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晋华  文革中《青岛日报》第五号珍品

    （1）首先说明，这里所谈的青岛文革，是指1966年5月至1969年12月，主要是1967年1月青岛王效禹、杨保华夺权后，至1969年下半年王杨倒台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大文革”。

    “大文革”时期，《青岛日报》有一些珍品。所谓“珍品”，一是发行量或者存世量稀少，物以稀为贵；二是套色印制，刊登重大新闻，或者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报纸。

    我研究“大文革”时的《青岛日报》，将其中的十几期报纸划分为8大珍品。这里只介绍排行第5的珍品，

    第5大珍品的《青岛日报》，是1967年1月24日的新7号，4版，套红印制。

    这份报纸与文革的“动乱”有关，先简单介绍文革动乱。

    文化大革命，又称“十年动乱”。可本人质疑“动乱”是否真有“十年”之久？ 对这一问题，很多研究者发表了不同见解，先不讨论。

    所谓“动乱”，有具体内容和标志，或者代表性事件。本人认为，文革的动轮，可以划分3个阶段，有3个高潮。

    第一阶段，1966年6月至1966年9月，开始于6月1日晚播发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高潮是1966年8月18日领袖接见百万学生和红卫兵，标志为“破四旧”和“大串连”，砸毁众多文物，搅乱了社会秩序。“大串连”一直延续到1967年2月才逐渐结束。2月以后的上访告状又形成潮流，但与红卫兵的大串连是两回事了。

    第二阶段，1966年10月至1967年3月，标志为造反和夺权，高潮是1967年1月开始的“夺权”。

    第三阶段，1967年3月至1968年下半年，标志为“武斗”，高潮是1967年7、8月间，也就是领袖所命名的“天下大乱”。到1968年下半年，全国武斗逐渐平息，可零星武斗一直延续到1969年的下半年。  

  （2）这份第5大珍品的《青岛日报》与第二阶段的“夺权”有关，再简单介绍文革时期的夺权。

    官方文革史把上海定位第1个夺权的城市，本人不完全赞同，在此先不讨论这个问题。暂且把上海放在第一位。

    1967年1至2月全国夺权成功得到中央承认的省市只有6个，按时间排序上海、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山东，理由如下。

    这6个夺权，基本是在中央文革成员的支持下，以当地部分著名造反组织为主体，到省市委、人委收缴图章，占领办公室。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才表态承认，同时《人民日报》配发一篇社论。

    1967年2月3日山东夺权之后是北京，北京就不同了。北京的造反组织1月底也实施夺权，把市委主要负责人吴德等人关了起来。但中央一直不予承认，而是组建了以谢富治为首的筹委会，接管北京，3月22日正式成立以谢富治为主任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不能说谢富治的北京市革委会夺了谢富治为首的北京筹委会的权。所以，从北京开始，不能称夺权了，正规名称应该是成立革命委员会。其它各省市的造反组织基本也都夺了权，但中央一律没有承认，而是组建军管会或者筹委会，掌管省市大权，在此基础上再成立革委会。

    实施夺权的6个省市成立的权力机构名称，都是造反派自己命名的。

    上海2月5日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

    山西1月12日夺权，名称“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青岛1月22日夺权，名称“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

    贵州1月25日夺权，名称“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2月13日改名为“贵州省毛泽东思想革命委员会”。

    黑龙江1月31日夺权，名称“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山东2月3日夺权，名称最为复杂，全称“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简称“山东大联委”）。 

    毛泽东2月12日在北京同张春桥、姚文远谈话中提出：“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14日张、姚飞回上海，马上挂出“革命委员会”的牌子。2月23日，上海正式发文《关于将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同一天，“山东大联委”也改名“山东省革命委员会”。3月1日青岛造反委员会常委会决定，3月2日正式启用“青岛市革命委员会”的名称。

    对于全国文革“动乱”主要标志之一的造反组织这6个省市的成功“夺权”，哪些报纸首先刊登报道的呢？  

   （3）为了说明1967年1、2月全国刊登夺权的报纸，继续介绍1967年1月全国情况。

    我曾在网上以“冷眼文革”等网名发表《从文革夺权谈到权力机构名称及公章》等帖子，引用部分内容。

    文革时期，全国30个省、区、直辖市，除去台湾，29个经中央批准建立革命委员会。实际上，经中央批准的是30个，另外一个就是唯一的地级市“青岛”。第（3）篇已说明，中央批准的这30个省市区（包括青岛），先是6个夺权的，其余24个是在军管会或者筹委会的基础上成立的革委会。

    全国哪些报纸首先刊登夺权的消息呢？

    还得先从上海谈起。

    全国夺权，成为中央文革主要“功绩”之一。所以，张春桥等人贪天功为己有，把自己和上海标榜为第一个夺权的人和城市。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其中有一些阴差阳错的糊涂事情，参杂着张、姚的猫腻。上海夺权过程，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有记录、王力等人的回忆录也有记载，李逊在《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一书中叙述的比较详细，文革史研究者、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卜伟华等人谈了自己的观点。想详细了解的网友，可以看看这些文章。

    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4日到上海。1月4日，《文汇报》被报社造反组织接管。5日《解放日报》也被接管。

    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组织王洪文等人召开的批判大会宣布罢官，并没有宣布夺权和接管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领袖1月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支持《文汇报》的夺权。此时，张春桥等人还没有夺上海市委人委权的打算。 
   
    上海著名造反组织“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第一个向张春桥汇报准备接管上海领导机构，张答复须请示中央，不同意擅自行动。耿金章在“参谋”的鼓动下，不管那么多，先下手为强，1月15日凌晨3时派人联合“上三司”分别进驻上海市委市府，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委”，向北京发出“致敬电”，并发布通令。第二号通令宣布“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上海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

    这是下属给上峰发布的任命书，张、姚还不知道，很有些床底下拖出个黎元洪的味道。张春桥知道后把耿金章训了一顿。

    北京接到“二兵团”的“致敬电”等材料，不了解上海的实际情况，15日当天领袖政治局会议上表态，赞成张、姚任上海的一、二把手。张春桥接到王力的通报电话，顺势把这个功劳揽到自己身上。

    所以，上海的夺权，是1月15日实施的。因为没有经过张春桥的同意，上海的《文汇报》等报纸应该没有刊登夺权消息。

    张春桥等人原本打算1月24日正式发表上海的“夺权宣言”，但被耿金章的“二兵团”搅黄了。

    直到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才宣布成立，2月5日的《文汇报》在头版刊登报道《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布诞生》。

    张春桥等人为了抢夺全国第一夺权的功劳，就把1967年1月6日上海召开的大会吹成夺权。其实那根本不是夺权大会。  

   （4）再谈山西。山西夺权时间时间1月12日。

    一月初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在北京，他是正经老资格。文革派论资格康生是大腕，可在这一点上与刘格平相比康略逊一筹。刘比康小5岁，可刘1922年加入共青团，康1925年才入团。

    文革中刘格平名声大振，得益于1936年他坚决拒绝写那份出狱声明，所以多蹲了几年牢房。出狱的人文革中通通成了叛徒。

    1947年10月刘格平到了渤海区任组织部长，与王力、关锋等人是同事，当时渤海区的一把手康生。

    1967年1月7日，领袖赞扬《文汇报》夺权的前一天，关锋按江青旨意找刘格平谈话，8日他赶回太原，9日以他为主贴出著名的“山西五人大字报”《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

    1月12日，刘格平等人召集山西24个群众造反组织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工人造反决死总队”司令杨承效任总指挥。当天晚上进驻山西省委省人委，收缴各种公章半袋子。14日发布《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宣布夺权成功。省军区政委张日清表态支持。《人民日报》1月25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表示中央承认山西夺权。

    《山西日报》1月14日夺权，1月24日《山西日报》刊登了夺权消息，这天的报纸编号“新1号”，这是文革中报道中央承认的省市夺权第一份报纸，也就是一份重要的原始文革历史资料。1月25日《人民日报》转载24日《山西日报》内容。  

   （5）第三介绍青岛夺权，时间1967年1月22日。

    我曾经在网上用不同网名，发表过《文革名人王效禹》、《王效禹的发家和倒台》等原创帖子，谈到青岛的夺权，百度能搜索到。在此简单介绍。

    王效禹1948年任渤海区直接下属的清河地委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委，与曾在渤海区工作的王力、关锋、刘格平是同事，渤海区书记康生。

    文革初期，王效禹成为青岛和山东著名老干部造反派。1967年1月，他得知上海、山西夺权的消息，1月17日派康生长子张子石（青岛教育局局长）等4人赴京摸底，康生、王力、关锋19日明确表示支持王效禹在青岛夺权。1月21日，王效禹策划组织了青岛18个造反组织，22日宣布夺权。因为王有青岛副市长的身份，他没有参加22日的夺权大会。

    23日王效禹主持的会议上，外贸畜产红总等5个组织也要求参加夺权，23日夺青岛市党政权力的组织成为23个。

    青岛有很多造反组织没有参与夺权，也不知道中央文革康生等人事先表态支持王效禹，这些组织非常不满，组成反夺权派。

    反夺权派1月22日夜间包围《青岛日报》印刷厂，原本《青岛日报》23日刊登夺权消息的打算没成功。1月23日夜间反夺权派继续包围冲入报社印刷厂，与夺权派发生冲突。最后，驻青陆军派了一连部队，与夺权派一起，才把反夺权派赶出报社。1月24日的《青岛日报》直到24日14时，也就是下午2时才印制出来。

    这份报纸套红刊登了青岛造反组织夺权的消息。头版刊登《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宣布成立“青岛革命造反委员会”的报道。2、3版刊登署名23个造反组织《告青岛全市人民书以及《第一号通令》等。

    此时，山东省还没有夺权，省委人委还算“走资派”掌权。

    中央1月27日晚上召开的碰头会议上研究承认青岛王效禹的夺权。当天深夜，关锋给王效禹打电话通报中央的决定，同时军委发出命令，要求驻青岛的北海舰队和67军支持王效禹以及夺权。1月30日《人民日报》就青岛夺权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并转载《青岛日报》1月24日刊登的《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23个造反组织的《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等文章。

    青岛夺权成功，王力1月30日通知王效禹赴济南去夺山东省的权。  

   （6）《山西日报》和《青岛日报》都在1967年1月24日刊登当地夺权消息。不同在于《山西日报》24日刊登时中央已经开会承认山西造反组织夺权，而《青岛日报》刊登时中央还没有开会正式承认青岛夺权。当然，青岛夺权前中央文革的康生等人已经表态支持。    所以，1967年1月24日的《山西日报》和《青岛日报》，在文革时全国刊登夺权和成立革委会消息的系列报纸中并列第一，也可以并列冠名为刊登夺权报纸的“创刊号”。《人民日报》1月25日刊登山西夺权的，《文汇报》2月5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诞生，其它中央后来承认的3个省的造反组织夺权都在1月24日之后实施的。

    文革“动乱”的标志，第（2）帖已经谈到有“破四旧”、“大串连”、“造反”、“夺权”、“武斗”等。除了“夺权”之外，其它几项在全国是普遍现象，全国众多报纸都有报道。只有“夺权”，全国只有6个省市，首先刊登夺权的，也只有这6个省市的极少数报纸，《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都拖后了。

    《青岛日报》的发行量远远低于全国和省市大报。因此我把它列为文革中《青岛日报》的第5号珍品。

    （另外说明，1967年1月24日，青岛属于夺权派的一份文革小报《东方红战报》也刊登了“青岛122夺权”，这份小报发行量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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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夺权报纸的“创刊号”

描述:这是1967年1月24日刊登“青岛122夺权”的《青岛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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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这是1967年1月24日刊登“青岛122夺权”的青岛《东方红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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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提一次，请把我的姓名地址删去。

这篇文章虽然今年5月写的，已经进修了修改补充，发篇最新版。
题目《文革中全国刊登夺权成功系列报纸的“创刊号”》。

    （1）这篇帖子今年5月初曾以《文革中<青岛日报>的第五号珍品》在某网站的报纸投稿栏目发过，因为栏目撤销，帖子不见了。没法。把文章贴在网易博客中。
    现在经过修改，换了题目，重新再发。
    题目中的“创刊号”，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报纸“创刊号”，只是个人观点，不一定准确。
    这里所谈的青岛文革，指1966年5月至1969年12月，主要是1967年1月青岛王效禹、杨保华夺权后，至1969年下半年王杨倒台的这段时间。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大文革”。

    （2）“大文革”时期，《青岛日报》有一些珍品。所谓“珍品”，一是发行量或者存世量稀少，物以稀为贵；二是套色印制，刊登重大新闻，或者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报纸。
    我研究“大文革”时的《青岛日报》，将其中的十几期报纸划分为8大珍品。前面发的帖子，曾把这份报纸列为第5号珍品，现在修改为文革中《青岛日报》的第3号珍品。
    第3号珍品的《青岛日报》，就是照片中的1967年1月24日的新7号，4版，套红印制。
    这份报纸与文革的“动乱”有关，先简单介绍文革动乱。
    文化大革命，又称“十年动乱”。可本人质疑“动乱”是否真有“十年”之久？ 对这一问题，很多研究者发表了不同见解，先不讨论。
    所谓“动乱”，有具体内容和标志，或者代表性事件。本人认为，文革的动乱，可以划分3个阶段，有3个高潮。
    第一阶段，1966年6月至1966年9月，开始于6月1日晚播发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高潮是1966年8月18日领袖接见百万学生和红卫兵，标志为“破四旧”和“大串连”，砸毁众多文物，打死无辜，搅乱社会秩序。“大串连”一直延续到1967年2月才逐渐结束。2月以后的上访告状又形成潮流，但与红卫兵的大串连是两回事了。
    第二阶段，1966年10月至1967年3月，标志为造反和夺权，高潮是1967年1月开始的“夺权”。
    第三阶段，1967年3月至1968年下半年，标志为“武斗”，高潮是1967年7、8月间，也就是领袖所命名的“天下大乱”。到1968年下半年，全国武斗逐渐平息，可零星武斗一直延续到1969年的下半年。

    （3）这份第3大珍品的《青岛日报》与第二阶段的“夺权”有关，再简单介绍文革时期的夺权。
    官方文革史把上海定位第1个夺权的城市，本人不完全赞同，在此先不讨论这个问题。暂且把上海放在第一位。
    1967年1至2月全国夺权成功得到中央承认的省市只有6个，按时间排序上海、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山东，理由如下。
    这6个夺权，基本是在中央文革成员的支持下，以当地部分著名造反组织为主体，到省市委、人委收缴图章，占领办公室。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才表态承认，同时《人民日报》配发一篇社论。
    1967年2月3日山东夺权之后是北京，北京就不同了。北京的造反组织1月18日也实施夺权，把市委主要负责人吴德等人关了起来。但中央一直不予承认，而是组建了以谢富治为首的筹委会，接管北京，然后才正式成立以谢富治为主任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不能说谢富治的北京市革委会夺了谢富治为首的北京筹委会的权。所以，从北京开始，不能称夺权了，正规名称应该是成立革命委员会。其它各省市的造反组织基本也都夺了权，但中央一律没有承认，而是组建军管会或者筹委会，掌管省市大权，在此基础上再成立革委会。
    实施夺权的6个省市成立的权力机构名称，都是造反派自己命名的。
    上海2月5日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
    山西1月12日夺权，名称“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
    青岛1月22日夺权，名称“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
    贵州1月25日夺权，名称“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2月13日改名为“贵州省毛泽东思想革命委员会”。
    黑龙江1月31日夺权，名称“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
    山东2月3日夺权，名称最啰嗦，全称“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简称“山东大联委”）。
    毛泽东2月12日在北京同张春桥、姚文远谈话中提出：“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14日张、姚飞回上海，马上挂出“革命委员会”的牌子。2月23日，上海正式发文《关于将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同一天，“山东大联委”也改名“山东省革命委员会”。3月1日青岛造反委员会常委会决定，3月2日正式启用“青岛市革命委员会”的名称。
    对于全国文革“动乱”主要标志之一的造反组织这6个省市的成功“夺权”，哪些报纸首先刊登报道的呢？

    （4）为了说明1967年1、2月全国刊登夺权的报纸，继续介绍1967年1月全国情况。
    我曾在网上以“冷眼文革”等网名发表《从文革夺权谈到权力机构名称及公章》等帖子，引用部分内容。
    文革时期，全国30个省、区、直辖市，除去台湾，29个经中央批准建立革命委员会。实际上，经中央批准的是30个，另外一个就是唯一的地级市“青岛”。第（3）篇已说明，中央批准的这30个省市区（包括青岛），先是6个夺权的，其余24个是在军管会或者筹委会的基础上成立的革委会。
    还得先从上海谈起。
    全国夺权，成为中央文革主要“功绩”之一。所以，张春桥等人贪天功为己有，把自己和上海标榜为第一个夺权的人和城市。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其中有一些阴差阳错的糊涂事情，参杂着张、姚的猫腻。上海夺权过程，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有记录、王力等人的回忆录也有记载，李逊在《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一书中叙述的比较详细，文革史研究者、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卜伟华等人谈了自己的观点。想详细了解的网友，可以看看这些文章。
    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4日到上海。1月4日，《文汇报》被报社造反组织接管。5日《解放日报》也被接管。
    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组织王洪文等人召开的批判大会宣布罢官，并没有宣布夺权和接管上海市的党政大权。
    领袖1月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支持《文汇报》的夺权。此时，张春桥等人还没有夺上海市委人委权的打算。    
    上海著名造反组织“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第一个向张春桥汇报准备接管上海领导机构，张答复须请示中央，不同意擅自行动。耿金章在“参谋”的鼓动下，不管那么多，先下手为强，1月15日凌晨3时派人联合“上三司”分别进驻上海市委市府，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委”，向北京发出“致敬电”，并发布通令。第二号通令宣布“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上海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
    这是下属给上峰发布的任命书，张、姚还不知道，很有些床底下拖出个黎元洪的味道。张春桥知道后把耿金章训了一顿。
    北京接到“二兵团”的“致敬电”等材料，不了解上海的实际情况，15日当天领袖政治局会议上表态，赞成张、姚任上海的一、二把手。张春桥接到王力的通报电话，顺势把这个功劳揽到自己身上。
    所以，上海的夺权，是1月15日实施的。因为没有经过张春桥的同意，上海的《文汇报》等报纸应该没有刊登夺权消息。
    张春桥等人原本打算1月24日正式发表上海的“夺权宣言”，但被耿金章的“二兵团”搅黄了。
    直到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才宣布成立，2月5日的《文汇报》在头版刊登报道《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布诞生》。
    张春桥等人为了抢夺全国第一夺权的功劳，就把1967年1月6日上海召开的大会吹成夺权。其实那根本不是夺权大会。

    （5）再谈山西。山西夺权时间时间1月12日。
    一月初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在北京，他是正经老资格。文革派论资格康生是大腕，可在这一点上与刘格平相比康略逊一筹。刘比康小5岁，可刘1922年加入共青团，康1925年才入团。
    文革中刘格平名声大振，得益于1936年他坚决拒绝写那份出狱声明，所以多蹲了几年牢房。出狱的人文革中通通成了叛徒。
    1947年10月刘格平到了渤海区任组织部长，与王力、关锋等人是同事，当时渤海区的一把手康生。
    1967年1月7日，领袖赞扬《文汇报》夺权的前一天，关锋按江青旨意找刘格平谈话，8日他赶回太原，9日以他为主贴出著名的“山西五人大字报”《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
    1月12日，刘格平等人召集山西24个群众造反组织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工人造反决死总队”司令杨承效任总指挥。当天晚上进驻山西省委省人委，收缴各种公章半袋子。14日发布《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宣布夺权成功。省军区政委张日清表态支持。
    1月22日，中央开会承认山西夺权。1月24日《山西日报》刊登了夺权消息，这天的报纸编号“新1号”，这是文革中报道中央承认的省市夺权第一份报纸，也就是一份重要的原始文革历史资料。1月25日《人民日报》转载24日《山西日报》内容，同时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