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推翻了一年半前共产党“八大”会议的决议。大大地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国神圣的帝王之位。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说：“秦始皇算得了什么？我比秦始皇凶恶一万倍”。从此以后，毛泽东就成了中国人公认的皇帝、神仙，早起晚睡所有的中国人像宗教仪式一样地，都要向他顶礼膜拜，异口同声祝福他万寿无疆，完成了他由人演变成“神”的转换过程。中国和中国大陸几亿人的命运完全操纵在他一个人手中。
1958年4月底，重庆大学副校长陈杨先生，在风雨操场宣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右派分子”的三项处分决定。党委办公室付主任岳崇兴，得意忘形、得志气盛地宣布对重庆大学全校师生中“右派分子”的处分。我受到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的处分。
一段疯狂、荒唐与阴暗的岁月在这里定格，一段惨痛、悲苦与抗争的生命历程在这里展开。
同时受到劳动考察处分的同学共有一百多人，这一百多人中，我今天还记得起的有：谭承泰、帅启延、郑泰寿、叶继先、林毓森、金之友、傅万碧、郭兆荣、胡春雨、颜享楷、韩公弟、黄远视、唐荣德、刘剑南、钟伦福、翁文聘（以上是电机系同学）、郭德璋、谢忠辉、宋景椿、伍承召、殷世红、王晋业（以上是动力系同学）。王永安、崔永泉、赵大慧、倪念坤、王智山、罗贤荣、张运铎、王泄淋、钟念慈、尹安民、杨治邦、李天德、易锐锋（以上是冶金系同学）、卓元富、李志坚、虞悦生、雷昌安（以上是采矿系同学）、雷继尧、刘光汉、袁懋如（女）、李克义、余桂隆、袁世荣、张代周、周启松、孙庚武、张家驹、柳发鑫、廖为国、邹崇时、骆顺达、戴明光、王家炳、翁登选、杨家铭（女）、孔令平、姜明远、王泽镛、杨进、谭福详、肖谋俊、缪敏、曾文蔚、陈国兴、伍玉品、彭安国、李正祥、毛贯一、戴光理、徐茂坤（以上是机械系同学）。他们既是我的同学，又是我的难友，我们一齐接受发配充军，经过颠沛流离。由于年渊代远，很多难友的名字都记不起了，有的难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已经折磨至死，过早地走完了生命历程，有的难友估计今天还活着。难友们！同学们！不知你们生在那里，活在何方，作为幸存者的我，今天已见到了光明,盼来了希望,品尝到了改革开放成果带来的甜蜜。我对各位难友不胜追念之至，已作古的，请你们在九泉之下安宁，还活着的，祝愿你们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这里要特别书一下两位女同学：
杨家铭；我和她在清华中学和南开中学都同学，是一位为人十分厚道的老大姐，鸣放时，一句话未说，还是难逃厄运，原因是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与当时的教导主任，大吵一架。教导主任是个党员，因此给她定了个反党、反领导的“罪状”。她现在是重庆大学的退休教师。
另一位叫袁懋如；是我清华中学时的学长，一位琴、棋、书画样样能的女性。她聪明才智过人，性格开朗，豁达大方。只见她头上青丝如墨洗，天生一对笑娥眉，二目摇摇如秋水，满口银牙一斩齐，真是个国色天香的绝代佳人。她1955年曾代表西南地区大学生，参加过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她1957年鸣放时，不但从未发言，而且连鸣放会议都未出席过。她在重庆大学读书时,结了婚，烫了头发、生活作风浪漫（Romantics）一些。她们班上那些着急（积极）分子，看她不顺眼（实际上是没有吃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说她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把她划为“右派分子”。袁懋如同学和我们一起，受尽折磨，直到“文化大革命”。
“文革”期间她在成都工作，单位里的走狗、打手对她的欺负已是无以复加，她忍无可忍，一气之下从云南省边境，冒着生命危险，只身逃到缅甸、后经泰国到了美国，找到了她在美国的大姐。初到美国，她接受过院（参、众两院）外援华委员会的帮助，去过台湾省、上过金门岛、在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XGOY）上，对大陆同胞发表过讲话。出过一本书、“中国文化大革命之真相”，笔名叫“余恨毛”。后来她考上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在中国的重庆大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把她划为“右派”时已是四年级学生），她只用了两年时间，就轻而易举的攻读下博士学位。现任美国环球集团董事局主席。
1985年回重庆探亲时，轰动了整个重庆大学。重庆大学当局用最高的规格，接待了这位、被他们1957年划为“右派”、受尽凌辱、当年被他们抛弃、属于“社会垃圾”的校友。重庆大学当局除了当面向她赔礼道歉，就是想动员她向重庆大学作些投资，结果她并不领情，只是约见了当年被划为“右派”的难兄难弟。她用了六个钟头的时间，向我们讲叙、她如何从云南逃到美国去的。她的行为，是很多男子汉都无法匹敌的，至少我是自叹不如，她算得上是一位巾帼英雄。
还有一些漂亮能干的女同学，因没有答应她们班上工农速成中学保送来的、党员学生的求爱要求，竟被划成“右派”。可怜这些女同胞，只因为她们承继了父母赋予她们的美丽身躯，结果引来一场横祸。这就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的中国。
重庆大学一共划了600多人为“右派分子”，相当于正规军编制中一个完整的加强营，把学校的工人除开（毛泽东规定工人中不划“右派”），实际上已把一个学校超出十分之一的人被划成“右派分子”。
翻开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以及重庆大学的校规，找不到一条在共产党鼓动之下、起来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意见、就是阶级敌人，就要受到惩处、法办的条款。
我到底儿犯下哪一家的天条地款？当局竟如此凶残、野蛮地剥夺了我读书求学的权利，公理何在？封建法西斯暴政统治下的中国，民主与法制，早已被践踏得一干二净，无辜受害，已是司空见惯之事，唯独存在着的，那就是：“强权就是真理”。
中国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完全可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就此告一段落。
毛泽东的“阳谋”，把中国上百万知识分子，打入十八层阿鼻地狱，更悲哀的是：祸及广大无辜的亲属，“右派分子”连同他们的亲属，从此就在封建法西斯暴政的铁蹄蹂躏下，辗转呻吟，这也可算是中华民族空前绝后的悲剧！
1958年 5月10号，重庆大学把受劳动考察处分的学生，集中在校办农场劳动。这期间，李仁杰姐特意安排我和在四川美术学院读书的余林同志在她家会面。那天下午，我和余林同志在解放碑一带步行了半天，还在“四象村”餐馆对座，各自饮了两杯烧酒。我俩谈到今天，谈到未来，不由得相视而泣；正道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
1958年6月10日清晨，重庆大学当局派来了三部大卡车，把我和八十多名受到劳动考察处分的难友一齐送往考察的目的地—重庆市南桐矿区丛林乡。
当校车驶出重庆大学大校门时，同学们都深情地、凄楚地回头望着远去的校园，直至她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茫茫天涯路，何处是归宿？我心中不禁涌上一股怅惘之情。
别了！我极尽千辛万苦考取的重庆大学。
第三章
南桐矿区丛林乡，距离重庆市区130公里，校车运行了八个多钟头才到达。这里有重庆大学几个月前来到的一百多名下放劳动锻炼的干部。下车后，同学们分别由下放干部带领到各个生产队，和我一起分到一个农业合作社的难友有：罗贤荣、李克义、孙庚武、杨家铭（女），我们都不在一个生产队。我去的生产队是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生产队，这个生产队驻有重庆大学七个下放干部，他们是：王怀寿、陈治林、皮钧、廖时崇、兰相成、彭治华、李文光（此人，由于与当地一个村姑、现役军人的未婚妻相爱，被划成坏分子，后来加入了我们被监管的行列）。我由下放干部陈治林带领到生产队长傅树清家时天已黑尽，我发现他家穷得很，用竹占（擦在菜地里用来使藤蔓植物引提向上生长的竹子）代替夜间照明用的油灯，吃的东西是一大锅麦麸清汤，汤里唯一好一点的东西是有些四季豆。傅队长一家五口连我六个人，每顿都是把它吃得精光。他们家连猪、狗、鸡、猫等牲畜都没有养一只，穿的衣服遮羞都还有些困难，两个学龄儿童没钱上学读书，大的一个十一岁，跟着大人务农，小的一个九岁，在家照看小弟弟。
重庆解放都已经九年，这里的农民还如此贫穷，比起解放前我家的佃户（租我家田地耕种的农民）要穷得多，这与当局吹嘘的中国农民翻身做主人、丰衣足食，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实有天壤之别，此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天晚上，生产队开社员大会，傅队长向大家宣布：“昨天我们生产队来了个“右派分子”叫刘武，驻扎在我家。”看样子他还不好意思向大家讲，要监督我劳动。接着就是下放干部陈治林讲：“刘武不是下放干部来劳动锻炼的，是来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大家要严格监督他劳动改造。”王怀寿又对我说,要我三天向他汇报一次思想，这跟被法院判决的管制分子没有二样。毛泽东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右派分子”，原来竟是这么一回事。
说来倒也奇怪，同样是在一个地方、一样的劳动，下放干部的劳动行为叫劳动锻炼，我的劳动行为叫劳动改造。后来傅队长告诉我，在我未来这里前几天，下放干部就给当地的农民讲了，要送一批“右派分子”来他们那里监督改造。农民不知道“右派分子”是什么人，下放干部告诉他们，是凶恶的阶级敌人，跟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一样的坏东西，要严加看管，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上苍啊！请你睁开眼睛看看，四年前，我在朝鲜抗美援朝时，共产党当局为了让我（们）死心踏地为他们的政权卖命，还在尊称我（们）是“最可爱的人”；转眼之间朝鲜战争已结束，他们认为我等已无利用余地，又把我变成了最凶恶的阶级敌人。这就印证中国人的一句古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我这时才发觉毛泽东和共产党，他们竟然把我（们）当成一条兔死狗烹的走狗在打整。
毛泽东给我头上戴的这顶“右派帽子”，虽说是无形的，然而它远比那个有形的奴隶脸上打的金印，《西游记》中孙悟空头上戴的紧箍咒厉害一百倍。不管走到那里，当局都要指使那些群氓在我面前作威作福，就连两、三岁的小孩都可以骑在我们头上随便屙屎拉尿，对我这种人越是狠毒，似乎革命觉悟就越高。要不，下放干部中的打手，特务、类似陈治林、王怀寿等杂种，为何要如此狠心地动员往日与我无冤、今天与我无仇的农民起来仇恨、压迫、奴役、管制我呢？原因就在于此。
失去了自由，方知自由可贵！
我在农村里，起早摸黑地同农民一齐劳动，主要做的事，都是田间农活，栽秧、打谷、除草、中耕、施肥等等。一次在田间耕作时，钉耙抓伤了我的脚，由于没有即时治疗而感染、脚趾溃烂，我仍旧坚持下地劳动。我也曾赤脚到深山老林中去伐木，碰到过毒蛇、遇上过野兽，他们都未伤害我。老天爷关照，天不灭无路之人。我一直都是在任劳任怨的工作，我要用劳动来为自己“赎罪”。
在傅队长家，每顿吃的饮食，都是照得出人影子的清菜汤，还要我自己缴纳八元钱的伙食费，几碗清菜汤吃下肚，把肚子胀得像个圆桶。出工不过两个小时，拉上几次小便，腹中饥肠咕噜，饿得心慌。饥饿是什么？是一种关乎生命本质性的痛苦。我在想，毛泽东、共产党就是这样劳动考察我的？要用饥饿寒冷和奴役来折磨我，这样就能改造“右派分子”？能让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能使他们“重新做人”？？能把他们改造成为毛泽东、共产党需要的那种人？？？
不管再苦我也要挺过去，因为“保留学籍”还深深地吸引着我。
土地改革后农民从地主手中分到的田地，已在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变为集体所有。农民由单个耕种，变为集体耕作，生产的积极性，远不如土地改革后那两年高，农民十分怀念土地改革后那两年的生活，吃得饱、穿得暖的日子。
饥饿难忍的农民，时常发牢骚，有的公开说：“现在人吃的不如过去喂猪的，赶不上解放前给地主做长工的日子。过去给地主当长工，每天三顿大米干饭是有得吃饱的，一个月还要打三次“牙祭”（吃肉），现在连青菜稀饭都没得吃。”说过这种话的农民，因他们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无法与地主、富农沾边，当局就把他们叫做“白旗”。农村拔“白旗”，就是采用斗争地主、富农的办法，不是和被斗者，摆事实、讲道理、而是触及皮肉的拳脚交加，这也叫做是在改造思想，如此野蛮的社会主义社会。
本来就是吃不饱，还偏要唱高调、大讲社会主义好。说真话的人总是免不了挨斗受整，大难临头。
整个中国，自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从毛泽东、刘少奇等巨头带头说大话、空话、假话，继而从城市到农村、从大人到小孩、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在强迫人们说假话、说空话、说套话、千篇一律说恭维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的话。谁的假话说得多，谁的牛皮吹得大，先进标兵就属于他，谁就容易入党升官。
这时候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喉舌“人民日报”以极大的篇幅、在醒目的位置，报道中国农业大丰收，其中有一则消息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某地，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当时水稻亩产最高的，实际不会超过800斤）。十三万斤是什么概念？就是占地面积一亩的粮仓，谷粒要堆集三公尺高才有十三万斤重。这种荒唐之至的报道，公然还能得到共产党的党魁、中国的国家元首、号称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者的毛泽东的首肯，可见当时中国说假话风气之盛行程度绝非一般，算得上古今中外数第一。
毛泽东又指示成立人民公社，就是他标榜的一大二公，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表征。又令成立公共食堂，强迫改变中国几千年来农民一家一户自炊自食的传统生活方式，成为几十户人家的大锅伙食。农民勒紧裤带节省下来的一点粮食，强迫入伙，剥夺农民那星点可怜的私有财产，这就是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社会。公社干部不让农民在家自炊自食，把农民的炊具砸烂，连菜刀都收缴了，也就是几十家人才共用一把菜刀。中国的历史上只有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候，害怕老百姓起来造反，规定过几家人共同使用一把菜刀。号称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发展了蒙古人的残酷统治，竟如此在“爱人民”，搞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中国人，几十家人才准使用一把菜刀。
从1958年七月起，哲流哥哥已无力每月向我提供生活费，逢年过节还是不忘给我寄三、五元零用钱来，因为我的两个堂妹正在读书，全靠他抚养，再则是我们地主家庭的出身背景，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1958年秋季，莫名其妙的免去了他重庆南开中学副教导主任职务，随着又把他调离南开中学，去到重庆南岸下浩中学作生物教师。
哥哥的思想境界很高，一向具有自知之明，不管他在什么地方，都是兢兢业业的工作，待人谦虚谨慎，不愧为人师表。哥哥为我付出是巨大的，处处体现手足深情，我对他的回报几乎为零，我欠他的实在是太多太多。
我们到农村不满一个月，下放干部中领军的人物，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农村监管我们劳动的看守长、文化特务，职业打手；其中有章润珩（鸣放时同学们骂他是洋奴才）、王怀寿、李文明、蔡本华、段愚庸、童酚康（女）、彭治华、王培荣，把我们一百多个难友和先我们一个月到达那里的十几名重庆大学教职工中受到监督劳动处分的“右派分子”，我记得他们是：彭运卿、秦伯弘、高敬武（以上是老师）、范光尧（苏联专家翻译）、贾毅、吕洪才、陈敬狱，刘琦玉（以上是职员），共计百余人，集中在丛林沟小学，搞三天反坏斗争，就是要在我们这些人中间再来找“坏人”。
真是莫名其妙，我们已被当局定格为“坏人”，还要在我们中间再找什么“坏人”？简直是他妈的白肉生丁，他们的企图是煽动我们相互啃啮，互相倾轧，尔虞我诈，让我们上演古罗马帝国奴隶之间相互厮杀、格斗的游戏,他们在一旁寻欢作乐。
章润珩这个洋奴才，长相凶悍，一看就知他是一个受过特务训练的党棍，他扬言道：“你们中间有哪些人近来有反动言行，要主动起来检举揭发，谁检举揭发他人积极，谁就有改造诚意，谁就有立功表现，我们会考虑优先摘掉他的“右派”帽子，解脱政治上的压迫。”他完全是在捕风捉影，又把一年前，反“右派”斗争时的喝、哄、哧、诈等看家本领搬出来，逼我们上当就范。
他的这一伎俩，对处于高压下、又想即时解脱的我们，确实能起作用。于是难友中就开始干起相互告密、检举揭发、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在这杀机四伏的世界，善良的人们太容易受到伤害。于是有人检举孙庚武在学英文、有可能想逃跑出境。在新桥农业社劳动的杨治邦，因为吃不饱，无力出工，对几个在一起的难友说了真话，李天德、毛贯一、尹安民亦有同感，而陈国兴知道后，立即就去向下放干部告密，检举他们四人，想借机立功。国家越是专制，告密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
这一来以章润珩为首的看守们，认为找到了斗争目标，立即召集我们这一百多名难友开会斗争杨治邦。章润珩开腔就说杨治邦、李天德、毛贯一、尹安民四人是抗拒改造的反革命集团，为首的是杨治邦，他敢公开说吃不饱，动员“右派”集体罢工。难友中出来检举杨治邦的有：陈国兴、雷继尧、毛贯一、李天德，他们是受下放干部指使上去发言的，完全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时下放干部亲自登台表演，彭治华上台说：“谁说粮食不够吃？这次成立公共食堂，我们生产队社员就拿出几百斤粮食来，粮食不是不够吃，而是吃都吃不完。”我和彭治华在一个生产队，完全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说的几百斤粮食，是生产队三十几户农民在几年时间内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绝非彭治华所言吃不完。
最后要杨治邦本人表态，他不畏惧权势，不会说违心的话，他受到伤害，却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自尊心，他郑重其事地讲：“我没有吃饱，自从到农村后我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我们这些难友，明知道杨治邦替我们说出了心里话，可是还要昧着良心地跟着下放干部一齐起哄他。
下放干部见杨治邦未低头认罪，绝不会轻易饶恕他，此后对他严加看管。
杨治邦同学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在重庆大学鸣放时根本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他在1949年云南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当局抓壮丁抓去当了兵，他上过中学，就分配他去当宪兵。昆明解放前夕他毅然起义，投奔了解放军，解放军领导见他年青又有文化，就把他留在部队作文化教员。1954年解放军文化教员大批转业，他利用这一机遇考上了重庆大学冶金系。他的经历在部队时就向组织交待清楚的，到了1955年内部肃反时，他再次主动向组织交待了当宪兵的事情，他对共产党是忠心耿耿的。
可现实是适得其反，如他们全班学生到重庆第二钢铁厂（生产制造枪炮用的特殊钢厂）去实习，冶金系领导怕他搞破坏，唯独不要他去。这种作法对他不但是极大的歧视和侮辱，而且已经明确的公示他是危险分子、另册人员，稍有一点自尊心的人都会接受不了，可是他能做到忍气吞声，已属十分不易。1957年反“右派”斗争来了，这时重庆大学当局找到了制伏他的有效法宝，那管他鸣放时从未发言，照样给他戴顶“右派”帽子，送农村监督改造，他到农村后，只是说了一句实话：吃不饱，加上他有当过宪兵的经历，于是成为众矢之的。
几个月后的某一天，在丛林沟小学召开千人大会，以抗拒改造为名逮捕杨治邦，同时遭逮捕的还有李天德、毛贯一两人，拉出来陪斗的有尹安民。
当公安人员逮捕他时，只见他镇定自若，面不改色、心不跳，面对手枪手铐，毫无惧色，不愧是一个接受过不成功便成仁教育的读书人，他算是我们一百多难友中的第一条好汉！比之，其他三个人，面如青菜、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不知东南西北在何方。杨治邦学长，你的人品是高尚的，你那面对邪恶大无畏的精神、气贯长虹的壮举，光照千秋，永远是我及后人效法的榜样。
这次逮捕会，下放干部领队人物王怀寿趾高气扬的号召农民，要加强对“右派分子”的监管，这是当局对我们这百多名难友，首次实施杀一儆百的弹压教训。
1958年8月，中共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要求在1958年一年内钢铁产量要翻番、达到1070万吨。丛林乡所有的青壮年农民和下放干部，都集中到丛林沟去大炼钢铁，农民每个家庭里所有的金属用具，如铁锅、菜刀、家具上的铁器拉手等，一律收缴，通通送去大炼钢铁。
丛林沟里上万的青壮农民，挤在一起，人头涌涌，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上山伐木、采矿，风箱拉得乒乓响，用土高炉土法炼铁、搞得遍地狼烟，闹得小小的丛林沟沸反盈天。毛泽东的人海战术在大炼钢铁中又派上了用场。
为炼钢铁，就需要生产许多木炭，于是把大小树木一扫而光。满目青翠的高山，变成了光秃秃的黄土。中国的森林和树木，不知触犯了毛氏政权那条王法，落得同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一样的命运，遭到斩尽杀绝。
农民中剩下的老弱妇孺继续务农。因为怕“右派分子”在大炼钢铁中搞破坏，所以不让我们去炼钢铁。
下放干部把我们一百多个“右派”学生及十几个“右派”教职工，集中起来，分成两起，成了农村中的“消防队”，那里农事需要，就把我们调到那里去抢收抢种。由于青壮农民都去大炼钢铁，眼看庄稼成熟在地里收不回来，我们这一百多人的突击队，在丛林乡管辖的范围内，奋力抢收，但仍有很多五谷杂粮收不回来，农民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就这样白白的烂在地里。当局为保障钢铁元帅升帐，面对这种情况，束手无策。
我和几十个难友一起，主要是在搞秋收、秋种，不分白昼黑夜、天晴落雨，没完没了的干。
而另一起难友中的十余人，调到较偏远的柏果生产队去修养猪场，监管他们劳动的是几个民兵，为首的一个叫梁大林，此人是个道地的人面兽心。他每天施加给难友们高强度的劳动是触目惊心的，难友们从早晨天不见亮就出工劳动，直到晚上十二点多钟才收工，他们真想在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而每餐只给难友们两根小番薯吃，大约有三两重，而且还是我们自己缴纳的伙食费，动辄他就随心所欲地克扣吃的红薯，以示惩罚。最残忍的是，他要我们难友用赤脚去搅拌三合土（石灰、煤渣、水三种材料抖合在一起的建材），石灰是腐蚀性很强的有机物质，吸水后放出的热量，能够煮熟鸡蛋，加上煤渣就像玻璃渣子一样坚硬刺肉，难友们在三合土里用赤脚去搅拌，不到两分钟，脚上血流如注，疼痛难忍，嚎啕哀鸣，有的当场就休克。莫说是光着脚的人、就是牛、马等牲畜去干这件事，它们照样吃不消。
封建法西斯政权，视“右派分子”的人命如草芥，如此吓人听闻的残害读书人，比起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今天的青年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这种惨绝人寰的事情，竟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中国、一个由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算得上是当今世界殊！
在那些群氓眼里，我们这些“右派分子”连牛马都不如，这些人的生命没有牲畜重要，他们如此凶残的对待“右派分子”，是受毛泽东阶级斗争奇谈怪论奴化教育的必然反映。
连续几个月的抢收抢种，我们从未休息过一天，从未换洗过衣服、搞个人卫生，全身上下长满了虱子，平常劳动时周身都感到发痒、疼痛，只要在发痒的地方顺手一抓，立即就能捉到几个肥溜溜的虱子。
有一天晚上，殷世红同学实在是痒得难受，只好把衣服裤子脱下来活捉虱子。只见他的内衣、内裤上布满了虱子，就像月饼上粘的芝麻，见到十分恶心、肉麻。大家伙回头看看自己，与他相差无几。我在朝鲜战场那种艰苦的战争环境里，身上虽说长过不少虱子，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虱子。当局用这样的办法来折磨我们，这到底又是为了什么？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劳动改造？这样就能使我们重新做人？变成毛泽东想要的那种人？
1958年我在苦难与挣扎中煎熬过去了。
1959年一月，重庆大学副校长金锡如为首，带了个慰问团到丛林乡慰问下放干部，随同有一个业余文工团，大部分成员都是半年前我们在学校时的同学。他们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尽显青春欢乐。看见他们个个胸前佩戴着光闪闪的“重庆大学”的校徽，令人触景生情：我又深切怀念美丽的重庆大学校园，又梦幻般地见到高耸如云的教学大楼、宽阔舒适的运动场馆，过着紧张愉快有节奏的大学生活，不由人见鞍思骏马，睹物好伤情……这一切本该属于我也有份的，不幸被毛氏暴政野蛮地剥夺了，而今恰恰是在梦里、在思念里……令人感伤。
金副校长走后，接着是90％的下放干部返校工作。我们仍留在农村劳动，返校学习已化成泡影。留下的下放干部有廖时崇、陈敬夫、王宗尧、皮钧、吕志娟（女）、鲁钊、何志寿、宋元普、刘世尧、文国清、还有一个姓谌的年青人，名字记不清了。
这时我们与他们吃住、劳动在一起。他们这十几个人，属于下放干部中不得志的可疑分子，留下他们，目的是要他们继续接受劳动锻炼。他们之中的皮钧、吕志娟（女）、何志寿、刘世尧和那个姓谌的小伙子为人心地善良，廖时崇、陈敬夫、鲁钊、文国清等纯是一群损人利己的心狠如豺狼虎豹的衣冠禽兽。这几个家伙害怕劳动，摇身一变，成了监管我们的看守。特别是廖时崇、鲁钊、文国清这三个畜牲，为人心狠如毒蝎，他们无情的盘剥奴役我们，目的是为他们可疑分子的面目，捞取一张作伪装面罩的遮羞布。这帮政治可疑分子既可恶又可怜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1959年二月，集中在丛林沟的一万多农民，在那里搞了半年大炼钢铁，没有炼出一两铁、一斤钢，不得已只好各自返回农村务农。
剩下的是重庆市中区来的，一千多闲杂人员集中起来搞的一个丛林铁厂。他们那里劳动力十分紧张，这时不得不把我们重庆大学在那里的一百多人补充进去。我们去那里主要是搞运输，每天要从几公里外的矿山上，用手车用肩挑背负，把矿石运出来，来回共计要走四趟，算起来有五十多公里。
难友们离开农村群氓的监管，大家都好像松了一口气。这一段时间，难友们劳动热情空前高涨，殷世红同学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仍旧坚持同大家一起搬运矿石。他在他用的扁担上，刻画了一个骷髅像，有时哼过一首法兰西民歌“勇士与美酒”。鲁钊这个画虎作皮的看守，就给殷世红立了几条抗拒改造的罪名，把他送去劳动教养。这是我们难友中继杨治邦等他们三人之后，离开我们的第四人。
他是在一天傍晚下班后，被公安人员把他带走的。劳累一天后的他，走时连饭都没有吃上一口，怀着疲惫与犹豫的身心，被转移到了另一个吉凶难卜的地方。
我们在丛林铁厂，获得两个月敞开肚子吃饭的机会。可惜好景不长，到了1959年5月初，丛林铁厂也支撑不下去了。当局把重庆市中区来的一千多人遣散回家，我们这一百多号人转移到了丛林煤矿。
丛林煤矿，原是丛林铁厂的采煤连（车间），是重庆市南桐矿区区属的一个小煤窑，生产方式十分落后，毫无安全设施。我们去那里仍是搞运输，每天要步行一百多里路，到深山里去运坑木回来，做小煤窑的支撑架，然后轮流去土法炼焦场炼焦。
这种原始的炼焦方法是，在地面挖个坑，用未经过筛选的原煤，把它垒成个碉堡形状，经过点火，使它燃烧，两天后趁火势未熄，就用冷水浇灭，再用几十斤重的钢钎，把它一块，一块的撬出来。干这种事，除了一双帆布手套，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品，撬出来的焦炭，每块足有百余斤重，块块都是火光冲天，并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硫气体。高温加二氧化硫气体的熏烤，对人体伤害很大。劳动半天下来，已是脚粑手软，走路都十分吃力，并且还要无休止的加班加点。
后来，只要听说轮到去炼焦场，大家都噤若寒蝉，视为畏途，心情就像是将要押赴刑场被处决的囚犯。
廖时崇、鲁钊、文国清几个监工，重庆大学不让他们返校工作，其目的是留下他们这些政治可疑分子继续接受劳动锻炼，考察他们在劳动中的表现，可是这几个畜牲，却借监督“右派分子”为由，逃避劳动，不但在焦炉旁袖手旁观，一个个像只咆哮的疯狗，不是指责张三在磨洋工、就是教训李四出工不出力。文国清这个坏蛋还把我们一百多人的菜饭票，集中掌握在他一人手里，每顿他想给人多少就发多少，我们的生存，就这样让他们几个畜牲任意摆布。
失去了哥哥的接济，我已无力缴纳伙食费，文国清每次看到我，就不忘向我索取伙食费。奴隶主虽然在奴役奴隶,但是还要给奴隶们饭吃,劳改、劳教的犯人在服刑劳动期间，没有那个人要自己掏伙食费，老百姓家养的牛马，主人都会投草料给他吃饱了干活。
我们在劳动考察期间，拼命地在为当局生产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当局一文劳务费不反馈，反而要我自己掏伙食费。这其实是当局留给我的一本冤枉账，欠我一笔还不清的血汗钱。这种超经济,超政治的血腥剥削,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王朝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事，可算是一项创世界纪录的事，只有在毛泽东、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有这样的事。这就证实了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只有老百姓想不到的事，没有毛泽东、共产党做不出来 的事，难怪毛泽东曾得意地说过“中国共产党是由一些特殊材料的人组成的群体”,原因就在于斯。
我对文国清说：“我们这样的劳动考察，比犯人还不如。劳改犯人劳动，至少吃饭不用自己掏钱，劳动教养的人劳动还有工资，牛和马的主人还要给他投草料”。文国清说我思想反动透底，就为此事，另一个看守鲁钊把我弄来斗争了三个晚上。
那个年代，在我们中间，开会斗争人，已成为家常便饭，斗争别人的人和挨斗争的人，都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身份的人。那样的斗争会，不就是在表演相声、双簧、评书、小品剧，难道还能把他说成是在干正经事？当局就是要用这种办法来捉弄无辜。
1959年九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庐山会议公报。我惊诧的发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一号功臣、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十分敬重的彭德怀元帅，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其罪名与“右派分子”不相上下，除罢了他的官，还把他说得一无是处。
后来才知道，他在庐山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说了真话，得罪了毛泽东，使得毛泽东淫威大发，公然把这位勋劳卓著、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的开国元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骂他是“伪君子”，阶级敌人的代理人，直至“文革”期间，受尽封建法西斯匪徒的折磨，含冤死去。彭德怀元帅才是我们民族真正的英雄，他在暴君面前能为老百姓的疾苦说上几句真话，那怕是遭到罢官撤职，他从不认为他的行为是错误的，也决不会因为遭到奚落而后悔。为何最可爱的人的结局，竟是如此悲惨？！
公报又替当局在一年前大吹大擂的粮、棉、钢铁大丰收一事，作了强词夺理的狡辩，说粮棉确实丰收，就是人手不够，收不回来烂在地里。钢产量也有1070万吨，只是其中有些是土钢（不合格的钢），并大力粉饰这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
公报最后公然大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结果怎么样？这三面“红旗”在风雨飘摇中勉强的维持到1979年，终于寿终正寝，连三十岁都没活到，何来万岁之理？这是毛泽东这个暴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必然结果。
这分明是已看见了自己失败之为，不去认真检讨、吸取教训，偏要死不悔改的寻求精神胜利，硬要把错误的说成是正确的，把黑的说成是红的。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原来如此，毛泽东的阿Q精神，豪不逊色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
中国从那时起，由于前两年人为的政策性错误，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遭到极大挫伤，造成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滑，全面减产，人民生活必需品短缺，市场供应是日趋紧张，直至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连续三年大饥荒。过去当局为给自己脸上贴金，把它说成是天灾、自然灾害，今天看来其实是地地道道的人祸。
1959年建国十周年庆典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赦免一批，伪满政府及国民党政府的在押战争罪犯。
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发出通知，决定对确已改好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决定。通知内容大意是：首先是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其次看在劳动改造过程中的表现。许多难友都侥幸认为这次摘帽有份，又有机会回到学校，依希存有那微茫的期望。
我知道这事没有我的份。我本来就没有错，那就更谈不上认错，加上几天前为缴纳伙食费一事斗争过我，这样的好事是轮不到我的。
1959年9月29号，重庆大学人事处派了一个叫古志刚的干部，来到我们在丛林煤矿劳动的重庆大学师生员工中。他宣布：王永安、崔永泉、曾文蔚等三名学生摘掉“右派”帽子。他们三人，分别都讲了话，情绪十分激动。他们错误的认为，这下摘掉了“右派”帽子、政治上的压力解脱了、自由自在了、过去失去的一切现在都可能重新得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们又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摘掉他们的帽子，还是把他们叫“摘帽右派”，而我们叫做“戴帽右派”，大家都还是“右派”，只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他们当时的激动可以理解，所以悲剧才能继续演得下去。
再往后的一个月内，又相继摘掉了谭承泰、卓元富、韩公弟、虞悦生、柳发鑫、钟念慈、王晋业等七人的“右派”帽子。这些摘掉“右派”帽子的人，有的变得飘飘然起来了，特别那个叫韩公弟的人，尾巴翘得比天高，有些“摘帽右派”在“戴帽右派”面前，显得飞扬跋扈、趾高气扬，实属愚蠢可笑。这也许就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
廖时崇更是耍起他看守长的威风来，一时找这个谈话，一会又对那个下发指示，骄奢淫逸，踌躇满志，他简直是忘其所以—一个重庆大学职工中控制使用的政治可疑分子。
1959年十一月下旬，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电机系的难友颜亨楷，他是空军转业回重庆大学复学的军官，一位学识渊博的白面书生。劳动一天已是精疲力竭，还要加夜班，中午饭本来就没有吃饱，晚餐端一小碗饭，由于劳累过度，体力不支，摔了跟斗，连人带饭一齐掉在阴沟里。他泪流满面地哀求文国清，再发一顿菜饭票给他，吃点饮食去加夜班。文国清这家伙狼心狗肺、人面兽心，不但不给，反而把颜亨楷臭骂一顿，接着丧失人性的逼他去炼焦场去加夜班。他到了炼焦炉旁，已是有气无力，哪还有力气劳动，顺势就倒在离炉子不到五公尺的一个阴暗角落。当时文国清、陈敬夫、鲁钊、廖时崇这群狗看守，正赶着难友们，拼命的在劳动，谁都没有注意颜亨楷在干什么，到收工时，大家伙只顾自己，赶忙回到窝棚里睡觉。
等到第二天又去炼焦场上班时，才发现炼焦炉旁，睡得有一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颜亨楷。这时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只见他死不瞑目，双眼怒视长空，像是在向苍天诉说他的冤屈，向世人叙说他是怎样活活饿死的、怎样劳役折磨至死的。他是第五个离开我们的难友，也是第一个活活地被饥饿、寒冷、劳役折磨至死的人。他的死是一个不可弥补的遗憾、一个共同的隐痛、一个集体的内疚。
在丛林煤矿，超强度的服劳役，加上饥饿寒冷，眼看着不是饿死、就是折磨至死，总得想个办法，不能坐以待毙。
人们面临困难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逃避，让痛苦的影子苦苦追赶他过速的脚步；再就是忍辱负重，哪怕身心被压成一条经年的扁担。
那时我选择了第一种办法，逃跑！脱离这个无边无际的苦海。往哪里逃？只要哪里吃得饱，我就往哪里逃！我估计在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交通不便，可能吃得饱饭于是下决心向新疆地区逃走。我于1959年11月29日凌晨，趁下放干部和难友们还在熟睡之际，气壮如牛似地，只身逃出囚笼，朝着预想的地方奔驰。
这是我首次用逃跑的行为，对所谓的劳动改造、对我的冤屈表示公开抗拒。
逃出去的第一天，我步行二十小时，行程100多公里。我身上只有一元钱，因无粮票，凡是与粮食有关的食品都买不到。中午只花五分钱，买了一碗萝卜青菜汤充饥。我步行经过南川县城、大观镇、傍晚走到白沙乡。
白沙乡离我出生的老家只有五公里，小时我赶集曾经多次去过的地方，那里有五、六个我家解放前的佃户（租我家田地耕种的农民）。天黑尽时，我找到老佃户陈怀村家。陈怀村和他的哥哥陈怀安，兄弟俩都是我家的佃户。陈怀村见到我疲惫和狼狈的身躯，也不问我的由来和去处，十分亲切的招呼我进屋休息。
走进他家坐定后，他深情的对我说：“五少爷，这些年你到那里去了？十年不见，你都完全长成大人啦。今晚就住在我家。这两年搞公社，吃大锅伙食，锅灶也给砸烂，莫说是人吃的，连畜牲吃的东西都没得。你先烤火休息一阵，我今晚想方设法叫你有东西吃。”他立即抱了一大捆柴禾来为我取暖，接着令他的二小子到地里去偷公社的红苕。
联想起我这副狼狈的情景，对比老佃户的热心关照，不由人感动得珠泪滚滚。没等多久，二小子就挖了一大筐红苕回来，家里无锅灶，无法烹煮，只好捡几个放在柴禾灰中烧烤，红苕烤熟后，吃起来香甜得很。这时我已是十几个小时未进食，一连吃了十多个红苕，饥饿的身躯立即得到复苏，好似久旱逢雨的禾苗。
老佃户接着又对我说：“我家俩兄弟过去都是老爷（指我父亲）的佃户，我还是想老爷在生的时候好，好歹能吃得饱，穿得热和，哪像现在这样缺吃少穿，要是过去你来到我家里，我还有腊肉，还养得有鸡，能够好好的招待你。土地改革后，不到两年光景，公家（指政府）就统统把分给我们的土地收回去了，没有过几天好日子，自从搞人民公社，样样东西都成了公家的，搞得来现在天天挨饿。”
当晚已十分疲倦，我趟在老佃户的火炉边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不见亮，我又要启程。老佃户把昨晚为我烧好的红苕，包了一大包送我，并十分歉意的对我说：“五少爷，真对不住你，本想留下你多住几天的，可是家里一点吃的都没得，这点东西（烧红苕）你带上，可能管得到一天，你走好。”
告别老佃户，我又匆匆启程。
从白沙到我老家，不到五公里的道路上，两旁布满了土高炉，看样子这里在半年前，曾经热闹过一阵子。走到我出生的天子殿老家时，天已大亮。这儿是我生长的地方，是我刘氏家族在清王朝乾隆六年、从江西省吉安府卢陵县里家乡移民来到的地方。刘氏家族已在这里生息繁衍了九辈人。我从九岁起就离开这里。
我仔细观察儿时熟悉的环境，发现我过去的家已成为公社办公室（乡人民政府），七座古刹已荡然无存，四大天王、如来佛、观世音等菩萨的命运，如同当地的地主恶霸一样，打得粉身碎骨。小时我最喜欢的两颗大橄榄树以及群山拥立的森林，早已化为灰烬。刘氏家族的祖坟已被大炼钢铁时的农民挖掘，族中的能人，在土改时几乎全被杀光，回到出生的地方，已是无亲可投。
我漫步走过天子殿一公里的长街，没有遇到一个故人。
故乡已是人海沧桑，今非昔比，一种凄凉之感，涌上心头，故乡的山山水水和我一样——同为天涯沦落人。
这是解放以来，我第一次回到阔别十年的故乡，所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副悲惨景况。
我又继续沿着儿时熟悉的道路前进，经过丰盛场，到达长江边的木洞镇二姑妈（父亲同父异母的妹妹）家。
姑父、姑妈及三表兄夏泽林（我现在的妹夫）正好在家，亲人久别重逢，分外高兴。姑父、姑妈都是十分善良、忠厚、勤恳的劳动人民，三表兄是刚从云南边防退伍的战士。他们用极大的热情，温暖我冰凉、麻木的心。
我向三表兄说明了来意，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支持。他告诉我：“在共产党领导下，那里都是一样，像你目前这样走下去，不到三天就要饿死在路上。你就在我这里休息两天，还是回去的好，向领导认错作检讨，咬紧牙关把这段苦日子熬过去就会好起来的，要想到你还保留有学籍，要争取回重庆大学去复学才是正道。”
表兄极力规劝我不要走逃避现实之路。
我在表兄家休息了一天。
当时都是公共食堂，他们三人吃的东西几乎是全给了我一人吃了。
特别是姑妈，看见自己的侄儿、昔日的大学生、刘氏家族中的夜明珠，如今沦落成为叫化子样子，止不注的辛酸泪有如飞泉涌。
三表兄对我说的话是实在的。我掂量一下我目前的能力，确实是寸步难行，只好硬着头皮回去，这是我第一次走回头路。
第二天清早，他们让我饱餐一顿后，三表兄送给我一斤粮票、两元钱，开始送我上路。临行时，雾雨朦胧，逆风野大，三表兄难过的对我说：“老五，你走好，我像相信我自己一样的相信你！”姑妈目不转睛地，看着在凄风苦雨行进中远去的侄子的身影，老泪纵横地乞求苍天保佑她这多灾多难的后生。
愁辛苦命薄，艰难见深情。
我沿着来时的路线，用了两天时间又回到丛林煤矿。
我知道我是一个逃跑的囚徒，走投无路，回来自首的，心里早有准备：等待我的是劳改、劳教。
当我去向看守鲁钊报告出逃这五天的经过时，完全无所畏惧。鲁钊一双金鱼式的眼睛，恶凶凶的盯着我，问我怎么办？我毫无惧色地回答他，随便你们怎么办，接受惩罚呗。
两天过后的晚上，鲁钊召集难友们来斗争我。他说我这次逃跑的行为，是现行反革命行为，照他这样一说，我由“右派分子”又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其他的难友，跟着参加由鲁钊领唱的大合唱，表演得最充分的，要数雷继尧、戴光理、王智山、翁文聘、余桂隆、徐梦坤这几个小丑。这几个难友，两只脚走路的人放弃不做，偏要去学四只脚走路的狗。
他们把在反“右派”斗争时，其他打手、走狗们打过他们的鞭子，拾起来打我。斗争我时要我站起来低头认罪。
我昂首傲视群丑。孔令平这个混蛋，走过来用手按住我的头，强制我把头啄下去。彭运卿老师说：“大家看他仇恨的眼神。”实际上他在暗示我，不要向恶势力屈服，他在给我打气。从那时起，我十分敬重这位马列主义教师，他的世界观、方法论对我影响不小。
使劲斗争我的那几个小丑，终究没有一个捞到好处，至今也没听说那个搞出个什么名堂来。
雷继尧在平反、落实政策后，安排在重庆大学执教。他不去认真教书育人，一心想圆发财梦，去搞非法融资，结果犯下了诈骗罪，目前还在监狱里劳动改造。翁文聘这个小丑日子更难过，1962年回重庆大学复学后，学习不努力，连年降级，一年级就读了四次。“文革”期间挨斗，当学生斗争他时，发现他口袋里藏有一把水果刀，认定他有谋害、报复企图，把他痛打一顿后，当即宣布开除学籍送农村监督劳动。至今他还在为衣食犯愁。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斗争会结束后，鲁钊令王智山、袁世荣这两个戴帽右派分子专门监管我，大、小便都要向他两人报告。这种以夷治夷的招术，老早我就领教过了，对付那些落井下石的动物，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针锋相对！看你其奈我何哉。
1959年十二月至1960年一、二月份，这三个月，我们所在的丛林沟特别冷，上班时浑身发抖，夜晚加班不断。这时的生活必须品的供应，已是空前紧张，每顿见不到下饭菜，下饭的就是一小匙食盐。
不到一个月光景，我们重庆大学在那里的百十号人，除下放干部中的廖时崇、文国清、鲁钊、陈敬夫几个人，因他们克扣我们可怜的那一星点口粮来私饱中囊、个个吃得脑满肠肥外，绝大多数难友，都患上水肿病，一个个肿得像胖官。在发肿的地方，用手指轻轻一按，就陷下去一个窝凼，很久都难以复原。
得这种病的人，都是因为劳累过度，机体得不到营养补充引起的。现象是四肢无力，行动蹒跚，再过一段时间又会消肿，人就变得枯瘦如柴，体重急剧下降（当时我只有40公斤，现在体重90公斤），这已接近死亡边沿。
我也无可幸免地得了水肿病，生命感到极度垂危，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面对这种情况，我是无能为力，只好听命死神摆布。
在这种病入膏肓的情况下，我们得不到休息，仍旧要上班劳动。
要不是在1960年的二月把我们这些人转移到重庆市市级机关农场，如果我们还在丛林沟再待上一个月，不知又要出几个像颜亨楷同学一样的冤鬼。
难友中的有些人，为了生存，干起了强盗的勾当。
谢忠辉跑到南坪饮食商店收银台去偷钱被活捉，结果是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四川省荣县监督劳动。
孔令平趁大家出门时，故意拖在后面，趁机在窝棚里偷别人的钱、粮被活捉，被送劳动教养。此人生性恶劣，他到了狱中，不知是何居心，竟向公安人员假自首，说是以他为首，包括有我、姜明远、王泽庸、邹崇时（这几个都是在难友中拒不认错的人）等五人组成的一个有组织、有政纲的反革命集团。后来公安局来人，分别把我们四人审讯了好几次，结果我们什么都不是。孔令平的为人实在是卑劣。
谢忠辉、孔令平是相继离开我们的第六、第七位难友。
我们到这里不到两年，将近十分之一的难友，离开了劳动考察的行列。
1960年二月底，重庆大学当局，决定把我们一百多名“右派”分子，不管是摘帽、戴帽的，一律转移到重庆市市级机关农场—广阳坝园艺场去劳动，下放干部全部返校工作。
临走时，文国清借故说我未缴纳伙食费，用搜身的办法，把春节时哥哥给我寄来的伍元零用钱强行抢走，收条都未打一个。这叫活抢人，是匪看守在抢“右派分子”，这就是毛泽东改造人的政策，他所谓的“好人”如此在对待“坏人”。
文国清这个狐假虎威的畜牲，在过去半年里，粮食紧张时，大量侵吞我们的口粮，而今又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劫，众难友见状，敢怒而不敢言。
文国清你细听着：活着的我，迟早要与你算清这笔冤枉账；死去的颜亨楷，在阴曹地府等着你，誓报这笔血泪仇！
1960年三月五日，一百多名难友，带着侥幸的心绪，脱离了把我们折磨一年多，搞得大家死去活来的丛林沟，去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重庆市市级机关广阳坝园艺场。
第四章
广阳坝园艺场在离重庆市区朝天门码头下游十八公里处，是长江中的一个岛屿上。该岛名叫广阳坝，面积有二十五平方公里。洪水季节，完全是一个孤岛，枯水时期南面与陆地相连。这里土壤肥沃，雨量调匀，气候温和。晴日极目了望，只见云山叠叠，江水茫茫，烟波浩淼，百舸争游，山光水色，交相辉映，令人心旷神怡。
这儿是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建设的第一个军用飞机场。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是战备军用飞机场，先后来过苏联志愿援华空军和美国飞行员。那些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空中勇士，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在这里建立过不朽功勋。
广阳坝园艺场办公、住宿使用的设施是原国民政府时期飞机场地勤工作人员的生活设施。耕作区就是机场跑道周围的土地，是一个广袤无垠的大平原，面积大约两千余亩。在我们来前两年，经过重庆市市级机关千多名下放干部的辛勤劳动，已把它变成美丽的田园。
广阳坝园艺场共分：一个蔬菜大队、下属三个生产队，一个畜牧队，一个基建队，一个果园大队,一个船运队。我们重庆大学来的近百名难友，大部分在基建队和蔬菜一队，只有我一人分在蔬菜三队。
到广阳坝园艺场的第三天，是一个星期天，恰逢场里两个星期一休息的日子。“摘帽右派”柳发鑫和“戴帽右派”雷继尧、王智山，秉承鲁钊、文国钦这两只狗看守的衣钵，说我是反“改造”分子，自以为是地宣布不准我回家。我去找到园艺场保卫干事梅玉成同志，向他说明情况要求回家探亲。他听了我的述说后同意我可以回家，从此了结了我同同仁当中的走狗、奴才之间的勾心斗角。我也幸运地获得了和其他场员一样可以回家的机会，回到近两年来魂牵梦绕的母亲身边。
当园艺场的运输船“红旗”轮在朝天门码头靠岸后，我三步拿来两步走，两步拿来一步行，急匆匆直奔我那在千厮门河街贫民窟的家中。
母亲和妹妹蓦然见到一个饥饿和苦役折磨成皮包骨头的人出现在她们面前时，简直不敢相信她们的眼睛，眼前这个人就是她们朝思夜盼的儿子（五哥）回来了。母亲面容骤然惨变，惊悸之痛，恐怕已经达到不堪负荷的程度。这时她老人家已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我安慰母亲不要难过，吉人自有相助，不管是过去在朝鲜战场的战斗或者是今天在丛林乡受罚苦役，我不也活着回来了吗。
应当说，我在丛林乡一年零九个月的“劳动考察”，死亡的威慑，远远大于我在朝鲜战场战斗的三年零一个月。
我也十分愧疚的对一旁的妹妹说：“祝贺你们新婚志喜（三个月前，她已同三表兄夏泽林结婚），五哥这几年正在落难，没有能力表示什么，请你们原谅，请你们帮助。”
1958年，大炼钢铁时，已是五十一岁的母亲，被当成闲散劳动力，集中到北碚去大炼钢铁。散伙后回到市中区，由于她是烈士家属，市中区民政局，把她安排在大阳沟菜市场，打扫清洁卫生，月薪二十九元。我知道母亲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破碎了的心多少得到一丝慰藉。
母亲带我到解放碑一带去散心，我向她讲叙了分别一年多的苦难经历。母亲从三表兄夏泽林那里，知道我在四个月前，曾经逃跑到二姑妈家去过，事后吉凶未卜，此事让她夜夜噩梦惊心，十分忐忑不安。她正在想方设法筹集路费，准备到南桐矿区丛林乡来看望我，可怜天下父母心。
重庆市区的物资，同样短缺，供应显得十分紧张。母亲当晚费尽心机，不知在那里搞来一些油炸花生米、豆腐干，让我一人尽情的饱餐一顿。
入夜，母亲带我回到贫民窟，回到我那在嘉陵江边用几张篾席围拢来、难以遮风蔽雨的家。当我们走进屋时，惊醒了已入梦乡的侄女天碧（二哥之女，现已是重庆市商业局计财处退休的处长。二哥是个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人，土改时被共产党枪毙。二嫂改嫁，剩下孤苦伶仃的侄女，母亲于心不忍，于是把她从农村接到身边来抚养），她正在读初中，侄女见我们深夜回来，坐在床上亲切的向我招呼道：“五爸，你回来了，婆婆好想你哟，前几天，她在梦中见到你，不住的呼喊你，把我都吵醒了，现在你果真回来了。”
骨肉深情，令我感动不已。
第二天，天未破晓，我由望龙门过江，去到重庆下浩中学找哥哥。哥哥见我的突然到来，又惊又喜，仔细端详，站在他眼前的这个人，已不是两年前，充满青春活力、朝气蓬勃的兄弟，而是一个枯瘦、窝囊、精神萎靡的流浪者。哥哥的脸色，立即呈现出酸楚与不安。
我向哥哥叙说，别后一年多，死里逃生的经历，也谈到我对庐山会议的一些看法，我说：“庐山会议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处理，是他的用人之道的又一大暴露，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明显的权宜之计，要人就要人，不需要人就撒尿淋。”哥哥说：“从你的立场来看，这样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吸取1957年的教训，这种话，千万对其他人说不得。”
哥哥又从他的箱子里，找了一些他穿过的衣服给我。那时棉布十分紧张，每人每年才供应三尺布票，只能做一条裤头，要做一件衣服完全是不可能的事，但哥哥还是倾其所有，支援兄弟，手足亲情深似海。
中午我和哥哥一道回到家里，母亲把1960年春节期间，人民政府慰问烈士家属全部吃得的东西：一个两斤重的猪肉罐头、一把两斤重的挂面，这就是当时家中最好的、也是仅有的食品，全部拿来吃了。母亲分给我和哥哥各自一大碗，妹妹因有身孕，分了一中碗，母亲和我的侄女，只吃了可怜的一小碗。
我已是半年多未沾过油荤的人，好似长期关押在牢笼里突然放出来的囚犯，一大碗猪肉挂面在我面前，经过我三刨两嚼，不到两分钟光景，全部下肚。
我在吃东西方面，已成饿虎扑羊之势，完全丧失理智。
下午母亲提前作好晚饭，让我吃了准时赶上班轮回去。晚饭时我的另一个侄女天敏（大哥之女。大哥九岁时，是我父亲从我的四伯父家过继来的。父亲送他上学读书，培养他成才，给他娶妻安家，并给他很大一笔资金，放手让他在重庆、广州、香港经营字号）也来看我，气氛亲切。我家虽然贫困潦倒，但仍能体现出骨肉亲情。
晚饭后，母亲和哥哥送我到朝天门沙嘴码头，临别上船时，哥哥给了我五块钱，他说：“现在粮食紧张，我找不到粮票给你，这些钱你可拿去多买些菜吃。”
母亲在一旁伤心地向我哭诉：“老五，母亲老了，活不了几年啦，你七妹动辄不如她的心意，手就动到我头上来。你自己要争气，我是希望你将来成才成器…”听完母亲的哀鸣，我的心儿被撕碎，我的神经已麻木…
母亲，伟大慈祥的母亲！您为儿女们所作的奉献、为家庭承受的苦难是无法计量的。您的一生共生育了五男两女，现在活着的儿子，只剩下我一个，而我又是一个处在社会最低层的人物、一个旋涡中挣扎的人。每当苦难降落到您的头上的时候，我不但没能帮助您排忧解难，反而还给您增添负担，我痛恨自己…我反省，我难过、我伤心，我一生中第一个对不起的人，那就是我的母亲，我对母亲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回到农场不久，收到哥哥来鸿，他告诉我，一定要在逆境中挺立住，将来才有可能好转，并严肃的向我指出，目前我的心态是错误的。特别是对眼前生活中的困难一事，完全失去自制，是极其可怕的。比如这次我休假回家一天，家里的母亲、七妹、侄女，为满足我的吃喝要求，她们就得挨饿几天。他教我不要对她们如此狠心，在困难时，为人处事，千万不可只管自己称心，不顾别人受窘，今后每月由母亲提供两元，他提供一元，作我的生活费。
哥哥的批评既严厉又亲切，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际。
广阳坝园艺场的成员是；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卫生局、司法局、交通局、电业局、纺织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人民广播电台、市中区公安分局等机关的下放干部，以及这些单位的“右派分子”及其他政治可疑分子。
还有重庆建筑工程学院、西南师范学院，重庆大学三所高等院校，接受劳动考察的“右派”教职工及学生。
我们去时，下放干部几乎全部回原单位工作，留在农场劳动的，绝大多数都是，“摘帽右派”、“戴帽右派”和其他政治可疑分子。
我所在的蔬菜第三队，是由市法院、市交通局、电业局、市府办公厅的“右派分子”和其他可疑分子组成，队长、组长大多是“摘帽右派”。五十步笑一百步之风，在这里也十分盛行。
同事们年龄都比我大，大多为人父母，一个个能说会道，为人处事老练圆滑。比之在丛林乡那个环境，要轻松一些，原因是这儿的“摘帽右派”，没有廖时崇、文国清等政治可疑分子那样嚣张，重庆大学难友中那几个学会用四只脚走路的人，在这里已成失去主子的丧家犬，他们要像在丛林乡时那样为虎作伥，已是不可能的事，况且我又不和他们在一个生产队，用不着费尽心思同他们抗争。
1960年四月初，重庆大学派皮钧同志来到我们这里。他是代表重庆大学当局来向我们宣布，过去在丛林乡劳动时，同学们欠下的伙食费，学校一律替我们缴纳，从今往后，在广阳园艺场劳动的伙食费，全部由学校负责缴纳。听后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在这里劳动，再也没人来催我缴纳伙食费，更不可能出现在丛林乡时，以缴纳伙食费为名，文国清这个狗东西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劫搜身的土匪行为。
重庆大学只管十元伙食费，其他生活费用一概不管，要生存还是离不开亲友的支援。我们重庆大学来的学生“右派”，生活状况仍旧不如劳教、劳改犯人。
因为缺乏生活费，四年来没有能力制新的衣物，破旧的衣物，两件、三件缝补成一件，身上穿的衣服、裤子是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疤上重疤，尤其是补裤子时，没有另一条裤子交换，只能脱下来，人坐在被窝里缝补，要不这样就无法遮羞。
为了珍惜仅有的一条补疤裤子，睡觉时只好把它脱下，赤条裸身睡，旨在保存这片脆弱的遮羞布，可是王显明这个道貌岸然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竟在评查我的大会上说我这一行为是不知“羞耻”。
我第一次跟着同事们一起出工下地时，只见广阳坝园艺场机耕道两旁，长着茂盛的、花色种类繁多的蔬菜，田畴里面农作物波澜起伏，田园沉浸在诗情画意之中，这般良辰美景，又勾引起我向往新的生活，去寻找那虚无飘渺的东西。
广阳坝园艺场的工作，是在田间栽种蔬菜、中耕、施肥、收割，挑菜到河边装船，再由船运队把蔬菜运送市级机关各个食堂，然后又把从市区运回的大粪肥料，一担一担地挑到平坝上面的粪池里。
劳动强度仍旧很大，工作环境没有丛林乡那样恶劣，特别是没有廖时崇、文国清、鲁钊等几个狗看守用心恶毒的监管，心情多少要自在一些。
这里的工作，春、秋两个季节最紧张，抢种抢收时，从未休息过星期天，不分白昼、天晴落雨都在干，中餐、晚餐大都在田间吃，甚至晚上还搞过打起灯笼火把抗旱、施肥。
我出工下地，无论是天晴落雨，从没有穿过鞋子。三伏天在长江边劳动时，头顶烈日，脚踏被烈日照射后表层温度已达四十多度的河沙，它比人体温度高许多，赤脚踩上去，烫得来犹如五毒攻心，疼痛难当。雨天在田间作业时，脚上无防护鞋穿，大量钩虫侵入饥肤，钩虫病毒感染后，双脚都长满又痛又痒的红疙瘩。
面对这种困境，我仍旧是尽最大的努力在劳动，每次挑粪，我都是挑的双挑（四桶），比别人多干一倍的活，还经常赤脚下粪池、到粪船底舱去起粪肥。
广阳坝园艺场蔬菜大队的“三武”（刘武、刘崇武、孙庚武）、“二吕”（吕鸿才、吕国椒），是当时出了名的劳动生力军。
凡是苦的重的工作，我都事事争先，这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在干，这是我到一个新环境，见到一线新希望后所激发起来的劳动热情。
广阳坝园艺场，粮食定量很低，每人一个月只供应二十一斤口粮，还要节约两斤，实际上每月只有十九斤粮食（现在的青年人，可能认为足够吃了，当时的情况是没有油荤，又是高强度的劳动，十九斤粮食，我只能维持十天的生活需要）。蔬菜是非常丰富的，每餐都吃得不算少，菜里不见油腥，那怕你吃得肚子胀，可是食欲仍旧不减，还想再吃，人已经是进入一种病态，得水肿病的人，到处可见。
有一次在田间锄草，上班不过两个钟头，突然感到头重脚轻，脑髓犹如被人用棒在搅拌，双脚无力支撑躯体，无奈倒在地上。难友扶我回宿舍后，从食堂要来一大碗菜汤，喝下去后，马上就精神起来，真是药到病除，原来是饥饿在作祟。
为了吃饱饭，难友们不择手段，为求生存，各种技能都使得出来。
我们在广阳坝园艺场使用的饭票，由于印刷技术落后，制作比较粗糙，有一个“右派分子”，公然用毛笔制作了五十斤假饭票，结果查出后送劳动教养。
我们重庆大学的难友尹安民，因制作了三斤假饭票被发现。他知道后果严重，高压与恐惧之下，绝望至极，竟在厕所悬梁自尽，走上了自己毁灭自己的道路。
这是我们重庆大学难友中，继颜亨楷同学后，第二个高超仙界的人。就在一个月后，教职工中的“右派”老师高敬武，也因水肿病，不治身亡。
眼看着难友一个接着一个被死神领走，自己也感觉排队等候到死神那里去报道。
我们年青的生命何其脆弱。脆弱的生命随时都可以消失，一切都可以转瞬即空，归于破灭，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感情是永远的存在。
1960年六月中旬，我们连续苦战两月后休假回家，这时妹妹刚生第一个孩子。母亲极尽全力照料她，母亲二十九元的收入，要养育妹妹、侄女和新添的外甥女（妹夫夏泽林在农村，所提供的经费是有限的），每个月给我两块钱的生活费，她已无力再向我提供。
这时我想起了伯母（李仁杰之母），也许还能得到她的帮助。我走到七星岗伯母家，正好伯母在家，见到伯母慈祥亲切的音容，我难过的叫了一声：“伯母，我在落难，请您救救我。”眼泪夺眶而出。
伯母已有两年多没有见过我。两年前，我被重庆大学那帮打手走狗斗得悲痛万状时，曾经在她的家里，得到过她及她的儿女们的亲切安抚。今天伯母见到我这副狼狈样子，善心大发，不断的安抚我。她知道我生活困难，慷慨地解囊相助，她给了我二十块钱，还有一些是当时极其宝贵的点心、粮票，伯母救人于水火之恩情，永生难忘。
我在1960年最困难的日子里，得到伯母大力支助，先后她给过我有五十多块钱（相当于现在大学本科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她知道我在农场患上了水肿病，尽心竭力在重庆桐君阁药厂，为我买了两大盒“复方糠丸”，用包裹邮给我。“复方糠丸”是一种用中药和糠麸，黄豆粉，蜂蜜混制的成药，专门用来医治水肿及营养不良所引起的病症，不但治病，而且还能充饥，极为珍贵，当时市场上根本买不到。
伯母一生所作善事，举不胜举，凡亲朋好友，有困难找到她，都是有求必应，对我这样一个她大儿子好友（烈士）的弟弟，在政治落魄，生活困苦时，所给予的慷慨援救，绝非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她的善心，能感动天地鬼神，她所生两男三女，个个勤奋努力，成就辉煌。
她老人家儿孙满堂，八十高寿安详地离开人世。我能为她送葬、戴孝，尽了我一份微薄的心意，使人心地略感平衡，算我一生中的幸事。
我所在的第三蔬菜队，种有很多哈密瓜、香瓜、南瓜及蕃茄，这些都是十分美味可口的瓜果，对在劳动中受尽饥饿的我们，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偷瓜菜来充饥，已是场员们普遍都有过的行为。
我们重庆大学来的难友孙庚武同学（一个血统工人的儿子，为人正直，1957年在重庆大学反“右派”斗争高潮时期，他敢于站出来打抱不平，贴出一张大字报“勇士与猪衣”，公开向打手走狗们宣战，不幸被划成“右派分子”），他在蔬菜一队，他们没有种香瓜、哈密瓜，饥饿时，见地里生长的早南瓜，形状似椭圆形的香瓜，他忍耐不住，顺手牵羊摘下七个来生吃，吃完第五个后，因生南瓜溢出的浆汁，糊满了他的口，舌头转不动、牙齿也嚼不动了，才没有再往下吃。
事后把他弄来全场大会曝光。会后我曾经问过他，生南瓜是什么滋味？他告诉我，那里还在乎什么味道，只觉得撑饱肚子，比起肚子饿着好过一些。
我在园艺场也偷吃过哈密瓜、香瓜、南瓜、蕃茄。
在挑菜运到江边的二码头途中休息时，偷吃过挑的“红粉团”蕃茄，晚上在田间值班守护瓜菜时，偷吃过地里生长的哈密瓜、香瓜、甜瓜充饥。这时我才明白什么是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
我在守护蔬菜时，有监守自盗的行为。
一次中午在田间值班，偷大红灯笼辣椒、哈密瓜时，被老下放干部俞惠伯同志活捉，晚上要我在小组会上作检讨。我不但不认错，反而说：“种瓜的人吃瓜，不能说是偷瓜，这样的事几乎每人都干过，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何止我一人呢？”
大家心领神会，也不太计较，没有给我过多的过不去。
队长组长、那些以支部书记罗必芬为首当干部的，他们每月定期打两次蔬菜牙祭。他们把田间最好的蔬菜采来，叫食堂最好的厨师烹饪，痛痛快快地大吃大喝，听说吃喝者不用自己掏腰包，他们这样干是公开的，合理合法的，这与我们小小的偷吃一点蕃茄、香瓜充饥，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叫什么行为？这就叫做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共产党领导下当干部的有人搞特殊化，不管是何时何地都有，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广阳坝园艺场也无一例外。
我在广阳坝园艺场，很快就度过一轮春夏秋冬，这一年里，饥饿寒冷依旧不断的折磨着我，我自己还是克已负重的在劳动，希望能够有朝一日时运好转，重返重庆大学校园，继续我未完成的学业。
蔬菜大队党支部书记罗必芬女士，四川省宜宾市一个恶霸地主的女儿，此人龇牙咧嘴、目露凶光、儿女不生，是一个没有繁殖能力的女人，完全丧失了雌性动物的善良本性。她天生一把刀嘴，不管是谁，我们难友，只要落在她口里，休想超生。解放前她在重庆相辉学院混过几天，平常故意卖弄斯文，开会讲话，还要装腔作势的来点狗屁不通的填词作赋。她就是我们在广阳坝园艺场的看守所长、恶毒监管我们难友的特务头子。
她第一次教训我，是在1960年冬天。
冬季的重庆，阴雨绵绵，寒风刺骨。我们在长江边上劳动，把停靠在广阳坝园艺场二码头粪船上装的粪便肥料，运到作物区来。负重时是走上坡，地面又溜又滑，空着手走路，都要摔跟斗。我们蔬菜三队的范雨舟同志，原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一个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执着、1938年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十三级干部，1957年被划成“右派”，给他的处分是降三级工资，发配到广阳坝园艺场劳动改造。他已是接近一轮花甲的老人，身挑一担大粪爬上坡时，体力不济，路又湿滑，补嗵一声，连人带一挑粪便，一齐摔倒在坡上，粪便泥泞，从头到脚，糊满他周身。看见这种状况的人，只要不是把天良丧尽、还稍微有点人性的人，自然而然的都会产生同情心。我赶忙放下身上的担子，去扶他起来，我问：“范大叔，你摔着哪里了？”在一旁的监工、队长、摘帽“右派分子”袁宏道，他装模作样地说的第一句话是：“粪桶摔坏没有？”我当时气之不过，愤慨的反问道：“袁队长，你怎么不问一句他人摔坏没有？他都是快六十岁的人啦，难道一挑粪桶比一个人还重要？”一句话问得袁宏道无地自容，搞得他恼羞成怒，他恶凶凶地对我说：“刘武，你一向同情落后反动，我们还未追究你，回头要跟你算清这笔帐。”
袁宏道很快就向罗必芬打了我的小报告。
罗必芬知道此事后，当晚就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不由分说的教训我。
她对我说：“你今天的表现，是十足的反改造言行，说明你的思想反动透顶，一心要与人民为敌。据我了解，你的老子、你的二哥都是被人民政府枪毙的。你家里的人，除了朝鲜战场牺牲那个，就没有一个好人。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认贼作父，公然称呼范雨舟这个老“右派分子”为大叔，我看你休想摘掉你头上这顶“右派”帽子，你要把你这顶“右派”帽子带到棺材里去，你才甘心。”
罗必芬的训话，令人彻夜难眠，既难过又悲愤。正因为我的父亲被共产党枪毙了，所以在当局眼里我的家里就不会有一个好人，就是要把我当成殉葬品，要把我这种家庭里出生的人，来个赶尽杀绝，铲草除根，不要“孬种”流传，一律剥夺这种家庭成员的生存权、发展权，不让他们过着正常人一样的日子。
在中国这个封建法西斯暴政统治下的社会，它的制度决定，老子被杀，不管儿子表现怎么样，就得要他去为他殉葬，这就是中国封建法西斯王朝不成文的法规，只要哪家出了“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那一家人，全部都要遭殃。
回想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时，当局为什么无端起来迫害我、野蛮的剥夺我求学深造的权利？重庆大学豢养的李继瑞、陈跃华、李朝枢、刘润蕊、刘遂生、廖时崇、文国清、鲁钊那帮走狗，到今天广阳坝园艺场的罗必芬等看守，为什么同样丧心病狂地虐待我、置我于死地而后快？
罗必芬对我的教训词中，给了我明确的解答。
事实明明白白告诉我，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在封建法西斯暴政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不管你如何勤奋、如何努力，如何循规蹈矩，如何克已奉公，当局是不会信任的，最好的机会是被利用，但是不会给出路的，他们不会让我有好日子过，不会让我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只能做这个社会的奴隶、一个会说人话的牛马。
1957年反“右派”斗争，把我划成“右派”初期，我曾经后悔1955年我不应该主动请求复员离开部队，如果是去到南京炮兵学院学习，也许就没有这场灾难。今天从罗必芬的谈话中，到使我明白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在毛氏暴政统治下的中国，不管是在何时何地，只要是有个风吹草动，都是各次政治运动打击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在劫者难逃的。
事隔半年，也就是1961年的五月，罗必芬又把我找去训话。
她一见到我，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脑的给我来了个下马威，气势汹汹地讯问我：“刘武你要老实交代，你最近干过些什么坏事？”我想我最近从没有干过损人利己的事，只是肚子饿时，不止一次地偷过地里生长的蕃茄、香瓜、南瓜、花椰菜来充饥，于是我就一五一十的坦白了。她听完后说：“还有？”我想了一阵又说：“我在某个星期天，大家都进城回家休息去了，我钻到职工食堂旁的盥洗室里，偷过职工食堂的红苕。”她听后仍旧对我说：“还有？”这时我真想不起来我还干过什么坏事。我对她说：“罗书记，我只干过这些坏事，其他的真没有了。”她睁大两眼盯着我，歇斯底里的对我说：“最近有人检举你，某天你在飞机场的排水沟路边，抢了一个过路老大娘的红苕粑，事后还假惺惺的对别人说，老大娘，你今天碰上的是我，要是我们场里其他人，要全部给你洗光。我们估计，干这种事的人，可能就是你！你说，是不是你干的？”原来她是在用讹诈的手段，想知道我是否有过抢老大娘红苕粑粑的土匪行为，并不是要知道我最近偷过多少地里生长的蕃茄、香瓜和南瓜。我恍然大悟，我上她的当了。我说：“罗书记，此事真不是我干的，不信你可把那个受害的老大娘找来对质。”
她见我理直气壮，在我口中，讹诈不出她想知道的事来，就叫我回去。
我临离开她时，她又对我说：“我们没把事情搞清楚前，休假不准你回家。”
从那以后，凡园艺场休息，都不准我回家，我成了土匪嫌疑人，对我的行动实行监控管制。
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总是降落到我的头上，我的命运就如此倒霉。我在广阳坝园艺场一年多，起早摸黑、忍饥挨饿、舍死忘生的劳动，终究不讨好，在罗必芬这伙决定我命运的看守心目中，我不但是思想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而且还是一个有着土匪行为的嫌疑人。
从1957年夏季开始，我一直受着这种似监狱又非监狱的精神折磨，人格侮辱，劳役摧残，我一直是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饥饿寒冷只有我自己知道的日子，现在已为时足足四个年头。
同期同学，已经大学毕业，我仍苦守着发配充军的地方。反观所有的摘帽“右派分子”，没有一个返回校园去复学的，我不禁问自己，出路在哪里？希望在何方？苦海行舟，何处是岸？罗必芬半年前那个晚上教训我的话——“你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人”，又回荡在我的脑海，我该如何是好？
1961年七月中旬，正当我惶惑不可终日之际，一个星期天园艺场休息日，绝大多数场员都回家了，留在场里的人寥寥无几，我被限制在场里不能回家。
早晨因闹肚子，我上厕所时，急得没带手纸，看见厕所地上有半张小报纸，拣起来正好当手纸用，打开一看，原来是半张“参考消息”，该报是我第一次见到。
听说一般的人是没有资格看的，能看该报的人，起码是共产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而且看后得当天归还，不准保存。
该报完全是选登境外非共产党主编的报纸上的消息。我看见该报上的大小消息，很是新鲜，是在封建法西斯暴政铁幕统治下的中国，鲜为人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事，其中在一个不醒目的位置，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香港联合招生…专门接纳中国大陆遇难的知识分子，可以免试入学。
我见到这则消息，就像是溺水的人身边抓到一根稻草，欣喜不已。
回想1957年夏天到今天，四年来的日日夜夜，受尽凄楚和奚落，牛马不如的生活，无边无际的苦海，不断的幻想，又不断的破灭，在这个国度里，对我这样的人来说，确实是前途暗淡无光，我还呆在这里到底是为什么？不如冒险跑到香港去，那里还有我的大嫂和侄子可投，要是能碰上牛津和剑桥还在招生的话，我不就有机会从地狱走到天堂。我的思想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情急之下，说走就走。母亲，学业，一切都置之度外。不用管前面的道路是多么艰险，逃出去就是胜利。
当天下午，趁机逃出了广阳坝园艺场。
这是我在劳动考察中，为抗拒改造，第二次逃跑。
逃跑后我不敢回家，我想如果罗必芬她们发现，很快就到家里来捉拿我。
我逃到李家沱，躲藏在我另一同宗哥哥刘光良家里。
光良哥哥的父亲与我父亲是堂兄弟。光良哥从小失去父母，先父把他接到我家，边抚养，边在我家干活。生活不如我们兄弟几个过得开心，但我的父母却没有虐待他，他在我家衣食无愁，还免去遭受抓壮丁之苦役，当地的乡保也没有人敢欺负他，他对我的家庭是有好感的。我是在1961年春节时，在李家沱大街上，偶然的机会碰见了他，我们已是十几年不相见，他一眼就认出了我，并热情的请我跟他到他家里去玩了两天。
我向光良哥哥如实说明来意。他的生活也很困难，每月只有三十元的收入，还要负担嫂子和两个侄子，他还是留我在他家休息了十天，虽说粮食紧张，他冒险去偷喂奶牛吃的饲料粮食、和刚刚挤出来的生牛奶给我吃。我在他那里的十天，无疑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他支持我逃到香港去找大嫂。我离开他时，他给了我五块钱三斤粮票，这些都是他全家从牙齿缝隙里省出来的。还给我一套他穿的衣服，这套衣服，一直伴随着我在往后逃跑的生涯，遮风蔽雨，遮羞保暖。
光良哥哥的深情厚爱，我无以回报，要是他今天还活着都是七旬过的老人。
我的不幸遭遇，祸及了无数的亲人和朋友，这一大笔人情债，我一生中是无法还清的，如果说人死后还有来生的话，我愿意来生变牛做马来偿还这笔人情债。
我回到重庆市中区。有一天上午九点钟的样子，我在中华路，碰见广阳坝园艺场蔬菜三队的同事梁步章。此人一脸大麻子，194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读大学时加入了国民党，解放后在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1955年内部肃反时，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是挂了号的可疑分子，1958年送市级机关农场监督劳动。在农场劳动时，哗众取宠，经常以跳梁小丑自居，处心积虑地伤害难友来表现自己。这次碰见了我这个在逃的“右派分子”，正是他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遇到一个立功赎罪的大好机会。
他把我的手拉住就往市中区公安分局走，到了分局，他要求分局的同志把我拘留起来。
分局出来一个女同志问他：“他（指我）犯了什么法？”梁麻子说：“我场正在逃跑的五类分子。”女同志又问：“是哪一类？”梁麻子说：“是右派。”女同志说：“右派不够关的条件，我们不能拘留他。”
梁麻子当面讨了个过不去，只好把我放了，可是他却把我身上的三块钱拿走了两块，粮票全部收光。他对我说：“一块钱留给你作路费，回头到了农场里，我再还给你。”
梁麻子这种人，过去我们叫他是国民党的走卒，卒子还是属于用两只脚走路的人，今天他的行为，已变成当局的十足走狗，是他自己为讨好当局，放弃了做人的资格。
梁麻子放走了我，我也没打主意回农场。
我又去到北碚区文星乡郑家湾郑开昭同志家。在1956年的寒、暑假我曾两度去过那里，看望过开昭同志的父、母亲。开昭同志的父母亲当时对我十分亲切,就像见到从战场上久别归来的儿子一样，他们的深情厚爱，变成了我当时刻苦学习的动力。
我此次的到来，心情上绝非四年前风华正茂之时可比，我已是一个一蹶不振的流浪汉。开昭同志的父、母亲对我的这次到来，已不像四年前那样热情。恰恰这个时开昭同志正从西安军事通讯工程学院返家休假，我是八年前在朝鲜战场分手以来第一次见到他，只觉得比起八年前，我们相互都长高了一个头。他因为要站稳立场划清界线，是不愿意见到我的，只是我厚着脸皮在他家住了一夜，他不得已，无法回避才和我见面。他在对我的言谈中，明确表示因为我成了“右派”，他也受到牵连，还在党内作过检讨。他为过去大力地、苦心地支持我上大学，结果换来的是一个“右派”结局而悔恨不已，并且郑重其事的告诫我，我与他非亲非故，只不过是抗美援朝时共同在朝鲜生活战斗过几年，从今往后不要指望他能给我提供任何帮助。他要求我赶快离开他的家，不要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祸害增添麻烦，各人好自为之。开昭同志当时的态度，使我清醒的认识到，由于毛泽东人为的猜疑仇恨，使得过去同生死共患难、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的战友，而今变成了誓不两立的阶级敌人。我离开开昭同志家时，开昭同志的母亲给了我伍块钱，并慈祥地对我说：“你今后不管走到那里，一定要记往，给我开昭留点面子。”话虽不多，含意深刻，她老人家的慈爱、善良之心可与日月同辉。
开昭同志他们所持的立场，在当时的中国人中间是司空见惯的，很有代表性。当局强迫人们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莫说是同事朋友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就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事在中国已属于比比皆是之事。
我能理解、体谅他们，毕竟在我的一生中他们对我做过难能可贵的支持，我接受过他们慷慨、无私的援助，他们为我作过大量的好事、有益的事。历尽苦难的我，在竞争激烈的深圳特区，今天还能立足社会，晚年还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这与他们当年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尽管是人为的制造了一些误会，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忘记他们，我会永远感谢他们的。
我又去找到伯母（仁杰之母），我欺骗她，谎说要调到包头去工作，伯母还替我高兴了一阵，并说了许多勉励我的话，接着给了我十五块钱。拿着伯母给我的钱，我一趟直奔菜园坝火车站，买了一张到川、黔两省边境小镇赶水的火车票。当时川黔区间的铁路，还没有全线贯通，火车只能到达四川省与贵州省交界的小镇赶水，距离贵阳还有三百多公里。
我计划由贵阳、桂林、衡阳、广州、到深圳边界，沿着这条路线，偷渡去香港。
赶水车站下车后，我身上只剩下十块钱，就靠这十块钱要想到达香港，比登天还要难，我的方案是沿途边打工，边往前走，用一年至两年的时间到达香港。
1961年，已是中国连续大饥荒的第三年。由于毛泽东人为的祸害，在四川甚至是全中国，很多农村，饿殍遍野，有些地方是用树皮草根、观音土等非人食用的植物和泥土在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因饥饿而死光的并不罕见。这是毛泽东统治中国二十八年来的大“德政”。四川饥民四处逃荒，从赶水通往贵阳去的道路上，沿途都是三、五成群到贵州去逃荒的农民，有男有女，大多数是青年人，要数四川省东部的、壁山、江北、长寿、江津、铜梁、潼南、涪陵几个县的人数最多。
他们一个个流露出饥饿者可怕的冷焱，身躯已经干枯得只剩下一袭骨架，裹在身上的衣服，在风中吹得抖索索的，艰难地在去贵州的路上跋涉。
我也混杂其间，经过打听，才知道贵州省一年前，在农村搞了包产到户（类似现在农村的联产承包），贵州的农民吃了饱饭，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去帮助耕种，因此四川的农民知道后，为了生存，大量的离乡背境，逃到贵州去跟当地的农民作帮工、当老婆、作干儿子混饭吃，无意中，为我这次逃跑求生，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
我走到贵州桐梓县新站镇时，发现那一带原来就是大诗人李太白曾经流放过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常用的成语，“夜郎自大”里的“夜郎”就在这个地方，川黔公路上最险峻的一段路、最有名的凉风桠七十二道拐在这里。黔系军阀头目王家烈的老家，也在这里。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曾在这一带与川、黔军阀展开激战。我想这一带交通不发达，当地农民生产的农作物，一定很难运出去，加之山高路隘，当局的统治比较薄弱，不如就在这一带的高山上，找个农家户打工，混上一段时间，吃饱肚子，挣上一些路费，再继续前进。
我没有再沿公路前进，于是转向东南方向的小路行走，目的地在哪里？我也说不清楚，只是走到高山深处，见人烟稀少的地方，再找事做、混饭吃。
我一人沿着通往高山深处的小道走去。第一天所经过的地方，离公路都不太远，人烟并不稀疏，沿途没有农民要人打工，我身上仅有的三块钱，买了一斤玉米面、一个三斤重的南瓜，途中找到一户人家，借他的锅灶，全部煮熟，吃得干干净净，之后的二十四小时从未进过食。
这天下午，在途中又遇暴雨，山路上一个遮风躲雨的地方都没有，只见我一人，光着脑袋，一身淋得落汤鸡似的，仍在雷电暴风骤雨中，盲无目的地行走，大自然无情地在咆哮我这苦命的人。
夜晚已是伸手不见五指，我还在走夜路，我找了好几家人户借宿，均遭拒绝。因沿途的人家，曾经发过善心，容留过过路的人借宿，可是这些不速之客，非但感谢主人的好意，竟在夜深人静时，偷主人的东西逃走。他们把四川去的逃荒者，统称为是“流窜犯”，只要提起借宿一律拒绝。
我只有在前无村后无店的路边找个地势睡觉，刚倒下去，只觉得下身痒舒舒地，原来是蚂蚁在身上爬，总是不能入睡。我再往前走几步，看见路边有棵大树，我就爬到树上去，睡在树枝上，树上虽然没有蚂蚁，可是秋风秋夜愁杀人，冷飕飕的，根本无法安睡。
这种情况，我回想起先父在生时，教训我们兄弟几个：“我拿钱送你们去读书，不好好的用心求学，将来长大了没有本事，只有去讨口要饭，不是死在路坎上，就是死在路坎下。”
今晚也许是先父的遗训，要在这里兑现？！
我现在还不想去死，我要活下去，我要向命运抗争到底，那怕只有一口气，我就要往前走下去。
如果前面靠路边碰见只要有房子，我就找到他屋前屋后的猪圈、牛圈之类的茅屋睡觉，大约往前走了一公里多路，有了一户人家，我用不着向主人打招呼，转到猪圈边就倒下，那里正好是粪池起粪的粪坑口子，嗅倒不觉得，蚊子十分疯狂，今晚我可是为他们自送上来的美餐，无奈只好睡在这里过夜。
刚倒下去半个时辰，当地巡夜的山民打着火把来了，三、五成群的，边走边吼，似乎在给他们自己壮胆，路过我睡的房子时，只听房主人在对巡夜的山民讲：“你们看看猪圈旁边有人没得？刚才我听见猪圈边有响动。”这话我听后让我紧张了一阵，巡夜的山民如果发现了我，将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我打死了事，幸好山民未到猪圈边来搜索，只在路边虚张声势地吼了一阵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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