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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蒯大富口述:岁月流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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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tuffy05 从 文革回忆 移动到本区(2015-11-12) —
岁月流沙
蒯大富口述

采写:米鹤都 张琦
编辑:米鹤都

【蒯大富】1945年9月13日生于江苏省滨海县。1966年,他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3年级读书,6月初因率先发表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被开除团籍并关押,在毛泽东回到北京批评了派工作组的做法后被释放。周恩来曾代表毛泽东亲自到清华了解情况,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相关材料,随后亲自为蒯大富平反。从此,蒯大富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中国造反派的标志性人物,与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并称“五大学生领袖”。 1967年4月,蒯大富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蒯在文革中参与并指挥了众多批斗刘邓和老干部的活动,挑起了清华大学的大规模武斗,并与工人宣传队发生激烈冲突,造成多人死亡的不良后果。1968年7月毛泽东召见并批评了“五大学生领袖”,蒯大富从此基本退出了文革的舞台。
1968年12月蒯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告一段落被安排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四人帮倒台后,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底,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不久调到山东蓬莱任职。现在深圳的一家电器公司任总经理。(引自电子辞典,此段需修改)

我的家庭、老师和清华梦
我家祖上在曾祖那辈还是比较殷实富有的,他在海船上当老大,挣了一大笔钱,后来就回家乡买了几十亩地。江苏那地方,几十亩地就很大了,也算比较富了。我爸爸、伯父、姑妈他们小时候都读过书,那时能够把孩子送去读书的话,肯定还是有点实力的。到我祖父一辈就不行了,他有个毛病,好赌博,而且逢赌必输,很快就把家产全输光了。没地也没钱了,他就开始贩盐。盐城出的那个盐,不是海盐,是硝盐,含氯化镁,比较苦。那时贩盐呢,一斤赚一分钱,那几吨盐也能赚百十块,利润也很大。那已经是抗日战争时期了,我祖父从盐城贩盐到上海那边,在路上连人带船被国民党的部队抓了兵。结果,刚当兵就跟新四军打仗,第一仗我祖父就当了俘虏,从此参加了新四军。
    到解放的时候,我们家的地早就被爷爷输光了,所以成份划的是贫农。我爷爷1950年复员的,算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他那个复员证上还是陈毅的签字,有陈毅的大印。我父亲是1944年入党的,我母亲1945年加入共产党。我父亲的党龄比我岁数还大,也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当年盐城是新四军总部所在地,是抗日根据地。我父亲没有到部队当兵,因为识字,就在村里当钱粮员,管钱粮啊,先是给新四军、后是给解放军做事。但是他一辈子没有当过挣工资的干部,他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城里去,就是因为我家里孩子比较多,他走不开。所以一直呆在乡下,当过大队长、大队会计什么的,后来老了就不干了。正经说起来我父亲资格也比较老,他去年去世的时候86岁,党龄60多年了,全县也没几个这么高党龄的。
    那样一种家庭对我个人的成长的影响,就是从小培养了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这是肯定的。当然我们家没有什么资产,生活完全靠劳动,像我父亲那是一个劳动能手,什么农活都能干。我从小也干农活,我干农活的时候都快人民公社了,当时我们家人口比较多,挣工分比较难,我每次放假回来,都是整个夏天放一头牛,挣好几分。水牛干活的时候你就割草给喂它。牛是比较听使唤的,你让它把头低下来,然后就可以蹬在牛角上骑上去了,牛还是比较乖的。
    我上中学不是在县城,是几个镇联合办的中学,其中一个镇叫八滩镇,所以叫八滩中学。这个中学是1952年成立的,在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右倾之后,就把一批“犯了错误”的老师下放到我们学校来了。我得益于他们得益的太多了,当时教我的6个老师中,4个老师是“犯了错误”下来的,是右派或者右倾,但是这些老师的水平真不一般,水平非常之高。比如我们的化学老师,原来是南京的,不知道怎么就把他下放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来了。跟这种优秀的老师学习起来很轻松。我高考那年,他给我们准备了很多高考复习题,真正高考的试题可以说几乎一题不拉,我等于在考前全部做过一遍。这种老师真是太了不起了。所以我考清华工程化学系,化学考了一百分。从1963年开始,我是第一个。接着连续三年,我们那个中学有4个学生考上清华了,特别是工程化学系,一年考上一个,都是这个老师培养的。
    等我学了化工专业以后,依然觉得这个老师水平绝对是非常高,在全国的中学化学老师里那也是往前排的。一个人中学遇到这么厉害的老师,那真是一大幸事。农村的孩子并不笨,有好老师带就容易成功了。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外语老师也非常非常厉害。不然,像我们那个偏僻农村的中学,怎么可能沾清华的边啊,想都不敢想。后来这些好老师退休了,好老师人家也不去我们那个地方了。以后啊,真就没有人考上清华了。
    当时中学的数理化啊,我考试基本每次都是满分啊。偶尔一次不是满分,会懊恼半天。我在老师的鼓励下,报考清华大学的时候很有信心,而且我当时很狂,第一志愿清华,第二志愿南大,这两个志愿考不上就不去了。考清华还有比较凑巧的一件事,那是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因为一个物理现象,和老师争执起来。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两个人抬筐,这个动作是不是杠杆原理,我们认为是,老师说不是,我们坚信自己是对的,老师错了。争执不下,我们就给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写信,让他们评判谁对。物理系就把信交给一个大学同学,这个同学真给回信了,解释得非常详细。看来还是我们对。从这以后我们就认识了,这个同学是南京的,姓苏,后来他就对我特别感兴趣。从初二到高三,我们一直通信,他就鼓励我考清华,还把清华的情况详细介绍了。我也是在他的鼓励下考了清华。其实我考的并不高,那年清华录取线是450分,6门课平均75分,我考了482还是多少,就是稍微过一点。我们班还有考540分的,很厉害的。
    我从来是班里最小的,没怎么打过架,也打不过人家,但是我学习特别好,群众威信应该说相当好了。因为成绩好、学习好,老师宠着,就不让别人欺侮你。考试你考不过,那力气再大那也没用。我从初一到高三,都是全校第一,而且我是全面发展,数理化很棒嘛,文科也很棒,到现在我们中学的作文范文里,还有我的作文。
    我们兄弟几个智商都很高,我是老大,我和五个弟弟,分别叫富、贵、荣、华、万、年。几个弟弟在班上都是最优秀的,因为我上大学,家里负担不起了,两个大弟弟就没能继续读书,干农活了。再小的弟弟连高中都没赶。几个弟弟下棋都很厉害,有个弟弟在我们那个县下棋是前几名,公社那一片没人下得过他,他下盲棋你都下不过他。因为我,几个弟弟后来没怎么好好念书,也是我欠的账啊。后来我又坐牢嘛,父母也都是由他们抚养。我出来后一直想法弥补。
    在中学时,我有点被神话了,一提蒯大富就什么天才,怎么怎么着……。其实我天资嘛,可能比别人好一点点,但主要是靠用功,高中三年级的时候一心想考上大学啊,当时考上的和考不上的那前途是天壤之别了。当时我经常都是半夜2点多就起来,用个煤油灯看书,复习化学啊、数学啊,把所有的题整个做一遍。考上清华以后,我回到中学去,同学座谈嘛,当时教导主任说:有人说蒯大富是什么天才,不看书就考一百,那是假的,他看书是非常努力的。他夜里开夜车,我就曾经逮过他多少次。我当时就是怕自己考不上大学嘛,所以很刻苦。一个是条件比较好,另一个肯努力的话,那肯定成绩很好了。
    不过高考考完了,我就觉得肯定能考上。然后放假休息了,我就跑到亲戚家去玩。有一天,我刚从亲戚家回来,我三舅住在邮局附近,所以他先拿到那个通知书,他一路跑过来,说考上啦,考上啦,考上清华了!当时大家都很高兴的。去北京的时候,正赶上华北那年发大水,德州那边全淹了。我坐火车走到济南,往北就不通了,然后转到烟台坐船走渤海过来,走了9天才到北京。上大学之前,我没坐过火车,甚至没见过电灯,那个年代很落后的。这次出门一切都很新鲜。

热衷社会政治
    我小时候有点好打抱不平,同情弱者。看到不平事就想说话,而且很讨厌说假话的人。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对政治上的事情挺感兴趣。1958年我大约十二、三岁,当时宣传什么高产多少多少斤,十几万斤!后来我就算呀算的,算完的结果是:这样一亩地连麦粒都要堆快一尺高,就是光麦粒子堆起来,这样才能亩产十几万斤。我就认为这不可能,当时就给老师提出来。当时这事情闹得挺大,让人感觉我在反对三面红旗,或者说攻击大跃进。对办公共食堂啊,我也提过意见。我说集中起来吃,家家去食堂打饭,我说还不如分开吃好呢。我自己也去打过饭,下雨天路滑,一不小心把饭给打散了,把盆也摔坏了,我说这有什么好处,还不如各家自己做呢,我就提了意见。因为这些事,学校要找我算帐。可是我太小,而且班主任特别喜欢我,就保护我,护着我。最后折衷一下,给我的操行上写了一个评语,说我:“有时问题考虑不全面,乱发言”。
    中学时代对将来干什么没怎么想,不像别人从小立志做科学家、医生、将军什么的,没想过要具体干什么。但是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有比较有信心嘛,想做出一番事业的。高中毕业之前,我加入了共青团。入团就是要求进步的政治表现,那个时候的思想教育是谁靠组织最近、谁靠党团最近,谁就是先进分子啊。
    我进清华后是在工程化学系。那时工化系和普通化工根本不沾边,一个专业是搞核放射性的,就是提炼铀235,把铀提纯;一个是高分子;还有一个同位素。这几个专业都算尖端化工。我的专业真正要搞的是原子弹、原子能、核潜艇、原子反应堆这些,算是绝密专业。当时绝密专业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调查的非常严,政治上要求也严,32个同学,到文革前都是团员,是团员班。而且全班都是男生,因为搞核工业,可能会影响女性的生育。
到了大学以后,我还是对社会上的事情很热衷。大一的时候我就给中央写过一份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情况。那个信现在XXX那还有,他就特别佩服我,说你当时那么小就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反映问题,很坚决也很深刻。那时,我看见和我所接受的政治观念不相符的、不公平的事,总想发表意见。
文革前我参加的社会活动也比较多。我当过学校的基干民兵连连长,参加军训,基干民兵还经常可以打枪。另外,我特别喜欢写文章投稿,当时投稿主要是清华的校广播台啊,后来就被他们看中了,把我调到校广播台工作,后来当了广播台的编辑组组长。全校所有交来的稿子都要经过我审,我审完以后拿给一个团委副书记签字,才能广播。程序是这样的,权力还不小。我在学校里各种事情都好出头露面,感觉是能量发挥不完。    
我那时的思想意识还是比较左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经常发表些左的言论。比如清华学生吃饭的饭厅啊,吃完饭后桌子上就落了很多饭。浪费太大了,半个馒头就扔了,米饭剩一口咣矶就倒桌上了。我这从农村来的孩子确实看不惯,后来我就收集那些,每次吃完饭我就收集,每次能收集一大盆啊,白花花的米饭啊。我就把这些剩饭放到食堂门口,贴张大字报,说这浪费多不应该,多少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我们就给扔了,是资产阶级思想。当时学校和党支部的全部支持我,说我做得对。后来也有人贴了大字报支持我,一下子就把浪费的现象杜绝了。
这件事倒不一定是左了,但再进一步就显得左了。什么事呢,就是吃红薯的时候,我的同学要剥皮,剥得干干净净的才吃。我就看不惯,因为我祖父从小教育我,吃红薯不但不能剥皮,就是皮上坑坑洼洼的地方没洗干净带点泥,也不能扒皮,要整个吃下去。我也这么要求人家这样带皮吃,因此就跟班里同学吵架,后来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会经常批判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显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样子。
    “九评”出来以后,我写了学习九评的文章,题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觉改造”。文章在《新清华》头版登了一版半吧。《新清华》是清华大学校党委办的周刊,在校内影响很大。文章就是说阶级斗争怎么尖锐,不小心的话就会被阶级敌人腐蚀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东西,现在看很可笑。但那时就是那么一种思想基础,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
    不过我总体还是愿意与人为善的,跟同学的关系处得很好。我们班后来等于就一派,包括反对我的。文革中毕业的时候,好多班因为派性,根本就不能同处一室。而我们班毕业还照了个全班的合影,大家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
    文革前,清华在政治方面就抓得比较紧,有那么一种革命气氛。我比较佩服校长蒋南翔,他在清华一直贯彻培养所谓业务、政治双肩挑的干部,一进学校就给你灌输这些。

投身文革
文革初始,我对清华党委和蒋南翔是保的,肯定是保的。大概6月3号、4号,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去了,旗帜很鲜明。是保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那旗帜多鲜明啊。不过我很快就感觉自己不对头了。当时研究解放军报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啊,左一篇右一篇连篇累牍,说资产阶级统治教育领域……,修正主义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孟家驹和我商量,说我们这种态度对不对啊?万一校党委真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抱着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考验考验清华党委吧。
我们的立场很快就转化了,写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肯定是质疑的态度了。当时我在清华广播台工作嘛,在给校党委贴了大字报以后,广播台的台长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参加文化革命吧。把我赶出广播台了。
    很快,工作组就来了,他们一入校就表明是反校党委的。不过蒋南翔对给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认账,毛主席不是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嘛,他就不同意。他说,文化革命前清华大学也是毛泽东思想占主导,怎么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蒋南翔在清华搞得特别好。比如北大吧,起来反党委的、贴反陆平大字报的聂元梓,就是校党委委员、系党总支书记,这在清华绝对不可能。工作组进校之前,清华没有一个党支部书记、更不要说总支书记起来造反了。蒋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气的发动机”。那真正是做到了一点气不漏,清华绝对是铁板一块,内部没有反的。后来,工作组进校,大家抵挡不住才垮的。
    工作组开始对我还是挺好的。工作组来了我特得意,就杀回去了,到广播台我临时写了一个稿子,欢迎党派工作组来清华大学。后来,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那首歌,非常欢欣鼓舞,非常拥护工作组的。
    6月13号吧,上边来人到清华,宣布由工作组代替清华党委行使职权。但是工作组他们的做法,和我们理解的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就差得比较远了。他们强调领导,强调秩序。工作组的个别干部还发表了一些言论,说“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说群众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不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当时当上了我们班的文革小组组长,我就认为工作组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态度不对。6月16日,我和孟家驹就贴了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往哪里去?”。这张大字报贴出去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在那儿看。正好那天薄一波来清华,走到我那张大字报跟前站住了。当时谁也不认识薄一波,只是看他像个当官的。他问,这张大字报谁写的?有同学多事,就说:蒯大富写的,唉,就是他,就是他。其实我也在旁边。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蒯大富。他说:大富?这个名字不好。我说: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啊?他说: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我说:不对,大富是国家发家致富,是国家富强的意思,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不告诉我。我说这就不平等了,我告诉你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啊?他说我走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他说能问问你是什么派吗?我说,自己怎么能给自己划定?他说,别谦虚吗,你认为你是哪一派嘛?我说,那我认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划着说:这个左派啊,左的太过火了,就跑到这(右)边了。我们都笑了。
    大约6月21号,我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文革时我对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论吃的比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权嘛。政权问题是首要问题,学校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中央有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就这两个思路。这个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思路。

王光美未到会引发的大辩论
    我的大字报引起了工作组的重视。也是6月21号,管我们班的工作组成员曹欣,通知我说,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班的座谈会,你们准备一下。王光美同志参加我们的会,岂不是天大的事。当时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化名小何,住在清华的甲所。他们本来想创造一个新的“清华经验”,像指导“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一样,来指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王光美在我们心中威望很高,我们对她也很信任。后来我就发动同学赶快把屋子扫干净,准备些水。但是下午会议正式开始的时候,来了一个女的。大家并不认识王光美,她也没介绍,就坐下参加座谈会。因为我们班对工作组意见很大嘛,就提了好多意见。会议结束,她临走的时候说,我是工作组的,我姓崔。什么也没解释,然后就走了。当时同学都很气愤,不是说王光美同志来吗,其实是想骗我们啊,摸情况、摸材料来了。
    我就又贴了张大字报,题目是“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叶林是工作组组长嘛。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轰动了,因为工作组骗人嘛,他就根本没法领导了。到第三天,就是6月24号那天,校革委会就派了几个同学,到处围攻我。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讲,就贴大字报吧。他们不答应,然后好多人围着我,说一定要辩论,不辩就走不了。我说,辩就辩,反正我有理。后来就约晚上开大会辩论。
    6月24号的会在清华文革当中是很重要的事。我这边找了两个同学,孟家驹和鲍长康,那一边也是三个同学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会议的是文革临时筹委会的主任贺鹏飞(清华大学学生,贺龙元帅之子)。当时还是比较讲道理的,我上台讲了工作组通知王光美来、但又没来;我们对此质疑,去工作组要个说法,但工作组态度非常恶劣地对待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接受,写了大字报等这么一个过程……。工作组当时就很心虚嘛,他根本不想辩论这个事情,反过来他就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下面的同学们就莫名其妙啦,怎么提意见成了夺工作组的权了?同学们就喝倒采,后来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问的问题,工作组根本答不出来。
    那次辩论的时候,有专线通过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当时能听到我们现场的辩论。因为我一上来念了好多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语录,她听到后说: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所以后来工作组几个副组长杨莉芳、周赤萍分别上台,想把我压住。但他们上来讲那个话,特别没水平。周赤萍好像是个中将,他讲: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等等。我们就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
他们根本压不住台,最后叶林亲自上台。叶林说,蒯大富想夺工作组的权,我们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同学们哄起来,硬把他哄下去了。可以说那场辩论会我们是全面胜利了。
这时主持大会的贺鹏飞出来和我商量说,蒯大富,快11点了,明天晚上再接着辩论怎么样?后来我也同意了。当时实际上我就应该坚持下去,坚持下去让他们彻底下不了台。后来我还是相信他了。我就宣布:贺鹏飞同志讲,今天晚上比较晚了,到此为止,明天晚上继续辩论。我还天真地认为明天可以再接着来。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广播了,今天晚上的辩论因故停止。接着清华就传达了李雪峰的报告,说各大学掀起反工作组的高潮,这是有背景的。这一下子就把我们压下去了。他的讲话,把这个形势稳住了。本来辩论的主题是王光美来不来的问题,是工作组骗人的工作作风的问题?但是转化成工作组说我夺权的问题了。同学当时不能接受这个,觉得你太霸道了嘛。当时清华的知识分子,也没人认识蒯大富是谁,就是对工作组这样的做法不满。结果工作组在全校掀起反蒯运动,叫反蒯斗争。再后来就划“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见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观点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800多还是700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根本不认识我。

失去人身自由
从那次会后,连续好多天,差不多 20天吧,他们一直在清算我。
6月25号那天他们宣布不再辩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搞阴谋了。我其实不是那种很倔的人,脾气比较好的,思想上也不是比较固执。比如一开始对蒋南翔、对校党委的态度,感觉自己跟中央的部署不一样了,很快就转过来了,时间不长也就一个星期。反过来,我认为正确的东西就会坚持下去。
我先跑到北京市,后到中共中央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人家说,你们学校的情况我们记下来了,会向有关方面汇报。后来我就不想回去了,就到孟家驹家里呆着。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组通过孟家驹给我传话,再三向我保证,说你回来,绝对保证你人身安全,绝对保证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刚进校门,蹭,四个人从两边就强行贴上来,你不管到哪里他们都跟着,但是还允许我走动。我就天天贴大字报,从6月28号到7月3号,每天贴一张。
    这时,工作组开始说我是反革命,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后来他们也没说这是怎么决定的,也没有什么书面决定或通知,说给你戴什么帽子,根本没有。叶林虽然是工作组组长,他实际上处在一个可怜的状态。这件事叶林肯定不敢做主,他处处要请示王光美。王光美当时的威信是非常高的,“四清”中的桃园经验,全国到处在学习宣传。现在又在搞什么清华园经验,她绝对是太上皇,没人敢不听她的。但是最后决定这件事的还是刘少奇。后来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刘涛(刘少奇之女)在揭发刘少奇时说:清华的情况由王光美很详细向刘少奇汇报了,刘实际上自始至终地了解清华文化革命情况。刘少奇说: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他讲了这句话后,清华就把我关起来了。
    7月4号,工作组开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出门了。他们开始把我关在宿舍里,新斋862。我本来住在新斋,是清华一个宿舍楼。为抗议关押,我就开始绝食了。同学们知道我住在这,后来老有人来探访。于是就把我挪到一号楼的四楼上,单独看押。他们搞了4个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绝食了两天。小青年嘛,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当时真是饿的不行。后来我感觉工作组根本不怕我饿死,实际饿死你活该。我就想停止绝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来。后来谁救了我一命,是北京市委的副书记马力,他专门跑到清华看我,工作组把我押过去。他见到我就说:蒯大富,你绝什么食啊?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转到中央的信我们也都转了。不吃饭身体垮了,那你还斗什么?赶快吃饭!我当时以为工作组在封锁情况,不让中央知道。听了这些话也就宽心了许多,就开始吃饭了,他等于救了我一命。一方面给我个台阶下,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没太大用。有的材料说我曾经想卧轨什么的,那是胡说,我是不可能自杀的。不过当时的确很蠢,年轻不懂事。
    这件事一开始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完全没想到。工作组他们就是不讲理,就是神经过敏,或者说心虚,他们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不要说叶林,就是工作组底下的人向我们解释一下,说我们工作组工作没做到家,应该预先向你们说明一下,让你们误会了。其实这就完了,但就是他们就放不下架子,就是一点错误也没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这是他们的一贯做法。
    后来,我实在的说是绝望了。当时我写信跟我的姑妈和舅舅借钱,我说可能出趟远门,希望能借点钱。后来我舅舅真给我寄了钱来。我当时想,1957年右派的阴影又回来了,我估计我肯定又是个右派头子,你无论怎么着,他肯定都要处理你。不是北大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这个下场。肯定会被送到那些地方,我当时已经做这个思想准备了。
那时候我在班里是文革小组长,是多数派。被关押后,班里专门开了一个团支部会议,就是说蒯大富反工作组,反党什么的,不符合共青团员的标准,大家举手同意开除他。在那种条件下谁敢不举手啊。不过也没做什么书面决定,就是团支部开了个会。当时这对我也没有多大影响,我正在全校轮流批斗,比这个打击大多了,那时候谁还考虑团籍呀,根本不考虑了。
    关押期间就是批斗。批斗有班里的、系里的、还有外系的,全校有两次,几乎天天被批斗。批判的内容完全没有理由,很荒唐,就是把你的言论断章取义,胡乱理解,完了把明显的错误强加到你头上,然后进行批判。我当时就想,共产党反右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还要更厉害,根本不讲理。在形式上,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批斗还很文明的,把你拉到台上去还坐着,批斗当中不让发言,让你说话就是回答他的什么问题。文革初期,大家还比较收敛,没有后来批斗会那么野蛮,也还没有形成后来那股打人的风气。很快文化革命就掀起了打人的风气,那时我已经平反了,躲过去了。后来掌权了,还打了别人;到文化革命后期我又挨整的时候,打人的风也过去了。我逃过了这一劫,要不肯定会很惨。

毛泽东救了我
后来我听王力告诉我,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7月19号讲了那几句话:“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回来,几句话就支持了学生运动。毛主席讲话后,刘少奇慌了,不知道毛主席什么来头,就开始下令放人。清华7月19号就把我放了。一共关起来十八天。我们班的团书记就到我那里,告诉我说:唉,蒯大富,你回到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这里了。我说那不关我了?他们说没人要关你,马上就想赖帐。我被放出来以后,当时还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放我。我故意绕清华的围墙走啊,四面围墙走了半圈,走到西北围墙,我看后面确实没人跟踪,才放心了。
大约21号吧,王力、关锋到清华看我,当时我已经放出来了。他们俩穿着军装,王力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央文化文革小组,他叫关锋,我叫王力,请你讲讲你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我当时根本没有听说过中央文革这个机构,第一次听说,我也不知道关锋王力是谁,不大信得过他们。我就简单的讲了一下,后来我说对工作组的意见,我写一个材料给你们。完了他们就回去了。
7月29号,工作组通知我参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也是王力后来告诉我,毛主席7月28号说,明天召开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校的蒯大富。毛主席点了我名,所以我能参加这个大会。当时大会由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讲了话,后来毛主席出来接见大家。回来我就写了大字报,“我见到了毛主席”!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见毛主席了。
    从7月19号被放出来,还是想继续反工作组。当时还没有宣布工作组撤销,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组不行了。7月25号左右,清华的王小平和雷蓉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说工作组整群众是不对的,如何如何……。王小平是王任重(湖北省委书记)的女儿,雷蓉是雷英夫(副总参谋长)的女儿,那他们知道毛主席对派工作组的态度了。因为这个大字报是高干子弟贴的嘛,清华哗啦一下子就起来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了。
    我出来以后没有找工作组算账去,叶林在8月3号吧,把我、鲍长康、孟家驹请到工作组去了。他说,我们处理不当。好像表示是道歉的意思吧,但我们不同意这样就算了。

与共和国总理长谈
    总理找我谈话,我记得是在7月29号,或者是30号,反正是在建军节之前。这时,中央已经决定撤走工作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个班子,贺鹏飞是第一把手。工作组人还没走,但权力实际已经移交了。那天,贺鹏飞通过广播通知我:请蒯大富同学晚饭后到甲所来。甲所是清华接待外宾的地方。天还亮着的时候我就去了,我问:什么事?贺鹏飞说:有人找你谈话,你在甲所等着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长时间,又问贺鹏飞,找我谈话的人在哪呢?他说你就等着吧。这个会客室里有一个三人沙发,有两个单人沙发。开始我还坐着,后来困了,坚持不住了,就在沙发上睡着了。已经很晚了,贺鹏飞过来把我摇醒,说:快点起来,找你谈话的人到了。我赶快起来,就听到外面汽车停下来的声音,又听见车门的声音,接着走进来一个人。我一看就吓了一大跳,周恩来!我噌就站起来,说:总理,您怎么来了?总理招呼我坐下。我当时根本不敢坐,这反差太大了,我一个农村的孩子,而且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斗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还没平反呢。当时总理坐在单人沙发上,中间一个茶几,我在三人沙发这边。总理说:你请坐,请坐。我当时真是有点发抖的样子,根本不敢坐。后来总理的秘书孙岳过来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嘛。后来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较紧张,周恩来一开始就和我拉拉家常,问你家在什么地方?我说,我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三读书,老家是江苏的,滨远县,属于盐城地区的。父亲母亲都是农民。周恩来问的很仔细,他说:你们家在江苏啊,我们是老乡啊,我家在淮安。其实我十三岁以后到才搬到浙江去。他又问,父亲母亲干什么的?我说父亲母亲都是农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党员。我父亲是1944年入党的,母亲是1945年的党员。周恩来就说,你们家是革命家庭嘛,盐城是我们新四军总部的所在地。
周恩来的亲和力你永远得佩服,他没有那个摆架子,确确实实很亲切,没有让你有丝毫的畏惧感,所以我就放松下来了。周恩来接着就说,我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今晚找你谈话。请你把六月一号到今天,正好两个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听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的跟我讲来,我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他一开始就这么讲的。我也一开始就保证,说,我向总理报告,我下面所讲的都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所看到、听到的也都是真实的。我坐在总理的对面就开始讲了。周恩来自己掏出来一个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笔,他有时也记一点,但记得不多。主要是孙岳同志就在旁边记做记录。有时他也问一两句,或者我没讲清楚的,他想再听一遍的时候,他就让我重复一下。基本过程都是我在讲,他听。
谈话中间,贺鹏飞两次敲门进来。他进来后,他不叫总理,他叫周伯伯。他说:周伯伯,我们也想听听蒯大富谈话。总理说,不行,我今天来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然后,贺就出去了。过来二十来分钟,他又敲门进来了。总理生气了,说: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个人说话,你不要再进来了。后来他不敢再敲门了。我猜测嘛,这很可能是王光美他们知道周恩来找我谈话,那意味着我肯定是要告状了。他们一个是想知道我告什么状,另外一个他们在旁边的话,我就可能有顾忌,讲不了什么了。周恩来当然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根本不让他们进来。
其他就没什么干扰了,我一直讲到天亮,大约到早上五、六点了,因为是夏天,天已经亮了。总理说,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但是我上午还有会,今天下午派车来接你去,到人民大会堂继续说。还有呢,就是你曾经被关起来二十来天,所以对外面的情况也并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没有被关起来的、或者说你信得过的同学,让他们协助你谈,你只要提出来,我都接受。

为毛泽东提供弹药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个同学。一个是刘才堂,一个是刘泉,还有一个是沈台平。他们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会堂。晚上七点不到吧,我们就坐清华的车到了人民大会堂,后来知道那是河北厅。我们坐下来有一刻钟吧,周恩来就到了,还带着两个人来。见面后大家握手,周恩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位是你们江苏的省委书记江渭清同志,我带他们两位来听你说话,你不会反对吧?一个总理,两个第一书记,我说,哪敢呢,我向首长们汇报。总理说,你们几位随时可以补充,因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们在外边知道的就可以补充嘛。
后来我们四个人,就轮流给总理汇报。我们从七点多讲到十点多,又讲了三个小时。我讲完之后,又向总理保证了我所讲的这些话的真实性。周恩来说,谢谢你啊,我马上向主席报告。然后他站起来,说,我请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带你们吃夜宵,吃完你们再回去。后来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人员,带我们到旁边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鸡丝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学校了。
这是七月三十号晚上的事情,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只剩两天了。现在看起来就清楚了,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决定整刘少奇。可能上面感觉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周恩来到清华,来找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当时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已经开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北京了,所以当天晚上江渭清和谭启龙也来了。周总理带两位第一书记一起来,我想也许是让他们起个旁证的作用?我呢,主要谈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组怎么整我们,怎么把我们都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况,等于切切实实地告了一状。那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二次谈话和第一次在清华谈是一样的,基本上光让我讲,他们只是听。总理就问了工作组怎么对待你们的?就是说把你们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跟我们说。这两次谈话当中,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
跟着没几天,8月5号嘛,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毛泽东说:五十多天的。。,中央少数同志参加的反动资产阶级思想,所以是白色恐怖,镇压革命派,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何其毒也。联系1964年的形左实右,岂不发人深省。(核对)那就是等于公开号召要打倒刘少奇了。我自己体会啊,这些和我前面向周恩来的汇报,关系很直接,其实就是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

创建清华井冈山
8月4号,在清华大学东大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这实际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个现场会,当时参加中央全会的那些中央委员,除了几个去北大的,其他的都到清华来了。周恩来在那个会上,宣布为我平反。他说:对蒯大富同学,还有刘泉同学,还有刘才堂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蒯大富最后怎么出那么大名呢,就因为是周恩来宣布平反的,这就出了大名了。
不过,我当时已经让工作组批得太臭了,平反也不管用。虽然周总理给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学校其实并没起到太大作用。即便周总理宣布平反的时候,会场上就有些人公开提问题和喊口号,说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应当平反,会场上就那样。后来,很多人就退一步说,蒯大富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然,学校里也有不少反工作组的同学,不同意工作组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我平反后,就是这些同学也不太愿意跟我来往。在很长一段时间,没多少人是跟我在一起的。我后来想成立组织、拉队伍非常困难,因为没人敢跟我干,也没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学校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力。
所以平反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外校的学生来往比较多些,这就要说到“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了。其实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么司令。因为一司、二司都已经成立了,后来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就说要成立三司。三司是由朱成昭拉起一帮当时各个大学叫“东方红”的组织,他们联合起来成立的。三司是1966年9月6号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组迫害过的那一派,当时的少数派。三司成立的时候,我们清华井冈山也还没有成立,它也没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这和它的主体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关。中央文革让我专门找三司各参加单位的学生,从9月6号到16号吧,在中宣部小礼堂,就是老北大红楼那儿,接见我们,前后在那儿谈了四天。中央文革是以张春桥为首,还有王力、关锋、刘志坚等几个人。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开始。
之后,朱成昭、韩爱晶他们就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 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就说,我们支持你。我还是听了他们的鼓动,动员了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组织。9月23号,我们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的礼堂召开的,我们也就几十个人。不过,地质学院来了几百人,从北航也拉来几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来壮声势。
进入十月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司立刻发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当时开这个誓师大会,并没有中央文革的授意,只是紧跟形势,关键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常对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组压迫群众,我们这派都是被工作组压迫的少数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不过我们筹备大会的时候,给中央领导,周恩来、陈伯达、陶铸、江青、康生啊,都发了邀请信。我们的邀请信是油印的,他们都收到了,以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这个大会,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哪。
10月6号的大会我参加了,韩爱晶把我推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言。这次会上呢,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这是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等于打一个招呼。
从那以后吧,三司在社会上就名声鹊起,我也成了风头人物。我们清华“井冈山”在学校里面就逐渐抬起头了,好多人参加了,井冈山迅速壮大。在校内,贺鹏飞和我们没形成对立的两派。他们在我们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干子弟的背景,而且还是那么高的位置,我们也不大接触他们。他们早期一直掌权,在我们开始成立组织时,还是贺鹏飞在领导清华。10月份陈伯达讲话,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当群众组织的领导,所以他们就自我罢官了。有段时间清华大学就没人管了,处于无政府状态。清华大学没有出现夺权,也没形成正面冲突,等于他们退出清华运动了。
我们在校内逐渐得势。对于原来的校党委,我们没有过多关注。蒋南翔当时已经被打倒了,在我们那时的眼里,就等于“死狗”啊,他也没什么活动,感觉上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话下,不把他们当回事了。我上台后也没有直接斗蒋南翔,当然,这和我心里对他一直比较佩服也有关系,当时我也曾经当着好多的人面说过这个话。
    三司成立以后,有些人开始介入了批斗老干部。但我当时对这事并不明确,没怎么介入。我和这些老干部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只是和刘少奇和王光美有关系。“百丑图”其实不是我们搞的。百丑图的作者不是清华的,那个作者好像是北京戏曲学校的。但是百丑图在清华的报纸发表的,《新清华》上发表的。大概是投稿投到我们那去了,或者说他是在我们学校参加运动的。那时期也乱,各校学生混在一起。但是我当时还挺欣赏的,觉得他画得挺生动。当时怎么界定的,画谁不画谁,这个我没参与。大概凡是报纸点过名的、打倒的都画进去了。
11月份,我还到上海去了一次,当时全国不是到处串联嘛,我在北京太忙,还哪都没去过,就想乘中央没有下令停止串联之前出去一趟。后来,我叫了几个同学坐火车到上海去,当时火车挤得要命。大约总共也就十几天。
当时,全国都闹得很红火,大家也串来串去的,但是我还没有想过要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因为我知道中央反对成立全国性组织。有个什么“全红总”嘛,工会系统的,当时就给中央抓了反革命,遭到严厉批判。这方面,我们没有什么想法。

骗斗王光美    
    1966年11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发生了骗斗王光美的事。此前,因为我们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周恩来批评了我。他说,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面对面做检查,要背靠背的写检查。我们也不敢再提出这个问题,只能等中央部署了。
    骗斗王光美具体的策划过程,我并不知道。我们学校电机系大二为主的几十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捉鬼队”,为首的叫李振言。他们策划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开始没跟我讲。那次是11月6号行动的,李振言在6号白天才告诉我,说我们想把王光美从中南海揪出来。我当时真认为是一群孩子胡闹呢,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干成。他们说,老蒯,你给我们几辆车,我们就能把王光美骗出来。我说你做梦呢,刘少奇搞白区工作的,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你想骗就骗了?他们就说,你给我车吧。我说给车没问题,因为清华当时在我们手下有几十辆车。他要一个吉普,要一个卡车,要一个小车,我都给他了。他说要试试。我说,那你试吧,我也不指望你试成。结果抓鬼队骗王光美,没想到真骗出来了。
他们搞这个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会上当的。他们先找师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下来,不让她回到中南海。还扣留了在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儿子刘源。然后他们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单那个交通中队,给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平平出车祸受伤了,送到北大医院了。接着又冒充北大医院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在假冒医生和王光美通话的时候,还让刘婷婷出来说了一句话:“妈妈,姐姐受伤了”。这就没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机关,又是医院,还有自己女儿打电话。所以那个简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这样子,他们冒充交警、冒充医院打的电话,全是冒充的。但因为刘婷婷被说服了,站在我们这边了,跟我们一起骗她妈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后来刘婷婷在《鲁豫有约》的节目中谈这个事,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当时刘少奇也去了医院,我们的人都看到了,他们没敢抓。虽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很多(这时大字报还没有点刘少奇的名),而刘少奇真到跟前的时候你也不敢抓。谁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泽东假如不同意,那我们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嘛。但是,他们还是把王光美带回来了。他们回来以后,在化学馆给我打电话说:老蒯,王光美被我们抓回来了。我开始还不相信呢。他们说真的,在化学馆呢。我一听就说,好,告诉广播台,马上通知批斗嘛。
当时很匆忙,也没什么准备。在清华西大操场,体育馆那儿有个台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个主席台上去了。当时外地来清华串联的同学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场站得满满的。 11月6号多冷啊,那么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说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门的时候也没穿好衣服,就给她找了一件军大衣。她说脚也冷,有一个女同学就把棉鞋脱给她穿上了。在清华前后也就押了几个小时。
    批斗会还没开始呢,孙岳秘书就来了,他就是周恩来第一次找我谈话时做记录的那个秘书。我认识他嘛。他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他来找我。周恩来把自己的车也派来了。后来我就问孙岳同志,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我说那行,可以。当时我在会场用大喇叭上宣布了,说总理同意我们斗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问王光美:打没打?王光美说没打,我说侮辱你没有?她说没有。但是第三条斗完带走我没有宣布。
11月6号这次斗王光美有好多周折。因为没准备吗,有些同学问什么问题,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问题或者说回答也就是反驳,根本就斗不下去嘛,所以后来就不斗了。会后就把王光美带到我当时在清华的办公室,逼着王光美写四条保证。第一条内容是承认清华师生揪斗她是革命运动,第二条是保证以后每个星期送一份检查过来,第三条是什么……,反正有一条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揭发刘少奇,要王光美这样写。王光美前几条都接受了,最后一条就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揭发刘少奇她都同意了,但是从生活上揭发刘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里了。那个时候孙岳秘书就在旁边催着我,说赶快让我们把人带走。
这过程中间,还发生两个插曲。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周恩来打电话来,字斟句酌地说,你们斗完了没有?我说斗完了。他说:斗完了就让孙岳同志带回来。我说马上就让孙岳同志带回去。。周总理的电话刚放下,时间不长,江青也亲自打电话来了,要找我。江青说,蒯大富啊,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我说是啊,我说她欠我们清华的账,我们叫她还。江青在电话里嘎嘎直笑,一直在乐。她说,蒯大富,你不准打啊,不准侮辱啊,还有总理不放心,叫我给你打个电话,让你赶快把王光美放回来。我说,我一定执行。我和江青就通过这一次电话。
我觉得,总理是怕他打电话,我不听。他就让江青再给我打电话。我们的人逼王光美的时候,我没有露面。接完这两个电话,我就进去了。大家发现我进来,就让开一条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王光美根本不认识我,她把我斗成那样其实还不认识我。我说,王光美你认识我吗?她说不认识。我说,好啊,你差点没把我斗死,你还不认识我?她说,哦,蒯大富同志。她站起来要和我握手。我没握,说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说群众批斗你、让你写保证,你为什么不写!你赶快写,写完回家。让我唬了一下,当时“生活上”三个字也没有划掉,后来她就签字了。我立刻就让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总理那个车,是辆苏联产的基斯牌老式防弹汽车,和孙岳秘书一起走了。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注:七机部的一派组织)的时候,就批评我。他说,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光明磊落嘛,我们不搞彭罗陆杨的手法。这就指我们把王光美骗出来的方法,是彭罗陆杨的手法。他说,清华的同志把王光美骗斗了一下,如何如何。有些小报说我当时讲过一句话:“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时我连“怀疑一切”这种话都没说过。什么“怀疑一切万岁”的大字报,是我一个同学叫李康群写的,我从来不同意这个,这在理论上很难站住脚嘛。那时也传说是我的话。

中央文革的马前卒
总体来讲,中央文革这些人的讲话我们特别爱听。他们的讲话煽动性比较强,比较直白,不像总理讲话是政策性比较强。在这之前,9月26号的时候,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我们三司的头头讲话的时候说,在清华和一些学校,好多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我这个总理还是他任命的嘛。那我们就很清楚意识到,就是不要把矛头指向刘少奇。我笔记本上有很详细的记录,后来都被法院收走了。
总理对批刘的事一直持保留态度,他不主张批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主张批刘。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总理不主张批刘,是因为中央不到时机,还不能公开。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肯定是迟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中央的报刊也开始暗示,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老是这么个提法。实际大家都清楚是指谁了。清华井冈山批刘少奇,在全市刷大标语,公开点刘的名,是12月份开始的。这主要是受到张春桥的影响,张春桥和我谈话以后呢,我认为时机变了。
张春桥对我一直还是不错的,他对我特别关心。1966年的9月份,张春桥等在中宣部小礼堂接见了我们四次。接见完以后,他给我们打气,说: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还很深,还有不少学校的同志仍然受压制......,表示对我们特别同情。后来也是他带我去见的江青嘛。
12月18号,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门。他在西门的传达室单独接见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他跟我讲了一些倾向性很强的话。他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他虽然没有说出“刘少奇”三个字,但是所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肯定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说,他们能不能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废。我当时很激动嘛,我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
    后来在审判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不是让我上去揭发张春桥吗?我揭发的这件事确确实实是真事。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
当时为什么张春桥只找我谈这件事,我可以说还没细想过。当时就是觉得他对我特别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毕竟是受到他直接迫害的嘛。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在对刘少奇的事情上,我们内部也有反对的。清华井冈山总部开会的时候,我们总部的二把手唐伟就提出来,说中央没同意公开呢,你这样上街合适不合适啊?他还是基于总理讲话的精神,就是毛主席不同意大字报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批斗。因为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行动推迟了几天。我当时很坚决,认为打倒刘少奇这肯定不会错的,何况还有张春桥的鼓动。所以到了12月25号,不管有没有不同意见,我一个人就独断专行,拍板决定上街。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当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对我意见比较大,比如唐伟就辞职不干了。
    清华当时组织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们开了动员大会。我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12月北京刮起了所谓的12月黑风,“联动”,也是高干子弟吧,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当时动员的口号就是:反击12月黑风复辟!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2月25号那天,我们在天安门集合,然后就分五路,到天安门、王府井、大栅栏、西单这些地方游行宣传。那天风很大,天气很冷。我们准备了很多大字报,很多传单,到处散发,到处刷大标语。这次行动呢,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开吧,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角度提出来的,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兴,我们刚刚见过面没几天,12月30号她又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江青说的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不能断定就是毛主席这次确实让她带话的。反正她经常这样说: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她走了以后,我就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了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窝里去了。这是他们最想干的事,我们干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华接见我们。12月30号,当时清华井冈山的报纸有篇文章,题目叫“清华园春来早”,专门记载江青接见我们的经过。
    江青那次来,还要见刘涛和贺鹏飞,后来我就广播请通知刘涛和贺鹏飞到清华静斋。静斋是留学生楼,他们一会儿就来了。他们见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江青让我出来了。她跟刘涛他们讲了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过后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还会革命的,不要为难他们”。江青嘱咐关照的这句话,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个掌权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整过他们,没整过贺鹏飞,也没整过刘涛,而且对他们还比较关照。
在我们点刘少奇名以后,刘涛在全校做了次检查。在此以前我们也没敢那么做,点了名以后,觉得党中央、毛主席这个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就找刘涛谈话,在那种情况下做工作。我们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状态,实际就是讹着你刘涛,你必须要揭发刘少奇。当时刘涛到我宿舍来,她就老哭。她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说:这个你说不管用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中央那一两个最大的走资派。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你爸爸走?她说: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说:那给你个机会,就是要你表个态,在全校大会发个言。后来刘涛就答应了。我就对外宣布,刘涛同志要做检查。    
    后来刘涛在大会上发言表态,还很长。会后,我就把她的发言整成稿子,登在报纸上。最有煽动性的还是刘涛的录音,就是把刘涛的录音复制好多盘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当时,听录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儿亲自揭发情,这个对刘少奇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所以,后来举行刘少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一直到死都没有宽恕她。不过事实上,刘涛当时也是无奈啊。我们给她做工作,提到这样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还是站在毛主席这边? 在那种路线斗争高于阶级斗争、阶级感情高于家庭亲情的政治压力下,刘涛就像被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除了投降没有办法。贺鹏飞也一样啊,刘涛做了检查,贺鹏飞也做了检查。他们检查后,我上去发言,我说刘涛表现是相当好的,我们欢迎刘涛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这边来。
    除此之外,我们一直没有批斗过刘涛和贺鹏飞。直到现在的各种回忆文章,也没人说我剥夺了他们的权利,事实上肯定也没有。这个也是贯彻江青的指示。
1967年在中南海门口搞的“揪刘火线”,其实和我们没什么关系。那次是轻工业学院两个女将,因为刘少奇也到他们学校去了看大字报。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揪刘火线”,要求批斗刘少奇。他们自己内部还不太一致,互相比谁的调子更高。这事其实不是我做的,我们很晚才去。我当时觉得他们是想抢功,要说打倒刘少奇,肯定清华是第一功嘛,所以对他们这个不感兴趣。

天派地派及其它  
    天派、派形成很晚了,当时就根本没有自觉地要形成什么派。一直到1967年9月份,一个是中央文革在9月15日接见了一批人,在9月16日接见了另一批人。于是,头一天被接见的叫天派,第二天被接见的叫地派。我们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天派”,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天派,哦,在接见完了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天派。天派可能是因为其中为首的是北航和清华,航空嘛为天;地派以地质学院和北师大为首,地质嘛为地。关于研究这期间天派、地派的文章啊还没看到,还都说不清楚。在这两次接见以后,其实天派和地派关系也都很好,也没有大分歧。后来,我和韩爱晶曾经想把天派、地派逐步地联合起来,但是没成功。
地派基本上是三司的,基本包括各个大学的东方红的,以地院王大宾为首,谭厚兰也算地派。聂元梓肯定是天派,不过聂元梓除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写了一个大字报,后来工作组入校整我们的时候,她根本没发言啊,也没保护我们,也没发表反对工作组的意见,这跟我们的经历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她那个造反还是中央授意的,奉旨造反。就那一下子,后来当了大学红代会核心组的组长。那时觉得,我们是自己干出来的,根本瞧不上聂元梓,我们对她根本不以为然。
    我们跟谭厚兰关系不算好,我们和她在政治观点上并没什么对立的,但是挺讨厌她,她个人为人也很糟糕。1967年9月7号,我和韩爱晶策划搞了一个“九七事件”。谭厚兰他们学校有一个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头头也是个女的,姓王,是谭厚兰的对立面。现在我都弄不清楚他们两边有什么政治上的不同见解或者反对谁、保谁。那天,我们就拉来好多人支持北师大革命造反公社,全校都到处都造反,然后就是把谭厚兰的革委会给冲垮了。结果,当天江青、陈伯达就接见我们,把我和韩爱晶臭骂一顿,说我们俩不听话,胡搞,骂的非常厉害。我们吓坏了,从北师大撤出来了。结果,谭厚兰的权威又恢复起来了。
我在三司主持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就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那时也成立了三司的中学中专部,谁只要同意我们的观点就可以参加,是很松散的、也就是无政府状态的。当时中学生影响不是很大,而大学影响是全国性的。我们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也叫“老兵”,卜大华、骆小海他们也有过冲突。主要是我们成立井冈山后,附中的刘刚他们也成立了个井冈山。清华附中井冈山都是平民子弟嘛,老兵都是干部子弟,干部子弟和这个平民子弟就有矛盾,他们天生就不是一回事。老兵看不惯刘刚他们,刘刚们也看不惯老兵,所以弄不到一起。我们当然是支持附中井冈山的了。他们也跟着大学的起哄,后来在中学里头属于四三派。
    谈到四三派,就会联想起遇罗克。他写的《出身论》我看过,但我当时也没有太多感觉,看了印象不深,就知道他说的有道理,总体觉得讲得对。但是他影响不大,不占主流地位,《出身论》目的是给出身不好的张目嘛,不过我也没想到遇罗克最后被枪毙了。这个就太过分了。他那么写,跟谭立夫的讲话正好相对了。谭立夫讲话我看了,觉得这个人非常有水平,很好的演说家,但是他的观点我当时就不同意。照他那样子搞,革命队伍纯之又纯,把出身看得太重了。我觉得这个路线会推走很多人,那最后就成孤家寡人路线了。我也算出身好的红五类嘛,但是我在清华根本就不敢推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副对联的观点。反过来说,对联代表的那个思潮对我们也有影响,像我们总部的主要领导人,出身都是很纯洁的,不敢让出身不好的同学做负责人什么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曾经在清华也贴出来了。贺鹏飞他们也在
清华开了大会,宣传这个东西。但是他们在清华不可能成气候,因为清华出身不好的太多了。当时清华1万1千多学生,学生成份里工农子弟占少数,处级以上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大约1000多人,干部子弟差不多能占百分之十。知识分子子弟占大多数,还有部分出身不好的、就是非劳动家庭的子弟。干部子弟在清华学生比例中不大,推行血统论没有太大市场,但是他们的影响很大。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几次关键时刻都是由他们来决定方向。他们的大字报一出来,所有同学都当回事,大家就以为有中央的背景。
    好比说开始反蒋南翔,是刘涛、贺鹏飞他们,至少有七八个吧,给蒋南翔贴了大字报。那大字报一贴,大家就以为是中央的意思。后来就是反工作组的时候,是王小平和雷蓉的大字报,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影响最大就这两次,这就等于决定了清华运动的方向了。所以,他们一出来表态,清华就很当回事,
    1967年1月份,王洪文到清华去过。王洪文第一次见中央领导人还是我带去的。那是“一月风暴”以后,他到北京找中央汇报情况,住在清华,就住在我那。之前他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之外,中央的领导他都没见过,他也没办法联络。我当时在北京比他名气大,后来我就说,王洪文同志,我经常有机会见总理和中央文革,我带你去吧。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要召开个什么会议,我就让王洪文坐我的车一起去了。我的车可以开到主席台后头,到了体育场的休息室,过了一会总理、江青都来了。我就上去介绍说:总理,这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王洪文同志。总理当时特别的热情,因为当时刚好是一月风暴以后,他要直接了解上海文革的情况。江青在后面,我再给江青介绍。王洪文赶快把上海工人造反团的袖章给总理和江青带上。后来总理把王洪文叫过去谈话。我对这个人也谈不出什么好坏。怎么说呢,从个人能力看,讲的话,很有水平,写文章、组织能力都好。但是和他后来的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还是不相称,太快了太高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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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1-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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