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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与反右]刘锡庆:祭奠-怀念几位北师大去世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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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奠
师大周报/1986-12-13/ 第2版面/ /作者:刘锡庆 【 大中小 】
















谭丕模先生遗像








刘盼遂先生遗照








李长之先生遗像




刘锡庆


我是一九五六年九月由西安考入师大中文系的。那一年真是建国后最好的一个年头,也是师大中文系的鼎盛时期。系主任是黄药眠先生。钟敬文先生任研究部主任(相当现在的研究生院院长)。同志们把当时的名教授称作“十八罗汉”:有黎锦熙,刘盼遂,钟敬文,黄药眠,谭丕模,穆木天,彭慧,陆宗达,肖璋,李长之,王古鲁,启功,俞敏,王汝弼,叶苍岑,梁品如,葛信益,程秋帆。而对其中的钟、黄、彭、穆,则尊为“四大金刚”。这个师资的阵容的确是相当硬的,在国内简直是首屈一指。我考到师大前对这些情况全然不知,知道后非常满意、自豪,很庆幸自己能投身在这学者如林的最高学府,能得到这样多的“名师”、“大家”的传授、点拨。


但好景不长,很快就迎来了“整风”运动。“鸣放”了一个月多点,反击右派的声势浩大的斗争就铺天盖地而来。当时师大很“左”,中文系又冲在了最前头。没用多长功夫,钟、黄、彭、穆这四大金刚全成了大右派,李长之、启功、俞敏、程秋帆等先生也成了右派教授。“十八罗汉”损失了近半!伤筋动骨、元气大减啊!可当时的说法不是这样,说是这次“动了大手术”,“成绩很大”,由此系里才能“大治”。此后,果然相当平静了,老师们和学生都相当谨慎。我们学生这边也揪出了二百多个右派,四年级有一个班除了三、两个“逍遥派”没划之外,党小组、团支部、班委会、积极分子竟无一人漏网,整个班都烂了!就连我们一年级,不大了解校、系情况,并没有怎么贴大字报的新生,也揪出了十好几个右派,那能不平静吗?能不“形势大好”吗?


真万幸,反右当中在老师那面竟没有死人。


其实,“斗”他们还是斗得很厉害的。


那原因,我猜想可能是这样:那时候还是允许“辩论”的,右派也可以发言,可以申辩,还有说话的一点儿机会;当时,人并不知道右派这顶帽子的份量,不知道他们竟排在地、富、反、坏的后面,是“阶级敌人”、“十恶不赦”(这之间确有一个戏剧性的演化过程)。


不过,我还是感到了我的这些蒙冤受屈的老师们的坚强!


我当时十九岁,典型的小青年,也是十足的大傻瓜!我站在人群中,第一次看老师们挨斗,而且是这么有名气的老师们挨斗,第一次看学生们斗老师,而且是这么发狠地斗老师,心里总是有几分同情,几分惶惑,还有几分新鲜。


庸人啊,我当时只是一个没有头脑、没有勇气、没有良知的庸众!潮流推着我往前走,我懵懵懂懂地往前走了,却不知道我失去了多么好的时机,多么好的条件,多么好的老师!


在我的老师中,较早去世的是谭先生。


他是教古典文学的,记得给我们讲的是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史。


他很有学者风度,派头也足。身材比较高,微微有些胖,脸盘挺大,头发修剪得很精细,前面有点谢顶,但两鬓及脑后的头发花白细密,配着红光满面的容颜,褐色圆框的眼镜,使人感到可亲又可敬。他的衣服也很讲究,中山装,料子大概很好,不仅裤线笔直,而且周身都极挺括。裤腿很长,翻出一道宽边,露出盖在下面的擦得很亮的皮鞋。他的这身装扮,在我们系的老师中显得很突出。许多老师大约都是鲁迅所说的“随便党”里的一员,不讲究的居多,但他却不如此,雅好整洁,这就显得很突出了。他走路、动作也很沉稳、庄重,一看就感到气度不凡。


他当时是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能给我们低年级上课,大概还是提了意见要求来的。一走进教室,身后跟着的必是他的助教石弘。她替先生拎包,有时也擦擦黑板,非常恭谨。


当时讲课不兴坐,都是站着讲。讲台很高,但那个教室由于是台阶教室,我们坐在后面的,还是得向下俯视。他上课,除了在黑板上写字外,动作不多,依然相当沉稳。但他的普通话实在很不高明,一口浓重的湖南祁阳地方的方音。如讲汉代辞赋家枚乘时,“枚”还听得清些,“乘”他就总念作“信”的音。这样,有时就听不懂了,他就只好写板书。他的字,清秀、漂亮,看起来很舒服。


听惯了他讲课,多数人还是能适应,能懂得的。湖南籍的一些同学,还觉得竟是一种享受。


我非常佩服他的教学方法。他讲授时用的书是他著的《中国文学史纲》,可惜那时书不好买,我们发的是刻印的篇子,用片页纸油印出来,一张一张发下来,自己再去装订。要讲哪个作家或哪个章节了,他要求我们先预习,先看作品;讲的时候便不再照本宣科、重复教材了,而是或提要重点,或补充、发挥,或介绍争议,要言不烦,条理相当清晰。大家一听他说“这个问题,我原来在书上讲了三点,现在又有一些新的看法,下面作些补充”时,就都拿起笔来准备记录了;一听他说“我的看法书上已写明,下面介绍一下目前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情况”时,教室就相当活跃,大家的神情就相当专注、集中了。讲完了便布置自学的要求,然后下课。有时尽管下课铃还没响,还剩下些时间,他也照样下课,绝不拘泥于这些细枝末节,没话找话地去填满时间。这使大家感到很惬意,觉得这才象大学里的上课。


我的自学的能力和谭丕模先生的这种引导就很有些关系。


一直到现在,我的印象里关于他的记忆最深的还是:非常会讲课。口音差点,办法极佳。


五八年上半年我们系编了一本杂志,刊名叫《东风》。创刊号上想请他写篇文章,好象责成我去向他约稿。我那时不知怎地竟当了我们年级的编委,可一向胆小,不善活动,接到任务后很斗争了一番,不得已才去敲了他楼房的门。进去后,我现在的印象是他正在吃饭。一个人单独就餐,小小的碗,小小的盘,品种并不多,质量相当好。我说我来的不是时候,请他慢慢吃,吃完再谈。他好象也同意这个提议。


趁着这个空儿,我用眼光巡视了一下房间,四壁书橱很多,玻璃擦得很亮,里面满满地装着整整齐齐的书籍。床上,桌上,一切都有条有理,干净利索。


他其实是相当热情的。还没吃完,大概是看我挺不自在的样子吧,就边吃边和我谈起来。等他弄清了情况后,便一口答应下来,说写完后让石弘老师带给我。


过了不几天,稿子真的带来了,还有一封信,说明了写作情况并请我们改正。我们看着那篇专为我们刊物写的文章及如此客气的信件,真是很感激,很动情的。我记得那文章叫《论柳永的词》,对柳词相当肯定(特别是其艺术性),这在现在当然并不新鲜,但在当时还是颇大胆、颇解放的。


就在这一年十月,他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团员赴阿富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和郑振铎团长等不幸同机遇难。消息传来,举系皆惊,大家都很悲痛。我记得,丧礼很隆重,我还作为学生代表去他家里吊祭过亡灵。


他逝世的这年才五十八岁,正值盛年。


他二七年就入党了。著作也很多,《新兴文学概论》、《文艺思潮之演讲》、《新兴文学之比较研究》、《宋元明思想史》、《清代思想史纲》,一直到《中国文学史纲》,涉猎得何其广泛!特别是他观点的正确,方法的科学,在老一辈学者中实为难得。但他却去得这样早,这样突然,这样意外,真是天有不测风云,祸也?命也?天道何在??


连骨灰都没有留下一掬。他去了,化作了云,化作了风。


刘盼遂死得最惨。他是被“文革”初期“红色恐怖”的恶浪无情地卷去的。


盼遂先生是全系师生都极尊重,被称为刘老或刘盼老。他是河南淮滨刘套楼人,因刘套楼村原属息县,所以他在著作中往往自称“息县刘盼遂撰”云云。要说籍贯这点,我还算是他的“老乡”呢,我是河南滑县牛屯集人。


刘老是全系的骄傲。他是王国维、章太炎、黄侃、陈寅恪的得意弟子,博闻强记,学问精深,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不论什么难题,谁向先生提出,他都能即时应对,论证确凿,使人疑团尽释,满意而归。他的博大精深的旧学造诣被我们这些无知学子尊为活字典。


他在给我们上课时,我才认识他。


他个子挺矮。也比较瘦。几乎全秃了顶。不看书并不戴眼镜。穿得很不入时,中式的便服,旧而干净。裤子是宽腰系布带的那种,鞋是自家做的圆口鞋。总之,他的样子是太普通了,普通得象个农村的小老头,象个小镇上的干干净净的老居民,象个北京小胡同里退休居闲的好外公——就是不大象知名学者,大学教授!


他走路很轻,也较快,象毫不费力似的。从他步履上看,他身体蛮好,很精神,一点也不显老。


他就是刘老?就是赫赫有名的活字典?就是连知名专家、学者都一律叹服的名教授?


看不出来。真不大象。


记得他讲的是古典文学“作品选”课。好象是魏晋那一段。上的时数也不算多。他操地道的河南乡音,读诗读得很特别,轻重分明,很有韻味儿。我记得他讲曹操的《蒿里行》,读“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时,“争”字已有些重,但“自相戕”三字间隔开来,“戕”字念得低沉有力,特别地重。然后笑着插话说:“自己打起来啦!”看看同学们,接着低头读下去。讲《苦寒行》时,一上来两句:“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他第二句念得既慢且重,很富于表情,把山高、难上的感慨色彩表现得颇为传神;特别是他讲到“熊羆对我蹲,虎豹夹路啼”两句时,“对”是地道河南念法,“蹲”读得极重,“啼”拖得稍长。还有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也是这样:”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窟”“骨”相押,用河南味儿读起来,沉郁、凝重,很有苍凉、悲切的气韻。因我也稔熟河南话,所以在宿舍曾学着刘老的念法读这些诗,大家嘻嘻哈哈,都说我学得挺到家。我得到这种鼓励,心里头着实高兴。


他讲课不吊书袋,不赶时髦,相当通俗、浅显。解诗的话并不多,说的你明白了就不再多说一句。讲典故也是通俗化了的,就象跟你聊天一般。我记得他讲王粲的什么作品时,顺便说了个小故事。说潘安长得很美,是个漂亮的小伙儿,他坐车出去,街上好多妇女见着了,都往他车上丢花,以示好感或求爱之意;王粲却相反,他长得很丑陋,他坐着车子上街,妇女们一看见,便纷纷往车上丢石子,“女同志都不戴见”。大家听了都挺乐儿,王粲这个人的形象就记得挺牢了。他讲话有时很有风趣。记得有一次他说一个女子,说是“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爱人。”下边“哈”地一声就笑起来了。这话本也平常,但和作品的特定情境一对照,一从他这位轻易不说新词儿的饱学之士口中说出,就显得很有趣了。他给我们这些低年级同学讲课真有点象用牛刀杀“鸡”。不久便换了启功先生讲“六朝”作品了。


我留校以后,记得有一年系里办了一个壁报,叫“笔苑”,要请刘老写点东西。写什么呢?大家当时都着急业务上不去,都想读点书,于是想起了囊莹映雪、悬梁刺骨的故事,可谁也说不清这前一个“典故”的确切意义、出处。都是一帮青年教师在办报,当时业务实在很差。这样,就去找刘老了。他很工整地写了介绍的文字,把原委讲得一清二楚。我现在想,他当时一定很感悲凉,我们的大学助教们,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搞“运动”倒行,业务素质是多么低下啊!整天讲又红又专,“专”就是这等水平吗?多么令人汗颜——可这是真事!


觉得不行了,才感到老先生们的可贵。于是,提出了“抢救遗产”的口号。要先生们“献宝”、带徒弟。可谁跟刘老去学呢?先派去助教,不行,觉得隔着好几个层次,没法学;又派去讲师,还是觉着不行,怕学不到真东西;我记得最后还是请郭预衡先生去的。


其实,刘老是“有教无类”,对谁都悉心传授。


只是他近于“述而不作,”著述很少。解放前他并不这样,《文字音韵学论丛》、《段王学五种》、《长蒿县志》、《太康县志》、《汲县新志》以及几十篇论文,显示了他坚实的根柢,过人的才气。解放初期,他也写了极重要的著作《论衡集解》。可为什么自五七年后便绝少撰述了呢?我们当时都很纳闷,许多人以系里的老先生们封建性忒强故不擅写文章作解,以为说中了“肯 ”,现在我不这样看了。若不是那样严峻的政治气候,若没有“左”的绳索的綑绑,象刘老这样早年就著述颇丰的学者会这样的自甘落寞吗?笑话!


但“文革”却水到渠成地爆发了。


开始,刘老还常常来学校“学习”、看大字报呢。他大概没有一点预感:这场运动能整到他的头上。他历史很清白,没有树过一个敌,历次运动检验的结论是:“政治上没有一点渣儿”。


谁料想,八月来了个“破四旧”!


他不住在校内。他家附近的三十四中的“造反派”按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荡涤一切污泥浊水”的召唤,手持棍棒,拿着皮带,突然闯进了他的院落。


抄他家的理由很简单:他们家净是“四旧”,那书多的“老”了,都还是装在套里、盒里的老古董呢。全是“封资修”黑货!


他家还有《参考消息》呢(那时还是控制发行,刘老批准订了一份),看这种东西不看《毛主席语录》,这不是想“变天”吗?


街道好多老头儿都爱往他家跑,聊个没完,这不是“牛鬼蛇神”的大聚会吗?


“造反有理”!这个“臭老九”准不是好人!


跟这班戴着红袖章的”革命小将”们,有什么理好讲呢?你纵有八张嘴也休想能说清!


审问。呵斥。责骂。呼喊。


不老实!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写文章,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打!狠狠地打!


后来,刘老的儿子、女儿分别被他们工作的单位“保释”出去了。他们一出来,就直奔师大,对当时师大领导运动的筹委会头头们哭诉情况,请他们火速去“营救”父母。


可这帮头头们,谁也不理,竟坐视不救!


经过不几天轮番的拷问、折磨,刘老的夫人被打死了;极度虚弱的刘老被头朝下摁在水缸里给活活地溺死了!


财产被洗劫一空。藏书被戚本禹派人用大卡车拉走了——几万元藏书,连同宋版《十三经》这样的“国宝”,都是刘老省吃俭用一点点地攒起来的呀!


一代鸿儒,就这样惨死在水缸之中!


他的老师王国维还可以跳湖自尽,赶上了好时代的他却连这也不可得,被强溺在区区缸水之中了此一生,这是为什么??


当时,我们听了这悲惨的消息,个个唏嘘不已。我总想,他太冤了,太不幸了,太凄惨了。他的溺魂怕永远不能平静!


对他,我只有怀念的份儿了。


“文革”中惨死的还有彭慧、穆木天两口。彭慧是在大操场中被人“押解”着,边催(嫌她走的慢)边踢,一个跟斗栽下去当时就倒毙的。穆木天死在家里,好几天后才发现,尸首都有味儿了。他们火化后连骨灰都没留——没人愿领。这种下场在当时并不为怪,现在想来直令人震悚、颤栗。


我想说点对长之先生的怀念。


我们入学后,最早教我们“文学史”课的就是他、沈藻翔先生讲“作品选”,他教“史”。


他一点儿也不神气。个子中等偏低,黑瘦黑瘦。脸上的颧骨突出着,鼻子上架着一个式样旧、价钱贱的泛着古铜色的眼镜。头髮不多但散乱着,象是从没有好好梳过。嘴,似乎总有点干的样子。身上的衣服很随便,皱巴巴的象总也平展不了。冬天,他穿的竟是一件黑灰色棉袍。鞋是中间系带、孔眼很多的黑棉鞋。那样子,给人的整个印象就是邋里邋遢。走路也不对劲,一拐一拐的,速度慢,很吃力——他患着类风湿的病。不仅腿脚不灵,肘关节、手关节都紧缩着,略异于常人。


可他很善于讲课。山东味儿的普通话,从他微微发干的嘴里流畅地吐出来,每句话挺快,但话和话之间却有些停顿,听起来还真舒服:它很有节奏。他用的书就是他著的《中国文学史略稿》。每册不厚,但分装为四册,封面上的字很显豁,里面是竖排的文字。当时这本书很畅销,社会上对它评价颇高。我们能听他亲自讲授,个个都很得意。我就没有买到这本书,看到人家有,羡慕得不得了。他讲的神话起源、衍变,象羿射九日、夸父逐日、嫦娥奔月等,我至今还有点印象。他讲《诗经》,分析得很精要。不久出了他的《诗经试译》,我一看他的译文,来了翻译的兴趣,找来余冠英、高亨的几个本子,对照着也译了起来。当时,我跟同班同学赵振平相好,他是山东人,对长之先生佩服得不得了,他看我译,他也今译起来。我记得我译了二十来首国风,诗味儿自觉比长之先生的好点——当时年轻气盛,不知深浅。后来,记得还译了一些屈原赋,觉得郭老的译诗还是厉害——他毕竟是大诗人。于是,从此罢手。但我一直“好古”,对古典文学学习可说是不遗余力。这些,都是李先生给予我的影响。


当时,在文艺界李长之的名字也叫得很响。记得他那篇《论文学史家的鲁迅》就发表在改刊的《文艺报》某期的头一篇,排印得很气魄,洋洋洒洒,宏篇巨幅,反响相当大。听说他这篇东西写得很神速。说是他一个晚上就能写一万多字。这使得北大的吴祖缃教授都佩服之至。他这时担任北京作协评论组组长,老舍先生是主席,文艺界的许多活动他都参加,发言很多,文章写得也很多。你只看看他这几年的成果就知道他是如何活跃了:五一年他写了《李白》一书;五三年写《陶渊明传论》;五四年出了《中国文学史略稿》;五七年出了两本书《诗经试译》、《孔子的故事》。我觉得那是他一生中学术的黄金季节,精力之健旺,才思之敏捷,文笔之洒脱,成果之丰硕,都是惊人的!当然,他解放前的著述就极多,但这段时间他在思想、观点上前进较大;又值盛年,趋于成熟了;事实上,他也意气风发地阔步走在了当时学界与文坛的前列,引人注目地红了起来——这种势头要是能够再持续下去,他,“长之先生”,该会作出怎样的成绩,怎样的贡献啊!


但反右开始了。


李先生并没有怎样在学校鸣放。他无非在一些请他参加的座谈会上发过点言。他忙,没有多少闲功夫去讲演、贴大字报。但他写过一篇叫《墙倒众人推》的杂文,事情就坏在这上面。他的右派帽子的定性材料——那时叫“钢鞭”材料——就主要是这篇所谓“白纸黑字、铁案如山”的“反党”杂文。这篇东西后来我仔细研究过,觉得没有一点问题。真的没有!它无非是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三害”是横在党和人民群众中间的墙;整风就是要拆掉这堵墙;怎么折?党和人民群众携起手来,一起把它推倒。这不挺对吗?不,那时可不这样分析。首先,党、群间就没有墙,说有墙,这是恶意挑拨,离间党群鱼水关系;其次,要说有墙,右派感到的墙,那不是什么“三害”,而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墙倒众人推”,这就是公然号召人们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右派利令智昏的反革命心声!这么一“层层剥笋”,一“深入分析”,好了,李长之是大右派的结论就铁定了。


这种掛辩证法羊头卖诡辩论狗肉的把戏,不知毁了多少人的青春年华、身家性命!


李先生是清华哲学系毕业的,他对诸种哲学流派不会不熟悉,但他这次却被引蛇出洞的“阴谋”韬略弄得人仰马翻!


自从他的名字和“右派分子”联系起来之后,他的困难时期——而且是漫长的困难时期就到来了。


他被剥夺了教书上课的权利。


他被剥夺了研究著述的权利。


他甚至被剥夺了思想乃至行动自由的权利。


分配他的“差使”是打扫楼道、清扫厕所。


这是一种最重的、带有侮辱性的惩罚措施。因为,他认罪态度差,“不老实”,被划为了极右分子。还有一个“极右”分子,是俞敏先生,他被指派为管理劳动工具,推粪车积肥。


这样,你每天都可以看见他了:拿着条帚簸箕,扫啊,扫啊。扫完了楼道,就去扫厕所。倒垃圾,倒大便纸。一趟,一趟。一瘸一拐地更加吃力了。


有一次,我看见他在扫楼梯。大约是雨后吧,楼梯上积着很多泥巴,踩的久了,都变硬了,条帚扫不净,他象是拿着小铲子在一点点地“咔哧”泥痕。腰弯得很深。有时简直象跪在那里。行人走过,他就停下来,以免弄髒了人家的衣着。他每直起腰时,就微微喘气,脸憋得很红。我看着他这辛苦而认真的样子,走过来时就就对他说:


“算了吧。扫也白扫。外边不干,泥还得带进来。过两天再说吧。”


他听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再有再扫嘛。这样干净一些。”


真没办法。还这样叫真儿。改造得真够“可以”了。我当时心里只觉得他老实的有点可怜。


可据说他的表现仍很坏。时不时的要由“监改”小组人员“敲打、敲打”他。


这些都做完了,就给他再找些活儿干。不能“便宜”他、让他闲着。那样、不利于“改造”。


开始还派点外面(室外)的活儿,但他类风湿确乎在渐渐加重了,行动迟缓,没有啥劲儿。于是改为查资料、抄稿件,关在小屋子里按时上、下班。


后来,我从系里另一个患类风湿病的教师那里知悉,她晚上经常疼得睡不着觉。我推想:病得比她厉害得多的李先生,那些年不仅精神而且肉体一定相当痛苦!


就这样,迎来七六年十月。粉碎了“四人帮”。


可一直到这时,他(还有俞先生)还牢牢地戴着右派的帽子!他的帽子算是戴到底了——最后落实右派错划、平反问题时,他才得到解放


时来运转了,他却明显地不行了。


那时学校来了新的书记。他们非常看重李先生。一次次家访。一次次关怀。想让他搬到学校住;想给他配备助手;想让他专心致志地从事著述;想让他带点高水平的研究生……可一切都太晚了:李先生已病得相当厉害,体质虚弱,手变形得握不住笔,再也不是当年一个晚上写出一万多字的李长之了!


我到现在还觉得:他的命真是不济。很象是鲁迅在《墓碣文》里所说的那样:“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他是由高峰一下子跌到深渊中的。及至他爬到了平地,眼看这新的高峰在向他招手,他却一步也爬不动了。


他到底被病魔紧紧地擒住了。


说是肺炎。住到了北医三院。


我想,肺炎不过是最后的併病症而已。不是肺炎也会是别的什么。实际上是他的老病把他拖垮了。以前‘他大概就从没好好地看过病。没有看病的时间、条件!


病情险恶。他已昏迷不醒。需要系里派人日夜守护了。


我想去医院守护一次。我虽不是古典组的,但我觉得应该去一下。那时,我身体尚好。


我怀着沉重、虔诚、肃然的心情到了病房。房间很小,只他一人。他躺在病床上,盖着白被,一只手伸在外面打着吊针。


他闭着眼。有时有点很痛苦的表情。脸很红很红。嘴唇的皮干裂着。他已睁不开眼,说不出话了。昏迷。发热。


他的姑娘从家拿来熬的鸡汤,给他灌了几小勺。他不知道要吃。嚥一点,流出好多。


医生来打针时掀开了被子。这时我才看清,他赤着身,什么也没穿。全身红通通的,比脸还红。好象是病痛的消魔吧,他瘦极了,只剩下薄薄的皮肉包着骨头。长度也好象缩了好多,他蜷缩在床上,就象一个八九岁的小孩那样大。


看到这种情景,我鼻子一酸,眼泪竟簌簌流了下来。


医生叫我帮她给先生翻身。我胡乱抹了一把眼睛,赶紧去帮她的忙。我不敢搬先生,不敢动手,只是瞎忙活地比划了一气。先生的臀部已生了“褥疮”,躺得太久,也太瘦了。


我出来时,在门口站了一会,又回头望了一眼。我这时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怕不行了。我要再看一眼,记住它。这可能是最后的一面了,我不会再见到活着的先生了。


不久,他便与世长辞了。


先生的一生是个悲剧。是个不应发生的悲剧。他在喜剧的氛围中结束了他漫长的悲剧,使人更加感到悲凉凄苦。


他比盼遂先生的死,更让人惋惜。盼遂先生死时,那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岁月;而长之先生死时,却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时代啊!


我希望,这种悲剧再不要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我用这种愿望来祭奠我的几位老师;也用这种愿望来庆祝我们的教师节。


“教师万岁!”他们在人们心中被怀念着,被尊崇着,高高地矗立着一座心造的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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