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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祯祥 历年反共来台人士速写(上、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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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才是真正中國通!戒嚴年代反共義士點將錄
歷年來台反共義士速寫(上)

1962年秋,中國駐瑞典外交官趙福逃到西德,提到中國某處有30萬名政治犯,過著牛馬不如的地獄生活。圖/1962.11.03中央日報一版

戒嚴年代,兩岸壁壘森嚴,封鎖對方的「人流」幾乎是滴水不漏。唯一的例外,是向敵方投誠。在台灣方面,就是當年紅得發紫的「反共義士」。他們從「很不自由」的中國,來到「不很自由」的台灣,有的是過個水,之後定居他國;有的就此長住,結婚生子。當年他們來台,往往造成轟動,當成頭條新聞處理,如今多半被世人遺忘。

然而,無論從歷史研究的角度,或從台灣前途的立場,這些反共義士都具有不可抹滅的價值;特別是他們對中共統治的批判,至今仍極具啟發性。事實上,中共本質沒有變(今昔之別,僅為程度之異),只是台灣變了,變得非常健忘,因而需要這些反共義士的第一手證言,幫助台灣人認識中共。本文限於篇幅,不及詳列詳述,只能蜻蜓點水(韓戰來台的1.4萬名反共義士,題目浩大,茲略)。有興趣的人可以按照日期,搜尋舊日報紙追蹤之。

謝文通:1957年1月30日,中國「聚興誠銀行」香港分行經理謝文通(52歲),脫離中共控制,搭機抵台,受到各界歡迎。聚興誠1915年成立於重慶,是已有四十多年歷史的民營銀行,在香港高度自由化的社會,本可以高度自由化的經營。但中共在1950年將該行(包括香港分行)資產及外匯全部凍結,1951年強迫參加「公私合營」,75%的利潤繳給「人民政府」,銀行形如空殼,實已結束。

謝文通在台北發表的書面聲明指出:「今天我才知道世界上真有偽裝的強盜,利用人的錯覺而騙得人的同情和擁戴。一到秧歌王朝粉墨登場以後,便瀰漫著血雨腥風,使每個人浸沉到恐怖黑暗的氣氛之中。眼看著許多對匪存有幻想的工商業家們,一個個的倒下,一個個的消滅,不但付出了全部的財產,而且付出了生命…我要向全世界人民作正義的控訴,現在共匪仍在使用『統戰政策』以欺騙海外僑胞,我不能讓他們上當,因為我是上過圈套的過來人。」謝文通後來舉家移民美國。

白騰號漁民35人:1957年6月12日,中國漁船「白騰號」漁民,在香港外海的伶仃洋上,殺死船上一名中共幹部,奪取漁船,駛抵長洲島。船上王文甫、王少卿等35位漁民在24日由救濟總會接運,抵達基隆。

香港政府對此劫船事件發表聲明:「廣州廣東海產公司的機帆船『白騰一號』,於被船上中國乘客控制後,迫使船員駛入香港領水,於六月十二日抵中洲港。船上有屍體一具,著軍人制服,顯屬被殺…船上全體人員業按非法移民遣送出境。」這些漁民來台後,有多人被安排投入橫貫公路的建設。

高浩然、王銘箴:1957年 10月9日,中國回教界教長高浩然與其妻王銘箴抵台,舉行記者會。高浩然被派任「中國伊斯蘭協會」代表,不堪當作中共宣傳欺騙的工具;王銘箴則因發現土改「種種怵目驚心,慘不忍睹的事實」和北京「許多高級幹部的糜爛生活」,而對共產主義幻滅。

高浩然在接受《聯合報》記者專訪時,也提到中共如何成為「老大哥」蘇聯的附庸:「凡是有『老大哥』駐在之地,不管是文是武,中共匪幫早就安排了最好的享受在那兒,漂亮的女人都集中送到床上。無論是任何一位蘇俄人士到達一個城市,全城人們都得到車站歡迎…『老大哥』的一句話就是聖旨,馬上貫徹施行。蘇俄的顧問和工程師整個握住了大陸工業生產的命脈。」又說,「老大哥」援助中共武器、彈藥、機器設備,中共則進貢糧食和軍事資源,「蘭州到伊犁的公路上,每天有二千輛巨型貨車晝夜奔馳,將中共匪幫在全國搜刮來的物資滿車滿車的自蘭州載向蘇俄而去…這些物資都是中共匪幫的勞改和奴工制度下的生產品,在這種壓搾下,中國人民的血是一天一天枯竭了。」高浩然後來著有《認識伊斯蘭》,是台灣伊斯蘭學的經典著作。

劉娟翔:1960年,「武漢醫學院」女學生劉娟翔從中國逃到香港,1961年投奔台灣,進入台大就讀。她的父親劉一誠出身黃埔軍校六期,她八歲時,就親眼看到父親被中共幹部抓起來,用皮鞭殘酷抽打;1952年,父親又被中共抓走,從此音訊全無,八年後才獲知父親被中共殘殺於曠野,尸首任由野狗分食。她的母親張漪林悲傷到想要自殺,終因為要撫育娟翔而忍辱求生。1963年,早她一年逃到香港的張漪林,也來到台灣,母女團圓。


劉娟翔來台後也很上進,1966年與紀政、李鍾桂、郭美貞等人獲選第一屆十大傑出女青年。

王文炳:1960年1月12日,一名中國空軍飛行員王文炳,駕駛當時中國最先進的米格15型、編號0651的戰鬥機,從浙江路橋飛往台灣。到了宜蘭上空,由於「路況不熟」,加上宜蘭沒有機場,更致命的是燃料用盡,迫降時機毀人亡。這是中國第一位駕機投奔台灣的人。

關卓唐:1961年1月17日,逃出中國的「唐山科學院」技術員關卓唐(23歲),輾轉抵達台北。他說,在極權統治下,「目前的大陸人,只不過是『工具人』的地位,已降到無可比喻的地步」;他指出,當一個人察覺他的思想和他所生活的社會,簡直是背道而馳時,那是痛苦和危險的,因此他決定投奔自由。

宋大樓、姜桂林:1961年5月8日,中國陸軍連級政治指導員宋大樓(30歲)、新華社駐開羅電務員姜桂林(28歲),歷經許多艱苦波折,在這天向台灣當局投誠。隔天在台北的記者會上,報告投誠經過。

宋大樓說:「在我未加入匪黨之前,我並不知道它是一個徹頭徹尾賣國害民的漢奸集團,相信了共產主義美麗的謊言。」姜桂林提到:「清算鬥爭了無寧日,每天生活在死亡恐怖中。有良心的人不能說良心話…在共匪暴政統治之下的每一個人,都不准有任何理想,否則將被指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而遭鬥爭清算,被凌辱得體無完膚,永遠見不得人。」

邵希彥、高佑宗:1961年9月15日,中國空軍邵希彥、高佑宗,利用噴灑農藥的機會,駕駛農用飛機AN-2(雙翼螺旋槳飛機)從山東膠縣飛往南韓濟州島。成為第一次駕機成功逃離中國(也是唯一駕駛民航機逃離中國)的人。10月7日由台灣空軍接運來台。兩人共得黃金500兩。邵希彥1999年移民美國。

劉承司:1962年3月3日,中國海軍航空兵劉承司少尉駕駛米格15,從浙江路橋飛抵台灣桃園基地。獲得黃金1000兩,後加入台灣空軍,官至上校,任空軍廣播電台副台長。

張國良:原為旅居印尼的華僑,1960年「被共匪騙往大陸」(台灣說法),因不堪種種迫害,逃出鐵幕,1962年10月12日搭「四川輪」抵台,之後在基隆造船廠服務。與他同船來台的,還有44人,在官方統計中,屬於第11批來台的「難胞」。當時已經有三名中國工程師(俞文忠、張國良、陸健君)投奔台灣。

陳乃超:1963年1月18日,中國經濟學者陳乃超(37歲)從香港飛抵台灣。陳是1962年3月從廣東海豐乘船偷渡香港。他畢業於復旦大學,在華南聯大、南方大學教授經濟學,但因為「他們對我的迫害、凌辱,比對待一個畜生還不如」,加上經歷1957-1958年的「大鳴大放」和「反右運動」,使他決定「逃離匪區」。

1963年5月,陳乃超在《聯合報》發表《我撬開了竹幕》長篇連載,對中共的極權統治做了非常精湛的剖析,是書寫紅色恐怖的佳作,值得專文介紹。本文限於篇幅,只能略舉一二。例如他說:「共產黨的統治理論是『昨非今是』四個字,而加強統治的伎倆都是反覆無常的,這點當然是根據馬克思的辯證法而來。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永遠不停地進行所謂『運動』,而運動的目的是殺人掠財。」

又說:「每逢一項『運動』之前,毛澤東或其他匪首必定先發表一篇公告性質的文章,這些東西像是山大王的『聖旨』,被統治的人必須要一體先加以研討,跟著以暴風雨式運動開始,被鬥爭的對象由黨內部圈定,每個人都可如瘋狗般的向被鬥爭者亂吠亂咬,毫無是非可言,更無理由可辯,一經被鬥,即可肯定今生今世,唯有一片苦海茫茫,永無崖岸。故每一次運動中跳樓割頸者不知凡幾。跟著就是一大批人,被殺,被關,被管。被送去奴役,財產沒收,妻離子散,弄到家破人亡。」

陳乃超後應聘擔任教育部專門委員,並娶台灣女子為妻。他除了是學者、作家,還擅長作畫;更因其曾祖父為清代名醫,遺有「哮喘斷根丸」秘方,治癒不少人,因而他也在1976年開設「陳乃超藥廠」,生產「陳乃超哮喘丸」,跨足醫藥領域,並著有《哮喘成因與治療之研究》。此外,他在交通大學擔任國文教授時,幫助學生認識儒家以外的諸子思想(老莊墨),對一位學生啟迪很大。這學生,就是後來台灣新電影的名導楊德昌。

趙福:1963年1月20日,中國駐瑞典大使館安全官趙福(28歲),從美國搭機抵台,舉行記者會。會中有人問他:「什麼方法對付共產黨最有效?」趙福說:「對付共產黨,你絕不能表露真感情,否則你就是傻子。你有什麼不滿,當你另有打算在心頭時,你必須把所有不滿放在心裡,加重你下決心的砝碼;(然後)裝著若無其事,而且凡事更加認真,讓他們看來你還沒有改變,還是他們忠實的幹部,然後你就會有機可乘。共產黨善於欺騙別人,你也不妨如法泡製,回敬過去。」

趙福是1962年10月從瑞典逃到西德,獲得美國政治庇護。11月在波昂召開記者會,提到他在中國黑龍江的見聞。他說該省有許多勞改營。僅在合江特別區,勞改營就囚禁30萬人以上。當時大躍進剛結束不久,中共將糧荒歸咎於天災,但趙福說,中國人民吃不到魚,「海洋當然不會受亢旱與洪水的影響。整個鄉間也沒有狗的影子,常年不知肉味的人民不得不把牠們吃掉。」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bc5dca8f-b99c-4faf-9806-f375b207f7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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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20-10-30
再見中國!反共義士投奔自由血淚史
歷年來台反共義士速寫(中)

1964年黃榮生來台,披露中共戰爭與和平的兩手策略,「和平共處」只是掩護侵略的手段。圖/19640627聯合報三版



戒嚴年代,「反共義士」因為符合反共需要,被國民黨當成重要宣傳工具,從而被貼上「黨國符碼」。解嚴之後,兩岸關係和緩,反共義士光環不再;在台灣意識高漲的今天,反共義士又因其「黨國符碼」,成為不討喜的一群;而國民黨從反共到傾共,恐怕更對他們敬而遠之。反共義士及其歷史,遂埋沒焉。


然而撇開這些糾纏,從宏觀視野來看,反共義士應該得到高度評價——這一點,不應隨時代變遷而改變。他們曾經受難,曾經掙扎,並採取異於常人的勇氣和毅力逃生,最後只有少數成功,更多人失敗而犧牲。這是人類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史詩,具有普世永恆的價值。這份價值,不會因為他們是從「很不自由」的中國,投奔「不很自由」的台灣,而打折扣。更何況,對目前持續遭到中國威脅的台灣而言,反共義士如何覺醒、如何周旋、如何反抗,提供了無窮啟示。本文接續前章,介紹如次:


張美南、黃旦華、萬仲仁、李桂生:1963年1月23日,中國裝甲兵上尉軍官張美南和他的妻子黃旦華,江西樟樹車輛修配廠技士萬仲仁,南昌鋼鐵公司技術員李桂生,利用「下放」雲南的機會,逃出鐵幕,輾轉經緬甸、寮國、泰國,於這天抵台。


2月18日舉行記者會。根據當時《聯合報》記者于衡所發的一篇特稿,張美南說:「共匪控制人民最毒的方式,是控制每一個人的胃袋,另外再加上精神折磨」,「共匪在過去進行思想鬥爭時,一定要發動一項訴苦運動;但最近幾年來,共匪已經不大敢發動訴苦運動了。因為現在人們所訴的苦,是共黨暴政下的苦況。」


當過小學教員的黃旦華說:「在講堂上常常見到孩子們忽然昏倒下去,嘴唇烏黑,人們給這種病命名為烏嘴病。治療這種病的方法也極簡單,餵一匙葷油,便馬上嘴唇變紅,因為他們缺少營養和葷油。」「農村婦女大都患子宮下垂症,因為她們在月經來時,仍須在水田工作。她們在生育時,沒有草紙,因此婦女產後都患了子宮炎,孩子的死亡率也特別高。」


楊少亨:1963年5月27日,中國「重慶雜技團」團員楊少亨(26歲),從雅典飛抵台灣。楊是隨團赴非洲蘇丹首都喀土木表演時,從戲台的旁門溜出,向蘇丹當局尋求政治庇護。當時他還穿著戲服,臉上的妝還沒除掉。他獲得政治庇護,並在一處軍營為蘇丹軍人表演兩週,然後被送往希臘;再透過中華民國駐希臘大使館的協助接運來台。


楊少亨說,中共欺騙大陸青年的方法,「是先使青年們無法瞭解鐵幕以外的情況,然後把共產毒素和制度,灌入青年們的腦子中」,「在那種情形下,大陸青年們變成了有眼睛的瞎子」。楊後來進入國防部藝工總隊服務,1963年9月11日台北市豪雨成災,善泳的他曾在大龍峒(康樂總隊所在地)搶救十幾個人脫險。1965年離開藝工總隊,在各大觀光酒店(如第一、國聲等)表演魔術和特技,成為著名藝人。


陳榜良:1964年5月19日,中國學者陳榜良(25歲)從東京抵台。陳是廣東人,廣州中山大學畢業,在南京中國科學院研究,並擔任地圖編纂。投奔過程相當曲折:先是在1962年以回鄉養病為由回到廣東,然後從深圳偷渡香港;在香港潛隱一年,取得身分證後,再參加旅行團前往日本;最後向中華民國駐日本大使館投誠。選在日本投誠,是要抗議周鴻慶事件——該事件發生於1963年10月,日本政府將想要投奔台灣的中國考察團團員周鴻慶遣返中國,此事激怒蔣介石政府,台北和東京的外交關係一度陷入僵局。


陳榜良在5月20日的記者會上痛陳遭遇:他的家庭在大陸陷共後,被中共指為地主,遭到清算:伯父被殺害,父母被勞改而失蹤,弟妹因飢寒而夭折;他在十歲那年流浪到廣州,以擦皮鞋做小工維生,苦讀到大學畢業。但1957年「大鳴大放」運動期間,他發言抨擊中共,要求共黨滾出學校,在隨後的「反右」運動被下放勞改。幸得多名教授幫助,才免於被毒殺。


陳榜良提到:許多知識分子遭中共迫害,走投無路而自殺,「知識分子在大陸,一個個都變成了待罪的羔羊」;「共匪對待大陸上的知識分子都採取這種暴虐的手段:他先跟你說盡好話,然後一腳把你踢倒;接著他又把你扶起來,替你拍灰塵,給你茶飯;最後他便以繩索把你的脖子套住,牽著你走,聽從他的擺佈。」


黃榮生:1964年6月20日,中國派駐尼泊爾的公路工程專家黃榮生抵台,26日在記者會上披露:「中共對尼泊爾做的宣傳、滲透、賄賂工作都已完(成)了,下一步就是顛覆。」他說:「共匪的『人民解放軍』工兵團人員穿著便服把武器運到尼泊爾境內去;所修築的公路,載重量60噸,寬7.5公尺,可容中型坦克兩輛同時對駛,是國防幹道標準的公路,遠超過協定的規定;此外,中共還有野戰軍第十一師駐在尼國邊境上,隨時可以開進去。」


黃榮生提到,1963年他在加德滿都,讀過中國外交部印發有關「反修正主義」的機密文件,文件強調的基本觀點,是戰爭與和平的「兩手戰略」,「和平共處不能當作對外政策的目的,只能當作外交上的臨時手段…說明了它所提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過是一種掩護侵略的煙幕而已。」




董濟平:1965年1月13日,中共駐蒲隆地大使館文化專員董濟平抵台。董是在1964年5月,向蒲隆地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投誠後,供出中國在第三世界、特別是非洲的外交戰略。在接受美國記者專訪時,他說非洲在中共心目中,「有第一優先權」;毛澤東對於赤化非洲和拉丁美洲,比赤化東南亞要有興趣得多」;毛曾說:「當我們征服了剛果,便可以進而征服整個非洲,而蒲隆地是抵達剛果的踏腳石。」在接受西班牙《現勢日報》訪問時,則透露中國派往非洲的一百多名「新華社」記者,全為中共高級特務。


董濟平也在美國國會某小組的工作會議上列席,報告中共如何賄賂外國官員及津貼外國刊物,「以顛覆合法政府,並與蘇俄勢力鬥爭」。其中一起是中共書記彭真1963年親自付給「蘇俄-馬拉加西協會」主席五萬美元。這兩人會晤時,即是由他擔任翻譯。


郭文桂等32人:1965年5月12日,福建省莆田縣農民郭文桂等5家32口,乘海軍軍艦抵達基隆。郭文桂因中共推行「人民公社」,以及莆田遍地饑荒,難以生存,乃駕駛小漁船逃亡。但因漁船故障,在海上飄流數日後,被國府海軍發現,救往金門烏坵,再送到台灣安置。


譚硯華:1965年9月29日,京劇荀派花旦譚硯華(26歲)由港抵台。譚是廣東人,本名譚端言,出身喜愛京劇的家庭,父親在上海稍有資產。為此,1958年父母被以「六類份子」(「地富反壞右」為黑五類,加資產階級份子為黑六類)之名下放甘肅勞改;她因為有一副好嗓子,免於勞改,進入戲劇學校習藝。1963年底獲准到香港探親,並隨荀派名票唐雪園深造,又拜孟小冬為師。但天天有中共特務監視。後來因為戲緣,認識從台灣去的趙培鑫(江蘇人,譚派老生),在趙的鼓勵下,透過多層關係,和國府人員搭上線,並由「救總」安排抵台。


譚硯華說,她在許多劇團工作,跑遍大江南北,看透中共的真實面貌,「老一輩藝人都在匪幹奴役下苟延殘喘,或被逼著演非驢非馬的『現代劇』,過一天,算一天。」又說,中共對一些不放心的戲劇界人士,天天給他們威脅,「譬如言菊朋的女兒言慧珠,每天演唱結束後,戲裝都來不及脫卸,就得拿起掃帚清掃戲台,匪幹們說:『這叫唱戲不忘勞動,勞動不忘唱戲』。」按:言菊朋為譚派老生,名列「京劇四大鬚生」;言慧珠後來遭遇更慘,文革期間與其夫俞振飛(崑曲名角)都遭抄家批鬥,言慧珠自縊身亡。


譚硯華來台後,活躍於梨園,並向章遏雲、顧正秋等前輩請益,她也是郭小莊的「義母」,最拿手的戲是《紅娘》。


李顯斌、李才旺:1965年11月11日,中國空軍李顯斌、李才旺,駕駛伊留申28型(IL-28)噴射轟炸機,從浙江筧橋飛往台灣桃園基地。機上共三人(還有一位死者廉保生),官方宣稱給了他們4000兩黃金,並將李顯斌敘階少校,李才旺敘階上尉。廉保生拒絕變節,著陸後舉槍自盡,台灣當局不願公布真相,仍稱他是反共義士,中國則稱他為革命烈士。


這起投奔事件,真正的反共義士其實只有李顯斌,李才旺和廉保生都是被他挾持飛來的。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1991年李顯斌也回山東老家探望重病的母親。然而他錯估情勢,此去即遭逮捕,中國以「投敵」罪名判他15年,2002年因胃癌假釋出獄,半年後病逝上海。


吳文獻、吳珍加、吳春富:1966年1月9日凌晨,一艘中國海軍編號F131的LCM登陸艇(金門人稱畚斗船),在福州琯(唸管)頭航行途中,吳文獻三人殺死艇長甘久郎等七人,將登陸艇開往馬祖投誠。艇上攜有各種輕型武器、海圖和柴油五十多桶。


台灣國防部獲報,即派一架HU16型水陸兩用運輸機飛往馬祖,接運三人來台。未料下午從馬祖起飛後十五分鐘,被中共米格機襲擊落海。中國方面宣稱,機上十七人全部喪命,數字疑有誇大之嫌,但台灣方面對此諱莫如深。但是一位馬祖居民陳志強,因此事件被懷疑「通匪」,遭白犬島調查員羈押,於1966年3月15日死於馬祖調查站監獄。


梁國型:1966年1月18日,中國空軍24師103分隊機械分隊長(軍階19級,相當於中尉)梁國型(28歲),抵台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梁國型說,他因為1961、1962年中國大飢荒的慘狀,和1965年5月空軍「四清運動」造成許多無辜同事被清算,而對中共統治極表不滿。乃藉返鄉(廣東)探親機會,於1965年9月偷渡澳門。


梁國型逃離鐵幕有一重大意義,即是他的逃亡,全程受到國民黨「敵後工作人員」的鼓勵、策劃和接應,可視為國民黨敵後工作的一次驗收。


許偉勛:1966年1月19日,中國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許偉勛(34歲),抵台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許是1965年9月逃到香港。他原本住在澳門,1950年被騙往廣州。其後因為「歷史不清白」,被下放東北興凱湖農場、河北清河農場勞改,期間目睹許多教授、學生在勞改中死亡,決定投奔自由。


26日,他到台灣省議會參觀,詢問設在樓上的「旁聽席」是做什麼用的。議會職員解釋這是開放給民眾旁聽用的,他驚訝的說:「這真是一大奇蹟。在大陸匪區,任何所謂人民代表的會議,都是機密的,除了指定的人員,任何人都不准在場旁聽。」


周榆瑞:1966年1月20日,香港《大公報》前代理發行人周瑜瑞抵台,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周榆瑞是著名記者,1940年代親共,為中共從事宣傳、情報、統戰等任務,後移居香港。1953年突然「被失蹤」,情形和2015年銅鑼灣書店相似,但不是被綁架,而是遭《大公報》社長費彝民騙回中國。中共認為他是「嚴重的政治歷史反革命份子」,將他進行四年半(1953-1958)「改造」,再放回香港為中共做「國際統戰」。1961年9月從香港逃到倫敦,向英國投誠。


周榆瑞投誠後,即著手撰寫受難經過,1963年以Eric Chou之名,出版《A Man Must Choose》一書,中譯本為《徬徨與抉擇》,在歐美台港等地發行。英國《每日電訊報》評論:對共產黨的思想改造而言,該書是一項「徹底失敗的紀錄」;《紐約時報》的書評說,該書與描寫1930年蘇俄清黨時期恐怖情況的自傳、小說或劇本同樣生動。《前鋒論壇報》的書評說,周榆瑞「帶出了在中國內部生活的記憶,這是任何走馬看花的外國旅客所絕不可能知道的實況。」


周榆瑞除著作外,也多次應媒體專訪,暢談所思所感,描述相當生動。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說:「在中共統治之下,每個人都必須小心,甚至作夢時也都要留心。」「大陸上每一個人都生活在永遠的恐怖之中,整個大陸就像一座大監牢,你不敢與任何人談話,人人似乎不願意與你談話,這種孤寂在大陸上是無法忍受的。」「當你遇到一位老朋友時,你要謹慎一下,然後決定是否敢與他交談。在談話時,如有個小孩子走進房間,談話便要中止,你甚至不能信任自己的孩子。」


周榆瑞又舉一例:有三個朋友,某天晚上一同到一家館子吃飯。飯後,每個人必須寫一份完整的報告,詳述當晚吃飯及談話情形,「如果報告中有一字不對,就可能使一個人或全體都受麻煩」。他在倫敦向華僑社會發表演說:「在大陸即使是事實,也分客觀的事實和主觀的事實。只有主觀的事實才被共匪認為是真的事實…客觀的事實只有適合共匪的目的時,才能成為事實。」在台灣記者會上,有人請他評論周恩來。他說,周恩來有「說笑就笑,說哭就哭」的本領,很多國際人士都上了他的當。又說,劉少奇一旦垮台,繼之而起的一定是鄧小平。


周榆瑞的故事相當精彩,足以寫成專文,本文限於篇幅只能掠影。他從1965年起當《聯合報》駐倫敦特派員,長期供稿,並出版《龍與鳳》、《紅朝人物誌》等書,1980年病逝英國。附帶一提,周榆瑞逃出香港後,中共遷怒中國南方影業公司經理王逸鵬,認為他與周榆瑞事件有關,據說要將他調回中國「改造」。1963年3月7日,王逸鵬在中環鬧區的中國銀行大樓墮樓而亡,自殺或他殺,至今成謎。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9e68fd75-6c4e-44be-b028-ccab699a59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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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20-10-30
逃出地獄門:親共年代更要珍惜的反共歷史
歷年來台反共義士速寫(下)

1968年音樂家馬思聰來台,在當年造成旋風。他是西方世界最為矚目的一位反共義士。圖/19680401中央日報三版



周永興、史仲田:1966年4月21日,兩名25歲中國水手周永興、史仲田搭機從日本抵台。周史兩人都畢業於天津體育學院,為了逃離鐵幕,籌畫五年之久。


他們先是棄體育生涯,轉當水手;再利用工作機會,研究出入天津的外國船舶。最後選定一艘日本貨船「大榮丸」,藏身貨艙的夾壁牆偷渡出境,經過五天五夜的飢渴(其中第一天足足站立24小時),在4月17日抵達山口縣仙崎港。下船時,要求前往台灣。為了避免1963年10月周鴻慶事件重演,中華民國駐日單位積極交涉,並與日方達成合作,讓兩名青年依其意願前往台灣。


馮十八等10人:1966年4月25日,馮十八、李木釗、黃松奎等10位由廣東逃出的漁民抵台。這10人都是廣東潮陽人,年齡最大40歲,最小21歲,其中多人都是拋棄家庭,逃離中國。他們搭乘兩艘舢舨,4月20日逃出,想要前往台灣,卻在海上漂流數日。當船上淡水和食物用罄,便集體喝小便,喝桐油維生,最後在汕頭附近海面,被台灣漁船「瑞華一號」和另一艘漁船救回高雄。


文逸民:1966年9月27日,中港資深電影導演文逸民(65歲)由港抵台。文逸民是北平人,從默片時代就從事電影工作,見證從中國到香港、從默片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的影壇變化,電影明星李麗華崛起影壇之作《千里送京娘》、《玫瑰飄零》、《花月良宵》,就是由文逸民導演。戰後到香港發展,為獨立製片公司拍片,後被中共鳳凰影業公司網羅。


1966年文革開始,文逸民在中國的許多影劇界朋友遭到整肅。文逸民原本被中共視為右派,也被嚴密監視,並通知要回中國。他擔心凶多吉少,乃透過港方自由人士協助,向台灣投誠。他說,他投奔自由,這條命等於是撿回來;如果繼續留在鳳凰公司工作,「這條老命遲早會斷送在共匪手中」。


來台後,文逸民改當演員(老生),演出《寂寞的十七歲》、《今天不回家》、《真假千金》、《揚子江風雲》等片。1978年12月16日,美國總統卡特宣布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文逸民獲悉消息,情緒激動,健康受到打擊,於22日病逝,享年77歲。


按,中共影劇工作者投奔自由頗不乏人。除了文逸民外,還有京劇梅派青衣李湘芬(梅蘭芳弟子)和呂舜華(楊畹儂弟子,楊在文革被鬥死)、京劇名旦金素琴(其妹金素文、妹夫胡治藩都在文革遭到迫害,雙雙自縊身亡)、京劇李派老旦張語凡(李多奎弟子);京劇花旦張至雲(言慧珠弟子)、京劇花旦及刀馬旦夏華達(王瑤卿弟子;夏父在三反五反遭受迫害,跳江自殺)等。


此外,還有中共「香港電影製片廠」廠長趙英魂、中共「飛龍影業公司」明星伍秀芳、香港國泰電影公司明星王金鳳、香港電影明星陳思思、香港著名影星與歌星龔秋霞(1940年代即走紅上海,與白光、周璇、李香蘭等人齊名)、粵語電影明星南紅(後嫁給名導演楚原)和夏萍;粵劇明星馬棣良(紅虹,為「紅線女」鄺健廉之女);越劇女演員向群、高瑾;中共「鳳凰影業公司」編劇陳銅民(香港名導演陳可辛之父)、電影配樂吳大江(來台後出任台北市立國樂團指揮,得過金馬獎最佳電影配樂)、電影攝影師李均等。這些人的故事足以寫成專文,本文限於篇幅,茲略。


劉粵生:1966年11月7日,香港《文匯報》編輯主任兼採訪主任劉粵生(47歲)抵台。劉粵生是在兩名國府人員陪同下,變造名稱身分,5日乘船自香港偷渡出境,兩天後抵達高雄。他是中共歷年投奔台灣的新聞人員中,資歷最高者之一。


劉粵生投奔自由動機,是因為10月曾回中國,目睹文化大革命亂象,深感文革「對每一個略有『自由』基本概念的中共文化人,都是一個無法避免的死亡關頭」。回港後,再看到蔣介石總統的〈告共產黨人書〉,乃響應號召,投奔台灣。來台後,被《中央日報》延聘為副總編輯,並著有《赤色屠場邊緣》(1974出版)。


胡褒:1966年12月17日,中共《新晚報》特約撰稿胡褒(52歲),與妻子王琦和一對兒女,自香港抵台。


胡褒是上海人,在香港《新晚報》寫影劇新聞,並以姚炎、萊迪等筆名發表創作。投奔自由的動機,主要是對文革加諸知識分子的迫害深惡痛絕;此外,「在香港匪報寫文章,毫無自由可言,一切唯匪黨指示是從。對於崇尚心靈自由的文化人,這是一種難於忍受的戕害」。


王朝天:1966年12月25日,一名19歲青年王朝天抵台,成為第一位投奔台灣的紅衛兵。王是瀋陽人,在以南方人(特別是廣東人,投奔自由有地利之便)為主的反共義士(韓戰反共義士除外)中,顯屬例外。他是「滿州里第一中學」高三生,曾在天安門前,和其他150萬名紅衛兵接受毛澤東檢閱(第六次檢閱大會)。之後乘車南下廣州,進行串聯。沿途目擊紅衛兵亂象,發言批評而遭忌,為了保命,乃從深圳泅水偷渡到香港。


王朝天說:「共匪的文化大革命,骨子裡就是匪酋們的權力鬥爭」,「所謂紅衛兵,實在是亂七八糟的烏合之眾,沒有統一組織,沒有統一領導,沒有中心思想,更沒有紀律的約束,共匪叫他們到那兒他們就到那兒,叫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把整個大陸搞得紊亂不堪。」他並在《中央日報》發表連載自傳《我衝出了地獄門》,是第一手的紅衛兵和文革證言。


不過王朝天的好日子沒有持續多久。他到校園巡迴演講,也許是出身紅衛兵之故,講話直來直往。一名當時讀台南一中的鄭鴻生回憶:「那種毫無禁忌的言詞,大令言語囁嚅、埋首聯考的台灣中學生瞠目結舌」。於是又因發言遭忌,1967年被警總交付「感化」,再送綠島長期拘禁,直到1983年才獲釋,前後坐牢16年。



田隆科:1966年底,中國陸軍邊防軍少尉排長田隆科,被調往越南作戰前夕,從雲南逃出鐵幕,輾轉來台,1967年3月27日現身舉行記者會。


田隆科投奔自由,意外引起一件白色恐怖案件。緣於他提到,對中共不滿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不自由、清明節不能回去掃墓」。當時剛退伍回來、任教礁溪國校的張佛樹(宜蘭人,32歲),看了報紙這則新聞,跟同事說:「在台灣當兵也不自由,清明也不能回家。」結果被以「為匪宣傳」罪名交付感化,入獄5年。


施本善:1967年1月25日,中國國家一級桌球球員施本善(20歲)由香港抵台。施是廣東人,父親施顯祥被中共迫害而死,母親自縊身亡。他經此家變,復見大飢荒慘狀,乃決定投奔自由,於1966年從石岐偷渡澳門。日本桌壇獲悉,重金厚邀施本善投效,被施拒絕,他希望投效台灣。來台後,長期指導台灣桌壇,訓練選手,也擔任過國家總教練。


施本善的桌球實力,在中國屬於最高級別的「健將級」,但因父親曾在國民黨政府做事,成分不好,升不上健將級,只能當一級。當時中國已經實質上開始推動「乒乓外交」,施本善也受派出國比賽。他說,比賽時該勝該敗,都得聽從上級指示。有一次和印尼國家隊比賽,領隊就要求他輸幾場。他說,要是上級指示該輸而未輸,就會受到嚴厲檢討。


陸雁豪:1967年10月9日,同時兼任香港四家中共報紙(晶報、正午報、循環日報、天方夜報)副刊主編的陸雁豪(46歲),在台灣舉行記者會,控訴中共暴政。陸雁豪是香港著名編輯和小說家,以筆名「碧侶」馳名港澳和東南亞,頗受中共倚重。


1957年,陸雁豪曾隨團赴中國,發現「整個大陸是一座大監獄,匪幹是獄卒,人民是囚犯」,開始產生反抗心理。但因中共監視嚴密,難以脫身,遂決定不寫政治文章,並利用主編副刊和創作小說、廣播劇的機會,「啟迪人性、發揮人情」,「藉以遏阻共產暴力和邪惡思想的蔓延」,來為自己「贖罪」。1967年5月,香港發生六七暴動,他覺得時機成熟,在國府方面安排下,秘密離港,先飛往東南亞某國,然後轉來台北。


繆貞白:1968年1月20日,中國駐敍利亞商務專員繆貞白(29歲)抵台,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繆是1966年7月26日在大馬士革向美國投誠。同年8月30日,他在紐約發表聲明,說他有10年黨齡,認識中國內部的許多巨大問題和人民的巨大需要,「我不再能替一個故意對這些問題視若無睹、而僅在海外尋找機會搗亂的政權服務」。


9月,他接受中央社記者專訪,提到1963年起,中共加強對思想的控制。他所進修的「對外貿易學院」天天開會學習毛澤東思想,把毛捧成了神,「每天,我們要讀毛寫的東西兩個鐘頭…開會時,同學間彼此互相批評,看看思想中有沒有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的渣滓。話說太多,把同學完全得罪了;說少一點,要受批評;不開口,自然更不成。那一段期間我最苦悶。」


郭德祿:1968年1月20日,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廚司郭德祿(40歲)抵台,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郭是8年前,1960年2月26日逃離使館,向英國尋求政治庇護。他透露,中國駐倫敦代辦處的29人,和商務參事處的24人,都過著「囚犯似的生活」,「毫無個人活動的餘地」。


同年4月,他在倫敦舉行記者會,說他投奔自由,是因為批評「共產黨非常壞」,即將被送回中國勞改;而且中國「過度的體力勞動,惡劣的生活情況,和欠缺不足的食物」,給他「可怕的印象」。郭德祿後來在英國成家立業,開設中菜餐館「郭園」,並與來自台灣的一位蔣小姐結婚。


馬思聰:1968年3月31日,從中國逃出、獲美國政治庇護的名音樂家馬思聰(56歲)、王慕理夫婦抵台,並在4月舉行演奏會,成為當年藝文界最轟動的大事。馬思聰是中國近代最重要音樂家之一,被譽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音樂創作更近乎全才。其家世(一家都是音樂家)、生涯、遭遇、作品,全是氣勢磅礡的大格局。此處無法深入介紹,僅略述幾筆。


馬思聰留學法國,成名甚早,有「神童」、「國寶」之譽。他曾是左翼音樂家,支持中共,並從香港「回歸祖國」。1966年文革開始,即遭受批鬥,包括被從頭上倒漿糊、被戴高帽遊街、被群眾唾吐,被紅衛兵打罵、罰站、下令在地上爬,以及做各種無意義的勞動等。馬思聰指出,北京有許多他很好的朋友,都被逼迫自殺,或被鬥爭到接近死亡邊緣;上海音樂家李翠貞自殺,廣州許多有名醫生也紛紛自殺。


馬思聰說,文革「暴亂、恐怖、殘酷、愚昧和瘋狂的程度」,是史上空前的,「它已根絕了中國的知識分子」。並指出,中共十幾年來推行各種運動,讓大陸同胞得到一個結論:「每次運動的目的,就是要錢和要命。」「他們(大陸同胞)說,只要能摧毀匪偽政權,即使原子彈掉下來,跟它一同死亡,他們也願意。」


附帶一提,中國名作家老舍死於文革,死因成謎。目前流行的說法是「投湖自殺」(據說他的屍體在太平湖被發現),但馬思聰指出,老舍和蕭長華(京劇名丑)都是被紅衛兵活活害死。蕭長華是被開水燙死。至於老舍,馬思聰和他的住家很近,起初他也以為老舍是自殺;後來一位目擊者告訴他,老舍是被紅衛兵用他使用的枴杖活活打死。


馬思聰表示,他曾被強迫讀毛語錄:現在想起來,毛語錄也給了他一點好處。因為有一則提到:「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去爭取最後的勝利。」他就是照這句話,排除萬難逃了出來。


葉德慧:1970年10月12日,中國女青年葉德慧(18歲)在台灣舉行記者會,說明逃離鐵幕的經過。葉原本住香港,因為父親在中國,她被中共「騙」到廣州就讀中學。到了廣州,才發現中國學生必須勞動,而且要參加數不清的「運動」;加上她是歸僑,「出身」不好,更得賣力做事。文革期間,她參加紅衛兵,卻發現文革是「共匪利用青年的熱情與幹勁相互殘殺,以達到專制統治之目的」,於是退出,並計畫逃亡。


為了逃亡,葉德慧勤於練習游泳。第一次逃亡失敗,第二次在1970年8月,躲過中共的巡邏車、哨兵和狼狗,跳海偷渡,游到新界。來台後,繼續求學,並著有《我是女紅衛兵》(1979)。


袁懋如:1971年1月19日,中國女子袁懋如自美抵台,參加「一二三自由日活動」。袁1958年畢業於重慶大學時,正值「整風」和「反右」運動,她被扣上「右派」帽子,下放農村勞改三年半。之後到成都工廠當技術人員,1968年文革期間,又被拖出來鬥爭,被指為「老反革命分子」。這時她相信,「任何一個社會都不會比中國更黑暗」,遂決定投奔自由。在朋友協助下,輾轉經過雲南、緬甸,轉赴美國,就讀伊利諾大學,再回台灣。


袁懋如在記者會上表示,在匪區學術是沒有地位的,「知識水準愈高的人,被共匪整肅得愈厲害」。她說,美國有些人對中共不明瞭,盲目同情共黨;特別是許多青年趕時髦、當嬉皮,自以為左派,「事實上他們在共匪眼中,是資本主義社會敗壞的特徵,是右派的右派」。


陳南興:1971年9月25日,中國軍人陳南興(27歲)從廈門泅水到小金門,11月來台舉行記者會。陳是廣東人,曾當選共軍「五好戰士」;文革時,多次被派到汕頭鎮壓紅衛兵。他說:當他持槍向手無寸鐵的紅衛兵射擊時,「眼淚始終沒有停過」;「利用我們來殘殺自己同胞,只有共匪才做得出來」,因而對中共徹底失望。


1968年退伍後,陳南興被派到「公社」,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每個月只換得十幾斤糧食,難以維生,決定投奔自由。1971年2月,因為收聽台灣電台廣播被發現,遭中共以「反革命分子」罪名不斷批鬥,遂輾轉逃亡,終於獲得「自由」。


不過,陳南興到了1976年,卻被控發表「利匪言論」,以「為匪宣傳」罪名判刑5年。當局為掩人耳目(和王朝天一樣),在他刑滿後,又送到綠指部拘禁。


按,白色恐怖受難者中,有多名「反共義士」。除本文提到的王朝天、陳南興外,還有陳松、孫仲明、張一能、曲軍成、陳寬盛等;至於最重要的文革傷痕文學之一:《天讎》一書的作者郭坤仁(筆名凌耿),則是受到監控刁難,但未坐牢。他們各有各的曲折故事,值得專文介紹。本文限於篇幅,茲略。


本系列所介紹的反共義士,只是歷年來台反共義士的一部分,並非全貌。但可為當時反共年代的歷史氛圍顯影二三,希望也能為台灣前途的探照,提供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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