气,决心搞好生产,同别村站得一般高。但是,怎样搞生产,群众中却意见纷纭。有人主张治坡整地,有人说要养羊,有人要种瓜,还有人提出要做买卖。周明山依靠贫下中农,发动群众反复讨论,认定地是刮金板,治坡地是第一。于是,在农历正月初三,天下着雪,地冻着冰,周明山亲自率领党团员带头,出动整地。由于进行了土地加工,实行了水土保持,使当年粮食亩产提高了七十六斤,总产由二十万四千斤增加到三十三万斤,仅仅一年就做到了不吃国家供应粮,被公社评为先进单位。这就旗开得胜,取得了“初战”的胜利,因而大大地鼓舞了干部和群众的干劲,为今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周明山在领导南柳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总是当走第一步的时候,就想着如何为第二步做准备。那末,整修了土地以后,生产的主要矛盾又是什么呢?他又反复思索,访问群众,然后紧接着就抓了畜力不足的这个问题。南柳村共有二千八百多亩耕地,却只有五十多头老牛,而且瘦弱不堪。多数队在牲口饲养管理方面,没有制度,没有专职的饲养员,有些队长也不大管养牲口的事,只依赖向国家贷款买牲口。但是四队有个饲养员王岐山,喂养的牲口却膘好、病少,繁殖快。王岐山原是个老雇工,今年六十七岁了,一辈子没有结婚,脾气很倔,从来不跟人说笑话,本村唱大戏,他也不去听;可就是爱牲口,日夜住在饲养房里精心照管,而且自己拿钱给牲口买盐,贴麸子,割青草喂牲口也从来不要队里记工分。他常说,在旧社会当长工,人家看不起,半辈子没人叫一声大号,现在翻了身,开会请咱去,大家称模范,队里的牲口是半份家业,交给我管,就要管好。于是,周明山找到这末一把钥匙,就下决心住到饲养房去,虚心学习和总结王岐山养牲口的经验。他去了,首先热情地问王岐山有什么好经验,王岐山绷着脸子说:“这是扎花哩,描画呢?有什么经验说?只要操心就行嘛。”两句话就打发了。周明山碰了个硬钉子,并不难为情,等到牲口使役回来,又急忙拉到槽上,添上草,可是又挨了王岐山的批评。王岐山很不高兴他插手,只怕把牲口喂坏了,说你不看牲口刚做完活,累了不爱吃?要让它休息透才能喂。周明山笑嘻嘻帮着铡草,小心地照样子去铡,又吃一顿骂:“你不看是什么草,哪能都是那末长?”加草的时候要把里边掺的杂质拣净,这点周明山是知道的,可是就不知道每一次加草要加少一点。王岐山又告诉他说:“你不看一次加多了,牲口见草很多,就不急着吃,你拱来他拱去,沾上了气味,哪头牲口也不爱吃了?”对于王岐山诸如此类的批评,周明山都是以晚辈谦恭的态度,虚心听取,一一改正。周明山就这样在饲养房里住了半个月,总结了王岐山饲养牲口的经验,然后用表扬王岐山的办法,在全大队推广了这些经验,建立了制度,促进了牲畜的繁殖和发展。几年内,牲口由五十七头发展到一百九十三头,还不包括支援外村的六十四头。模范饲养员王岐山也入了党。因为长期操劳,他的胳膊有了毛病,不能再喂牲口了;去年当他六十六岁时,大队评他为办社功臣,让他退休,退休后工分照记,并且全部发给细粮。但是王岐山现在并没有休息下来,他还经常关心集体的事情,跑来跑去指导饲养员的工作。
周明山学习饲养经验的这一过程,为农村知识青年学习生产技术,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提供了有效的门径。周明山那种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虚心向老农求教,不怕碰钉子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绝不是办不到的。

对于解决党内、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周明山既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又采取了耐心、细致的方法。特别是对于比他年纪大、资格老的干部,包括那些看不起他,甚至有时故意跟他为难的人,他都是首先看他的长处,尊重他们,向他们学习;同时,也恰当地估计他们的缺点,热情、诚恳地帮助他们。这些老同志,因此对他更加信任和拥护了。这样,经过了若干努力,就保持了党内和干部之间的原则性的团结。
一九五七年秋,周明山当选支部书记时,全大队有二十三个干部,十八个党员。周明山知道,要领导好这个班子,需要一个坚强的核心。五个支部委员,除了他自己以外,都是土改时入党的。本来条件算很好,可是偏偏王长修和郭金太两个主要领导干部不团结。对于这两个人,周明山作了大量的说服、劝解、疏通的工作。他一方面以晚辈自居,诚心诚意尊重他们;同时也没有忘记支部书记的责任,耐心教育和帮助他们。比如对郭金太,周明山采取的办法是:第一是尊重他;第二是关心他,有病替他请医生,替他买药;第三是教育他,批评他偏重个人利益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第四是有了进步就表扬,特别是让王长修注意向公社汇报郭金太的好的表现。这使郭金太很受感动,因而逐步转变了。
生产发展了,工作进步了,上级表扬、群众满意,干部的关系也就逐渐改善,王长修和郭金太又重新团结起来。后来王长修患病,郭金太还专门买了点心来看他。郭金太变得积极负责,埋头苦干,被评为模范干部。王长修一九六一年因病逝世,全大队为他开追悼会。还追认他为办社功臣。
在六年中,南柳村曾遭到两次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但是,由于周明山和党支部领导全村群众,用坚忍不拔的气概,顶住了困难,战胜了灾害,创造了大灾之年大丰收的奇迹,也更加锻炼了周明山和全村的干部、群众,把坏事变成了好事。一九六○年,二百五十七天不下雨,经过周明山带领群众抗旱,秋后亩产比上年还提高了百分之一点五。第二次大灾是一九六三年六月,正在开镰割麦的时候,一场风、雹,全部麦子被按倒,埋在冰雹里;一尺多高的棉苗,被打得光秃秃的。看到这种景象,全村人哭成一片,连干部也跟着哭。周明山虽然也两眼含着泪,可是他想,哭有什么用呢,要学硬汉子,挺起腰来,战胜灾害。他先开支部会,后开群众会。并且通过一些积极分子,向大家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讲抗美援朝上甘岭战斗的故事,讲《红岩》中江姐与许云峰的故事,鼓舞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在支部会上,党员们提出保证每人增收百斤粮、十元钱,带动群众生产救灾。群众动员起来了,上自八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岁的小孩一起下地,全村二百八十九个劳动力,投入救灾的却有四百一十三人。麦子倒了用刀割,麦穗断了拾起来,麦粒脱了用条帚一把一把地扫。对于打毁的棉花,“像儿女一样看待”,实行单株管理,用茶壶浇水、喂肥,用手捉虫。缺苗的就移栽补苗。这样大战了十六天,终于变大灾为丰产,四百亩棉花,亩产皮棉一百斤;一千二百亩麦子,亩产二百斤,其中仅由人们用手拾的麦子就有九万九千斤,每亩合八十多斤;全年粮食总产五十三万多斤,亩产三百二十斤,是历史上最高的纪录。

艰苦奋斗六年,南柳村完全变了样。周明山这个高小毕业的青年人,也就在和群众一起斗争中,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会,逐步成长起来。正像支部委员、老贫农梁振海鼓励周明山说的话一样:“今日碰钉子,明日碰钉子,钉子碰了三百三,肉头碰成了铁蛋蛋。”从周明山的身上,人们可以看出,他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一个是信心,一个是虚心。信心,就是他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意志。他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相信党的总路线,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因此,他能够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依靠群众,艰苦奋斗,发挥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战胜一切困难,不断前进。有人对改变南柳贫穷落后的面貌没信心,说什么“要想穷变富,除非太阳从西出”。周明山的回答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都变了,南柳也一定能够变。穷要有志,靠自己双手劳动,一定可以由穷变富。”正是这种革命的信心,鼓舞着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老狼窝”的山坡地治好了,七倒八跌的牲口养肥了,二百五十七天的恶旱战胜了,落后、贫穷、缺粮、贷款四顶帽子彻底摘掉了。周明山的虚心,不是表面的谦虚,而是出自内心的真诚,这是一种高度政治觉悟的表现。他自己常说:“支部书记是农村社会主义的带头人,大家都瞅着你,向你看齐,所以你必须向一切人学习,把一切人的优点都学过来。”周明山真正做到了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随时随地学习一切人的优点。当了支部书记,工作中连续取得显著成绩,经常受到表扬,他并没有把这些当作骄傲自满的资本,却变成了他鞭策自己更加虚心的动力。凡是生产队的事情,他都要和群众商量,生产问老农,工作问支委和队干部,特别是对入党早的老一辈人,请教得更勤。为了搞好生产,周明山专门聘请九个老农成立了顾问团。为了使工作受到群众监督,他们每年秋后发动群众,专门给干部提意见。周明山常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对外地的先进经验,他一向注意学习。晋南地区许多知名的劳动模范,他都亲自去访问。拜师学艺;也经常请一些劳动模范到他村里去指导。在小麦生产、管理上,学习曲沃杨谈大队王德合和翼城庄里大队徐鸿昌等的经验;在植棉方面,学习吴春安、吴吉昌、常修文等晋南叫作“植棉八仙”的经验;在饲养牲畜方面,学习万荣、稷山的经验;在艰苦奋斗、改造土地方面,学习陈永贵、李顺达的经验。正是因为具有这种虚心向一切人学习的精神,所以他能够汲取一切人的先进经验和优点,使自己不断发展和进步。
归根到底,指导周明山的思想和行动的,是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指示。周明山在日常工作中随时注意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并且把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指示,巧妙地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和本村的实际斗争中去,变成了指引群众行动的巨大的物质力量。
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已经出现了、今后还会更多地出现千千万万个像周明山这样新型的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发现、帮助和培养他们,使他们更好地成长起来,以便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任务!

人民日报 196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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