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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方  罗瑞卿秘书忆文革

楼层直达
级别: 新手上路

无地立足
家破人散

1966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五·一六”通知,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接着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罗瑞卿问题的决定,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集团。由于西北军区司令员冼恒汉在会议上点了我和王昭的名,说是与罗瑞卿关系密切,青海“造反派”也蠢蠢欲动。西北局刘澜涛为了减轻王昭的压力,决定把我调离青海,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任秘书长,宁夏书记杨静仁表示欢迎。正当省委做完对我的鉴定,打好行李准备出发时,突然接到杨静仁的紧急电话,宁夏“造反派”上街游行,公安局消防车都上街了,要我不去宁夏,暂留青海。

接着青海的“文化大革命”风暴铺天盖地地起来了。先是揪斗,接着游街。我作为省委政法系统的头头,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在“造反派”簇拥下,站在第一辆大卡车上,第二辆车是省公安厅长郑效先,第三辆车是省高级法院院长郑文卿,第四辆车是省检察长李猛,后面还有一批政法系统的负责干部,共有十几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在西宁市沿大街缓缓而行。前面有“造反派”宣传车开道,高音喇叭大喊:站在第一辆车上的是王仲方,青海政法系统“走资派”的头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的黑干将,要坚决打倒王仲方!游了一路,喊了一路,沿街围观者很多,大家感到很新奇。我站在车上,不时用手扶着有二尺高的纸糊高帽子,以免被风刮倒,心情却出奇的平静。游街结束,自己下车回家。这时我忽然想到毛泽东不是屡次教导要反对风头主义吗?领导干部戴着高帽子游街,倒是绝妙办法,以后谁还敢再出风头呢!与此同时,公安部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也爆发了,他们限令我的八十三岁老父亲王肖山搬出公安部大观园宿舍。幸好有尹肇之同志关照,父亲搬进了西单小酱房胡同公安部政治部干部住的小院。接着公安部限令史洛明离开北京,调往青海。青海省委欢迎她,安排在青海日报社任副总编辑。因为动乱,她一天也没有去上班,陪我在家静观眼前发生的事变。没有多久,我们突然接到北京电话,老父亲又被公安部“造反派”从小酱房胡同赶出去,在我堂妹王仲允(北京橡胶一厂工人)处暂时栖身。我们以为完全脱离了公安部范围,大概可以安静下来。不料接着又来电话,公安部“造反派”经常去威吓,老人害怕得很,想到青海来依靠我们。我们虽然处境险恶,还是要王仲允送老人到了西宁。八十三岁的老人坐了两天两夜火车,车上十分拥挤,只好在硬座车厢椅子下面躺着。最后平安到达西宁家中。我们添置了碗筷,照顾好老人饮食起居,老人倒也安然。我们虽然想到还会有风浪,但是希望老人能在此安居。可是在我头上,乌云密布,外面风声日紧,“造反派”扬言要捉我。

如果我一旦被捉,洛明又是新来的,人生地不熟,老人不但惊恐不安,恐怕生活也无保证。于是我们又联系新疆我妹妹王仲元,她表示有难处。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浙江省德清县有一位堂兄王仲俭,是农业种子站技术员,他知道情况后,勇敢地表示愿意收留老人。于是我们悄悄买了车票,又把老人送往杭州。途中,老人非常不安,不时问:我们到哪里去?路经上海,老人病倒,住了医院,幸好几天痊愈,经过杭州到了德清,把老人托付给王仲俭夫妇。

仲俭从小照顾过我的父亲,非常孝顺。夫妇俩在德清县城关租有两间民房,对老人安排很周到。他们在德清多年,人缘好,邻居都有照应,我们也很放心。在德清陪老人过了一天,请他老人家安心过一段,我们会再来接他回去。老人心里明白,只好如此。我们离开德清时,老人紧紧拉着我们的手,眼里含着泪和我们告别,彼此似乎都已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分别,而是生离死别。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我们从杭州回上海,又路过德清看望老人。老人是位久经患难、经历丰富、非常坚强的人,他反而安慰我们遇事要冷静沉着,要我们记住,他曾教我们学过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的名篇,做一只暴风雨中的海燕。他知道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更大的暴风雨,他镇静地拄着手杖送我们到巷口,忍着眼泪,向我们挥手。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回头一看,老人还站在原处向我们挥手。这一回头一挥手竟然真的成了永别。

我们回到上海,住在青海驻沪办事处。从西宁传来消息,省委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要我即刻回去接受批判。北京回不去,西安不能去,银川不能去,青海也是不能去的。平时很多的亲友,这时不是划清界限,六亲不认,就是爱莫能助,即使有的表示愿意收留,我们也不愿意牵累他们。我们整天在马路上游荡,过着无家可归的日子。当时考虑,面前有几条路:第一,就这样到处流浪,混过动荡的时期。但是这个时期刚刚开始,何时结束,看不到头,长期颠沛流离,也难以忍受。第二,回北京,不就是为了与罗瑞卿的关系吗!我到公安部“投案自首”,大不了关进秦城监狱,也比到处流浪好。又估计公安部不会收留,要把我们遣返青海。第三,去西安,作为西北局办公厅主任,我在西北局接受批判。可是西北局自身难保,哪里会再添我这个“大灾星”呢!考虑再三,我们下决心回青海,自投火海,接受磨炼。这时火车不通,我和洛明自己买票坐飞机回到西宁。真的像两只海燕,在阵阵雷声中,迎着暴风雨飞去。


在劫难逃
1966年6月3日,《青海日报》发表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社论,从此揭开了青海省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篇社论的提法,引起“造反派”之间不同意见的争论,对立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这时一批外来“红卫兵”插手进来,利用这场辩论把矛头指向省委,特别集中于当时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说他是青海省“党内走资派”代表人物,是罗瑞卿伸向青海的黑手。同时也点了我的名。省委常委会瘫痪了,我被责令每天清扫常委楼的厕所、楼道。

第一次批斗会,在印刷厂会议室,印刷厂有两个青年工人到北京“取经”,回来带头造反。首先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又问你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说:不是,我是有不少缺点错误的共产党员。这时两个青年工人连连动手打我,我坚持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继续殴打,直到把我打倒在地。当时群众还不曾见过这种场面,纷纷提出让我回去,好好反省。下午,“造反派”到家中抄家,翻箱倒柜,搜走了他们认为重要的材料和照片,连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给我的亲笔信也取走了,以后也就失落了。抄家后箱子柜子都贴上手写的封条。省委大院的“造反”组成了观点不同、互相对立的几个组织,今天你来抄家,明天他又来抄家,我们干脆把东西散开,让他们抄。后来,这种抄家成为形式,好像不去抄一下,就不是“造反派”。众多“造反派”组织在省级、市级等机关,如雨后春笋,到处都冒出来了。到处都是戴着红袖章、写着这样那样名称的“红卫兵”。不管是谁,戴上这个红袖章,就可以横冲直闯,批斗、抄家,不经任何手续,在深更半夜把人带走,也不告知带往何处。今天你批斗,明天他批斗。我也习以为常,干脆准备一件旧的棉大衣,装着一支牙刷一条毛巾,说走,披上大衣就走。有时被带到某“造反派”的据点,隔离批斗,写检讨材料,过一两天,又送回来。

这时大字报、大标语贴满省委大院,渐渐地,王昭和我二人成为青海省“党内走资派”的代表人物,到处是打倒王昭和王仲方的标语,名字倒写着,打上红×。我自己也可以出去欣赏这些大字报,开始有些紧张、惊讶,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我有些奇怪,青海省委有第一书记杨植霖,有几位副书记和常委,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没有人点他们的名呢?在一次西宁市委的批斗会上,我才明白。

1963年青海省委改组了西宁市委,调李宁担任书记,免去了原市委书记康建西的职务。后来李宁反映,他们受到原市委一班人的抵制,无法工作。市委组织部长向省委组织部刘秀梅(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的妻子)反映,市委机关有人密谋要推翻改组后的市委。杨植霖很重视,把西宁市委问题提到省委常委会讨论,决定派省委副书记高克亭带检查组到市委检查,高克亭又拉上我陪着他去。杨植霖亲自主持,提出西宁市有两个市委,一个在地面上,一个在阴沟里,要彻底揭发。检查组根据他的指示,揭发出西宁市委有一个以康建西为首的反党集团。杨植霖亲自起草讲稿,到市委全体干部大会上讲话,再次指出西宁市存在“阴沟市委”,要彻底揭发批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建西等人也组成了一个“造反派”,造省委的反,首先是翻反党集团的案。于是在市委礼堂开大会,把杨植霖、高克亭和我,以及市委书记李宁、李扬、赵建新都找来,来了一个“三堂会审”。这时有人质问定市委反党集团的主谋是谁?无人答应。市委书记李宁说,这是省委检查组定的,没有检查组,我们是不敢定反党集团的。又问省委检查组长高克亭,高克亭说检查组是受省委委托,向省委汇报,由杨植霖决定的。杨植霖说,他本来不想定反党集团,是听检查组汇报后决定的。又问杨在市委干部会上亲口说有“阴沟市委”是怎么回事!杨不敢承认,竟然说这次讲话稿子是王仲方代他写的。我没有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本来负主要责任的第一书记以及副书记竟然这样推卸责任,不敢承担。最后问到,我只有大声说,既然如此,我承担这个责任,主谋是我。这样一来,紧张场面才告结束。

又一次办公厅“造反派”在省委常委会会议室开斗争会,有一位托儿所保育员控诉省委王秘书长不该把她开除,是严重的迫害,要求我老实交代。我说不知道这件事。这位女保育员很厉害,走上来重重地打了我一个耳光说:你还不老实交代!我坚持说不知道这件事。保育员不达目的决不甘休,接连打了我好几个耳光,打得我头晕目眩,几乎倒下。我想到今晚这一关恐怕过不去了。这时有人看不下去,就问人保科长李学林,这件事是哪个王秘书长干的?李学林这时才说出是王静先副秘书长干的。而王静先就站在我旁边,到这时候战战兢兢地点头答应,我才过了这一关,可是人已被打得鼻青脸肿、嘴角流血了。

正在这无休止的残酷斗争中,1967年初突然发生了“二·二三”开枪事件。当时青海省两大“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和“捍卫队”,两派势不两立,为控制舆论,“‘八一八’造反派”占领了《青海日报》办公楼。这是违反当时中央不准占领报社命令的。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奉命要求占领者撤出,遭到拒绝。赵永夫派部队包围了报社,双方相持数日不下。2月23日这天凌晨,忽然传出枪声,部队战士以为是报社内部有人向他们射击,于是开枪还击,强行驱散了占领者。战斗中死伤多人,是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当时听说,部队开枪,是得到林彪同意的。事情发生时杨植霖、王昭都不在西宁。我找到值班的省委秘书长张文芳,要他马上打电话告诉军区,立即停止开枪,事情只能和平解决。张文芳表示无能为力。我则表明了我的态度。到时候可以说明我与“二·二三”事件无关。果然,不到一个月,事件来了一百八十度转变,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把“二·二三”定为反革命事件。于是局势急转直下,“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专门开会,决定成立青海省军管会,由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任主任,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同时决定撤销赵永夫职务,隔离审查。把本来在洛阳治病、不在青海的王昭也诬指为“二·二三”事件的幕后指挥者,隔离反省,押回青海审查、批斗。就在这次会上,周恩来问是哪个部队开的?刘贤权说是独立师(当时有些省的武装民警称为独立师),并说独立师不归他指挥,由省委政法小组指挥。周恩来问王仲方同志现在何处?刘贤权说,王已离职反省。这时林彪说:王仲方这个人,我找他很久没有找到。他是罗瑞卿的心腹,罗的事他都知道,把他搞起来。

正在四面楚歌、更大的厄运即将降临的时候,西宁市郊区农村彭家寨大队的乡亲们,热烈欢迎我回农村去。这个大队是1964年“四清”时,我带领工作组蹲点的地方,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挨家挨户访贫问苦,进行社会主义教。帮助他们通了电,解决了吃水难的问题,帮助他们办起砖瓦厂,改善了生活。他们同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平时我也回“家”看看,同农民拉家常,吃他们做的尕面片(尕音嘎,小的意思)、蒸洋芋、腌酸菜。他们听到我将有难,就让我回彭家寨,说我们是贫下中农,“文化大革命”不能把我们怎么的,我们保护你。看到村里的庄稼长得那么茁壮,看到家家户户日子比过去好,我深受感动,觉得就是死在这片土地上,也是心甘情愿的。可是,对群众这番深情厚,我只能心领,却不能去。我深知这个劫难是哪里也躲不过去的,我也不能因为我而引起武斗,连累乡亲。再坏的遭遇,我也要自己顶着。


录入时间: 2009年6月6日 来源 选自《炼狱》作者:王仲方

级别: 骑士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0-12-11
Re:王仲方  罗瑞卿秘书忆文革
以前看过王回忆公安部成立、与胡耀邦的交往等几篇文章,时间交代的都是很清楚,可这篇文章细节处问题多多。
哪来的西北军区?冼时任兰州军区政委。
宁夏的造反派何时才起来的?他何时准备好去宁夏的?
他送父亲去浙江是几月份?
青海工人去北京取经造反是何时?工人早早卷入文革的例子恐怕很少吧。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9-04-14
作者:王仲方

  我不如地狱 谁入地狱

  中央为青海“二·二三”事件定了案,在青海省昨天受打击的“‘八一八’造反派”又成了革命派,同“‘八一八’造反派”对立的那一派成了反革命派。全省风云骤变,杀气

腾腾,在“二·二三”事件中死亡者的亲属、受伤的“红卫兵”,在西宁掀起了“以血还血”的白色恐怖,到处抓捕与“二·二三”事件有关的人,见到这些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拳打脚踢。

  我虽然与“二·二三”事件无关,但是“造反派”不会放过我,何况又有林彪亲自点名,更大的灾难已迫在眼前,随时可能被抓。我和洛明也做好准备,把铺盖和换洗衣服、洗漱用具捆好。我们互相勉励;洛明嘱咐我,不管遇到多大磨难,都要坚持住。我嘱咐洛明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老人和孩子。我把一点积蓄、手表、钢笔交给她,历年的日记、笔记都拜托她设法保存。一切都安排妥当,反而轻松了。照样到大院里,甚至上街去看看动静。一位关心我的同志看见我大吃一惊,悄悄告诉我,军管会已决定逮捕你,并告诉我一定要挺得住。临别时,曹毓五同志还紧紧抓着我的手说:活着就是胜利。

  果然,1967年3月27日夜间,刚过零点,有人敲门。洛明去开了房门,省公安厅两位干部进门就拿出拘留证,宣布将我拘留。两人都是我熟悉的部下,一位是郝明新,一位是秦开华。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就在拘留证上签了我的名字。当他们拿出手铐,扣住我的双手时,我笑着对他们说:“怎么还来这一套。”他俩无言以对,只好帮助拿起铺盖,我自己端着脸盆,与洛明告别,上了门前的汽车。洛明在家,看着秦开华作例行的搜查,主要是查枪支,我保存的自卫手枪,在批斗开始时已交给保卫科。汽车在半夜里穿过寂静的西宁市大街,进入南滩看守所。

  说起来真是笑话。这座看守所是我担任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时,根据中央的指示参考北京秦城监狱图纸建造的,准备一旦打仗,就把北京秦城监狱关押的重要犯人转移到青海。因此,建筑规格比较高,开间较大,后墙有一排窗子,囚室内一个大的木板炕,有暖气、自来水、抽水马桶。在建造过程中,我亲自视察多次,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才建成使用,想不到我自己负责建的监狱,自己竟首先进来了。

  郝明新是看守所的负责人,他把我领进一间囚室,铺开被褥,告诉我还需要什么东西可以让家里送来。我让他告诉史洛明放心,告诉她把家里旧的军大衣送来。他把铁门关好,上了锁,又把过道铁门上了锁。由此,我开始了长达五年多的牢狱生活。

  囚室有电灯,但开关在门外,平时晚上也不开灯,我在黑暗的监房中沉思着。很奇怪,我进了监狱,听到两道铁门上锁的咣当声音,反而有了一些放心宽慰的感觉,耳中响起《白毛女》喜儿的歌声,“大鬼小鬼进不来”。在这里可以安心睡觉,用不着提心吊胆,被陌生人随时带走,也不知带到什么地方,会碰到什么情况,死了也无人知道。也用不着每天去应付大会小会的批斗。那种场合里,说骂就骂,说打就打,人身安全是一点也没有保障的。如今进了监狱,反倒觉得比在外面有安全感。

  我惟一担心的是洛明一人在家里,我被关押的消息传开,她会受到巨大的压力,她眼前的日子怎么过呢?我托人给张文芳送了一封信,我们两家分住楼上楼下,离得很近,让他看在多年同事的分上,照顾史洛明。而张文芳不仅不予照顾,反把她扫地出门,幸亏有好心人帮助,找到一间房子把她安置下来。我被抓进监狱,史洛明立即回到公安部向谢富治求救,谢富治告诉她,关起来好,比在外面安全。对比眼前的大动乱,她也觉得只好如此,心情也不那么着急了。

  第二天,我被叫出监房,按规定,作为囚犯,照了正面侧面的相,按了十个指印。这些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他们一个也不敢同我打招呼,紧张地办完就走了。

  这座看守所是辐射形的,有四个胡同,胡同口有铁栅门锁着,每个胡同有八间监房。辐射中心是天井,围着天井有看守员室、问讯室、医务室、浴室。囚犯有事可以大声喊报告,看守员会开门看望。监房门上有小窗,外面可以看见里面,里面却看不到外面。

  开始,我以为他们拘留我是暂时的,因为按规定拘留期不能超过七天。到了第七天,郝明新给我出示逮捕证,说我被逮捕了。我问他是谁决定逮捕我?他说是军管会。我说按中央规定,逮捕我这样一级的干部,必须有中央、毛主席批准,军管会是无权逮捕我的。我要求军管会立即释放我。不久,看守所也军管了,军管小组组长栾春芳,是军区某部团政委。我再次向他说明,他说逮捕你是林副主席点名的,青海省军管会无权决定释放你。我问为什么逮捕我?他说是因为同罗瑞卿问题有牵连。我又问,是罗瑞卿问题大还是我的问题大?他说当然罗瑞卿的问题比你大。我又问既然这样,那么,罗瑞卿没有被捕,为什么逮捕我?栾春芳只好说,逮捕你只是一种审查方式,你就耐心接受审查。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可以要家属送生活用品给你,有事可直接找我。看来,这位组长还是通情达理的。既然是逮捕,我就只好耐心在监房住下去了。

覆巢之下 焉有完卵

  在我入狱之初,他们问我还有什么要说的,我只是告诉他们,我有问题我自己负责,希望不要牵连我的亲属。他们说党的政策不株连亲属,你可以放心。在狱中五年多,我什么

消息也不知道,出狱后才知道全家都受到了牵连,遭遇是惨痛的。

  我的父亲王肖山是老教育家,建国后任国家教育部参事,本来住在教育部宿舍,他的学生李克农看到老师年近八十,要我把他老人家搬到公安部宿舍与我们同住,好有一个照应。我的问题与他毫无关系。竟被公安部“造反派”批斗打骂赶出宿舍,几经波折,安置在浙江德清县我的堂兄王仲俭家中。仲俭夫妇对老人很孝敬,供养是不成问题的。万万没有想到,我入狱后,“造反派”追到德清,逼迫仲俭交出所谓王仲方的黑材料,仲俭莫明其妙,“造反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隔离批斗,连续几昼夜,仲俭忍受不了而自杀。他的妻子也被隔离。家中无人照看老人,邻居也不敢进门,可怜八十六岁高龄的老人竟然被活活饿死。父亲死后几天才被邻居发现,草草埋葬在荒山上。我父亲满清末年留学日本,是孙中山同盟会会员,参加过武昌起义;辛亥革命胜利后,被派回安徽任皖北宣抚使,后在芜湖办学,李克农、柯庆施、宫乔岩、曹渊等一批安徽省的早期的共产党人是他的学生。他与陈独秀、朱蕴山、高语罕等党的早期革命家关系密切。三个儿子(我是最小的)一个女儿都参加了共产党,大儿子王忠和是黄埔军校学生,在红军中牺牲。二儿子王仲文是高语罕秘书,病死。他自己一生受蒋介石迫害,终于盼到共产党胜利。他万万想不到在全国解放二十年后,竟然遭受如此迫害,活活饿死在家中。我出狱后得知此事,万分悲痛。经教育部报告周总理,将骨灰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我的妻子史洛明,1938年十四岁到延安,一直忠心耿耿,在各个岗位上为党为国家勤恳工作,曾多次受到表扬和奖励,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女干部。她也受到牵连,被公安部赶到青海,无依无靠。今天抄家,明天批斗。后又被赶出西宁,到牧区干校劳动,受了许多侮辱和折磨。

  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王方方,在七机部工作。我入狱之后,厄运降临到他头上,先后被抓,逼他交出“黑材料”。王方方告诉他们,我父亲年轻参加革命,是无辜的。结果是不仅批斗,还把他关在地下室两年之久。小儿子王天明,是清华附中第一批“红卫兵”的头头,“文化大革命”初期著名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起草者之一,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因为我的牵连,后来被关在山西省阳泉监狱一年。

  一家人,因为一个人莫须有的罪名,都惨遭迫害,是我在狱中想不到的。幸好,全家坚信我是无辜的,没有同我划清界限,还通过各种形式给我以安慰。我被关押五年多而不垮,与亲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竟然体现在我的家中。我对家人负疚良深。可是谁为我负疚呢?那些曾经参与迫害我的人,你们感到过内疚吗?

疯狂批斗 火的洗礼

  监所外面有所学校,每天高音喇叭播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消息。有一天,突然听到因胳膊摔伤在外治疗的王昭同志已被押解回到西宁。接着以批斗王昭为中心的高潮掀起来了。省委机关、各系统相继开十万人批斗大会,每次大会也少不了我。王昭、王仲方成了青

海省“走资派”主要代表,每次大会,我俩分别被架在两辆大卡车上,车上放了长桌。批斗会开始,有两位“造反派”把我们架到桌上,面向群众高高站着。王昭右臂有伤打着石膏,左臂被拉到身后,被人按着脑袋,压低着头,只能算是半个“喷气式”。我因为戴着手铐,搞不了“喷气式”,就被揪着头发往后仰。在我们两旁是一排卡车,每个卡车上跪着省委常委和各部部长。不过,已经被认为是“革命干部”的人如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省委副书记薛宏福、副省长李芳远等人,则高坐在主席台上,原来的领导集体,一下子被分成了“座上客”与“阶下囚”。每次大会,都安排好几个人揭发控诉、批判,大约有两三个小时。大会结束,王昭和我被分别押上两辆大卡车,王昭在前,我在后,大喇叭开路,浩浩荡荡在大街上游街示众。有很多陪斗者跪在马路两旁,围观者很多。我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写着“彭罗陆杨黑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仲方”。他们把牌子用细铁丝系在我的脖子上,勒破皮肤,流着鲜血。最难受的,是用绳子拴住手铐的链条,把我吊在卡车的铁架子上,双脚只有脚尖着地,还时时拉紧绳索向上吊,每拉紧一次绳索,就痛得一身大汗。好容易游街结束,我已浑身湿透,满身泥土,脖子和手腕留着深深的血痕。回到监房,倒在炕上,全身散架动不了。好不容易透过气来,洗洗脸,掸去身上的泥土,把汗湿的衣服换下来。在批斗高潮中的一个多月,正值夏天,人们穿着单衣,我却在最热的时候也不脱棉裤,因为批斗会上他们逼我跪在运矿石的大卡车上,卡车铁皮上钉着露头的铁钉,双膝跪在铁钉上,磨得血肉模糊。后来就用毛巾和一切能用的东西,包在膝盖上,痛苦稍为减轻些。各系统轮流召开的大批斗会,大约有十次左右,批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神经和肉体也麻木了,不觉得痛苦了。在挨斗的时候,在游街的时候,看着两旁陪斗的干部,觉得他们吃的苦比我多;看到面前黑压压的群众,搜寻着有无我认识的人,但是他们大多默默地低着头,看不清面孔。我甚至希望记者照下我的镜头,特别是挂着牌子吊在卡车上游街的镜头,一定很好看,比耶稣受难吊在十字架上也不逊色。我没有感到耻辱,耻辱应该属于那些失去人性的疯子,如果你们有一天也会清醒过来,一定会比我更加难受。你们不是说彻底纠正了“王明路线”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吗?你们不是一再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你们对这种变本加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竟然熟视无睹。你们在政治上、道义上付出的代价,比我受到的屈辱要大一千倍。

  每次批斗,都有“造反派”抓住我的头发向后仰,我的一头又黑又密的头发,往往被一把一把抓下来,使我很不好受。我就干脆把头发剃光。这时我突然发现剃下来的头发,不像是我的头发,它本来是黑油油的却变成灰白色的。我醒悟过来,我已成了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之间,由青丝变成白发。原来我看这出戏,总以为是艺术夸张,现在亲身体验到这确实是艺术的真实。为了珍视这神奇的变化,我把剃下来的头发塞进我的鞋子保存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头发竟然变成鞋垫,撕也撕不开了。

  除了大会斗,还有各种小会斗。会虽小,人也不多,但是也会有激烈的场面。有一次省委办公厅开斗争会,与会的人都是我很熟悉的部下,关系比较密切。会议主持者强迫这些人同我划清界限。一位过去每日给我送文件的干部,在压力下竟然上来打了我一个耳光,手很重。当时我想到的是,如果打我一巴掌能够表示你们同我划清了界限,得到解脱,我宁愿挨打,以减轻你们受到的压力。不过,应该感谢他们,在重大压力下,虽然不能不上纲上线,却没有什么造谣诬蔑侮辱人格之词。这在当时已是难能可贵了。通过大小批斗会之后,我忽然悟出人是野兽进化而来的,经过多少万年,人逐渐摆脱了身上的兽性而成人。但是再进化,也总是与兽有血缘关系,人性与潜在的兽性共存。人性战胜兽性则文明,则和平,则幸福;人性被兽性战胜则野蛮,则战争,则灾难。人性使人清醒,兽性使人疯狂。人世间常遇到有人兽性大发,造成大大小小的悲剧。我目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破“四旧”、打砸抢、疯狂打人甚至致人死命,一个和睦的家庭、舐犊情深,突然六亲不认,互相仇视。这都是一种疯狂,失去理性,失去人性的表现。我默默地呼唤着:

  恢复人性、抑制兽性!保持文明、不要野蛮!从疯狂中清醒过来吧!

本文节选自《炼狱》一书,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news.sina.com.cn/cul/2005-01-11/30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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