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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东建:透析朱多锦“文革”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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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东建:解读《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透析朱多锦“文革”研究的意义

作者:魏东建      时间:2010-08-17   来源:白鹿书院
    
  一 朱多锦“文革”研究的文本解读

  被称为“学者型诗人”的朱多锦先生继2001年诗作诗论选《沉思岁月》由长征出版社出版后,文论论稿选《发现与批判》又于近日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共有51万字,由山东大学著名教授吴开晋先生作序,著名老诗人塞风先生题写了书名。
全书共分为“文论”、“诗论”和“史论”三辑。全面展现了朱多锦先生几十年来在文学和史学诸方面的全部思考及探索,过去几个时期的朱多锦先生有影响的学术撰述已全都辑于了此书,比如辑于“文论”的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七思书”》、《鲁迅研究新阶段的到来》及《诸葛亮人物形象批判》等文,辑于“诗论”的有《透视当今中国的现代诗运动》、《发现“中国现代叙事诗”》及《发现“孔孚”的意义》等文章,特别是辑于“史论”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和《鲁迅“反思意识”批判》的两篇长文(共十四万字),可称“惊世之作”。
  所以要对朱多锦的学术进行研讨,首先就是对其他的学术作品进行解读,要读透,才是做好对朱多锦学术思想研究与评价和透析朱多锦“文革”研究的意义的基础。要解读他的学术作品本身,其中他关于“文革”研究11万字的长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是万难绕开的。
  朱多锦于1967年(“文革”的第二年)便开始了他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因此朱多锦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国‘文革’研究第一人”。他研究“文化大革命”在于揭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而要揭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重要的在于发现“文化大革命”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的根源,其中决定“文化大革命”兴起的“社会深层的矛盾运动”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而要揭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重要的又是对思考历史的正确方法的把握,而要做到对思考历史正确方法的把握,必须先正视自己正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他说“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在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思考我们正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在思考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思考‘文化大革命’”。
  他所把握的“思考研究历史的正确方法”,就是“关于‘文革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的根源,不应到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即人的头脑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的变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扣结,既物质生产、生活的矛盾中寻找”这种历史观念是打开“文化大革命”兴起奥秘的一把金钥匙。从“应到哪里去寻找‘文化大革命’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1966年)的中国社会的根源,这种根源到底是什么?”这个关键问题入手,他说,直到今天“我们还只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只在人的头脑中寻找‘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根源,这意味着的是,面对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政治力量的斗争交织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动态的历史画面,注意的只是‘运动’,而不是注意‘什么在运动’。”正是他注意到“文化大革命”从本质上是“什么在运动”的这个问题,他终于发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那就是由1958年造成的“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他说正是这种关于物质生产的矛盾运动决定了在其未来一系列的历史联系的链条上必有一环是解决这个矛盾的运动,那种了结这种矛盾冲突的运动在将来的上层建筑中的反映将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变动。这就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的结果及继续。由此,他推论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所注定的文化大革命 “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前途;也即其政治过程只能是“以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否定为开始并开展起来”,最后将必再以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政治上最后被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否定,即以对否定的否定的结局为结束。他说,事实我们终于看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每将自己的‘左派政治’推进一步,便都将自己置于自我否定的境地。这样,‘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过程就框定在‘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的框定之中,无论什么力量,都改变不了由这种矛盾所注定的结局。”在这个过程中又表现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表现形式,按朱多锦的话说,“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是“以所谓的‘左派政治’极端推进而让那种政治的政治命运终于走向其反面的结果作为结局的这样一种政治表现形式”。
  朱多锦“为了彻底地将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变为科学”,他还有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渊源的探讨,那是在“‘超先进’的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问题上去寻找产生当那种政治指导思想(也就是一种“基于思想的阶级斗争的激进道德‘唯意志论’”。)的物质基础。”换句话说,那种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也就是“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又是怎样出现的?,为此,朱多锦将目光透向了中国近代史。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自鸦片战争始,国门被打开,中国的变化就与世界的事情连成了一气,从此开始推出的是中西文化大碰撞、大交融的一种宏阔的历史背景,这种情况进入现代史已表现得非常明显、非常强烈特别是在‘五四’时期”。因此他便得出中国历史的发展纳入了一个“被西方化”的过程,所谓“被西方化”既在于中国社会为大势所趋,被迫纳入的是西方社会的发展逻辑,其具体过程为:‘被近代化’、‘被现代化’甚至还会有‘被后现代化’。有‘被西方化’就有‘反被西方化’。这是从近代史开始的中国历史已没法绕开的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又包括两种矛盾:一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矛盾;二是传统道德判断、审美价值与财富增长、名利追求的矛盾。正是这种“被西方化”和“反被西方化”的矛盾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一种基于思想的阶级斗争的激进道德的“唯意志论”的社会意识,这种社会意识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在当时得到了充分体现,于是有了“超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同时朱多锦还分析到中国传统思想和外来思想(主要是西方思想)对这种政治哲学的形式的造就。朱多锦最后还提到一个问题,那就是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体制没有自己的“权力制衡”体系,这种“没有”就是一种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了当时那种基于思想的阶级斗争的激进道德“唯意志论”的政治哲学在当时中国成为社会实践的现实。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中国近千年封建时代的后遗症。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政治文明”,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朱多锦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的探索概况。这里顺便提到,在《发现与批判》一书中排在关于“文革”研究后的还有《鲁迅“反思意识”批判》的长文,所为批判,其实是对一种“人论”、“文化论”的思想的批判,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一文的关于思考历史方法问题的再发挥,是关于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问题的具体阐释,由此也可以说是朱多锦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这篇文革研究长文的哲学意义上的“延伸”。

  二 透过文本看意义:心系民族命运 ,立足发现和批判

  提到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多灾多难的的历史,一句“历经磨难,而又坚韧不屈”的话总会从我们的心底与口中冒出。然而重要的却在于透过中华民族的历史,发现并掌握历史内里的规律及各种历史现象的本质。这才是增进人类发展的主动性。而这种发现却又是在一种历史的批判中完成的,由于掩盖历史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历史现象及政治淤积太深厚,要完成其中的发现,首先便是透视历史现象及清理、清除各种政治淤积的过程,这种过程便是“批判”。吴开晋教授在此书的“序”中所说:“如果单说到朱多锦学术之深刻那就是他总是对问题进行本质寻求及把握的缘故。这是什么?这是发现。要发现就要有一个剥离现象、掘去覆土及拨掉芜杂的过程。这又是什么?这是批判。读他的学术文论感到他是在一步步引导你向问题的最深处—本质处—靠近,其间,每一步都要付出批判的笔力。”我想,朱多锦的学术正是立足于发现和批判的,发现和批判就是他的学术的过程。他这样做的目的与出发点是对中华民族及全人类的大爱之心,是因心系民族及人类而呕心沥血。但因其要用批判的解剖刀面对自己的最爱,这就造成了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两难;也因其研究过程的漫长而必须忍受寂寞,更因其作为研究者手持批判的解剖刀常常引起种种不解、误解甚至自己而成了批判的对象。这就要要求自己,既要有对中华民族的大爱而超过爱自己的生命的人格,又要坚定一生寂寞的意志。此途艰险,行者寥寥。正如以上所说,朱多锦的命运便成了这个民族命运思考者的命运,这种命运也便成了中华民族命运的缩影。朱多锦对民族命运的思考是从“文革”开始的,他的一切学术研究都是由此而来,同时还和他的诗创作是相通的,是相激和互进的。
  关于朱多锦“文革”研究的成就,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张志忠先生曾在发表于1996年第二期《读书》杂志上的一篇题为《拒绝遗忘》的文章中评价朱多锦的发表于1993年第3期《青年思想家》上的题为《“文革”研究在国外》的一篇文章时,说朱多锦所作的是“是令中国学者汗颜的”。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这篇学术长文的价值与意义,现在我们还没法估量。但是单从朱多锦的“文革”研究进行中的关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运用极其对“文革”历史的本质性把握来说,就已确定了朱多锦在“文革”研究领域中的独特地位。
  这就有了山东大学著名教授吴开晋先生在为朱多锦的诗作诗论选《沉思岁月》所作的“序”中所说的话:“我惊讶于他见解的独特和思考的深刻。他的每篇文章都曾令我激动不已。”
  朱多锦的“文革”研究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源于他对中华民族的大爱之情,主要依靠的是他的“爱真理胜过生命”的学术精神,其实,做学问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只认真理不畏权势”,正如吴开晋教授在为本书所做的题为《登山人的风景》的序中所言“朱多锦是真读马克思的书的人”,他因真马克思的书,而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了他的‘文革’研究,后来他又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学本身的矛盾(就是一进入对将来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预见立刻陷入和自己在分析资本主义时的方法的矛盾中——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导致向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无产阶级一旦专政成功成为‘专政阶级’既‘统治阶级’,就成了最大的有产阶级,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这样原来的无产者要想保持住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就必须充分调动主观意志而意志地‘决定’自己的阶级‘本色’不变,这是难以做到的。当然任何学说都不能超越时代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是,我们的党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发展着党的理论。现在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针对当今的国内外新形势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是这种唯真理不畏权势的治学态度,恰恰正是当今学界所缺少的,这些问题学界中人都认识到了,可是多数人,对此只停留在牢骚与抱怨上,自己却是随波逐流,屈从于世俗的惯性。朱多锦依凭自己对“华夏民族”的大爱之心和“求真、求是”的学术态度一路走着,他依凭自己历经坎坷的人生经历及从“炼狱自己”、“独行自己”、“成为自己”的学术经历在学界树了一竿大旗。他真是“呕心沥血觅真知,赤子情怀报华夏。”这也正是朱多锦的文革研究之于当今学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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