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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进峰:“文化大革命”时期山东的教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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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期山东的教育革命

左进峰


 “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斗、批、改”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开展对国家的教育事业乃至中国社会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以山东为例对其作一探析。
  
  一、从工宣队进驻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确立
  
  “文革”之前,山东的学校管理体制实行党委(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文革”爆发后,山东各地大中学校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在“停课闹革命”的口号下,全省红卫兵走上街头,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事物进行彻底砸烂。几乎所有的校领导干部都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受到批斗和抄家,许多老师也被当作“保皇派”、“牛鬼蛇神”来批斗。全省各地的学校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原来的学校管理体制被彻底否定和打乱。
  1967年1月,继上海一月夺权后,夺权之风迅速蔓延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积极参与夺权活动和派性斗争,许多红卫兵组织成为当地派性斗争和武斗的骨干。面对严重的动乱局势,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维护社会秩序,制止武斗的蔓延。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号召中小学革命师生“复课闹革命”。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山东省革委会及时进行了学习和传达,并在学校内张贴了社论和通知。但由于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普遍受到批判、审查,大量的学生仍散在社会没有返校,学校的混乱局面仍在蔓延。据济南市革委会向山东省革委会报送的调查指出,当时济南市多数学校处于瘫痪状态。济南二十中,原有学生1300多人,当时在校学生仅一二百人,“许多学生在家里玩,也有的去干活、帮工挣钱”。
  鉴于学校面临的严重局势,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通知下发后,全国各地纷纷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中、小各类学校。9月,山东省革委会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决定向全省各类学校派驻工宣队和军宣队。按照分工,驻济南的大学由省革委会负责,驻各地的大学由各地、市革委会负责;各市的中等学校由各市负责,其他各县的中等学校,由县里负责,重点是抓好县重点中学;小学原则上由生产大队负责。截至9月底,全省共抽调工人、解放军3万多人组成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全省的各类学校及上层建筑的其他领域。在农村则向学校派出了贫宣队。工宣队进校后全面接管了学校的领导权,并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一是大力整顿校风,恢复学校秩序。工宣队进驻学校后,立即张贴通告,要求学生迅速返校复课。学生返校后,在工宣队的帮助下,以班级为单位制定了新的作息制度,坚持早请示、晚汇报,并普遍开展了军训活动。二是调整、整顿或建立校革委会。对部分秩序比较好、已经建立革委会的学校,主要是调整充实。对部分秩序混乱,还未成立革委会的学校,按照“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抓紧建立校革委会。校革委会的建立和调整对加强学校的日常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三是对工宣队和校革委会的职权进行了初步界定。工宣队实行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主要是抓好学校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和学校的“斗、批、改”运动;校革委会在工宣队的指导下负责学校日常行政管理工作。通过以上措施,山东各地学校的混乱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教学秩序逐步恢复。据济南市十九中的汇报材料称:工宣队进驻前“学校学生不到校,教师睡大觉,革命工作无人抓,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工宣队进驻后,调整充实了校革委会,加强了对学生组织的领导和团结,学生的组织纪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的到校率达到98%以上。至此,山东的学校管理体制经历了“文革”初期极度混乱后的第一次重大调整,即以工宣队代替了“文革”前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后,党的各级组织陆续恢复,党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重新确立起来。1971年4月,中共山东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委。其后全省各地党的基层组织陆续恢复。这样在学校内部就形成了党组织、校革委会、工宣队三套领导班子。校革委会作为学校的行政管理组织,在工宣队进驻学校后其职能就明确下来,但党组织和工宣队却没有明确的分工。该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学校党组织、工宣队和革委会的职权进行了明确划分。纪要指出:“党委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政治作用”;“革委会是党委领导下的权力机构,实行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这就明确了学校党组织的一元化领导地位,工宣队要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发挥政治作用,地位相当于党组织的一个政治工作部门,校革委会依然负责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10月11日,中共山东省委批转省革委会政治部《关于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学校党组织建设,加强对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以纪要的下发为标志,山东学校管理体制实现了第二次调整,即以党的一元化领导取代了工宣队领导学校的体制。
  学校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后,工宣队在学校的作用逐渐弱化。从1972年开始,许多学校的工宣队开始撤出学校,没有撤出的工宣队也基本不再发挥作用。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认为:“工宣队已经完成了在特定条件下党交给的特殊任务,现在撤出学校已经不会削弱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了。”截至1978年底,山东省各地的工宣队组织全部撤出学校。
  “文革”时期,山东学校管理体制的两次调整均对稳定学校秩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一时期学校管理的中心工作不是领导、保证教学,而是抓阶级斗争,抓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抓生产劳动,教学工作被放在次要的位置,学校的教学质量大幅度下滑。
  
  二、三结合教学新体制的建立与教材、学制改革
  
  “文革”爆发初期,山东省各地对原来的教学体制予以彻底否定和全面批判,并进行了初步改革。之后,由于学校很快陷入混乱之中,正常的教学秩序被彻底打乱,教学体制的改革暂时中断。1968年工宣队进驻学校后,随着教学秩序的恢复,教学体制改革重新被提上日程。 由于未制定统一的要求,各地的教学体制改革各自为政,莫衷一是。但基本上有两个侧重点:一是在教学内容上,削弱基础知识学习,突出政治挂帅。各类学校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教学的首位,把阶级教育作为一门主课,基础文化知识学习放在了次要位置。二是在教学方式上,轻视课堂教学,突出生产劳动和政治运动。各类学校普遍把以教学为主的指导思想扣上“智育第一”、“分数第一”的帽子进行严厉批判,并把生产劳动和政治运动列入教学计划,频繁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和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正常教学活动的开展。
  为了加强对全省教学体制改革的指导,山东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于1970年1月26日批转省革委会政治部《全省中小学教育革命会议纪要》。纪要总结并肯定了前段时间全省各地开展教学体制改革的部分经验,对全省下一阶段的改革进行了统一部署。提出要“正确处理革命和教学的关系,一定要政治统帅教学,使政治在百分之百的时间里起统帅作用”;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要学工、学农、学军。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自办工厂、农场,建立学工、学农基地;“学制要缩短,中小学学习年限可缩短为九年”。纪要下发后,山东省各地教学体制的改革进一步推开。
  1970年8月12日,省革委会召开全省高等学校教育革命座谈会。会议交流了高等学校教育革命的经验,明确提出要建立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教学新体制。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在讲话中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我们办学的根本方针、根本路线。学校办到社会上去,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这是落实毛主席教育方针的重要措施”。讲话还肯定了部分学校大办工厂、农场的做法,号召全省各地学校要建立学工、学农基地,广大师生要走出学校,广泛接触社会,积极参加生产劳动。1971年8月下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教学体制改革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纪要提出,要坚持“五七指示”的道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经过几年的实践,山东对原来以学为主的教学体制进行了全面批判,确立了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新体制。
  在进行教学体制改革的同时,山东各地还对教材、学制等进行了改革。在教材方面。1966年7月,教育部下发《关于1966年秋季小学语文课本和中学外国语课本使用办法的通知》。通知提出:“应该让老师和学生以革命的精神进行教和学,如发现课本有错误,要允许他们批判删改”。以此为依据,山东各地开始对教材进行改革。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一时期的教材改革五花八门。不久,全省各地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教材改革基本停止。1968年后,随着教学秩序逐渐恢复,山东各地重新启动教材改革。直到“文革”结束,全省各地学校陆续出版了各种版本的教材。虽然这些教材版本各异,但都强调以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内容以毛泽东著作为主,基础文化知识大幅压缩。如一套小学语文教材164课,其中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23课,反映无产阶级政治内容的79课,占46%。中学和大学的教材也普遍存在这一情况。在学制方面。“文革”前山东省实行小学“四二”学制,即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中学实行“三三学制”即初级、高级中学各3年;大学实行专科教育2~3年,本科教育一般4年,医科5年。“文革”后全省小学一律改为5年制;中学实行初中、高中各两年的4年制。从1975年起,部分城市初中和农村初中由两年改回3年,这样就形成中学4年制与5年制并存的中学学制。在大学则统一改为2—3年学制,其中进修班1年。
  新体制的建立对加强学生社会实践、重视生产劳动,对改造思想、反对应试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但也出现了以劳代教的倾向。虽然《关于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意见》中规定,要“上好政治课和社会主义文化课,打好基础”;要做到“学习有要求,教学有计划,备课有保证,不要以劳动和社会活动代替教学”,“小学教学时间要达到全学年总时间的85%,中学要达到75%”,但由于新体制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在教学中的作用,强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实际上将“兼学”摆在了“主学”之上,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和政治运动的时间远远超出了这个规定。同时,由于在教学内容上削弱了文化基础知识的学习,加上学制普遍缩短,教学质量大幅下降。据省革委会政治部教育组在烟台的调查报告统计:1971年烟台市中学生参加劳动、搞政治运动、社会活动、野营训练等一般在100天左右,多的达到120天,上课时间仅为180~200天,约占全学年总时间的60%~65%。小学五年级学生四项合计一般都在60~70天,多的达到80天,上课时间约占全学年的70%~75%。各年级的每个教学班大约只有20%左右的学生上课能听得懂;50%~60%左右的学生勉强跟班,但成绩很差;其他20%~30%左右的学生根本听不懂,考试经常得零分。
  
  三、侯、王建议信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山东省嘉祥县教师侯振民、王庆余的来信《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信中提出:“我们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教育经费,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从15日开始,《人民日报》以《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为题开辟专栏,对建议开展大讨论。讨论一直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共发表文章200余篇。
  侯、王建议信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反响并不是偶然的。建议信发表时,全国“教育革命”正稳步推进。在城市,工宣队已经普遍进驻各类学校并接管了学校的领导权。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学校的“斗、批、改”运动陆续展开。对于城市“教育革命”的领导,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通过派驻工宣队的方式已经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在农村,虽然有毛泽东“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但具体怎么管理却没有成熟的经验。侯、王建议信的发表正好推动了各地对农村“教育革命”的讨论和实践。同时,此建议与毛泽东的设想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建议信发表后,全国各地陆续将农村的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
  建议信发表的第二天,山东省嘉祥县革委会下发了《将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决议》,并将决议向山东省革委会、中共中央上报。决议要求全县11月14~20日基本完成公办小学下放大队的工作。截至年底,嘉祥县公办小学基本已下放到大队。此后,山东省掀起了一个自力更生办学热潮,截止到1973年,全省民办小学增加到73172所,比1964年底增加15617所,占全部小学总数的96%;学生846万,比1964年底增加509.6万人,占小学生总数的88%;全省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7.88%。山东的农村小学办学体制从原来的国家、集体(生产队)共同办学转变为基本由生产队办学。
  农村小学办学体制的改变,对调动农村办学积极性、推动全省农村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的普及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工作中存在“一刀切”和急于求成的现象,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一是学校下放大队来办,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据1973年5月省教育部门的调查报告统计,1972年农民承担民办中小学经费13242万元,占全部农村民办学校经费的57.2%,平均每个农民负担2.15元,占农民总收入的4%。农民普遍反映“民办好是好,多了社员受不了”。二是教师待遇普遍下降且地区差异大,挫伤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据统计,教师全年补贴高的能达到309元,低的只有69元。即使按照全年309元的补贴来看,也比同时期公办教师工资待遇低许多。三是导致学校办学经费普遍不足,降低了教育质量。尤其在学校下放初期,国家对农村办学经费的投入大幅减少,而许多大队由于经济困难,根本没钱办教育,许多小学的教室破旧不堪,课桌用土、石台子代替,有的学校甚至连个厕所都没有。
  
  四、高等学校布局调整与推荐工农兵上大学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战争危险性陡然增加。按照中央的部署,全国许多大中专学校开始向农村和大小三线地区搬迁。
  1970年6月,山东省革委会政治部召开全省高等学校会议,研究高等学校布局和专业调整问题。会后,省革委会政治部制定了《山东省高等学校布局和专业调整方案》。7月29日,山东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下发《批转(山东省高等学校布局和专业调整方案)的通知》。通知指出:这次高等学校重新调整布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战备的需要,是改革旧的教育制度的一项重要措施。对这次高校布局和专业调整的原则,方案指出,一是全面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和“五七”指示,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工农兵,彻底改变“三脱离”的旧教育体系;二是实行开门办学,厂校挂钩,学校办工厂(农场),建立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新体制;三是遵照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从战备和实际需要出发,对省属各类院校适当调整合并,缩小规模,分散下放到厂矿或农村办学,抽调教学人员充实地区学校,充分调动和发挥地区办学的积极性。具体方案:一是将山东大学一分为三。以山东大学的理科系(数学、物理、化学、无线电电子学)为基础组建山东科技大学,校址设在济南;文科和曲阜师范学院合并,组建新山东大学,校址设在原曲阜师范学院;生物系并入山东农学院。二是将部分大学进行搬迁。山东师范学院迁往聊城;山东医学院与山东中医学院合并,组建新的山东医学院,校址迁往泰安地区的楼德镇。三是将部分高校下放地区或厂矿办学,如青岛医学院迁往惠民地区北镇,下放惠民地区办学;昌潍医学院下放昌潍地区办学。山东煤矿学院迁往肥城矿区,矿校结合办学。四是撤销山东财经学院。通知下发后,全省高校专业调整、搬迁工作全面展开。截至9月底,搬迁任务陆续完成。据1971年12月24日山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的《关于高等院校调整情况的报告》指出,全省高等院校于1970年7月开始,对学校的布局和专业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省直属院校保留10所,下放到地区的院校10所。
  由于大学调整、搬迁工作从方案下发到搬迁只有3个月时间,加之缺乏科学、周密的搬迁工作规划,学校搬迁后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一是新校区建设严重滞后,直接影响了教学。由于时间仓促,投资不足,施工力量、材料供应跟不上,新校区基建进度非常缓慢。学校的大量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只能是原学校一部分、新学校一部分,即使搬到新学校的许多仪器设备也没有地方安置。许多教师挤在一间房里办公、休息,严重影响了备课。二是造成“分散办学”、“分散设系”的弊端。由于新校区的校舍、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普遍不足,学校只好在原校区设立分校,实行“分散办学”、“分散设系”,如山东师范学院的理科系继续留在济南校区。这就给学校管理、教学和教职工生活造成了很大不便。有的学校总校距离分校几百公里,学校的资料和仪器分散几处,学生上课需要在总校和分校间来回往返。有的一家人被分成三四处,工作不安心,影响了教学。三是把省里唯一的一所综合大学——山东大学分拆后,山东大学的许多专业被迫停办,许多科研工作难以开展,严重削弱了全省的教学和科研力量。
  从1973年初开始,山东大学以及几所调整搬迁院校的部分干部、教师和学员不断到省委、中央上访,反映院校搬迁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10月,山东省革委会政治部派出工作组,对全省大专院校的调整搬迁情况进行调研。11月,山东省革委会政治部向省委提交《关于高等院校调整搬迁问题的汇报》。汇报实事求是地指出了调整搬迁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恢复山东大学;将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医学院、青岛医学院的院部分别迁回济南、青岛,新建院校改设为分院。山东省委非常重视省革委会政治部的汇报,对方案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原则上予以通过。1974年1月22日,中共山东省委下发通知,决定“于1974年2月1日在济南恢复原山东大学,在曲阜恢复原曲阜师范学院,同时撤销山东科学技术大学”。山东大学随即在济南恢复。此后,山东师范学院、青岛医学院、山东医学院等高校也陆续迁回原址。
  实践证明,山东高校布局调整是缺乏科学规划和脱离办学实际的,对全省高等学校教育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和破坏。但这次调整对山东高校的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青岛医学院等下迁,对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后来,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现在的聊城大学)、青岛医学院北镇分院(现在的滨州医学院)、新山东大学(现在的曲阜师范大学)等均发展成为全省重要的大学。
  在进行高校布局调整的同时,按照中央的部署,山东省还积极进行了高校恢复招生的筹备工作。“文革”爆发后大学停止了招生。直到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的批示》。批示指出:“中央同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现发给你们,供参考,各地在安排招生工作时,可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办理。”。批示下发后,山东省革委会政治部对高校招生工作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7月4日,省革委会政治部下发《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的批示)的意见》。意见认为:“我省高等学校前一段虽也开始了一些教育革命的实践,但和北大、清华比较,差距很大,经验不多,特别是改造教师队伍,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的条件相差更远”,“分析我省直属大学的情况,我们认为除了华东石油学院以外,其余学校还不具备立即招生的条件”。对此,意见提出:“要认真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示和北大、清华两校招生(试点)经验,把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变成推动各校加速斗、批、改进度的动力,积极为招生创造条件”。意见下发后,各省属高校高度重视,积极筹备,到1970年下半年,省属高校的招生筹备工作基本完成。
  1970年11月8日,山东省革委会政治部制定《关于1971年度省属大学招生方案》。方案规定:1971年度省属8所大学(青岛海洋大学暂缺)58个专业共招收学生5215名,分两批完成。在招生对象上,方案要求从厂矿招收1267名,占总名额的24.3%;从农村(包括建设兵团)招收3089名,占59.2%;从现役军人中招生259名,占5%;其他600名,占11.5%。这样,从工、农、兵中招收的学员占全部招生的88.5%。在招生条件上,规定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3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在招生办法上,参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的规定,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这次招生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停止了从高中毕业生招生的传统做法,代之以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生;二是废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代之以“群众推荐”和“领导审批”。
  方案下发后,全省各地迅速成立了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招生工作办公室,对招生工作进行传达部署。截至1971年2月底,全省高校招生工作基本结束。全省10所大学(其中省属9所,地区1所)共完成招生6343名。这批学员是山东省“文革”中招生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至1976年,山东省共招收6届工农兵学员4万余人。
  通过推荐的方式招收工农兵学员是高校招生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应当说,改革在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应试教育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然而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一是学生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且普遍较低,致使教学质量普遍下降。在推荐工作中,由于偏重考察学生的政治表现、职业和家庭出身,忽略了文化考核,因此学生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1971年,山东大学数学系新学员入学后,用高小、初中、高中三类一般数学试题测验,学生分数最高93分、最低0分;有50%左右的学员达不到初中程度。由于招收学员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许多学员根本不能完成大学教育规定的基本学习内容,造成了大学毕业生质量的严重下降。二是在招生工作中滋生了“走后门”的现象。一些手中拥有权力的人,通过不正当的方法把自己及身边人的子女送进大学,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招生秩序,影响了招生的公正性。1972年5月14日,中共山东省委专门下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的通知》,对招生工作中的“走后门”现象进行了严肃批评。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招生标准,实行“群众推荐”和“领导审批”的办法很容易滋生腐败问题。虽在每年招生工作中,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都强调杜绝“走后门”问题,但收效一直不大。废除考试制度,从工农兵中招收学生,固然解决了应试教育带来的某些弊端,然而却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更为严重的问题,这是招生体制改革者始料未及的。
  “教育革命”是“文革”时期在极“左”思想指导下,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造”的重要环节。它对教育的许多领域进行了根本的颠覆性的变革。应当说,“教育革命”对原有教育体制的某些弊端的认识是深刻和敏锐的。然而,就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式来看,却是极端和片面的。实践证明,这样的教育“改造”是完全脱离实际和十分错误的。山东“教育革命”的开展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它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对全省的教育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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