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媏传媒 文革八问:为什么发生,为什么蔓延,为什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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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八问:為什麼發生,為什麼蔓延,為什麼失敗

半個世紀後,「文化大革命」在中國仍然是危險話題,官方盡力淡化迴避,民間爭議則撕扯着整個國家。文化大革命之於中國,一如法國大革命之於法國。  

直到法國大革命結束160年後,法國公民仍然必須挑選歷史,填寫出生年月,選擇舊制度或是大革命。直到二戰結束後,法國大革命才在法國政治中消失了,因為無論左右,終於有了共同底線,在自由與平等、歷史與現實間不再有根本分歧。終於,圍繞着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所展開的任何辯論,都不再包含政治利害關係,也不再包含巨大的心理投資。  

這是法國大革命史家傅勒描述的後大革命時代的法國,「當一個歷史事件失去當下一切參照意義、不再是一個世界的想象的鏡子之後,它就從社會論戰領域轉移到學者討論的領域中去。」  

歷史學家雷頤將這段話反向論述,「如果這個歷史事件仍有當下參照意義、仍是一個世界的想象的鏡子,它就註定不可能只限定在學者的討論之中,不能不依然存在於『社會論戰領域』,成為社會關注的公共話題。」

已經過去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一個仍然處在「社會論戰領域」的公共話題,雖然官方對其「早有定論」,並且不斷迴避──但五十年之際的種種古怪現狀,從任志強遭遇的「十日文革」官媒大批判,到「五二紅歌會」在人民大會堂高調演出引發的巨大社會憂慮,都讓「文化大革命」的幽靈,閃爍浮現。  

而在社會領域,文化大革命一邊被徹底批判,一邊又被不斷追憶,由於歷史研究在國內長期遭到限制,出版、教育、報道等各個可能導致真相與共識的領域都被堵死,所以立場已是一切,事實從來欠奉,共同底線的可能則蕩然無存。  

文革到底是什麼?文革從何而來?文革造成了什麼?應該如何反思文革?文革還有可能發生嗎?……  

在漫長歷史與不同回憶中,端傳媒試圖提煉那些重要而困難的問題,這注定是一場沒有標準答案的旅程,而嚴肅的追問,只能不斷逼近真相。


【一】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

為什麼毛澤東這位魅力型領袖,會在其生命的最後十年,發動一場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五十年後,巨大疑問仍懸而未決,而答案可能永遠成謎。

諸多長期研究文革的史家,答案各不相同,回答端傳媒時也通常以「這個問題一直存在爭論」開端。而有的學者則更加乾脆,直言「我不會去回答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這個問題,因為沒有意義」。

中央黨校教授、文革歷史研究專家卜偉華所著《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是目前最受認可的專業文革史。面對這個問題,他對端傳媒說,「毛發動文革(的原因),只有毛澤東自己才清楚。別人都是根據現象推測分析。所以對於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革,只能根據已發生的事情和現象推論。」

民間和學界關於文革動因的推論,一直圍繞在「烏托邦社會理想說」和「權力鬥爭說」之間。

烏托邦社會理想說:以「超極權」超越斯大林體制
烏托邦社會理想說認為,毛想要超越斯大林主義極權體制。

這源於他深深不滿於斯大林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斯大林體制往往被視為官僚極權主義體制,而毛澤東直接不滿於官僚極權主義體制。

「毛看到了中共體制與斯大林體制一樣,已經完全走向了群眾反面,成為了他們的敵人,早晚有一天會被推翻,」歷史學家吳思提供了一種可能。

在吳思眼裏,毛澤東與莫斯科的關係,一直緊張微妙。而毛澤東想要超越斯大林的蘇聯,有中共革命傳統的底氣支撐──

歷史上,中共按斯大林意圖進行的革命,屢次失敗,並因此犧牲巨大。直到國共內戰快要結束之際,斯大林仍然建議國共劃江而治──但在毛澤東意志領導下的革命,卻最終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整個中國大陸。

另一方面,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做了秘密報告,發表《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徹底否定斯大林,改變斯大林路線──在毛眼中,蘇聯變色了。

為了避免中國走向蘇聯之路,毛澤東決心超越斯大林體制。於是在其生命的最後十年,他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試圖建立一套全新制度。

「變色」後的蘇聯,不再是標準的官僚極權主義體制。魅力型領袖消失;嚴峻現實澆滅了意識形態理想,社會動員能力大幅下降,民眾以冷漠取代熱情,因此蘇聯進入「后極權」時代。

在「後極權」局面中,「物質刺激,利潤掛帥」成為蘇共的指導思想,而赫魯曉夫則更是形象比喻道,蘇聯要帶領人民追求「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

旁觀蘇聯朝向物質化的後極權「墮落」,毛澤東深感焦慮。他同時驚訝發現,斯大林主義極權體制穩定性極差,接班人問題更是這一體制的「癌症」。

此時在中國,毛本人正面臨同樣危機:他信心十足發動的「大躍進」,已被證明為大失敗──1959至1961年大饑荒導致了至少2000萬中國人死亡。在1962年中共7000人大會上,毛澤東遭遇官僚集團全面抵制,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脱離官方報告,認為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公開否定毛澤東的判斷,毛澤東不得不自我檢討。這次本來是「總結大躍進經驗」的大會,被開成了官僚集團的「出氣會」,至此毛澤東的政治經濟主張,都被邊緣化。

吳思將這一文革時期的新制度命名為「超極權」。

此後,第一線中央領導人在全國範圍內調整政策,提出「三自一包」,允許農民經營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以及包產到戶,在國際範圍內則提出「三和一少」,即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革命」都和平相處,儘量減少援助「世界革命」。

諸多政策與毛澤東引為社會主義正統的「三面紅旗」(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直接對抗,南轅北轍。「物質化墮落」似乎正在變得不可避免。

烏托邦社會理想說認為,為了避免中國走向蘇聯之路,毛澤東決心超越斯大林體制。於是在其生命的最後十年,他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試圖建立一套全新制度,完成社會主義的「制度創新」,在這個過程中,必然要掃清原有的權勢庭院,權力調整也註定要伴隨整個過程。

在與端傳媒的訪談中,吳思將這一文革時期的新制度命名為「超極權」。

權力鬥爭說:重奪權力才是真相

與烏托邦社會理想說不同,權力鬥爭說始終將權力爭奪、而非烏托邦理想置於最核心位置。1962年7000人大會之後,毛澤東在黨內大權旁落,居於少數。江青在文革初期明言:「七千人大會的時候我們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

1964年「四清運動」期間,劉少奇與毛澤東對運動方式多有分歧。在劉少奇對江青說「不能教條理解毛澤東思想」之後,江青向毛哭訴。她特意提及赫魯曉夫這個讓毛澤東敏感觸痛的名字,「赫魯曉夫等斯大林死了作報告。如今你還活着,他就作報告了」。在此以前,毛澤東對江青從政有所約束,而從此以後,江青高調走上政治舞台。

事實上,從1962年開始,毛澤東已經開始準備反攻,此後數年,毛澤東及其團隊做了諸多準備,而其中最大的準備,便是「造神」。

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對端傳媒分析,「在此期間,毛澤東有很多意識形態鬥爭、批判鬥爭的輿論準備,通過林彪、劉少奇等鼓吹個人崇拜。到1965年時,全國上下的個人崇拜已經非常厲害。而個人崇拜最大的好處,就是能讓毛澤東大展身手。」

到了1966年,反攻時機終於成熟。

持權力鬥爭說的研究者認為,毛澤東的烏托邦社會理想「凌空蹈虛」,而權力鬥爭則「腳踏實地」。

無論是烏托邦社會理想,還是權力鬥爭,都離不開毛澤東對其接班人的更換。

在這場黨內最高權力的角逐中,毛澤東宣稱的「抓黨內的赫魯曉夫」,「防止修正主義」等口號,看上去都難以成立。卜偉華反駁道,「所謂抓黨內的赫魯曉夫,一個反修,一個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都是空洞的,實際上是針對中央一線。毛給他們加的罪名,完全是主觀的。劉少奇在復辟資本主義?復辟到哪一步呢?中國實行過多少資本主義?這些『帽子』很荒唐。」

而無論是烏托邦社會理想,還是權力鬥爭,都離不開毛澤東對其接班人的更換──而接班人制度,正是共產主義國家從未解決過的制度難題。

一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家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認為這才是文革發生的根本原因:「中央主席應該由中央委員選舉產生,否則中央委員會有何用?直到今天,中共都沒有進行制度化改革,這一體制仍然潛伏着深刻危機。而文革很大程度上,就是接班危機造成的。這一難題在共產主義體制下,沒辦法取得程序性的解決方法。」在受到相關部門警告後,他要求匿名。

綜合權力鬥爭說與烏托邦理想社會說,文革研究專家、《炎黃春秋》雜誌執行主編丁東認為,權力鬥爭與實驗理想社會,事實上對毛澤東是同一件事。

「毛澤東的『五一六通知』是更換接班人;他對林彪的『五七指示』,則是他理想社會的藍圖。他既要解決換接班人問題,拿下劉少奇,同時也要進行烏托邦實驗,把全國辦成一個大學校」,丁東告訴端傳媒。

文革到底是權力鬥爭還是烏托邦追求?或許真正答案,只有毛澤東的孤獨幽靈知曉。

「我不會回答毛為何發動文革。我關注的是他為何能成功地發動文革」。

在訪談中,卜偉華甚至認真講述了另一種可能──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很有可能是因為「有病」。

「晚年毛澤東的腦子,很可能有毛病,可能間歇性發作。但是我們沒有很多第一手材料,證明他到底病到什麼程度,對他影響有多大。」

這一判斷看上去荒謬,卻合乎邏輯。沒有任何力量約束的獨裁者,必然恣意妄為。「病夫治國」,恰恰是獨裁體制常態。因此,一位斯坦福大學社會學家告訴端傳媒,「我不會回答毛為何發動文革。我關注的是他為何能成功地發動文革」。

也因此,或許更值得探尋的問題是,毛澤東何以成功發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二】更重要的是,為什麼文革能被成功發動?

(本節由郭子健與鄒思聰合寫)

儘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一個極其特殊的形態,但是文革的成功發動,卻有着普遍的邏輯:歷史的傳統與時局的累積。

中國是否已經走出帝制?這個問題言人人殊。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大革命能夠爆發,卻是帝制中國無法企及的目標──它需要一個遠勝於皇帝的「超凡領袖」。

在帝制時代,皇帝足夠專斷,可以焚書坑儒,大興文字獄。但皇帝專斷並不上通下達,足令眾生畏懼。皇帝與民眾相距遙遠,對皇帝的正負評價,只存在於士大夫的史書中。

民眾生活從不與皇帝緊密聯繫,對皇帝缺乏感情,很難狂熱。並且,傳統中國有成熟的道德體系──皇帝所以祭孔,是因為皇帝本身無法發明道德,只能繼承道德,無法跳出儒家的話語結構和倫理規範,這成為皇權的界限。

毛澤東卻完全不同。

在缺乏一神教傳統的東亞中國,世俗領袖承擔了上帝功能,同時佔據政治權威與道德權威,成為「全能之神」。

他發明新道德,對中國傳統不屑一顧,藉助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反傳統的思潮,變叛逆為正統。同時,他借鑑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將真共產主義者(留蘇派的王明、博古)打上教條主義標籤,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中國社會提供了全新道德。

除此以外,他通過民族主義,以及蘇聯共同帶來的反西方力量,使自己的政治權威與道德權威大破大立,成為最有影響力和號召力的「超凡領袖」。

現代意義上的「個人崇拜」,領袖變得可視可感,他與人民直接對話。在缺乏一神教傳統的東亞中國,世俗領袖承擔了上帝功能,同時佔據政治權威與道德權威,成為「全能之神」──這是東亞激進「西方化」所帶來的附屬品,並被打上深深的皇權烙印。

然而,領袖何時變得「超凡」?

延安時期,紅太陽已然升起

文革史研究專家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大陸常用音譯麥克法夸爾)將文革起源追溯至1956年──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和蘇共二十大。

馬若德認為,1956年之後,毛澤東走上激進路線,而後遭遇挫敗;同時在蘇聯,斯大林遭受批判,毛感到空前危機。此後,尤其是1957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使中共黨內民主不再,毛澤東從此成為說一不二的絕對權威,「左」傾錯誤至此暢通無阻。

馬若德盛讚中共延安時代,他認為中共在延安開創了集體領導的「延安圓桌」制度,毛與其他中共領袖在圓桌上關係平等。中國大陸官方定調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同樣認為1957年之後的左傾,才是毛時代錯誤的發端。

歷史學家高華並不讚同馬若德,他的研究發現: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發動,根源恰恰始於1940年代中共延安時期。正是此時,毛澤東作為「紅太陽」迅速崛起。

即便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命運實際上取決於是否「失信於」毛澤東。即使在「文革」中被打倒,他們也不敢破釜沉舟,忤逆領袖。

全面梳理1940年代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1941年5月﹣1945年4月)之後,歷史學家高華認為,毛澤東個人權力在延安整風之後,與其他政治局成員已然高下立判。1943年,毛澤東有了新的稱號:「政治局主席」。自此之後,中共中央的決定,都需要毛澤東本人親自批准,方能傳達下發。上至以「中央」名義起草的文件,下至《人民日報》社論,毛澤東都擁有不可駁回的最終決策權。

即便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從此對毛澤東也再沒有過「對抗」,他們完全成為毛澤東陣營中人,並服從毛的意志。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們都沒有與毛產生過路線鬥爭,抑或平等談判。他們的命運,實際上取決於是否「失信於」毛澤東。即使在「文革」中被打倒,他們也不敢破釜沉舟,忤逆領袖,皆因毛澤東的神聖權力,早已超越正常決策體制。

有了古老傳統和穩固「制度」,接下來的事情便順理成章。經歷了「大躍進」後深感挫敗的毛澤東,在1960年代全面開始自我神化:

廬山會議之後,被寄予厚望的林彪不負領袖期待,率先在軍隊裏發起「學毛著」運動,迅速推出兩個「英雄模範」雷鋒和歐陽海,在無私奉獻的動人故事中加入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重頭戲;縣委書記焦裕祿則被冠以「毛澤東的好學生」光榮稱號……

此時,「朱毛紅軍」早被拋之腦後,「毛主席、劉主席」銷聲匿跡,「超凡領袖」只待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

官僚極權體制的超級動員能力

在毛澤東獲得空前聲望的背後,是一整套國家機器的支撐運轉。文化大革命雖然形態特殊,其發動方式卻毫不獨特,仍然仰賴於斯大林建立的官僚極權主義制度──在這套體制下,人人都要參與政治運動,無法逃脫。儘管對毛澤東為何發動文革的一種解讀恰恰是,毛不滿這種官僚極權主義制度。

1949年以來,除了著名的「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運動以外,實際上,在中共建政頭三十年中,中國大陸從城市到鄉村、從政治到經濟、文化、社會諸領域,一共發動過五十五次全國範圍的政治運動,頻率達到一年兩次。每次運動,都是舉國動員,全民參加,社會驟然緊繃。

毛澤東雖然「反對」斯大林極權體制,卻恰好利用了斯大林體制的極大動員能力,「從上到下」地成功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中共沿襲斯大林極權體制,製造了一個政經高度重合、國家社會高度一元的體制。國人被編入「單位」,鎖定戶籍、確立崗位、建立人事檔案,人人難逃政治運動中的審查與批鬥,成為一個「沒有退出機制」的社會。

歷史學家雷頤告訴端傳媒,「黨國體制用計劃經濟等方式,將每個人都納入黨領導的機構與單位裏,在此種情況下,執政黨內部的鬥爭,必然會變成一個全社會的運動。」

而這一體制,在發生在重大失誤的情況下,毫無及時糾錯的能力。

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告訴端傳媒,「文革前,很多黨員和高級幹部已經看到問題,但沒有辦法具體糾正這些錯誤,沒有途徑和制度去提出反對意見。」

因此,毛澤東雖然「反對」斯大林極權體制,卻恰好利用了斯大林體制的極大動員能力,「從上到下」地成功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17年的怨氣,導致了「奉旨造反」

文革之所以成功發動,民間憤怒綿延不絕,也離不開斯大林極權體制導致的巨大基層怨氣與仇恨。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基層幹部和民眾遭受數次政治輪替,在整人與被整中不斷轉換。土改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很有可能成為四清運動的審查對象。因此,新老幹部之間的仇恨、基層幹部與普通民眾之間的仇恨,醞釀於歷次政治運動中,在「文革」前積累到了頂點。

除此以外,文革前17年的教育體制、高度一致的意識形態、建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思想改造、政治批判運動,都讓整個民間思想高度一致,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這給文化大革命的失控,積累了亟待燃燒的薪柴。

「文革」作為「群眾運動」的背後,也是「奉旨造反」的群眾報復。

1966年,處於黨國體制頂端、備受人民崇拜的「超凡領袖」毛澤東,看起來要一手毀掉斯大林極權體制,給人民真正的「民主」了。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一呼百應,文革成功發動。

此後,毛澤東批判黨內二號人物劉少奇,更是讓「造反」變得不設上限,文革於是迅速演變為難以控制的群眾運動。藉助「天下大亂」把昔日鬥過自己的官僚打翻在地,「造反有理」不啻為一道免死金牌。「文革」作為「群眾運動」的背後,也是「奉旨造反」的群眾報復。

「但毛澤東從沒想過要給中國人民真正的民主。他不放心中國人民,他覺得放開群眾,就會產生修正主義、經濟主義。他不像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袖吉拉斯,發現自己成為新的特權階層,敢於面對自己。毛澤東一直不能真正面對馬列主義的真正問題」,漢學家潘鳴嘯告訴端傳媒。

看起來,毛澤東既不滿於高度不穩定的斯大林極權體制,又懼怕中共走向赫魯曉夫時代的「後極權」社會,但同時,他也從來不打算給人民真正的民主。

那麼,他理想中的社會到底是一副怎樣的面孔?

【三】如果是理想,文革的初衷,曾經是一個什麼樣的理想?

當文革正式開始,毛澤東發佈「五一六」通知時,他已表達了心中理想。

在毛澤東眼裏,文革前17年所建立的國家機器,階級分明,與「舊時代」相差無幾。他於是動員怨氣十足的群眾,將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去衝擊其中的「走資派」。而他試圖建立的政權形式,是某種程度巴黎公社原型的再現:在經典的巴黎公社試驗中,民眾選拔官員,官員工資與地位與技術工人高度平等,因此可以隨時撤換。

一個在毛澤東之下的巴黎公社?

然而,毛所試圖建立的理想體制,和巴黎公社有本質差別。巴黎公社中,從來沒有一個高高在上的神,而只是地位平行的官與民相互制衡──在更精確的意義上,巴黎公社中,人民在上面,官員反而隨時調整。

「但毛澤東所要建立的『超極權』制度,從一開始便把自己排除在外,他把自己作為一個原則條件而存在,這是他失敗的最重要原因,毛沒有包括自己」,吳思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如此解釋毛澤東所要建立的「超極權」制度:「他不斷把民眾往上拉,把官僚往下壓,想要在自己之下,複製一個巴黎公社原則。」

作為足以發動文革的超凡領袖,毛澤東自然不可能把自己置身於民主制度之中。成為「神」是他的自我需求,正是毛澤東自己提出了「毛主席萬歲」的口號。

如果說毛澤東用「五一六通知」打破舊官僚極權制度,從而在自己之下建立一個巴黎公社,那麼在這一原則之下,他將如何塑造整個社會?

東漢與日本經驗啟發的小農社會主義?
毛澤東在《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中,描繪了自己心中的理想社會藍圖。

在這封被稱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澤東提到鮮為人知的東漢五斗米教,這一理想國顯然與現代社會完全背道而馳:

生活在這一社會中的人,沒有社會分工,沒有商品交換,工人種地,軍人做工,農民學軍。這一理想社會同樣沒有貨幣與市場──毛澤東一直認為文革之前17年所建立的體制「與資本主義差不多」,這樣的理想則正中下懷。

「毛的理想,誰給他進一步試驗了呢?是波爾布特在柬埔寨,『紅色高棉』替毛澤東做了三年多的試驗,結果這把柬埔寨搞得一塌糊塗。」

歷史學家雷頤告訴端傳媒,直到1975年文革快要結束之際,「毛又發動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運動,認為八級工人有八級工資制,按照技術的好壞、工齡長短,工資有高有低,這就是資產階級法權。」

於是,毛澤東異想天開地試圖通過不要分工、不要市場、不要交換的方式,來消滅社會差別、官民差別以及其他各種差別,讓每個人都成為「全能」而自足的人。

東漢五斗米教的具體做法,幾乎不為人知。而毛澤東的最高理想,在文革史專家丁東眼中,則是一種地道的「小農社會主義」。

「他無非就是讓大家吃大鍋飯,吃飯不要錢,也不用分工,也不要去交換」,丁東告訴端傳媒,「毛的理想,誰給他進一步試驗了呢?是波爾布特在柬埔寨,『紅色高棉』替毛澤東做了三年多的試驗,結果這把柬埔寨搞得一塌糊塗。」

事實上,毛澤東在此前「大躍進」運動中,已經部分試驗了他的理想,結果以慘敗告終。丁東提到,毛澤東在其年輕之時,曾受日本「新村主義」影響,因而對農業社會主義充滿興趣,這也構成了毛澤東改革的思想根源。

只嚮往革命,卻不懂治國?
在訪談中,漢學家潘鳴嘯則回溯毛澤東1927年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你詳細讀這篇文章,就了解毛澤東想要什麼」。

在潘鳴嘯眼裏,毛澤東在文革中重複了其年輕時代的革命經驗。

在建成一個「小農社會主義」社會的同時,毛澤東需要社會裏的每個人「學軍」,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個高度軍事化的組織。

「他非常崇拜農民暴力革命,殺人是可以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要打殺,只是讓你丟臉、侮辱你,讓你不再威風。只有革命者才有威風,他基本上一輩子都在這樣做。另一方面,他也很喜歡在延安當一個革命軍隊的領袖。在軍隊裏面沒有人反對,很多人都有共同目標,願意犧牲。毛一直都懷念這種氣氛,但是和平年代,不可能有這個氣氛。」

也因此,在建成一個「小農社會主義」社會的同時,毛澤東需要社會裏的每個人「學軍」,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個高度軍事化的組織。

「我在一些全是歷史學家的微信群中說,毛澤東的治國才能很低。他們很驚訝,怎麼可以說這樣的話?我的意思是,他對於發展國家,對於經濟根本沒有理解,他完全反對現代化」,潘鳴嘯對端傳媒解釋。和其他歷史學家一樣,潘鳴嘯承認毛澤東看到了斯大林主義極權制度的嚴重問題,但毛澤東窮其一生,也無法找到出路。

毛澤東對民主沒有真正理解,他早年讀過幾本來自蘇聯的著作,但僅此而已。他從未接受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只是在年輕時代受到革命家李大釗的影響──而李大釗則深受俄國民粹主義思潮的影響。

「李大釗第一個提出,中國青年要學俄國青年。俄國青年在1874年夏天都下鄉去和農民結合,這深刻影響了毛澤東。所以我在《失落的一代》一書裏也談到,俄國民粹主義,就是毛澤東搞上山下鄉的根本原因,毛根本不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潘鳴嘯進而給出統計學證據──城市知青上山下鄉的那幾年,中國城市反而一直在向農村招工。這直接證明並非城市無法提供就業崗位,而純然源於毛澤東的政治理想。

「毛沒有現代知識,缺乏對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認知,也不知道中國近代的真正問題是什麼,更不知道現代工業化與現代城市的管理方式。」

訪談中,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形容毛澤東,「他講話特點就是大而化之,很浪漫,很空泛」,而「毛的設想,是根據人民公社,中國古代的大同社會等很粗放的東西,從來沒有正式理論,從來沒有系統、嚴格、規範的理想。」

「毛澤東不懂如何治國」,一位中國社科院歷史學家也說。

毛澤東終其一生,只善於革命,卻對外部世界缺乏正確理解,與此同時,又極其傲慢。他從沒現代國家理念,又不願造訪外部世界,始終在一個封閉體制內接受頂禮膜拜。

「五十年代中期後,這一代領導人不懂如何治理現代國家,一系列錯誤導致對國家治理的問題愈發嚴重。毛沒有現代知識,缺乏對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認知,也不知道中國近代的真正問題是什麼,更不知道現代工業化與現代城市的管理方式」,這位匿名的社科院歷史學家告訴端傳媒。

在毫無現代治國能力的基礎上,卜偉華認為,正因為毛澤東大而化之的理想,導致文革中,中共體制一直處於不穩定狀態。

「從1966年到1976年,他沒有(一以貫之的理論),很多情況下,都是走着瞧的態度。對於文革進程來說,他也完全沒有把握。很多情況他沒有想到。所以文革原來是要搞一年半,後來是兩年、三年,最終老也結束不了。」

巴黎公社、東漢五斗米教、日本新村主義、湖南農民革命經驗、俄國民粹主義,這些零碎思潮構成了毛澤東的知識體系,形成了他的浪漫想象──那麼,「詩人治國」的結果,究竟如何?

文革實際上建立了一套怎樣的新世界?這一個世界與文革之前的體制,有何不同?

新疆戈壁「大字報」 五十年後讓他們想起什麼?

【四】但實際上,文革到底建立了一個怎樣的世界?

毛澤東設想了一個浪漫新世界,並用文革的方式進行了翻天覆地的「制度創新」。

憑藉青年時代的知識積累,與革命年代的戰爭經驗,這位「超凡領袖」顛覆整個斯大林極權體制,期冀「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以實現其最高理想──

實際上,經過文革前三年的天下大亂和「重建秩序」後,毛澤東建立了一個怎樣的世界?他有超越斯大林主義極權體制嗎?文革有實現他的平等理想嗎?

「超極權」成為「大失敗」

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歷史學家吳思將文革體制概括為「超極權」體制──一個為了超越極權而建立的體制。

吳思對端傳媒解釋,毛澤東試圖改變經典極權體制的上中下(領袖、官僚體系、群眾)的三層結構,而強行下壓官僚體系,抬升群眾地位,從而建立了一個近似於三角形的結構──毛高高在上,群眾與官僚分居其下。

毛澤東將官民都變作牽線木偶,或提民鬥官,或提官壓民,使其相互制衡,相互鬥爭,「七八年再來一次」,進而永遠純潔,永無止歇。

而新的三角結構,其具體制度設計,便是1968年全國奪權成功而設立的革命委員會。

在此之上,他仍不滿足,因此給這一「三維結構」加上了時間軸──「每隔七八年再來一次文革」,從而建成了「四維結構」的「超極權」體制。

革命委員會由「三結合」組成:解放軍代表、「革命」的黨政幹部代表和群眾組織代表。

這一結構中,在林彪大權在握之時,解放軍代表佔據絕對主導地位──在先後成立的29個省、市、自治區的革命委員會中,一半以上「一把手」由部隊代表擔任;革命委員會的建立,要得到軍隊領導機關批准。正在籌備革委會的地區,都必須由軍隊審查批准。

而革命幹部的引入,則意味着毛澤東需要「團結幹部的大多數」,但在林彪時期,黨政幹部無法發揮真正治理作用。

群眾組織代表,也完全不依靠選舉產生──而是在「廣大革命群眾行動」中產生。因此,沒有正常制度程序產生的「群眾代表」,並沒有任何現代民主可言。

至此,毛澤東看上去成功建立了一個自己高高在上的三角結構──而在此之上,他仍不滿足,因此給這一「三維結構」加上了時間軸──「每隔七八年再來一次文革」,從而建成了「四維結構」的「超極權」體制。

而在此期間,新體制會保持穩定。

在「超極權」體制下,所有階層都成為毫無安全感的失敗者,而愈發想要脫離。

「到穩定期差不多到頭,體制顯出越來越多問題,三角形的頂端──毛作為領袖就會調動官民邊長。邊長隔七八年變化,通過這種方式,保持制度活力,從而防止體制墮落,也讓群眾熟悉這套做法,漸漸適應,形成傳統。就好像五年一次選舉,中國七年來一場運動」,吳思如此闡釋毛所理想的「超極權」體制。

在毛的美好幻想中,這一完美體制下,最高領袖穩如泰山,群眾不受「經濟主義」、「物質掛帥」誘惑──同時毛又能夠通過發動群眾,在必要時衝擊官僚體系,使得官僚難以走向修正主義,官民都在毛澤東牽線之下,永遠保持年輕的共產主義心靈。

然而事實上,作為群眾代表的「造反派」對這一體制並不滿意,他們的「造反有理」並未徹底實現,而是在革委會裏,繼續感到來自軍隊與舊官僚的持續壓制──因此繼續造反,才是他們的訴求。

而軍隊與舊官僚同樣不滿,他們要求復辟經典斯大林官僚極權體制,以作為統治階層存在,而不用隨時警惕「革命左派」的衝擊。

在「超極權」體制下,所有階層都成為毫無安全感的失敗者,而愈發想要脫離這一極端體制。

「文革加速了他擔心的、修正主義和資產主義復辟的到來,也讓他一些正當平等的理想,變得荒謬可笑。最後改革開放變得很容易。」

如此一來,毛澤東為了解決斯大林體制極不穩定劣勢、而創新的「超極權」制度,反而成為更加不堪一擊的極端體制。如果不是毛澤東這位「超凡」領袖的神聖地位,文革早已宣告事實的失敗。

正因如此,整個中國在此十年間,積蓄了大量推翻「超極權」體制的能量。由於毛澤東始終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接班人──事實上也不可能找到──於是他一死,變革便毫無阻力的到來。

吳思告訴端傳媒,「毛試圖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而選擇的道路,實際結果和毛的構想正好相反。文革加速了他擔心的、修正主義和資產主義復辟的到來,也讓他一些正當平等的理想,變得荒謬可笑。最後改革開放變得很容易。在戰略選擇上,文革是一個大失敗。」

平等目標沒有實質改善
由於在「三結合」革命委員會體制中,群眾代表只是虛職,軍隊領導和革命幹部相繼掌握大局,這場以反官僚體制開始的群眾運動,最終也沒完成它的平等理想。

平等化有所「改善」。由於取消「利潤掛帥」、「物質刺激」,十年裏,工農不漲一分工資。民眾對於這一強調精神、而非物質的制度安排,也做出了基於人性的正常反應,他們普遍怠工,因而獲得了普遍貧窮意義上的平等。

文革期間,群眾寫大字報批判領導成為可能,被打壓風險略有下降。黨政幹部必須插隊勞動,並強制去五七幹校學習,整個官僚群體與群眾之間,在地位上逐漸趨近,但根本結構並未真正變化。

「難道薄一波住進去就是官僚主義,姚文元住進去就不是官僚主義嗎?」

歷史學者雷頤對端傳媒舉例,「當薄一波被打倒後,他在北京八中旁邊的胡同有88間房,因為在文革前,按級別分配房子。他家被抄走之後,姚文元(注:『四人幫』之一)住了進去。難道薄一波住進去就是官僚主義,姚文元住進去就不是官僚主義嗎?姚文元甚至更過分,因為他工作需要,又擴充幾間,把旁邊的居民住宅擴充了進來。」

而在文革後期,恢復大學招生過程中,「工農兵大學生」因為不再考試,而滋生了更多腐敗。這些入學資格通常被分配給「可教子女」,而「可教子女」恰恰是文革中被打倒的當權派子女。

除了官僚體制「新酒入舊瓶」以外,建立在整個體制之上的變化,則是毛從半人半神,徹底變成唯一之神。與之相應,林彪也一度變成半神,被寫入黨章,成為「紅太陽」接班人。

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條》第二條規定,「現行反革命」便是「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於是,在社會內部層級有所縮短時,毛與國人之間極大地拉開了絕對差別,變成人神之別──這一個人崇拜,使「平等」在文革期間,不可避免淪為空洞幻象。

極不穩定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體制,最終仍沒有超越斯大林極權體制,也未能實現毛澤東的平等理想──而更進一步,這一體制黨政軍高度合一,成立過程既無黨章依據,也無憲法依據,完全來自「超凡領袖」的任意決斷。

新體制極權程度更高
而更加嚴重的事實是,林彪大權在握之際,軍隊基本控制全國革委會,而軍隊政權的極權與暴力程度,更勝於官僚極權,「三支兩軍」──軍隊的「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變成了這一體制的「新常態」,毛澤東因此建立了一整套更具壓迫感的極權制度。

「軍隊幹部掌權有很多弊病,比如軍隊不瞭解地方情況。軍隊只強調服從和強迫命令,簡單粗暴的現象更嚴重,這一點比文革前還厲害」,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告訴端傳媒。

中共九大前後,毛澤東需要建立新秩序,因此他依靠軍隊,革委會也成為實際上的軍政府。軍隊控制大量地方政權,然而,潘鳴嘯對端傳媒分析,「共產黨國家不允許這樣的情況存在,毛澤東和林彪的矛盾就在這裏。林彪死後,毛澤東最終還是恢復了共產黨原來的體制,他沒有真正創造新的模式。」

「新建立的體制,比原來的體制更加殘酷,極權程度更高。那一階段整的人更多,冤假錯案更多,受迫害的人更多。」

直至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發生,全國上下,又馬不停蹄開始清理軍隊幹部。軍管狀態終於解除,而重獲信任的革命官僚再度掌權,中國基本又恢復至文革前的官僚極權體制。

晚年毛澤東已倍感無奈。最終,毛澤東仍不得不依靠他試圖超越的斯大林極權體制,來掌控全局。但與此同時,為了防止人民懷念從前,他又再度發動一系列意識形態運動,「反回潮」、「反復舊」的口號,鋪天蓋地宣傳開來,以批判「今不如昔」的社會思潮,保持體制的純潔如初──但實際上,官方的激烈舉動,更從反面印證了民間的不再跟隨。

「毛澤東重新建立的體制,從來沒有自己的規劃,他一直都是邊進行邊看。而新建立的體制,比原來的體制更加殘酷,極權程度更高。那一階段整的人更多,冤假錯案更多,受迫害的人更多,而其本質上,和文革前都是一樣的」,卜偉華告訴端傳媒。

「人並沒有完成他不受壓迫的,平等的理想。在這種中國特色的種姓制度下,普通人的地位根本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差。」

終其一生,他也不知道現代國家如何治理。「毛走到最後,可能也有一種解脫感」。

臨死前,毛澤東評價文革「三分錯誤,七分功績」。但顯然,他已無可奈何的發現,他找不到自己所打造的體制能夠持續的任何辦法。

從1966年,他親手打倒劉少奇這位接班人開始,林彪、王洪文、張春橋、鄧小平……他已經嘗試了太多人作為自己的接班人,這些人要麼能力不濟,不能服眾,要麼反對文革,可能復辟──最終,山窮水盡的孤獨領袖看中了毫無權威的華國鋒,無奈之情,溢於言表。

「選到華國鋒時,毛澤東已很難給他戴高帽子了。華國鋒說自己能力不行,毛只好說,『我就要自認為能力不行的人』」,丁東細數毛澤東的每一個接班人後,得出結論,「這個接班制度是一個怪胎」。

在生命最後十年,毛澤東試圖去建立一個永遠無法完成的烏托邦,以超越脆弱不安的斯大林極權體制。但終其一生,他也不知道現代國家如何治理。

1966年,當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他信心十足,精神矍鑠,遊過長江,萬眾擁戴。十年後,天安門爆發「四五運動」後,毛澤東深感震驚。此時他已行將就木,也明白人們不是單純悼念死去的周恩來,還在反對他和四人幫。毛澤東不可避免意識到,他並未建立全新體制。

在生命的最後時日,毛澤東酷愛《枯樹賦》、《恨賦》、《別賦》等悲傷痛絕的詩賦,憂傷失意,無可奈何,成為徹底的孤家寡人。

「毛走到最後,可能也有一種解脫感」,一位中國社科院歷史學家推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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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20-11-11
【五】被忽視的文革真相:官方暴力遠遠大於民間暴力

追溯這場以失敗終局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時,它至少顯露出三張面孔。

造反:最為人熟知,暴力事件最少
最為人熟知的文革面孔,是文革初期(1966年)的大規模造反運動。

在這場運動中,不同種類的紅衛兵造反派,針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官員、反動學術權威、黑五類知識分子、學校領導、反動家庭及個人,進行大規模批鬥侮辱。

文革的這一面孔,官方「反思」最為眾多,也默許民間談論,並在黨的決議框架之下,允許出版。

然而事實上,這一階段的實際暴力事件,恰恰最少。

主張以「宜粗不宜細」來「全面否定文革」的鄧小平,他作為黨內最大「走資派」之一,就在這一時期被打倒,成為最早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領導人──因此鄧小平對文革中「翻天」的一切人都毫無好感。這一點上,他與同樣在文革期間被打倒的中共領導人陳雲不同,陳雲仍然看重紅二代子女,因為他們是「自己的孩子」。

因此,「體制內否定文革」一派眼中的文革簡單直接,亦即「造反派」打擊「當權派」。於是對於重奪權力者來說,自然必須徹底否定。

絕大多數中國人對這一面孔的文革印象深刻,即便從未經歷,也能通過官方結論加以想象。然而事實上,這一階段的實際暴力事件,恰恰最少。

武鬥:群眾鬥群眾的暴力
此後,文革開始顯露它最張狂暴戾的第二張面孔。大規模派系武鬥在1966年10月至1968年6月間持續發生。這一面孔下,「群眾鬥群眾」成為基本特徵。

參與武鬥的每一派,都聲稱自己是革命正統,在「保衛紅太陽」。這一階段天下大亂、全面內戰,它們成為了駭人聽聞、血腥殘忍的傳說往事──「紅八月」、大興縣屠殺、重慶大武鬥、武漢720事件、清華百日大武鬥……種種事件,無不成為後人聞之色變的全面混亂,徹底失序。

混亂與暴力是這張面孔的核心表情,它往往被官方當成民主化對中國有害的直接證據,也被視為文革暴力最為嚴重的時期。

但事實並非如此──在「恢復秩序」的過程中,文革的第三張面孔猙獰畢現。

「恢復秩序」的革委會:由上而下的超大規模暴力

官方對恢復秩序從未提及細節,也從來正面敘述。然而事實上,正是這一「重建秩序」之路,和它所建立起來的全新體制,其暴力程度與暴力規模,遠遠高於看上去「天下大亂」的派性武鬥階段。

這一階段始於1968年5月。毛澤東在當年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提出,從現在開始,要「清理階級隊伍」了。

「清理階級隊伍」的矛頭,並非指向文革中的「造反派」,這一次,毛澤東將利刃對準一切人。

毛澤東拾回了官僚極權體制這把利刃。當共產黨的高度組織動員能力運用在重建秩序上,便會對一切人使用無差別暴力。

「主要清的也不是‘黑五類’(注:地、富、反、壞、右)。‘黑五類’的人群是確定的。主要清的是歷史問題,清叛徒、特務,清‘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這些是不確定的。開始範圍很大,然後再慢慢甄別、慢慢平反」,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告訴端傳媒。

正是這一過程中,冤假頻仍,錯案紛至,打死、殺害、自殺事件不絕如縷。

「文化大革命中,你看前三年打得轟轟烈烈、熱熱鬧鬧,死了很多人。但是文化大革命真正很多死難者,都是在武鬥以後。『清理階級隊伍』,『清理五一六』,『一打三反』,都在後續運動中,發生的冤假錯案,受到的迫害更多」,卜偉華分析。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1968年5月開始)、「一打三反」運動(1970年1月30日)、「清理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1970年1月31日全國清查)等大規模官方組織的運動,也因此構成了文革的第三張面孔──這張面孔陰沉有序,鐵腕無情,勢若覆巢,無人倖免。

正是這張面孔,幫助毛澤東恢復並打造了新建制。然而事實上,它並不新鮮,就是毛澤東所要超越的官僚極權體制,在重建秩序中,毛澤東拾回了這把利刃。

全國成立革命委員會後,共產黨重新控制全局。當它的高度組織動員能力運用在重建秩序上,便會對一切人使用無差別暴力。

「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

「不了解情況的人,看前面非常亂,非常轟轟烈烈。文革中的‘紅八月’(注:1966年8月),你看打死了多少人?一共一千七百個人。遠遠不如後頭,搞『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這些運動厲害」,卜偉華告訴端傳媒。

「而後面,雖然在很多地方看上去悄無聲息,但只是一個單位自己,整『五一六』,整叛徒、特務,各種各樣的冤假錯案,一個小單位就能整死好幾十個人。有的一個地方,雲南一個滇挺案(注:抓『滇西挺進縱隊』)整反革命集團,一下子就整死好幾千人。內蒙古『內人黨』案,鎮壓死好幾萬人」,卜偉華對端傳媒舉例道。

不特如此,1969年中共九大以後,新體制建立,維穩成為首要目標,軍隊、公檢法等部門開始進行更加嚴厲的專政。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高潮時,全國各地懸掛着林彪的指示──「殺!殺!殺!殺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

鎮壓需要指標,也需要足夠的威懾──所以短期內殺人必須足夠多。於是中央政府將原本屬於最高法院的死刑審核權下放至省級,省級只需把殺人人數在中央備案即可。有些省份將權力再度下放,導致最後,縣級都有權宣佈對鎮壓對象執行死刑,並且被判處者一律立即執行。

大規模殘忍清洗與鎮壓,主要發生在林彪如日中天,軍隊控制全國革委會之時。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垮臺之後,軍隊代表逐漸被清理,當政舊官僚重新迴歸主導地位,體制暴力程度才開始稍微減弱。

在此以後,雖然運動仍然連綿不絕,但「批林批孔」運動、「反回潮」、「反復舊」運動則主要集中在意識形態領域,肉體暴力已大大降低。

最新研究數據:政府製造了四分之三的死亡記錄

對於文革第三張面孔的暴力程度,海外最新文革研究已有數據庫支持。

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於2015年秋季在權威學術期刊《Social Science History》發表論文《Rebellion and Repression in China, 1966–1971》。

魏昂德的研究團隊用近二十年時間,搜集了中國2213個市縣的年鑒,並且將這類原始出版物信息編入計算機數據庫,記錄了中國1966年6月至1971年12月的相關數據,其中包括這一時期因為政治運動而導致的「傷亡」數據,也包括「非自然」死亡和其他受害者(如各種形式的政治迫害:監禁、公共毆打、抄家、指控進行反革命活動等)。

魏昂德通過數據庫分析,認為「政府行為的破壞性,遠遠高於叛亂分子的破壞性」,「政府鎮壓導致了大部分的死亡和受難者。」而數據庫的挖掘結果顯示,在176226人死亡記錄中,聯繫到特定事件,近四分之三的死亡(130378)源於當局行動。而在超過1000萬記錄在案的受到政治迫害的受害人中,受到當局鎮壓者,則超過90%。

文革第三階段的面孔,本身已經構成一場「全新運動」──然而,這一真實面孔長期被文革的前兩張面孔隱蔽,反而成為官方正面講述的「成果」。

這些特定事件──如「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一打三反」運動──除製造了至少三倍於派系武鬥的死亡人數,也同時製造了大多數受到政治迫害的受害者。除此以外,在這些官方運動中,受害者除了遭遇暴力以外,還被進行針對性的長期調查,遭遇監禁、逼問、抄家、失業,與親人長期失去聯繫等災難。

這些官方行動主要由革命委員會執行──而此時的革命委員會,主要有軍隊負責人掌控。

魏昂德在論文裏得出結論,「簡而言之,叛亂分子確實應該為大量死亡負責,但他們基本上只是殺死了其他叛亂分子。相比之下,政府的行為是更加殘忍和有效的破壞,他們製造了四分之三的死亡記錄,以及90%的政治迫害。」

所以在魏昂德看來,文革第三階段的面孔,決不能僅僅概括為一個「恢復秩序」的過程,它本身已經構成一場「全新運動」──然而,這一真實面孔長期被文革的前兩張面孔隱蔽,反而成為官方正面講述的「成果」。

魏昂德認為,這一場「全新運動」如同1930年代末斯大林發動的「大清洗」運動所引發的「大恐怖」一樣,並且還刺激了「紅色高棉」幾年之後在柬埔寨的極端行動──在訪談中,文革研究專家丁東對端傳媒得出了同樣結論。

只有理解在文革中,官方暴力遠遠大於民間暴力,才能理解文革的第三張面孔,這張面孔被長期塗抹,冷靜有序,卻鮮血淋漓──而這才是更完整的文革圖景。

(注:「一打三反」運動,即「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和反對鋪張浪費」。)

【六】有人說,文革有兩個版本:毛澤東的文革、人民的文革,真的嗎?

在所有關於文革的討論中,「人民文革說」另類突兀,又引人注目。

這套主張反對毛澤東的文革,反對斯大林極權體制,他們也從來不是任何意義上的「毛派」。但同時,他們認為毛的文革,在民間客觀地製造了一個與「毛的文革」平行存在的「人民文革」。

「天下大亂」導致的「自由空間」

而在「人民文革」的故事中,人民擁有言論、結社、辦報等自由,並且人民通過文革,既能夠衝擊官僚體系,又在主動自發思考「中國向何處去」。在一片「大鳴大放」中,現代民主政治因素正在悄然生長。

「人民文革說」在文革剛結束時,在觀點市場裏無人問津。它更像是一次時隔多年的後來想象和創造回憶,在「改革開放」遭遇嚴重分歧的年代裏,從小範圍開始流傳,卻逐漸難以被人忽視。

已故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始終堅持「人民文革說」。他的文革名著《牛鬼蛇神錄》剛剛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再版,其中記錄了許多「人民的文革」──也因此,他的講述被批評者認為,「處處為造反派張目」。

「所謂‘人民的文革’,恰恰是利用了毛澤東的文革所造成的體制崩壞,和四大武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來反官僚,為自己爭取切身利益。比如個人待遇等。」

他的故事裏,有許多在文革中另類思考與行動的政治犯。即便拋開那些無姓之人的虛實經歷,至少楊小凱本人,無愧於是文革中的另類──他確實獨立於毛澤東的命令,而主動去農村調研。在調研中,他認識到農民普遍對共產黨政策的不滿,並告知造反派同伴,不要為毛澤東權威所限,并真的得出了與官方截然相反的結論,提出了另一種文化大革命的主張。

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對端傳媒解釋,「毛澤東很可能是通過文化大革命而打倒政敵,建立一個自己的理想國。但所謂‘人民的文革’,恰恰是利用了毛澤東的文革所造成的體制崩壞,和四大武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來反官僚,為自己爭取切身利益。比如個人待遇等。」

因為那篇著名的《中國向何處去》,楊小凱入獄十年,並在牢獄中,接觸到他後來書寫的各路「牛鬼蛇神」。另一名文革中的思想青年劉國凱,他曾在文革中受楊小凱文章啓發,寫下了《文化大革命簡析》,也持類似觀點。

也因此,他們肯定「文革」與否定毛澤東是一體兩面,並不矛盾。至少在楊小凱等人真實經歷的文革中,他們確實思考並行動,與主流意見對文革的單向認識並不相同,提供了文革鮮為人知的另一個側面。歷史學家朱學勤也曾深情描繪過思想者村落,文革史專家印紅標則在《失蹤者的足跡》中,記錄了青年精英的自我啓蒙與讀書過程。

在文革中,與楊小凱有類似行動的有遇羅克、張志新等人。他們都有不同於關於官方結論的見解與主張。

當原來黨委部門與管理系統徹底崩壞後,社會終於出現久違的真空。「文革前,要是出現這種情況,馬上就把你滅了。」

遇羅克在文革早期寫下《血統論》,但其中並沒反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只是提出了最基本的人權問題。張志新則是對當局打倒劉少奇感到不滿──在文革期間,像張志新這般為劉少奇打抱不平者不在少數,而因此受到司法處理的人,多達數萬人。

在端傳媒的採訪過程中,眾研究者對「人民文革說」仍然爭議頗大。

文革專家丁東少年時代親身經歷文革,他當時懷抱理想主義,渴望建立巴黎公社,並且參與民間組織,學習《法蘭西內戰》,把無產階級大民主作為理想。「但從上頭來講,毛澤東並沒有這個意思」,五十年後,丁東對端傳媒說。

丁東也承認,遇羅克等人的行為,在文革前17年的極權體制下,絕不可能出現。而當原來黨委部門與管理系統徹底崩壞後,社會終於出現久違的真空。

「遇羅克和幾個中學生一塊,辦了一張小報,而且還存在了好幾個月。他這張報紙在經濟上盈利,挺受歡迎,發行量大,還刊登了像《出身論》這樣的文章,是明顯的利益受損群體的利益訴求,明確表達自己的理念。文革前,要是出現這種情況,馬上就把你滅了。雖然說遇羅克最後也很慘,被槍斃,但是他活動了好幾個月時間」,丁東說。

很大程度上,遇羅克的文章是為了受到不公對待的整個階層,甚至是為了「人人平等」的抽象理想,這在文革前不可能出現。

另一方面,在文革天下大亂中,也有「為自己代言」的群體出現。許多臨時合同工建立組織,公開要求與體制內工人待遇平等,並一度得到江青等人支持。這類底層自發的群眾組織,很多遵循着「少數服從多數」,「民主選舉」的方式選出領袖,民主實踐真實存在着。

「奉旨造反」的局限

然而,在一切可能導致民主的實踐中,毛澤東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早已懸掛當頭,這讓可能的民主變得虛無縹緲。事實上,在整個文革造反運動中,除了極少數人在「獨立思考」以外,所有人都對「超凡領袖」毛澤東極度崇拜,沒有任何懷疑。

卜偉華對端傳媒舉例,「目前大量『造反派』頭頭的回憶錄,講述自己造反經歷時,可以看到絕大多數造反派都完全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按照毛澤東的教導搞『文化大革命』。」

在毛澤東的最高指示面前,有限的「民主」與「結社自由」不堪一擊。

「現在有一些人,尤其是跑到海外的一些人胡說八道,比如鄭毅,他是我們一個中學的。他說我們當時就想反共產黨,這不是胡說八道嗎?他的事誰不知道,為了表示自己是革命的,把毛主席像章別在肉上,在胸前留個大疤。你都這樣表白了,當時是什麼樣?你現在說我就是反對共產黨的,你說誰相信你的話?」,卜偉華說。

在毛澤東的最高指示面前,有限的「民主」與「結社自由」不堪一擊。曾嚮往巴黎公社的丁東也承認,「哪怕這個組織內部再民主,中央文革小組一句話,說大方向錯了,那這個組織馬上就土崩瓦解。」

「造反」不能觸碰的底線

除對毛澤東高度迷信外,即便在短暫一年多的有限結社、言論、出版自由中,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也規定了許多不能觸碰的底線。

文革一開始時,由於禁止「成立全國性的群眾組織」,許多全國組織被全部取締,並且受到「反革命組織」對待,遭遇鎮壓。

另一方面,毛澤東始終要保證軍隊保持安定,所以他在文革中反復強調,「不許反軍亂軍」。

而對於公安、司法等部門,雖然毛一度號召「砸爛公檢法」,「但仍然不是誰都能去砸爛的,許多人在這上面吃了苦頭」。

損壞一張領袖畫像,弄壞一枚像章,說一句牢騷話,喊錯一句口號,標語寫錯一個字,就可能立刻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

而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公佈的「公安六條」,其中最著名的第二條就是人們熟知的「惡毒攻擊罪」。

這一條款明確規定,反對毛主席與林彪者都是現行反革命,而在具體施行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被劃入「無產階級司令部」中,容不得「造反派」半點反對。

而在這一臭名昭著的條款下,許多人損壞一張領袖畫像,弄壞一枚像章,說一句牢騷話,喊錯一句口號,標語寫錯一個字,就可能立刻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

楊小凱、張志新、遇羅克等人,都因此被判重刑,甚至處以極刑。

對於這些人的遭遇,卜偉華質問,「他們沒有去反毛澤東吧?他們寫了一篇文章,發在小報上。張志新是後來精神出了問題,才說了些攻擊毛的話……所以,文革是全民族的一個恥辱,很多事情達到了一個非常瘋狂,沒有理智的地步。」

「毛澤東的文革,大家都經歷過,看得到,實實在在。而所謂人民的文革,是很虛幻的。利用文化大革命,爭取個人利益,這些人肯定有。但這些人的行為,很難形成與毛澤東的文革並行的另一個文革」,卜偉華說。

歷史學家雷頤對端傳媒分析,經過延安整風之後,黨的官僚都明白──「群眾運動」就是「運動群眾」。在雷頤看來,即便在最天下大亂的時期,文革仍然在統一部署下進行,而類似於楊小凱、遇羅克、張志新這樣短暫脫離部署的極少數,並不能改變這一大背景。

「納粹運動時期,也有反對希特勒的德國人。你能說有兩個納粹運動嗎?」在訪談最後,雷頤反問。

【七】文革對中國造成了怎樣的破壞?

文革給中國造成了怎樣的災難?

它曾讓中國全面貧窮,徹底迷失方向。

國際迅速富裕,國內一片赤貧
將中國置於戰後國際中, 整個1960年代,二戰後的世界經過1950年代的調整,一個大發展時期開始了。「亞洲四小龍」在50年代調整之後,抓住全球化的機會,在經濟上迅速發展,並在現代化進程中完成了轉型。

美國在1975年的GDP總額是1957年的3.2倍。西德在1951年到1971年間,GDP增加5倍。日本則更是在1955到1970年間,GDP增長了7.2倍。

而中國則在「繼續革命」,並因此永遠失去不復到來的機遇。文革時期的中國,無論是生活水平,還是綜合國力,都大大降低。

文革期間經濟上的大失敗,即便是官方數據也從不諱言。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估計,文革十年裏,國民收入損失超過5000億人民幣──相當於中共建國30年全部基礎建設投資的80%,超過30年來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

「文革結束時,我還是機關幹部,有的時候都不能吃飽。更何況多少農民,都餓着肚子,沒錢花,沒衣服穿,相當普遍。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吃不飽肚子,好多婦女接受買賣婚姻。人權狀況很惡劣。」

據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編纂的《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記載,文革中,中國經濟增長率5年不超過4%,其中3年負增長──負增長年份分別是1967年-5.7%,1968年-4.1%,1976年-1.6%。

1978年,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宣讀《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提到,僅1974-1976年,全國工業總產值損失1000億人民幣,鋼產量損失2800萬噸,財政收入損失400億人民幣,「整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

文革結束時,城市居民從1957年到1976年,長達20年時間內沒有漲過工資。據曾培炎主編的《新中國經濟50年》記載,城市居民年人均工資反而從624元下降到575元。而直到1978年,全國農民平均每年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只有74.67元──相當多農民辛苦一年,不僅分文沒有,反倒欠生產隊錢。

「温飽問題都沒有解決。文革結束時,我還是機關幹部,有的時候都不能吃飽。更何況多少農民,都餓着肚子,沒錢花,沒衣服穿,相當普遍。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吃不飽肚子,好多婦女接受買賣婚姻。人權狀況很惡劣」,文革專家丁東對端傳媒回憶,「本來這個國家不需要鬧到這步田地,因為這麼一場文革,毛澤東一個人搞了他的實驗,弄得幾億人,温飽都得不到保證,就別說發展了。」

文革結束後,整個體制又把經濟發展當成一切,由於長久貧窮,全社會都只認「錢」,財富取得過程充斥各類「原罪」,又迅速製造大量新的不公。

一位社科院歷史學家對端傳媒回顧──1945年,中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是全球前五的國家。而到1970年代,毛澤東則劃分了三個世界,把中國劃為第三世界國家,「他也知道中國落後了」。

「1949年後,我們沒有在大國崛起的基礎上,繼續崛起。中國從農業往工業文明轉移過程中,確實充滿了戰爭,有衰落過程。但1860年之後,中國在逐步上升。1945年,二戰結束,中國攀升到世界四強,成為聯合國五常。中國重回世界中心。但之後我們把國門封閉自娛自樂,也就二十年的時間,就處於崩潰的邊緣。」

而文革結束後,由於全面落後,中國人彷彿回到初開國門的1860年,鄧小平面臨和晚清恭親王一樣的「後發焦慮」。這樣的焦慮迫使他提出「穩定壓倒一切」,「發展才是硬道理」。此後,整個體制又把經濟發展當成一切,由於長久貧窮,全社會都只認「錢」。在並不擁有現代法治的國家背景下,整個體制過度釋放貪慾,財富取得過程充斥各類「原罪」,又迅速製造大量新的不公。

國家治理徹底失敗

除了經濟以外,在政治制度上,文革對中國的傷害同樣巨大。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隨意性,導致他任意改變國家,打亂秩序。而任意治罪的結果,則讓整個社會毫無原則,穩定性與安全感極差。原有道德習俗,也因此敗壞不堪。

文革時期,毛澤東建立的革命委員會根本無法治理現代國家,實際上,它構成問題本身,其暴力程度遠遠高於紅衞兵造反派運動和派性武鬥。因此進入1980年代,這一體制被當局徹底廢棄。

「共產黨都始終沒有建立常態體制,一直處於戰爭體制的後遺症中。」

除此以外,一大批知識分子、技術官僚遭到長期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僅在北京的171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被先後列為打倒與審查對象……凡此種種,不可勝數。知識青年沒能獲得應有的教育,現代教育制度徹底崩壞,而十年沒有正式高考、知情上山下鄉的結局則是,在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表明,當年全國文盲與半文盲多達2億3千萬人。長此以往,人才遭遇大規模斷層。

在這位社科院歷史學家眼裏,整個文革結束前,「共產黨都始終沒有建立常態體制,一直處於戰爭體制的後遺症中。」

文革導致更加嚴重的權力腐敗
文革同樣讓國家體制滋生了大量腐敗,在這一點上,漢學家潘鳴嘯與其他人看法不同。

在訪談中,潘鳴嘯直言中國人最大的幻覺,便是覺得文革期間沒有腐敗。但事實上,「最大的腐敗是從70年代開始的」。潘鳴嘯長期研究知青上山下鄉問題,他發現彼時的腐敗無關金錢,而純粹是權力的巨大腐敗。

「史學界在80年代提出來的,我們要從革命敘事往現代化敘事轉型…一定要建立一個常態國家…但後來再發生六四,一切希望都破滅了。」

「下鄉的知青絕大多數想回到城市,他們用各種辦法,討好各種幹部,所以腐敗從這時候開始。比方一個農場幹部,他們可以決定哪個知青可以回城,那些不能回城,他們對女知青甚至有各種性交易……所以那個時候錢不重要,而純粹是權力的腐敗。」

「把文革放到大的歷史脈絡去檢討,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從來不是常態國家。史學界在80年代提出來的,我們要從革命敘事往現代化敘事轉型,都在很温和地講,一定要建立一個常態國家,所有東西都應該有規範有秩序。但後來再發生六四,一切希望都破滅了」,這位中國社科院歷史學家告訴端傳媒。

文革導致的人倫傷害,后共產主義時代才能修復

而文革中不可勝數的倫理悲劇、家庭悲劇,對中國人倫理價值的傷害,比經濟政治傷害更加隱蔽,也更加難以恢復。

「它傷害了中國人的靈魂」,潘鳴嘯說。

一位歷史學家對端傳媒分析,「從傳統社會直到近代,中國人的倫理價值觀,一直很温和。所有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師道尊嚴,都處於有秩序的狀態。傳教士對中國人的描述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中國,一直處於很温馨、不焦慮的狀態。」

而文革恰恰製造了最極端的倫理悲劇,夫妻成仇,父子反目,率獸食人,人倫顛倒。更荒謬的是,這一切在文革期間,被作為正義歌頌。

在訪談中,一些學者甚至認為,這樣的人倫傷害,或許只有等到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中國,才能徹底修復。只有那時候,人們才可能告別一切政治厲害的算計──因為文革遠非文革本身,它由這一體制一手塑造。

「薄熙來在重慶搞的唱紅打黑,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陰魂不散。最近,官方給任志強亂扣反黨的帽子,上綱上線,這都是文革思維和做法。」

在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看來,文革沒有產生新制度,而只是將斯大林主義推向極端。雖然官方徹底否定文革,但在意識形態與宣傳上盡可能迴避淡化文革,在出版物中嚴格控制文革題材,實際上對文革從未進行真正徹底的反思,因此,「文革當中很多的『左』的思想,『左』的理論,現在仍然處處能夠看到它的影子。」

「薄熙來在重慶搞的唱紅打黑,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陰魂不散。最近,官方給任志強亂扣反黨的帽子,上綱上線,這都是文革思維和做法」,卜偉華說。

「文革思維」真的並未遠去嗎?卜偉華提出了一個關鍵疑問──

在五十年之後,文革還有可能在中國捲土重來嗎?

【八】 50年過去了,文革還會重來嗎?

2016年5月16日,距離那場翻天覆地的運動,已過去半個世紀。

儘管它仍然有太多謎團懸而未決,杞人憂天者亦曾憂心文革再度到來,但沒有太多人嚴肅對待。因為官方早就認定,文革是一場浩劫,應該徹底否定。

直到2016年,波譎雲詭的事情在這片大陸不斷發生。

從2016年春晚的「回到過去」,到任志強事件的「十日批判」,再到「五二紅歌會」直接在人民大會堂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每一件事都包含太多可疑之處:

春晚在民間惡評如潮,央視卻連續數天大肆讚揚,歌功頌德,這在此前從未有過;

微博大V、中共黨員任志強不滿「黨媒姓黨」,被官媒集中批判。在其大有被「鬥倒批臭」之勢時,中紀委官網突然發表文章,認為「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任志強隨即被冷處理,數月之後,才被「留黨察看」;

而「五二紅歌會」更是以中宣部下屬機構旗號,在人民大會堂裏,堂而皇之地表演諸多文革歌曲。事後中宣部、主辦方中國歌劇院紛紛撇清關係,紅二代馬曉力則寫公開信,並接受鳳凰網專訪,認為這是違反黨的歷史決議,「給黨中央挖坑」,要求徹查此事背後的勢力……

諸多怪事撲朔迷離,變化多端。文革重來的論調,似乎突然成為公眾關注熱點。因此,一個巨大疑問是,「新文革」會發生嗎?

文革不會再來,但會「借尸還魂」
「已經發生了,叫『十日文革』」,當端傳媒提出問題時,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迅速回答。

卜偉華意指官媒針對任志強的集中批判──這一批判持續十天之久,而其中殺氣騰騰的批判文章「上綱上線,用語言辭與文革話語十分相似。」

「文革以各種變種出現,是完全可能的。胡耀邦就講過一句話,文化大革命,很難再出現了,但是一有風吹草動,也可能會借屍還魂。」

然而,這樣的官媒批判,很難讓人認定,真正的文革復辟了。卜偉華對端傳媒分析,如果是一場發生在1966-1976年的文革,它在中國永遠不可能再發生了──

「以同一種形式,同一種內容,同一種方法回到文革,完全不會。因為沒有毛澤東了,這個情況非常不一樣了。然後文革再來批判京劇的文章,發動幾個大運動,這個也不可能了。具體的形式、具體的方法,完全跟過去文革一樣,是不會的。」

而漢學家潘鳴嘯告訴端傳媒,所謂「十日文革」與真正文革並無關係,而「最多是一次反右」──「毛澤東是公開的,找群眾來打你,現在──特別是六四以後──沒人敢這樣做。」

「如果你讓老百姓自己搞運動,他們很可能以後要打你自己,所以我完全不同意『十日文革』這個說法。打擊大V,上中央電視台,這很像斯大林的公開審判,都經過了全面控制。毛澤東敢讓群眾起來,可以讓他們幾個月不用聽話,群眾還可以把想做的事部分給做了。世界歷史上,沒有多少領袖可以這樣做」,潘鳴嘯很肯定,中國不會再發生文革。

如果將1966-1976年發生的文革成為「經典文革」,毫無疑問,這樣的純粹文革幾乎不再可能重現。

然而,「十日文革,並非真是文革。但起碼,你採取了文革的做法,文革的口號,文革的思維方式,這都是文化大革命的遺風啊。你搞大批判,不讓人家感到有回到文革的危險嗎?」卜偉華質問。

完全以經典方式再現,雖然已完全不可能,但「文革以各種變種出現,是完全可能的。胡耀邦就講過一句話,文化大革命,很難再出現了,但是一有風吹草動,也可能會借屍還魂。」

「徹底反思文革」,而非「徹底否定文革」

因此,防止文革以各種方式「借屍還魂」,可能是文革五十年之際,我們反思文革的原因所在。

端傳媒前後與十幾位文革研究專家和歷史學家交談,他們在歷史問題上觀點各異,但在這一問題上,觀點驚人一致──

防止文革「借屍還魂」,只有「徹底反思文革」,而非簡單化約的「徹底否定文革」。

文革研究在今日中國仍然衰落,「文革在中國,『文革學』在外國」,仍然是中國研究者不得不面對的尷尬事實。

文革所有罪惡都來自於黨內「野心家」林彪、康生、「四人幫」,民間一切罪責則由「造反派」承擔。為了保持最高領袖的神聖地位,毛澤東則是「被錯誤利用」才發動了文革。

這一切都始於1980年代初的「徹底否定文革」。當時它具有現實意義,既可以「團結一切力量向前看」,也有現實的政治因素──鄧小平要在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取代華國鋒,而否定文革,就確立了鄧小平取代華國鋒的合法性。

與此同時,鄧小平做出決定,文革反思「宜粗不宜細」──這同樣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因為在整個文革十年中,受害者同時是施害者,施害者也同時是受害者。

鄧小平在文革開始不久即被打倒,但他所要團結使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卻並非如此。毛澤東在整個文革期間,一直採用「剝筍政策」,他並非一次打倒所有官僚,而是如同剝筍,一層一層清理。因此,批判彭真時,劉少奇、鄧小平一起參與。批判劉少奇時,「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擁護毛主席,積極參與其中。

因此,這場浩劫中,幾乎沒人無辜──於是,「徹底否定文革」只能「宜粗不宜細」。

在這一抽象政治決議下,鄧小平要團結運用的對象,其支持參與文革的一面不再提及,而重點強調其在文革中受到衝擊、抵制文革的一面。

於是,文革所有罪惡都來自於黨內「野心家」林彪、康生、「四人幫」,民間一切罪責則由「造反派」承擔。為了保持最高領袖的神聖地位,毛澤東則是「被錯誤利用」才發動了文革。其餘「老一輩革命家」,要麼被迫害衝擊,要麼堅決抵制。不明真相的年輕人則備受蒙蔽──

一個「徹底否定」的文革譜系,按照官方政治需求就此寫成。此後的文革歷史作品、文學作品、藝術作品都在這一框架之下完成。也因此,它們很難更深一步反思文革,而不可避免成為官方文革譜系的註腳。

從文革三十年(1996年)以後,文革話題更是從簡化與否定,變成了虛化與迴避。

在中國,從1980年代嚴家其、高皋出版《文化大革命史》開始,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陸續有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金春明、席宣的《文化大革命簡史》等文革整體史著作出版,也因此成為中國內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經典著作。

至此以後,國內再沒有文革整體歷史著作,而文革中的事件專題史則素來欠奉。

「要做到能夠對文革的歷史正確地了解,正確地分析評價,就必須改變現在對文革的政策,必須允許對文革進行研究,對文革題材的東西允許發表。」

必須承認,這些著作有所突破,作者均在論述中,認定文革中的諸多重要決定,不可能是由林彪或「四人幫」單獨做出,而純粹來自毛澤東的最高意志。因此,他們將文革的最大責任重新置位,還給了它的始作俑者──但除此以外,這些著作在體現文革的複雜性上,則付之闕如。

也因此,在文革五十年之際,為防止文革幽靈的「借屍還魂」,「徹底反思文革」──而非化約的徹底否定,端傳媒所採訪的十幾位學者都認為,應該「開放文革的出版與研究,將文革真實歷史說清楚。」

中央黨校教授卜偉華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與動亂》一書,他詳實記載了發生在文革前三年的歷史事實,是目前最受認可的文革專門史著作。在訪談最後,他告訴端傳媒,「很多人談這談那,卻沒建立在對文革歷史真實了解的基礎上。如果沒有對文革真實歷史情況比較真實的了解,你的反思、否定、評論,都可能是站不住腳的。要做到能夠對文革的歷史正確地了解,正確地分析評價,就必須改變現在對文革的政策,必須允許對文革進行研究,對文革題材的東西允許發表。」

對於官方迴避和禁止文革題材的出版發行,他反問道,「過去的東西,迴避、不理、不想,就不存在了嗎?歷史是永遠存在的,不可能因為你的態度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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