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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回忆录  文革期间12军军管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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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时任南京军区12军军长)


      1966年初夏,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全面发动了一场动乱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我们12军驻守苏北地区,按照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要求, 负责江苏淮阴、盐城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尽管当时我们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 、很不得力,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严格按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深入 群众,宣传教育群众,派出部队保护银行、重要仓库和国家机密档案,经过一系列 工作,当地的群众组织没有形成两派严重对立和严重武斗局面。部队内部团结,上 下统一,思想稳定,没有陷入到地方派性之中。 
  1967年夏季,正当我们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到工厂支工、农村支农,组织 学生学军,进一步稳定局势的时候,突然接到南京军区的紧急通知,周恩来总理要 我于7月28日赶到北京,受领“三支两军”的新任务,并告诉我,去北京的专机 已经在盐城空军机场等候。我向军里其它领导同志通报后,立即乘车赶赴盐城。由 于当时没有具体谈到执行什么样的“三支两军”任务,车子快速地往前奔跑,我的 脑子也紧张地转动思考,为什么这样紧急,而且是周总理亲自召见。过去部队执行 任务,一般都是逐级下达,这次到中央直接受领任务,我左思右想,感到非同一般 。即使“文革”开始后,中央直接向一个军布置任务,也很少听说。到了盐城空军 机场,见到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已在那里,他奉命和我同机去北京。这时,我已 基本上明确可能要到安徽“三支两军”。飞机上与严光同志交谈中,了解到安徽“ 文革”以来的一些复杂、严重的情况。这使我联想到对整个“文革”的看法,上面 一再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成绩最大最大 ,损失最小最小,而下面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问题越来越复杂,形势越来越严重 ,人们的忧虑越来越大,这样下去究竟怎么收场? 
  我们乘坐的是一架伊尔—14小飞机,经过近3个小时的飞行后,在北京南苑 机场降落。一到北京使我更为震惊,在我们住的京西宾馆周围,一辆辆满载着造反 的大卡车,架着高音喇叭来回地转着,震天动地地叫喊着,“打倒七二O事件 的凶首陈再道”(当时陈再道同志在京西宾馆受到保护),“打倒带枪的刘、邓路 线”。后来又看到中南海周围搭满了各种各样的帐篷,设立了各种名目的揪刘(少 奇)指挥部,把中南海团团包围。全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党中央所在地,被红卫 兵“兵临城下”,心里感到实在不是滋味。这使我更加感觉到,在这种上上下下一 片混乱的严峻形势下,周总理才紧急把我召来北京,赋予新的使命。 
  当天晚上,我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周总理已经在大会堂北大厅等候。总理带着 急促而又热情的神态对我说:“李德生同志你赶来了,很好!很好!我们到福建厅 坐下谈吧。”当时参加交代任务的,还在李富春副总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姚文 元也在场。 
  周总理首先介绍了安徽的基本情况。安徽自“文革”开始后,成立了许多群众 组织,在上海夺权影响下,于1967年1月26日夺了省委的权,由于许多复杂 的情况,其中主要原因是少数群众组织夺的权,没有实行“大联合”,没有实行“ 三结合”。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夺权派”喊“1•26夺权好得很”的好派;“ 反夺权派”则说“1•26夺权好个屁”的屁派。两派互相指责对方是“反革命” 、“保皇派”,出现了打人、抓人,发“通缉令”,并发生了动刀、动枪的武斗。 而且这些组织上下串连,全省各地、市、县都以夺权划分,从上到下形成了对立的 两大派,各自经常相互策应,采取统一行动,这就使得问题涉及面广,解决起来更 为困难。当时中央对安徽问题虽然制定了“九条”、“五条”两个文件,指出不能 随便宣布一派群众组织为反革命,不准乱捕人,通缉令一律取消,抓的人一律释放 ,不准搞打、砸、抢。为了缓解群众组织在夺权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中央决定成立 了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安徽省军管会,后来钱钧同志身体不好,由南京 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主持军管会的工作,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等等,但问题仍没 有得到解决。而武斗不断升级,越演越烈,在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区,两 派正酝酿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斗,这将给安徽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党中 央决定12军立即开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周总理特别强调,党中央 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心,非常着急,在这紧急时刻,派12军去安徽,是毛主席亲 自决定的。他以非常焦急的心情说:安徽武斗太厉害,已影响到中央的指示贯彻不 下去,军管会指挥不灵,难以控制局面。你回去紧急动员一下,立即带部队去安徽 。去了以后不要陷到派性里去,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搞准确, 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群众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 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当面领受周总理下达的任务,还是第一次。我亲眼看到他 对解决安徽问题那种心急如焚的心情,对12军的满腔希望,使我深深感到形势严 峻,任务紧迫,责任重大。当时的气氛与战争年代到上级受领紧急作战任务,相差 无几。我也来不及考虑更多,只是想到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党和人 民需要的时候,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作出多大的牺牲,都在所不惜。我当即表示 ,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坚决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同时,我 也向周总理请示:12军是否还继续担负苏北的海防任务,部队都去安徽执行“三 支两军”任务了,万一有情况怎么办?周总理说:“仗,恐怕十年打不起来,苏北 的防务问题与南京军区商量一下,可以由别的部队来担任,有的可以交给民兵去管 。” 
  受领任务的当晚,我几乎整夜未眠。感到解决安徽“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 要比带领部队打仗复杂得多,12军在江苏淮阴、盐城地区虽然搞了一段“三支两 军”,但与安徽相比,无论在地域范围上,还是解决问题的难度上,不知道要艰巨 多少倍,这对12军的部队、对我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当时所知, 前期介入“文化大革命”的部队中,遇到挫折或犯错误的,为数不少。怎么才能按 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完成安徽的“三支两军”任务?我左思右想,想着想着,在周 总理的指示中,使我发现了一个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奇特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 要批倒“走资派”,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要支持“左派”。而周总理在交代 任务时,一是没有提要揪“走资派”。二是没有提要支哪一派,而是只讲要坚决制止武斗。这使我找到解决安徽问题的一把钥匙,只要避开了前面两个问题,紧紧抓住坚决制止武斗,稳定局势这一条,有可能走出一条解决安徽问题的路子来。 
◇ 把问题倒过来解决 
  为了尽快了解掌握安徽的情况,我们在动员组织部队向安徽开进的同时,派出了军炮兵副主任王灿章、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参谋去合肥,将所见所闻,随时向我报 告。 
  第二天,他们汇报的第一件事,就很能说明安徽形势的严重程度。在去合肥途 中,因路况很差,颠簸厉害,王灿章的头部撞在吉普车前遮阳板上,戳了个大口子 ,他们就近找卫生院简单消毒,涂药,用纱布满头缠裹,像个从战场上下来的重伤 员。刚进入合肥市区,就遇到荷枪实弹的造反派。他们将车拦住,一看是个负伤的 解放军,赶快问是不是被另一派打的。车到省军管会大门口,见到的情况,更让他 们大为吃惊。那里正在开追悼会,聚集了好几百人,各式各样的花圈,层层叠叠, 从平地一直堆放到省军管会大门的门框上,高音喇叭放着哀乐,播单员控诉“战友 被害”经过。两派搞武斗打死了人,却把矛盾推给部队。合肥两派对立的状况可想 而知了。 
  我率军部轻便指挥所提前向合肥开进时,为了减少目标,便于在沿途能够亲自 看到真实情况,特意乘坐了一辆旧吉普车。当我们进至合肥南郊时,就遇到了情况 ,车队在南郊104医院附近,被造反派岗哨拦住,说是前面正要进行武斗,等他 们找完了部队才能通过。两派武斗人员为了区分“敌我”,我一派的手腕上系上红 布条。造反派都构筑了武斗据点,有的据点还拉上了铁丝网。他们的武器形形色色 ,有木棍、砍刀、步枪、手枪,有的还把机枪架在楼顶上。双方乒乒乓乓打了一阵 ,互相没有伤亡。后来弄清,这是因为12军(当时代号为6408部队)奉调入 皖的消息,已由北京迅速传到安徽,他们想在部队还没有进城,就给你来一次考验 ,看你对武斗是什么态度。 
  我亲自目睹了这一切,组织后续部队,乘坐100多辆卡车,浩浩荡荡开进合 肥,要求大家不管遇到大小武斗,要坚决把两派人员隔开,哪怕受到伤亡,做到骂 不还口,打不还手,决不开枪。合肥的群众,包括一些参加武斗组织的人员,对那 种无休止的打派仗,搞武斗,早已十分厌恶,在一场酝酿已久的大武斗即将爆发的 时刻,看到这么多解放军进城,感到有救了。部队一到,合肥市内十几万群众涌向 大路两旁,热烈鼓掌欢迎,喊口号,放鞭炮,出自内心的迎接解放军的到来。长江 路上热闹地段,鞭炮炸的纸花铺了一地,这种动人的场面,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稿好 “三支两军”工作,坚决制止武斗的责任感。 
  我到达合肥之后,听取了省军区领导的情况介绍,驻各地部队地也取了分区和 人武部的情况介绍。他们给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和有利条件。与时同 时,我们又组织力量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经过紧张的调查 研究,对安徽造成严重武斗的原因,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这就是因为夺权形成两 派,因为分派而形成对立,因为对立而爆发武斗,这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恶 性演变的一个共同特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倒着来,也就是首先制止武斗,再 实现联合,然后组织“三结合”,“把领导权掌握起来”。我认为这是使周总理的 指示具体落实,解决好安徽问题的基本思路。 
  部队到达安徽,按规定的部署展开后,我们立即召开了驻皖各部队有关领导人 会议,传达了周总理等对安徽“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明确了全省“三支两军” 工作的领导关系,提出了制止武斗、稳定局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要求。首先是制止 武斗,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其它一切都无从谈起。事后,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报告 。周总理对12军的部队执行任务坚决,行动迅速,提出的制止武斗的措施有力, 表示满意。他并且指出,安徽的驻军很多,海、陆、空都有,搞好各友邻之间,部 队内部上下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只有思想统一,行动一致,才能有力制止武斗 ,稳定局势。后来我们在抓“三支两军”工作中,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及 时向周总理报告,并都得到周总理的指示和支持。 
  部队进驻安徽后出现的状况是,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表示欢迎毛主席派1 2军到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但他们也有各种的想法。原来得到支持的一派,希 望继续得到支持;原来认为是被压制的一派,希望得到公平对待。12军究竟是什 么态度,他们都不得而知,因而双方酝酿已久的一场武斗,并没有停止准备,他们 想看一看,新来的12军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8月8日傍晚,我们刚到的第二天,武斗在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和安徽工学院附 近终于爆发了。一听到报告,我们立即派调几十名机关干部,带领3个连队赶到武 斗现场,举着《毛主席语录》勇敢地插到两派武斗火线中间,组成人墙,用高音喇 叭宣传政策。干部战士冒着遭受殴打和枪弹袭击的危险,劝阻参加武斗的人员,收 起武器,停止斗殴和开枪。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将差点造成一场流血惨祸的大武斗 平息。部队将堵在楼梯上的武斗工事拆除,将被围困在三层楼上,也是参加武斗的 年轻学生,一个个全部接下楼来。当时如果不是部队及时赶到,坚决制止武斗,这 些年轻娃娃和当地群众会有多大的伤亡就难说了。因为有人早就将几个灌满汽油的 大汔油桶推到了楼下,随时准备炸楼,烧楼。 
  这场武斗制止后,合肥人民争相传颂,赞扬12军是毛主席派来的好部队,真 正是为人民利益着想,不顾自身安危的人民子弟兵。 
  部队制止武斗初次成功后,军党委再次要求已进驻安徽各地的部队,采取一切 手段,不惜流血牺牲,坚决迅速制止各地武斗! 
  部队执行命令很坚决,在全省范围内制止武斗的活动迅速展开。 
  淮南一些武斗组织,不但在当地搞打、砸、抢,还开着火车出去搞武斗,部队 劝阻、说服不听,我们命令部队组织成连的人员“卧轨”,终于制止了他们的错误 行为。屯溪一带的武斗组织,开着汽车外出武斗,我们命令部队“卧路”,把这些 汽车挡了回去。有的造反派千方百计想激怒部队开枪,制造事端,有人在战士耳边 放枪,战士们不动声色,使这些挑衅行为未能得逞。有的冲进部队抢夺武器,我驻 肥西一个连队的干部战士几乎全都挨打了,但没有一人还手,也没有一支枪被夺走 。部队用这种大无畏的气概,制止武斗,很快见到效果,为进一步做群众工作创造 了条件。 
  经过采取这些果断措施,全省各地的武斗逐步被制止,形势有了好转,这就为 解决安徽问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了巩固这一成果,我们要求部队立即占领各城 市的制高点,在交通要道派驻小分队,并派出巡逻队日夜巡逻,严禁武斗活动,维 护社会秩序。这样,全省局势初步得到控制。 
  到了1967年9月5日,毛主席批发了“九•五”命令。强调任何人,任何 派别不许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任何部队不准将武器、弹药、 装备等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已经抢夺的上述物品,一律封存,限期归还。违反 此命令者以违反国法论处。对再有抢枪行为者,部队经劝阻无效时可自卫反击。 
  群众组织手中掌握着武器,是一大隐患,有了武器随时都可能爆发流血武斗, 会使形势恶化,别的一切就都谈不上了。合肥两派,经我们严肃公正地处理了几起 事件后,已有罢手武斗的愿望,现在“九•五”命令下达,我们立即抓住这个时机 大造舆论。军管会迅速将“九•五”命令翻印张贴。部队和群众组织都出动宣传车 ,从早到晚流动广播。部队派出大批收缴武器分队,深入到群众组织各据点,动员 他们交出武器。这次效果非常好,两天时间,共收缴各种枪支近3万支、火炮29 0门,以及大量弹药和凶器。通过这次缴枪行动,两派群众还自行揭发了操纵武斗 的坏头头,将他们扭送到军管会看守起来。 
  12军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情况,新华社《国内动态》登载,反映到 中央。从毛主席到中央。毛主席看到这份“动态”后,于9月13日,亲自批转全 国。 
  这时安徽两派对立的气氛已大为缓和,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取得明显效果。我 们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了两派思想情绪的基础上,认为实施解决安徽 问题的第二步,即实现两派联合的条件已成熟。军管会提出两派联合开会,两派不 但同意开会,还主动提出倒旗联合、并肩游行。9月19日两派组成了大联合委员 会,在省“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军参谋长林有声的主持下,安徽省军区的积极 支持下,经过周密的组织准备,9月20日,两派组织10万人,共20万人,在 合肥市省体育场,召开了“拥军爱民”群众大会,会后两派并肩在市内游行,受到 群众热烈欢迎。这一活动,军队没派一个连、一个人参加,两派群众自己组织得很 好,说明消除派性、实现联合的思想基础比较好,条件是成熟的。省军管会通过省 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两派联合的大会报道和两派群众的并肩游行的照片。 周总理知道后,让我将这天的报纸,加印20万份,派人乘飞机送北京,由中央分 发全国,推广安徽做法。 
◇ 靠大造舆论取胜 
  省革委会虽然成立了,但全省各地形势发展仍不平衡,由于内部的原因和受外 界的影响,少数地、市、县,几经反复,各方仍未达成协议,革委会建立不起来。 个别地区,群众组织之间由于武斗时双方都打死了人,积怨太深,对立情绪还很严 重。“九•五”命令公布以后,双方仍互存戒心,将武器藏起来不上缴,或只缴一 部分,有的即使成立了革委会,仍“危机四伏”,极不稳定。皖南重镇芜湖就是其 中之一。 
  “文革”初期,芜湖的群众组织,因夺权引起分歧,发生过一场大武斗,双方 伤亡都很大。其中一派被打出芜湖,人员跑到安庆、马鞍山、铜陵、合肥等地,有 的把被打死的人抬着游街,到省里告状。后来将两派的代表召集到北京谈判,仍未 解决问题。因此,芜湖的派性全国有名。经过多次协商,耐心工作,1968年5 月,芜湖专区暨芜湖市同时成立了革委会。但是派性并没有彻底消除,一些没有被 结合进革委会的干部及群众组织的头头,怀着不满情绪,活动频繁。我在安徽搞“ 三支两军”工作近一年来,体会最深的是遇事要沉住气,先调查研究,弄清情况, 再冷静处理。错误的东西总是站不住脚的,看起来是很吓唬人,实际上是很虚弱的 ,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所以在工作中的自信心也就不断增强了。因此 ,我接到芜湖的报告后,首先严令部队,绝不准向群众开枪!只要不开枪,就可以 争得主动。 
  为了摸准情况,我决定亲自到芜湖去,而芜湖两派都要求我去解决问题。当时 ,芜湖已完全处于失去控制的状态,特另是矛头指向了部队,到那里会发生什么事 是谁也难以预料的。省里和军里许多同志都不太主张我去。大家关心我的安全是可 以理解的,但那里的驻军已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芜湖是在革委会成立之后发 生的冲突事件,是关系全局的问题,如芜湖的问题不解决,就将变成一个“突破口 ”,很可能涉及全省,其后果就更加严重了。于是我向省里、军里的同志作了说服 工作,带着革委会少数同志,包括进入三结合的两派头头,去了芜湖。一路上,和 我同车的秘书谈起工作方案,我告诉他们,一切都要根据调查了解那里实际情况后 才能定,才能先有框子。进入芜湖后,所见到的景象和我以前来时已大不相同,到 处可见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街上的店铺关门,行人稀少。到了35师师部,听了 师领导同志的汇报后,感到现在两派互相对立,部队讲话也不听,目前只有分头进 行工作。抢枪、冲击部队的事,不急于处理,让省里来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分 别去各派做工作;我和35师政委、市革委会主任于永贤,找当地两派头头谈话, 听取他们的意见,交换看法,彻底摸清事件真相,考虑下一步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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