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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蒯大富口述:岁月流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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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tuffy05 从 文革回忆 移动到本区(2015-11-12) —
岁月流沙
蒯大富口述

采写:米鹤都 张琦
编辑:米鹤都


二次批斗王光美
到了1967年4月,那时戚本禹的文章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已经发表了,正式点了刘少奇的名。4月3日和4日,中央接见我们。会上我写了个条子递给总理:“总理,清华大学同学强烈要求批斗王光美。”总理把我的条子拿给江青、康生看了看,就对我点头说:行,你们订个计划,我同意你们批斗。这样,我们就定在四月十号再次批斗王光美。
    社会上传言那次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是江青的授意,这不准确。要是说那次跟江青有什么关系呢,江青确实说过一句:王光美当时去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都哪去啦,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项链的事她没说。我当时就觉得应当让王光美穿旗袍,这是在接见我们前后的闲扯时候说的,戚本禹在旁边。戴项链是“捉鬼队”的主意。当时由“捉鬼队”到中南海把王光美揪出来的。他们开一个大轿车去,到中南海领人。到了刘少奇家,他们就问:你上印度尼西亚穿的衣服哪去了?王光美说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把一把钥匙扔过来了。她家的衣箱特别多,那些同学也挺聪明,很容易就把那个箱子打开,把那身衣服找出来了。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如果里面穿毛衣,再套到身上就非常困难,但是也勉强穿上了。那项链呢,原来就是普通的项链,太小了,下面根本瞅都瞅不见。也不知道谁灵机一动想起来,就用乒乓球拴上一长串,所以就搞了两串乒乓球。那也是“捉鬼队”的同学的恶作剧,那确实带有侮辱人的意思。
1967年4月10号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刘源不知道去了没有,刘平平和刘婷婷都去了。她们两个我认识,都坐在在第一排,在喊“打倒王光美”的口号时也喊得响着呢。这些,其实我们都需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的。
因为这些事情,王光美对我非常反感。我刑满后,有一年调到北京工作,当时全家都已经来北京了。据说王光美知道后,给陈希同打电话,说我对老同志有刺激。陈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驱逐出北京。
对于和刘少奇、王光美的关系,这里分几个层次来说:一个从好的方面来说,我和刘少奇、王光美的矛盾是一种双方的误会。但是,他们代表了一种共产党基本的思维定式,就是1957年反右的思维定式。他们认为,派工作组是共产党一直行之有效的手段,这也是中央工作班子集体决定的。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嘛,土改时这样做,1957年也这么干的嘛,四清就不用说了。我估计刘少奇当时的想法啊,他认为毛泽东肯定会支持他,至少不应当反对。那么,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的,是党派的工作组,你能说反对就反对?挑战党的领导,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嘛!你肯定是目的不纯,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王光美不管当时跳出来的是谁,是你蒯大富跳出来,还是任何其他人跳出来,那样的条件下肯定要打你反革命的。他们不会管你死活的。
反过来讲呢,我这么理解,我们当时反对的都是有根有据的,充其量也就是给你工作组提提意见。而且我们也都有中央指示和毛泽东讲话为依据的,怎么就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了?从这点上讲也觉得不可理解。你到清华来不分青红皂白,就跟我扣上反革命帽子?那毛主席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你们平白无故把老百姓打成反革命,那你肯定是坏人啊,你可能就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所以双方斗争就是根本没有交流的,互相也没有可理解的地方。但实质上就是由于当时工作组工作作风问题,做工作不细致造成的这种误会。
从坏的方面讲,换句话讲,不仅是文化革命,从四清开始,王光美就有镇压群众的传统啊。再往远说,就是刘少奇在土改、在延安的时候,他们整反对派和整群众,不仅不择手段,而且下手特别狠。文化革命又是一场新的斗争啊,所以他们这么做呢,也不奇怪。据说刘少奇被中南海造反派批斗的时候,他拿出《宪法》来保护自己,说我是国家主席,有什么什么公民权利。但是你整蒯大富的时候,你怎么不把宪法拿出来呢?但他根本不管的,也就这么回事。说起来,毛泽东是霸道,刘少奇、邓小平同样霸道,共产党这个体制啊就是个霸道体制,你没办法说。所以当时我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准备上新疆,上北大荒的,如果当时毛泽东晚点回来,结果就会是这样的。我不觉得应当对他们说对不起,怎么说呢,如果都作为平等的身份,那么我们都彼此伤害过。文革初期,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后来毛泽东给我平反,我的下场可能会更惨。他们也从未对此表示过任何歉意,所以我没必要给他们道歉。
有人问过我:你是从农村来的,父亲又是基层干部,你对对毛泽东搞的人民公社、大锅饭等造成的后果应该有个体会啊,三年困难时期应该记事了,当时如果没有刘少奇等提出的“三自一包”,农村当时很难度过难关啊。你对那种情况应当非常了解。所以从道理上讲,朴素的感情首先应当是赞同刘少奇的,怎么你反而反对刘少奇,支持毛泽东这个路线。
我当时这样觉得,这个问题很难说当时刘少奇反对了毛泽东那一套错误做法,实际上他们很多做法都是一致的。可以这么说,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差不多刘、邓很多人都有份。就说这个“三自一包”啊,其实在分地的时候我还帮助丈量呢。它的效果也确实特别好。但是到后来这件事就完全政治化了,认为虽然它可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肯定会造成贫富分化,就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当时把社会主义理解得很狭隘,就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才是社会主义。刘少奇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涉及理论的问题当时就是一股脑儿听毛泽东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套。谁反这个我们就跟谁干,崇拜毛泽东,毛泽东说打倒谁我们就打倒谁。当然,我个人文革初期的遭遇也使我有感情上的作用。所以认为对刘少奇肯定是要打倒的。


团派和四一四的分野
后来,我们清华的学生就分成了团派和四一四。我认为,这有浅层的原因,也有深层的原因。浅层的原因就是对干部的态度不一样,我们团派对干部的态度是比较左的,主张批倒、批臭,再看干部们亮相怎么样。四一四主张就是教育结合,大面积解放干部。开始就为这事情有分歧。深层次的矛盾呢,就是对文化革命的基本态度。在1968年的时候,我和他们之间私下议论过。四一四的基本立场,是对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就是说干部没有那么多坏人,这打击一大片是不是错了?四一四的核心人物或者是他们后面的一些干部,私下议论的时候就更公开地对文化革命不满了,对毛泽东啊,尤其对江青、对林彪表示不满,当时这都是掉脑袋的事啊。
当时中央公布一个《公安六条》作为文革的执法依据,规定不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准攻击毛主席、林彪等。当时我们就抓住这条,从四一四少数几个人展开,当时就说他们是反革命集团。这是我给定的,你反蒯大富无所谓,你后来再搞的就是反对文革了。周泉缨当时写了一个《4.14思潮必胜》的大字报,跟着他又写了“炮打陈伯达”,然后再写“二次炮打陈伯达”。我就认为,你们的目的就不一样了,就是对着毛泽东来了。这个深层原因,就是说他们反毛泽东,反文化大革命。不过,他们当时肯定也不认账,不承认。反过来,四一四抓住我们的干部政策,说你们太左了,打倒一大片干部。他们也确确实实保护了清华校内的干部。
这是一个理论分歧。我们专门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对四一四思潮进行大规模批判。也像当年中央反苏修的“九评”一样,陆续发表“一批四一四思潮必胜”,二批……,三批……什么的。毛主席当时这些小报都看的,对我们批判四一四的文章也很欣赏。他也同意我们的意见,对四一四也有过好多批评意见。所以,当时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戚本禹,都说过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话。中央文革都是公开帮我忙的,因为他们了解主席的态度,主席倾向于井冈山团派嘛。但四一四他们根本不在乎,当耳旁风。最后,在1968年召见我们那一次的会上,毛泽东自己也直接讲了很多批判四一四的话。那次批评得相当厉害了,但后来这部分没传达。
所谓两派斗争呢,当时就是要引导对手犯错误。一般讲,掌权的一方是不希望自己单位乱,我们毕竟是掌权的嘛,打起武斗来肯定要负责的。所以,起初我总的方向是反对武斗的,开始有武斗苗头我就制止了。那时北京,像北大、北师大武斗已经打得很厉害了。谢富治还表扬我们说:好多学校都在武斗,清华不武斗,这就很好。但是后来,我还是没有经得住诱惑。
文革那时候,怎么说呢,我就是太年轻,而且一切都太顺利了。我们1966年9月成立清华,11月得到中央文革支持以后迅速发展,从几百人一下就到了几千人。接着,周恩来让唐伟他们和我联合,贺鹏飞他们知道后自我罢官而去,清华就成为我们一派的天下了,几乎全校大多数同学都参加了井冈山。那时,整个清华就在我手下了。从我个人能力、资历来讲,或者说与当时同龄人比较,可能比一般同学稍微强一点,但和我处的地位来讲太不相称了。一下子在这么大的清华大学掌权后,我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就是毛泽东后来批评我的“全身浮肿,头脑膨胀”。
那种自我膨胀,那个时期都难以想象啊。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上,杨成武把许世友带过来,介绍给我和韩爱晶,他说这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志。我是第一次看到许世友,黑黑的,有一个金牙,个子矮矮的。而许世友见到我们,一个立正,给我们敬礼啊!我们都感到很震惊啊!我说,许世友司令员,我们知道您。那时作为身经百战、忠于毛主席的老将军,他在我们心目里威望还是很高的。许世友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你们的士兵啊,你们是政府首长……”。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也就有点飘飘然,以为自己不得了了。当时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都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常委一共22个吧。北京市革委会经常开常委会,大概每周一次以上吧,北京的大小事情都是这个会上决定的。我们这些常委权利也太大了,但实际上这和我们当时的信息和能力根本不对称,应当说没有参与决策的资格,但实际上却参与了。
那膨胀的速度简直快得不得了,就导致得意忘形。1967年5月清华大学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5月29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谢富治已经批准,而且已经宣布明天要开成立大会庆祝了。他说,你今天晚上就决定,若清华明天成立革委会,我明天就出席你们的会议。如果四一四有不同意见,我们去说服他。他就一夜没睡觉,跟我们在一起,等我做决定。我也一夜没睡觉,当时我真是矛盾死了。后来就想,说不定缓一下更好一点。谢富治说,如果你这样子考虑的话,说明条件还不太成熟,我们要进一步做四一四的工作。这一下子宣布推迟以后,就完全不可收拾了,两派越闹越僵。我恨懊悔,这个决定是我做的嘛。
清华的武斗也是当时太年轻不懂事,很容易被人家鼓动,一激一怒就起来了,而一旦决定就不可收拾,想回头都回不来了。最早的武斗是我们的责任,一个呢,我们团派当时的力量比四一四强得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想把矛盾激化,争取中央的明确支持。清华武斗之前呢,北大3月29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们也想学这样做。这之前,虽然毛主席没有公开讲,但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啊,都讲了很多话批评四一四。当时我有这么个心态,认为清华打起来对我更有利,中央领导会发表严厉的讲话,就是让四一四垮台,结束两派纷争的局面。
清华武斗比较晚了,1968年4月23号开始的。武斗的导火索是四一四那边抓了我们团派保护的一个干部陶X,我们把这个看的很重,认为你太过了。于是我们就去攻数学馆,把四一四的人都赶出来了,这一打就不可收拾了。
毛主席说了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之后,(何时发表的?)我们就更极端了,把四一四说成是代表国民党的。武斗表面上似乎也就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这样,大家武斗的时候特别勇敢,当时喊冲的时候,同学们真的是不要命,硬往上冲啊。当时我们攻一个楼,是二层的,地面距楼顶有8、9米高。我们用云梯强攻,两个梯子绑起来有十几米长,踩上去就忽悠忽悠的。四一四贴着那个楼顶的边上焊起来铁栏杆,你梯子搭上,一个人往上冲,人家三四个人,你还没爬上去呢就被挑下来了。就这样连续硬被挑下了十几个人,有两个人当场死了,可后面的还继续往上冲!战争期间黄继光堵枪眼啊,董存瑞炸碉堡啊,这些英雄行为我就特别能理解。我指的是英雄的那种心态,就是在悲痛和激情之下,他们同时也为自己的“高尚行为”而自我激励,感觉在为崇高的事业奋斗。我特别不能接受把文革武斗中这些被打死的孩子,说成像疯子一样死得活该。当时留在校内的同学大概一千人吧,没有任何补助,都是自己掏钱吃饭。也没有命令说必须参加,纯粹是自愿的。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当时确实是抱着崇高的目的,在共产党的领袖号召下,为那种理想主义战斗。
武斗死人以后,我很快就懊悔了。我本来是一种投机心理,利用武斗获取中央文革的支持。结果中央根本不表态,我们失算了。所以当时说实在的,我是巴不得停止武斗。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做我的工作停止武斗,也让四一四停止武斗。韩爱晶他们也找四一四谈了,但是四一四的头儿沈荣槐坚决不同意。当时四一四说,坚决不能停止武斗,要把蒯大富拖死。他们当时是这么说的。我真是骑虎难下,感到非常大的压力,不仅有社会压力,有同学压力,自己也体会到,清华武斗责任呢,肯定要追究到我这儿。我当时很清楚,武斗会死人啊,清华哪怕死一个人,账都会记到我头上的。1968年5月份,我曾提出让解放军把两边隔开,但也没能实施。
四一四最后的主要据点是科学馆,四周所有的房子全部被我们占领,他们想从角上挖地道通往外边,运吃的东西什么的。后来就像地道战电影里演的一样,我们在周边埋上大缸,就知道他们在挖地道。发现后就弄来炸药,一炸就给他封死了。当时我们把科学馆断电了,但没断水。因为那里面还有我们的人质啊,几个很重要的人。当时不攻其中也有这个顾虑。而且那个楼非常结实,你要攻打的话除非你死很多人,我们下不了这决心。
    这场武斗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七一七事件”才停止。我从不同意武斗到同意武斗,后来这几十年都懊悔不已!清华团派当中主张武斗坚决的,就是总部的任城中,刘杰长,陈继发这几个人。二把手他也不主张武斗。我没能没抵制住诱惑,懊悔的很。清华的武斗我肯定要付很大责任,如果我不打肯定就打不起来了。

武斗逐步升级
7月17(27?)日那天早上,没有任何与往日不同的征兆。我们总部的一个委员陈济方去沈阳探亲,说那天要回来。我和同学开了个吉普车到北京站接他,但是没接着,就回来了。回到清华大学快十一点了,就看见学校周围那么多人,车子也开不动了,我们就下车徒步走进清华。开始,清华广播台的广播还是热烈欢迎首都工人阶级来清华制止武斗,后来呢就不一样了。工人宣传队进入清华后,很快就把各楼分割包围了。那时我们团派和四一四的武斗已经持续了好长时间了,我们在科学馆把四一四包围得像铁桶似的。工人到了之后把科学馆的包围圈打开了,把里面不到一百人都放出来了。好多同学都着急了,脑子就跟我想法一样,怎么回事啊?
    后来呢,我就跑到总部那个楼里头去看。路上,我看到来清华的工人组织基本都是天派的,他们还打着造反组织的旗子,和我们是一派的。这些“天派”的组织,我以前跟他们打过交道,当时跟他们一起组织筹建北京市革委会的。当时有第二机床厂的鲁文革,他也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他是带队的。我看到他,认为不会有什么事,根本没想到可能会和工人打起来。但是,当时工人来那么多啊,我当时估计有十万人呢,后来毛泽东告诉我有三万多。参加的有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工厂,主要是工人。还有就是八三四一部队(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是负责指挥的,有杨德中、张耀祠,主要是杨德中指挥的。
结果发现,工人逐渐把我们包围起来了,非常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割包围,这很恐怖啊。后来我们有同学就出去理论,一个同学对工人讲,你们工人不在工厂抓革命促生产,跑到我们学校干吗?还把我们包围起来。工人和你有什么可讲的,不由分说,把他一架往卡车上一扔,就呜的开走了。出去一个逮一个,出去一个逮一个,当时我们看了感觉非常恐怖。当时抓了至少有十几个吧,我看见把我们团派的二把手鲍长安抓走了,还看见我们另一个总部委员高继红也被抓走了。他们都是出去讲理时给抓的。后来听说,工人们执行的命令是这样的,进校把所有的学生包围起来,如果有学生和他们辩论,就几个人一架往车上一扔,拉到平谷县办学习班去了。当时感到不可理解,你这么包围干吗嘛?
我们当时就打电话问市革委会,工宣队来清华大学到底是不是中央派的?所有各方面都不给回答,就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下次再报告时,又说这两天休息开会干嘛的,反正不答复你吧。我们也有中央文革办公室的电话,他们的答复就说我们已经知道你们情况,首长正在工作,正在开会,我们把情况响他们汇报。江青等领导人的电话我们没有。其他这些电话我们都打过,但是没有答复。
    我们在被包围起来,看到抓人、打人以后,就很害怕。我当时真是感觉到是灭顶之灾啊!以为北京市的工人宣传队会像王洪文在上海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那样做,当时活活炸死二十来个人呢。那么,结局就是,“上柴联司”(加注:1967年8月4日,王洪文指挥上海工总司的十万工人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武斗历时一天,死亡18人,983人受伤,之后“上柴联司”663人被关押)的下场就是我们的下场了。这时我们手里还有武器,怎么能让人家轻松消灭掉了,那不可能嘛。
我们商量了一下,后来一致意见就是守住楼,如果工人攻楼的话我们就抵抗反击。后来,下午三点的时候吧,我们有个常委,武斗的副总指挥。他就带人冲出去,反过来把工人包围起来,工人如果不走,他就往楼里拖。反过来抓工人了,抓解放军,我们也抓了好多个工人和解放军。那些工人看你这么抓人,他也害怕,工人就散了。一散了我就出去了,当时正门出不去了,是从西南门翻墙出去的。当时我们学校的小车都在北京体院,我就跑到体院要了一辆车,就直奔市革委会去了。我到了市革委会,强烈要求见谢富治,见吴德。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吴德来了,见面就说,你们学校打死人了。我离开的时候,两边还基本上没开打呢,但是走了以后这段时间说打死人了。我一听打死人了就发毛了。我冲着吴德喊:是谁派的工人?为什么要把我们学校包围起来,就这样抓人?他说工人宣传制止武斗有什么错?我说,你们真要把我们当“上柴联司”抓的话,我们肯定就宁死一拼。吴德说,你这样就把北京几百万工人阶级得罪了,你蒯大富在北京没有立足之地。
后来他把我带进办公室,他打电话找那个工宣队的指挥。那时开始派出去的不叫工宣队,叫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以解放军为核心。他后来就把八三四一部队的迟群、谢静宜都找到北京市革委会,在会议室开始谈判。他们说制止武斗,撤出工事,什么什么的,我全接受了。后来迟群提出来交出杀人凶手,我说什么杀人凶手?他说你们打死我们人了。我说怎么打死的,谁打死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条我接受不了。
这样,我们就一起回清华了。迟群这个家伙坏的很,又生枝节,说工人怎么气炸了,非要交出杀人凶手。回到清华后,他又要谈判,清华园门口有个中学,叫清华园中学。当时就找个教室,谈判就在那举行。谈判就为了交不交凶手的问题。我说,凶手肯定没法交,我说今天制止武斗、交出武器、撤出工事,这肯定没有问题,我说我到现场就肯定能解决。后来迟群不坚持了,我们就达成协议。工人宣传队还有几个地方没有攻进去,如清华广播台、化学馆等地方,我就到我们还占据的地方去做工作。
当时的武斗现场就是互相抓人。工人在外面把我们的人抓了,我们把他们的人抓进里头,然后工人冲进楼里救他们的人。工人进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就带几个镐什么的,准备拆工事来的,还有女的穿裙子呢,根本不是为了打仗来的嘛。但是后来看气氛不对,好多同学被抓了之后,大家就毛了,当时决定的策略就是谁进来就打谁,进楼我们就坚决抵抗。因为工人是进攻,而且大多空手来的,所以他们肯定吃亏,伤亡多。
后来我到广播台去,好多头头都在那。我召集会议说,我们闯了天大的祸,工人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十万工人已经把我们清华围的像铁桶似的,出不去了。明天我们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会有更多的工人把清华包围起来。我说我们今天晚上把武器全部埋起来,或者扔了,然后人呢,全部撤空。清华我们不要了,跑到外面去,跑到大街上去。当时吵得一锅粥,有的不同意,说拼了,一拼到底。后来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全打死了,你占楼还有什么用?我说赶快跑,跑出去以后,这么大的事,中央不可能不知道。只要我们这些人都活着,中央知道了就肯定会救我们的。
    后来大家就听从了我的意见。这时候工人在正门、南门、西门都有包围,就北边的没有人把守。我们半夜像逃难一样,都从北边、体院啊,夜里一、两点我们全部撤光了。当时清华参加武斗的有一千人吧,加上逍遥派,总共一两千人跑掉了。我也跑掉了。

见了毛泽东格外亲
我从清华再次跑出来,还是先到体院。到体院我要了一辆车,直奔六部口的电报大楼。和我在一起的有陈育延,是个高干子弟,也是我们总部委员;还有一个是段永基,当时是我秘书。我们到了电报大楼,给中央发了一份加急电报,内容是:毛主席,今天早晨,“杨余傅”黑手派了十万工人包围洗劫清华园!清华井冈山在血泊中向毛主席呼救!向党中央呼救!”电报就这样发出去了。我们花了五十块钱,当时给不同的人,发了好多份。发完电报就四、五点了,也没地方去。转了一圈,我说还是去北航吧。刚到北航,他们的保卫组长告诉我:老蒯,你怎么还不去啊?我说,什么?他说,韩爱晶早去了,中央找你们呢,走人大会堂西门。噢,我到处找中央啊,中央也正在找我呢!
听说在人大会堂西门,我当时还想了一下,平常去人大会堂接见从来不走西门,一般接见我们都是进东门、南门,北门是宴会厅的地方,西门没有走过。听说在人民大会堂西门,感觉有点特殊,但也不及细想。我就赶快请司机开车,到人民大会堂天已经快亮了。我跑出来时,还要了一把手枪带在身上。这时我把手枪拿出来,放在汽车座的底下。后来我就走上台阶,有两个解放军已经出来,问,你是谁?我说,我是蒯大富。他们问,干什么?我说,中央首长找接见 。他说,你等会儿,我进去通报一下。他就问我带武器没有?我说没有。夏天嘛,就穿一件衣服,而且下雨,裤脚都卷起来,光着脚丫子,穿个塑料鞋,非常狼狈。一会儿,谢富治出来了。我看见谢富治就哭了,当时就像孩子在外面被打得落花流水以后,看见父亲那么一种心情。谢富治说,别哭别哭,跟我走,跟我走。他给我把裤脚放下来。后来我就跟着走,一边走一边抽泣,直流眼泪。
我们走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后来知道这是湖南厅,门很宽。进门我一看,一屋子人,几乎所有的人都穿白衬衫,白花花的一片。进门后,韩爱晶就在右手边,他说:老蒯,主席在呢!我这时就看见主席了,平常接见老远打个招呼,再就是见面握握手,没有其他的。这一次是空前绝后。毛泽东看见我就站起来了,我一头扑到毛泽东怀里,嚎啕大哭,就是那个男人发自肺腑的哭声啊!毛泽东也哭了,哗哗直流眼泪啊,江青也哭了,在场的好多人都被这种气氛感染了。我说,主席救我!就说不出话来了。后来江青就说,蒯大富安静点,安静点,别激动。服务员拿来一个痰盂,一把铅笔,还有什么笔记本,还有一沓纸。江青说,你说说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开始汇报情况了,那真正是告御状了。我说:主席,今天早上,肯定是“杨余傅”黑手干的,派了十万工人把我们清华完全包围起来了,进了各楼分割包围,把我们人抓走了好多,又打了。主席就把双手平伸出来,上下翻了一下,说你要抓黑手啊,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当时我见毛泽东就好像孙子见爷爷似的,有那么种感觉,所以我根本不发怵。我说:主席,那不可能!你平时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把双方隔开,是不带枪、不开枪、不打人、不骂人、不动气,“五不”嘛,这我都记得。可他们进学校就分割包围,一包围就抓人,就打人。当时,主席冲着谢富治、温玉成就喊:唉,谁叫你们抓人啦?谁叫你们打人啊?谁被抓走了?我说鲍长安就被抓走了。毛主席说,统统放了,一个都不能留,把鲍长安直接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来,让蒯大富看见。谢富治赶快站起来到旁边去打电话。当会议结束后,鲍长安就在门口了,衣服上全是血,挨打时鼻子打破了,流了很多血。好在没怎么受伤。
那个会从三点开始的,我去的时候很晚了,大概七点差不多。会一直开到八点半结束,用五个半小时。你想谈了多少话啊,实际上主席有想等我的意思,后来他们已经是在聊天,主席并且两次问我为何还没来。我听谢富治讲,毛泽东开始发了很大的火。他只说主席今天发了大火呀,但是这火是会议开始时对中央领导讲话时发的,冲谁发的我也不知道。聂元梓、韩爱晶他们到的时候,主席已经不发火了。当时中央领导人除了张春桥不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姚文元,汪东兴,中央的全体领导人都在。我是七点左右过去的,前头已经谈了四个小时,实际呢等我呢。
    我来以后呢,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我:他说你们是头脑膨胀,全身浮肿,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就是搞武斗。搞得北京市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说武斗不能再搞了。完了又让我回去,说打工人无论如何是臭了,要挨门逐户向工人阶级赔礼道歉。主席说,工人气很大,你们要给工人消气。不过也说:“我把你们找来是护着你们的”。看来,毛泽东当时心情也很矛盾,他本来只想把我们从舞台中央赶到旁边去,但是没想到以这么惨烈的方式实现。因为当时我们是跟着他走的,忠心耿耿跟他走的,而且一步一步地去理解他的部署。
    毛泽东离开会场之后,很快又回来了,他对在座的中央领导说:“我不放心,你们不能再整蒯大富啊!”要是没有毛泽东死保啊,我当时可能就完了。
后来我们所谓五大学生领袖共同整理了一个传达要点,根据谢富治要求把一些称赞我们的话删掉,包括批评四一四的话,然后五个人签字作为文件传达全国。韩爱晶后来整理出一个文件,比较全面真实。
    我当时还没想通呢,怎么我们就都错了?你们外面来了那么多人,也不通知就把我们打个落花流水,为什么?我后来觉得,毛泽东是想在六八年夏天结束文化革命了,尤其要让学生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央。然而,我们不自觉,还想赖在舞台中央,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毛泽东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把我们赶下台,派工人宣传队肯定是他同意的,但没想到这么激化,牺牲这么大。我后来几次批评当时的组织者,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打招呼啊?那次实际上是杨德中指挥的,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现在分析当时他们为什么封锁消息、没有说出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他们的目的,是想让我犯个更大的错误,最后消灭掉造反派。这应该不是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自己当时还问呢,怎么不打招呼啊?还下令把所有抓的人都放了。再一个毛泽东当时的表现,我看不出毛泽东有这个阴谋。
在我没到会之前,很奇怪的是,毛主席问了几次,蒯大富为什么不来啊?韩爱晶的会议记录里记载,谢富治两次回答说,蒯大富他不敢来,或者说他不肯来。毛泽东又问,蒯大富为什么不肯来啊?韩爱晶回答:蒯大富不会不肯来的,他要知道一定会来见主席。谢富治在那个会上还说:昨天我约蒯大富谈了一次,他不听我的。这根本就不是事实。我也弄不明白,从对我的一贯态度来讲,谢富治应该说对我很好,而这些话又明显对我很不利,很难解释。我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什么,我就感觉他们对我们那么狠,等于逼着我们跟工人武斗。一打以后,我们就完全失去了在北京生存的社会基础。我感觉是迟群他们搞的鬼,包括吴德他们。
    7.28会后,我就到各个工厂挨门逐户地去赔礼道歉,还包括善后处理。事后统计,工人死了5个,有枪打死的,有手榴弹砸死的,有长矛捅死的,一共死了五个,伤了七百多。死了的工人作为烈士处理,善后还包括各个工厂被打伤的、住院的工人。后面的事情我没有参加。学生死了2个,伤了一百多。工人打死学生的,没有再处理。所有打死工人的学生全都找到并抓起来了,没有判死刑,后来都判了十五年。
后来在判我罪的时候,一个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还有一个是诬陷罪,诬陷罪就是整干部,就是说我整了很多干部。但是武斗这一条没算进来,当时要是以武斗判我罪的话,我还比较服气。确实这样。我对这场武斗非常后悔,这也是无可奈何,在劫难逃。
毛泽东那次讲话以后,一周之内,形势就有很大的变化。这个讲话基本宣告了学生运动、红卫兵运动整个结束了。学生也散了,年底分配,能走的都走了。我回到学校,办了一段时间学习班,1968年年底分配我去了宁夏。

查无实据整肃“五一六”
1970年,准备开四届人大的时候,我是当选为北京市选区的人大代表。1970年11月,上面通知我参加北京市的人大会议。北京提名我当四届人大代表时,遭到北京市工人的反对,后来毛主席做工作,谢富治做工作,才通过。王力告诉我,说中央给我保留了一个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位子。当时我去北京的时候,我们厂都以为我去开四届人大的嘛。宁夏很隆重,是送我坐飞机去的,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到机场后,北京市革委会派车接我,并在市革委会吃的晚饭。饭后,清华就来人了,说找我有点事,把我接到清华去了。我到了清华大学工字厅,在党委办公室旁边的一个房间,迟群、谢静宜、刘冰等,大概五六个常委都在等着我。
迟群开门见山地宣布:蒯大富,你有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待,清华党委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我一下子就被打蒙了。我说,组织上对我审查,我完全服从,我保证积极配合,但是我严正声明,我没有隐瞒任何重大的遗留问题没有交待,所有问题我都已经在办学习班的时候全部交待清楚了。
后来我才知道,抓我是因为所谓的“五一六”问题。其实,真正有组织的“五一六”,就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他们搞了个小组织,取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是根据中央《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得名,大约有几十个人。他们在1967年5月开始攻击周恩来。同年9月,毛泽东批示:“五一六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此后,全国都开始清查“五一六”,这时一些人在“逼供信”之下,揭发了我。
    文革时,各大专院校红卫兵都在揪这个揪那个,有搞康生的、搞陈伯达的、搞总理的,搞……的各种专案组。那时,我确实反过康生。毛泽东把我们从盒子里放出来造反,他是要把我们放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内,或者说他让你反谁,你反就可以。而我们造反,却就没止境了。我们当时怀疑的范围非常大,只要我怀疑你反毛泽东,我们就敢反你。大约是1967年1月的时候,我们反康生是非常公开的,是以清华井冈山总部名义起草一个公告,叫做“调查康生同志问题联络委员会公报”,由中央高级党校,还有体院、矿院,我们四家联合发表的调查康生问题的报告。后来,陈伯达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把我们臭骂了一通,说你们跟我们不打招呼,这么胡搞,你们会把自己搞垮台的。我们吓得够呛,检查也不知做了多少次,不过最后对我们没再追究。
    1967 年9月,有人反陈伯达的时候,我们当时也准备参与。吸取了反康生事件的教训,然后我们就请示江青。我给江青秘书打电话说,我们有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向江青同志汇报。江青知道我们要反陈伯达后一顿臭骂,说我们胡思乱想。后来我们就没有跳出来,如果当时反了,可能会搞得很厉害,因为我们搜集了好多陈伯达的材料。当时,鉴于这些事,我下了一条死命令,凡是在中央工作的这几个人,对谁都不能搞材料。谁要违反纪律搞材料被揪出来,我第一个站上台把你们抓起来。当时主要是害怕出问题,后来清华就真没人敢搞。所以我们和五一六根本不沾边。
那段时间,我一直关在清华工字厅第一个院子里边靠北边的房子,现在大概是校办的房子。他们没有打人,只是不断施加精神压力。揭发我的都是我们井冈山总部的几个委员,揭发的内容就是某年某月某日,我给他们发了表,发展他们参加了五一六;还有就是说我们所有干的坏事都是我指挥办的。当时,迟群到我这儿来核对,说揭发我的这些人都是我发展的。我说:你肯定搞错了。别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五一六,更没发展过五一六。而且据我所知,清华也没有五一六。他们也没搞对质,那几个揭发我是五一六的人,实际没人敢跟我对质,因为确实没有的事。怎么对质?
我当时心里有那么一种倚仗。我对迟群说:文化革命初期,王光美、刘少奇打我反革命的时候,我是清华一个普通学生,申诉无门。当时谁也不知道我,他们想把我打成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我都没办法。现在,你迟群想把我蒯大富打成五一六,你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不敢往上报。我不是那个时候的蒯大富了,你不拿出证据来让毛主席、周总理相信,行吗?但你拿不出来!
后来,迟群他们下了很大决心,施加了多大压力,我最后也没有违心承认,也没有乱说去揭发别人。迟群气得说:“难道那么些人做梦都做到一起去了”?意思是说揭发我的这些人交代的口径都一致。当时迟群给我拍桌子,我也敢使劲对他拍桌子。我说,你还拍什么桌子,你们根本就是逼供信,全胡说八道。
    从那时候起,中央文革和我再没有任何联系,甚至都没过带过话。包括迟群,谢静宜都没有说过什么。但是你说这事江青能不知道吗,包括主席能不知道吗?当时我呼救啊,写信啊,写了很多信,没有反应,迟群他们还是为所欲为。
迟群当时很想在清华搞出一个很大的五一六集团来表功,也算报“7.17”的一箭之仇,但最后他落空了。“九一三”事件以后,迟群跟我说:有些事他不能说,实际上有些是搞逼供信搞的,就算了,过几天就放你回去。1971年他曾打算放我回去了,但是又没放,一直拖到73年才让我去东炼(东方红炼油厂)劳动改造。
    当时,抓 “五一六”搞得那么大声势,涉及到全国几乎所有的造反派,应该涉及有上千万人。清华也抓了好几百呢,事后证明完全是假的,清华一个“五一六”也没有,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整五一六这件事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背景,也没看到太多证据,但是我自己感觉上应该是周恩来,因为五一六主要是反周恩来嘛。那会儿他是要打掉一拨人,搞了那么大的运动,把造反派就整个打下去了。
全国整“五一六”整得最狠的是江苏,就是所有造反派都给扫荡了。据说逼死搞死了一万多人,反响太大。江苏后来有个寡妇上告团,就是被逼死人的妻子到北京来告。江苏主要是整得太狠了,所以最后中央有专门一个文件给江苏的五一六平反。但是全国其他地方都没有像江苏那样平反,就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也没给个什么说法。那一次,基本上全国所有的造反派头头,一股脑儿的,包括天派、地派都在内,全部都是在五一六这个名义审查挨整的,最后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后来看,文化革命中抓五一六,实际上就是清算文革前期的造反派。以我为例,我分配后去了青铜峡,1970年就把我当五一六逮回来了,然后从1970年审查直到1978年。在清华三年,在东炼五年,这八年期间,林彪垮了,江青垮了,负责审查我们的人都走了,我这五一六问题案子还没完。邓小平上台以后,说文化大革命这笔账还要算,这一算就把我算到反革命那边去了。这就不是单位审查了,而把我抓到监狱去了。

林彪江青及其他
林彪事件时,我正被关起来审查五一六的事。开始审查我的时候,还有关于我们反林彪的什么罪,后来有一段就不问了。大概1971年10月27号,迟群、谢静宜一起来见我,他们才告诉我,林彪死了,是反革命。对林彪事件本身,我感到十分震惊。文革当中,我们认为有两个人是最忠于毛泽东的,一个是江青,一个就是林彪。那时对林彪的信任还是不可动摇的,很崇拜的。当时这对我震动很大,如果说林彪都反毛主席,我感到没什么可信的了,好像简直太不可理解了。不过这时候我被关起来很封闭,另外思想也很封闭。所以还没有能够从文革的大思路等角度深入考虑问题。
我和林彪接触很少,对他没很深的印象。我记得1967年7.20事件以后,北京召开大会欢迎王力、谢富治回京嘛,林彪出席了那个大会。那次我和林彪近距离接触过一次,当然不是单独见面了。林彪在天安门中间的休息室,坐在沙发上,我们一圈人围着他。林彪就一句一句地说:从前,我们要做文章,可惜没有找到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可以抓住大做文章。这个讲话我都记下来了,这就很容易理解了,就是抓住7.20的事情,抓住军内一小撮反毛主席的事件,大做文章呗。我回学校就传达了,当时别的学校也都提出反对军内一小撮。我就提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要解决军队的问题。后来周恩来跟着就接见我们,告诉我们不要搞串联,不能参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后来我就不弄了。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冲击军队的问题,其实也是起源于五一六通知,那时已经提出党内、政府内和军队的走资本主义道理当权派。1967年《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也提到打倒军队走资本主义道理当权派。王力曾跟我谈过,说毛泽东受武汉7.20事件刺激很大,感到很绝望,好像军队已经乱了,对军队也缺乏信任感了。在此之后,毛泽东在巡视大江南北时,一路上走到哪就讲到哪,对各地军政首长不断发表讲话。然后,这些讲话再被传到北京。中央文革这些在北京的人,看到毛泽东的讲话都感到很吃惊,觉得非常之激烈。讲什么要武装左派啊,打倒右派啊等等。因此,中央文革这些人在传达毛泽东讲话时,就绞尽脑汁想办法把毛泽东的话说得不那么激烈,把讲话的棱角磨掉。江青当时讲什么文攻武卫,本质上都是毛泽东那段时间的想法,她说的那些话完全在毛泽东这些讲话的范围之内,所以江青后来不服呢。
    我以前讲过一些对江青的看法,网上反对意见不少。我一点不回避这个问题。我认为,江青22-23岁的年纪,她舍弃上海那个环境去投奔延安,肯定是奔自由民主去的,奔革命去的。她不可能是投机的,因为共产党当时处在最低潮的时候,就剩了两三万人,穷的缺吃少穿,没有弹药。如果不是张学良、杨虎城的话,那共产党很可能就被剿没了,至少七零八落了。那时候你说到那地方去投机?那肯定是追求理想、向往光明嘛,以为共产党是光明的。另外,江青在延安坚持13年,一直跟在毛主席身边,很了不起,她这个行动就表明她真正在追求革命。当时有日本人问我,我说:江青在当时的女同胞中,她的马列水平,她的演说能力,文字能力,指挥能力,都是全国一流的。文革当中甚至可以说是最好的,没人能超过她。江青吃透了毛泽东的理论,而且照章执行。毛泽东当然也欣赏她,直到最后毛泽东也想把江山传给江青,不想传给华国锋,毛泽东最信任的人里头还属江青啊。
    江青在文革当中的问题是她个人性格造成的,她政治上没什么太大的错误,基本上执行的都是毛泽东那些东西。江青自己个人发挥方面有些什么也有可能,但是没有太大的出入,没有什么太多偏离毛泽东的。所以,四人帮的错误基本上就等于是毛泽东的错误,当然不可能说完完全全符合,不过可以说基本上是毛泽东的思想。当然,江青在被审判过程中,其实没有必要那么表现。
    对中央文革其他几个人,就我的接触,我对张春桥印象还是很好的。张春桥当时跟我讲反刘少奇的时候,把我们当成特别信任的御林军看待。我当时特别高兴,等于说中央这么重要的部署,也是主席的决心嘛,让我们来领头落实部署,那是莫大的荣耀。文革后揭发张春桥,也是由于我的私心。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来人,给我讲得很大了,说你揭发嘛,你立功表现好就可以放你回去。我当时在秦城监狱,那个检察长简直是在说,表现好马上就可以回去了那种感觉。我当时立功心切,把揭发材料写完,然后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来导演,让我反复背,背得一个字不差,以及什么时候做什么手势,都给导演了多少次。后来审判张春桥时我上去揭发。这件事的事实也确实是那么回事,我说的也毫无捏造夸张之处,揭发张春桥也可能给我免了点罪责。但是,后来我很懊悔,这事其实大家都知道,用不着去揭发,尤其不必要由我去当面揭发。我觉得很对不起张春桥。他那时对我非常信任,现在让我作为一个敌人和对手去揭发人家,来讨好当局洗刷自己。这种行为很低级的,好像小丑一样,显示你蒯大富很卑鄙。我对这个心里很懊悔。
张春桥绝对是个人物,他当时听了我的揭发之后,什么表情也没有,眼睛都没抬。我感觉他上来一句话不说,等于说你们很可笑。一个是我认为你们没资格审判我;一个是我蔑视你,不需要和你们说话,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历史永远记得这个场面。顺便说一句,就是审判四人帮的案子,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
    文革中,总理是比较复杂的。我还是非常佩服周恩来,他一直给我的感觉是宏大的气度。他在文化革命中,拼命想追随毛泽东,不管理解的,不理解的,他一直在按毛泽东的想法来执行,维护毛泽东。毛泽东的指示假如错了,或者不理解,他经常会想办法缓解毛泽东指示带来的后果。我们当时都能直接感受到。我们后来私下议论这个,认为总理是一心跟主席的,最不可能反主席的。我说总理就是老保一些老干部,如果总理不想保谁了,那这个人肯定完蛋了。后来对彭德怀,他就保不住了,因为毛泽东的态度太坚决了,太明显了。他就不可能保了。那段时间清华也斗过彭德怀,几十个单位轮流斗,几乎天天斗。
    文革当中,谢富治是一个非常正派严谨的共产党员。他唯一的错误就是紧跟毛泽东,他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毛泽东、总理、江青怎么指示,毛泽东怎么指示,他都坚决执行,没有任何价钱可讲,哪怕不理解的也坚决执行。他很忠诚,从战士一直干到副总理,而且特别廉洁,文化革命中,他工资的大部分都交党费了。那个时候一双布鞋,一身军装,没有任何腐化堕落的各种传闻。今天,这样的干部已经非常难找了。

东炼和服刑
    1973年,我28岁,被下放到东炼劳动改造。不过,去东炼和我的专业毫无关系。在工厂,工人群众和干部对我都很好,有好多我们现在还保持联系呢。工人对我非常宽松,基本没有人迫害我。而且我还能谈恋爱,有时还到山上约会。
厂里有一个女工,叫刘X,她和我认识后,要和我交朋友。她还是那种女孩子崇拜英雄的情结,她感觉我了不起,把我还看作是“英雄”。而且我当时那套道理还是比较唬人的,后来她就一心想嫁给我。我说我不敢同意,我的头上还悬着反革命的帽子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坐牢呢。当时,我对形势的估计,也觉得确实不大安全。她说,没关系,你要坐牢我给你送饭。当然这也就是小丫头这么一说。最后我们也没成。后来,她到日本去了,在那定居了。前些年,她到深圳来的时候又找到我,我们见了个面。还有韩爱晶等,大概十来个人吧,一起吃饭。她还说呢,我和老蒯有那么一段情,其实我们还有个孩子呢。那是1975年,当时她怀了这个孩子,那孩子要活到现在也30多岁了。这种事情当时算是很严重的事,要让组织上知道那还不把我们斗死。所以,我们也不敢要,就打掉了。
    1976年周恩来去世,接着毛泽东去世。这两个人的死,都让我很伤心,我的感觉是心里的依靠一下就没有了。我当时也估计到是在劫难逃了,不会再有人护着我,也没有人会给我说话了。毛泽东、周恩来有一个在,四人帮就不会被抓起来,我肯定也不会被抓起来。他们都死了,四人帮再一抓,我心里的支柱完全没有了。不久,一辆吉普车来到东炼,把我再度带回到清华,北京市公安局在那里宣布以反革命罪逮捕蒯大富。当时宣布的反革命罪行里,还有反康生这一条。
    再次被抓后,也有领导人讲话提到我。一个是汪东兴,当时他是中央副主席。他讲过,关于清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科学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当时的历史问题。比如讲蒯大富,他就那点名嘛,而且过去十多年了,处理他的问题,一定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否则我们就不能让人家心服口服。这是在我被抓起来以后,汪东兴讲的,这话本身是正确的,符合中央精神的,但是没有分量。接着审判四人帮以后,又要准备审判我们的时候,胡耀邦有一次对清华的一个同学说起我。他说,对待蒯大富,从前我不赞成把他捧得那么高,现在我也不赞成把他整得这么狠。这些是比较有利于我的,但是没有分量。
    我对我的错误,从什么层面讲呢,就是想想别人的遭遇,想想我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的损失,判我刑并不冤。比起那些老干部,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受的各种各样冤屈,比我要大的多。那么多德高望重的老革命都吃了那么多苦,何况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没什么大错误,而却被迫害、被批斗、挨打。他们更冤!所以说,我吃些苦,判刑坐牢根本就不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蒯大富无冤可喊。从另一个层面讲,我觉得冤枉在哪里呢?我辩论就主要强调这一点,就是我没有犯反革命罪啊。如果当时说我罪在武斗,或者说整了老干部,那我比较服气。我辩护的不是这些,我是说我不是反革命,罪名不对。我当年的言行,包括打倒刘少奇这件事,都是在毛泽东指导下做的。我当时举许多例子,来论证我的行为是完全是符合毛泽东的教导,当时不仅不是错误,而且是正确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我是冤枉的,其他就谈不上了。
在这件事上是邓小平说了算的,要判多少年,怎么重判,都是他决定的。邓小平这个同志报复性很强,你要整过他,那你就倒霉了。另一方面,邓小平也还算比较宽大,或者说刀下留人了。在1978年否定文革的高潮中,如果他说把蒯大富拉出去杀了,一百个蒯大富也打不住,也没人敢给蒯大富说话。在押期间,我给外边写过不少求救信,已经忘记了给谁写的了。当时对我的第一份起诉书列了六条罪,比江青多一条,比张春桥还多一条。这六条一看都是奔死刑去的,我估计可能要判我死刑了。我很绝望,就想通过一切途径,获得某种支援。初次见审判长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问他:审判长,是不是准备判我死刑了?审判长说,那怎么可能呢,你最多是从犯嘛,江青、王洪文他们都没有判死刑嘛。你案情怎么也比他们轻嘛,怎么会死刑呢?江青1980年底就判了,我是1983年才开始判的,间隔比较长。他把我定性为从犯,我就吃了定心丸了,估计死不了了。
审判我的时候,也为我请了律师。我的辩护律师就是曾经给江青辩论的傅志人律师。开始,他派了下面一个律师来,那位律师很和善,但根本没有做过法庭辩论。后来我要求他按照我的辩护词进行辩论,他说我请示一下。后来傅志人律师就亲自来了,我和他进行了模拟的法庭辩论。我们辩论了三个小时,他辩不过我。起诉书要定我反革命罪,那我得有反革命动机啊。我说,你怎么证明我有反革命动机呀?我反刘少奇那是反革命动机?我当时听毛主席的指示,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毛主席啊。后来我反问他,我说:1966年的时候,你当时发现毛主席犯错误了嘛?你和我一样没发现。你当时发现林彪、江青是坏人吗?你也不可能发现林彪江青是坏人。你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你也和我一起喊打倒刘少奇。你怎么能说你不是反革命,而我就是反革命呢?
律师后来说,你的辩论在逻辑上是站得住的,对法律的理解也是正确的。现在我们不谈法律了。蒯大富,你是聪明人……。我说,你什么意思呢?他说,审判你蒯大富主要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不判你蒯大富怎么得了,全国至少要放一万人。律师的意思是指1978年后各地的造反派头子被都抓起来了。我要不是反革命,他们会说,北京的蒯大富什么坏事没干过,他要没事,那我们做的就更不算事了。所以说,不但不能放我,而且判刑还必须重判!
    后来,法庭上我也是按照模拟时那么辩护的,法庭上四台摄像机录像。要是能解禁,我很想把法庭的录像档案拿出来看看,挺生动的。当时我父亲和弟弟也去了,法庭休息的时候,他们问那些旁听的政法大学的师生:蒯大富辩护得怎么样?那些人回答:蒯大富每句话都是站得住脚的。我法庭辩护的时候非常认真,也非常有力,审判长就跟检察院商量,说这个起诉是不是太重了?检察院可能也觉得有点过了,就把起诉书收回去了。我高兴死了,还以为不起诉了,可马上又给我发来了第二份起诉书。事来,审判我的审判长,私下里跟我讲,所有四人帮案子的审判中,你的辩护是最有力的。但法庭上,驳倒归驳倒,判还是要判的。因为共产党比法大,制定法律的都违法。最后我被判了17年有期徒刑。我当时已经被关押了十多年了,还是有盼头。我出狱的时候42岁。

尘埃落定看文革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他的根本动因是什么?一个就是刘少奇在文化革命之前,已经把持了毛泽东不能容忍的那么大的权力,他们有时候反对毛泽东的决策主张也是很坚决,也很激烈的。比如彭真说姚文元的文章《海瑞罢官》,北京一个字不许发,那一个字不许发就是不许发。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更主要的在于,当时毛泽东提出来,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以后呢,又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实际认为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或者说是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与老百姓的利益是矛盾的。我们觉得毛泽东当时思想的精华就是这个,所以就死追这个。我大一的时候就给中央写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所以对此深有体会。我自认为对毛泽东的这条吃得很透了,坚决相信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一心想把共产党搞成清正廉洁的政府。
    今天用“全盘否定文革”这一句简单的话来总结文革,这显然是不够科学的。这样一个伟大领袖发动领导的,八亿人口参加的,搞了十年的运动,一句话就全盘否定不符合事实。应该采取一种科学的态度,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扬弃的态度,应该否定的否定,不应该否定的就不能否定。文化革命的目的还是很真诚的,毛泽东的意思是想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不腐败。但是这个方式错了,所谓大民主的方式,没有法制的保障,不仅根本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结果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暴民。这两个极端,都不能长治久安。但是如果因为害怕暴民,就把“四大”这些大民主的手段全部否定掉,又不建立法制监督,那么人民就失去了监督政府的手段,像现在的情况,那就放任当官的腐败下去。为什么总会有突发性事件,就是人民失去了监督的权利。
    没有力量能把共产党打垮,如果共产党将来垮台那一定是自己内部腐烂透顶,导致自己的灭亡。而当前这种严重的大面积腐败,恰恰就是不科学地全盘否定文化革命的后果,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反思。如果真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呢,文革中很多东西可以经过科学的改造加以利用,八亿人口,这么大的党,这么伟大的领袖,搞了十年时间,说这里面没有一点好东西,那是不对的。好多人怀念毛泽东,实际是怀念那个时代干部的廉洁,人民有说话的机会。现在几乎完全没有,最后导致邓玉娇把干部捅死了,或者通化钢厂的工人把一个领导打死了,这是很恶性的。由于缺乏渠道,要不就没地方说话,要不就恶性爆发。怎么能搞出一套让人民充分实行当家作主权利的、在法律保障下有序参加的,能监督公仆们让他没有可能腐败,而且让他腐败了以后能受到严厉惩罚,以至于他不敢腐败。这样一套制度的建立,就应当吸取文革正反两方面的东西,那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路。这是总结文革教训需要真正认识到的。
现在的领导人思维啊,有些不可理解,怎么就让目前这种状况维持下去呢?胡温基本态度就是拖,想把这些问题矛盾往后推,挪到下一届让他们解决。有的东西就是害怕乱,但是真的要害怕乱,就要把乱的根源解决掉。乱的根源没解决掉,那将来还是要乱的。好比简单的,六四平反的问题。有人会操作的话,得分会很高的,而且并不是很困难。但是也不动,这事拖到什么时候,拖多久也得平反,全世界人民面前也说不过去啊。北京人民是记得很牢的,说北洋军阀、蒋介石全部加起来杀的老百姓,什么“3.18”惨案、什么“12.9”啊,整个加起来也没有六四杀的多。你怎么能想象共产党军队向老百姓开枪呢,这没法解释啊。完全用一种实用主义取代了共产党人的理想。
毛泽东是一个有想象力、有魄力的领袖,他为了实现他的理想王国,他不惜打碎自己的家当。他这个人,无论无何,我说他是一个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了不起,不信邪,敢和美国人斗,敢和苏联人斗,敢于硬碰硬。美国之所以和中国平起平坐,或者对中国友好,实际上和两场战争非常有关系,一场是韩战,一场是越战,好多人都讲什么韩战打错了,怎么怎么的,你要脱离当时历史情况就不理解这个。美国人你不把他打得知道疼啊,他就不会买你的帐;在越南战场上你不把美国人打趴下打走了,尼克松不会到中国来的,而且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毕恭毕敬。中国这些年有这样的国际地位,离开毛泽东根本不可能。
    毛泽东另一方面是同情弱者,同情弱势群体,同情草根阶层,所以现在的弱势群体呢,工人呢,农民呢,还怀念毛泽东。那时是强调工人掌权,工农掌权,当然实际上那是不完全真实的,但那个时候工人农民说话还是有机会的,不像现在这样。我非常欣赏毛泽东、崇拜毛泽东,当时坚定地跟着毛泽东,就因为一个看毛泽东确实反腐败,另一个看毛泽东比较能维护弱势群体。
毛泽东当年就想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一个长期的让政府不腐败的办法,就是能创造这么一种制度。但是,毛泽东理论上陷入了自己的悖论,他想创造这种全民的清正廉明的社会制度,而这种社会却维系在他的领导之下,一旦没有他的领导,这个制度也就不存在了。再有,他这个制度下面是极端的大民主,上层却是极端的集权专制,这两个极端存在于一个共同体当中。在文化革命中,我们有时候也感到迷惘,或者说觉得毛泽东的做法有道理吗?因为毛泽东的理论再往前走,他本人也做不到了。他的理论是一种很不彻底的理论。比如说造反有理,如果是以真理为标准,那谁的反都应该可以造的啊。但我们那时反康生,后来也反陈伯达,他都不答应,更别说反林彪、反他本人了。这就是个悖论,就是对有的人可以造反,对有的人不能造反。他这个划分是以他自己为标准,而不是以客观为标准。结果呢,真理是对别人的,而不是对自己的。当时我也很难理解这一点。
文革当中群众蜂拥而起,这个发动的深度广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自下而上的。毛泽东这点上又有一大失误。你把群众从基层发动起来攻击政府,攻击党的各级干部,如果不在一个很严密的法制范围来控制的话,那肯定就会出现暴民政治。这实际上就和武斗一样,他搞文化大革命失败的问题也就在这上面。  
再者,毛泽东得罪的人,得罪的太多了。就是在文化革命当时,我们也感到很恐惧。心里也在想,主席怎么打倒这么多干部呀?几乎百分之九十,各省、各县都没什么好人了,简直太厉害了。如果这些人团结起来,向你反扑,你肯定挡不住。我们也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感到迷茫,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顺着他的这个路子走的。几乎毛泽东指到哪,我们就打到哪;我们打到哪,哪就垮了。为此我们曾经也特得意。
文革中,我们觉得全国这个力量对比,基本上我们这边的人,属于我这个观点和立场的,也就是比较符合文革思想主流的造反派,占三成,所以我们是光荣孤立;保守派能占到四、五成,保守派和我们差不多是五比三的势力对比;另外两成是出身不好的或逍遥派,就基本不参加运动了。当时我们也真感到心虚,有可能会失败。就是觉得我们能真正依靠的人太少了。尽管如此,我当时认为,即使毛主席领导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们也会跟着毛主席一起上山打游击。当时就有心理准备,觉得文革可能失败。当时在我们很猖狂的时候,心里也觉得没底。毛泽东当时依靠和信任的那一部分人,也都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打倒了。像我们这样的,应该说是他比较信任的,最后在其他势力的压迫下,他也不得不抛弃我们。我从1968年开始就这么理解,我们下台虽然是牺牲品,但是在右派压迫下,毛泽东没有办法。包括王力、戚本禹都是一样,毛泽东其实很欣赏他们,但是为了平息右派的愤怒,就把他们拿下了了。回头看自己这一生,是一种什么心境?我不为自己在那个历史环境下曾积极参与了文革这个“试验过程”而后悔,但是也深有忏悔,特别对于由于个人错误导致的损失而内疚不已。

我的忏悔
    对于文革中的暴力和人道主义,要在当时的那个大背景下去看。
    文革中打人,最早起来打人的是高干子弟,包括八一八后的破四旧,这树立一个很坏的榜样。后来在大学生揪斗干部的时候,也动手打人,好像是从第一次在工人体育馆斗彭真那次开始的。那时是所谓革命利益至上,根本不讲什么人道主义,尤其后来毛泽东发表的文化革命思想,认为这场政治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那么我们这些人的理解就是一场战争的继续,打人、武斗、暴力这个都是很自然的事。在没有法制约束下的大民主,它肯定要变成暴民政治,或者叫什么群众专政。群众没有法律约束,就叫无法无天啊,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毛泽东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专政,那时的群众专政绝对是暴民专政,完全不讲理的。就是什么程序都没有了,抓过来就算。比如说当时清华井冈山下面有个专政组,抓人一般都是我下令的,我下命令抓谁那肯定跑不了。打人的事我也管过,给专政组强调过,不准打人。但是下面也偷着打,后来我们有过三次检查,都被掩盖过去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直到后来出现把罗征启的弟弟打死的事件。
罗征启老师是原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我们这一派曾把他抓起来,整得很厉害。结果他逃跑了,我们怎么也抓不住他。他有个弟弟,是北京仪器厂的普通工人,我们就想通过他弟弟找到他的下落。后来就下令把他弟弟抓起来。抓人的时候,他弟弟就喊,去抓他的三个人就用棉丝塞他的嘴,结果塞得太紧了,他弟弟窒息死了。我知道后就说:打人是不容许的,你们赶快自首去。后来这三个同学立刻去自首了,当场就给关起来了,后来各判了15年。清华大学在文化革命中凡是有人命的人,包括武斗,不管是打死工人,打死学生,或者打死干部的都判刑了,基本都是15年。
罗老师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非常正直的人。文革后,胡耀邦总书记曾看中了罗征启,准备提拔他当团中央书记。但是,罗老师这时却提了一个常人看来很不合时宜的意见,他针对当时一位准备提拔到中央的领导人子女提意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容易搞特殊化,还是应当先放到基层锻炼锻炼。他还以为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会支持他的意见,结果反而是他自己没上去。另一件事是六四的时候,他当时是深圳大学的校长。他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并在香港发表声明支持学生运动,反对邓小平垂帘听政。事后整肃的时候,他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甚至荒唐到被开除了深圳户口。他对我说:蒯大富,你当时整我的时候,大喇叭一广播就召来几千人参加。而深圳大学决定开除我党籍的时候,要有个支部大会的程序通过,但这个支部大会就是召集不起来,大家都找借口不参加。后来党委开除他党籍只能是违章处理的。我看过他写给中组部的信,那么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因为得罪了中国最有势力的两个人,那么忠于党也没用啊。他党籍被开除了,也没有了收入,他就自己开了一个公司。不过他坚决不离开深圳,深圳的户口后来总算给恢复了。
现在每年逢年过节,我都要去看望罗老师,真诚地向他表示赔罪和道歉。罗老师等于说是原谅我了,他说你们当时是小孩嘛。我们有些活动也请他参加,他也给面子。我感到罗老师是个了不起的人,是个境界高尚的人,为人楷模。我们把他弟弟整死了,还把他差点整死,他还能宽恕我们这些人。
我对武斗这个事,对清华武斗中死去的那些人,我再三地忏悔。我们当时很少找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进行比较深入的谈话,去了解他们的想法,以建立共识。当年由于不了解对方,最后就想象他们如何如何,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事后虽有些沟通,但很晚了,后果已经造成了。由于我的错误导致的损失太大了,最严重的是武斗。清华搞武斗,那肯定是我的罪过啊。当时我完全可以控制局势,要是我坚持不打,实际上清华武斗打不起来。因为当时我那派还是比较听我话的。后来因为我变了,就煽动打起来了。后来虽然知道这步走错了,又不愿意认错,就坚持着。再到后来,想停止也停止不下来了。
因为我的错,有太多的问题,太多的内疚。武斗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和我自己相关的人就死掉十几人吧。我的一个同学,和我不是一个系,他跟我私人关系非常好,叫谢晋澄。他就是武斗期间被汽车轧死的。文化革命初期,工作组把我打成反革命,他当时坚决支持我,在我大字报上写批语:你是好样的!坚决支持!人在困难的时候,有人支持是很难忘的。但是分成两派以后,他参加了四一四。武斗中双方抢粮食,我们这边的汽车过来,他挡在汽车前面不让走。当时汽车上的人就说冲,他不躲,一下撞上就当场轧死了,纯粹就死于非命。那是非常好的同学,我非常难过。
文化革命期间,我也整过很多人,包括中央高层和清华的干部,或者对立面的群众都有。但我可以说,我没有因任何私利去做这些事,都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造成的,认为他们是毛主席的敌人,是公敌。学校有个饶慰慈老师,她当时教我们党史,她讲毛泽东四渡赤水的故事,讲得非常好。文化革命中,她支持四一四,关键是他们私下议论的时候,议论到江青、林彪啊,就说了些当时被认为很反动的话。她最后被我们团派的专政组抓住了,打得很重,受伤比较厉害,被打残了。前几年,我通过她的朋友向饶老师表示对不起,我想看望她,就是表示认罪的意思。她不想见我,我也理解她不愿再回忆起这段历史的痛苦。
文革是一种历史的“试错”,它完全脱离了实际。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道路,也造成了许多无法挽回的损失。我现在还是特别关心中国政治改革的模式,我就想知道中央领导人关心不关心这个。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你只要让专家、让明白人研究的话,肯定能找出条路来。不要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而既要保证社会平稳的发展,人民过上好日子,又能监督共产党不腐败,或者是不那么腐败。否则文化大革命的学费就白交了。

(完)

级别: 新手上路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1-02-21
Re:蒯大富口述  岁月流沙 此稿不确,请删除,亦请读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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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沙》的采访和编者:米鹤都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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