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造反的权力
（8）揭发刘少奇
象到新疆一样，清华的学生积极参加了全国的这类斗争，这锻炼了他们的组织，使他们更加憎恨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边远省份的左派受的压制比首都更加残酷和触目惊心。因而也就比较容易理解，鉴于它的时间更长，所以什么运动都比首都和内地显著地落后。北京的学生比较活跃，经常是不守秩序的，但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一个地区的群众运动由停滞的受压制的状况转变为轰轰烈烈，令人振奋。
他们每到一处，立刻号召造反，他们也得冒着第二次、第三次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要被剥夺讲话的权利，组织的权利和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总是要经历坚决对抗、争取群众支持、坚持斗争等几个阶段。
“从这一切中，”苏环良说，“我们认识到最本质的东西是权，没有政治权力，人们什么也干不成，有了权，就能坚持革命。看到那么多的地方，都由走资派掌权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极为愤慨，我们把愤怒和仇恨都集中在刘少奇身上！”
其他学生和苏环良一样，对此有深刻的感受，关于国家事务如何管理，关于一个省、一个市、一所大学，它的现实的政治机构怎么样，是应该通过检验的，一场夺取权力的斗争是如何需要加以引导，他们所不用学的是如何准备自己去掌权。作为从北京来的斗士，他们总是受到特殊的待遇。他们的口号永远要比群众中的口号更为激进。当夺权运动开始以后，他们就想着去接管全国的权力。他们的能力和重要性被过分夸大了，他们开始以为，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的那些特殊的组织和派系，革命就不能成功，只有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只有他们该掌权。
但是1966年掌权的问题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造反派学生和受他们激励而组织起来的群众，还在为争取建立组织—作为自己的核心—的权利而战斗。在这个战役中，天安门广场10月6日的大会是个转折点。（译者按：此处大会地点有误，应为工人体育场的大会）这是个全国造反派的大会，他们一起来庆祝革命造反精神的胜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痛斥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而不论他的地位有多高。他们来彻底抛掉党委和工作组强加给他们的反革命的帽子。
蒯大富是这次大会的领导人和主要组织者，这个事实使很多人改变了看法。在学校里，他自己的组织井冈山兵团在两个星期前才刚刚成立。这是由所谓第四类的“反革命核心”组成的，这些人，连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都不敢吸收他们加入组织，因为他们被清华工作组搞得太臭了。现在这个组织成了全国造反运动的核心，因为他们坚贞不屈，寸步不退，事实已经证明他们是正确的，他们的威信极高，名声远播。
无论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给“反革命”平反，还是揭露工作组权力的根源……这些问题在8、9月份都已经提出来了，而10月6日的大会是这种斗争达到高潮的一个标志。造反派士气大振，继续发动攻势，保皇派组织开始溃退。到11月底，清华大学保皇派红卫兵部分人组织了个造反团，脱离了原来的组织，这引起了大量的个人反叛和成群结队的退出。
保皇派死硬分子害怕他们的路线的彻底崩溃，就改变策略，他们把一腔怒火从造反派身上转移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身上，指责它执行了极左路线，形左实右的路线，是一条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陶铸发动进攻的政治基础。他是几个星期前刚从南方调到中央来的。陶铸的路线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包括中央文革的同志在内。“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保皇分子说，“踢开中央文革！我们不要保姆！”在右的方面，他们自身难保，突然又从左的方面发起进攻，这是一个制造混乱的借口，一旦得逞，将扼杀整个造反运动。在清华园，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是贺鹏飞和李井泉的儿子李黎风。在这些基层的年轻人进行斗争的同时，中央内部也在进行斗争—为刘少奇掌权而作垂死挣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激烈地反对这种“踢开论”，而团结造反派继续革命。在她的帮助下，清华所有的造反派组织实现了联合，废除了原来的组织形式和名称，合并为井冈山联合兵团，与此同时，保皇派的组织土崩瓦解了，清华红卫兵的残部公开烧毁了他们组织的印章，然后都以个人名义加入了新成立的兵团。这个大会是在11月19日召开的，这是清华造反派运动的高峰。所有这些政治上活跃的学生、教职工都团结在一个组织里，反对力量完全崩溃了。“保皇派被我们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打垮了，权力从他们手里夺回来了。”苏环良说。
整个运动的矛头便直接指向刘少奇。在11月25日的大会上，这位共和国的主席被学生们指名道姓地宣布为走资派，从此以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国内外对刘少奇的正式称呼。
1966年清华发生的事件都是在全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几乎所有的大中学生都参加了政治活动，后来又扩展到工厂、农村。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早期红卫兵和8月5日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激起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动荡。
造反派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向控制他们的人发起挑战，当权派很快就拼凑成名义上是革命的而实际上是忠于自己的红卫兵（当然通常先有保皇派组织）。当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双方都感到联络的必要，各群众组织先是派代表到其他地方去和那些相同观点的人进行串连，同时揭露那些当权派和运动领导人的问题。北京学生走出去，如我们看到的，去组织年轻的造反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和保皇派都跑到北京来，找他们所最崇拜的学生组织进行串连，来看北京的大学里那些充满了生气的大字报，把北京的斗争精神带回自己的组织里去。在毛泽东8月18日接见百万红卫兵以后，要求到北京串连的人增加了好几倍，不只是为了串连，学习革命经验，而且为了亲眼看见毛主席。由于乘车不要钱，后来的三个月里，数百万的人涌进了北京。他们的住宿、吃饭和对他们的其他照顾，从财力物力上给了整个社会以极大的压力。所有的大中学校都成了临时招待所，单清华一处，那时期就接待了4万多年轻的参观者。总的看来，这种惊人的旅行的政治意义在于鼓励造反，加强左派，暴露右派。但是仅仅一次上北京的旅行是不能够把问题搞清楚的，特别是自从北京的学生运动分裂成至少三派以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如已经知道的反对工作组的斗争—在所有的地方都要重新进行战斗。
秋天，天气渐渐凉了，大量的外地串连学生也渐渐地少了。中央文革小组号召所有的人“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并免费运送那些串连学生回去。很多学生响应了这个号召，也有很多学生继续以步行串连，用长征来代替乘坐火车。他们的目标是建立联络，联系群众，在路途艰难之中激发革命意志，参观有历史意义的圣地。苏环良等沿着1935年红军长征路线相反的方向，从贵州遵义走到湖南的韶山，共约650公里。
高衡庆，清华化工系的学生，父亲早年是福建福州市的三轮车工人，和其他13个人一起从福州走到江西的井冈山，路程350公里。他们非常爱听老农们回忆内战时期的故事。那时候，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工农红军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当地的当权派害怕出现造反，所以乐于看见他们这伙好斗的年轻人继续向穷乡僻壤跋涉行军，发给他们在路上每天8角钱的补助费。这些年轻人出去了，本地的形势自然会更加稳定。当然如果有一个学生走丢了，其他年轻人肯定会提出令人为难的问题，还会动员留在家里的人造反。最好的办法是，对这些外来的“煽动者”敬如上宾，给他们住好的旅馆或招待所，给他们吃好的饭菜，让他们成为独立的一派，也比用遣责和镇压的办法迫使他们造反强。但是，如果认为当权派学得快，那么年轻人学得更快，他们拒绝了所有这些糖衣炮弹，他们改变了继续长征的计划而决定留下来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因为那时候清华的斗争性强的学生于1966年11月中旬大多数都回到自己的学校去了，去搞造反派的大联合和开展公开揭发刘少奇的运动。
由于清华长期以来就是走资派在教育战线上的一个堡垒，而文化革命开始以后又成为刘少奇镇压群众运动的典型，它也就成了批判刘少奇和他的路线（他的路线曾破坏了这里的运动）的典型。实际上是采取了同刘的夫人王光美直接对抗的形式。从王光美8月份离开清华园以来，受过她镇压的学生就要求她回来当面接受批判。11月中旬，联合兵团成立以后，恢复了精力，学生向中央和中央文革一再要求把她送回清华接受批判。蒯大富甚至戏剧性地组织群众到中南海门口静坐。但是如给我们提供情况的人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时机不成熟，准备不充分而没有同意。
1967年1月6日，在上海工人、学生、革命干部进行夺权的前夕，蒯大富和他的亲信们把王光美弄到手了。他们说服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向她询问了过去的事情，要求她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她的新的革命热情，要她同父母划清界限。让她打电话给她妈妈说病得很厉害，要汽车来接她。这电话不仅把王光美，同时也把刘少奇也骗来了，他们被蒯大富抓住了。刘少奇被释放回城里去了，而王光美被留下并被带到一个群众大会上去接受批判。对于这样的既成事实，周恩来下了三条指示：（1）要讲道理，不许动手；（2）不要进行人身侮辱；（3）要给她适当的食物和住所，做完检查立刻把她送回中南海。
蒯大富只传达了第一、二两条，没有传达第三条。这个群众大会是失败的，学生们没有做好准备工作，他们没有关于过去的路线、政策的事实来进行正确的揭发，只是少数人发言，而王光美一反驳，他们就不知所措了。这个大会以前，很多左派都外出了。王光美是很机敏的，接触到重要问题她就拒绝回答。她声称这违反保密原则。“因此我只能向毛主席、党中央谈，我不能泄露国家的机密。”她说。这样，她就挫败了她的对手。用事实和辩论打不倒她，最后蒯大富只得把她赶下台去。但是没有立刻送她回城里去，而是把她带到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让他的副手对她进行威胁和严加盘问她的秘密。但这也完全没有用。这一切都直接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违反了毛泽东的政策。这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预兆，予示着有朝一日，学生们肯定会去擢取权力的。
4月，批判刘少奇的运动的时机成熟了。从全国收集到了大量的材料。显然，毛泽东、周恩来认为时机成熟了。因此，当清华造反派再次提出要求当面批判王光美的反动路线时，得到了批准。4月7日，全国发行的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发表了关于清华工作组执行反动路线的社论，题为《“打击一大片”是为了“保护一小撮”》。这篇文章点了王光美的名，详细地批判了她在清华的错误。4月10日，她被送回清华，在清华井冈山兵团召集的群众大会上受批斗。有将近50万人参加，很多人从河北保定、天津等地赶来。这次准备得充分些，群众也发动起来了，一辆广播车在城里来回宣传这次批斗大会的消息，到处张贴着大会的海报。包括中学、工厂在内的约300个组织受到邀请，他们有的派代表来，有的干脆宣布放假关门，全体都上清华来。大学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广播的声音传到很远的地方。几千名清华的师生，夜以继日地总结刘少奇文化革命前后的材料，一切可以收集到的材料都收集到了。经过详细审查、整理，然后公布出去。校园内，马路两侧到处贴满了批判大字报，全北京的草席都用来作大字报棚贴大字报了。还采用了评论、漫画、图片、诗词等形式，到处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气象。
为了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成立了特别的指挥部，下设几个组：大字报组、对外联络组、后勤组等等。
“我们看到王光美低着头站在台上听我们批判时，我们又回忆起去年夏天她是多么严厉地镇压我们，我们感到我们是真正站起来了。”苏环良说。
会上，让王光美高高地站在四把椅子搭成的台子上，以便让成千上万的人都能看见她。她头上滑稽地戴着宽边草帽，象英国贵族在游园会上戴的那种帽子，脖子上挂着一串染成金黄色的乒乓球，她那丰满的身上穿着紧身旗袍，脚上穿着高跟鞋。她的这全套怪诞衣装，是模仿几年前她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穿的衣装。
“这样做不好，”苏环良说，“这违反了政策，这样的模仿是对她进行了人身侮辱，这损害了批斗大会的思想上的严肃性。重要的不是去嘲笑她的资产阶级外表，而是揭露她的错误路线和工作方法。”
王光美后面还站着六个领导干部，他们都是清华历史上的反面角色：彭真，前北京市长；陆定一，前中宣部长；蒋南翔，前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薄一波，前国家经委主任；杨天放，前林业部长、清华工作组副组长；叶林，清华工作组组长。他们六个人在会上都发了言，批判自己过去的错误和揭发王光美。在他们之前是由曾经受过她—刘少奇的爱管闲事的夫人—的迫害的人的控诉。
会议开始是由两个过去被打成反革命的红卫兵发言，其中一个人曾在残酷的镇压下被迫卧轨自杀，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面发言的是一个“靠边站”的干部，再后面是一个从桃园大队来的农民发言，这个正直的人被王光美撤掉了队长职务，换上了不称职的拍马屁的人。
这些王光美的受害者的控诉，激起了群众的义愤，他们愤怒地高呼：“打倒刘邓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革命进行到底！”千万个喉咙里发出的吼声，象汹涌的浪涛此起彼伏。
他们猛烈抨击这个戴着草帽和乒乓球项圈，外形丰满的王光美。看起来她站不了多长时间，但还是让她一直站着。大会继续进行着发言，……彭真、陆定一、叶林……甚至还有一个美国人发言，他是在北京广播电台的代表西德尼．利登倍格，他带来了国际友人的祝贺和支持。
这次大示威的领导人和主要组织者是蒯大富，这种权力使他成为清华井冈山联合兵团这个全国最有声望的红卫兵组织的领导人。如果在这以前蒯大富的名字还没有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的话，这次大会也会促使他成为这样的名词。
群众直接批判王光美标志着北京批判走资派达到了高峰。与会者的团结、热情使所有的人增强了能力、决心和胜利的信心。但是实际上，井冈山兵团内部已经出现了磨擦，这种磨擦又腐蚀着造反派的团结、意志和成就。尽管如此，在大学里他们还是巩固了他们所赢得的地位、威信和权利。
