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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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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州文化大革命


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入一个特殊的时期,即“文化大革命”。这场由毛泽东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在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阴谋家的利用和操纵下,事实上成为一场祸及全国的大内耗、大动乱、大灾难。
  1966年5月16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成立“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和下发了《“5·16”通知》。此后,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在全国急剧展开,国家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被扭转到歧路。
  从6月开始,“文革”运动波及到青州。教育、文化系统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黑店”。益都一中、益都师范等学校停止正常的教学活动,把部分教师作为“牛鬼蛇神”进行揪斗,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口号,出现严重混乱。益都师范18级4班部分学生向县委贴出第一张大字报,驱赶县委派出的工作组,运动开始走出学校,向社会蔓延。学生上街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焚烧古书字画,砸毁碑碣文物,破坏古建筑、古庙宇。万年桥、偶园等历史古迹和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等宗教建筑遭到严重损坏。城乡民间散存的文物也大部被毁。
  8月,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各学校相继成立“红卫兵”组织,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矛头指向学校领导班子。9月,青州部分学生教师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学习“文革经验”。返回后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组成各种名目的所谓“战斗队”,到工厂、农村“发动革命”。许多中小学生组织各种“长征”队,徒步到全国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
  冬天,工厂和农村的部分群众也成立各种“造反”组织。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踢开党委闹革命”,刮起了“炮打”、“罢官”之风。对各级领导干部日夜揪斗,挂黑牌、戴高帽游街,肆意进行人身侮辱和折磨。工厂停产,学校停课,许多党员、群众被诬为“保皇派”,受到排斥和打击。大部分基层党政群团组织被冲垮,陷于瘫痪,全县陷入大动乱之中。
  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发起“一月风暴”,夺取党政大权。山东省在济南也发生“2·3夺权”。受此影响,青州掀起“夺权”浪潮。28个“造反”组织在驻军“支左”代表的支持下,联合夺取了益都县委、县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由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三结合“革命造反委员会”。军代表、6197部队政治部副主任王仙洲任主任,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靠边站”。随后,更名为“革命委员会”,掌握全县大权。嗣后,各公社、部门、工厂、商店等也纷纷夺权,全县处于无政府状态。
  在所谓山东省“2·3夺权”风暴中,有一位青州人出尽了风头,这就是王效禹。王效禹,青州市朱良镇段村人。抗战初期,受革命洪流的影响,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益都县委组织部长、临淄县委书记、渤海军区某部政委、清河地委书记等职。解放后,曾任省检察院副检察长、青岛市副市长。“文革”开始后,王效禹投靠“造反派”,发动了山东省“2·3夺权”,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号称“六个第一”、“山东的小月亮”。此后,先后在山东发起“反逆流”、“反复旧”等运动,打击伤害了一大批老同志。1971年,被党中央撤销一切职务,送往辽宁劳动改造。1985年回青州定居,1995年病故。
  1967年4月,青州的主要造反派组织“东方红”,攻击县“革委会”是“黑司令部”。另一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维护“革委会”。两派互不相让,最后酿成多次冲突,多人被打伤。同时,各派造反组织为标榜自己的“真革命”、“真造反”,竞相举行批判会,对县委书记张士欣、县长李永瑛等领导干部进行揪斗和残酷迫害。5月,造反组织“东方红”冲垮县“革委会”。各公社、各部门“革委会”也相继被摧垮,全县呈现极度混乱的局面。
  7月,驻青州的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工、支农、支左和军管、军训。部队进驻县公检法,实行军管。军队代表进入各学校、机关、工厂,做了许多积极工作,对稳定混乱局势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全县仍然造反组织林立,武斗持续不断。
  造反派组织分裂为“东方红”和“红旗”两大派别,发生多次大型武斗。冬天,发生冯益令死亡事件,“东方红”借机组织数万人的全县大游行,摧垮“红旗”组织。多处发生大规模打、砸、抢,解放军驻青部队出动,制止武斗。
  1968年3月,重新成立了由军代表、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驻军6197部队副政委林学汤任主任,下设政治部、生产指挥部。5月,各公社、各部门相继重新成立革命委员会,社会秩序开始走向正常。此时,全县掀起个人崇拜的狂热,县召开“三忠于”誓师大会,人人携带《毛主席语录》,每天进行“早请示、晚汇报”,大跳忠字舞,大唱语录歌。
  6月,“清理干部队伍”,一批机关干部和群众被揪斗。7月,“工宣队”、“贫管会”进驻学校和文化单位,对知识分子实行“再教育”。8月,开展“斗批改”运动,分批将领导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0月以后,大规模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2月,把1400多名公办教师“下放”回本村工作,改工资制为工分加补贴制。
  1969年6月,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批示,对消除派性、增进团结、促进生产起了一定作用。11月,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恢复党组织生活。同时进行“吐故纳新”,错误地处分了一批党员,吸收了一批不合格党员,提拔了一批不称职干部,给党的建设带来了很大损失。
  1971年2月,召开中共益都县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郝清、徐贞吉先后任书记,革委会改为行政机构,基层党组织逐步建立健全。
  9月,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全县人民欢欣鼓舞,深入开展了揭批林彪集团的斗争,清查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大批被“打倒”的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可是不久,益都与全国一样,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刚刚稳定的形势又动荡起来。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全县人民批派性、促团结,搞整顿、促生产,基本扭转了“批林批孔”造成的混乱局面,国民经济有了明显好转。
  1976年初,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批判邓小平同志。初见成效和全面整顿工作被迫停止,开始好转的形势遭到破坏。
  “文化大革命”给青州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失,但久经考验的广大干部群众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方式同林彪集团和“四人帮”进行不懈的斗争,坚持发展经济,坚持建设家园。在“农业学大寨”的活动中,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形成旱涝保收的农业生产体系,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相继建设和扩建许多工厂,形成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奠定工业化的基础。开通云门山路、范公亭路,建成青云桥,城市建设初具规模。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逐步发展。
  1976年,政治形势险恶,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老一辈革命家相继辞世。“四人帮”肆虐,加紧抢班夺权。加之唐山大地震,天怒人怨,全国悲风凄雨,黑云压顶。
  关键时刻,党中央英明决断,一举粉碎“四人帮”,大快全国人心。10月下旬,益都县委召开万人大会,庆祝胜利。从此,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青州人民满怀喜悦,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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