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化”教育
2．“填鸭”和突然袭击
造反派要反对清华的什么呢？主要是反对“专家治校”的思想。这种思想压在学生头上，迫使他们为名誉地位而奋斗，为成为名声显赫的科学家、工程师——而没有他们这些“天才”中国就不能前进——而奋斗。
在50－60年代，这种思想体系得到了发展，成绩的考查单凭分数。教育成为没有阶级性的了，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取得高分数而奋斗，成为大学里每一个人所最为关心的事情。学习的时间（包括在预科的时间）长到了荒谬的程度，那是为了使学生有时间掌握那些发给他们的外语书上的全部知识，学制从4年到6年改为6年到9年，最后成了9到11年。
为了努力掌握书本知识，教师和学生都在图书馆和教室里化更多的时间而脱离实践（包括他们所学专业中一般的实习），一个流行的口号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意即能得到特别优裕的生活），此外还有如“分，分，学生的命根”，“好分数保证好生活”等等。所有这些都和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格格不入的。毛认为，学习的目的，不应是分数，不应是物质享受，也不是什么“培养红色工程师”，而应是“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说：学制要缩短，不要延长，不要把学生长年关在教室里，应该让他们定期参加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
毛的典型是抗大。那是1936年在延安，为全国的抗战培养干部而建立起来的由林彪领导的一所学校。那里没有正规的班级，教员和学生都把提高革命觉悟作为他们首要的任务。他们花一些必要的时间来争论问题，他们的日常工作是自己动手，种庄稼，盖房子，为前线提供物资。
整个清华的传统与抗战时的延安之间存在着遥远的距离。这所大学是1911年由美国人用庚子赔款的钱办起来的。他们希望通过在中国投资办高等教育，可以使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杰出者们的志向和兴趣转向美国。这些杰出者，按照韩素音的说法是“中国在向殖民地国家转变过程中它自己意志的继续”，“是这种转变的标志”。伊利诺斯州大学校长1910年给迪特·罗斯福的信中说，他们“比一支军队还有用”。
确实如此，38年来，先是在美国人，后是在国民党的控制下，清华只培养了很少一点的高级技术人员，其中许多人都准备为国民党集团及其帝国主义主子效劳。他们以为那是对他们最有利的。
与预期的相反，清华的毕业生中也有一些人投身革命，但那也只是受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激发而起的几层波澜，而这正是学校当局所要极力限制和消除的。
许多清华毕业生继续到国外，特别是到美国去学习。而这正是当初建立这所学校的最初目的。当他们回国后，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被任命为他们母校的教师或职员。这样长期以来，在清华当权的人物中形成了一个核心，这个核心的人物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他们都有高贵的出身，一块儿在学院学习，在国外毕业和在他们的母校任教。这个圈子以外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发言权，无论什么事，都由这个学术权威的小团体来作主，而且他们永远认为他们自己的结论是最完美的。
1949年北京解放后，清华发生了巨变。共产党在清华没有少花力气。刚解放，清华就掀起了一个批判崇美思想的运动。目的是要将殖民地思想扫出清华园。学生教师一起到农村去当土改工作队。许多青年男女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朝鲜作战。政治学习提到日程上来了，体力劳动成为绝大多数教师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固定内容。同时，大学在迅速地扩充。从1911年到1948年的38年间，一共只有2700名毕业生，而在1948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却有27000名毕业生—增长了10倍。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学校的扩充，肯定会消弱那些老毕业生对清华园的长期统治。
确切地说，清华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没有贯彻毛泽东的教育路线。这部分是因为共产党的直接参预的结果—例如高教部长蒋南翔和负责教育政策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陆定一，就是对毛主席提倡的社会主义改造持观望态度的人，他们的理由是：延安的抗大和它那种非正规化的“提高觉悟”，在游击战的环境中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现在，在共产党领导下要把全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因而教育必须要正规化。正规化就意味着西方化，也就是要改变路线。“争名夺利”、“分数挂帅”、正式的考试—这一切都推动学生毕业后向着辉煌的前程进军。但是谁能保证这种正规化的教育能够得到适当的发展？西方培养的“学术权威”和年轻一代的副教授和助教们，他们的脑子里只想个人的前途。
中国在50年代的一个重要倾向是处处都要求助于苏联的支持。苏联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是任何人可以想见的。苏联的一套是从西欧、美国学来的。实际上他们在理论脱离实际的道路上比西方走得更远。当他们的教育制度移植到中国来，帮助创造一种学术环境的时候，与其说它是资产阶级教育的翻版，毋宁说它只是一个笨拙的模仿。
自控系的童诗白教授是清华第二届毕业生，他的父亲曾从清华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学建筑学。他对我们回忆起一些他的经历中的最重要的部分。
“‘家有良田万亩，不如一技在身”，这是我祖父所信守的格言。他早年是一名清朝的官员，后来又去管学校。他把他的三个儿子都送到国外去学习。我父亲的朋友全都是从清华毕业又到美国去深造过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也受到人们的特别注意。抗战时，当其他学生想办法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民族武装时，我却准备到杭州一所教会学院去象资产阶级似的厚着脸皮去上学。但我至少能够在毕业后拒绝为日本人做事。我到西安黄河保护工程找了一个差事。但那儿的官员腐败，薪水又低得难以糊口，因此我到昆明西南联大（抗战时，由清华、北大、南开等联合举办的大学）去无线电工程学。战后，我在清华任助教。那时候，我为躲避政治而沉缅于自己的音乐之中。整天在音乐厅拉小提琴。我认为这琴声要比那些激烈的学生运动中的政治口号好听些。后来我父亲把我送到美国伊利诺斯大学。1948年到1955年6月，我在美国学习和教书。1951年我就准备回国，但美国司法部禁止我们离境。[1]3年以后，我终于回到了祖国。在国内，我决定回清华，这是我祖父、父亲和我自己的很自然的想法。
“起初我担心我的知识可能对新社会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当我看到教员们的讲课时，我的担心就消失了。那时他们用的是苏联的教材，和我所学的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我还可以比他们讲得更好些。
“刘少奇提倡一切都学苏联，所以开始对我的教学法没有人进行非难和攻击。当初我是怎么从我的老师那儿学来的，我就怎么教。‘这是如何如何发明的，发明家是某某某，因此，要努力学习，同学们，要当发明家！’在讲课中我用了大量的公式来显示我的博学。当学生来找我辅导时，我就对他们说：‘最好把知识都印在脑子里，我祖父常说，家有良田万亩，不如一技在身。记住！努力学习，不论到什么地方都会对你们有好处的！’
“在教学中，我喜欢那些聪明的学生，而对那些迟钝一些的学生则以冷眼相待。我第一次受到思想教育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那次对我是一次严重的打击。政治上，人民宽恕了我，因为我刚从美国回来不久。但对我的工作作风和我的教育方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们说我讲课太独裁，在任何问题上，总是由我来下结论。这结论当然也都是外国人所作过的。如果在美国，电阻的颜色代号是红、黄、蓝，——那么，中国也必须是完全一样的。1957年时的许多细节记不清了，但是记得有许多大字报批判我的崇美思想。
“我想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不能只是一味地鼓吹美国的技术。碰到问题，我首先应该查看一下苏联是否有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我的答案和苏联的答案一样，那我就采用它。
“1962年刘少奇来清华时，称我们这些教授为稳定的因素，清华的108将[2]。他请我们编写供全国用的教科书。于是我就成了电子学教材的主编。我所主编的教材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我看那里面没有什么错误。我认为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用电，社会主义者也要用电，因此我就在删去一些过时的材料后，把我的东西传播出去了。
“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考虑，我所写的东西是否对工农兵有教育作用。我不是为大众写的，而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天资，证明自己的学识。我用的那些公式和外国引文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
“一个简单的问题，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而我却搞得很繁琐。一个曾经搞过发明创造的工人在听我解释什么是欧姆定律后就对自己丧失了信心，他觉得他可能永远也懂不了电学。
“我的书出版以后，很多学生被我的理论研究吸引住了，表示愿意在我的领导下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有一封来信说：‘读了您的书，我下决心要把所有的电学知识归结成一个公式！’显然我对年轻人的影响是引导他们把理论提高到天上去，把它神秘化。
“我的书从电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讲起，第一卷论述了整流器，交、直流的变化；第二卷论述了放大和振荡，叙述了电话和广播的发展。第三卷论述了雷达、真空管、半导体等等。
“我用这样的方法写书和讲课，一直到1966年。真空管是这座大厦的顶点。其实它的重要性早就没有那么大了。现在，由家庭妇女所组成的北京的街道企业都可以生产晶体管。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总觉得应该从头开始经过所有的各个阶段来讲，但这样的结果是我永远也不能围绕着半导体来讲课，此外，我对最新的发展有些不甚了了，如果我不懂的话，其他人不是会超过我了吗？
“实际上，我编的教科书已经成了在我国发展电子学的障碍了。我缺乏对现代化技术情况的了解，脱离了周围的实践，而使学生们陷入了20年前我在美国所学的那些东西里。”
这位童教授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了吗？他自己认为他确实是的。他在清华有许多朋友，我们谈到了他的从苏联回来的有建筑学学位的侄子童林修；谈到了机械教授钱伟长，他的经历正好与诺尔曼·白求恩相反。这位善良的加拿大医生来到中国太行山区抗日前线。而钱在那个时候先到美国，后又到了多伦多，进了白求恩的母校，在那里，他在机械理论上脱颖而出，他后来进入加利福尼亚伯克利一个火箭推进器研究所；谈到了曾在哈佛大学学习过的社会学家苏国衡；还谈到了其他一些直接或间接受过外国教育的人。所有这些类似的故事都反映出这样的实质：他们这些追求名利的人，还在教育着学生人也变成追求名利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崇拜西方技术的留学生。在中国，理论家产生于实践，特别是产生于迅速发展和扩大的生产和科学的实践。在他们的把持下，教育被引上了陈腐的资产阶级的轨道。当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冲击到他们的时候，他们确实成了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影响的人。
我们最关心的是曾经在苏联留过学的童林修的经历。他在国民党时期还只是个中学生，他比他的堂兄邢柏小12岁，1949年中国解放后他进了清华。他认为他不是象他堂兄那种旧知识分子，而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新的革命知识分子。他1952年入党，同年赴苏留学，成为一个“红色工程师”，他自己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是把业务放到了政治的前面。“我觉得红色工程师比白色工程师好，但最重要的在于得是工程师。”
在苏联学习建筑学时，他发现大学里脱离实际的倾向和国内一样，不过是在陈旧的西方形式下发展得更厉害罢了。如果提一个关于中国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苏联的教员们就都束手无策了。——于是童就到图书馆去阅读别人写的论文，并且自己也写了一些非常抽象的东西，这使他被看作为有前途的建筑师而立即得到重视。
在离开苏联时，他得到了可以作为他在苏联研究建筑学生活的总结的三件礼物：第一件是一个皮夹子，里面装着他的博士论文；第二件是一个镜框，里面镶着一幅记录着他在克里姆林宫里被授予奖章时的场面的照片；第三件是一个绘有克里姆林宫的浮雕图案的纪念品。这些对他来说都有着不容置疑的意义。
童没有认真想过这几件礼物的意义。当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把两条道路的问题尖锐地摆在面前的时候，他才认识到这些礼物和他内心的目标是不相矛盾的，它们反映了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实质。
童从苏联回来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大学里的师生都卷入了大搞生产的群众运动。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受到了彻底的批判，但他没有受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结果，他由于失望沮丧而抛弃了自己的业务。自从他犯了政治错误以后，他下决心要作一个“职业的共产主义者”，只注重政治而不管其他。显然带着这样的观点，在把清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大学的过程中，他是很难扮演正面角色的。尽管他是党员，但还是和他的堂兄一样，成为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
那些主管高等教育并担负着要按社会主义的路线来改造它的任务的富有经验的共产党员们，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呢？在50－60年代，在教育路线上的长期斗争中，他们真的没有能力对付童和钱那样的人吗？
我们和刘冰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从1956年到1966年一直任清华党委副书记，1970年以后又重新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现在。他是一个态度和善、说话温和的人，中等个儿，中等年纪，小时候，父母养活不了他，把他过继给一个地主家，1938年，他从河南的一所中学里跑出来参加了革命。
刘冰在1956年时看起来是一直非常顺利的。他在延安受过实际的训练，那时是在林彪的直接负责和毛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后来，他当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县一级的干部。1949年，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3]以后，又当了团中央的干部。他具有在农村中开展宣传教育动员群众工作的丰富经验。在清华，他成了一个关键人物。虽然名义上蒋南翔是校长、党委书记，但他很少有时间来学校，作为副书记的刘冰实际上主管日常工作，在彻底改造旧清华的过程中可以起关键的作用，如果他真要那样做的话。
实际上，刘冰并没有那样做。
刘冰说：“我刚来时，刘少奇和陆定一就说，‘过去我们是怎么培养学生的？现在我们需要正规化的大学。’我接受了这样的观点。
“蒋南翔说：‘不能用过去抗大的方法了，现在是在新的不同的时期了，我们必须培养出科学家。光靠一点马列主义理论，一点社会主义学习，一点军事训练，那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过去在抗大时，毛泽东告诉我们，应把转变学生的思想作为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应当努力做到（1）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2）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3）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但是当我来这儿的时候，大家都说这儿的工作正相反，我们这儿不是要转变学生的思想，而是要传授知识、科学，我们这里把技术放在第一位，把专家放在第一位。我们要组织登山队，去攀登科学的高峰。
“我想：‘可能这所综合性理工科大学确实与抗大不同，抗大的主科是社会政治理论。’于是我也将技术放在首位。
“关于教学方法，毛泽东提倡启发式，反对填鸭式，但是我们这里的规章制度束缚了学生的手脚。在延安时，学生们是生动活泼的，我们都要思考问题，进行争论。我想可能抗大的方法那时候是合适的，而这里有那么多的科学知识要学，可能确实需要填鸭式教学法，于是我接受了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法。
“毛主席一贯提倡学制要缩短，抗大的学制就很短，开始是3个月，后来是一年，然后就出去工作，当然，技术课程需要的时间长些；但也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陆定一建议10年，我们最后定为预科2年，大学6年，研究生3年，共11年，这比陆定一建议的还要长1年，这就是我们如何在清华创造性地执行陆定一的指示的。在讨论如何保证不使毕业生水平下降的问题上用的时间太少了，因此我们又加上了相当于减去的那部分内容。
“我想，我没有经验，不懂技术，也可能真的需要那么多的时间吧？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贯彻这个11年的学制，但多数人对此是不满意的，说，进校时是小伙子，毕业时快成老头了！”
清华的教员和老教授都不理刘冰，认为他没有资格来领导他们。1957年，这成了清华一个争论的焦点。
刘冰说：“1957年右派分子[4]跳出来，说：‘你只是个乡巴佬，一点技术也不懂’，在这种压力下，我相信我确实是个农村来的乡巴佬，我不懂任何技术，正因为如此，我才更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特别是听蒋南翔的。”
“但为什么右派分子把你作为主要的目标呢？”我问道。
“他们攻击我，因为我是党委副书记，而且我没有学术知识，蒋南翔是清华毕业生，他是抗日战争前毕业的。当时有一个口号，叫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蒋南翔显然是内行，而我是外行。我不但没有大学毕业，甚至中学也没有毕业。此外，我还是个地道的乡巴佬。
“作为一个从做群众工作改行来的老共产党员，我被认为是外行。一个中学生怎么能够领导大学教授？我一来，他们就摸清了我的底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努力发挥党的领导的特点，在工作中我收到了大量的意见，其中主要的一条是：‘别说废话了，我们早就听够了你的这一套了！’
“1957年右派分子的进攻中，他们继续对我个人进行攻击。他们提出‘乡巴佬滚开！’在农村，农民从来没有赶过我；当我在工厂领导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时，工人们是欢迎我的，我从来都是被当作同志对待的。但是在这儿，他们却想赶我！我真对他们的态度感到惊讶。我应该做出一些结论来，但我没有这样做。运动取得了胜利的时候，我们挖出了[5]二、三百个右派学生，在工厂也挖出了差不多同样多的右派。
“于是我就认为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挖出来了，阶级斗争也就消除了，我接受了阶级斗争熄灭论。
“我们打败了右派分子以后，毛泽东发表了我们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还提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公社和关于大跃进的号召。对于这些，我是非常高兴的，我看着所有这些新的发展，看着我们的学生去河南参加大炼钢铁，看着这样的群众运动我非常高兴，群众运动是我所熟悉的，我在其中扮演主角，我当了清华钢厂的主任。那可不象关在实验室里晃来晃去的。
“后来，1960年我们遭到旱灾、水灾，苏联撕毁协议。这时刘少奇立即出来说，我们的学生劳动太多了，教育质量下降了，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于是我们把学生从农村，从三大革命实践[6]中撤回来。并制定了关于各门课程考查的规定，什么样的分数要留级，什么样的分数要开除。
“虽然我个人是支持学生们出去劳动的，走资派说这是打乱仗。我却认为他们是正确的，是符合我的世界观的。所有这些非难都来自共产党内，走资派就在共产党内。我从没想过这就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此我也没有进行抵制。我接受了这些，我没有认识到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特别是在消灭了个体所有制之后，阶级斗争的深入。随着革命的深入，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出现了变化。我从农村来到城市，进入上层建筑的心脏，最有名的大学，但主观上我没有认识到这种变化，主观和客观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距离。这造成了我犯错误的基础。
[1] 1951年春，在朝鲜战场屡遭败绩的杜鲁门政府悍然宣布：在美国留学的理工科中国留学生一律不准回中华人民共和国。 ——译注
[2] 108将是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中的108个英雄人物。
[3]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组织，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4]1957年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企图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人被称为右派分子，他们中有知识分子、学生、国民党留用人员和个体生产者，有些共产党员也同情他们。
[5] 挖出的意思是由干部、积极分子从政治上对他们进行揭发、清算。
[6] 三大革命运动是（1）阶级斗争，包括所有的政治斗争；（2）生产斗争，包括所有的工业、农业；（3）科学实验，包括新发明、新规律。三大革命运动，即对生产和社会进行彻底革命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